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2.〈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讀書討論  陳貞陵


n  閱讀篇目

王汎森,〈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入: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 學術與社會.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31-130。

n  報告大綱

一、       新史學的取向

(一)          新史學的學術風氣

(二)          新史學的研究態度

(三)          新史學的學術風格

二、       民國史學的新舊之分

三、       新史學的批評者

四、       新史學內部的爭議與困境

五、       反傳統思想的曲折心態

n  報告內容

一、民國新史學的取向

王汎森先生著有〈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一文。內容主要論述於19201930年代,五四運動後引發的史學革命,其中對史學性質持有不同看法的兩派學者,在史學研究工作方面各自展現的的學術態度與風格。王汎森先生認為中國近代史學革命有階段性的差別:梁啟超第一次革命的重點在於界定 什麼是歷史;中國近代史學第二次革命則以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繼之以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及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開展的事業為主,重點在如何研究歷史[1]。藉由閱讀王汎森先生〈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一文,希望能對民國新史學三項主要議題有所認識:一、民國新史學的時代意義;二、新派學者如何啟動第二次革命;三、傳統派與新派雙方的立論的基點。

所謂第二次史學革命,即五四以後,19201930期間所發展的民國新史學。民國新史學的來源,與三項因素關係密切:一、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用主義的方法論;三、西方史學的引進,其中又以德國史學最為重要。新文化運動形成的新風氣,對史學研究產生很大的影響。其中學術重建,強調為學問而學問的態度;及新知識份子所信仰的民主與科學,具體落實在民國新史學的歷史研究。新派學者以求真知態度,調整歷史眼光並採行科學方法,成為民國新史學進行史學研究的取向。

(一)新史學的學術風氣

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運動,對民國學術風氣的轉變有很大的影響。整個運動有兩項基本要點:一、以歷史的眼光看待國故;二、以學術的態度來研究。其中歷史眼光又蘊有三層主要含義:一要將考察對象置入歷史脈絡;二要以發展觀點看待歷史文化;三要將過去的學問全看成是歷史的材料。如此一來,所有傳統歷史文化將劃歸於歷史範疇之下,並以學術的態度進行研究。顧頡剛也認為面對國故的態度是研究而非實行。一切學術化歷史化的意義在於,對傳統文化中文獻典籍進行去應用化去價值化去道德化去心性化的動作。對於整理國故,傅斯年提及兩種手段:一為整理國故;一為追慕國故。整理國故對中國本身及全世界,對學問本身而言,佔有同樣重要的地位,這是必要做的事;但若是忘了理性,整理國故變成追慕國故也就愚不可及了。 新派學者不希望學問成為生活價值的標準,也在打破傳統對現實生活的束縛。

新派學者的作法是:先藉由價值與事實的分離,以掙脫傳統價值的束縛,再以當時重視應用的實驗主義為標尺,以之做為評斷學術文化價值的依據。如此一來,大多數人於日常生活應用的文化,便由過去的邊緣開始走向中心,原本對傳統偏離的百姓文化,一時則全被看作是創造者革新家。歷史文化的主體繼而轉向平民,受此風氣所啟發,擴大史料範圍並尋找新材料,就成為當時新派史學研究非常重要的工作。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重新評估,這種歷史眼光產生了解放擴大的作用,要使歷史研究的主體,由過去精英文化轉向平民文化。

(二)新史學的研究態度

以學術態度重建學術,強調研究不為應用,在求,而不管是否。強烈排斥傳統學術中與心性、形而上、神秘相關的議題,而以理性、去形而上、去神秘取代之。一切靠證據而非想像,正是這種存疑的態度使新派學者重視實物作為證據,一切學術化歷史化的結果,也為顧頡剛所領導的古史辨運動提供客觀環境的條件。古史辨所牽涉的範圍,觸及史學研究的每個角落,以顧頡剛的疑古態度,認為古代文獻可證的很少,否認偽史有辦法靠比對文獻達成,但要承認信史則沒有實際的證明了。

