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0. 評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


書名:《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

作者:葛劍雄

出版者: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月;20002月。

一、  前言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八日,一生致力於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譚其驤教授與世長辭。身為《禹貢半月刊》的創辦人之一,也是《禹貢半月刊》創刊初期的兩位主編之一(另一位是顧頡剛),譚其驤可謂是和中國歷史地理學依違相生的命運共同體。《禹貢》半月刊是中國學術界第一個自覺使用「中國歷史地理學」(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的刊物;譚其驤也是創辦第一個歷史地理研究所(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的中國學者,如果說歷史地理學已可視為學術分類的一門正式學科,那麼,譚其驤無疑地應被歸為這門學科的重要催生者之一。

           身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燃燈者之一,譚其驤一生的著作算不上豐富,他一直沒有寫出個人的專書巨構,所出版著作以論文集為主,但這並無損於他在學術上的地位。相較於現代學術所要求的個人專書著作,譚其驤顯然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在集體著作上,他一生最大的貢獻可能是主持了《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這套八冊本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截至二○○○年為止最精確詳盡的中國歷史地圖,從事中國史研究者允宜人手一冊。而他生前所主持的另一項大型計畫《國家歷史地圖集》,亦將於二○○一──二○○二年間陸續出版,這是一套更詳盡而完整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當一九一二──一九二○年間,西方地理學輸入中國並正式成為大學講授科目時[1],傳統中國史學中的沿革地理,開始有了實質內容的改變,而由沿革地理到歷史地理學,使得現代中國學術中的歷史地理學與傳統學術的沿革地理,已不能畫上等號,其中顧頡剛、張其昀、譚其驤、史念海、侯仁之等人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2]

           本書傳主譚其驤一生致力於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亦為這門學科的奠立付出一生歲月。他是少數由人文學入手而獲得中共中國科學院院士頭銜的學者(另一位是侯仁之),在現代中國學人中,其經歷可謂單純至極,葛劍雄在《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中說:「他的經歷很簡單,從六歲到八十二歲都沒有離開學校。他的工作很單純,從二十歲登上講台,就是上課和研究。」[3]以一個人的一生而言,譚其驤的人生算不上菁采,也沒有太多豐功偉業,因而傳記的內容基本上不會太豐富。學人傳記,除了少數學者如梁啟超、胡適等人,因其學術面向較廣,且與政治關連密切,故其傳記波瀾壯闊,廓然可觀[4];大部分的學人傳記,均離不開研究與教學,其菁采處在傳主的學術展現,而非豐富綺華的人生閱歷,以此而言,葛劍雄這本《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後傳》,乃是以學術為主線的學人傳記。

           葛劍雄現任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且曾擔任所長之職;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為譚其驤手創,葛劍雄則是譚其驤所指導的第一位歷史地理學博士,在譚其驤晚年曾擔任其秘書,且陪侍譚其驤參加各種學術會議,可謂是譚其驤的衣缽傳人,因而對譚其驤的生平與著作極為熟稔。以作者對傳主的熟悉程度,撰寫這樣一本以學術為中心的學人傳記,可以說是不做第二人想。由書中呈現資料的豐富,生活細節的描述,在在可以看出作者葛劍雄實是譚其驤傳記的最佳執筆人。以這樣的身分、地位,如此熟悉傳主事蹟的作者,主、客觀條件的配合,這都該是一本內容翔實、見解深刻的傳記。事實亦證明確然如此,但在深入貼切的同時,公允客觀有時亦為傳記不可缺的要素。

           在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之後,中國大陸進入改革開放的年代;許多文革時期的冤案紛紛平反,加上一九九○年代以後的復古風,許多文革時期遭迫害(或因而致死)的學人傳記猶似雨後春筍,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包括陳寅恪、吳宓、吳L、翦伯贊等人的傳記[5];這些傳記的出現,一方面為前代學人留下典型,供後來者憑弔或追尋,另一方面也為文革留下歷史見證。為了替前代學人留下治學的心路歷程,華東師範大學亦編纂了一套傳記叢書[6],呈現前代學人的風範。此外,個人回憶錄在這波傳記熱中亦扮演了一定的角色[7]

           相較於同時代的學人,譚其驤的一生可謂平淡無奇,歷史與地理學界之外的學者知其人者或亦甚少;即或在史學界,知譚其驤其人者,大概也只是使用過他所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對他在中國歷史地理學方面的貢獻,則介乎知與不知之間,加上譚其驤本人並未像同時代的學人般致力於個人述作,他身後留下的個人著作僅得《長水集》上、下兩冊,及《長水集.續編》[8],殆為論文集之屬。以今日的學術標準看,譚其驤的著作不可謂多,但他卻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對現代中國學術發展有極大貢獻,尤其歷史地圖的編繪尤為一生學術功力所萃。

二、  內容述評

           本書《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十三章、《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五章,合計為十八章[9],《前傳》與《後傳》所述年代不相等,篇幅亦有差異,作者葛劍雄在《後傳.後記》中提到,《悠悠長水:譚其驤傳》本來是一部完整的書稿,但在發排前遇到了一些麻煩,麻煩的由來主要是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後半階段,為了使此書能盡快出版,因此將書稿以一九六六年為界分為前後兩部份,前半部的書名訂為《譚其驤前傳》,後半部亦只能稱為《譚其驤後傳》[10];葛劍雄進一步說明因為麻煩已經解決,《後傳》因而得以發排,但由於並非事前計畫,不得不做了大量刪節,因而篇幅上也不相等,《後傳》較《前傳》為少[11]

           本書《前傳》部分計十三章,大抵描繪出一位學術工作者的成長與訓練歷程。

           第一章〈家世和童年〉,依照一般傳記的寫作方式,追溯譚其驤的先世、家世與童年成長歷程。譚其驤是浙江省嘉興縣人,家族因經營估衣舖而致富,但因遭逢火災而家道中落,到其父執輩一代,已是尋常中產之家,其父譚新潤曾任皇姑屯站(即張作霖遭日本特務炸死處)站長,譚其驤即出生於皇姑屯站站長宿舍[12];其後譚新潤因突發腦血栓而無法工作,只能辭職攜眷南歸,因而譚其驤是在嘉興長大的。

           童年時代的譚其驤,家境並不富裕,小學、中學求學過程均非順暢,中學更因抗議學校對學生的壓抑而和同學同盟退學[13];其後考上上海大學社會系。

           第二章〈短暫的革命和大學生活〉,描述譚其驤在上海大學的求學生活;由於上海大學是共產黨人惲代英、蕭楚女等人所創辦,是當時上海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堡壘,也是共產黨人培養進步青年的基地[14]。譚其驤在入學不久之後就加入了共青團(CY),和團員們一起鬧革命、貼標語。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南京清黨[15],上海大學遭蔣介石封閉,譚其驤適因到杭州掃墓,又在嘉興住了幾天,返回學校時已人去樓空,只好過著「革命流浪生活」[16];但這段生活極為短暫,不久因案入獄,獲保釋出獄後與組織失去聯繫,短暫的革命生涯就此結束[17]

