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6. 評:陳建華〈論現代中國“革命”話語之源——
 二十世紀初“革命”、“かくめい”、 “Revolution”的翻譯過程〉
 與金觀濤〈觀念起源的猜想與證明—兼評《「革命」的現代性
 —中國革命話語考證》〉 張凱達


陳建華〈論現代中國革命話語之源——二十世紀初革命かくめい“Revolution”的翻譯過程〉一文,1997年刊登於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0年收錄於作者的論文集《「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證》中,作為11篇論文的首篇。作者試圖將「革命」一詞,放在「話語」的脈絡中探討,以釐清中國為何在過去整整一個世紀中,受此概念的深刻影響。此書出版後,很快受到注意,許多學術著作紛紛引用其研究成果,唯書評似不多見。[1]金觀濤對陳著的書評,刊於2003年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作者採「兼評」陳文的方式,一方面在陳著的論述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解釋,另一方面則以「革命觀念起源」為題,展現作者近年來獨樹一幟的研究方法——利用電子資料庫的量化操作進行「觀念史」的研究。[2]

筆者擬自以下兩方面討論陳建華與金觀濤的文章。首先,比較二者對「革命話語」或「革命觀念」的研究成果;其次,討論兩人所採用的方法與取徑,及其對相關研究的貢獻與不足。

一、歷史裡的「革命」

           陳建華於本文開頭即說明,他的研究是自革命一詞在中文、日文及英文三種語文之間「文化翻譯的複雜關係」中,自語言角度對現代中國革命起源的一種詮譯。他認為自「翻譯理論」的視野,可以產生不少新問題,如:革命話語是怎樣形成的、它為何能在現代中國產生如此深刻而持續的影響、中國革命和現代語言的形成有何關係等。由作者所設定的命題看來,他想解答的並不單純只是一個名詞的詞源考訂。

           正由於革命一詞不是一個純舶來品,所以增加了釐清以上命題的複雜度,但作者仍提出頗為清晰的考察。陳文認為,具有現代英語revolution意涵的中文革命一詞,係由日本人先以かくめい翻譯英文Revolution,並且已於1890年以前大量出現在日文中,再由往來於中、日間的中國菁英份子由接觸到熟悉,最終或有意或無意地各取所需的利用這個中國固有話語。筆者試將本文對革命一詞在不同時空環境下的意義,製成簡表如下:

表一:陳建華對革命一詞於不同時空的意義考察

空 間

時 間

意 義

中國

近代以前

舊王朝因不合於天道、仁道或民心而被推翻

西方

14-18世紀

革命和暴動、叛亂難分→和平漸進(如光榮革命或工業革命)與激烈顛覆(如法國革命)→不可抗拒的歷史前進方向

日本

明治維新

かくめいRevolution,唯明治維新深入人心,革命的意涵等同於改革或維新,雖然接受隱含其中進步觀的現代意義,但排除指涉政治上激烈顛覆政府的意義

中國

1890-1903

1.含有叛亂、暴動意涵,也具有進步史觀,如王韜、康有為、章炳麟
2.
改革、變革、革新、改良,如梁啟超

3.以排滿為口號,追求現代政治,如孫中山、鄒容

 

           由陳文看來,當時中國的意見領袖們,似乎面對著一個無法抗拒不用革命一詞的客觀環境。王韜於1890年出版的文本裡,以負面意義使用革命一詞,將「法國革命」描述為暴徒亂民製造的慘酷災難。但陳建華指出,當王韜使用「法國革命」而非「法國暴動」、「法國叛亂」等詞時,已使革命一詞被「錯置於世界歷史的框架中」。康有為和章太炎雖然承襲王著對革命採負面意義,但也感受到革命因為「時勢所趨、民風所動」,而深可畏也。於是、康、章雖對革命(視同暴力革命)抱持否定的態度,但實際上已接受近代西方革命的意義,唯由於跳過日本以革命等同於改革或改良的轉化,使這些人喪失了日後將革命與改革接融的可能性。

