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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救亡與啟蒙的辯證: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史論戰  蕭淑慧


提要

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中國思想界在知識性的啟蒙運動與政治性的救亡行動間的匯流間,產生了數起的思想論戰,目的均圍繞在「為中國尋找出路」的命題上。其間的論戰分期與內容,各家自有立說[1],本文主要將焦點置於1931-1933年間,以《讀書雜誌》為論域的中國社會史論戰[2]。經由此次論戰,不僅加深了中國知識份子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並且間接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3]。細究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起因,主在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社會是何種社會?[4]」以王禮錫的話來說,就是「要探討革命的正確前途,有一個先決問題應當解答:『中國社會已經走上了一個什麼階段?[5]』」雖然這場論戰的政治性色彩濃厚,然而其所含涉的內容,仍屬於中國社會史的學術論爭。諸如中國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歷史根據問題、「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的起始和崩潰的問題、中國商業資本的發展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以及中國現今社會的經濟層次與社為性質的問題等等[6],多方促進了學術上的討論深度。也因其觸及了「實際」的問題,使得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影響更為深長[7]。將論戰的內容與性質作綜合性比較,可知在相異的觀點中仍有共同的價值標準,即以唯物論、辯證法與馬恩列史的理論為最終標準的傾向[8],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用於史學領域的一個觀察重點。可藉由論戰中人的言論分析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趨勢,並從中瞭解馬克思史學中國化的過程。進而認知思想上的啟蒙與政治上的救亡,在匯流與歧途間的交錯,而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新路線告終的階段性發展。

 

關鍵詞:讀書雜誌、社會性質、馬克思主義、中國社會史論戰

一、尋找出路的年代

(一)科學主義的啟蒙

「五四運動」所揭示的啟蒙運動,「德先生」(科學)與「賽先生」(民主)成為知識份子新的典範,緊接而來的白話文運動,打倒孔家店等新文化運動,均顯示出儒學解體、諸說並起的新時代風尚[9]。承續這股思想啟蒙的浪潮,隨後的幾次思想論戰,都可視為是五四運動遺風的成果展列,中國社會史論戰也不例外。當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時,參與論戰的作者群們,大都處於青春期早期[10],可說是吸收新文化運動所供給的精神糧食而成長的第一代中國知識份子[11]。其中,科學主義的甚囂塵上,被視為思想界的新宗教的現象,是號稱以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社會史論戰的歷史前提。

在社會史論戰之前的科玄論戰中,科學主義的勝出已預言了馬克思主義作為往後論爭的主要論題。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企圖將西方近代科學作為一種基本精神、基本態度與基本方法來改造中國人,注入中國民族的文化心理中,以建立一種「科學的生人觀」。使科學主義成為一種新宗教的姿態,躍於中國的思想界,馬克思主義以「唯物史觀」的理論與之合流,並成為科學的代名詞打入知識份子論域[12]。在接收之後的應用層面,無疑地表現在中國社會史論戰當中,連結此兩次論戰的關係,並比較馬克思主義的引介與傳播,可以推知五四以來科學主義啟蒙的影響[13]

(二)社會主義的分化

五四時期的科學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合流後產生的「科學社會主義」,可溯自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推波助瀾。俄國革命的成功,使得世界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根本性的變化,是以實際的行動證明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革命方針的正確性[14]。然而細究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過程,除馬克思主義外,尚有無政府主義派與社會改良主義派三大系統,三分天下,彼此競爭。馬克思主義成為主流,除了憑藉科玄論戰中的科學主義之助,也分別經歷了問題與主義論戰及社會主義論戰之後,才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15]。然而此兩次對「主義」的討論,多著重於綱領與原則等理論性的層面,未能真正進入中國社會性質歸屬的實作議題,1927年爆發的國共統一戰線的衝突,正式突顯出革命實踐的重要性[16]。中國社會史論戰遂由啟蒙開始而走向救亡,成為中國共產革命的理論搖籃。

社會主義的分化,回到俄國的歷史舞台,也有另一種解釋:托洛斯基與史達林政治鬥爭的產物。將兩派的爭論概括而言,即「一國社會主義」與「不斷革命論」的爭執,也就是史達林的民族社會主義與托洛斯基的國際社會主義之爭[17]。史達林以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以土地革命為基礎,重點在於反帝反封建;而托洛斯基則以為,當時中國社會是商業資本主義經濟佔優勢,革命的性質應是「民族資產階級革命」。俄國內部的爭論,傳至中國則演變為新思潮派(中央中共幹部派)、動力派(托派)與新生命派(國民黨左派)的論爭,參與討論中人,如嚴靈峰、任曙與陶希聖等,以及相關的論題,如封建社會、商業資本與亞細亞生產方式等,日後也多見於社會史論戰,可視為一場前哨戰[18]。論派的得名均取自其論文發表的月刊,然而《動力》與《新生命》先後於1930年停刊,論爭的主舞台轉至1931年由王禮錫主辦的《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論戰正式拉開序幕。