      暑假後譚其驤考入暨南大學中文系,第二年轉入外文系(主任為葉公超),兩星期後再轉歷史社會系,主修歷史,兼修社會學[18]。在歷史社會系念書期間,教師有黃凌霜、陳憬、許德珩、孫本文、鄧初民、潘光旦、周僖儒、王庸、徐中舒、方壯猷等人;徐中舒、王庸、方壯猷均出身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受王國維、梁啟超的薰陶,使譚其驤受到考據方法和史學理論方面的訓練[19]。但教師中影響譚其驤最多的是潘光旦,潘光旦是著名的社會學和人類學家,譚其驤與潘光旦師生甚為相得,他將一套《譚氏家譜》送給潘光旦,成為潘光旦寫《明清嘉興的望族》一書的資料來源之一。譚其驤的畢業論文以《中國移民史要》為題,由潘光旦指導完成[20]

      第三章〈「應到第一」的燕大研究院畢業生〉,敘述譚其驤赴笈燕京大學的生活。一九三○年夏天譚其驤自暨南大學歷史社會系畢業,申請進入燕京大學研究所就讀,一九三○年九月登上北行的火車。

           譚其驤在燕京大學研究院期間,受顧頡剛和鄧之誠的影響最大。譚其驤到燕大的第一件事是到成府蔣家胡同走訪顧頡剛。當時年僅卅八歲的顧頡剛已是聲望很高的學術領袖,接見譚其驤時卻誠懇而熱誠。

           進燕大研究院的第二年,譚其驤因為學分已滿,旁聽顧頡剛的「《尚書》研究」;在討論《尚書.堯典》時,師生論辨漢代十三部(州)的設立問題,純以學術為旨歸,說明了顧頡剛的雅量和譚其驤的「當仁不讓」。其後譚其驤的畢業論文《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就是在顧頡剛指導下完成的;不過葛劍雄在《前傳》中指出:「論文的指導教師是顧頡剛,但實際上從確定題目到搜集資料,顧頡剛都沒有過問。」[21]關於這一點,由於缺乏其他資料的佐證,無法證明作者所述內容的可信度如何,但在本書第五章〈編《禹貢》始末〉中,作者葛劍雄提及編《禹貢》半月刊時,譚其驤與顧頡剛因理念不同而引發爭議,導致分道揚鑣[22];比照兩段內容所述,似乎此處所述有為第五章埋下伏筆的意味。

      另一位對譚其驤影響甚深的恩師是鄧之誠,有一段時間譚其驤甚至受邀住在鄧家,食宿都由鄧之誠供給。因為與鄧之誠共同生活,耳濡目染,使譚其驤對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史有更深的了解,對典章制度和掌故之學亦饒富興趣[23]

           在燕京大學研究院期間,譚其驤亦選修過張星烺的課,旁聽過陳垣的課,寫過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論文。但對當時歷史系的實際負責人洪業,譚其驤沒有聽過他的課,在研究生期間與洪業也沒有什麼接觸,所以洪業一直不把譚其驤當作自己的學生[24]

      在這段期間,譚其驤對移民史研究興趣濃厚,除畢業論文《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正式發表時改為〈湖南人由來考〉)外,一九三三年又寫了一篇〈近代湖南人之蠻族血統〉,發表於燕京大學《史地學報》[25]一九三三年六月則於《燕京學報》第十五期發表〈晉永嘉亂後之民族遷徙〉[26];葛劍雄認為這篇論文對中國移民史研究和定量研究方面,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發表後即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被視為該領域的經典[27]

           譚其驤在燕京大學期間的同儕友人甚多,包括同班同學葉國慶,前後期的俞大綱、姚家積、鄧嗣禹、翁獨健、朱士嘉、馮家昇、齊思和、聶崇歧、牟潤孫等人[28],可謂一時俊彥齊聚,這些人其後都成為著名的學者。

           第四章〈「最值得懷念的歲月」〉,敘述譚其驤在北平圖書館工作及初登大學講堂的歲月。譚其驤通過論文答辯之後,經由其從伯父譚新嘉向時任北平圖書館館長的袁同禮推薦,於一九三二年初被錄用為館員,負責匯編館藏地方志目錄。而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譚其驤應聘到輔仁大學講授中國地理沿革史課程,當時譚其驤年僅廿一歲,初試啼聲,即獲好評,結果連續上了三個班[29]。葛劍雄在本書描述譚其驤初登講台的情形,提及譚其驤在燕京大學結識的好友周一良於上一年考入輔仁大學歷史系,是一年級學生,他覺得沿革地理很重要,譚其驤也希望他來聽課,以便作為「坐探」,了解學生的反應。因此周一良放棄了諶亞達「中國地理概論」 的必修課,成為譚其驤課堂中一名學生,使譚其驤能根據學生們的要求改進教學[30]。第二年聽他課的學生中有一位來自山西平陸的史念海(筱蘇),比譚其驤小一歲,大學畢業不久即成為禹貢學會的駐會研究人員,一九四九年後長期任教於陝西師範大學,曾任副校長,現為該校教授、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是著名歷史地理學家[31]。葛劍雄此處未進一步討論史念海的學術研究,就筆者研究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譚其驤、史念海、侯仁之三人的貢獻,是相互頡頏的。

      由於擔任北平圖書館員的同時,譚其驤先後在輔仁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兼課,一九三四年且協助顧頡剛創辦學會和主編《禹貢》半月刊,所費心力、時間尤多,不免占用辦公時間,於是於一九三四年辭去館員之職。一九八二年譚其驤憶及往事,提到三年的圖書館員生活,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歲月」[32]。而這段最值得懷念的歲月中,譚其驤對中山公園的茶座印象最為深刻,他時常想起公園中間大路兩旁的三家茶館:春明館、長美軒、斯柏馨。春明館較屬舊式,長美軒新舊參半,斯柏馨則純粹摩登化;譚其驤最常去的是來今雨軒,不知是否即為長美軒?據譚其驤回憶,蒙文通、錢穆、湯用彤常坐一桌,但譚其驤只與蒙文通相熟,故與三人未曾同桌。長美軒的常客有畫家王夢白、數理大師馮祖荀、外交官廖石夫、學者錢玄同、傅斯年等人[33]

      第五章〈編《禹貢》始末〉,敘述譚其驤協助顧頡剛創辦學會及主編《禹貢》半月刊的經過。一九三四年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譚其驤是重要負責人之一,《禹貢》半月刊創刊初期即由顧頡剛與譚其驤擔任主編工作,直到一九三五年譚其驤應廣州學海書院之聘離開北平南下,才改由顧頡剛、馮家昇兩人主編[34]

