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21. 樂觀、悲觀與迷惑


  史學產生在時代之中,什麼樣的時代就會有什麼樣的史學,抽離所處的時代,歷史解釋亦不成其為解釋了。

  美國史家坎特和施耐德(Normao Cantor & Richard I. Schneider)在《如何學習歷史》(How to Study History)中指出,初學者最重要的原則是,了解歷史學家的工作是從事事實判斷,和建立事實的因果關係,使它們成為有意義的形式和秩序,而歷史學家並非單純的事實報告者,而是歷史的解釋者。

  地理大發現使十九世紀的歐洲充滿無窮希望,史學家受此影響,認為歷史同樣可以達到這個境界,典型的代表人物有兩位,一位是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一位是柏利(J.B. Bury)。柏利說「歷史是科學,一點也不多,一點也不少」,在今天看來不免過度樂觀;甚至在他晚年時,柏利還寫了一本《今古史觀》,至死不渝篤信歷史是持續不斷發展的觀點。

  艾克頓爵士同樣認為最後定論的歷史終將出現,因此在主編劍橋世界近代史時,樂觀地認為只要該書編成,將成為世界近代史的定論。所幸在編完第一冊時蒙主寵召,否則今日的學者就無須再做世界近代史研究了,因為定論的歷史已被艾克頓爵士寫完。

  十九世紀初期的科學派史學家們極其樂觀,相信最後定論的歷史終將出現,所以當我們歷經中古基督教史學走向文藝復興時期的螺旋式史學,而後迎向浪漫主義史學,到十九世紀德國的歷史主義,以及科學派史學的出現,整個演變過程一步步走向樂觀主義。但到二十世紀末,史學家們卻走向悲觀主義,認為最後定論的歷史並不會出現。而時至廿一世紀伊始,當我們重新思考歷史的樂觀、悲觀與迷惑,將會發現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歷史是科學的,必須建立在客觀的材料上,有人認為歷史是藝術,要有藝術的呈現方式;其中較折衷的看法是「史料的科學和描述的藝術」,亦即用藝術手法呈現歷史敘述,但史料必須是科學的。

  探問史學工作者究竟是樂觀還是悲觀,答案可能言人人殊。事實上人類不斷重複同樣的錯誤,而遭遇類似情境時,史學工作者所做的歷史解釋亦非完全相同。但無論歷史解釋如何,我們發現每個學派或每個歷史工作者往往只看到他目光所及的那一面,而遺忘了月亮的陰暗面。

  由於史學工作者與時代息息相關,因而每個時代的史學工作者均有其不同的思維。今天台灣史學工作者面對現實政治與社會,不免有著隱隱的哀愁。歷史究竟能不能為我們找到新的出路,史學工作者的樂觀、悲觀與迷惑,恆在天平上擺盪。

                             2004/12/25 寫於指南山下






米姬嚇普傑拉德狂想曲筆記視窗潮起潮落大羅聽音樂楚培樂坊強納森音樂隨想文學咖啡屋音響家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