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5. 評楊光輝《漢唐封爵制度》  陳珈貝


一、  作者簡介

           楊光輝,1981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修讀碩士,在周一良指導之下完成論文〈試論魏晉南朝的五等爵制〉。1985年於北大繼續攻讀歷史博士學位,1988年完成由田餘慶指導之博士論文〈魏晉南北朝的封爵制度〉。19899月至19914月,赴美於華盛頓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楊光輝於北大就學期間撰有〈晉武帝「悉去州郡兵」辨疑〉一文,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期刊,[1]在取得博士學位前後,亦有數篇專論文章散見於《文史》、《中國史研究》等刊物。[2]專著則有學苑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之《漢唐封爵制度》,為楊光輝對於漢唐時期封爵制度的研究總結。

           1992年自美返國後,楊光輝並未投身歷史教研工作,而是任職於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擔任社科部主任。1993年為國務院授予「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享受政府津貼。其所負責編纂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也在1994年獲得「金鑰匙獎」。2000年楊光輝被評為新聞出版署系統優秀共產黨員,2001年擔任中國婦女出版社總編輯與法人代表、編審,活躍於出版業界至今。[3]

二、  相關研究

           目前關於封爵制度的研究,學界大體是依循封爵發展脈絡,聚焦於先秦、秦漢以及中古(魏晉隋唐)等三個歷史時期進行討論。綜觀而論,相關論述除卻分析封爵制度運作,也觸及帝國體制內部的權力分配問題,並注重爵制發展的階段特性。

           上古爵制的討論始於五等爵之有無,早期學界引用傳世與少量金文資料,主張周代諸侯爵名無定稱(傅斯年、郭沫若、楊樹達與陳槃諸家均持此說);然而隨著出土金文資料增加,研究者開始重新審視周代爵制存在的可能性,1978年,考古學者俞偉超、高明發表〈周代用鼎制度考〉,肯定周代實行五等爵制,其後又有王世民使用春秋以降的金文資料,對周爵進行考辨。學界研究普遍認為周代已有爵,且為公、侯、伯、子、男序列清晰的五等爵制。[4]

           戰國封君亦為探討爵制的重要議題,楊寬首先於《戰國史》提出封君由根本性質上來看,完全不等同於貴族分封制;劉澤華及劉景泉針對戰國封君與食邑的討論,則更進一步斷言戰國地方行政體系應為郡縣和封君食邑並行制度。[5]戰國時期,各國自行其政的環境,也讓封君制實施因地而異,並且對秦國併滅六國之後的「一統」天下,產生長足影響。[6]

           秦漢時期的爵制,過往研究以為相關制度隱含承接性質,秦爵面貌始於秦國商鞅變法而成的軍功體制,秦漢列侯也多是由戰國封君基礎之上擴張。關於漢代爵制,西定生首先將二十等爵區分為民爵、官爵兩大系統,而朱紹侯、柳春藩、王恢等學者亦針對漢爵作出整體性研究。[7]近年來大量漢代簡牘出土,更使二十等爵制研究日益深化,如藤田高夫使用上孫山寨漢簡討論軍功爵問題,廖伯源根據尹灣漢墓簡牘對漢代爵制進行考察,張家山漢簡的〈二年律令〉與〈奏讞書〉更提供許多爵制運作史料。而新資料的運用,也讓學界進一步省思制度預設理想以及實際施行的落差。[8]

           中古爵制的研究受限於史料,基本上以單篇論文為多,且泰半擇取諸王政治、俸秩以及禮制為討論主軸。[9]中古爵制重大演變在於五等爵體制的「再」確立,對於魏晉五等爵整體研究,目前是以楊光輝《漢唐封爵制度》為主,其以魏晉南北朝作為論述重心,廣泛處理封爵制度諸項議題。[10]

三、  內容介紹與評論

(一)內容介紹

           本書架構除引言、參考書目之外,共分有五大章,總計十七小節。討論時代斷限為封爵制度的發展階段,亦即秦漢至隋唐階段。全書基本上先由爵制的根本形式、運作過程等面向進行專門討論,其次將爵制放回國家體制脈絡中考察,最後剖析封爵體制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功能。以下依序介紹本書論述梗概。

