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4. 評甘懷真〈從天下觀到律令制的成立:
 日本古代王權發展的一側面〉  陳珈貝


一、作者介紹

        甘懷真,1963年出生於臺北市。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博士,曾任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1994),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19992000),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執行長(2002-2005),現職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文學院副院長。

        甘懷真的主要研究領域中國古代禮制、中國古代政治史,碩博士論文分別為〈唐代家廟禮制研究〉、〈唐代京城社會與士大夫禮儀之研究〉,[1]均屬中國中古時期禮制範疇的議題;另有十餘篇專論散見於各大學術期刊,甘懷真亦曾將研究所得加以補充改寫,集結為《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一書。[2]近期甘懷真的研究主軸為東亞王權之比較,偏向中、日兩國禮制與儒家經典詮釋,探討「東亞世界」政治秩序。

二、內容要旨

        〈從天下觀到律令制的成立:日本古代王權發展的一側面〉一文,共分有四個部份,以下依序簡述其文要旨:

        本文前言另有一副標題「作為漢字文書的律令」,標明將以「漢字」作為討論律令制的切入點。首先,作者澄清「律令」並非僅為法律,而是國家行政的「成文化」,意即漢字的使用與流佈(中國乃至東亞古代使用漢字文書形式的政權)。因此若欲追索律令制的源流與特色,除了探討國家政治運作,也可著眼於漢字的歷史發展脈絡,後者尤為本文開展論述之軸心。

        漢字起初使用於祭祀場合,商、周(西周)兩代王權建立於祭祀權之上,以「祭祀王」的身分支配祭祀圈內諸國。而此一祭祀權的特徵在於以文字進行「名」的交換(通過祭祀命名被支配國),商周祭祀王並獨占文字書寫(青銅銘文製作)。戰國時代,漢字開始用於文書行政,建立律令體制。此後中國王權的特徵便為「藉由漢字以作為行政的工具並發揮支配的功能」。

        本文旨在掘發律令制與漢字的關係,並且以此角度試圖探討日本大和王權何以採納律令制,以及東亞王權的特殊性。第二部份「作為『祭祀王』的古代日本王權」,作者指出縱使日本律令源出中國,應當將吸納外來制度的現象視為行動者的策略,重視產生這些文本的脈絡,也就是大和王權與其他政治勢力的鬥爭。

        而誕生於彌生時代的日本王權,與祭祀王原理相通,仰賴稻種與銅鐸等「物」的交換,建立權力從屬關係。而此種權力運作機制,可視為朝貢體系的前身,地方性政權必須藉由外部之物來彰顯正當性,從而加入一個更大的祭祀圈。對於彌生時代的倭人政權而言,「中華世界」即是此外部祭祀圈,倭王將己身之名轉換為漢字,以求與中國天子進行「名」的交換,加入「中華世界」。於是成為東亞地區漢字使用普及,構成「漢字文化圈」主因。

        循著日本歷史發展序列,本文第三部份「天下觀念的成立」,討論焦點為第四、五世紀起始的大和政權時代。前述第二部份內文曾提及,日本天皇是源於地域性豪族政權,第三世紀之後,幾支豪族組成「大和政權」,政權勢力逐步擴展至日本列島,並介入朝鮮半島政局。在同一階段日本王權還發展出「天下」觀念,雄略天皇鑄稻菏山鐵劍銘稱「吾左治天下」,即複製了中國的「天下」政治秩序。

        只是,大和政權於日本列島建立小「天下」,卻又參與了中國天子的大「天下」,「兩個天下」的政治策略如何運作?於此,重新探討中國「天下」觀便為關鍵。基本而論,中國天子統治「天下」是個虛象,控制郡縣方為實質。但依據《春秋繁露》為代表的世界觀來看,天子命名決定了世界的真實性,因此「天下」內涵乃天子眼中的「有名之物」,而不是囊括了整體客觀世界。是故,眾多「無名」、「非真」的他種政權存在,並不妨礙天子統領「天下」。

