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5. 評鍾淑敏〈日治時期文學中的花蓮印象〉


一、 前言

  今天非常高興有機會擔任鍾淑敏博士的論文評論工作,我和鍾博士認識已經十年以上,但因為她研究的範圍主要是台灣史,我的專業則是中國近現代史學史,很少有同台的機會。這幾年我的一些研究工作轉到台灣史上面來(但我的工作可以說並不是台灣史研究的主流,譬如寫《歷史花蓮》這本通俗性的歷史讀本,說不上是真正的史學研究;寫《舉頭三尺有神明:中和地的寺廟與聚落發展》,也不算是主流的研究;至於寫了半本引起熱烈討論的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社會篇》,更是風波未息,所以我也不認為自己是這方面的專家),不過因為我碰觸了一些台灣史的東西,偶爾在學術討論會的場合才有機會和鍾博士見面,至於同台演出,今天則是首度,這裡要特別感謝主辦單位的安排。雖然我知道林道生先生做了許多有關日治時期的研究,黃郁文老師也很關心相關的論題,不過我非常珍惜這次的機會,所以也就不揣淺漏地答應了。

  過去我有機會和花蓮的朋友一起做一些有關花蓮歷史和文學的工作,譬如”洄瀾本土叢書”的撰寫和出版,有關戰後花蓮文學資料的整理等等,這些工作大部分比較編向文學或藝術,換句話說,在過去幾年中,有關花蓮的文史工作,其實是文學、藝術多於歷史的。這次的會議可以說是第一次集合了多種領域的朋友來共襄盛舉,我個人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鍾博士的論文,就她自己在“寫在正文之前”所說的:

  所要處理的,僅是被史學工作者視為一種史料的素材,而這素材的表現方式可能可以稱為「文學」;透過這些素材,試圖建構一幅日治時期一般人對花蓮的印象。

  所以嚴格地說,在這篇論文中,讀者如果試圖要形構一幅清晰的“日治時期花蓮文學”圖象,恐怕是不可能的;而只是作者標題所揭示的“日治時期文學中的花蓮印象”,也就是說,作者所要形構的是文學中的 “花蓮印象”,特別是紀行文學中的花蓮印象,而非花蓮文學的整體;想要在這裡尋找日治時期花蓮文學完整面貌的閱聽人,恐怕是要失望的。

  鍾博士的論文,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的史的回顧,第二部分是文學中的花蓮印象。 二、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的史的回顧

  作者指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有三種形態:

  1. 以台灣人作家為研究對象:國內的研究者和日本的研究,均是如此;如1994年清華大學以「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為題,召開「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日本方面,從十數年前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以及近年天理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會」的成員所作的,基本上都是台灣人作家的研究。這些研究的主要對象有二:一是具有抵抗意識的台灣人作家,二是所謂「皇民化文學」的作家。即集中在探討台灣人作家的反抗意識,以及在日本殖民了四十年之後,“皇民化”的成果。

  2. 殖民地文學:將殖民地當作日本帝國的──環──「外地」,討論殖民地文學的潮流,如黑川創所編的《「外地」日本語文學選》等。

  3. 台灣的日本文學史:前台北帝大西洋文學講師,戰後返日擔任東京大學教授島田謹二的《華麗島文學志—日本詩人ソ台灣體驗》,討論的作家以日本人為主。但此一研究傳統已然中斷。

  作者指出,上述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研究,均無法提供有關花蓮的文學創作面貌,所以只有另闢蹊徑,在其他作中找尋。作者所尋到的資料主要是《東台灣研究叢書》。

  接著我要談的是本文的第二個部分,文學中的花蓮印象。

三、 文學中的花蓮印象

  在這部分,本文的主題有二:一是大樹吟社,另一為紀行文字中的花蓮印象。

  1. 大樹吟社:1919年,以峇臙隞s糖會社花蓮港辦事處的所長勝部櫻紅為中心,組織了「大樹吟社」,出版同仁雜誌《よウれ》(潮,1920年9月出刊)。吟社成員有相當多作品入選當時領導台灣俳壇的《оЬЬヰЗ》(杜鵑,不如歸),但隨著成員工作地點的變動,偶而因緣際會的一群人也相繼離散。

  2. 紀行文字中的花蓮印象:此為本文的重點所在,作者在文中引述了許多有關花蓮的描述,雖然這些紀行文字的作者大部分均非有名的作家。鍾博士主要運用的是《東台灣研究叢書》,這是1923年到1932年間,一個名叫「東台灣研究會」的民間團體,所出版的同仁雜誌。

