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4. 1950年代以後臺灣歷史學的發展  張欣宇


遷台以後,一開始的十年,可稱為大陸史料學派的延續時期,[1]0年代

以後,進入解釋史學時代1963年創刊的《思與言》雜誌對史料學派觀點最早提出批判;再者,六0年代是內地來台學者逐漸退隱、凋謝,也是第二代學者大亮崛起的時代;從歷史研究、教學的單位來說,此時也是在數量上大量增加的時代,故以六0年代作為分期。史料學派受質疑後重視社會科的理論與方法的史學代之成為主流,解釋史學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以復刊於1971年的《食貨月刊》為代表,介紹歐美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入臺,史料範圍因而擴大,社會史成受重視的一學科。而後,對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開始有了反省,而有杜維運「史學的自主性」、余英時「史無定法」之說。[2]1987年,島上解除了實行將近似十年的軍事戒嚴,正式開放黨禁和報禁。自此,由以前黨外活動所發起的「本土化運動」,開始波及各個區域。臺灣史研究蔚為主流。史學界進入了新的課題。

一、  史料學派:1949-1960

胡適、顧詰剛、傅斯年等人所代表的史料學派,在19201930年代

的中國史學界以及學術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遷台以後,中華民國在研究單位上只有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及1955年創立的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教育單位只有台大歷史系、考古人類學系、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及東海大學歷史系。在研究及教學工作上,多為來台學人所擔任,故幾乎是延續大陸時期以史料學派為基幹,以中國史研究為主流。此時的學術性刊物,如1950年創刊的《大陸雜誌》、《台大文史哲學報》,1953年創刊的《台大考古人類學刊》等均是。中國各斷代史專著出版極多,史料的整理編纂及出版亦積極展開。[3]但不論研究或出版,都以大陸時期的以史料為核心展開。

(一)蔚為主流的原因

史料學派盛行原因,主要是傅斯年將史語所的研究風氣,帶進了台大,通過台大的教育,在台灣史學界影響深遠。[4]另一方面,與日本在台灣建立的學術傳統有一定聯繫。1895年日人據台後,企圖將臺灣建設為南方熱帶研究中心,當時以歐陸科學史派的方法蒐集史料、考訂個別歷史事件,此研究方法,與「歷史就是史料學」的理念並無實質上的差異。[5]1949年前,胡適和傅斯年等人就常以批評者的身分批評國民黨的一些政策,但他們仍置身於政府之外,企圖保持西方模式的自由主義,一種「獨立」的立場。而到了遷台後兩岸緊張的政治環境中,當時史料學派的理念,即學術要與現實保持適度的距離,反而使歷史學能在專制政府下而有蓬勃發展。而胡適提倡自由、實證主義的治學方法,因時人嚮往自由風氣而更被接受。[6]

(二)對史料學派的反省

然而,當時的學術界對這種崇尚自由主義、實證主義的思潮,並非沒有

反對者或是批評者。錢穆就從民族國家的立場出發,宣揚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史學要與現世結合。[7]徐復觀甚至批評胡適為國民黨葬送思想界禍首。殷海光在〈科學與唯物論〉以及〈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兩篇文章中,希圖在新的學術背景下,重新認識科學主義及其功能,其所追求的突破,就是要突破「史料學派」的藩籬,以「科際整合」打開歷史研究新局面。[8]殷海光的發聲,是借鑒社會科學進行歷史研究的的先知眼光。

二、  解釋史學:1960-1987

(一)史學理論、方法的革新

1960年代以後,臺灣的歷史學發展進入了一新的時期,此時第一代「史料學派」的史家相繼老去,即使沒有過世的,也由於種種原因離開了臺灣。如「史料學派」最重要人物之一的胡適,便於1962年過世。[9]而年輕一代的史家大量出現,其中有長期留學歐美返國者,他們對於老一輩以考訂史料、研究個別歷史之研究方法不甚滿意,遂有新方法出現。1963年創刊的《思與言》雜誌,是臺灣歷史學研究方向轉變的重要里程碑,[10]可以看出臺灣與西方史學研究之間開始的聯繫。這份雜誌的創辦者,[11]認為要了解歷史本身的複雜、多樣,單靠傳統的史學方法是不夠的。為此,他們要藉助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手段,他們承認史學需要考證,但在敘述之外,還要有「解釋」。對於史料學派考史而不著史的態度,則批評為「考之者不憚其煩,覽之者難以卒讀」,「無怪乎一般讀者避之唯恐不及」。[12]在這之後,《思與言》雜誌成為介紹、研究西方史學思潮,並以此來推進臺灣史學研究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主要陣地。[13]