        回歸作者撰文初衷,本文結語乃「從『天下』觀到律令制」,並總結當「天下」作為政體,統治者便需要宣告自身為天神(或代理者),並且與域外政權建構朝貢冊封關係。而「天下」政體(「儒教」中的一種價值、規範)亦屬當時普世文化,並以漢字為媒介所建構而成。於是日本大和政權要循「天下觀」來「治天下」,便必須藉由漢字造成「治天下」之事實,其具體方式則為編纂史書以及編訂律令,而日本律令制的成立便導因於此。

三、討論

(一)「平勢說」:漢字傳播與「漢字文化圈」

1.  平勢隆郎,《よみがえゐ文字と咒術の帝國:古代殷周王朝の素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1

2.  平勢隆郎,〈論春秋時期的漢字傳播問題(春秋時期漢字傳播與大國小國關係)〉(未刊稿),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典與文化的形成」第二十次讀書會月會,2005.08.29

(二)「東亞」脈絡發展

1.  甘懷真,〈所謂「東亞世界」的再省思:以政治關係為中心〉,收入氏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4

2.  子安宣邦,〈「東亞」概念與儒學〉,收入氏著,《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三)儒學或儒教?傳統「東亞」世界的「普世價值」?

1.  渡邊義浩,〈日本有關「儒教國教化」的研究回顧〉,《新史學》,142(臺北,2003.06),頁179-213

2.  高明士,《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四、補充

        以下俱為由甘懷真網頁「了然齋通訊」分類所擷取的片段,內容與討論文章有關,或可作補充之用。

        〈參與《淮南子》研讀有感〉:

http://ccms.ntu.edu.tw/~kan/note/931208huainan.html

從《淮南子》的一例可知,這段時期的知識人的目的是要建構一個「生民」可以安身立命之處,可以知道生命從何處來,往何處去。而重點在於,要達成這樣的目的必須藉由國家的建構,當初將之稱為「天下」。也就是每一個人(生民)生命意義的獲得必須藉由「天子」創造了一個合理的「天下」空間。

〈境界的誕生〉:

http://ccms.ntu.edu.tw/~kan/note/930601boud.html

新的統治者的出現必然要創造新的世界秩序。所謂創造秩序不是指真的要去改變外在世界的客觀狀態,甚至也不是要去理解外在世界,而是要去改變被統治者的主觀認識的世界。……

中國也是如此,中國的「天下」觀念從來不是用來理解客觀存在的世界,而是用來建構一個以中國天子為中心的主觀的世界。甚至我們可以作這樣的推論:想要客觀理解自身所能認識的空間以外的世界,並非古人的企圖。……這套理論不是建構在當時中國人已知的地理知識上,而是主觀的分類外在世界以自我定位。故天下理論不是在理解外在世界,而是在定位自我。而在這個理論中,居於同心圓中心的中國天子是「天下」的支配者。

故我們可以戲稱這種天下理論是「自己爽」原理。……

〈我們唐代,他們日本〉:(http://ccms.ntu.edu.tw/~kan/note/941030kokugaku.html

當我們正想將儒學從「中國」的界限中釋放出來,還原到歷史的現場,追求它在歷史中的功能與意義時,現在的另一股研究的趨勢卻又是將它定位為「中國的」。沒有人會否認儒學與中國的關係,但這個中國不是今天民族國家定義下的中國。

 



[1] 《唐代家廟禮制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唐代京城社會與士大夫禮儀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2] 根據甘懷真自述,《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有三項討論主題:「一是中國古代儒教的成立,以郊祀禮的發展為主軸,說明儒教中的宗教觀念如何影響皇帝制度的政治體制。二是以中國古代君臣關係為研究主軸,探討當時的行動者如何詮釋儒家經典以建構政治制度。三是探討東亞世界的政治秩序。」參考「甘懷真的歷史教學與研究」網頁(http://ccms.ntu.edu.tw/~kan/cv.html);擷取時間:200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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