二、讀書雜誌的論域

(一)讀書雜誌的創立

《讀書雜誌》四輯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可視為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主要場域。《讀書雜誌》是由上海的神州國光社所出版,1931年由王禮錫所創辦並擔任編輯,適時地接替《動力》與《新生命》的位置,提供一個討論社會主義的學術平臺。《讀書雜誌》是由19路軍在幕後集資[19],具有相當程度的機關報性質,然而就其收錄的作者背景分析,包括國民黨左右兩派,以及共產黨的史達林、托派等,均有人投稿[20],與其發刊旨趣:「公開這園地給一切讀書的人,公共耕種,公共收穫,公共享用」,「不限於一個國度,不限於學術的一個門類,不限於個人主觀的興趣,我們希望能夠適應客觀的需要的一切[21]」差可等同。然而就所出版的四輯社會史論戰專號,可見其仍以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為討論的中心,主要「在於尋找正確的革命理論與革命的新途徑[22]」。參與論戰的諸人,雖然以學術形態的方式進行,然而究其本身均非職業的歷史學家,而是在歷史中尋找革命實踐問題答案的革命者[23]。中國社會史論戰在現實政治的意義,其影響大於學術論域的討論,尤其是對於馬克思史學在中國知識份子間的傳播。

將《讀書雜誌》四輯的社會史論戰專號作分析,其一以貫之的根本命題在於:歷史上的社會進化階段論是否存在?以及這種理論是否具有普遍性,得以適用於世界上所有社會集團及國家[24]?這是在國共歧路與俄國共產勢力介入的政治氛圍下,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分析工具後所指向的問題,仍是五四以來救亡的路子。中國社會史論戰的「結果」,余英時稱之為「變名詞的戲法」,郭湛波則以為只是「問題的討論,算不了思想的論戰」,而許倬雲更是以「不能說是社會學與史學的結合,只能算是中國學者門借用某一家的社會思想,來瞭解或說明中國社會的發展,說不上是比較研究」[25],這些均是針對社會史論戰的唯物性質而發。然而經由這場論戰,對於馬克思史學在中國的進展有相當的貢獻,論戰中人雖圍繞在唯物史觀的立論,然而對其定義也產生東西方發展歧異的聲音,並且擴大了史學研究的視野與範圍,形塑了49之後的中共史觀,發展出共產革命的新階段。

(二)論戰的主要內容

由於中國社會史論戰是從對中國革命的分析而發,所關切的議題極具現實性,是以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為核心。藉由討論中國的歷史分期,映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並試圖在東西方歷史發展的比對中,尋出中國歷史「停滯」的原因,作為下一個歷史階段的借鏡。論戰的內容自中國社會性質論戰[26]所遺留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展開,回應馬克思所指稱「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分期說。由此再進一步論說「封建社會」、「奴隸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出現,而其段線又是為何。整個社會史論戰最大的意義之一,即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用至史學領域,以唯物史觀作為分析的方法,使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論爭中成長[27]

1. 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

「亞細亞生產方式」第一次被提出,是馬克思1958年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稱:「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型態的幾個時代[28]。由於馬克思並為進一步說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內容,再加上日後馬克思主義信徒有走向教條化的傾向,遂對此生產方式的定義問題產生持久性的論戰[29]。這個論點的導火線,起於1928年蘇聯中國問題研究所出版的馬札亞爾(L. Madyar)《中國農村經濟研究》。該書指出,帝國主義在中國破壞的即馬克思稱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馬札爾將亞細亞社會的特徵歸納為:土地私有財產不存在、人工灌溉與大範圍的公共組織之必要、農村公社、專制政體的國家形式[30]。由於這種解釋,破壞了馬克思對社會進化階段的統一性,並且違背了蘇聯世界革命的單線發展[31]1931年史達林在列寧格勒會議中作出決議:「亞細亞生產方式有害共產國際在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作。」開始限制「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點,並將其論者指為「托派」[32]。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題,轉至中國社會時,是由肯定轉為否定的過程[33]。轉變的主因在於,亞細亞生產方式否定土地私有制,使得土地革命無法展開,阻礙了共產革命的進程。而後的討論,圍繞在理論與行動結合的面向上,是為了進一步估計中國社會的性質,認識中國改造的方向,使理論和實踐,有良好的配合[34]

回到《讀書雜誌》的論域作觀察,在四輯專號中的各家說法,約略可分為兩大系統。贊成中國存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有季雷、王亞南、王宜昌、胡秋原、李季等,然而其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內容,又各有歧異的解釋。與其相對的,是根本反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在中國的,除了中共中央幹部派以外,有杜畏之等,又有親中共的(如郭沫若),也有親國民黨的(如陶希聖),此派在雜誌上表示的意見份量較少,卻是參與論戰者討論與回應的主要目標[35]。於此僅約略介紹各家最主要的論點,以表現論戰內容的歧異性,其詳細內容可參照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以及吳安家《中國社會史論戰之研究(1931-1933)》,後文的引介也主要出自此二書的整理。