           第一章為封爵的形式,旨在介紹封爵構成的形式,首先是爵稱、爵序與爵級的概述,並認為封爵制度經歷了「爵稱由少到多再到少,爵序由簡到繁再到簡的漸進過程」;[11]同時指出同級封爵的名位並非完全一致,而各王朝的封爵均有相應官品等觀點。其次是諸王的封爵,作者認為諸王封爵在形式上的變化,與統治階級任用宗親政策有密切關係。其下討論五等封爵,本書提出五等爵在西晉施行的內容與意義,又論及該制由南北朝至唐代的發展。本章最後提及列侯之爵,列侯本屬漢代二十等爵中最高爵等,由於五等爵制的出現,地位逐漸降低,最終於封爵體系中消失。

           第二章為封國、食邑戶及衣食租稅。首先論及封爵制度與分封制的區別,認為兩者差異主要在於封國置軍、自除長吏權、封國名義領有權等。其次討論封國與食邑戶,指出漢唐間封國特色包括:皇畿不立封國、邊陲之地不立國、擇膏腴富庶之地立國、郡縣相雜、名山大川及鹽鐵金銀銅錫等不封授諸侯。在食邑戶(食邑內民戶)方面,魏晉南北朝並無專屬諸侯的食邑戶,至唐代才出現了特定的封戶。其次是祿俸租秩的數量,本部分先略談漢制,然而受限於資料,討論是以魏晉為重心,探討魏晉南北朝各時期的封國面積、食邑戶數、單位戶租調額與食租率的情形。最後指出世襲衣食租稅,役使國吏乃封爵者特權;而封爵者收取秩俸之餘,亦可兼領官職俸祿,兩份收入性質截然不同。

           第三章為封爵授受、傳襲及推恩。首先是授爵權與冊封程序,授爵的主體當然為皇權,但透過分析主持授爵機關的變化,本書指出王朝禪代及動亂之時,則多行授爵削封;政局穩定之時,則封爵變動漸趨消止,開始襲爵傳封。而各階層受封之比例,也體現了統治階級內部的消長盈虛。本章另舉出多項封爵原則進行討論,首先是「非親不王」的變異,魏晉南北朝多奉行非皇子、皇兄弟不王的原則,同姓王尚可分為皇子王與宗室王;而出現異姓封王的時期,也象徵當時皇權的相對衰弱。其次論及「非功不侯」現象,顯示出的是某一社會階層強大或皇權衰弱之時,皇帝往往對「功」的內涵作違心詮釋。因此「無功不侯」只是一項原則,執行成效依循不同的時空環境而有牽動。最後討論嫡庶有別、襲爵推恩,本書認為紹封範圍的擴大,使得「無子國除」的機率降低許多,當是封爵制度演化的特點;而在實際襲爵問題上,南北朝仍多以嫡子為繼承對象,少有庶子受封者。在推恩爵方面,除了襲爵的世子,封爵者的諸子亦常因推恩而受爵,目的在於增加族內封爵數目,擴大食租稅權益。

           第四章為封爵制度與其他政治制度的關係。首先是封爵與官制的關係,漢代官爵仍呈分離狀態,自東漢中期以後,官與爵漸有合一的趨勢。魏晉之際對官品制度加以改革,爵入官品,加以九品官人法的影響,使得官爵合一的局面基本完成,顯示當時門閥士族具有相當勢力。但另一方面,魏晉南北朝的王侯實際是以虛化封爵為代價,換取「佐天子臨國」的權利。其次論及封爵與禮制關係,將封爵與官品對應於經典中的公卿大夫士階層,並指出五品是重要界線,各受爵階層都有相應之禮儀與輿服規範。透過案例分析,本書認為禮制賦予封爵制度種種政治利益,加強封爵制度在政治等級中的地位,不過長期而言,封爵的禮遇呈現逐漸降低趨勢。最後處理封爵與律令的關係,指出在魏晉南北朝的律令中,諸侯亦屬「八議」中的一部份,並可以金帛、免爵、削爵土等方式贖罪。但在事實上,皇帝常不顧律令的規定,以政治手段對勢力強大的宗室與異姓勢力加以剷除。

