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7. 評桑兵〈民國學界的老輩〉  王信凱


桑兵,〈民國學界的老輩〉,《歷史研究》,2005.6(北京,2005.12),3-24。

一、 作者介紹

  桑兵教授1980年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早羅志田一屆),1983年在中山大學歷史系獲得碩士學位,後入華中師範大學,從大師級學者章開沅游,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1987年進入廣州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現任該所副所長和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1999年廣東省特聘教授,在2004年完成聘期後,成為大陸第一位「史學」長江學者。長期從事於晚清民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近代中日關係以及清代以來的史學與學術研究。近年來他著重於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近代學術與學人,以及庚子勤王運動的研究(參考:廣州中山大學網站; 擷取時間2006/4/23)。

二、 內容要旨

  〈民國學界的老輩〉一文,正文分為四個部份,最前有一小序總述撰題要旨:老輩在民國學界幾成腐朽同義詞,頑固且保守,但對於後世歷史發展言,這不盡然符合事實脈絡,至少在新文化派建構的後見之明下,學術傳承的關係,大多被從中截斷。而此老輩與當時學術傳承的關係,則有必要重新疏解。以下依序簡述其文要旨:

  在第一部份「各花入各眼」中,作者以民初幾種不同學術身份與學術實踐的眼界,作為比較分析的切入點。如在1920年代末,日本在華的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建制,而比較前後兩所的構想建制,範圍、取向大體一致,但用人方針則截然不同。從北大國學門、厦大國學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所,發展到史語所的「新文化派」衣缽,並沒有老輩之位,連太炎弟子也多被排斥。而在京都學派主帥狩野直喜的眼光中,則選了大部分新文化派認為過時之人物。民初馬相伯、章太炎、梁啟超等彷法蘭西學院發起「函夏考文苑」,欲「作新舊學」、「釐定新詞」,定額四十名。其中選擇,亦代表民初國內學人的判斷。而也與新文化派,大相逕庭。五四以後,新文化佔據主導位置,整理國故之風盛行,但清代學術並未完全斷裂,在上海、天津、青島、港澳等地,聚集了一批批老輩,而他們與清初明遺民意識背景並不相同,並不全都喜從政治,也不全支持清或民國。有人從政入新朝,有人不從政,但也不是為了反對民國,不少人還做過民國的官,如清史館所聘者,時人均視為遺老,其實當中一些人擔任過民國政府各種職位。按照主流派後來的描述,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幾乎是一路凱歌。然而其實當時老師宿儒與留學新進之間,存在著某種和諧與默契,並不像「新文化派」的刻意對立。即使是北京,新派也並非一枝獨秀,而由老輩學人長期據主導地位。尤其在對外交往方面,當海外漢學家力圖用中國方式理解中國固有學問內在條理時,傾慕老輩宿儒,而新進學人正在努力按照外國分科,重組中國固有學問。之間分別不僅在形式,更在精神。不過總述之,新文化派中人對本國學術的看法,個人姿態亦往往不一,前後亦往往不同,而他們在不同時期的公開表態與實際觀念,並不一致,甚至有截然相反之嫌。這是後人評價各異之因。

  第二部分「老則老耳何遺之有」。受了觀念與時勢的影響,新文化派學人要想開山,則不免存了「不破不立」的武斷和捨我其誰的信念。胡適預備撰寫〈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時,撰筆背後的論斷,就是認為清代學術到了民國已經停頓甚至中絕的地步了。然而,清代學術,號稱極盛一時,實際則是對歷代學術做一總結,呈偏鋒之勢反而晚近。清季,沈宗畸等人發起編輯《國學萃編》,志向也有傳承學術,不僅抒發雅興。民國成立後,遺老遺民固然與新人格格不入,即使未必以遺老遺民自居,甚至不以遺老一詞為然者,由於志趣和交往等等原因,也不大與新派往來。如陳衍《石遺室詩話》:「惟余甚不主張遺老二字,謂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則老耳,何遺之有。」而老輩與新派的距離,在北大出身金毓黻仍感「余於清季諸老輩多不相識」,並不難理解。對此疏離,新文化派不僅有成見,而且對之解並不深入廣泛。

  第三部分「隔代相傳」。民國老輩重要社會功能之一,便是傳承固有中國學術文化,使之不至於失傳或變異。而在過渡時代的教育發展,很早就引起章太炎批評。張爾田更認為:「真學問必不能於學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於雜誌中求。」形勢比人強,1920年代後,大學勃興,眾老輩亦入而教之。

  或有人另組教學機構,如唐文治的「無錫國專」;王樹柟、吳廷燮、高步瀛的「萃升書院」;桐城末流姚永樸、姚永概掌「宏毅學舍」、「正志學校」。所謂「隔代」,乃社會生活中隔代容易溝通的現象,學界亦然。雖與新文化派和老輩水火不容,而有心嚮往文史之學的「後五四學人」,對老輩反而不大排斥,而多人頗為親近。如牟潤孫(柯劭忞);姜亮夫(成都高師:林山腴、龔向農)。除北京大學「黨派意見甚深」,以新文化主義排斥異己外,當時新舊之間壁壘並不分明。多數學校在1920-1930年代,新舊矛盾尚不突出(如東南大學、燕京大學)。而老輩們在民國的學術活動頻繁,新文化派雖然公開鼓吹打倒老輩,而實際進行整理國故之際,不能不與老輩有所接觸。使得原被新文化派宣布為無用的老輩,重新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實際效果與新文化派評估的相反。