李季的觀點是亞細亞後氏族社會的特殊發展模式[36],其以為在氏族社會崩潰後,可從亞細亞的生產方式達到封建制度,也可以由奴隸社會(古代的生產方式)達到封建制度,趨向多線論的闡述。李季對郭沫若的批評就在其單線發展的錯置,將亞細亞生產方式誤認為是古代的原始共產社會,視為古希臘、羅馬奴隸制之前。也不同意馬札亞爾以為中國至秦之後即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等於馬克思謂之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候。認為自秦之後的中國,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殘餘,亞細亞生產方式應在殷到殷末的階段(紀元前1401年至1135),前資本主義方式應在其後。以「土地國有」當作是殷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判別標準。胡秋原的東方專制主義的農奴制論[37],以為亞細亞生方式是先資本主義制的一種封建專制主義。歷史上各國並無獨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階段,若要應用這個名詞,乃指稱中國(或印度)的先資本主義時代複合方法(農村公社與封建農奴制的結合),也就是亞州的專制主義。王宜昌則持封建社會論[38],其以為亞細亞生產方式不能成為社會史的一個特定階段,而是一種封建社會的變異形式。易言之,是由於地理條件而變異的形式。所以在討論亞細亞生產方式時,應注意其限制在封建社會的範圍。季雷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則是偏重於馬克思對亞細亞社會理論形成的過程[39]。以為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觀念,是來自於黑格爾的劃分:東方的世界(東方社會之發生及發展的時期)、希臘及羅馬的世界(遠古時期)、日爾曼的世界(封建制度時期)、現今所處的社會(資產階級社會)。而亞細亞生產方式,正是由東方世界的觀察中得出,季雷並引用普列漢諾夫的解釋來強化自己的說法。因此,回到馬克思的原始著作中分析,可證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形態是存在的,不得以政治的力量去否認與干擾。

在《讀書雜誌》上發表反亞細亞生產方式論者,僅杜畏之一人[40]。主張氏族社會解體後,不一定會產生東方社會(即亞細亞社會),也不一定產生古代社會,歷史是一多元的發展。因此究中國的實際,並沒有截然的奴隸社會或亞細亞社會的階段。氏族制瓦解後形成的是封建社會,其後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時,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多元混雜,不適以單一的階段論之。杜畏之也一併反對所謂的治水理論,以為其應適用於埃及而非中國,不應誤用而成為研究中國古史的障礙。綜合《讀書雜誌》的兩派、多方論說,可歸整出一個主要的問題:人類歷史發展是單線論抑或多線論,其引申出的對馬克思主義公式化、教條化的反思,是中國社會史論戰顯示出的多元性。

2. 奴隸社會的討論

中國古代市會的演變,是否過奴隸社會階段的問題,其結論影響馬克思理論的普及性,與東西方歷史演變的齊一性,因而各派立論者均堅守本位,壁壘分明。主要依然可分為贊成與反對兩個派別,但即便是同一派的論者,對於存在的時間、形態的解釋,仍有若干程度的差異,需仔細判別而不得一概而論。最早引發這項論題的誘因,是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當中,指出西周是奴隸社會,應等同於西洋史上的希臘羅馬時期,也就是馬克思所稱「古代社會」的階段。其以兩大公式作為分析的架構,分別是摩爾根《古代社會》的「先史民族進化階段」,與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經濟發展公式,自稱此書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的續篇。郭沫若的論述,完全建基於馬恩理論之上,反應出馬克思哲學在中國發展的史學面向,開拓了馬克思史學的新道路[41],是中國馬克思史學形成的一個標誌[42]

在《讀書雜誌》四期的專號上,贊成奴隸社會觀點的論者,分別有王宜昌、梁園東、戴行軺與周紹溱四人。王宜昌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十分有份量,可謂贊成論的代表。其持長期奴隸社會論的觀點[43],認為自殷代至西晉均屬奴隸社會。奴隸社會是由氏族社會(原始共產社會的最高階段)發展而來。同意恩格斯的論點,視奴隸制為中國文明產生的重要因素,是奴隸制使農業與工業間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而促進了古代社會的隆盛。在討論奴隸社會性質時,王宜昌以地理因素與異族入侵兩點為切入點,似有對比於西洋的希臘羅馬時期的傾向。其以為「免去一切理論上的抽象和含義混淆底困難,我們會發現中國底社會史的階段,同于西歐。[44]」而粱園東認為奴隸社會應在殷商階段,其立論觀點在於殷商的侵略性和奴隸的眾多,以及工藝交換型態和文具使用的程度均有相當進展,已具有封建時代的特徵,可視為封建的前期,即奴隸社會的家長制家族奴隸社會[45]。粱園東雖肯定奴隸社會的存在,但並不以為社會變遷的階段是由原始共產社會至奴隸社會,再至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將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置於歐洲的封建社會之前,只應視為時代先後的排列,而非社會進化階段的順序,不能說後者定是由前者進化而來[46]。戴行軺則將中國歷史分為原始社會時代(自太古至殷盤庚)、奴隸社會時代(自殷盤庚至周初)、封建社會時代(自周初至秦)、過渡社會階段(自秦至清鴉片戰爭),以及資本主義時代(自鴉片戰爭之後)[47]。其以為的奴隸社會階段,政權全掌握於奴隸所有者(自由民)手中,可謂是貴族政治的先聲。奴隸則為經濟上的生產者,供給奴隸主的生活所需,其經濟基礎是畜牧業。在戴行軺的討論中,甚少引用史料,多仰賴於理論的推究,頗有以論代史的味道[48],過於崇信馬克思的歷史分期說。周紹溱則是贊成派中,唯一的後封建者,其以為奴隸社會是在春秋戰國的封建社會崩潰後才產生的。奴隸制產生了奴隸社會,農奴制則產生了封建社會,不可將奴隸等同於農奴[49]。對於這兩者間的差別,周紹溱提出王霸道之分,然而其中的結構層面,並未進一步的深入,仍具濃厚的理論色彩。

