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2. 評林滿紅〈當代台灣的史學與社會〉


  林滿紅教授的論文〈當代台灣的史學與社會〉,提出了50年來台灣歷史學發展的幾個重要現象,受命擔任這篇論文的提問人,我的內心有著幾許的惶恐,主要的原因有兩個,1.我個人是一個歷史學界的新兵,還在入伍生時期,坐在這裡放言高論,不免於是“孔子面前賣文章,關老爺面前弄大刀”;2.林滿紅教授專長的經濟史領域,與我所研究的近、現代中國史學史,可以說是“天南地北雙飛燕”,評論她的大作,有點兒是“竹篙兜菜刀”。不過,在主辦單位找我擔任評論工作的時候,提到了這幾年來我個人對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的關心,希望我能就這方面討論林教授的論文,我也就大膽的答應了。

  以下我的評論將分成兩方面進行,第一部分是鉤勒林滿紅教授論文的題旨,第二部分是我個人在讀了林教授論文之後的一點感想,提出來就教於在座的前輩。有關林滿紅教授論文的題旨我分成8點來談,但因為這篇論文已經在各位前輩先進的手上,我除了做提要鉤弦之外,會說得稍稍簡略一些;是向林教授請教的,有些是林教授論文提及,而我有所疑惑的地方,有些是在讀林教授論文時衍生的一些連想,也請林教授和各位前輩指正。

  〈當代台灣的史學與社會〉提出了幾個當前台灣史學界的現象:

  1.以中國為思考範圍,無法突破舊有的框架。

  2.研究著重古史,而近代史研究又不講求歷史解釋。

  3.忽略現在與過去對話及史學性整體性的方法論問題。

  4.史學研究與社會的脫節。

  5.促請立法院趕快通過檔案法。

  6.建立公報、報紙等資料光碟,鼓勵全民寫史。

  7.調整與史學相關的獎評、升等、聘任辦法。

  8.加強當代台灣歷史的研究實習。

  上述的8個提要,是我在閱讀林滿紅教授的論文之後所歸納出來的,也許並不符合這篇文章的題旨,不過,待會兒林教授還有答覆的機會,我這裡就暫時以這幾個方向做為討論的基礎,對或錯再請作者和在座的前輩們指正。

  坦白說,這篇論文實在有點像20年前日本作家河崎一郎寫的《醜陋的日本人》,台灣史學界和時代的不搭調,在這篇文章中可以說是顯露無遺;我在前面所做的8項提要中,前4項(1.以中國為思考範圍,無法突破舊有的框架。2.研究著重古史,而近代史研究又不講求歷史解釋。3.忽略現在與過去對話及史學整體性的方法論問題。4.史學研究與社會的脫節)即是對史學研究嚴重控訴,如果就林教授的文章來看,台灣史學界實在要痛下決心好好檢討了。身為史學工作者的一員如我者,讀到林教授的論文,真是觸目驚心,嚇出一身冷汗。當我收到這篇文章的時候,一邊讀,一邊自我檢討,是否有林教授論文中所說的現象,我的內心一直努力辯解說沒有,不過另外一個聲音卻一再指責說有,使得我在這篇論文的時候,思路一直受到嚴重的干擾,對文本的解讀,有時是努力和作者對抗,有時又變成和作者同呼吸、共脈搏,內心的矛盾可想而知。就林教授的看法,她認為不論是統派或獨派,在過去的討論中,都無法脫離以中國為範圍的歷史思考框架,這是史學工作者的責任,而顯然在這方面,歷史學者並未扮演好他應該扮演的角色。

  由於作者本身是一位經濟史專家,文中出現的實例大都為經濟史方面的例證,譬如在論文的第2節“歷史學的社會功用”和第4節“社會上「習焉不察」的歷史觀”都是以海峽兩岸關係史為例,更正確地說是以海峽兩岸的經貿關係,也就是作者最熟悉的台灣經濟史與兩台海兩岸貿易關係為例,所以在這篇文章中所舉的例子,大部分與作者的研究論題有關,而且徵引作者本人的論著也特別多。這方面當然是無可厚非的,因為作者的成名作《茶、糖、樟腦業與晚清台灣》,是相關著作中被徵引次數最多的,據我個人所知稍早的資料是200+次,現在可能更多了。