           第五章為封爵的社會—政治—經濟功能。首先討論封爵與富貴關係,本書認為,封爵者是以不同的形式行使政權(即出仕職官)。另一方面,在曹魏與兩晉,封爵主要是來「辨」富貴;在南北朝,封爵卻是「求」富貴之用。所謂「富」,即諸侯憑其經濟特權所獲得的租秩祿俸;所謂「貴」,則是封爵所帶來政治、社會地位。其次論及有爵者的階層歸屬,本書將其定義為貴族—官僚—地主階層;具有官爵皆備、衣食租稅、世襲相承等共同特徵,可說是區別士、庶的指標,封爵與門閥士族兩者關係密不可分。最後討論封爵作用的侷限性,由於皇權與受爵權利有所衝突,皇帝雖然賦予受爵者特權,卻又必須防止釋出特權不至損及自身,是故皇權持續抑制封爵權利,便為漢唐封爵制度的整體發展趨勢。

(二)評論

           《漢唐封爵制度》是楊光輝以碩博士論文〈試論魏晉南朝的五等爵制〉與〈魏晉南北朝的封爵制度〉為基礎,加以修改而成。本書由學苑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2002年發行二版,2004年發行三版,截至20045月,第三版印數已達三刷(4500)。《漢唐封爵制度》堪稱是近十年華文出版界內,印銷量極佳的一本中國中古歷史學專業論著。

           本書立論清晰,引證充實,結構安排妥當。作者多年研究魏晉南朝爵制,但並不囿於此一時代斷限,而是將視野開展至整體封爵制度,試圖考察爵制在帝國體系之下的長期發展;此種研究方向不僅深化了表面看似枯索的制度考證,也彌補既有研究流於片面的缺憾。以下則對本書論述的幾個問題,提出評者管見。

1. 爵制的源流與變化

           本書強調自《史記》以來,史家多將先秦分封建國視為爵制的起源,卻未能明審分封與封爵為不同制度,實際上分封制度在秦漢時期已為郡縣集權制度所取代,封爵為分封制度之軀殼,僅在形式上有所承接(53-55)。而其論據主要在於秦漢以來的封爵者,對於封地不再擁有行政權(亦即徵發稅賦傜役)。不過本書所言之先秦分封,似乎概以傳世經典所見之西周分封為依據,未能細究東周階段的權力分封變化,對於各諸侯國內部的封君爵次更無處理。

           此外根據出土漢簡律令可知,漢代社會不僅依循二十等爵制運作,漢初更有所謂「故楚爵」存在,[12]由戰國末期,經秦至漢初的百年內,封爵之制無法僅以二十等爵囊括,而是與時局變遷相應的複雜體制,本書論述於此留有一缺環尚待補齊。

           至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何以「恢復」五等爵,本書也僅提引陳寅恪論點(〈崔浩與寇謙之〉),認為時人歸復經典所稱的五等爵古制,乃是西晉政權明訂尊卑高下的方式,並藉此標榜自身為儒學世家(31-32)。然而五等爵之所以能恢復,原因不單只是主政者憑藉五等爵遂行理想,而是有兩漢以來儒生士人的鼓吹,加以魏晉政治社會環境等因素所造成。值得注意的是,五等爵制延續到清末方告終結,相對而言,二十等爵制卻隨著魏晉南北朝的結束而消失,但本書對此現象僅以皇權(與上層士人)角度帶過,似仍無法解決此一課題。

2. 史實認知與定義

           本書中稱東漢時期在光武帝建武15年以後,至漢末曹操封魏公之前,「再無國公爵稱」(7)。但實際上,東漢仍有國公之例,光武帝於建武中期,便曾封周後姬常為衛公,殷後孔安為宋公(《後漢書》志28〈百官五〉)

           談及漢晉設置封國原則,本書認為主要有「皇畿不立封國」、「邊陲之地不立國」等要點(68-69)。然而在西晉時期皇畿與邊陲之地即見有封國,[13]而本書此部分論述也有「邊陲」定義不清的疑義,例如作者認為江淮地區在統一王朝時期不屬邊陲,故有封國,至南北朝便轉變為邊防重地,故無封國(69);但衡量西漢的政治地理結構,江淮地區封國實與王朝「邊防」概念相繫。