在反對奴隸社會存在的陣營中,還可再分出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是完全否認人類社會存有奴隸社會這個階段,代表人物是陳邦國與王伯平;第二種意見的人最多,是承認人類社會中有奴隸社會這個階段,只是中國並不存在,代表人物有李季、王禮錫、胡秋原與李麥麥等;第三種意見則是修正別人的意見來否定中國存在過奴隸社會的階段,以熊得山為代表[50]。陳邦國以為奴隸社會只是由氏族社會到封建社會時的過渡,不應獨立為一個時期,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具有重大的錯誤,將奴隸社會取代了氏族社會[51]。然而陳邦國承認奴隸與奴隸經濟的存在,只是不足以構成奴隸社會。王伯平同樣由反對郭沫若的論點出發,然不同於陳邦國以為是對氏族社會的錯置,而是以為郭沫若提出自原始共產社會推移至奴隸社會的階段性錯誤,應是自氏族社會推移至封建社會。不過和陳邦國一樣,王伯平並不反對奴隸的存在[52]。陳、王二人均為托派戰鬥社的成員,應而理論與觀點頗為相近[53]。李季、王禮錫、胡秋原與李麥麥四人的觀點,可以歸納為兩大共識:其一,雖然承認人類歷史上確有奴隸制社會的存在,然而中國並不存在;其二,馬克思提及的各種社會階段,只是依照歷史先後的時間排列,不一定是指進化的順序[54]。此四人當中,以李季的觀點最具代表性,是反對派的代表人物。李季以為,中國社會的演進是從亞細亞生產方式直接過渡到封建社會,即便是西方社會當中,也不完全依循由奴隸社會過度到封建社會的次序[55],並大為修正了郭沫若的諸多觀點。王禮錫則是針對王宜昌的批判最多,對於其將晉朝的佃客制也以為是奴隸制,深不以為然[56]。胡秋原則以為贊成中國存有奴隸社會的論者,是誤解了馬克思的「公式」,馬克思的奴隸社會原型乃是希臘、羅馬,其上並非承自氏族社會而是一個短暫的封建社會,和中國歷史的發展並不一致[57]。胡秋原的觀點與王禮錫一樣,多是針對王宜昌的長期奴隸制而發,第四位反對奴隸社會說的李麥麥,則是和李季形成一組,聯手反對郭沫若的立論。李麥麥對郭沫若的批評,集中在商代性質的分析與西周奴隸社會論兩點上,認為受到郭沫若的影響,使得許多史家多持原始社會而後奴隸社會,再進入封建社會的公式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誤置[58]。在贊成與反對之外,尚有熊得山的修正論。主要論點有二,首先針對馬克思立論的原型:希臘、羅馬社會而言,以為兩者的奴隸社會有歧異之處,將其視為同一個階段有其不周嚴之處,與反對派諸人的想法略近。另外,熊得山以為要討論夏商周三代的社會性質,關鍵之處在於中國古代是否曾實施過「井田制」,對於奴隸社會提出了另一種的思考途徑[59]

對於奴隸社會的討論,由於日後中共以史達林改造的五階段論為正統,因此反對派的李季等人,其觀點至今仍為中共政權所排斥[60]。這再次反映出社會史論戰中,政治意味壓倒學術討論的趨勢,將歷史分析寓於革命良方之上[61]。細究論爭當中正反兩派的分歧,逯耀東提出是因為他們在討論問題時,只是為了把中國古代散沙般的史料,和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古代發展規律統一起來,可是在中國歷史上任何時代都可以找到個別的或特殊的例子,作為自己的論證。所以他們對這個問題,各人有各人的意見,不能作出統一的結論[62]。這個論點正可呼應中國社會史論戰奉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宗,以唯物史觀為方的討論前提,也是五四以來救亡與啟蒙雙主軸交奏下的時代樂音。

3. 封建社會的討論

關於封建社會的討論,依舊是承續自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話:「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型態的幾個時代」。為了討論與資本主義悖反的資本主義,則必須先確定在其前期的封建社會的性質,如同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奴隸社會一般,依舊是以中國古代史分期為命題。所以甚有論者以為,中國社會史論戰也就是討論中國古代史分期的問題,廣義地說是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分期,以及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兩大問題。狹義地分析,則是指中國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分期問題[63]。引起這個議題的三部重要著作,分別是陶希聖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與《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以及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讀書雜誌》的論者依此提出自己的解釋。

陶希聖對中國封建階段的評估,起初是以為在西周時期,而後又修正為秦至宋代。提出以莊園制(井田)與士大夫階級作為分析的關鍵,並分析中國的封建制度與西洋中古時代的封建制度的異同之處。同者在於都以土地制度為基礎,也有表示上下吏屬關係的儀式,以及等級制度的存在。異者在於中國的中央集權似強於西洋,並且士大夫階級的義務重於西洋諸侯[64]。陶希聖在論爭中最為引人爭議處,在於其提出商業資本、封建莊園時期、士大夫階級,以及先資本主義時期等名詞,成為論爭的導火線[65]。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除了掀起奴隸社會的討論高潮外,對接續奴隸社會而來的,秦以後為封建社會說,也引起了廣泛回應。郭沫若最具代表性的說法,即「秦始皇是完成封建制度的元勳」,然而至今為止,其說法仍為中共中央視為正統。大致說來,參與論戰者提出了下列幾種不同的看法:其一,將秦至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社會視為封建社會;其二,以為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其三,則認為是前資本主義社會,最後是持專制主義論者[66]。對於封建社會的界定,最多人支持的為兩周時期,恰恰與以郭沫若、朱其華為代表的中共幹部派對立。

