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3. 評湯斌禁毀五通神--清初政治菁英打擊通俗文化的個案  尤淑君


一、  作者簡介

           蔣竹山為政治大學歷史系學士(1987-1991)、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1991-1995)、清華大學博士候選人(1997-)[1]目前於國立東華大學擔任兼任講師(2001.2-),曾任《新史學》助理編輯(1998.4-2000.8)、《中國科學史通訊》助理編輯(1999.10-2000.4)花蓮大漢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2000.8-)、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人(2003-2004)。作者的研究興趣相當多元,從祠神信仰的社會史擴展至新文化史的領域,再專注於明清醫療、身體、疾病與社會文化史,著述豐富,並有一《新文化史工作坊》網站,介紹西方史學理論,明清學界最新動態,收錄作者多年之教學經驗與研究心得,值得參考。[2]

二、  內容要旨

           本文為作者改寫其碩士論文〈從打擊異端到塑造正統--清代國家與江南祠神信仰〉的第四章,全文分為五個部分,除前言與結論外,分別檢討湯斌的風俗改革政策,湯斌毀五通神,江南地域社會對禁五通神的反應等層面,欲透過江南的祠神信仰,觀察政冶菁英處置淫邪神祇的措施及態度,進而探討清政權如何利用地方祠廟來達成其正統皇權的塑立。

           本文首先藉謬彤(1627-1697)〈毀上方山神祠記〉之文,說明清初士人對「淫祀」的認定,並由歷代對神祇「正」「淫」神格的爭議,指出「正祀」與「淫祀」只是相對的概念,並非絕對不變。不過,自宋代以來,五通神淫邪神格屢受士人批評,卻因其神力能使人致富,信奉者眾,難以禁斷。直到清代,在中央大力推行禮制改革及禁異端思想的影響下,地方官禁毀淫祀的行動都較前代澈底,尤以湯斌(1627-1687)禁毀蘇州上方山五通祠一例,最能展現國家權力介入地方社會的面向。

           其次,藉由湯斌任江蘇巡撫的風俗改革政策,表現出當時中央對地方風俗的關切,尤其是倡修先賢祠的作法,試圖重振國家祀典中的祠廟地位,重塑士民景仰的新典範,反襯湯斌毀五通祠的動機,實有深意,不是個人好惡的行動而已。再者,指出江南地域社會信奉五通神已久,積習成俗,迷信靈力,以蘇州上方山五通祠香火最盛,信徒眾多,亦不乏士大夫者流。湯斌對五通神的信仰不以為然,甚至斥為邪鬼,視為敗壞社會風俗的罪魁禍首。在地方士紳的支持下,湯斌親率部將至上方山,毀去五通神神像,整頓地方祠廟,另塑關聖帝君像,鎮攝人心,防止五通再起、死灰復燃。並藉由康熙皇帝的諭旨,使禁淫祀令持續推行,更推廣到直隸及各省,「海內五通廟悉行毀」,很大程度抑制了江南五通神信仰。

           最後,作者就士紳反應、湯斌事蹟的神化、禁五通的成效及五通信仰的後續發展來討論江南地域社會對禁五通神的反應。江南地方士紳並不反對湯斌禁毀五通神,但卻擔心官方執行的成效,又害怕引起鬼神報復,不得善終。在畏懼五通神報復的心態下,逐漸生成某種的「道德焦慮」,認為只有像湯斌、尹繼善那樣有正氣的人,才是五通神的剋星,因而能不受其禍。湯斌採取禁毀的方式,打破了相傳已久的民間禁忌,使湯斌在民間的形象逐漸被「神化」,表現出「邪不勝正」的觀念,並比附唐代名相狄仁傑(630-700)的聲望,策略性地凸顯湯斌禁毀五通神的正當性與神聖性。而且,由於有康熙皇帝的支持,當時官方禁毀五通神的影響力深入江南地域社會,也讓非奉五通神的地方祠廟連帶受到池魚之殃,成為官方查禁淫祀的目標。不過,據種種資料顯示,五通神信仰仍於民間流傳,並未被完全禁絕,只是礙於官方禁令,不敢公然祭祀罷了。直到道光年間(1821-1850),五通神信仰似乎恢復查禁前的盛況,官方禁令已喪失效力,顯示了國家權力日趨衰退的面向。