  鍾博士在論文中指出,在這些紀行文字中,似乎透露出“花蓮是一個沒有前朝歷史的新開地,同時意謂著,花蓮是日本味相對(當)濃厚的地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官營三移民村的存在。正因為這樣,所以花蓮有著濃厚的和風氣息。我個人就在豐田村出生,一直生活到18歲,對移民村的印象可以說是非常深刻的。

  這種彷彿「置身於故國農村般的情懷」,正是花蓮用來吸引日本人的一種設計。1910年以後逐漸開墾的「官營移民村」,以政府之力,企圖在花蓮構築日本式的農村,將「原鄉」的樣板移植在這塊未開地。儘管與最初的立意相違,農業移民並沒有顯著的增長,而且除了臨近花蓮市街的吉野村外,豐田、林田二移民村甚至給人予殘破凋零,情何以堪的觀感。但無疑的,移民村及因移民村而帶來的市街景緻,對客居海外的日本人而言,提供了抒解鄉愁的功用。在這些紀行文字中所呈現出的共同印象,乃是南國風土所出現的本國(日本)樣式,既熟悉又似乎那裡有些違和感的情緒。

  本文所舉的紀行文字,主要內容有五:

  1. 花蓮的自然風物。
  2. 花蓮的人民。
  3. 臨海路。
  4. 花蓮港。
  5. 野球運動。

  在“自然風物”的描寫上,是自然風景與落後原始並存的景象;對花蓮人民的描述則以日本移民的婦女與兒童形象居多(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東台灣研究叢書》的一般情形,因為我在評論這篇論文以前,還來不及閱讀這套叢書);而且相關的描述以花蓮港街為中心,因為花蓮港街是距離日本母國一千里外最具和風氣息的地方(當時花蓮港廳的日本人,有52%住在花蓮港街);有關臨海路的描述極為險象環生;對花蓮港的描述則是負面居多;而對花蓮的野球運動則多所贊揚;事實上,花蓮的野球運動,在台灣野球史上,不論在日治時期或戰後,均與另一個野球盛地嘉義齊名。

四、 評論

  在這篇論文中,我們可以初步獲得幾個印象:

  1. 不論在台灣或日本,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學者,很少有將目光放在有關花蓮的課題上,所以這是一個有待開發的領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期許鍾博士在這方面多費心;或者,是不是可以期待相關的研究工作者(日本和台灣的學者,歷史或文學),把目光稍稍放到花蓮這片土地上。

  2. 上述的現象,不知道是研究工作者忽略了日治時期的花蓮文學,或者此一時期的花蓮文學根本不重要?這是一個亟待探討的問題。

  3. 在今次研討會的論文所呈現的,似乎戰後的花蓮文學顯然受到較多的注意,而日治時期的花蓮文學面貌如何,則亟待重構。鍾博士所形構的是一個比較歷史的花蓮圖象,我個人希望,在這篇論文之後,鍾博士夠利用日治時期的《東台灣新報》,形構一個較完整的花蓮文學圖象,來和她這次所形構的歷史圖象相輝映,以鍾博士的學力,我想這應當不是一個奢望。

  4. 有關花蓮開發的歷史,已有歷史工作者關心留意,而文學研究者的目光似乎仍集中於主流的台灣人文學(特別是抗議文學和皇民化文學,而且以北部和西部為重心),這是一個相當弔詭的現象。我的意思是,歷史學者對花蓮開發的課題,顯然興趣較高;而文學工作者則比較關心戰後的花蓮文學;所以,如何將花蓮的文學以歷史的眼光來加以建構,是一椿迫切而有意義的工作。

  5. 戰後花蓮文學有較豐碩的成果,而這些成果是否繼承了日治時期的傳統,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我希望將來有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看看是否能增加花蓮文學的歷史縱深,而不是像現在所看到的,彷彿是一種沒有歷史淵源的文學。

  最後我想說幾句題外話,就是在我所知道的史學界,其實有許多花蓮子弟,我的高中同班同學王健文(台大博士,成大教授),住豐田的學妹陳純瑩(師大博士,臺科大教授),今天發表論文的鍾淑敏博士(東京帝大),以及任教於花蓮師院的吳翎君教授(政大博士);說來也不少了,也許我們都該多為花蓮這片我們成長的土地多盡一些心力,這也算是一種期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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