      主編《禹貢》半月刊期間,譚其驤因理念不同而與顧頡剛有所爭執,主要原因據本書作者葛劍雄指出有下列諸事:(一)顧頡剛認為辦《禹貢》半月刊是培養人才,因此學生不成熟的習作亦加以刊登;譚其驤認為《禹貢》半月刊是純學術刊物,應發表具有一定水準的稿件;(二)顧頡剛但開風氣不為師,獎掖後進不遺餘力,譚其驤是純粹的學者,一切以學術為旨歸;(三)顧頡剛南下時編務由譚其驤獨立主編,但三卷一期發生脫期一星期的情形,顧頡剛因而有「才難」之嘆。(四)顧頡剛與商務印書館簽訂出版《中國地理沿革史》的合同,此書乃與譚其驤合編者,但譚其驤表示無法如期膺命,師生間發生不快[35]。事實上,譚其驤與顧頡剛在性格上可謂南轅北轍,顧頡剛喜愛團隊工作,譚其驤喜愛個人研究,在《禹貢》半月刊時期,兩人性格上的差異使他們各行其是。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一生的學術研究成果而言,顧頡剛的主要成就在個人述作,譚其驤主要成就反在集體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不知是否上帝和他們兩人開了一個大玩笑?但無論如何,顧頡剛喜用書信方式和學生論學的方式,卻被譚其驤所繼承,譚其驤指導研究生時,往往採用寫信的方式[36],這點和顧頡剛當年在燕京大學與譚其驤論學的方式,以及編輯《禹貢》半月刊時彼此論學處事的方式,可謂如出一轍[37]

      譚其驤與顧頡剛間的分歧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已經出現,作者指出:從培養學生的角度出發,同時也為了刊物的生存和發展,顧頡剛的主張無疑更正確,但更加執著於學術的譚其驤卻不能接受[38]。在本章中,作者也批評顧頡剛因稿約多,有時找人代筆的情形,顧頡剛這樣做或許是為了在經濟上幫助學生或同人,寫出來的文章雖用顧頡剛的名義發表,稿費卻都讓執筆者拿[39]。關於這點作者顯然是站在和老師譚其驤同一邊,而對顧頡剛有所批評。

      第六章〈失望的婚姻〉,敘述譚其驤與李永藩近五十年琴瑟失調的婚姻生活。李永藩嬌生慣養,譚其驤視學術如命;李永藩喜歡熱鬧,樂於應酬,譚其驤性情淡泊,不願廣泛交游[40];兩個性格完全背反的人,婚姻生活的琴瑟難諧乃理所必然。作者在書中亦指出,一九四○年代浙江大學一位校醫認為李永藩精神有問題,但未獲妥善治療,因此越來越嚴重,導致譚其驤婚姻生活的悲劇。

      第七章〈重回北平〉,敘述一九三六年暑假譚其驤回北平休假,適逢此時陳濟棠發動反蔣戰爭,部屬余漢謀被蔣介石收買而倒戈,陳濟棠失敗出走,學海書院被封[41]。無法返粵的譚其驤留滯北平,幸好他在暨南大學的老師潘光旦時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兼教務長,他一向賞識譚其驤,為了濟助譚其驤,乃聘其為社會系助理研究員,作開課準備,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在系內開「近代中國社會研究」課程[42]。在這段期間,禹貢學會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廿二日成立,會議推譽顧頡剛為理事長,于省吾為監事長。譚其驤雖為學會理事,但除為《禹貢》半月刊寫稿,並未再參與其他活動[43]

      一九三七年九月譚其驤兼任燕京大學講師,教「中國沿革地理」課程,但因當時的系主任洪業認為像譚其驤這種沒有哈佛或美國大學學位者在燕京大學沒有什麼前途,不如到其他學校發展。其間譚其驤的恩師鄧之誠曾向洪業說項,但譚其驤始終是兼任講師,既未轉為專任,更未提升為副教授。一九三九年夏天,譚其驤去意已決,經王庸推薦,浙江大學史地系主任張其昀聘譚其驤為該系副教授,譚其驤於一九四○年初離北平去貴陽以南的青岩,向浙江大學一年級分校報到[44]

      第八章〈遵義三年〉,敘述一九四○年到一九四六年任教浙江大學的情形。浙江大學在抗戰期間遷校遵義,但校區屢有變更,先在青岩分校,後遷湄潭縣永興場;一九四二年譚其驤升等為教授,調回遵義校本部,一九四六年遷返杭州,故作者以遵義三年為章名,但敘述年代實為五年餘。

      浙江大學將歷史和地理合為一系,稱為史地系,可能是繼承了中國史地合一的傳統,另一方面或許也與校長竺可楨和系主任張其昀的見解有關。竺可楨雖是留學美國的地理學家和氣象學家,但對中國歷史非常重視,一直留心發掘古代史料中的地理和氣象資料,用以研究氣候變遷,當時浙大規定所有學生無論文科、理科都要學習中國通史。張其昀雖是地理學教授,但也強調地理與歷史結合,並常寫些史地合一的文章。這樣的學術環境,對從事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並有志於創建這門學科的譚其驤來說,實在是如魚得水。他不僅結識了大多數中國最著名的地理學家,與他們建立了深厚友誼和良好的交流關係,並且彌補了自己地理學知識的不足[45]

      譚其驤雖然從事中國疆域沿革史和移民史的研究多年,但在浙大任教期間,有機會接觸到地理學方面的專家學者,更加強了他的地理學專業知識,作者葛劍雄認為譚其驤在一九八○年成為中國歷史界唯一非屬於自然科學的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絕非偶然[46]

      在浙大期間,譚其驤對丁文江所寫的《徐霞客年譜》提出商榷,導因於丁文江在《徐霞客年譜》中指陳崇禎十三年徐霞客自麗江「西出石門金沙」,取道東歸,當年作〈江源考〉,闡明長江以金沙江為正源,岷江不過是其支流;丁文江在《徐霞客年譜》中稱:「知金沙江為揚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發現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譚其驤在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學術會議發表〈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在地理上之新發現〉,指出《漢書•地理志》和《水經•若水注》已有關於金沙江的記載;明代學者對金沙江的了解雖未超過前人,但也沒有忘記前人的說法,因此譚其驤認為對金沙江的認識非始自徐霞客[47]。譚其驤的結論是:「霞客所知前人無不知之,然而前人中無以金沙江為江源者,以岷山導江為聖經之文,不敢輕言改易耳。霞客以真理駁聖經,敢言前人所不敢言,其正名之功,誠有足多,若云發現,則不知其可。」[48] 從譚其驤的論文來看,他一方面否定丁文江所謂徐霞客「發現」金沙江之說,但卻肯定徐霞客指出金沙江為揚子江上游的勇氣和貢獻。

