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7. 呼喚自由主義:評謝泳《儲安平與觀察》  張凱達


一、儲安平、《觀察》與本書

        謝泳的《儲安平與觀察》雖出版於2005年,但作者自稱完成於1993年。[1]因此,這本「新書」,並非作者新發的論著,而是過往研究的集成。

        儲安平(1909-1966),按照《中國大百科》的記載,他是一個「新聞工作者」,曾主辦《觀察》周刊,後來成為著名的「右派」人士。[2]《觀察》是194691日在上海創刊的政治時事性周刊,主要撰稿人多為當時的自由派名士,如張東蓀、潘光旦、錢端升、費孝通等。《觀察》標舉「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為編輯原則,最高發行量達10萬份。19481224日遭當局查禁,共發行了26個月,每期約6萬字,總計114

        筆者對1950年代「反右運動」前夕的儲安平印象深刻,對1940年已叱咤一時的儲安平卻所知甚少,因而本書既出,自欲一探究竟。

二、前人研究

        首先寫出儲安平生平的是記者戴晴,她於1989年出版《儲安平與黨天下(7萬字),雖然是報告文學的形式,但內容並不限於1949年以後的儲安平。因為內容有不少得自作者實地訪談相關人物,因而頗具資料價值。[3]

        以特定面向分析某種刊物的研究很多,[4]1990年代,儲安平與《觀察》開始受到學者的重視。許紀霖、汪榮祖在討論知識分子或自由主義的文章中,均強調儲安平與《觀察》在1940年代的重要性。[5]謝泳自稱於同時間開始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唯其論著雖完成於1994年,卻遲至1998年才出版。[6]台灣東海大學歷史系的陳依俤,於1994年完成其碩士論文〈《觀察》周刊之研究〉,不同於完全以自由主義看待《觀察》的研究視野,陳文雖有專章討論〈《觀察》周刊的自由主義言論〉,唯通篇更著重討論此一刊物與現實政治的關係。[7]

三、作者資料

        謝泳,1961年生,1983年畢業於山西省晉中師專,主修英語。1986年後任職於山西省作家協會,1995年後任職山西黃河雜誌社,199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成為非常活躍的學者,2005年即有4本著作問世,除本書外,餘為《逝去的大學》(合著,342)、《血色聞一多》(208)、《清華三才子》(221)。謝泳還設置一個「謝泳居」網站,並將已刊或未刊文章置於網站供人瀏覽。[8]謝泳說自己從開始研究儲安平與《觀察》後,即以「一個人,一本周刊,一所大學」為線索,旨在「重新發現中國現代自由主義傳統」。[9]

四、結構與內容

        作者自稱本書為一「小書」,實際內容不足15萬字。首章寫儲安平的生平,二至五章寫《觀察》周刊的「主要活動」、「兩次論爭」、「自由主義承傳」及「撰稿人的命運」。本書體例類似十餘篇短文的合集,並非探討「儲安平與《觀察》」之間關係的專題研究。雖仍維持學術著作的格式,但設定之讀者群似更面向大眾。[10]

        作者將儲安平的生平,依時間順序分若干小節書寫。大學時期曾受自由主義陶養,抗戰期間為其「一生在寫作上較有收獲的時期」,戰後主辦《客觀》及《觀察》,皆以自由主義言論為特色,中共入主北平後,選擇與新政權合作,從此發表的文章,不過是「歌頌社會主義」之作,不復見到「當年那個儲安平」。1957年,儲安平以《光明日報》總編輯身分,發表「黨天下」言論。成為右派分子的儲安平,在1966年文革期間遭紅衛兵抄家,曾經自殺未遂的儲安平,最後以「失蹤」隱身於人生舞台。

        至於《觀察》,在當時的政局中,對學潮始終同情、對國共內戰一貫反對、對中國的出路與自由主義何去何從持續論辯,作者認為,這些皆為此一刊物的自由主義表現。謝泳更認為,《觀察》繼承了《努力周報》、《現代評論》、《獨立評論》和《新月》的論政文化,而儲安平及他同一代的知識分子,始終以胡適為精神導師,足證自由主義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確有其傳承。

        作者既重所謂「傳承」,那麼他所說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傳統」究竟為何?謝泳指出五四時期自由主義者的特點為:「留學歐美教育背景」、「年輕時對文學有高度熱情」、「有相對穩定的專業」、「追求歐美的政治制度」,《觀察》的幾十個撰稿人則有以下特徵:其一,於1940年代正值壯年,其二,多受北大、清華的高等教育,加上留學歐美背景。其三,多為名牌大學教授,其四,多為無黨派人士,1949年後大多數選擇留在大陸。其五,多人成為「右派」,且不少於「文革」中受難身亡。

        透過以上比較,作者或許意在表達:第一,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1940年代出現「世代交替」的現象。第二,留學歐美背景為兩代之間的共同點,亦為中國自由主義的主要淵源。第三,如果兩代自由分子多是名牌大學教授,那麼,大學應該是民國史上主要的自由主義溫床。