《讀書雜誌》的論域中,贊成兩周時期為封建社會的論者,有李季、陳邦國、粱園東、胡秋原、王亞南、戴行軺、王伯平與王禮錫等人。與其相對者,則是朱其華、王宜昌、周紹溱,對中國的封建階段各有立說。贊成派中,李季的論點多是針對陶希聖而發,其以為秦的興起代表著封建社會的結束,反對陶希聖以為秦是官僚政府與農民相結合的國家之論,李季將秦視為一種新興的地主階級(非封建地主階級,而是農戰中獲得新土地的階級)[67],以兩周為封建社會。王禮錫則是針對郭沫若與朱其華的論點而發,以為秦一統天下恰恰是封建社會的崩潰,因為封建社會的特點應是中央的非集權化,分封諸室[68]。只是對於封建社會中最重要的土地問題,王禮錫並未作深入討論。陳邦國則提出封建社會的發展有兩條道路:由氏族社會到奴隸社會,再發展成封建社會;以及由軍事部落國家中的領袖為主,或與農業領主相結合,而行成封建社會的經濟條件。除了雙線發展之外,陳邦國也不似唯物論者的單線發展,封建的階段有時也會「復活」,如元代以征服王朝之姿出現於中國歷史之上[69]。胡秋元在修正馬克斯的單線論上,有進一步的立論。其以為封建社會不一定是在奴隸社會的後面,如希臘羅馬在奴隸社會之前,就曾經歷過一個短暫的封建社會階段,而英國與德國甚至根本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就直接過度到封建社會來。胡秋原引用俄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庫斯涅的說法,將封建社會分為正式的與副帶的兩種,然而仍以為西周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典型[70]。王亞南的特出之處,在於特別注意中國與西洋及日本的比較,以為各國的國情與發展不同,所謂的「封建社會」特徵也不能相互套用而誤之。並且注重「封建」的語義,除了周代的封建具有井田制的經濟基礎,符合以土地作聯繫的標準之外,其餘如漢代的分封同姓諸侯王,以及唐代的分封藩鎮等,均不應等同於封建[71]。梁園東封建論最特殊的一點,是以為馬克思與恩格斯將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置於西歐的封建社會之前,只是一種時代先後的排列,絕非社為進化的前後階段,由此批評郭沫若的公式主義。並以為秦漢之後,因土地關係的演變,出現了新的地主階級與農奴,又不等同於兩周的封建時期,而是經濟的吏屬,梁園東稱為「半封建社會」[72]。而後未免引起爭論,改稱為「農村商業社會」,可視為是陶希聖與朱其華兩者的綜合,對於日後中共提出「半封建論」的說法,有一定的影響。托派的王伯平承續對奴隸社會的論點,針對郭沫若以封建社會是由奴隸社會過渡而來表示異議,以為應是由氏族社會直接過度而來,奴隸社會不應單獨成為一個社會階段[73]。戴行軺的封建論,則建基在以貴族政體與地方分權的基礎之上,主要由政治結構面去討論[74]。然而無論何者,均以為中國歷史上,曾行井田之制與分封諸侯的兩周時期,最為代表了封建社會的階段。

反對兩周為封建社會的論者,在《讀書雜誌》上發表文章的有王宜昌、朱其華與周紹溱三人。其中王宜昌的論作在論戰中佔量頗豐,而朱其華則是中共中央幹部派的代表,是論戰中反兩周封建說的代表人物。王宜昌延續其長期奴隸社會的論點,以為中國的封建社會自五胡十六國打破奴隸等級之後才開始。其將五胡亂華的入主中原,對比於羅馬帝國時期日爾漫人的入侵,並以為五胡十六國後,中國的封建社會以僧侶寺院制與門閥制度為代表[75]。朱其華的封建論,是建立在反陶希聖的說法之上。以為只要是符合土地所有者,自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施以經濟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為利的經濟模式,即屬於封建式的剝削,由此而形成封建社會[76]。不以為陶希聖指出的等級崩潰與士人階級的勃興等論點,足以支撐春秋戰國之後封建制度已經消失,以為春秋戰國之後直至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來,中國仍是一個封建社會的國家。朱其華的立論與郭沫若一樣,同為中共中央所接收,成為革命理論的基底。周紹溱的說法則是修正派,其以為封建應始於夏代,至周達到鼎盛,歷經夏商周三代。提出經濟方式與帝王系譜的論點來說明,然而因為史料薄弱,說服力不大[77]。關於封建社會的問題,從社會史論戰之後一直為史學界所觀注,然而自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問世之後,兩周封建說的說法似為公論。不過在往後的歷史發展中,以郭沫若與朱其華為主的反兩周封建論的說法,仍是一股「主流」,成為中共歷史觀與革命理論的基本要素。其原因,仍舊是回向證明自身革命正當性的原點而發。

