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7. 珍本與通行本


  臺灣地區的歷史學研究,因為長期以來受到史料學派的影響,競以史料之珍貴與否為判準,在各種歷史學的學術研討會中,最常聽到的批評就是某種史料未用,某條史料未引,評論者因此認為該論文學術價值有待商榷云云。

  余英時教授曾在〈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中指出,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影響最大的有兩派:一是史料學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觀學派,係以系統觀點通識中國史全程為主要任務。余英時教授認為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分途發展,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因此他希望現階段的史學工作者能夠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方面用嚴格的實證方法建立史實,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以解決「證而不疏」和「疏而不證」的問題。這裡的史料學派係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臺灣史學顯然在史料學派的主導下發展,因此,史料常常成為學術真理的判準。

  史料當然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傅斯年曾說「沒有史料,沒有史學」,誠是的論。但我們也不必太過度唯史料是尚,史學工作者的殫精竭智尤為史學發展之所依憑。我在初入史學之門時,受當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的影響很大,雖然他也是史料學派的奠基者之一,其論著往往三條史料已足證明史實者,卻用了三十條,閱聽人難免目迷五色,陳寅恪卻好整以暇地穿針引線,千里來龍到此結穴。

  我最佩服陳寅恪的地方,並非如崇山堆積的史料,而是他做研究時所用書籍、史料,常以通行本為主。熟悉陳寅恪著作者都知道,他老人家用的書和史料都是一般所謂通行本,很少特別去找珍本。所以雖然是史料學派的重要奠基者,陳寅恪這種用通行本從事歷史學研究的方法,一直深深影響著我,從少年時代到歲入中年,我習慣性地以通行本做我研究的材料,我的想法是能夠用一般材料做出新解方為高明,而非用了一堆少見的史料,或珍藏不易見的史料,卻做出人人想得到的結論。

  在通行本與珍本之間,我寧取通行本,運用唾手可得的通行本,做出具有個人觀點的研究,是我多年來努力的目標。就像聽音樂的時候,我亦是選擇通行本的唱片錄音,而非刻意追尋難得的珍本,對我而言,進入音符裡的境界,比擁有珍版唱片更有意義。至於史學研究,我總是在人人見得著的史料中,找尋新的歷史解釋,因為我一直認為靠罕見史料和珍本做出來的研究成果難以驗證,學問功力如何得知?反倒是在平凡處看出深意,方為學術工作者所應努力追求者。

                              2004/6/19 寫於指南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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