           第九章〈復員杭州〉,敘述一九四六年九月浙江大學遷返杭州後的生活。由於復原後國內情勢混亂,法幣貶值,物價飛漲,譚其驤靠一分大學教師的薪水難以維持家計,乃在一九四七年秋天兼任上海暨南大學的「專任教授」。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間,譚其驤成為兩校的「專任教授」,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暨南大學停辦[49]。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間,譚其驤待在浙江大學,但浙江大學歷史系停辦;一九五一年院系調整後,譚其驤接受了復旦大學歷史系主任周予同的聘書,轉往復旦大學任教[50]

           第七章〈參加土地改革運動〉,敘述譚其驤在中共建國初期的教學與政治活動。根據本書作者的描述,當時大部分教員均無法逃過政治學習與政治活動,譚其驤亦不例外。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對知識分子而言,只是以幹部的身分到鄉下農村,做為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代表去鬥地主、分土地,是革人家的命[51]。雖然譚其驤在精神上感到痛苦,對所見到的許多事情亦難釋懷,但比起即將到來的肅反運動,就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

           第十一章〈從思想改造到肅反運動〉,敘述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五年之間,大陸地區推動的思想改造和肅反運動,這是中共建國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首度矛頭對準知識分子;從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可以說歷經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浩劫與惡夢。所謂思想改造是將自己作為改造的對象,是革自己的命。參加土改需要自己報名,從理論上說還有拒絕參加的權利和可能;思想改造則是無一例外都得參加。在開始之初,天真的知識分子還以為「思想改造」的對象就是思想,只要海闊天空談談自己的思想,然後學一些革命理論,對自己來一番自我批評就可以了;但他們很快地發現,所謂的「思想」其實無所不包、無所不在,不僅自己的經歷事無鉅細休想輕易過關,就連祖宗三代、親朋好友也得一一交代,接受群眾審查。這時他們才體會到土改時在鄉下吃糠嚥菜,櫛風沐雨,對地主富農拍桌吆喝,實在算不得什麼改造了[52]

           歷經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知識分子,對於中共中央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可謂談運動而色變,這些運動使他們變得謹小慎微,特別是怕涉及政治問題[53]。中共歷次政治運動讓知識分子一味認罪懺悔的作法,那種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要求,使他們的人格受到傷害,心理發生扭曲,對批判和自我批判變得麻木[54]。許多學人傳記和回憶錄都記載了類似的經驗[55],讀來令人不勝欷噓。

           第十二章〈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敘述譚其驤一生中貢獻最厥偉的學術工作——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

           《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緣於一九五四年秋天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向吳L提及讀《資治通鑑》時,缺少一部適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吳L想起清末民初楊守敬編繪的《歷代輿地圖》,內容相當詳盡,凡見於正史《地理志》的州縣一般全都上圖,正符合毛澤東所提配合讀史的需要。但楊守敬《歷代輿地圖》是以木版將分別代表古、今內容的黑、紅兩色套印,線裝本有卅四冊之多,而且將一朝版圖分割成幾十塊,翻檢極其不便[56]。因此吳L向毛澤東建議,將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加以改造,改用現代地圖為底圖,繪製新的中國歷史地圖。吳L找范文瀾、尹達等商議,決定請譚其驤到北京主持編繪工作[57]。獲得毛澤東的指示後,吳L立即邀請中國科學院第一、第二、第三歷史研究所、北京大學、國家出版總局、高教部、地圖出版社等單位負責人和專家商議,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成立了「標點《資治通鑑》、改編『楊圖』委員會」,由他和范文瀾領銜,尹達、侯外廬、劉大年(三所副所長)、翦伯贊(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金燦然(文化部出版局局長)以及高教部和地圖出版社負責人組成。前一項工作由王崇武為召集人,顧頡剛為總校對,在北京的史學家聶崇歧、齊思和、張政、周一良、鄧廣銘、賀昌群、容肇祖、何茲全等參加標點,隨即展開工作。對於後一項工作,吳L想到了譚其驤。經他的推薦,委員會一致同意請譚其驤到北京主持編繪工作,責成高教部向復旦大學借調,時間暫定一年。繪圖和製印方面的工作則由地圖出版社負責。其後因標點《資治通鑑》的工作很快就完成,而改編「楊圖」的工作則需要延長,又有了擴大,所以這個委員會的正式名稱改為「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委員會」,簡稱「楊圖委員會」。

           一九五五年二月,譚其驤坐火車到北京參加第一次「標點《資治通鑑》、改編『楊圖』委員會」;三月,譚其驤開始進行編繪工作,從清朝圖著手試畫[58]。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間,譚其驤耗費十年光陰在這套《中國歷史地圖集》上[59],但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已舖天蓋地而來。事實上,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為止,《中國歷史地圖集》絕大部分圖幅的初稿已經編出或備齊資料,但為山九仞,終不免功虧一簣[60]。文化大革命使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中斷數年,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始恢復工作[61]。在這段期間,譚其驤有時在北京工作,有時在上海,一九五七年之後繪圖工作主要在上海新華地圖社所提供的工作室進行。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間,譚其驤幾乎將全副精神放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上。作者葛劍雄指出,檢查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六年間,譚其驤的著作目錄,發現他只發表了十二篇論文,一九五六、五七、五八、六四這四年完全是空白[62]。而正是在這十年間,譚其驤為《中國歷史地圖集》奉獻了從四十四歲到五十五歲這段學術研究歲月[63];這似乎可以為譚其驤一生缺少大部頭的個人專著,做一個很好的註腳。

           第十三章〈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前夜〉敘述文化大革命前夕譚其驤的教學與研究生活。雖然譚其驤因常須到北京開會,以及在海濱大夏新華地圖社所提供的工作室繪圖,稍稍能游離於各種政治活動之外;但在各種政治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年代,譚其驤雖躲過部分政治運動的浩劫,卻亦無法完全避免。一九五七年的整風反右運動,譚其驤算是有驚無險;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譚其驤就沒有躲過[64]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學術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社論,提出高等學校的領導要大膽發動群眾,幫助資產階級學者進行學術批判。九月下旬,復旦大學開展了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選定的對象是中文系教授劉大杰、張世祿,歷史系教授蔡尚思、譚其驤和周谷城[65]。在對譚其驤進行批判時,先由譚其驤作檢查,接著由群眾批判。譚其驤在自我檢查時已盡可能詳細,並且提高到原則高度來分析和認識,但正處於大躍進狂熱中的革命群眾並不輕易善罷干休,群眾揭發譚其驤既有嚴重的封建主義思想,也有典型的資產階級思想。火力之猛,言辭之尖銳,使譚其驤大受震動,簡直不知所措。一些學生的革命勁頭更足,會後又將批判發言和文章刊登在油印刊物《鬥爭》上[66]。在這種情形下,譚其驤採取「照單全收」的態度,無論別人講什麼,提得多高,他都一概接受,不做辯解,以免與批判運動對抗。會後不久,中共黨領導指示他這種態度是錯誤的,根本無法解決問題,要他實話實說,對群眾批判意見同意就表示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後來譚其驤即依此原則來做。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歷時三個月的運動告一段落,學校秩序稍稍恢復正常。[67]

