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評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 王信凱


一、引言

二、作者及其經歷

三、全書內容簡述

四、主要研究取向與貢獻

五、評論

 

一、引言

這是一本「論文集」,乃作者從2000年到2002年,相繼發表的單篇論文匯集。各文雖屬單成,但文後實有作者一系列發展的歷程與思考[1]。而這是評者選評此書的一個重要原由。從此一部特殊匯集的論文集中,評者欲以細讀全書,重新模擬作者撰述的思維與實踐,再從個別形成的主題論文中,濃縮出其具體實踐的想法。作者在其他文章中,常屢吐他人不解其文脈之感言[2]。以其努力的心血來看,書雖暢行,但在傳道懿旨方面,可謂真十分可惜。是故,藉此評介之機,試用作者常表述的「閱讀」方法來實踐,冀望能總述作者,多年來「史無定法」的治史心曲。

二、作者及其經歷

羅志田,1952年生,1978-1981年就讀於四川大學歷史系,學士畢業後,1987-1989年就讀於新墨西哥大學歷史系,後獲文科碩士。1989-1993年間,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就讀(非東亞語言系),逕獲得文科碩士、哲學博士。普大就學其間,專治北洋外交史,其博士論文乃以此為題。當時亦曾修余英時先生課,而得交遊。又嘗與同時其在普大就學的王汎森先生,拜為學友,不時討論近代思想文化相關的學術議題。作者川大畢業後,就嘗任助教,1994學成歸國乃返川大任教於歷史系,一直到2003年,轉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至今。作者的研究方向頗為廣泛,初為中國近現代外交史,返國任教後一直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輔為兼述中國近現代史、文化史、中外關係史等研究課題。作者關注於近現代中國思想過渡的階段,對於其中新舊思維變革的面向尤甚,在其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中,大致都依循這一脈絡出發。不管是人物(胡適)、義和團(事件)、還是整理國故(事件)……等等都是。而此書亦是作者嘗試深化所謂「斷裂」與「傳承」、「新」與「舊」的實踐。

三、全書內容簡述

在第一文〈異端的正統化:庚子義和團事件表現出的歷史轉折〉中,作者主要在揭示:「異端正統化」的進程問題。認為這一轉變,上承自太平天國,下廣及新文化運動。而使西潮衝擊使主流退居二線,原二線的本土異端,上升為正統。

第二文〈包容儒學、諸子學與黃帝的國學〉中,作者認為,「歷史的眼光」是清季以來士人的共識。在重視學術淵源與歷史形成的視野下,時人提出中國「古學」是以「史」總歸的看法,進而更解放了眾多,尋求民族認同的方式。然而這種以觀點來解放的工程,在研究其意義時,還需重回當時現實場景中體會。

第三文〈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作者提出了一個大問題,所謂「文藝復興」的問題。而此亦是清季民初士人的「共同」期望,但個人有種種「不同」的解釋與作法。所謂「文藝復興之夢」的說法,作者採自於周作人。關於研究的方法,作者採用的乃「翻譯問題」研究形式,羅列眾多說法,而比較之。進而,企圖深入「背後的意義」語境中探尋。關於此,作者雖未談及美國中國近現代史學界的研究趨勢,但有與劉禾與陳建華相類的理論實踐之跡[3]

第四文〈送進博物院:清季民初趨新士人從「現代」裡驅除「古代」的傾向〉。作者認為,清季以來朝向未來的方式,有一、所謂的:「溫故知新」、「古學復興」的道路;二、所謂「面向未來,推陳出新,再造一個新中國文明」的道路。兩路表面雖異,但關懷同一。然而,這兩條道路,就已發生的史實,新文化運動時期,舊派對新派基本未取進攻態度,來看,卻因而產生極奇異且矛盾的現象(如:送進「博物院」等說法)。是故,新文化人所感知的傳統的壓迫,恐怕更多是假想型的「虛懸想像」。逕而作者提問:「新文化人不反傳統,那他們反什麼?」在作者的詮釋中,可知當時的「反傳統」與否,是一個階段性策略的問題,因為第一得先佔據現實地位。故,考察立場得看其針對性,才能具體了解他的現實作法為何。