社會科學的理論流行於臺灣,也與時局有關。由於冷戰的局勢,許多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生、學者無法去大陸接受語言練、從事研究,加上國民黨政府以「正統中國文化」的代表者自居,臺灣自然成為培養美國「中國通」的基地,[14]於是有在美國資助下成立的中研院近史所。1950-60年代,西方及美國史學界,對史學及社會科學的聯盟非常重視,故西方史學界的變化,影響臺灣甚大。美國學者的來訪和受訓,由臺灣赴美留學、以後又長期或短期回來教學的人物,在台灣史學家瞭解西方史學思潮這方面,皆出力甚多。

在社會科學方法的影響下,對人類社會的研究有了不少突破,這種突破對史學研究帶來了衝擊,主要表現在史學家眼光的擴大與轉向──從個人擴大到集體、從上層轉移到下層──具體表現為社會史的興起。臺灣社會史的興起,除了西方教育人士的推動外,六0年代以來,歷史教育機構在臺灣激增,高等院校也開始提升擴大,[15]以及國內史學研究機構大幅擴大也有很大關係。

1971年《食貨月刊》復刊,提倡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呈現出年輕一代學者對西方、特別是美國史學,採用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研究歷史的作法,有著濃厚的興趣。《食貨月刊》譯介了許多新的理論與方法到臺灣,其中,用統計方法從事量化史學的譯介最多,最受讀者重視。[16]當時的臺灣史學界,由於意識型態的原因,對於希求在歷史中尋找規律的馬克思主義學風,自有天生的反感,因此對於社會科學所帶來的新的治學方法,很容易接受。據許冠三統計,在食貨復刊後的十年中,因科際史學遠景而編纂的書籍,平均每年在一本以上。在其列出的書籍中,王晴佳特別提到此書單還有遺漏,也就是實際上出版的書籍更多。[17]

(二)對社會科學的反省

但同一時期在杜維運的《史學方法論》一書中,對於如何運用社會科學方法治史,所花篇幅甚少。杜維運更強調的,是以「歷史輔助科學」,他主張歷史的自主性,認為歷史的變動有一種神秘的地方,而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只有輔助作用,無法幫助史家獲取歷史的神韻。[18]杜維運對史學自主性的重申,說明了臺灣史家對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開始反省。

1980年代以後,史學家之間慢慢取得一種共識,即量化史學已經由史學的一個新學門,轉變為一種研究方法。對量化史學的反省,古偉瀛提到,「量化較大的助益是在從事研究的過程中,而非在其結果。」[19]但量化史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成為社會史、經濟史研究者的必備條件之一,並使得史家注意起使用電腦做文字與資料處理的工作。量化史學衍伸出的科學方法,表現在電腦寫作、以及今日線上資料的應用,皆可視為臺灣史學界的新發展

當時學者積極提倡透過方法論的革新,來改造史學研究,然而他們的期望與實際效果之間,還是有明顯距離。如李東華提到,「大家認為日趨重要的社會科學理論方法,雖然少有實際被運用到研究上的」。[20]因此,在研究方法論上,出現了一些批判性的反省。如黃進興提出,如果只希望社會科學對史學研究作一種方法上的指導,其貢獻「是相當受限制的」;[21]黃俊傑則希望史學界同仁在注重吸收西方社會科學方法時,也注意中國的學術傳統。[22]由食貨月刊復刊後的情況來看,真正運用新的方法研究歷史的並不太多,比較多的是翻譯與介紹。對於這一點,余英時在1979年《史學評論》創刊時的〈代發刊詞〉,就提出了「史無定法」這一論點,明白表示史學有其自主性,社會科學的方法只能在技術層面上予以幫助。[23]

(三)從地方史到具有民族史意向的臺灣史

上述史學領域的擴大,與社會科學結合的一個結果,而有臺灣史或臺灣研究的開展,[24]在改革開放下,1980年代後期以後的臺灣史,成為臺灣史學研究的熱點。然而,1987年以前,臺灣被視為中國的一個地區,因為美國將台灣視為中國研究的「實驗室」,在此定位下,臺灣史一詞,並非普遍存在。而從作為地方史的臺灣史到具有民族史意向的臺灣史,這一名稱在目前的普及運用,從一個側面表明臺灣「本土意識」的高漲。[25]