           這段時間,譚其驤繼續《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亦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到北京參加《中國通史》提綱討論會[68];正好此時郭沫若和翦伯贊為曹操翻案[69],譚其驤則對此提出商榷,認為評價歷史人物,應該是是非非儘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不應該惡之則恨不得把他打入地獄,愛之則唯恐捧不上天,譚其驤覺得郭沫若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70]

           文化大革命前的運動雖然接連不斷,但一般仍將思想批判與實際工作加以區別,即「思想批判從嚴,處理從寬」,所以只要不被定為什麼「分子」而受到組織處理,在一般情形之下,職務、職稱和生活待遇不會有太大影響[71]。陸續發生的各種政治運動與鬥爭,譚其驤雖間或捲身其中,但亦僅沾浪花,未遭巨浪吞噬,在此期間譚其驤甚至擔任林彪妻子葉群的歷史地理老師,於一九六○年十一月間單獨為葉群講了幾次課[72]

           但好景不長,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匯報》發表了姚文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吳L進行批判,也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敘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到一九九三年譚其驤告別人世的晚年歲月。由於這段時間文化大革命造成人類史上的大浩劫,譚其驤自難置身其外。

           第一章〈史無前例的遭遇〉,主要敘述文革期間譚其驤的遭遇及其研究工作。面臨文化大革命舖天蓋地而來,大陸知識分子幾乎均捲身其中[73],不是鬥人就是挨鬥,其中尤以挨鬥的情形最為普遍,譚其驤亦復如是。

           文革初期,批鬥猛烈,大字報橫行,任誰都有可能大禍臨頭;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人揭發校黨委書記陸平和宋碩、彭珮云等三人的大字報在北京大學貼出,全國各校群起聲援,復旦大學亦不例外。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社論,復旦大學的大字報雖然還沒有涉及具體對象,歷史系卻已成為重點[74]。事實上,在中共歷次的政治活動中,歷史系往往成為批判的主要對象或火藥線,因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的狂濤巨浪中,史學亦成為重災區[75];文革結束之後,年輕一代的工作者,因而發出了「史學危機」的呼聲[76]

           運動繼續升溫,越來越多的「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被大字報推出;譚其驤在這段時間時常拿了筆記本去抄錄大字報,尤其是有關自己的部分,更不敢怠忽。文革期間,一切正常教學都已停止,《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亦已無人過問,譚其驤除了上午到校看大字報外,就在家學「毛選」,晚上則繼續撰寫研究論文[77]。終於大字報的矛頭對準了譚其驤,一九六六年七月,譚其驤進入被批鬥的水深火熱期;七月三十日揭發譚其驤「八大罪狀」的大字報,貼上校內幹道的南京路,「鬥鬼風」如火如荼,「革命左派」紛紛找尋批鬥對象,八月八日,譚其驤在校園和住家附近被打,他所一手創辦的歷史地理研究室,成為批判他的前沿,他的辦公室也成為監督他的「牛棚」[78];譚其驤終未能躲過這場浩劫,這是大部分當時大陸知識分子無法逃脫的厄運[79]。雖然和部分死於文革的知識分子相較,譚其驤並非遭遇最慘的一批,卻亦夠慘絕人寰的了。

           所幸一九六九年後,推行「一批二用」政策,譚其驤在「批字當頭,給予出路」的政策下,於五月下旬恢復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工作。除了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之外,接待外賓和港澳來賓,也是譚其驤「用」的一面,諸如接待來訪學者,接待諾貝爾得主李政道之子李中清,甚至為李中清單獨講授中國歷史課程[80];譚其驤所接待的學者包括劉子健、陳省身等人。

           一九七三年一月以後,譚其驤加入為毛澤東注釋「大字本」古書篇章的工作,主要負責正史本紀、列傳部分;亦註釋史論方面的古書篇章;這方面的工作一直持續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81]。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譚其驤當選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在此之前他已經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但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下旬始獲正式通知,將赴北京開會。

           由於「一批二用」政策,譚其驤在文革中、後期得以繼續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甚至擔任接待外賓的政治任務,為毛澤東註釋「大字本」古書篇章,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凡此種種略可說明譚其驤在文革期間的遭遇,與同期大陸知識分子相較,不算是最嚴重的;但十年文革浩劫仍帶給他刻骨銘心的記憶;作者葛劍雄指出兩件事加以說明:一是譚其驤在某次老友聚會閒談時提及有人替他算命,算到五十五歲就不算了,而這一年正是文革開始的一年;另外一件事是一九八八年七月廿六日深夜,譚其驤忽然昏迷過去,急救之後譚其驤開始語無倫次,葛劍雄陪侍在側,聽得清楚的是「毛主席」、「林彪」、「文化革命」等話,可見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留下多麼深刻的印象[82]。作者葛劍雄進一步敘述,譚其驤一九九二年八月彌留之際已口不能言,否則他很可能會再次提到這場慘絕人寰的浩劫,作者認為譚其驤實際上可能是帶著對文化大革命的極度恐懼和深切痛恨離開人世的[83]

           第二章〈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下〉,敘述文革中、後期《中國歷史地圖集》恢復編繪到完成出版的經過。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以後,開始討論恢復《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繪的計畫;五月廿五日起,譚其驤開始投入緊張的工作,雖然正式的工作到六月二日才開始[84]

           《中國歷史地圖集》恢復編繪之後,由於政治上的各種學習、批判、勞動、軍訓、補充交代問題、接待外調等等,實際能用於編圖的時間並不多。而真正使譚其驤感到痛苦的,並非身體和精力的疲勞,而是無休止的批判和不公正待遇[85]。特別是領導和人事鬥爭等等問題,使《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繪工作困難重重;外交部對邊界的意見,參與編繪單位如南京大學、雲南大學、中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常對各朝代邊界或建置提出不同意見。由於參與編繪圖集的許多當事人尚建在,作者葛劍雄在許多地方不寫真名,而用「□□、□□□」代替[86],對熟悉《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繪過程者而言,這些沒有寫出的名字固瞭然於胸,但對一般讀者卻有無從查考之苦[87]。而圖集中有關台灣的畫法,亦引起極大的爭議。

           有關台灣應於何時繪入中國版圖,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引發了激烈爭論[88];部分學者主張元代地圖即應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譚其驤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是根據歷史事實來畫圖,絕不能違背歷史事實,因而堅持清代疆域圖始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89];於是邀集學術界權威人士、各有關學術機構負責人或代表開會討論,最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元、明圖中台灣用中國基色中的鄰區顏色,與大陸不同;明圖增加鄭氏台灣圖,附於福建圖[90]。從這些可以看出譚其驤為學術真理的堅持,作者葛劍雄在書中的相關論述可謂探驪得珠。