三、馬克斯史學中國化

以《讀書雜誌》為論域而進行的一系列中國社會史論戰,起於對馬克思哲學的運用,也終於對馬克思史學的誤用。其結果對歷史研究不見得有益,對革命事業的幫助也著實有限,只是淪為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一個註腳[78]。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過程,是自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等宣傳性質文章,以及1920年的五一勞動節,由李大釗與陳獨秀分別在北京與上海組織工人活動之後[79],以學術的形式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更全面、更廣泛的討論,更加達到了宣傳的效果。回顧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發展,是與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潮進行的鬥爭中,漸次地傳播與發展。除了早期李大釗、蔡和森、瞿秋白與李達的引介,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與理論傳至中國,使得唯物辯證法與階級、私有制等概念為中國知識份子所知晰[80]。「五四運動」餘波的三次思想論爭,更是其重要的媒介平臺,尤其是中國社會史論戰的發生,使唯物史觀在作為學術用語的使用上更廣為周知。伴隨論戰而出版的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更是日後形溯中共史觀的重要著作,也是成功地將馬克思史學中國化的代表。1933年隨著《讀書雜誌》的停刊,中國社會史論戰也同樣告結,然而從論戰中成長、茁壯的馬克思史學並未削減其生命力。一批更為嚴肅、認真與專業的馬克思史家登上歷史舞台,呂振羽可作為代表,是繼郭沫若之後的第二位馬克思史學大師[81],掀起另一場的史學革命。

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國情逐步結合的歷史,並非如其公式信仰者以為之線性的、單方向發展的思想層面的影響。而是以中國共產黨帶有政治性意味的實踐行動為主軸,多方面、多領域、多層次的複雜交錯[82]。回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也是瞭解中國現代史轉型期的歷史階段。因此,闡述馬克思主義折學在中國的歷史,在相當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現代哲學思潮衝突與融合的進程[83]。自1899年在《萬國公報》上出現的「其以百公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經過不到半世紀的時間,隨著中共政權的成立與發展,中國已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烏托邦。重新檢視社會史論戰的意義,也許確實是在一個救亡的時代氛圍下,以學術形式表現出的「政治彌賽亞運動」。然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更貼切地說,也許是轉化後的史達林主義),在中國現代發展史上,以建立中共的專政政權告終,是另一個值得深入反思的歷史事件。

四、共產革命的新階段

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歷史,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有著密切的關係。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馬克思主義哲學遂成為中國共產黨制定其路線、方針與政策的理論基礎[84]。中共利用這次的討論,調整完成了適用的革命理論,以馬克思作為「神祇」,搭配史達林主義的組織效率,將中國共產檔運動變成一種政治的彌賽亞運動[85],決定了中共新的革命路線。回溯「五四運動」以來的諸次思想論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加入,無疑是重要的摧化劑與轉折點,使得關於中國根本性質的問題,被予以重新解釋的可能,中國社會史論戰正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工具化的實際例證。《讀書雜誌》的編輯,也可說是這場論戰掌旗者之一的王禮錫,就以為「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裡,都是唯物的內部鬥爭,沒有唯心論者插足餘地[86]」,「如果誰把握了正確的唯物辯證法,誰就能解答中國形式的史的發展如何?中國現在是怎樣的一個社會,並且還可以解答『中國革命的路向如何?我們應當怎樣走?[87]』」的問題。可以說論戰中人,均以「唯物辯證法」作為尋找中國革命出路的正確守則,只有程度與傾向上的差別。這一方面延續了「五四運動」以來科學主義的意味,一方面體現出革命風潮中尋找範式的需求。因而或許可以這麼說,唯物史觀代表了20世紀中國社會的共產主義革命劇變在思想領域的對應物[88]

參與論戰的諸方,無論立場為何,其引以為用的思考工具均是「唯物史觀」[89],在彼此相互駁證的過程裡,始終未能跳脫出這個框架。也因此僅管意見並未統一,均是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切入點,使用唯物辯證法的方式,對於中國社會史和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均使馬克思史學擴大其影響力,並為中國革命提供了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理論論證。是承續了「五四運動」以來,啟蒙與救亡雙主題下的辯證歷程,對於1949之後的中共正統史學的建構,具有相當的指導作用[90]。在馬克思史觀影響下的歷史研究,帝王將相、英雄豪傑以不是主要的對象,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群眾或勞動階級,「下層歷史」(history from below)與「翻轉過來的歷史」(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成為研究的焦點[91]。在社會史論戰中廣為討論的幾個議題,以中國歷史分期為中心,依舊是歷史學界的關切所在,當中國社會的革命化進程,面臨曲折迂迴的處境時,歷史問題也就一次再一次地成為現實問題。只要中共依舊信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天,那麼隨著革命問題的繼續,20年代以來的相關史學討論,也必定會持續下去,仍是「為了尋求革命出路」的基本命題[92]

 

徵引書目

專書

1.      王禮錫、陸晶清(),《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

2.      王禮錫、陸晶清(),《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

3.      王禮錫、陸晶清(),《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

4.      王禮錫、陸晶清(),《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四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3