證據的要求與科學的方法,到了傅斯年所領導的史語所仍是主要取向,但是不僅止於懷疑,更要以具體行動解決歷史存留的問題。傅斯年面對疑古,主張找出證據來者,可斷其為有,不曾找出證據者,亦不斷其為無 [2]。於是提出史家應充實應用史料的主張,即使史料十分有限。面對史料就是科學證據的態度,擴充史料就是擴充科學證據,且需要採用科學的方法來實踐對科學內容的擴充。相較之前對於史料的態度,新派學者於此時出現兩種轉變。

1. 1.新史料觀

受到德國語研歷史考證學派的影響,大幅擴充史料範圍,新見材料舉凡檔案、出土材料的搜集都成為重點工作,且以有系統、集眾的群體合作進行史料搜集。並開始正視地下材料本身所呈現地下情形之知識,以達到對史料的充分應用[3]

2.2.對正統史料的態度改變

延續採用歷史眼光的精神,歷史化使傳統中正統與非正統的史料放在平等的位置,有些時候,新派研究者更看重非正統史料,並具有刻意反對官書的態度。原本位於中心地位的正統史料,遂有被原認為 異端史料所取代的趨勢。受此態度影響,對於小說、戲曲等 文學,被看作描述每一個時代重要材料。

(三)新史學的學術風格

新派學者的史學研究風格,表現出新派的治學態度與理念。即透過有意識、有系統、組織性地提倡,凸顯出幾項鮮明的學術風格。

3.1.傾向窄而深的專史研究

傅斯年強調解決歷史問題,於是史語所刊載的文章多屬針對特定問題,以第一手資料為證據,站在足夠的材料上,進行問題取向、窄而深的研究。以歷史問題為取向的態度,和傳統學者所強調 中國貴通人不貴專家的觀念不同,純博學的文章在新史學研究中並不多見。新文化運動後,在科學與實證主義的影響下,新史學對帶有價值色彩、道德教訓意味,及具通論性質的歷史解釋並不以為然。從1920年代整理國故,到傅斯年所領導的史語所工作,新史學展現的學術風格,便如同傅斯年所主張:不要著史、不要史觀、不要史論,也不要涉及價值。這股風氣的流行,也對當時學術單位在史學課程的安排上產生影響,許多史學課程提倡 先治斷代史,而不講通史。受新派影響所及的學術研究單位,漸漸形成通史斷代化專門課比重增加的風氣[4]

4.2.背離傳統的歷史解釋,發展多元觀點

新文化運動以來,傳統學術地位的動搖,受到思想界反傳統思想的影響,許多既有的歷史圖像遭到質疑,甚至被摧毀。隨著傳統思想束縛的解除,出現多元風格的歷史解釋。在當時的學術風氣,除了容易發展新解釋,也具備新解釋發表的空間[5]。以古史研究為例,由傳統古代一元相承發展到古代三代集團的多元解釋,說明打破傳統一元解釋,發展出多元觀點,為當時史學解釋重要的特色。

5.3.發展變動的觀念

傳統文化常出現對原型的追求崇拜,而有追求最高不動的原點傾向,研究到最後無不希望求得一個心目中純粹的真相或正解。在梁啟超時代,就以進化論為其重要史觀,使中國史學脫離經學霸權的影響。到了民國新史學,發展式的觀點除了挑戰中國史學中對黃金古代的思想,更以歷史演進觀點作為看待事物的方法,將發展觀點帶入歷史研究,便成為歷史演進法的方法論而付之實行了。

另外一方面,發展的觀點也影響新史學重新審視過去學術價值的歷史眼光。提倡學術的發展應重視異同,而非好壞,這種歷史眼光幾乎是與實證主義及科學態度相互呼應。

6.4.西方眼光

新文化運動以來,新派學者強調的學術態度科學的方法實證主義等概念,使民國新史學無論在史學性質、史學研究與史學解釋,都令人感到 西方眼光充斥於中國史學研究。對於西學,新派學者在情感上是其實相當複雜的。面對外國學者對中國研究領先中國學者的情況,出於交加,決心要在外國不能之處,奪回東方學研究正統的心態。因此,大量引介西學觀點,正是新派史者意圖藉由學習並達成超越的目標。

