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6. 評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


書名:《顧頡剛先生學述》

作者:劉起釪

出版地點:北京

出版公司: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19865月第一次印刷

 

           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環結,在五四運動時期曾經造成一股風潮,影響深遠,直到如今。現代中國史學的古史研究,基本上就是從這裡出發的,易言之,不管贊成或反對古史辨運動,在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時,不能不注意此一運動所造成的觀念轉變,特別是對儒學經典的重新釐清,有助於研究工作者以現代眼光來看待原本不容置疑的「經」,而加以懷疑,重新審定史料的可信度,這在古史研究上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古史辨運動迄今已六十年,雖也有幾本相關著作,但以此一運動的影響而言,似乎仍未見深入。在外文方面,美國漢學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ider)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是第一本出版的有關顧氏史學研究專書[1],此書主要係討論顧頡剛一生的學術成就,其長處是掌握了顧氏一生各階段的學術研究之變貌,由疑古、歷史地理學而審慎釋古的過程。但此書在討論顧頡剛與民俗運動時,太過強調民眾觀點,反而忽略了它與古史研究的關連[2]。德國的吳素樂(Ursula Richter Chang)女士以《古史辨》為碩士論文,以顧頡剛為博士論文,其書尚未出版。吳素樂女士曾於19811982年,兩度前往北京,對顧頡剛生平資料做過相當澈底的整理[3]。在中文方面,王汎森於19875月出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是截至目前為止較為體大思精之作。此書主要著眼於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的因果關係[4],對清季今文家與古史辨運動的關係論述頗詳。但對整個古史辨運動並未做通盤的整理,對顧頡剛的學術生涯也未做整體研究。

           劉起釪先生這本《顧頡剛先生學述》可說是第一本對顧氏一生治學種種做全面敘述的著作,對研究現代中國史學的史學工作者而言,是具有相當意義的。

           本書作者劉起釪為顧頡剛弟子,任職於中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故對顧氏生平知之甚詳,衡盱當代研究顧氏史學之歷史學者,對顧氏治學與生活之瞭解程度,恐以本書作者為最,故以史料眼光來看本書,亦有其價值。

           全書分為八章,附錄四篇,另有引言及後記,各章內容略述如次:

第一章〈所承受的漢學傳統〉,談清學與漢學的對立,並分析與漢學對立的疑古辨偽傳統,於其間探索古史辨運動形成的遠因及近因,作者認為顧頡剛之所以能在五四時期引領風潮,提出「層累造成說」,主要是因為能從清代的漢學中承受了他們的治學方法:

      第一,完全熟練掌握了清代漢學的全貌並深入瞭解漢學各派的內容,再進而掌握了先秦學術全貌。

      第二,兼攬眾長地采用清代漢學各派的不同治學方法。

      第三,善於利用各家研究成果,不僅是正面利用各家提出的結論,還能從各家之說中受到啟發提出新結論。[5]

           第二章〈在漢學中心裡成長〉,主要敘述顧頡剛的啟蒙教育,並談及顧氏受梁啟超與章太炎的影響而走上研究漢學古文家道路。

           第三、四、五章是本書的重點,分別敘述顧頡剛與五四運動的關係,胡適與錢玄同所給予的影響,以及由此邁向研究古史之路的種種過程。其中第三章論述的重心是顧氏由古文系統轉向今文的過程,而從吸收五四運動的新思潮,經由看戲的感受而發展出顧頡剛特有的以素民生活比擬歷史的觀點,再因受康有為的今文學之啟發,尤其是《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的疑古思想,使顧頡剛放棄了原本信服的古文家之說,這對顧氏而言是具有相當關鍵性影響的,而正因此一觀點的改變,造成後來顧頡剛用古文家說法攻擊今文經,又以今文家之說反駁古文派,而形成全面懷疑上古信史的古史辨運動[6]

           第四章〈由辨偽而疑古〉敘述顧頡剛從事古史研究,最先是從辨偽書開始,然後轉為辨偽事,最後則傾全力於考辨偽史,而在古史辨運動時期提出「層累造成說」,成為疑古的急先鋒[7]

           第五章分析五德終始與上古史的因果關係,由〈古史四考〉到〈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即顧頡剛從古史研究邁向漢代學術研究的轉折。由此,顧氏又回到古代典籍的研究,而顧頡剛晚年的工作主要即埋首《尚書》之中,把原屬儒家經典的《尚書》當成史籍來做研究。1949年以後,顧頡剛的學術生涯,即在《尚書》的世界裡度過。本書第六章〈對古史要籍《尚書》的研究〉,即敘述這段過程[8]