5.      何幹之,《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上海:生活書店,1937

6.      李其駒、王炯華、張耀先(),《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從清末民出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7.      李澤厚,《李澤厚論著集: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6

8.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rlik) ()、翁賀凱(),《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的起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9.      郭繼平、辛仲勤(),《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10.   彭明、桑咸之、吳景平(),《從空想到科學──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11.   彭明輝,《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2002

12.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

13.   鄭學稼,《社會史論戰簡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

14.   羅志田(),《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下)》,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期刊論文

1.      鄭學稼,〈中國社會史論戰五十週年感言〉,《中華雜誌》219(台北,1981.10),頁12-15

2.      炎炎,〈社會史論戰五十週年訪嚴靈峰先生〉,《中華雜誌》219(台北,1981.10),頁16-20

 

學位論文

1.      吳安家,〈中國社會史論戰之研究(1931-1933)〉,台北:政大東亞研究所,1986



[1] 約略的概分,有1920年至1922年的中國社會主義論戰;1923年至1924年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1928年至1931年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1931年至1933年的中國社會史論戰;1934年至1935年的農村社會性質論戰。參見:吳安家,〈中國社會史論戰之研究(1931-1933)(臺北:政大東亞研究所,1986),頁1。另有以年代劃分的,1920年代為科玄論戰;1930年代為中國社會性質論戰;1940年代為文藝民族形式論戰。參見:李澤厚,《李澤厚論著集: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6),頁49-88。對於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又有論者細分為1931-1933的唯物辯證法論戰,以張東蓀與葉青為中心;1934-1937的新哲學論戰,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達林派)與托派為中心,可視為蘇聯30年代哲學論戰在中國的反映。參見:李其駒、王炯華、張耀先(),《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從清末民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355-383

[2] 《讀書雜誌》一共發行了四次的「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專號,分別是1932年第一卷45期合刊號、1932年第223期合刊號、1932年第278期合刊號,以及1933年第三卷34期合刊號。

[3] 吳安家,〈中國社會史論戰之研究(1931-1933)〉,頁2

[4] 鄭學稼,〈中國社會史論戰五十週年感言〉,《中華雜誌》219(臺北,1981.10),頁13

[5] 王禮錫,〈第三版卷頭言〉,收入:王禮錫、陸晶清(),《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頁i-ii

[6] 李其駒、王炯華、張耀先(),《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從清末民初到中華人民共合國成立)》,頁420

[7] 炎炎,〈社會史論戰五十週年訪嚴靈峰先生〉,《中華雜誌》219(臺北,1981.10),頁20

[8]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頁58

[9] 彭明輝,〈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收入:彭明輝,《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8

[10] 李季、王禮錫是為大學生,王宜昌、任曙、李麥麥、杜畏之與嚴靈峰是介於中學生與高小畢業生的年齡,而胡秋原仍是高小學生。參見:鄭學稼,《社會史論戰簡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頁1

[11]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rlik) ()、翁賀凱(),《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的起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33

[12] 李澤厚,《李澤厚論著集: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頁64

[13]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24

[14] 彭明、桑咸之、吳景平(),《從空想到科學──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頁324

[15]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30

[16]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rlik) ()、翁賀凱(),《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的起源》,頁34

[17]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46

[18] 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各派論點與詳細內容,參見:吳安家,〈中國社會史論戰之研究(1931-1933)〉,頁35-130;鄭學稼,《社會史論戰簡史》,頁14-22

[19] 19路軍的前身是陳炯明所領導的粵軍,後來成為19路軍領導人的陳銘樞即是第一師第四團團長。陳銘樞在1928年受命將軍權交予蔣光鼐與蔡廷錯,專任廣東省省主席之際,收購了原為出售中國書畫和美術書籍的書店──神州國光社,自此,神州國光社成為19路軍的文化與宣傳基地。詳參: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71-131

[20] 當時參予論戰者約可分為四派:一是中共中央幹部派,二是托派,三是非共、中立或馬克思主義的同情者,四是支持國民黨一派。參見:吳安家,〈中國社會史論戰之研究(1931-1933)〉,頁25-26

[21] 〈讀書雜誌發刊的一個告白〉,轉引自: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108

[22] 王禮錫,〈第三版卷頭言〉,收入:王禮錫、陸晶清(),《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頁1

[23]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rlik) ()、翁賀凱(),《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的起源》,頁34

[24]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403

[25]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414。余英時的原文出自〈陳獨秀與中國共產主義〉;郭湛波則出自《近代中國思想史》;許倬雲的則是《求古編》當中。

[26] 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時間約在19281931年間,其重點包括1920年代的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是封建殘餘佔優勢還是資本主義佔優勢,中國應進行土地革命還是爭取關稅自主的革命等議題。究其源流,如前文所示是由於俄國史、托二派的分歧,藉由留學生為媒介而傳入中國所形成。參見:吳安家,〈中國社會史論戰之研究(1931-1933)〉,頁35

[27] 蔣大樁,〈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收入:羅志田(),《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下)(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頁143

[28]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83

[29] 國際上已出現過兩次討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熱潮,第一次是1930年代,與俄共指導中共革命有關;第二次是1960年代以後,至今仍在繼續。參見:吳安家〈中國社會史論戰之研究(1931-1933)〉,頁131