二、民國史學的新舊之分

1902年,梁啟超以《新史學》作為中國史學革命之呼籲,到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史學已然進入第二次革命。中國近代史學革命本身為一歷史過程, 新派與傳統派是一組 相對的概念。隨著時代的演進,有些在早期被列為 新派人物,到了1920年代以後,無論以學術思想的影響力或行動力而言,可能被當成 傳統派人物了[6]

對於五四以後的學術流派,有以新舊、南/北、新文化派/文化保守主義派等,稱呼兩個主要對壘陣營[7]。以何組稱呼來形容兩方,則端視由何種角度、面向切入,以看待當時在學術陣營中的兩派對壘。〈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一文以新派與傳統派作為當時兩方思潮的代稱,指的是兩派在史學研究所表現 相對較突出的風格,而不涉及價值優劣的評價。

此處指稱新派史學的來源,與三項因素關係密切:一、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用主義的方法論;三、西方史學的引進,其中以德國史學最為重要。於是有關新派之有意識地、有系統地所提倡的新風格,多以胡適、傅斯年與顧頡剛三人所領導的學派作為代表。相對於 新派的學術組織化,新派的批評者則分散全國各地,而其中最有組織以南方中央大學為代表,形成所謂的南高學派與新派相互抗衡[8]。對新方法的使用不僅侷限於新派的學者,新派較凸出的原因是在於其有意識的提倡,並表現在群體性的研究。代表傳統的南高學派雖然對新派之否定傳統發出批評,但治學方面並不排斥新方法的使用與對西學認識的引介,強調中西兼治,提出史學不僅有科學也有非科學的一面[9],對新派的批評重點在於其一面倒的傾向。

兩方在學術態度上的論戰,使其在現實生活呈現出壁壘分明的情況[10]。兩派各自據有學術研究重心,各自擁有不同刊物與不同的讀者。兩派風格在各自發表的刊物上表現不同的學術風格,大抵展現在討論的議題、語言與格式的使用等方面。

五四之后,兩派學者同對所處時代的發出感嘆,對史學著作都存有共同的期待,只是兩派對完善的史書看法是大不相同的。面對世局之變,新派的激烈主張之所引人注目,蔚為一股學術風潮,與當時中國歷史環境時局有密切關係。余英時先生認為五四運動新思潮的形成,與當時中國學術思想界尋求突破到了一觸及發的境地[11];而王汎森先生則以古史辨運動為例,說明顧頡剛的古史辨所產生激烈的回響,即為跟隨當時強大反傳統的學術氣氛所爆發[12]

三、新史學的批評者[13]

新派學者樹立新史學旗幟的同時,也向中國傳統學術的不同面向發出反對、挑戰的宣言。使傳統與新派的學術對立,不僅是史學內部的爭論。身為新史學批評者,傳統派學者被歸列於新派的對立陣營。其實在1920年代,很少有將西學置之不理的完全傳統派的學者,對於非文字史料、地下史料與外國史學觀點,他們有時所持有的觀點與新派相當近似。對於西方的了解程度也不亞於新派學者,傳統派學者甚至認為新派學者不了解西方,而不能認識西方文化精神[14]。採取並存中西兩方長處的立場,對新派史學的在反傳統與引介西學的兩方面 缺失做出批評。

(一)      不滿意學問嚴重脫離社會

傳統派學者認為歷史研究若失去現實用處,也不能給人道德教訓,既無法自救,也無法救人。相對於新派的客觀學術態度,傳統派學者基本上認為學問也是為己之學,完全理性、無感情的面對學術研究使古往今來的著述歷史化學術化,這對視本身即為傳統文化一部分的傳統學者,基於情感與使命感,這種割離是不能接受的[15]

學術獨立,在新派學者眼中看來是理想,從傳統派的眼光則成為流弊。批評新派史學家等同於清乾嘉時期的考據學者,唯考據是尚,而不能兼顧義理,對現實生活不能起指導作用,批評新派學者對史料的追逐將忽略整體歷史與重要的問題。

(四)歷史研究要如何指導中國開創新局

面對近代中國在政治現實面上,遭遇帝國主義的入侵的挫折,新派學者本著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態度,要承認自己凡事不如人。而傳統學者則認為乃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其生機。兩種對立的看法展現於史學方面,使新派認為傳統對於現代並無指導意義,於是主張為學術而學術;而傳統派則以為前提,認為新派史學的學術化取向、超現實的研究,將在道德與 世情寄望上站不住腳。