           一九七八年八月,全套八冊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內部本完成出版;這套《中國歷史地圖集》從一九五五年開始編繪,歷經廿四年,且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斷,終底於成。一九八○年起,譚其驤繼續對《中國歷史地圖集》進行修訂,並計劃發行公開本;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公開本八冊完成修訂,正式出版。這套耗時三十三年,集合許多專家學者合力編繪的《中國歷史圖集》終於正式出版,佳惠學界,這應該是譚其驤一生最重要的學術成績,譚其驤亦因此於一九八○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而在一九八八年慶祝勝利的同時,譚其驤仍念念不忘他畢生的追求,譚其驤說:

《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完成固然是中國歷史地圖史上一項空前的成就,但嚴格說來,還只是一個開端,因為它僅僅是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的普通地圖集。要真稱得上完整的歷史地圖集,就應該包括歷史時期任何自然、經濟、政治、軍事、民族、文化等所有資料可據又能夠用地圖表示的地理現象,只有等這部地圖集完成了,繪製中國歷史地圖的事業才能算大功告成,或者告一段落。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主持下,從一九八二年底開始,我們已經著手編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並已經完成了一百八十幅地圖的初稿和複審……[91]

但譚其驤一定沒有料到,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後的歲月,而無法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的完成。

           第三章〈從沿革地理到歷史地理學〉,主要敘述譚其驤在學術上的成就,基本焦點則在歷史地理學方面。作者指出,如果1935年《禹貢半月刊》開使用「中國歷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為該刊的英文譯名,還不是完全自覺的話,到譚其驤一九四二年開始在浙江大學開設「中國歷史地理」這門課時,他已經在有意識地開創一門新的學科了。但對中國歷史地理學這門新學科的理論、學科性質、研究對象、學科體系、研究方法的認識,譚其驤也經歷過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要到一九六○年才明確。

           歷史地理學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主要表現在沿革地理方面。所謂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政區的「沿」和「革」。「沿」是政區建置的延續,「革」是政區建置的改變或撤銷,說明這門學問關注的重點是行政區劃的設置和演變,在此基礎上,同時也研究疆域的盈縮、地名的考證和一些主要水道的變遷。但歷史地理不是沿革地理的延續,而是在沿革地理基礎上的發展,這不僅表現在研究範圍上的擴展,更體現在研究性質的變化[92]

           當許多學者沈浸在中國美好古代的思維中時,譚其驤明確地指出沿革地理和歷史地理學的分野:

歷史地理學不同於沿革地理,首先是研究的範圍不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包括自然和人文的各個方面,而沿革地理僅僅包括政區、疆域、都邑、河渠等有限的幾個方面,其中政區和疆域又占了大多數。其次是研究方法的不同。沿革地理一般只依靠文獻資料,只採用傳統的考據方法,而歷史地理學不僅依靠文獻資料,而且要充分運用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不僅採用傳統的歷史學研究方法,而且要進行實地考察和科學實驗,利用新技術作為研究手段。更重要的是,就研究的深度而言,沿革地理只滿足於描寫地理現象的變化,而歷史地理學要進而研究這些變化的原因和規律[93]

譚其驤的論點,無疑為傳統中國從沿革地理到現代學術的歷史地理學,做了一個很好的注腳[94];而他數十年孜孜矻矻地求索,使他從沿革地理走向歷史地理學,為中國歷史地理學奠立了初階的基礎[95]

           譚其驤在奠定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基礎方面獻替甚多,作者在本章中舉其犖犖大者,包括下列諸項:()界定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疆域;()創立「七大古都」說;()致力於自然地理研究,特別是水道方面的研究;()考證馬王堆帛制地圖;()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96]

           整體而言,譚其驤在歷史地理學上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對歷史地理學的貢獻亦稱厥偉,雖然他本人未有專書式的長篇巨構,其研究成果主要呈現於單篇論文[97],這些都是歷史地理學研究工作者必須參考的著作。而他一生最主要的貢獻則在主持《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繪工作,可能也因為花費太多時間與精力在集體計劃工作上,使他的個人專著相對較少,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學者的小小缺憾。

           第四章〈榮譽與煩惱〉,敘述譚其驤生活中的瑣事點滴,有的是榮譽,有的是煩惱[98]。榮譽方面如:加入中共,對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有關唐代地理的匡謬與正誤,會見美國總統雷()根;煩惱方面包括:有關〈歷史時期的渤海灣西岸的大海侵〉論文引發的「剽竊事件」,與何光岳的學術糾葛,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內部的人事問題與學術路線之爭,經濟拮据的窘況等等[99];這些生活上的瑣事點滴令人讀來親切有味,雖然有關歷史地理研究所的人事糾紛部分,因當事者尚在而時有姑隱其名的情形,使局外人不易進入實際情況。這是《後傳》中比較令人感到有閱讀障礙之處,有關《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繪工作後半部分的敘述亦是如此。

           第五章〈最後的奉獻〉,敘述譚其驤的晚年生活。譚其驤晚年身體狀況不佳,但仍戳力工作,奉獻所學。在指導學生方面,他和他的老師顧頡剛同樣喜歡用書信和學生討論問題,而且對學生超越他的見解欣然接受[100];《中國歷史地圖集》出版後,繼續編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但最後譚其驤終敵不過死神的召喚,於一九九三年八月廿八日病逝上海華東醫院,一年後骨灰撒入東海。

           作者在本書結束時認為譚其驤雖然逝世了,「但他超越了死亡」;譚其驤離開了世界,但「將與大自然共存」[101];不論譚其驤是否「超越死亡」或「與大自然共存」,他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上的貢獻,將讓後來者繼續踏循他的腳步前行。

三、  評析

           整體而言,《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後傳》是一部很成功的學人傳記,作者葛劍雄為傳主的衣缽傳人,在傳主晚年且隨侍在側,幾乎生活在一起,甚至傳主赴遠地開會,作者亦常隨行,對傳主的生活與思想,有深刻的認識,故寫來絲絲入扣,令人興味盎然。但過於親近者執筆長者傳記亦有其缺點,即容易過度迴護長者,然此亦無可厚非者。

           撰寫學人傳記有兩大困難,其一是學人生活基本上比較枯燥,尤其對譚其驤這位「從六歲到八十三歲都沒有離開學校」的學術工作者,如何使學術生活不顯單調,嚴厲考驗作者的文筆與才華,在這方面,葛劍雄顯然是成功的,他直言、生動的文筆,使本書讀來興味盎然;其二是撰寫學人傳記需深入傳主所致力的學術,身為譚其驤所指導的首位歷史地理學博士,葛劍雄對老師的學術成就顯然深窺堂奧,寫來鞭辟入裡[102]。雖然本書是一本成功的學人傳記,但並不表示筆者完全贊同作者葛劍雄的論述,特別是書中論述方式常呈現優劣互見的情形,在此提出以就教於作者。