           按照陳文的說法,孫中山於1895年由日本人稱其為革命黨人後,才比較明確地由革命的概念思考自己與清政府的關係。而且,在有具體的建立共和政府目標下,孫中山很敏銳地以「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的角度,重新啟動革命一語的傳統意義。[3]

           陳文最突出處,是打破梁啟超反對革命而留給後世的改良派形象,他認為梁啟超1899年提出「詩界革命」,到1902年寫出「釋革」一文,一連串對這個名詞愈描愈「紅」的處理,實際上使具有現代意義的革命話語更廣泛、普及地為人所接受,以致他自己也不得不「繼續革命」。陳文的論述是,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這個自鑄新詞,首創將革命的概念延伸用到政治領域以外,從而使「將受過西化的『革命』(revolution)傳入中土,和本土原有的『革命』相激相成,產生種種變體」。在此,作者對自己提出的命題答覆如下:

一旦當這個西來的「變革」意義的「革命」被等同於進化的歷史觀,並與中國原先的「革命」一詞所包含的王朝循環式的政治暴力相結合,就只會給現代中國政治和社會帶來持續的建設和破壞並具的動力。

後來,當梁啟超發現他傳輸甚力的革命一詞,在中國境內的主要用法,竟主要指涉他所謂最狹隘的暴力流血之政治異動,他回過頭怪罪日人不應將revolution譯為革命,而想以變革一詞阻擋革命的洪流,但終於勢不可為。

           陳文最後指出,1903年時中國現代革命意識已趨向成熟。當鄒容的《革命軍》中,清楚表達革命具有「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順乎天而應乎人」、「去腐敗而存良善」、「由野蠻而進文明」、「除奴隸而為主人」等現代意義時,革命一方面完成了與世界革命意義的接軌,一方面提出暴力行動所能換取的美好遠景,於是社會心理由恐懼轉向歡呼,革命觀念從而牢牢附著於20世紀中國的政治、社會發展軌道。

           金觀濤認為陳建華的著作有兩大發現,一是考證「詩界革命」由梁啟超於1899年提出,而且是使中文語境中的革命一詞,開始擺脫傳統意義而具有現代西方revolution觀念的源頭。二是考證出王韜於1890年的《重訂法國志略》中,最早受日人著作影響而使用「法國革命」一詞,開啟中文語境中用革命對映revolution的先河。

           金觀濤進一步指出,陳建華的考證工夫對思想史研究的貢獻,在於提供對中國現代革命的起源作出新的「猜想」。金觀濤提出的猜想,是自前述陳文中梁啟超的窘境中突破的。他先質疑道,既然戊戌之前,西學已經傳入,為何士人還是以中國傳統的革命觀,即改朝換代的暴力政治來理解西方的revolution?而且,既然中國知識分子是從日文文獻裡得知revolution,為何沒有接收到日本近代改良、維新的革命觀?金觀濤根據陳文,推進他對上述質疑的「發現」,他認為,重點不在革命觀的旅行路徑,而是革命觀是依附在什麼上面進來的。因此,關鍵的中介者不是日本這條通路,而是 Frenh Revolution這個事件。由於中國傳統中的革命一語,自有其複雜豐富的意涵,故隨著政局的變動,1890開始以負面形象出現的「法國革命」,到了戊戌之後,由於改革絕望,才使同一名詞因改朝換代的正當性逐漸浮現,而轉為具西方現代意義的「法國革命」。

           為了證明自己的猜想,金觀濤在占有大量電子史料的條件下,以時間向度為經,統計學的「詞頻」為緯,用數據的差異與波動來解釋猜想是否正確。金觀濤向這面玻璃背後有3千萬字的魔鏡問道:「魔鏡啊魔鏡,請告訴我『革命』、『改革』、『改良』3個裡面,誰才是最曲線動人的詞呀?」果然,結果出爐,「革命」比他的同伴們亮眼得多。材料一旦自己會說話了,就吐露出比原來問的還多的故事。是以金觀濤獲得更多的證據,解釋革命一詞在文獻中頻率的漲跌,與中國政治局勢的發展完全呈正相關。1900年八國聯軍、1903年俄占東北和1906年日俄戰後,均激起中國人對革命話語的偏好。作者據科學而放言,認為宏觀的統計數據比個別的事實考證,更能證明「中國現代革命觀念的起源和清王朝統治合法性喪失,令改朝換代獲得正當性有關」。