(五)引進西方文化,應求全面系統

新派史學大量引介西學,打倒中國舊典範,在態度與內容講求平等。然而,傳統派認為新派樹立起的不過是以西方科學的名號,內容還是清代儒學考據的底子。傳統派主張對於西方史學流派的引進,需力求全面觀照,而不僅僅是一味隨波逐流,對於科學方法需有條件的採用,而非定要科學化不可。

(六)歷史材料不同於歷史智識

歷史材料與獲得歷史智識,對傳統派學者來說是兩件事。傳統學者認為崇拜新材料是一種特殊心態下的產物,肇因於新派學者蔑視傳統,否認傳統,造成新派學者好疑 趨新的弊病,問題就出在將史料搜集當成史學研究的重心。這也是傳統學家在面對新派學者在材料上努力的成果,卻又發出近代中國史學不發達的感嘆,沒有一本歷史著作可讀是針對新派學者缺乏歷史智識的批評。

身為批評者的傳統派,以錢穆等學者的意見為例,在他們眼中能夠真正完成新史學的新史學家,應有四點具備[16]:一、需對世界現實有深刻關懷;二、鑑往知來,不拘泥世事現實;三、對世間諸事與各科學識具備相當程度的智識了解;四、具有融會貫通事實間相互關係的哲學頭腦。以此對照傅斯年所領導的史語所研究工作,顯示傳統派學者認為民國新史學道路有所缺失,而無法成就新史學。透過傳統派所肯定的新史學家特質,也可為兩派在學術觀點對立的情形稍作歸納。

四、新史學內部的爭議與困境

從胡適整理國故運動,繼之顧頡剛的古史辨,到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研究工作由疑古轉向重建,是民國新史學以來觀察的一貫脈絡。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傅斯年新史學精神與前人研究的,也有學者提出新舊難辨[17]。有從學術理念的承續,而傾向於求同的看法;或從傅斯年對新史學的批評,重視議論而無真研究的風氣,而認為後起的重建派更有與疑古派針鋒相對之勢。無論是求同見異,抑或 新舊難辨,顯示民國新史學自身性質的複雜性,原因大抵以下有關:一、國內政治現實與學術關係的牽扯[18];二、兩派爭論不僅為史學內部問題,更涉及學術、文化立場;三、時局的變動,遭逢外部紛亂的政治現實與中外學術思想的雙重刺激下,都是造成民國新史學內部出現爭議、發展路線衝突的原因。

尤其國難當頭,使民國新史學的發展面臨兩大困境:一、新學術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緊張;二、對新學術痛覺 意義感的失落。客觀的學術態度與解釋,在現實政治環境中不能滿足民族情感的需求,專業化的研究也失去了吸引性。這使人聯想到錢穆對新史學提出的批評:新派學者 學術化的傾向,在 世情寄望上是站不腳的。結合時代背景與新史學創發的理想宏旨,新史學發展所面臨的困境,也顯示新派學者對反傳統的曲折心態與內心的兩難矛盾。

五、反傳統思想的曲折心態

面對晚清變局,開創新世局是知識分子的共同期待。然而,新與舊、傳統故我與革新創立之間的掙扎,成為轉變過程最大的牽扯與矛盾。長期處於積弱、遭受列強打壓的政治現實,愛國心與救國心的強烈驅策下,使知識分子作出回應。在眾多回應中,最引人注目莫過於站在色彩最鮮明的兩端。一為完全破壞、以不破無以立為圭臬,全盤反傳統,打造全新中國為目標;另一方則以保護傳統為愛國的表徵,幾乎將傳統視為最後陣線,死守不放[19]

打造新中國的過程中,以大破壞為手段,對傳統完全採批判角度,對於革新的堅定態度近乎決絕,使五四運動留給後人最深刻、鮮明的印象。破壞與暴力是革命的負面的印象;然而,行動力越強,顯示動機越強烈,隱藏於五四運動這些革命者心中的想法無非是重新再造的激渴,破壞便是對重建寄予高度期待的矛盾情緒[20];對西方思想的大量引介,在心理層面仍是受到強烈的民族情操所影響。五四運動所帶來的新思潮,於學術領域發酵,也引領史學進入第二次革命。