第五文〈讀書與傳統:清季民初士人一項持續關懷的演變〉。此文在此書中甚為重要,因為作者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看法:認為張之洞提出「守約」法,是以簡化的方式保存傳統,而另有新四書的提出:《近思錄》、《東塾讀書記》、《御批通鑑輯覽》、《文獻通考詳節》。在此下看法的實踐下,經學儼然已被束之高閣。作者更認為張之洞這種「以新存舊」觀念,實為清季相當一部分人的分享共識。民國成立後,19233月,胡適應幾位將赴美國留學的清華學生的請求,開了一份「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比較張氏當年的「守約」,胡適反而已不太守約了,數量反而太大。而針對於「守約」、「以新存舊」的作法,在民初已經何其難也!其中背後,正也顯示出一股內在風向的轉變。

第六文〈溫故可以知新:清季民初的歷史眼光〉。延續全書的一個傳承宗旨:「歷史眼光」的共同點與共識,從清季已有。 故,真能守舊者必日新,實本孔子溫故知新真義。所以,「古學復興」恰是《國粹學報》同人仿效歐洲文藝復興提出的口號。在基本思路上,實不出「溫故之新」,「以新全舊」的模式。表面上看,復古和新是對立的。然而內容上,復古的手段,乃尋求新的目的。不過在發展上,卻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推陳出新」,是在損毀傳統的基礎上全面創造一個新的中國和中國文化?「溫故知新」,是在損益傳統的基礎上重建一個新的中國和中國文化?而此皆是透過這個「歷史觀念」解放的發展。

第七文〈探索學術與思想之間的歷史: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1998年,上海復旦大學曾舉辦「重寫學術史」的研討會。作者認為其宗旨,不過是以學術的方式重寫各種專門史(此乃暗示過去不夠學術)。而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學人》雜誌,一開始也討論「學術史」的問題(不過討論的,常常並非總體的學術或具體的學術,而是試圖在以政治為中心的歷史上,及與之若即若離的學術史上,作出區別)。進而,作者提出:建構一個「學術與思想之間」歷史的呼聲。此文之題,作者另有專書[4],在此反而較似總述性的宣言。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作者提出回到「學術史」的技術性問題。其中作者更認為:本來中國學問就不重分類,尤其不主張將學術分而治之[5]。如《國粹學報》,即分學、政二篇。而撰述者們幾乎在所有類別中撰文,似乎提醒著他們認為學術可以分科,然治學卻不必分科而治,此下或許正體現一種學術形式之過渡。那王國維所謂的:「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實非後世專門化發展得以理解的了。最後他提出如何了解眾多治學傾向的問題,導入關於求異的觀點上,開拓了研究的視野。

第八文〈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五四前後中國人心目中的「科學」一例〉。作者認為,五四人注意的科學的「精神」和「方法」,與今日講「科學」,首先聯想的是數理化之類不同。此文仍是「聚異而論」的比較作法。透過比較,作者發現,杜威說:「自由主義把科學思想習慣運用於社會事務之中。」胡適最倡此點,故,「科學」在此的實踐是廣義的,非有具體方法。不過若是要實踐到「整理國故」上,則要有具體的方法。就廣義的解釋方法而言,「科學」指的是「新學術」,專門而有世界眼光的新學術;運用新方法、新技術達成的新學術。中國是世界的一部份,「國學」是中國特有的傳統,所以要用世界的眼光(規範、方法、科學)來使國學有貢獻於世界。其實,別的科學不是更屬未開發的「新天地」嗎?而時人雖尊西,但若換一個純西學的什麼題目,便無多少人能作,這是一個事實,但如何走向世界,仍是未來階段性的目標,是故,如顧頡剛,則曾多次向多人,陳述他的世界觀[6]。不過,「科學」在某部分上,亦是一「權勢」的主題,如梁啟超取之以預西方之流,乃為實情。而五四人也不是不知道,科學有「類型」的區別,如胡適與丁文江諸人的科學觀,都是建立在赫胥黎講科學方法的觀念上,將歷史、考古、地質、古生物學、天文,都劃入「歷史的科學」一類。而與此方法則與中國傳統史學的基礎方法考據相類。而反對「國故」的傅斯年,後來提出,要把歷史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也是相當有分寸的類似思路(他並不是提將史學建設得像物理學和化學)。這是此書中,相當重要而有貢獻的見解。