五、本書貢獻

        作家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一書中,曾說「儲安平沒有安息,他正在復活」。[11]事實上,正是近年來圍繞儲安平的一系列出版、研究活動,造就了所謂的復活現象。其中包括儲安平舊作的重刊、[12]戴晴、謝泳等人的儲安平傳記、70萬字《儲安平文集》的出版、[13]以及學術界不少以儲安平或《觀察》為題的論文等。[14]謝泳即是上述現象或運動的參與者,而成為以研究儲安平及《觀察》著名的學者。

        謝泳認為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者如林毓生、格裡德(Jerome B. Grieder)等人,僅注意到19201930年代的第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較少注意「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情況。本書則認為,儲安平以及《觀察》撰稿人,在1940年代末期的承先啟後,使自由主義傳統得以延續。

        筆者認為,謝泳的研究,具有一種向現實社會「呼喚自由主義」的企圖。無論是否認同作者建構的論述,這段史事與人物的確更為人所知。

六、問題討論

        謝泳曾為自己的主張辯護,說他是以「歷史研究中最簡單的實證方法」,找出具體的事例以證明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確有其自由主義傳統。[15]另一方面,謝泳說他不光是為學術而學術,如何「從正面發現這個傳統在當代的意義」才是他重要的工作。[16]謝泳將「評價」與「學術」一分為二的說法,使得我們似難專以學術標準衡量本書得失,但筆者仍願提出以下討論。

(一)關於實證研究

        據謝泳所言,「想給儲安平先生寫傳記的人很多,但正是由於沒有資料,所以至今還見不到較為完整的儲安平傳記。」[17]大約受到同樣的限制,作者雖亦投入追尋儲安平的行列(例如聯繫他的四個子女),但所填補的實錄部分仍屬有限。

        作者視儲安平為自由主義者,認為其接受自由主義的來源,一為就讀光華大學時期(1928-1932?),一為受到《新月》雜誌「〈人權與約法〉論爭」(1929)的啟發,使他得在15年後,成為「一個成熟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但以儲安平1932-1936年間任職南京中央日報社副刊編輯,[18]及當時所寫的文章,很難看出他當時已具有任何獨立批判的自由主義立場。[19]而由他後來在「觀察時期」的言論,可以看出英國留學經驗(1936-1938)可能與他的自由主義表現更有關係。[20]

        作者過於強調「傳承」之存在,但在具體的實證研究上卻留下更多空白。如1948年末,《觀察》的最後幾期是否曾改變立場?[21]儲安平對中共的了解,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22]甚至,儲安平就讀上海大學時,念的是政治、英語或新聞系,仍未在作者改版後得到澄清。如果不是為了保持謎樣的儲安平形象,作者應該還有更寬廣及非選擇性取材的「實證研究」可做。

(二) 關於人物評價

        作者執著於以「自由主義」為衡量人物的單一標準,筆下的儲安平多少因此被「扁平化」。例如,作者認為儲安平反對美國介入中國內戰,是因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但時空移至1949年以後,作者則認為儲安平的新作中只見「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再也看不到當年那個儲安平了」。既然,作者曾經注意到1940年代時,「純粹自由主義」與「強烈愛國傾向」兩者,曾「充滿矛盾地統一在儲安平身上」,後來卻只以自由主義單一標準,衡量置身政局丕變時的儲安平,如此處理方式是否能還原「當年那個儲安平」,實不無疑問。

(三) 關於自由主義

        謝泳曾言他對抽象的自由主義學理既無研究亦無興趣,因此在本書中,作者只能一再強調兩代自由主義者間的傳承性,卻無法深入探討其中的複雜性。[23]其實若依作者的比較邏輯,還應該發現他們各自面對的是不同的大時代環境。第一代人面對的是五四時期「西方/中國」的錯綜選擇,第二代人面對的是國共對峙時期「威權專制/意識型態統制」的進退維谷。如能循此多所探究,或許比設想兩代間必然具有傳承性外,更能發掘其間的差異性。

        事實上,謝泳絕非沒有注意到自由主義以外的思潮的影響。例如書中曾言及當時知識分子間的民族主義傾向,很可能「限制了他們長遠的歷史眼光。」似有意暗示民族主義有害於自由主義,但又未探究其間關係,作者如此雖意在凸顯自由主義主調,所呈現者卻似乎單調的不太切近歷史。

 

        同樣以知識分子為研究主題的許紀霖曾經指出,1980年代中期,中國思想界出現了後被稱為「新啟蒙運動」的「文化熱」,其間所關心的主題是,何以中國的現代化屢受曲折?[24]以此脈絡觀之,或許更能理解謝泳「呼喚自由主義」的背景。謝泳雖宣稱要以「歷史實證方法」,證明中國現代史上自由主義傳統的確存在,但我們在本書中,看到的卻更像一個「表彰氣節」的儲安平——這並非意指作者過於溢美傳主,而是指作者堅持透過「自由主義」這個濾鏡看待儲安平,看到的是不是原來的儲安平?這樣的作法算不算歷史實證方法?