受到五四學風的感染,新派與傳統派間的對立延燒至史學領域。若稱五四運動後的的新史學是一場革命,的內容、新意的理念與在那些方面得到落實、及民國新史學出現的新取向等,皆為民國新史學的主要議題。新派與傳統派學者面對共同的挑戰,卻在回應上採取不同觀點,是否存在正相關,一直是派新與傳統派之間的爭執點,對傳統的全然背離更使民國的新史學不乏批評者;時局的變動,新史學內部也逐漸出現衝突與矛盾,步調日趨不一致。就在新派學者這種反傳統的曲折心態下,使中國史學的第二次革命留有高度的討論空間。

n  參考書目

1.      王汎森,〈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入:羅志田()20世紀的中國: 學術與社會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31-130

2.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收入: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 學術與社會.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1-30。

3.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4.      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証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新史學》,8. 2(台北,1997. 6),93-132。

5.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1999),519-574。

6.      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當代》,116(台北,1995. 12),10-29。

7.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收入:羅志田()20世紀的中國: 學術與社會.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1

[2]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當代》,116(台北,1995. 12)16

[3]對殷墟考古的態度可以反應傅斯年對地下史料的態度,傅斯年曾表示以殷墟為一整個問題,並不專注甲骨,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証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新史學》,8. 2(台北,1997. 6)113-114

[4]受到 非考證不足以言學術的風氣影響,1930年代除了北京大學之外,各大學的史學課程也日趨專門化。受到窄而深的研究傾向所影響,通史類課程即 被視為等而下之了。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76-81

[5]王汎森先生於文中特別以王國維為例,雖然王國維看到歷史中對傳統一元架構背離的異常現象,受當時學術氣氛影響,仍然極力發揮道德主張。因此,傳統影響力的程度多寡,是影響歷史解釋一個重要因素。

[6]余英時先先探討五四前後的學術氛圍,說明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最大幾位人物如嚴復、梁啟超等人,在思想影響力上都已進入 功成身退的階段。《中國思想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社,1987)520-521

[7]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49

[8]南高學派係指當時與北京大學的新派相對立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是南京中央大學的前身。

[9]桑兵先生討論南北兩派的異同,提及南高學派與北大精神相異的其中一面在於,南高學派認為近百年來史學的發展不僅受到實驗主義,同時也受到浪慢主義的影響。受到兩大思朝的影響,史學既有科學的一面,也有非科學的一面。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76-81

[10]桑兵先生則認為,南北學既有對立也有對流。南方學者有些北上,在北大以外形成據點;同時也有些北大學因為避難或謀生,相繼南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51-52

[11]參閱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525-529

[12]王汎森先生提及顧頡剛的個別論點,早在崔述、梁玉繩等人便已說過相同的話,在當時卻沒有出現明顯的變化,與學術界的思想氛圍有很大的關係。參閱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台北:允晨文化,1987)23-27

[13]王汎森先生說明新派學者面臨來自兩方的批評,一為傳統史家;令一方則來自左派史家,此處王汎森先生所討論的是來自傳統派史家的批評。

[14]桑兵先生討論南北兩派的異同,提及南高學派對歐美史學發展十分關心。表現在學術刊物上,引介史學與地理、地質、天無、人類、國家、社會等相關學科的關係。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76-77

[15]王汎森先生提及,傳統儒者認為自己生活於傳統文化,就像魚游泳於水中,它的生活與這一泓水是分不開的。

[16]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1-287

[17]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68-275

[18]王汎森先生談到新舊觀點之爭,也涉及政治上中央與地方的爭端。主要在於中央研究院代表是南方國民政府的國家最高學術機關,在現實政治中,地方與中央是否願意配合,再為新舊派觀點置入一複雜變數。對殷墟考古的態度可以反應傅斯年對地下史料的態度,傅斯年曾表示以殷墟為一整個問題,並不專注甲骨,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証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新史學》,8. 2(台北,1997. 6)119-131

[19]參閱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3-5

[20]參閱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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