二、追尋「革命」的方法

           陳建華自稱在方法論上受西方學界正流行的「翻譯理論」影響,[4]他所運用的方法是,追溯「革命話語在不同文化間『旅行』的過程」:

在追溯具體時、地、人的使用情況時,需要辨認有關的符號、表述、事件、機制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考察其間不同文化特徵的撞擊、交融、斡旋等形態,從而確定這一話語的歷史軌跡和意義。

           由於筆者對所謂「翻譯理論」毫無所悉,無法判斷該理論處理此課題的適用性,故僅能以作者的取徑與成果進行比較。首先,陳文的確努力還原當時人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使用革命話語的當下意義,使讀者很清楚地看到,不同意見領袖在世紀之交對revolution的不同觀點。同時,出於對有限史料的善加排比與解釋,作者巧妙地從文本中,重建不同人物面對革命話語時的不同心理狀態。如王韜的曖昧、章炳麟和康有為的恐懼、孫中山的決斷和梁啟超的不得不,正是透過這種對眾人心理狀態的描述,使得思想並未脫離人物,其手筆較諸天馬行空地討論抽象的「思想」、「觀念」,似更能予讀者以實在的歷史感。同樣可能出於作者的有意安排,「革命」的旅行是透過人在不同空間中的活動實現的,因此,用心的讀者可以看出,作者呈現的顯然不是單線的義理推論,而是複線的歷史軌跡。

           對於金觀濤所見陳文的不足處,筆者認為,若循作者的方法,可以自兩方面強化其論述。一是擴大取材的範圍,包括找到更多的意見領袖及其言論,以觀察是否有更多的「革命觀」或心理狀態;也包括將材料的範圍,由意見領袖的文集和少數特定期刊,擴大到當時的其他類型材料,如報紙或日記等。[5]二是在強調自日方輸入革命觀的考察上,更增加當時這些意見領袖與日人的互動情形,甚至探究日本是否有人注意到,中國人於世紀之交重塑革命觀念時的特色。作者既強調「跨語言的實踐」方法,很可以嘗試將之視為互動而非單向的過程。

           上述擴大取材範圍的評論,似乎正是金觀濤占據大量史籍資料庫的優勢。不過,由於兩人在方法上完全不同,金文並無意以其資料優勢循陳文的脈絡求解。金觀濤的方法,類似科學方法的假說與證明,只是他在文中是以「猜想」一詞代替假說或假設這個之前較常見的說法:

探討歷史上流行一時的觀念起源及其過程,需要追溯原本屬於某一個人或幾個人的觀念,它是如何形成、發展、傳播而成為一群人或那個時代佔主導地地的思想。這往往需要先根據個別史料來猜想,然後再用和許多人思想有關的史料(如相應關鍵詞出現的頻度)來驗證原先猜想的對錯。

           按照此一說法,金觀濤認為,對「少數資料代表的少數人思想」的猜想,要由「代表多數人思想的多數資料」加以驗證,驗證的方法不再是同一話語在不同人中的不同映對,而是這個話語在時間向度中顯現的數值意義。作者的邏輯在於,觀念起源於少數人而傳播於多數人,多數人的總合面貌若能以數據或比例呈現則將更具說服力。當然,作者沒有說明的部分是,數量過多的個人之間,其細緻的比較研究,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筆者對金觀濤利用電子資料庫的統計數據進行的解釋是否合理,無意加以批評,畢竟除非以類似的方式重設公式、重新驗算,否則以另外的推論或解釋方式,都不能算是對金文的有效質疑。因此,對金文的討論,正應將重點置於檢視其方法,而不是其結果。

           金觀濤曾在〈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一文中,對他所使用的計量方法有相當詳細的說明。金觀濤在該文中提及,即使「原始文獻的全文錄入,並做到逐字檢索」,但「電腦無法處理思想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取向」。通觀本文,金觀濤對「電子文本」的操作概念,確已超越一般研究者僅止於自資料庫中「檢索」資料的用法。[6]