第九文〈文學的失語: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中。作者舉出張彭春在1923年的發現:中國所謂「學」,都偏於史,所謂「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而史的貫穿在背後的實踐與發展的過程中,作者所謂「文學的失語」,實際上指的是一種「刪去」、「忽略」的作法。而「形式」與「內容」的判定差異,在沒有改變的「儒林」輕視「文苑」的風氣下,造成許多實質上的不同發展。而曾因顧頡剛關係,支持胡適力主「整理國故」的文學研究會諸人,卻也因為與胡的文學白話觀點不同,而發生爭論。不過對於「白話文」的發展,卻也發生了奇怪的轉折,離開了大眾化,趨向歐化貴族化。但文學研究會同人,卻仍以階段性策略來面對現實,造成了說不通的發展。而文學與整理國故最後卻都以「考據」收場,與胡適一些作法不無相關,如胡適以「形式」(文體)來主張「文學革命」,但實質上卻在做「文以載道」(內容)的影響。雖然他後來改變作法,但受其影響的人,如顧頡剛,卻仍在「明知他是「荒唐言」,還要實實的考辨。」使得孫楷第在北伐後不久觀察到:時人對於文學作品往往「責其如何違背史實」、「事實乖謬,時代錯誤,制度不合」等,呼籲「史學是一回事,文學是一回事」。歸咎偏鋒的產生,問題仍在「史學」通俗化上。「考據」的表面形式被挾持,但內在理路的開放性,卻一直無法充分上軌道。

第十文〈物質的興起:20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個傾向〉,作者認為近代中國以「變」著稱。而「文化一詞含意,百年來始終沒有充分共識」,晚清思想言說中的「物質」與「文質」在對於「文化」的解讀上,亦會照著「物質」與「文質」而改變。其後根本面對現實的問題是:「形上與形下與「從『精神』走向『技術』的『科學』」的問題。而最終不管「形上形下」的問題,都與現實問題與對應的發展。

 

四、主要研究取向與貢獻

以上是作者全書內吾的簡述,貫通全書脈絡,則有一些主要研究取向,如下:

1. 「共同歷史意識傳承」

從第二文中,作者認為,「『歷史的眼光』是清季以來士人的共識」開始,這個研究取向便一直出現在各文中,如:第三文提出的所謂「文藝復興」的問題,就是清季民初士人的「共同」期望;第四文中,認為兩種朝向未來的方式,所立基的問題。第五文,張之洞「以新存舊」觀念,為清季相當一部分人的分享共識的傳承;第六文,則直接具體討論這一個傳承宗旨。第八文中,討論科學觀,亦將胡適與丁文江諸人建立在赫胥黎講科學方法的觀念上,與中國傳統史學的基礎考據方法作相類的演繹。第九文中。作者舉出中國所謂「學」,都偏於史,所謂「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亦乃此。對這個研究取向,作者取為一種「溫故知新」的發展脈絡,巧妙地點出核心問題。

2. 「異與同的形式課題」

這種「異與同」的分析法,具體實踐於第三文中。所謂「文藝復興」的問題,雖是清季民初士人的「共同」期望,但於個人則有種種「不同」的解釋與作法。故作者採用的研究取向,乃羅列眾多說法比較之,進而更企圖深入「背後的意義」語境中探尋,而與所謂近來的「翻譯研究」的課題相類。對於「異與同」的實踐,也在第八文可見實例,作者舉出五四人科學的「精神」和「方法」,與今日講「科學」不同。而「聚異而論」的比較作法,進而使他發現了,許多問題的背後意義。在第九文上亦是,如在討論貫穿歷史發展背後問題時,作者發現所謂「文學的失語」,指的是一種「刪去」、「忽略」的作法。而在「形式」與「內容」的判定差異上,造成許多實質上的不同發展。作者以形式與結構的研究取向,一方面得以強調形式重要,另一方面也強調閱讀的內容。更以「溫故知新」、「歷史眼光」的歷史意識傳承脈絡,發現了二代人的承繼關係。解放過去舊有的固定框架。讓張之洞的思考模式與實踐面向上的超越性,能夠凸顯出來強調「刪書的意義,正是凸顯背後「刻意選取」的意義,更能呈現同人間的歧異。如白話派《小說月報》與力主白話文的胡適間的衝突。而此種種皆有助於深入,學界現階段對於「史學」內在發展的研究。

 

五、評論

此書取得的新發展頗多,不過其中可進一步延伸的問題仍繁,可見不管是「形式」的問題,還是「內容」的問題;「斷裂」還是「傳承」,最終真正的難題,除了得突破舊有的研究框架、開拓資料的邊界外,最終還是得貫穿於一般常見的課題上。而在這些常見課題下,作者似乎仍有一些難以貫通的問題。以下述之:

1.  「新與舊」

    作者全書討論「新與舊」,有突破過往框架的企圖。但對「新舊」的形式,作者對於其中一個具體技術性區分的問題,顯然過簡單。乃如在「考據」取向下,張爾田身份區別的問題,作者的認定與具體事實間,顯然尚無他法解決所謂「形式」與「內容」的問題[7]

2.  「主流與非主流」

從上張爾田問題,衍申出的問題乃有所謂「主流與非主流」的問題,如作者為了解釋此現象,仍使用「反對『考據』的大致屬於『偏舊』的,或『趨新』而不居『主流』的」[8]。而此問題脈絡下,卻使得作者心中,仍對得「新舊」、「主流」、「非主流」有某些定見。

3. 「後設問題」

作者在〈溫故可以知新:清季民初的歷史眼光〉一文中,舉出劉師培:「史為古今天下學術一大總歸」,乃「復古開放」的絕大發明。不過作者亦細言之:「他們所言之『史』,基本掛鉤於具體的古代『史官』之上,與今日廣義的『歷史』和具體的『史學』尚有一定的區別。[9]」不過從此中,仍可發現,作者在此的兩個「史學」身份差別上,有重後者而忽視前者之跡。若是後者由前者發展而來,作者似乎有責任疏通,而非一昧用後來的認定來說明。這正也是作者尚未跳脫,所謂後世「史學專業」的定位之證。

4. 「東南大學內部歧異的問題」

作者在書中,十分注意同人間歧異的研究取向,進而取得巨大突破,如第九文〈文學的失語: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一文最為明顯。但這個問題,仍有待繼續開發的可能,不僅牽涉到資料邊界的問題,更指涉於認知的根本,如「章士釗」的問題就是一個絕佳好例,一旦後設認知沒有突破,閱讀也無法拆除過去城牆的遮蔽。如作者在頁180,曾雖引顧頡剛贊成章士釗的言論,然而此一旦納入章士釗新舊調和論遭受攻擊的情景中,仍無法疏通,作者可能有言,但未嘗發出,讀者難以得知。另,作者雖對於胡適脈絡的同人,進行內部歧異的梳理,但卻反而忽略了,胡適的反面「東南大學」一派,也有同樣情形,如作者認為的東南大學「《史地學報》」、「《學衡》」與「《國學叢刊》」是同人關係[10],但在具體現實下,卻不盡然;反而《國學叢刊》是站在支持胡適等人的《國學季刊》一方,來對抗校中的《學衡》與《史地學報》[11]

 

 



[1] 雖是2000-2002的階段成果匯集,不過具體上,仍是作者對1999年另一本論文集《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的承繼發展。而2000-2002年階段的文字,作者亦有另一本專著: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爭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03)

[2] 羅志田,〈假作真時真亦假——也說文字表述與文本解讀〉,《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與學術掠影》(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頁38-40

[3]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与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 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爭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03)

[5] 羅志田,〈探索學術與思想之間的歷史: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197

[6] 羅志田,〈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五四前後中國人心目中的「科學」一例〉,《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頁232-233

[7] 羅志田,〈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五四前後中國人心目中的「科學」一例〉,《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頁242

[8] 羅志田,〈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五四前後中國人心目中的「科學」一例〉,《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頁228

[9] 羅志田,〈溫故可以知新:清季民初的歷史眼光〉,《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頁171-172

[10] 羅志田,〈送進博物院:清季民初趨新士人從「現代」裡驅除「古代」的傾向〉,《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頁122

[11] 陳鐘凡好友蔡尚思曾撰〈中凡真不凡——紀念陳中凡教授誕辰一百周年〉文中述及陳鐘凡:「反對盲目復古的學衡派,不贊成提倡尊孔讀經。」;陳鐘凡弟子吳新雷在所撰〈陳中凡先生學行記盛〉中也說:「當時東南大學有些學者辦了《學衡》雜誌,張揚古文,非議新文化運動。陳先生對其盲目復古的傾向大為不滿,便主編了《國學叢刊》雜誌,提倡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與「學衡派」相抗衡。」兩文皆載《清暉山館友聲集》,參陳鐘凡,《清暉山館友聲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頁6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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