  在以兩岸關係為例的歷史解釋中,作者提出了幾個相當有見地的觀點,試2例說明,以概其餘。1.論文頁3:

  清代的南部台灣,在出口貿易方面,與華北、華中的關係遠比華南密切,因為南部台灣所可以出口的蔗糖是不產蔗糖的華北、所需,而華南本身也產蔗糖,並不需要台灣的糖。

  2.論文頁5:

  1895年到現在剛好是一百年,這一百年之前的三百年有個特色,大陸跟台灣的關係是合多分少,後面的一百年則是分多合少。

  由於作者本人在這方面有許多相關著作,因此這方面的討論特別精彩,我這裡就不再多舉例說明了。

  作者在這篇論文中,所提到的歷史學界的4個現象,都是切中要害的討論,身為史學界的新兵,這樣的討論是令我感到心驚的,或許是過去史學界太少這方面的檢討文字,使我們一直忽略了這樣的潛在危機,諸如重古而輕今、研究與社會現象脫節、缺乏整體性結構性的歷史解釋等等,都是50年來台灣地區歷史學界的通病。不過,我也很擔心,是不是這樣一來,歷史就更沒有人念了呢?作為一門具有綜合功能的學科,歷史學顯然沒有盡到它應有的功能,而社會之不重視歷史恐怕也是其來有自的了。作者在文中大聲呼籲:

  除了史料的利用需要歷史學學家的判斷與解釋之外,歷史學家也可以去追問與自己的時代比較有關連的問題。透過這樣一個寫作過程的歷史作品,也比較能發揮前述歷史學對當代社會的功用。(頁10)

  從這裡可以看出作者對歷史的觀點,主要是以功能論為出發點的,這一點正是50年來歷史學界所比較忽略的事情。

  作者也一再指出,當前的兩岸問題之所以惱人,主要是是“因為雙方的中國人都沒有跳出這個以中國為歷史範圍的歷史思考框架」,而這部分正是作者這幾年所努力的方向,從林教授最近的論文與專書可以明顯的看出來。

  作者所提出的另外4個問題(1.促請立法院趕快通過檔案法。2.建立公報、報紙等資料光碟,鼓勵全民寫史。3.調整與史學相關的獎評、升等、聘任辦法。4.加強當代台灣歷史的研究實習),都是當前的急務,這些意見我大體贊同作者的論點;其中兩項與官方有關的,希望主其事者能夠聽到林教授的呼籲。至於與史學界相關的部分,我個人覺得也確有改進的必要,希望大家一齊來努力(事實上,我個人以為調整相關的獎評、升等、聘任辦法,不只是史學方面的問題,社會科學界似乎也有類似的問題,大家可以同心協力一齊來做;其中有關貢獻度的討論,我個人極為同意);至於加強本土性的研究實習或田野調查,可能也是社會科學本土化很重要的工作。最近東京大學出版了一套“東亞國家與社會”的書,顯現了日本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具體成績,很值得我們參考。

  以上是我個人對林滿紅教授〈當代台灣的史學與社會〉論文所做的簡單分析,其中也稍稍表達了我個人的一些看法。接著我想就林教授論文所未曾提及,或提及而我個人認為是50年來台灣史學值得討論的部分,提出來向林教授請益:

  1.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互動:在1970-1980年代中期,所謂科際整合的呼聲甚囂塵上,各個社會科學都有歷史的研究法(Historical Approach),而歷史學也有所謂的社會科學研究法;在這方面,初期的成果並不理想,社會科學界往往引用史學著作的2、3手材料進行研究,造成許多誤解的詮釋,嚴格地說這是非常危險的;而史學界則盛行所謂的量化分析,以為這樣就向社會科學靠攏了,而這些以量化方式寫成的著作,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其實只是簡單的加減乘除之類的描述統計,而非分析統計。以後見之明來看,這一波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試婚”可以說是失敗的。不過,1980年代中期以後,社會科學所做的歷史研究,獲得了相當多的成果,受過較完整社會科學訓練的史學工作者,也有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出現,這一點是非常可喜的。但有趣的是,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問題反倒不大有人提起了,我想這可能因為這已經是史學研究工作者的常識,也就不用大聲疾呼了。這一點林教授在這篇論文並未提到,我覺得也許可以稍加補強。