           ()關於敘事人稱的討論:本書基本上採取一般傳記的書寫方式,即逕稱傳主之名,在《前傳》與《後傳》中大體一致,但在《後傳》第三章卻出現「先師」的字眼[103],這在全書中顯得有點突兀。雖然作者在行文中偶爾會跑出來串場,但在書寫中仍稱自己為「我」,傳主為譚其驤,而此處出現「先師」的稱謂,雖然表達了作者對其業師的敬意,但似乎與全書稱謂體例並不一致。

           ()有關敘事方式的討論:本書基本上以編年的方式進行,但在行文中大部分時候會穿插或交代事件的始末(特別是譚其驤晚年對該事件的看法),有類電影的「蒙太奇」手法。以史書體例而言,略如編年與紀事本末體的混合,這種敘述方式對讀者而言甚為方便,即事件發生當時的記事依編年而敘,討論該事件時,則以事後的全知觀點進行,讀者可以馬上知道事件的經過,並同時了解譚其驤事後/晚年對該事件的看法,而這看法乃由作者葛劍雄所提供者[104]。因此,在敘事上形成事件發生當時的紀錄,傳主譚其驤事後/晚年的追憶和觀點,作者葛劍雄的觀察,這種三方並行的書寫方式,對了解事件始末具有正面的意義。透過這種時空交錯的文本書寫,呈現事件的多面向意涵,是本書極成功之處。但文本書寫本難有十全十美者,在少數篇章,作者運用這種三方並行的「蒙太奇式」文體書寫,並非完全成功,主要問題出在作者做了一些不必要的插敘,即在討論譚其驤晚年對該事件的觀點時,作者喧賓奪主成了代言人。筆者個人認為,作者與傳主的互動,有助於全書的敘述,但作者過多的個人意見,可能影響讀者探索傳主觀點的準確性,甚至造成認知障礙。如果作者在出版修訂本時,對個人的絮語稍加歛制,可能會增加本書的可信度和可讀性。

           ()有關學術討論部分:這是本書最成功的地方,傳主是知名學人,作者為其衣缽傳人,亦為大陸中壯代著名學者,闡釋業師學術固當仁不讓,鞭辟入裡乃理中之事,其中以對歷史疆界和繪製《中國歷史地理地圖集》的地名、疆界考證,尤冠絕歷史地理學界;譚其驤指出:

長期以來,我國史學界對待這方面的論述往往感情用事較多,實事求是不夠。喜歡講一些王朝極盛時的版圖所屬,不願意講這些大版圖能夠維持多久。喜歡講各邊區何時加入王朝疆域,不願意提到這些地區曾經有過一個或幾個時期是王朝管不到的化外之地,或轉移為另一政權的疆域。總之,凡是今天中國的國土,都要盡可能說成是很古以來就為中原王朝所有,並為歷代所有,有了就不再分出去。這種論述與歷史實際情況不符。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原王朝與邊區政權的疆域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有時會縮,有時會合,有時會分。歷史工作者只應該盡可能實事求是搞清楚各時期各地區的具體變化,而不能感情用事,按自己的心意去處理史料,憑臆解釋[105]

所以譚其驤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中的各朝代總圖時,並不以該朝代統治的最大疆域為總圖,而以該朝代某年統治疆域為準,這是非常實事求是的態度,亦是一位歷史地理學者良知的堅持[106]

           ()闕筆隱名敘述問題:《後傳》部分似乎略顯忌諱稍多,甚至述及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時,常欲言又止,且多處隱去當事人姓名,令局外人難以索驥;而在敘及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的人事紛爭時,亦是欲說還休,吞吐之際拿捏危岸,圈內人既知底蘊,不免欲蓋彌彰;如筆者之類的局外人,卻是按圖無由,索驥無方,戛戛乎難矣哉!筆者認為一本成功的學人傳記,只要據實而書,毋須多事遮掩,因為將來的歷史自有公斷。

           ()錯別字問題:一本書出現錯別字固難以避免,出版界流行的一句話「一本書的錯字少於千分之一是難得的」,可見校對之難,但明顯的錯別字似仍可稍加檢校,如《前傳》頁三○四倒數第五行「所以要他的壞話」似漏了一個「說」字,應為「所以要說他的壞話」;頁三○五第二行「反面教員」似為「反面教材」之誤;頁三一九倒數第十二行「舊課下放了」,疑為「舊課放下了」之誤;其餘不一一細舉,建議本書再版時或可再詳加校對。

           ()有關建立索引的建議:本書涉及人名、事件、政治運動甚多,雖非嚴格的學術論著,但學人傳記本即學術性稍高,尤其許多相關人名前後反復出現,讀者欲翻檢前、後文以了解始末,殊為不易,如能製作索引,將對閱讀有正面幫助,且在徵引相關論述時方便許多,建議本書再版時或許可以加上索引,以利學界翻檢,亦有助於一般讀者之閱讀。

           整體而言,本書是一本翔實而內容豐富的學人傳記,作者的文字生動活潑,頗能引人入勝;在史料運用、文本書寫各方面,均有其獨擅勝場之處。誠如作者在本書〈引言〉轉述其恩師譚其驤的囑托「傳記應該完全遵重事實,做到實事求是」[107],本書大抵符合作者所懸標的,雖然筆者提出部分商榷和建議,然皆本於求全之意,當無損於本書之價值。

 



[1] 地理學之為一獨立學門,乃西方學術輸入中國以後所發展者,其形成約在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之間,其中張相文、丁文江、翁文灝、竺可楨是主要的奠基者;本文不擬詳細討論這方面的發展,有興趣者可參閱:胡欣、江小群,《中國地理學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212-213238-246

[2] 在歷史地理學形成的過程中,《史地學報》和《禹貢》半月刊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顧頡剛、張其昀、譚其驤、史念海、侯仁之等人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關討論請參閱: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61-260

[3]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封底說明。

[4] 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台北:世界書局,1972);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5]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台北:捷幼出版公司,1998);蘇雙碧、王宏志,《吳L傳》(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98);張傳璽,《翦伯贊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6] 目前已以出版的包括: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顧潮《歷劫終教志不悔──我的父親顧頡剛》;傅振倫,《蒲梢滄桑──九十憶往》;何茲全,《愛國一書生──八十五自述》、張耕華《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1998)

[7] 個人回憶錄中較引起學術界興趣者,如: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周一良集》,第5(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318-456;季羡林,《牛棚雜憶》,《季羡林文集》,卷14(九江: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539-715;楊絳,《幹校六記》,《楊絳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21-71

[8] 參考:譚其驤,《長水集》,上、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譚其驤,《長水集續編》,上、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9]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以下為行文方便,正文中《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簡稱為《前傳》;《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簡稱為《後傳》;但在注文中仍以全書名稱此二書,以符學術要求,並方便查考。

[10]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324

[11]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324;葛劍雄在〈後記〉中說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後半階段的麻煩已經解決,但筆者細稽本書該部分之論述,恐未盡然;詳細討論將於下文進行。

