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20. 想像與真理


  真理不是靠想像得來的,它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客觀性,資料、數據,以及足以說服學術界的理論基礎。就歷史的範疇來說,想像不一定假,史料不一定真。最為研究者所重視的一手史料,常常也有做假的可能。以清季所發生的戊戌變法為例,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有其特殊之政治目的,故不全然可信,袁世凱的日記有問題,縱使翁同龢的日記,本來被視為最可靠的史料,經過蕭公權的研究,也有許多是曾經重鈔或刻意竄改的痕跡(注1),就此而言,一手史料固彌足珍貴,在使用上卻也處處陷阱,不可不慎。

  中國的史官制鍍設置極早,至遲在周代已有可信的相關記載(商代以設立史官制度,但其執掌主要為卜筮,與今日所謂「史」略有所異。)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雖不一定為真,卻也大抵說明了史官的職掌。自周代而後,中國的歷代皇帝都有史官隨侍在側,記錄皇帝的生活起居與國家大事。事實上,不僅皇帝有史官,太子也有史官,甚至后妃也有女史在側,隨時記錄。這些史官所記錄的就是「起居注」。「起居住」是編「實錄」的重要依據,「實錄」則為正史所本。這樣說來,正史的「本紀」應屬可信。事實卻不盡然,其間之出入殆非史官所能全權掌握,為君王諱者比比皆是。以故,齊太史與董狐筆纔彌足珍貴。如果每個史官都像齊太史和董狐一樣,便沒有甚麼可值得為典範的了。

  歷史如此,新聞和小說就更難免於捕風捉影之事。每天發生的新聞,經過記者的追蹤報導,彷彿身歷其境,聲光效果如同步攝影,試究其實,羼水不免,故做驚人之語亦所在多有。一位史學界的前輩所曾慨言:「以後從事歷史研究的,在應用報紙材料時,只要從反面去想,大概就距離事實不太遠了。這可能會成為新的史學方法論。」雖不免是過激之論,報紙新聞之隱諱與造假,由此可見一斑。當然,我們也還有一些謹守新聞道德的記者與編輯,有一些敢言的知識份子,以及殫精竭智探索真象的歷史工作者,這是真正的社會良心。

  以故,歷史記事並非全然真實,今日之新聞報導亦復如此。但是,並不是靠完整的史料,纔能寫出偉大的歷史著作;同樣的,也不是目睹全局的記者,方能寫出可信的新聞,其間之拿捏,常需賦予想像。所以,有時想像和史料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就史學而言是歷史想像與史識,就新聞而言便是判斷與見識了。例如,大陸東北發現一史前文化遺址,挖出人頭骨、陶器、蠶繭、陪葬器等等,那麼,這些東西要如何來加以解釋?在所發現的考古材料無法串連時,便需要靠歷史想像了。所以,當英國史家比瑞(J.B. Burry)說:「歷史是科學, 一點不多,一點也不少。」不免於是相信史料太過的論調。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曾發豪語:「如有足夠史料,定論的世界通史必將出現。」終於也沒有能夠成功,畢竟完整史料可遇而不可求。史料不完備,史事與史事之間的空隙,乃需史學家運用想像力來加以彌補。

  但歷史想像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必須將橫陳於前的史料做適當的批評與透視,方能洞察歷史的真象,並從而對歷史進行考訂與解釋。最講究方法論的史學,事實上常常是史無定法。僅僅靠這些客觀細密的研究方法,所獲得的歷史真象其實是有限度的。資料的欠缺固無須多論,縱使資料是實錄,而且完整無缺(雖然就史學研究而言,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畢竟歷史是經過選擇的,史料也是經過層層篩選,方纔保存下來);但是,史料中所涉及的人與事,變幻無端;當事人的思想,濃厚的情感,以及人世間難以筆墨盡述的奧秘,都非史料所能夠完全披露。所以,史學家除了博覽群籍,以殫心竭力於歷史研究之外,更要進一步對歷史做註解。易言之,即歷史資料所不能獲得的部份,要靠這些理解來加以彌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想像」、「投射」與「同情」。

  歷史是人類過去生活的紀錄,而自有史時代以來,人類的變化極為有限,人類心靈的共通性,大抵無何差異,史學家能夠理解歷史,這是最重要的關鍵。王夫之《讀通鑑論》說:「古今之世殊,古今人之心不殊;居今之世,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則心心相印,古人之心,無不灼然可見。」所以,史學家必須將自己「投射」到歷史裡面,用自己的想像來印證古人思想,以自己的感情印證古人感情,以自己行為印證古人行為,達到今人與古人心靈對話的境地;所以克羅琪(Croce)纔會說:「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科靈吾(R.G. Collingwood)也說:「一切的歷史都是思想史。」史學家以己身所處的社會,印證歷史上的社會,雖然比較容易落入曲解或附會的圈套,但社會上所發生的事件,古代與現代之間,常會有許多相類似之處。而所謂的相類似並非相同,畢竟因時代差異,所發生的事是很難全然相同的。因此,生活經驗豐富,瞭解當代最深的史學家,也是最能瞭解過去的史學家,法國年鑑學派的開山祖師布洛克(Marc Bloch)才會說;「不瞭解現代即無以瞭解古代。」誠哉斯言。

  史學家可以將自己「投射」到歷史的情境裡面,也可以適度的運用想像。歷史上有很多地方是割裂的,不連貫的,由於資料的殘缺不全,加上年代久遠,史實湮沒,使得斷簡殘篇的情形非常普遍。因而,一部上下數千年綿延發展不絕的連貫歷史,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歷史的連貫,其實是出之於史學家的想像。這種想像於史學而言,是一種建設。譬如根據史料,楚漢相爭之際,今天項羽在彭城,下一天就到了垓下之圍,烏江自刎,其中的空白便祇有賴史學家的想像了。

  真理並非完全靠數據與資料,適鍍的想像往往可以補材料之不足。西方的學術界有許多科學家晚年轉向哲學思考,說明了想像空間之必要。中國的史學家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成一家之言」,除了史料的整齊排比之外,如何發揮想像空間,也是其人是否能為史學大家的關鍵。所以,當章實齋提出史學著作要達「圓而神」之境的時候,歷史的想像已經在其中了。真理非一蹴可即,史家多年浸淫史料,進入歷史情境之中,方可得「較接近真理之事實。而歷史想像之妙,亦惟存乎一心而已。

  註(1)參考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維新》(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頁30。

                      原載《新生副刊》一九八八年七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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