1970年以來,愈來愈多的臺灣本省人士進入政壇,對內政與外交政策都有顯著的影響。1980年代,政治開始較為鬆動,知識界和學術界也產生不少新的動向。臺灣意識開始蔓延開來,1983年以後,以臺灣史為題的學術研討會,幾乎每年召開。臺灣史教學與研究的廣泛開展,本身反映了臺灣人歷史、認同意識的轉化,又促使臺灣民眾與知識界更深入考慮認同的問題。1983年,臺灣的校園歌手侯德建奔赴大陸,引起社會與學界的廣泛注意。[26]針對他行動背後的認同意識,開始有了中華意識與臺灣意識的討論。主張臺灣意識的人,將中國意識與專制統治的國民黨等同起來,因而回頭去追尋日本統治時期,有助於臺灣近代化發展的部分,將之視為臺灣異於大陸社會之特點。

 

三、  走向民族認同的史學:1987年以後

1987年,解除了島上實行將近似十年的軍事戒嚴,正式開放黨禁和報禁。自此,由以前黨外活動所發起的「本土化運動」,開始波及各個區域。1991年國民黨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承認中共為政治實體。1992年通過刑法100條修正案,臺獨言論不再定罪。這一時期臺灣史學界,從思想觀念到研究課題與方法,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四)史料開放對臺灣史興盛之影響

從當時臺灣史學研究的情形,史料的開發、開放最為值得注意。新史料的湧現,以與臺灣有關的佔最多數,因此,臺灣史研究的興盛,是解嚴以來史學界最明顯的變化。[27]在史料的收集上,可追溯到1688年清朝首任臺灣之府蔣毓英纂成的第一部臺灣府志;而日本統治臺灣其間,在民俗、風物等資料的收集方面,也用力甚多,如伊能嘉矩為臺灣史研究的先驅人物。1948年國民黨成立臺灣省通志館,翌年擴大改成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又開始出版《文獻專刊》,以後更名為《臺灣文獻》,此外,各縣也逐步成立了文獻委員會,出版各種史料文獻。官方的收集外,社會上也有不少自發的組織,如1946年成立的臺灣文化協進會、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後改名經濟研究室,出版譯作、史料綜合整理、研究報告等多種叢書。[28]

解嚴以前,特別是1980年以前,臺灣史的研究主要以收集史料為主,研究性著作較少。解嚴後,政府部門也將原來封閉的檔案公開,由民間發起和贊助的史料整理工作有了蓬勃的發展。故宮也將整理檔案的重點移到臺灣,整理出版與臺灣有關的清朝檔案。官方對臺灣研究的推動,除了檔案的整理開放,也表現在修志的積極態度。198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成為「臺灣史研究所」的前身。中研院近史所的口數歷史工作,採訪對象也從黨、政、軍要人士逐步擴大到平民百姓,為臺灣歷史記憶的建構服務。[29]

(五)本土意識的形成

解嚴之後以中國史角度考察臺灣史的人,逐步退居少數,本土意識的展現,表現再將臺灣史的研究,作為建構臺灣民族、國族認同的一個重要渠道。臺灣史研究的面貌,也有了改變:1.新領域的開拓,如平埔族群、日據時代臺灣史研究的開展;2.研究禁區的突破,如二二八事件的研究;3.歷史解釋的變化,如突破漢人中心主義,重建平埔族的歷史解釋;肯定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的建設成就;發現臺灣歷史的主體性。[30]

強調臺灣歷史解釋中的本土概念,以及追求臺灣史觀,其目的是為了「以臺灣社會、臺灣人民為主體來解釋臺灣歷史」,或「歷史應該讓民眾了解,民眾才是歷史發展的重心」。但不可否認的,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其居民構成,以漢人為絕大多數,原住民的比例佔百分之二左右。李國祈和陳其南在1970年代展開的討論中,即臺灣的漢人社會,究竟與中國大陸的漢人社會,存在什麼不同的特徵?「臺灣人」究竟該如何定義?[31]陳其南在1996年的〈臺灣史研究的政治意涵〉中,提到「在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族群定義上」,臺灣人「只不過是華人或漢人社會的一個地方性成分而以已,「從歷史和文化型態來看,臺灣社會基本上仍是中國或漢人社會」,「將臺灣人的意識升高為民族的範疇,往往與政治訴求有關」。[32]