           第七章討論顧頡剛與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種種因緣,成立禹貢學會,致力於邊疆史地的寶地調查與編繪歷史地圖,這是顧頡剛在擎起疑古大旗之後較少為人所知的一面。而顧氏之所以由古史辨運動轉向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事實上與當時的國家處境有密切關係,亦即由國防地理的觀點出發而著眼於西北史地的考察與風俗民情的調查報告,這是顧頡剛在古史辨運動之外的另一個學術領域[9]

           第八章〈解放後的進步與在學術上的影響〉,是本書較具教條的一章,主要敘述一九四九年以後顧頡剛的學術生涯,而以馬列主義為依歸,使得本書呈現濃厚的政治意味,甚至將顧氏與胡適的分道揚鑣,解釋成資本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差異,這是令人不敢苟同的[10]

           本書大體將顧頡剛一生做了一個相當完整的敘述,於顧氏史學的內容亦有整體的描述,這是相關研究中前所未見者,就此點而言,本書作者似較其他研究者有更好的條件,畢竟作者跟隨顧氏多年,對顧氏的瞭解自較全面而深刻,這是兩位外國學者所難及的,特別在中文的閱讀上,中國人總比外國學者容易,在資料的掌握上,劉起釪著《顧頡剛先生學述》可以說是先天上占了很大的便宜,所以本書在這方面的成績是令人滿意的。以史料的觀點來看本書,作者確實有所獻替。

           本書最大的問題是作者太強調意識形態的對立,使得本書無可避免地犯了大陸學者常有的毛病,無時無刻不將馬列主義掛在嘴上,因此全書處處可見教條主義的痕跡,在第八章談到顧頡剛與胡適的分道揚鑣時,劉起釪寫道:

顧先生作為一個在「五四運動」時期受老師胡適影響很大,同時與同學傅斯年非常接近,而所來往過從的師友又大都是些資產階級學者這樣的社會關係中建立起學術成就的歷史學家,到解放後,由于自己的進步,和胡、傅二位相比,而成為本質完全不同的學者了。[11]

至於是怎樣的不同,作者認為是:

其根本的分別是:顧先生站在民族資產階級立場,而胡、傅二位站在買辦資產階級立場。[12]

事實上,顧頡剛與胡適在學術上的意見分歧早在古史辨運動時期就已經產生了,在爭辯孔老先後問題時,顧頡剛便站在梁啟超的一邊而非胡適這一邊[13]

           至於顧頡剛與傅斯年的不快,與馬列主義更扯不上關係,而是因為在中山大學的衝突[14],作者處處以思想掛帥解決問題,反而使本書降低了它的學術價值,這是非常可惜的。

           通觀全書,本書作者在史料的掌握上,大體而言頗為成功。然因時時以意識形態掛帥,使得本書在學術價值上甚有可議。

           在章節的安排上,本書將《尚書》研究放在組織「禹貢學會」之前,似亦有所不妥,因為研究《尚書》是顧氏晚年的事,而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則在抗戰之前,在時序的先後上未免有所倒錯。

           雖然作者一再強調馬列主義的偉大,但顧頡剛的學術生命大部分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完成,一九四九年以後衹做了《尚書》研究,而且也衹有幾篇零星的文章發表,這一點作者卻未有合理的解釋。

           顧頡剛於19801225日逝世,相關研究仍如鳳毛麟角,此書是截至目前為止惟一較完整之著作,可惜教條意味太重,降低了它的學術價值。19901月,《顧頡剛讀書筆記》四十種由台北聯經出版公司發行,希望有心人能將相關著作做一完整的整理,而寫出一本持論公允,體大思精的著作,將顧頡剛的學術生涯做一全面性的論述,同時也對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有巨大影響的古史辨運動,做一較整體性的交代。

 



[1]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nia: 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 1971).

[2]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XI, pp. 121-52.

[3] 這是吳素樂女士一九八六年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頭報告「顧頡剛與古史運動」中所透露的。

[4]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自序〉,頁7;案此書除〈引論〉、〈結論〉外分為四章,其中第二、三章為〈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其討論重心於此可見。

[5] 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頁12-13

[6] 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頁42-83

[7] 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頁85-155

[8] 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頁155-220

[9] 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頁221-248

[10] 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頁113

[11] 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頁258

[12] 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頁258

[13] 這方面的討論,筆者在一篇短文中有較詳細的說明;彭明輝,〈顧頡剛與中國史學現代化的萌芽:以史料學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2期(台北:國史館,1992:6),頁9-24;此外,拙著《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亦有所論略,參閱: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台北:商務印書館,1991),頁87-94

[14] 張崇山(主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1983),頁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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