  第四部分「門徑各異」,此部分作者乃據新舊兩派之極端入手,而取居中學人的觀察,來判別所謂的「門徑各異」之因。如汪東與胡樸安兩人,皆對新舊雙方有所批評,然其中顯然對於新派採攻勢的態度,批判較為嚴厲。考慮此,則不能不調整定型的新舊是非觀念。考察新舊分歧,作者提出了三點來重新思考:(一)中國固有學術,究竟是安身立命,或僅為客觀學問。(二)考據是否能作為治學旨歸。(三)中國固有學術是否僅是一堆散漫材料,能否用西學系統重新條理。據此,新文化派人則認為老輩以學術作為「安身立命」,十足「衛道」。然而在不同於新派立場的人身上,「衛道」說,並不一致,大致有兩種:(一)是否將中國學術緊緊視為研究的客觀對象。如此,則中國人治中國學問,與外國人治中國學問,豈毫無分別?(二)國學不僅是學術,還是教育的社會功能載體,通過教育可以潛移默化。此中差異,宋育仁公開批駁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時,曾巧妙點及:「古學是書中有學,不是書就是學」。也因「以書為學」的精神旨趣,而在片面力主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下,竟導致北平學界「非考據不足以言學術」的風氣。老輩學者如張爾田、孫德謙就對於「唯考據為風尚」的時趨,大表不滿。依金毓黻的看法,這正是清代考證學流弊之延續。但由於觀念各異,標準不同,評價自然難其一致。而繼清季教育改革始,後整理國故再用外來分科及其系統重新條理,遂起近代中國學術範式的大轉換。陳漢章與胡適先後都在北京大學教中國哲學史,學人們反覆引此,說明近代中國學術范式轉換的必然與進步。然而,由於後來學人的知識系統已被重新組裝,所以無論是否贊成胡適的講法,對胡適的對立面陳漢章,似乎只有譏笑,很少有人試圖了解其教法的所以然。而陳漢章是否僅背書多?其原因絕非僅限於記憶力。最後,作者認為在世界逐漸進入一體化進程後,對固有的歷史文化,如何能夠既解釋得當,又不以外來系統格義附會,這是未來學術研究共同面對的重大難題。

三、 貢獻

  作者按照新文化派的敘述編成的民國學術史來反思,認為老輩學人除以遺老身份存在外,不僅無所作為,而且幾乎無聲無息,實大有問題。清季學術雖已中衰,然民初時仍不乏名家,並以各種方式影響著五四和後五四兩代學人。對於其批評新派,或可以成為反省的借鑒,而具體內容,尤需體會。另他們的理解舊籍之道,不失為現階段強調「回到場景」的重要方法門徑。故此文最大的貢獻是:透過正視「老輩的學術地位」,提醒思考過渡時期應有的歷史發展。而從清中葉以下,貫通論及民初學界的宗旨,便成為日後近代學術思想史的重要課題。

四、 評論

  本文作者內容敘事十分嚴密,撰題目的非嚴謹名詞定位的研究為類。但是根據作者討論問題下,仍觸發許多思考空間。

(一) 「老輩」?

  在頁6的第二段中,作者提出:「江南一帶,公開樹旗與新文化派對壘的《學衡》,以南高學派為後盾和中堅,而南高學派中除了留美學生外,也有王瀣、柳詒徵等老輩學人。」(頁6)然據此所引,亦可思考一個問題,作者既然提出「老輩」這個世代問題,那何算「老輩」呢?據生年,王瀣(1871),與張爾田(1874)、孫德謙(1873)或可稱老輩,而柳詒徵(1880)與陳寅恪(1890)、胡適(1891)、傅斯年(1896)、顧頡剛(1893)與錢穆(1895)相較,似乎可算中生代(民國建立時,柳詒徵三十二歲)。那「老輩」的標準,在世代問題上看,似乎差距並沒有想像中大。如杜正勝先生在《新史學之路》中所陳述的「一代、二代、三代」史家相較,似乎比較接近。那所謂「民國時期的老輩」,究竟應該如何以視之呢?或許作者涵蓋面廣,日後若能更仔細區分,做細部研究,那更為有意義。

(二) 「進步」與「落伍」

  在頁7-8中,作者嘗引錢玄同1938年3月1日致函鄭裕孚,討論所謂學界的「進步」與「退步」:「近三十年來,國學方面之研究,也突飛之進步,章劉諸公在距今前二十年至前三十年間,實有重大發明,理宜表彰,但亦不可太過。三十年前之老輩,為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進步,最可佩服,其他則均已落伍矣。」(頁7-8)此中所提及的「進步」與「落伍」,在語境中似乎有更多微妙關係存在。作者引此,據上下文,當在說明胡適「清代學術中絕」的論斷。但依照作者在第四部分,所引的錢玄同更早(1920)的「反省」之語 (頁18),在此(1938)對梁任公「進步」的說詞,顯然可能意在言外。而在時間序列不斷延伸發展的過程中,所謂「進步」與「落伍」,似乎在同一時間中比較,比跨幅長要更有意思。

(三) 「考據」與「以書為學」

  一般說來「考據」乃指方法,而本無謂家派,所謂萬變不離其宗。然而,僅初步談「考據」,仍未及民初學者之爭議所在。所以何謂「學」?便成為精神旨趣的差異所在的課題。究宋育仁以「以書為學」批評胡適,而以「考據」思之,亦不能僅「以考據為學」。那「科學」究竟是形式?還是精神?便是其中相當關鍵的所在。作者行文主旨,對此僅於點到為止,無欲深談。但根據這個問題,清季以至民初的學術界,尚有許多難以具體明白的學術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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