(六)中國史的定位

1980年代末期,兩岸走向開放,臺灣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可以到大陸參加會議或從事研究、蒐集和閱讀資料。然而據張玉法觀察,大陸的開放也增加了研究中國史的難度,因為到大陸去突然面對耗繁的檔案資料,研究者無從下手,因此「年輕學者不跑檔案館」,對政治軍事史的研究不再有興趣。政治軍事史的研究原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重點,但從社會科學方法進入史學領域後,臺灣社會史的研究逐漸成為研究重點。另一方面,由於臺灣「正統中國」地位的喪失,臺灣史研究變得十分重要,有助於臺灣尋求其新的國際定位。在中國史研究領域中,鄭欽仁提出,臺灣的「中國史研究在國際上要對抗大陸漸感困難」,只有臺灣史研究才是臺灣「唯一可以對抗大陸的分野」。[33]如何在中國史研究中找尋自己的定位,為許多臺灣研究中國史者所關心。

1990年,《新史學》發刊,杜正勝解釋:「新史學是要嘗試各種方法,拓展各種眼界,以探索歷史的真實與意義」。其中隱約可以讀出,杜正勝欲在方法上突破自1960年代中期以來以社會科學為模式、以《食貨月刊》為代表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從杜正勝在九0年代所發表的文章,和新史學的一些專輯(生活禮俗史:醫療、疾病與文化)來看,可以看出他們意欲追求的新方向,即提倡一種「新社會史」、或「生活文化史」的研究。1992年杜正勝在新史學發表〈什麼是新社會史〉一文提到,[34]「新社會史」就是要在一般社會史研究範圍之外,再加上「人民生活、禮俗、信仰和心態的部分」。因此,杜正勝提出「生活禮俗史」作為開展「新社會史」研究的一個嘗試,在方法上,檢討了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認為不該用史實為理論作註腳,因此,主張從史料的開掘出發,開創新的研究領域。[35]

解嚴之後臺灣的中國史研究,呈現了與以往不同的風貌。就總體而言,走出了以往政治、軍事、制度史的框架,[36]具體而言,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方面,似乎可以生活史的興起作為一特徵,而在近、現代史的領域則以文化史的研究為其標誌。中國史代史與盡現代史,兩者在史料的開發、運用上,都必須藉助其他學科。生活史的研究依賴人類學、民族學、甚至醫學,文化史的研究,則與文學、心裡學多有溝通。對婦女史的重視,則是兩者相似的一個顯例。史料上的拓展,更是擴及雜史、私史、年譜、方志、文集、小說和圖像,[37]人們對史料的態度,在此又發生了一大轉變,中國史的研究範圍,可說更為擴大。

(七)臺灣史學的展望

1. 反省下的思考

逐步呈現多樣貌的臺灣史學,內部仍有臺灣人的認同觀念及其相關的歷

史意識的問題要處理。這些問題,目前已經出現不同的探索,更有人試圖突破民族主義的思維方式,用新的理論來思考這些問題,如新文化史的嘗試。

用族群或者族來解釋認同問題上的差異,都容易使某一社會階層或集團成為「他者」。除此之外,無論從種族還是族群的觀點出發考慮認同問題,都有片面的地方,無法全面解釋人們在認同意識上的差別。[38]於是盧建榮在1999出版的《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以新文化史為取徑,選擇了一個探討集體心理變遷的題目,並以小說為史料,來檢視臺灣的上下層文化在認同問題上的互動與交流。盧建榮該書的主旨,就是希望人們能跳出民族主義的思維模式看到這一思維模式的「分裂」,即在解釋、解決人們認同意識上的無力與無助。[39]

另外,也有人嘗試用不同的思考手段來加以探討,如蔡英文便提出一種「自由主義式」的思考手段,主張重視公民意識和人權的培養,讓全體公民在自由憲政的體制下,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最後取得在認同問題上的共識。[40]陳其南也曾提出「公民意識」,號召社區建設,意圖突破民族主義思維的方式,但他實施這一設想的方式,仍然是通過政府的干預,因此有理想與實際相互脫離的地方推行成效也有可議之處。[41]

    回到根本問題,國族主義、認同等的思維,難以脫離政治上的影響。自古以來,歷史寫作也難與政治相分離,若要保持政治影響歷史的警惕,仍要回到「史料學派」的實證主義學風,追求對歷史的真相、重視考證史料,未來,揭示「歷史真相」的觀念,將仍支配歷史研究的大部。