三、  討論與檢討

           自美國學者韓森《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3]一書出版後,學界逐漸關注民間宗教與社會變遷的關係,企圖結合宗教史與社會史的研究,探討民間宗教與地域社會的關係。其中又以美國學者萬志英,曾針對五通神信仰,頗多著述,於2004年出版《不祥之儀:中國宗教的神魔文化》,可說是五通神信仰之大家。[4]作者蔣竹山自不會忽略萬志英的研究成果(35),並於其研究基礎上,著重探討清代國家權力、五通神信仰及江南地域社會的關係,企圖討論國家權力與民間信仰,政治菁英與士紳階級(gentry),儒家文化與通俗文化之間的互動與衝突。

           然而,作者討論湯斌禁毀五通神時,往往著重國家權力施壓於民間宗教的面向,即使文中曾有一節專門討論江南地域社會的反應,但受限於資料上的不足,我們只能看見來自於當地士紳的反應,卻未見地方菁英(elite,在地方社會具有影響力者,不全是有功名者)的觀點,也忽略了身處於江南地域社會的平民百姓為何崇信五通神、屢禁不衰的根本原因。[5]作者也注意到官方以整飭「地方風俗」為名,干涉民間宗教活動的情況,但五通神信仰發達的原因,很大程度源自於江南地域社會(太湖流域)的高度商業化,官方的風俗改革政策未必全出於禮教的考量,是否涉及江南地區豐富的經濟利益,即地方賦稅的部分,本文卻未明確闡述,甚為可惜。而且五通神信仰並非只流行於江南地域社會,[6]例如江西、福建山區也有類似五通信仰的民間宗教,應當就流行五通信仰的地域社會,說明其文化或制度上的差異,予以辨別,較為妥當。

           從作者引用的文獻中,可見明清士人屢強調五通神的淫邪神格,認為婦女屬陰性,易受妖魔壓迫。但婦女又可藉五通神附身,成為女巫,被賦予某種「上達天聽」或「神靈眷顧」權力,因此在明清江南地域社會中屢發生夫家讓婦人「通神」換取財富的醜劇。從這些婦女通神的案例,不得不讓筆者想進一步討論明清婦女與五通神信仰的關係,或許可以運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7]的概念來詮釋士人對婦女懷有某種陰性力量的焦慮感。明清士人筆下的婦女似乎對五通神十分畏懼,但事實上婦人一直是民間信仰的主體,例如黃六鴻(1633-1693)曾在《福惠全書》特別指出:大戶人家的婦女把外出當作休閒的現象,批評這些婦女以燒香敬佛為名,頻頻出入寺廟和一些公共場所,暗行不軌之事。地方官吏則主張禁止婦女外出敬香,以免違背禮教,擾亂社會秩序。從這個面向來看,我們也不能排除某些婦女用五通附身,掩飾其越軌的性行為,或作為逃避婚姻責任的藉口,或掙脫儒家禮教的束縛。或許我們可以說,五通神的存在,也有可能是人們企圖藉由其淫邪神格,舒展自身慾望在禮教下的某種正當性出口。

           作者不用學界常用的「民間信仰」一詞,直接創新名詞,以「祠神信仰」來作為狹義的「民間信仰」,似有必要解釋。尤其針對五通神信仰作為觀察對象時,應說明五通神信仰與江南地域社會的通俗文化之間的關係,否則似不足以含括廣義的、抽象的、不具單一性的通俗文化。就本文意旨來看,湯斌禁毀五通神的表現,無疑殺雞儆猴,可說是國家權力對民間信仰的抑制,試圖將官方認可的儒家文化滲透到民間信仰之中,以求達到移風易俗的效果。在這思考脈絡下,與其說五通神信仰是江南地域社會的通俗文化之一,不如說是非官方認同的民間信仰,似乎較為精準。

           最後,指出本文的些許錯誤。

           一是江寧巡撫或江蘇巡撫未統一。作者於文中,屢有混用,應查考清代官制,統一名稱,不應照抄史料,造成誤解。為求正名,筆者遂查《聖祖仁皇帝實錄》記載,稱「江寧巡撫」。[8]又據《清史稿•職官志》、《永憲錄》、《清朝文獻通考》、《清朝續文獻通考》等書,則稱「江蘇巡撫」。再考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錢表於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之記載,則兩者並列,語焉不詳。為釐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與《清史稿》之矛盾,遂查乾隆年間《江南通志》,可知「江蘇巡撫」之前身為「江南巡撫」,[9]以致官書多有混用,辨別困難。據筆者考訂,湯斌之官名應統稱為「江蘇巡撫」,始為正確。