[12]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6

[13]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3

[14]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4

[15] 本書稱為「四.二」政變;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5

[16]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5

[17]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6

[18]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9

[19]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9;葛劍雄在這裡提到徐中舒、王庸、方壯猷因出身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受王國維、梁啟超的薰陶,卻未提及同時亦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任教的陳寅恪,令人覺得有點不解

[20]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20

[21]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36

[22]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67-93

[23]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35

[24]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35;作者葛劍雄在書中對洪業的敘述似較為負面,如譚其驤因學海書院停辦回到北平,洪業就一直沒有聘譚其驤為專任講師,在燕京大學亦未提聘為副教授;這可能涉及譚其驤缺乏師生之誼的緣故;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12

[25]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40

[26]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41

[27]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43

[28]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46

[29]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50-51

[30]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51;這段敘述與周一良的說法相互呼應,參閱: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周一良集》,第5卷,335-336

[31]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51;筆者於1999年赴西安蒐集有關西北史地研究的資料,曾走訪史念海教授,當時年近九十的史念海教授仍孜孜於黃土高原的歷史地理研究,並主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7. 1- 1999. 4(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暨西北大學歷史地理學研究所,1987-1999)

[32]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59

[33]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66

[34] 有關《禹貢》半月刊的創辦經過,可參閱:彭明輝,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148-164

[35]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76;後來顧頡剛與史念海合寫的《中國疆域沿革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據本書作者葛劍雄告訴筆者,部分書稿即譚其驤於輔仁大學之授課講義,實際情形如何,尚待進一步考證。

[36]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297-300

[37]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26-3476-81

[38]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88

[39]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89

[40]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01

[41]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04

[42]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05

[43]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04-105

[44]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12-114;作者在此處引述了顧頡剛的一封信,時顧頡剛任教成都齊魯大學,信中敘及譚其驤可能赴雲南任教事,但作者葛劍雄並未說明譚其驤當時是否有雲南之行,或應雲南哪所大學之聘,而逕述譚其驤應聘浙大事。

[45]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21

[46]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21;學部委員後來改名為院士;從事城市地理和沙漠地理學研究的侯仁之亦為學部委員,但他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赴英國攻讀地理學,獲利物浦大學地理學博士,與譚其驤未受正式地理學訓練的情形不同。

[47]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37-139

[48]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39

[49]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48-161

[50]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61-164

[51]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81-184

[52]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184

[53]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238;不僅身處大陸的知識分子談政治運動而色變,歷經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知識分子,在一九四七年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亦不敢涉足政治,直到一九八七年台灣地區解嚴之後,知識分子始較敢談論政治問題。

[54]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238

[55] 請參閱: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周一良集》,卷5318-456;季羡林,《牛棚雜憶》,《季羡林文集》,卷14539-715;楊絳,《幹校六記》,《楊絳散文》,21-71

[56]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239

[57]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240

[58]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248-249

[59]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286

[60]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286

[61]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以後,開始討論恢復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計畫;五月廿五日起,譚其驤開始投入緊張的工作,雖然正式的工作到六月二日才開始;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87

[62]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286

[63]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286

[64]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291-302

[65]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295

[66]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295

[67]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302

[68]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303

[69]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305;另請參閱:張傳璽,《翦伯贊傳》,321-329

[70]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305

[71]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312

[72]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344-347

[73] 請參閱: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周一良集》,卷5318-456;季羡林,《牛棚雜憶》,《季羡林文集》,卷14539-715;楊絳,《幹校六記》,《楊絳散文》,21-71;張傳璽,《翦伯贊傳》,449-520

[74]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2

[75] 請參閱: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1-2871-108

[76] 請參閱: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69-82

[77]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4

[78]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9;有關牛棚的情形,請參閱:季羡林,《牛棚雜憶》,《季羡林文集》,卷14539-715

[79] 有關文革時期大陸知識分子的遭遇,可參閱: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周一良集》,卷5318-456;季羡林,《牛棚雜憶》,《季羡林文集》,卷14539-715;楊絳,《幹校六記》,《楊絳散文》,21-71;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445-485;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374-417;張傳璽,《翦伯贊傳》,449-520

[80]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42-43

[81]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59

[82]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73-74

[83]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74

[84]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87

[85]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87-88

[86]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118-161

[87] 這是本書分為《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出版的主要因素,因為涉及尚健在的當事人,作者葛劍雄無法如實寫出,只好姑隱其名,但對歷史的求真而言,卻增加了許多麻煩和困擾。作者雖然解決了自己的困難,但似乎把困難留給了讀者。

[88]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164

[89]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164-167

[90]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167;台灣學術界對台灣何時隸屬中國亦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有學者主張元朝於澎湖設巡檢司,應可列入中國版圖,更有學者主張三國時代即應列入,然並無可靠史料依據,譚其驤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中的觀點,似乎可以做為台灣學術界的參考。

[91]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174

[92]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176

[93]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176-177

[94] 在這方面,侯仁之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理論的建構,亦居功厥偉,參考:侯仁之,〈歷史地理學芻議〉,收入: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3-17

[95]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177;作者葛劍雄在這裡用「堅實」的基礎,但筆者認為中國歷史地理學尚在萌芽、建構階段,只能說奠定初階的基礎,因為就現代學術的建立而言,歷史地理學尚有許多待努力之處。

[96] 在這方面,不僅譚其驤本人有多篇論文發表,由他指導完成的八篇博士論文,都是以歷史人文地理為主題,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211

[97] 譚其驤一九八○年以前的主要論著編為《長水集》上、下冊,約七十萬字;一九八一以後的論著編為《長水集續編》,約三十八萬字;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225

[98] 一九八五年譚其驤以逾七十支高齡申請加入中共成為黨員,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229-236;但非局中人討論這類事情很可能隔靴搔癢,筆者亦不擬對此妄加議論,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閱讀相關章節。

[99]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236-286

[100]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292-299

[101]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322

[102] 筆者在內容述評部分,並未長篇累牘引述譚其驤的學術成就,主要是認為這類敘述易陷入知識障而不可自拔,有興趣的讀者可直接閱讀本書相關篇章,或參閱譚其驤的論文集《長水集》和《長水集續篇》。

[103]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206

[104] 作者葛劍雄在書中的敘述當然是借譚其驤之口,但值得討論的是,這些觀點有多少來自譚其驤?又有多少是作者葛劍雄的個人觀點?

[105]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215

[106] 事實上在討論圖集編繪方式時,各方學者為此問題爭論不休,最後譚其驤終能以考據和學理服人;相關論述請參閱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第十二章、《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第二章編繪《中國歷史地理圖集》部分。

[107]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引言》,4





米姬嚇普傑拉德狂想曲筆記視窗潮起潮落大羅聽音樂楚培樂坊強納森音樂隨想文學咖啡屋音響家訪吳鳴茶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