 



[1] 參見謝泳,《儲安平與觀察》(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頁218。作者最早的相關論著為,〈「觀察」撰稿人的命運〉,《二十一世紀》,19(香港,1993.10),頁52-63。稍後又以〈想起了儲安平〉一文,發表於《讀書》,1994.3(北京,1994.3),頁152-154。事實上,本書的主要篇章,也早見於作者之前編、著的專書中,如〈諸安平評傳〉一文刊於《儲安平:一條河流般的憂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觀察》研究〉,收於《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

[2]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網址:http://wordpedia.pidc.org.tw/Content.asp?ID=1452

[3] 參見戴晴,《梁漱溟 王實味 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1989)。另根據謝泳查證,至1985年以後,曾與儲安平共事過或同為報人的馮英子、徐鑄成等人,始開始撰文提及儲安平與《觀察》。參見謝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頁281

[4] 最早如邵銘煌的碩士論文〈抗戰前北方學人與「獨立評論」(一九三二——一九三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8),近期且較全面分析整份刊物之作如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聯經,1989)

[5] 參見謝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頁283。汪榮祖著,徐友漁譯,〈儲安平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北京:三聯書局,1998),頁345-375

[6] 據謝泳的說法,他1994年完成《〈觀察〉研究》,由於僅有十幾萬字,故無法單獨出書。謝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頁413

[7] 陳依俤,〈《觀察》周刊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4.6)。陳文寫作時,已徵引戴晴、汪榮祖、謝泳的相關文章。

[8] 「謝泳居」,網址:http://lookin.nease.net/xy/

[9] 作者意指由儲安平(一個人)追索至胡適至殷海光,由《觀察》(一本周刊)追索至《努力週報》、《現代評論》、《新月》、《獨立評論》等,及由西南聯大(一所大學)追索至北大、清華等、即可以發現中國現代的自由主義傳統。參見〈我們有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網站位置:http://lookin.nease.net/xy/mjy/b2000/mj0002.htm,傅國涌,〈《觀察》研究背後的夢〉,《大紀元時報》,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tw/bt/6/2/7/n1215051p.htm,以上資料擷取時間:2006.4.10

[10] 將本書篇章與原刊文章相較,作者對徵引資料做了大量的刪節。

[11] 參見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2004),頁94

[12] 19862005年,儲安平的《英國采風錄》、《說謊者》、《英人法人中國人》等紛紛重印出版。

[13] 參見張新穎編,《儲安平文集(上、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14] 2000年以後,至少有十餘篇論文以儲安平或《觀察》為題。參見「中國期刊網全文數據庫」(網址:http://cnki.csis.com.tw/),資料擷取時間,2006.4.13

[15] 原文刊於《書屋》1994年第4期,本文參考「謝泳居」網站,網址:http://lookin.nease.net/xy/mjy/b2000/mj0025.htm,資料擷取時間,2006.4.10

[16] 李萌,〈重新發現中國現代的自由主義傳統——訪謝泳〉,參見「謝泳居」網站,網址:http://lookin.nease.net/xy/mjy/2003/mj0148.htm,資料擷取時間,2006.4.10

[17] 作者表示「儲安平的檔案今天的研究者還看不到」,但卻提示「中國民盟」、「九三學社」、「中國新聞出版署」和「光明日報社」等單位可能有其相關資料。參見本書,頁1

[18] 據儲安平於1938年回到中央日報社任職時,曾說「編者在本報主編副刊,前後四年。二十五年六月去國。」參見儲安平,〈我們的編輯態度〉,《中央日報》1938.6.20,第4版。

[19] 當時儲安平發表的文章:〈省自為政的統制經濟〉、〈蔣夢麟等的修正學制提案〉、〈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托兒事業亟待提倡〉、〈南昌新運已見實效〉等。參見《中央日報》1934.9.10-14

[20] 汪榮祖曾指出此點,稱「不管他對英國的看法顯得是多麼理想化,現代英國還是給他提供了一個關於西方自由主義的具體樣板」。參見汪榮祖著,徐友漁譯,〈儲安平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頁352

[21] 戴晴指出,《觀察》在194811月登出張申府的〈呼籲和平〉一文後,中共黨員施復亮曾與儲安平接觸,而「《觀察》從此再不言和平」。參見戴晴,《梁漱溟 王實味 儲安平》,頁174

[22] 另一位與儲安平同樣受到中共接納的大公報人徐鑄成,曾提及其於1948年曾對一國民黨官員說,只要對方「贊成革命」,自己與中共有「通通消息」的管道。參見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160

[23] 例如謝泳認為「歐美背景」為兩代自由主義者共同的背景,許紀霖卻為文指出,「從美國進口的自由主義與從英國進口的有很大的差別」。參見許紀霖,〈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二十一世紀》,42(香港,1997.8),頁28

[24] 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上海:復旦大學,2003),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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