           二是王士禛、王士楨及王士禎非三人(72),應為一人,即王士禛。我們當注意,「禛」字為避雍正皇帝愛新覺羅胤禛(1678-1735)名諱,遂改為「禎」,「楨」乃誤寫之過。

           三是「虐熙」,有誤,應為康熙。(88)

           四是作者曾藉士人要求歸正甫里書院之例,證明士人肯定湯斌的禁毀行動,並與官方配合,要求興復各地書院的態度。細究其經過(94-95),汛弁兵的不願配合,似乎更顯示出地方士紳要求興復各地書院的動機,未必與官方一致,地方士紳看似贊同官府的行為,有時也可能被扭曲,反而與官府互相衝突,甚至成為挑戰國家權力的力量。作者用此例來說明士人願意配合官方禁令,是否合宜,似需商榷。



[1] 蔣竹山,〈從打擊異端到塑造正統--清代國家與江南祠神信仰〉(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5)。蔣竹山博士論文題目〈清代人參的歷史:一個商品的研究〉,大綱可見《新文化史工作坊》(http://134.208.3.234/eric/history/phpBB2/viewforum.php?f=9),擷取時間:2006.4.17

[2]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師資》(http://www.ndhu.edu.tw/~dhist/teacher/chushan.htm);《新文化史工作坊》(http://134.208.20.227/New_Culture/index2.htm),擷取時間:2006.4.17

[3] 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中譯本:韓森,《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4] Richard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書評《美國歷史評論》(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cgi-bin/justtop.cgi?act=justtop&url=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ahr/110.3/br_22.html),擷取時間2006.5.4

[5] 《清會典事例》,卷400,〈風教四〉,頁467a。「國家祀典,自有常經,邪說誣民,本干例禁。如該御史所奏蘇州府城西十里楞伽山土人立五通祠。前於康熙年閒毀祠踣像,日久禁弛,賽饗如故,及女巫假託神語,按簿還願,陋習相沿,不獨蘇州一府為然,不可不嚴行飭禁」。

[6] 宋•洪邁,《夷堅志》,卷19,〈江南木客〉,頁146-147。「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異,多依巖石樹木為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腳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大抵與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人乍富,故小人好之。致奉事以祈無妄之福,若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遇盛夏、多販易材木於江湖間,隱見不常,人絕畏懼,至不敢斥言,祀賽惟謹。尤喜淫,或為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見本形,至者如猴猱、如尨、如蝦蟆,體相不一,皆趫捷勁健,冷若冰鐵,陽道壯偉。婦女遭之者,率厭苦不堪,羸悴無色,精神奄然。有轉而為巫者,人指以為仙,謂逢忤而病者為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臥不起,如死而復蘇者,自言身在華屋洞戶,與貴人驩狎。亦有攝藏挾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即發狂易性理乖亂不可療者。所淫據者,非皆好女子,神言宿契當爾,不然,不得近也。交際訖事,遺精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

[7] 關於性政治之概念與運用,詳見甯應斌,〈性政治:性運的由來及其派別〉(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20030823sexpol.pdf),擷取時間2006.05.02

[8]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15,頁203a,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丁巳。

[9] 清初沿襲明代嘉靖朝以來的蘇松巡撫,置江南巡撫,駐蘇州府。康熙六年,江南分省,江南巡撫遂更名為江蘇巡撫。值得注意的是,《清史稿》記為「順治十八年,江南分省,更名為江蘇巡撫」,但順治十八年只是將右布政使司駐所移往蘇州。直到康熙六年,左右布政使司才分別更名為安徽、江蘇布政使司,因此江南分省應為康熙六年。《清史稿》,卷116,〈職官志三〉,頁3342。至於「江寧巡撫」之稱,散見《清史稿》、《世祖章皇帝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池北偶談》等書,雍正朝以降則不再出現,可能是順治、康熙朝官制未定、名稱混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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