[30] 柯金(著),岑紀(譯),《中國古代社會》,轉引自: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140

[31]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142

[32] 魯凡之,《東方專制主義論》,轉引自: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143

[33] 1927年中共中央委員會11月全會通過的〈土地綱領〉,將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定為「亞州式的生產方法」,即融入了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觀點。然而時至192879日,當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正式否定了這項土地綱領草案。參見:郝鎮華(),《外國學者論亞細亞生產方式》,轉引自:吳安家,〈中國社會史論戰之研究(1931-1933),頁135

[34] 何幹之,《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上海:生活書店,1937,頁17

[35]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143

[36] 主要論點出自李季,〈對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共獻與批評〉,收入:王禮錫、陸晶清(),《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

[37] 主要論點出自胡秋原,〈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專制主義〉,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

[38] 主要論點出自王宜昌,〈中國社會史論史〉,收入:王禮錫、陸晶清(),《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輯)》。

[39] 主要論點出自季雷,〈馬克思的社會形式論〉,收入:王禮錫、陸晶清(),《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四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3)

[40] 主要論點出自杜畏之,〈古代中國研究批判引論〉,收入:王禮錫、陸晶清(),《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輯)》。

[41] 中國郭沫若研究學會,《郭沫若史學研究》,轉引自: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173

[42] 蔣大樁,〈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收入:羅志田(),《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下)》,頁144

[43] 主要論點出自王宜昌,〈中國奴隸社會史──附論〉,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

[44] 王宜昌,〈中國奴隸社會史──附論〉,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頁17

[45] 主要論點出自梁園東,〈中國社會各階段的討論〉,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

[46] 梁園東,〈中國社會各階段的討論〉,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頁8

[47] 主要論點出自戴行軺,〈中國官僚政治的沒落〉,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

[48]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186

[49] 主要論點出自周紹溱,〈對於《詩經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質疑〉,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

[50]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189

[51] 主要論點出自陳邦國,〈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

[52] 主要論點出自王伯平,〈易經時代中國社會的結構〉,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四輯)》。

[53]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190

[54]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190

[55] 主要論點出自李季,〈對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輯)》,頁130。其後,李季的單篇論文由神州國光社出版為《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

[56] 主要論點出自王禮錫,〈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中之謎的時代〉,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輯)》。

[57] 主要論點出自胡秋原,〈中國社會=文化發展叢書〉,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四輯)》。

[58] 主要論點出自李麥麥,〈郭沫若底《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讀書雜誌》2.6(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06),頁2

[59] 主要論點出自熊得山,〈中國商業資本的發生之研究〉,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

[60]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203

[61]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rlik) ()、翁賀凱(),《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的起源》,頁35

[62] 逯耀東,〈中共的上古史分期問題()〉,《民主評論》,轉引自: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206

[63] 孟文鏞、陳梅龍、張鑑安(),《新編中國史學習手冊》,轉引自: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223

[64] 主要論點出自陶希聖的《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與《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

[65]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236

[66] 吳安家,〈中國社會史論戰之研究(1931-1933)〉,頁273

[67] 主要論點出自李季,〈對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一續)〉,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以及李季,〈對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共獻與批評(二續)〉,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四輯)》。

[68] 主要論點出自王禮錫,〈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中之謎的時代〉,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輯)》。

[69] 主要論點出自陳邦國,〈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

[70] 主要論點出自胡秋原,〈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專制主義〉,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

[71] 主要論點出自王亞南,〈封建制度論〉,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

[72] 主要論點出自梁園東,〈中國社會各階段的討論〉,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

[73] 主要論點出自王伯平,〈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發軔〉,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

[74] 主要論點出自戴行軺,〈中國官僚政治的沒落〉,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

[75] 主要論點出自王宜昌,〈中國社會史短論〉,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以及王宜昌,〈中國封建社會史〉,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四輯)》。

[76] 主要論點出自朱新繁,〈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性的討論〉,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

[77] 主要論點出自周紹溱,〈對於《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收入:王禮錫、陸晶清(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

[78]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rlik) ()、翁賀凱(),《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的起源》,頁205

[79] 以上三個事件,可視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三個階段。參見:郭繼平、辛仲勤(),《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頁306-307

[80] 蔣大樁,〈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收入:羅志田(),《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下)》,頁136-143

[81] 蔣大樁,〈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收入:羅志田(),《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下)》,頁144-151

[82] 李其駒、王炯華、張耀先(),《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從清末民初到中華人民共合國成立)》,頁8-9

[83] 李其駒、王炯華、張耀先(),《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從清末民初到中華人民共合國成立)》,頁7

[84] 李其駒、王炯華、張耀先(),《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從清末民初到中華人民共合國成立)》,頁5

[85]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11

[86] 王禮錫,〈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收入:王禮錫、陸晶清(),《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頁3

[87] 王禮錫,〈論戰第二輯序幕〉,收入:王禮錫、陸晶清(),《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輯),頁vi

[88]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rlik) ()、翁賀凱(),《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的起源》,頁2

[89] 王禮錫,〈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收入:王禮錫、陸晶清(),《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頁5

[90] 吳安家,〈中國社會史論戰之研究(1931-1933)〉,頁3

[91] 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頁419

[92]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rlik) ()、翁賀凱(),《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的起源》,頁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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