2. 發揮歷史的社會功能

林滿紅〈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一文,[42]提出歷史學顯著的社會功用。林滿紅指出歷史學能轉移當代人的時空座標,增加其思考彈性,並提供瞭解人類行為為整體的思考訓練,指出社會表像的潛在構成因素,並協助當代社會了解現狀的淵源。例如認識到臺灣當前省籍情結或統獨對立的主要原因,在於日本帝國主義所造成的彼此心結,那麼多久可以減少中國大陸人與臺灣之間的摩擦。林滿紅認為,臺灣史學與社會的脫節愈趨嚴重,首先是歷史教育不受重視,近代史研究不著重整體性的架構,導致社會上的人對我們的過去沒有正確的認識。另一方面,許多政治家為脫離中國,忽略臺灣深遠的中國文化傳統。,

因此,林滿紅建議在概念方面,要揚棄輕忽歷史學的習慣,加強歷史現象的整體分析,並珍惜中國文化在台灣的資產,脫離以中國為主的歷史思考框架。研究上則古史與現代史應平衡發展。技術方面,立法院通過的檔案法應具體落實,將檔案開放於研究,而各級經管檔案的工作人員需接受更專業的檔案管理訓練。另外,也應速將公報、報紙資料掃瞄建立光碟,並鼓勵全民寫史。史學界內部,則調整獎評、升等、聘任辦法,鼓勵從事整體分析的史學作品,並讓史學不與社會脫節。歷史教育則要加強對當代臺灣歷史的研究實習,增進國人對鄉土的了解。唯在歷史學能發揮社會功能之際,民族認同或本土意識的討論,才不致流於易被挑起的對抗情感。

 

 

討論:

1.1970年的社會史與1930年的社會史論戰有什麼不同?

2.當代臺灣史學有機會發展出」「不為政治服務」的歷史嗎?

 

徵引書目:

專書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2002。

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

林滿紅,《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臺北,麥田出版,2002。

 

期刊論文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 1 (台北,1985): 36-43。

李東華,〈中華民國歷史學博士論文內容及方法之評析〉,《史學評論》,8(臺北,1984. 07): 21-149。

 



[1]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 1 (台北,1985): 42

[2]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華世,1979),182-186;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詞〉,《史學評論》,11979.1),1-14

[3]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 138-39

[4]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2002)19

[5]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 139

[6]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34-38

[7] 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猶記風吹水上鱗》(台北:三民書局,1991),31-98

[8]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43-46

[9]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54

[10]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 141

[11] 《思與言》由許倬雲、胡佛、李亦園、楊國樞、文崇一、張存武等人共同創辦。

[12] 〈史學的相對觀點〉,《思與言》,311965.5),1-2

[13]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53

[14]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46

[15]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57-58

[16]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62-63

[17]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66-67

[18]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70-71

[19] 古偉瀛,〈闢蹊(PC)與歷史研究〉,《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77-118

[20] 李東華,〈中華民國歷史學博士論文內容及方法之評析〉,《史學評論》,8(臺北,1984. 07): 21-149

[21]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康樂、黃進興主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台北:華世,1981),3739

[22] 黃俊傑,〈三十年來史學方法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賴澤涵主編,《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台北:東大書局。1987),178-184

[23]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79-82

[24]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96

[25]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98

[26]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126-127

[27]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141

[28]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141-144

[29]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144-155

[30]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164-168

[31]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182-183

[32] 陳其南,〈臺灣史研究的政治意涵〉,《歷史月刊》,1051996.10),55-59

[33]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183-187

[34] 《新史學》,341992.12),95-116

[35]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187-195

[36] 在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一個計量史學的分析(1945-2000)〉一文結論中,提到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專史則集中於政治軍事、社會、思想文化史與經濟史。與王晴佳所言「走出了以往政治、軍事、制度史的框架」似有不同。然而與過去相較,在比例上已不只是政治、軍事、制度史,而多有社會史的部分。詳見:《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113-205

[37]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209-210

[38]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234

[39]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237-238

[40] 蔡英文,〈認同與政治:一種理論性之反省〉,《政治科學論叢》,81997.6),72-79

[41]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237

[42] 林滿紅,〈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臺北:麥田出版,2002)

169-176





米姬嚇普傑拉德狂想曲筆記視窗潮起潮落大羅聽音樂楚培樂坊強納森音樂隨想文學咖啡屋音響家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