3. 封爵的判定與統計

           本書對封爵人數與本籍、階層等項目進行大量整理,每一章都列有統計表用以佐證,閱讀時甚為簡便。然而本書對於統計數目的依據交代不明,未曾列出所引用人數與計算方式,降低數據可信度,也無法再進行比對與調整。此外,表格並未說明數據是否包含王、鄉侯、亭侯等其他爵位,以及如何計算改封、進封、襲爵等變化,所呈現面貌可能與實際有所偏離。

四、  結論

           過往對於封爵體制的認知,側重剖析體制的特色,關注封爵制度所衍生而出的特權現象。於是研究者多以封爵為政權分割的角度,傾向探察封爵的特殊面立論,從而忽略封爵是作為一種國家制度,依隨政權興替運轉。此種失去時空背景的研究盲點,易使論述陷入單線思維,或流於空疏評斷。楊光輝《漢唐封爵制度》一書,則是通過整合瑣碎史料,加以專題分析,再藉由縱向脈絡發展與橫向制度比較,對於爵制作出統合研究,彌補既有研究方向之誤失。《漢唐封爵制度》選題的開創性,以及為制度研究帶來的啟發性,皆值得推崇。



[1] 楊光輝,〈晉武帝「悉去州郡兵」辨疑〉,《社會科學戰線》,3(長春,1984.),頁160-163

[2] 發表文章計有:〈西晉五等爵制的租秩〉,《文史》,31(北京,1988),頁315-320。〈西晉分封與八王之亂〉,《中國史研究》,4(北京,1989),頁315-320。〈官品、封爵與門閥士族〉,《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4(杭州,1990.),頁90-97。楊光輝,〈魏晉南北朝士族免役免稅特權考〉,《文史》,33(北京,1990.),頁381-384

[3] 參見中國婦女出版社網頁「綜合首頁:總編致詞」(http://www.womenbooks.com.cn/AboutUs/ChiefEditor.htm,擷取時間:2006.05.12)

[4] 俞偉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考〉,《北京大學學報》,3(北京,1978);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諸侯爵稱〉,《歷史研究》,3(1983)。周代爵制研究另可參考: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頁157-170;陳恩林,〈先秦兩漢文獻中所見周代諸侯五等爵〉,《歷史研究》,6(1994),頁59-72;吉本道雅,〈春秋五等爵考〉,《東方學》,87(京都,1994),頁15-27

[5] 楊寬,《戰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256-264劉澤華、劉景泉,戰國時期的食邑與封君述考北京師院學報》,3(北京,1982.,頁66-77

[6] 戰國各國封君制度研究係為單篇論文,其中又以楚國出土資料豐富,促使相關研究開展較為完全。相關研究試舉有:白國紅,〈試論先秦時期趙國的封君制度〉,《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51(石家莊,2002.01),頁81-83。孫國志,〈戰國時期秦國封君考論〉,《求是學刊》,294(哈爾濱,2002.07),頁115-120藤田勝久,包山楚簡よりみた戰國楚の縣と封邑〉,《中國出土資料》,3(東京,1999.03),頁16-34

[7] 西定生著,武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朱紹侯,《軍功爵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柳春藩,《秦漢封國食邑賜爵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王恢,《漢王國與侯國之演變》(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4)。

[8] 石岡浩,〈收制度の廢止みる前漢文帝刑法改革の發端──爵制の混亂から刑罰の破綻へ〉,《歷史學研究》,92005),頁-

[9] 相關研究略舉如下:陶元珍,〈魏咸熙中開建五等考〉,《禹貢》6-11936),頁23-26;守屋美都雄,〈曹魏爵制する二三考察〉,《東洋史研究》20-41962),後收入氏著《中國古代家族國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8),頁214-249;本田濟,〈魏晉における封建論〉,《人文研究》6-61955),頁43-48

[10] 楊光輝,《漢唐封爵制度》(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王安泰,〈開建五等──西晉五等爵制成立的歷史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11] 楊光輝,《漢唐封爵制度》,頁7

[12] 參見《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簡89-90:「贅,威昌君,居故市里;丙,五大夫,廣德里,皆故楚爵,屬漢以比士,非諸侯子。」220

[13] 參見王安泰,〈開建五等──西晉五等爵制成立的歷史考察〉,頁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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