  2.過去50年來台灣歷史學界其實也有與現實結合的例子,就是林教授所任職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1860-1916)」,此項研究計劃由李國祁、張朋園教授主持,於1973年8月展開,1977年1月結束,參加研究的人員,各負責沿江沿海的一至三個省區或一個都市,研究計劃之論著均已出版 ;此項研究計劃主要理論架構結合了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與現代化理論 ,其研究方法近於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 。1986年2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展開「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第二期研究計劃,將研究地區向內陸推進,甚至擴及西北地區,截至1995年6月其研究成果尚未完全發表,若干區域僅得部分單篇論文,整體成績尚待評詁。而就我所知這項計畫的第一期計畫與當年的10大建設似乎有關,這或許可以做為林教授提出“史學研究與社會的脫節”的一個反證,林教授本身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我想這方面應該會有她更貼近真象的瞭解,我也很想聽聽林教授的意見。

  3.在林教授的論文中,特別強調經濟問題,因此在方法論的討論方面稍較疏忽,譬如有關方法論的問題,杜維運教授強調史有定法,余英時教授認為史無定法,姚從吾教授在講授史學方法論的時候,常提到史學方法與史學工作是互相助長的,並曾說:「騎馬要跳到馬背上,游泳要跳到水池裡」;在他的《歷史方法論》授課講義中,對史學方法曾有下述定義:

  (1)方法寓於工作之中,不從事研究工作,也可以說就沒有一套切實的工作方法。(2)方法出自經驗,但經驗卻不等於方法。那就是說不是所有經驗,都可以當作方法的。方法可以說是「有效的經驗」。(3)方法與工作的關係,可以拿騎馬與游泳作為示例。(4)想學騎馬,就須騎在馬的身上,留心乘騎,摔了幾個觔斗(跟頭),克服了所遭遇的一些困難,久而久之熟練了,有經驗了、即會騎馬了。(5)游泳也是如此。穿上游泳衣,跳在水中,喝了幾口水,久而久之,知道了門路,也就會游泳了。若是但看「騎馬術」或「游泳術」的書,或者高談闊論如何騎馬,如何游泳;不騎在馬上,或不跳入水中,那是永遠也學不會騎馬與游泳的。(6)學理與實踐應力求互相輔導與互相配合 。

  我不知道關於這方面林教授的觀點如何?另外,李東華教授有兩篇文章是討論台灣地區史學研究的:1.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 (台北:中國論壇社,1985),頁36-43;2.李東華,〈中華民國歷史學博士論文內容及方法之評析〉,《史學評論》,8 (台北:史學評論社,1984:07),頁121-149。這兩篇文章對1949到1980年代中期的台灣地區史學研究概況有比較整體性的分析,林教授對這2篇文章應當是熟悉的,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參考?

  4.林教授的論文比較強調史學經世的部分,所以討論史學的社會功能時焦點也在這方面,如國家認同,經濟發展,兩岸貿易與世界貿易,以及世界(國際)眼光等等,而對史學的淑世功能著墨甚少;譬如有關通俗歷史的寫作,林教授的文章就未曾提及,我知道林教授本人就有一本通俗讀物的著作,可是在台灣的學術環境下,我們似乎常常覺得這類作品不登大雅之堂,但就我所知,美國Yale University 的中國史教授 Janathan Spence的一些著作,其實就不是我們一般所認定的Monograph(窄而深的研究),而有一點通俗歷史寫作的意味,可是他的書卻一再得到很重要的著作獎,我不知道目前台灣的史學界(甚至學術界)是否有可能也做些淑世工作,而不致遭受批評?這一點我很想聽聽林教授的意見。

  5.林教授在文中提到任教大學的史學工作者,如果在研究工作方面具有潛力,也許中央研究院的歷史研究單位(歷史語言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可以吸納,以減少教學負擔,增加研究成果,林教授文中也提到做博士後研究1-3年後回到大學任教的構想,我想請教林教授的一個問題是:在門戶壁壘如此分明的台灣學術界,這是可能的嗎?林教授有沒有什麼解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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