           回到金觀濤以上述方法對大量文本進行「革命」一詞的「處理」,由於金觀濤並未在本文中明確交待其操作數據庫的方式,故很難判斷他其數據的正確性。總之,對於金觀濤所使用的超越單純「檢索」、「計量」的研究取徑,還有待更多的理解與討論。但筆者認為,雖然金觀濤列出其所使用的資料庫的具體內容,但是否能稱此3千萬字可代表其考察之時代(1894-1944),仍是很有問題的。換言之,不能先妥善處理所據之樣本確具有「整個時代」之代表性,筆者認為電子資料庫的用途,仍以取得有「有限」之解釋意義為宜。[7]

三、「革命」的幽靈與告別革命

           若能設計出有效的方法,調查不同地區、不同年齡層的新世紀人類對革命的觀感,以追蹤上個世紀革命幽靈的今之型態,應該是非常有趣的題目。筆者擬以傳播久遠的革命「格言」,非關正題地略加討論個人對革命話語幽靈的殘餘印象。

           筆者印象最深的革命格言,分別出自上個世紀兩位搞了一輩子革命的政治家——孫中山與毛澤東。孫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8]無論視為嚴肅的偉人遺囑,或用為輕鬆的玩笑成語,其生命力真可謂亙古長青。毛澤東的革命話語足以編輯成書,但筆者認為最具活力的卻是以下這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9]正是由於俏皮通俗的語言魅力,使革命觀念不僅嚴肅而更口語化、生活化。若將話語比為有機體,可能正是這類話語更能「長壽」。

           從政治革命的角度來看,孫中山1925年的遺囑,在大陸由毛澤東的「不斷革命」、「繼續革命」而更延益其生命。直至沸沸揚揚的文化大革命結束,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對政治革命極度厭惡,才終於「告別革命」。至於1949年後的台灣,「革命尚未成功」的新鮮程度雖然與時俱逝,但仍在蔣介石的威權統治下不斷延長「保存期限」。直到「總理」的接班人「總裁」也於1975年繳出了自己的遺囑時,由於同樣話語的「國民革命」之涵意,已由孫中山的「欲求中國自由平等」,轉變成「反共復國大業」,而當後者這個不可能的任務逐漸在平民百姓心中淪為空洞的口號時,政治革命實際上也就消解於無形了。

           革命的幽靈是否從此一去不復回?在看完一堆討論革命起源的話語後,聊以無謂之告別革命的話語做為休止。

 



[1] 筆者所見陳著書評,除本文討論的金觀濤一篇外,尚有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及夏中義兩位教授的書評,分別刊於《二十一世紀》(香港,2001.4),頁153-156,《文藝研究》(北京,2003.12),頁130-133

[2] 金觀濤自1999年以後,利用大量近代文獻電子資料庫為基礎,針對關鍵詞(如「權利」、「社會」、「經濟」、「科學」等)進行計量研究,至2004年止,僅刊登於《近史所集刊》者就有4篇論文。

[3]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作者稱孫中山是一個「懂得如何使用『革命』及其所含的客觀效果,事實上他是個運用現代媒體的天才」。參見〈孫中山與現代中國「革命」話語關係考釋〉,本書頁70

[4] 陳建華特別指明他受劉禾對跨國詞語和文化翻譯實踐研究的影響,參見本文頁197

[5] 陳建華在該書其他篇章中,確曾使用清人日記以為材料。

[6] 例如該文中對每一個文本進行「規範性意義分析」,頗類似中央研究院進行資料數位化時稱的後設資料(metadata)著錄,是對文本非常精密、加值的處理,而非僅鍵入全文供檢索之用。參見金觀濤、劉清峰、章清,〈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9) ,頁84-90

[7] 此二段討論,係於課堂報告時提出,於課後補充於文稿中。

[8] 本句非孫中山的遺囑原文。原文是「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繼續努力」。

[9] 本句原文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參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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