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26. 真象


  清儒戴東原說「訓詁明而後義理明」,闡釋了中國傳統讀書人對做學問的基本方法,亦即必先考據真確,而後得意理之明。歷史研究是一門最重考據的學問,因此,在考證史料時,史學家必須像法官般嚴謹。胡適在「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一文中,提出使用證據時要先問下列的五個問題:

  (一) 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
  (二) 什麼時候尋出的!
  (三) 什麼人尋出的?
  (四) 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
  (五) 這個人雖然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偽(無心的或是有意的)可能嗎?
  《胡適文選.考據》(台北:文星書店,1968),161。

  而清儒提出考證要如「老吏斷案」,在在說明了探索事實真象的重要性。以現代法律言之,法官遍蒐證據,正反雙方的律師極力為事主辯護,而法官則在諸種證據中綜合整理,以公正持平之心得一確定(certainty)之判決。所不同者,法官之判決必須確定,否則必有後續之上訴。事實上,縱使法官有一確定之判決,當造猶有上訴之權利,豈能不慎?至於史學家的考證結論,能得到高度的可能(high probability),便當心滿意足了。

  史學家面對各種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以及運用本身的史識,而後做出的判斷,萬難中方得一高度可能的結論,那麼,面對每日裡發生的事,必須做出即刻反應的新聞記者,又如何探索事實的真象?

  一九二○年九月十六日正午,美國紐約華爾街(Wall street)發生了一件炸彈爆炸案件。華爾街是紐約最繁華的區域,正午又是人潮最擁擠的時間,然而爆炸事件傷人不多,大是異事。事後,華爾街上的報館即刻派人外出調查,並訪問親見其事者九人。其中八人多說當時車輛甚多,有一人說他數了數是九輛車,有三人且確言炸彈是由紅色運貨汽車運來!惟其中一人是退伍軍官,獨持異說,謂炸彈是在小馬車上爆炸,當時對面只有一輛汽車。結果九人之中,只有此人的說法被證明是事實。報館記者即謂此人是專家證人(Expert Witness)。因軍人習見炸彈爆炸之事,故能臨危不亂,頭腦清醒,觀察正確。其餘八人,生平或未見過炸彈,一聞爆炸之聲,直似天崩地裂,腦海昏亂,所見所聞,皆非當時真象。

  因此,雖然史學研究著注直接史料(即第一手史料),但有時直接史料亦有謬誤之可能,於是胡適「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一文中所提的五個問題便顯得更為重要了。任何一種證據在被使用時,最起碼要問這五個基本項目,否則極易流於「考據不明,義理不明」之可能。

  自從政府開放合法的集會遊行之後,各種政治性的,非政治性的,有特定對象的,以及向社會大眾訴求的集會遊行如雨後春筍。以「集會遊行法」之規定申請,自然屬於合法的範圍。然而,每次的街頭活動,總不免有集會自由與公權力執行之衝突,這雖是涉及抗議活動所不可免的狀況,但既經合法申請,逾法者自當以公正之司法處治,絕不寬容。秦穆公時代,商鞅變法,與民立信時曰:有將該木自城以內徙至城外者,賞五十金。眾以為戲言,無人理會,次日商鞅加至一百金;有徙木者,即如告示發賞,信于焉乃立。而今日之司法單位,於執法之際,動輒予人不公之印象,令人不能無憂。事實上,「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反對黨也好,執政黨也好,涉及司法者,一定要秉公處理。以「五二○」農民請願運動而言,執法的警察機關抓了九十八位「暴民」,移送檢察官法辦,這是端正司法風氣的初階。而在事件之後,新聞局為昭大信,首度召開台灣有關集會遊行事件的記者會。可惜這項立意極佳的記者會卻因電視台時間的珍貴,於列席官員報告完之後,只剩下十五分鐘的記者發問時間,使得雙方未得充分溝通,造成意見一面倒的情況。甚至當記者問及警察打人,檢察官是否依法處理時,列席的檢察官亦含糊其詞,略云如蒐證有此現象,自當依法辦理云云。

  所謂蒐證,其實就是戴東原所說的「訓詁」,亦即史學研究之「史料考證」。如前引美國紐約華爾街爆炸案之例,略可想見蒐證之困難。在史學研究中,認清史料的類別及性質以後,需要進一步對史料作精密的考證。史料以類別而可信的程度不同,但有時被認為是最可信的史料,有極不可信的地方。任何一種史料,都不是完全可信,其中可能有錯誤,可能有虛偽,可能有私人的愛憎,可能有地方及民族的成見,不經精密的考證,即篤信不疑,其後患則流責無窮。所以,當史學發展到史學家知道考證史料的時候,史學已經是相當進步了。我國在先秦時代即設立史官,但精密的史料考證學,直到清乾隆時代才發展出來;莫怪乎傅斯年要說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是「科學方法」。而西方兩千多年的史學,也要到十九世紀才將史料考證學有系統地發展出來。由此可見其得來不易,而法律上的蒐證,亦不免有此類的困難,何況當事者還有做假證,或記憶不清的可能。至若有關遊行集會的蒐證,更是戛戛乎難為。雖然今日蒐證工具日新月異,攝影器材與錄音設備的運用,更使罪證無所逃於天地間。但工具的進步並不表示蒐證一定更為可信。錄音可以製造,背景音響可亦可以配音取代;錄影可以剪接、插播,蒐證的工具的進步也使做假之技巧提高,偽證的出現,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當「五二○」農民請願運動之後,電視新聞報導所出現的畫面,只見有民眾打警察的鏡頭,部份報紙、雜誌所指陳的警察打民眾則未之見;但部份報紙和雜誌上則出現警察打民眾之照片,在被問到這個問題時,電視台新聞部答以錄影器材較醒目、體積大、搬運不便,因此無法照顧全局,部份鏡頭之遺漏不免。此一說法固有其可信度,但不免也是自說自話。如果科技產品的工具反成工作阻礙,那麼,何以運用較落伍之工具,反能達到較佳之效果。事實上,電視新聞有其限制,但在「五二○」農民請願運動中,新聞局既已公開指責電視新聞當尊重民眾知的權利,其長久以來之弊端,到此時當可有所改進,而能面對真象,做較客觀公正的報導,這是電視挽回公信力的最佳時機,何樂而不為?

  「五二○」農民請願運動已進入司法階段,其蒐證當如史家考證史料,審慎精密是必須具備的基本訓練,公正持平更是斷案的基本態度,誠信在今日科學如此發展、蒐證工作如此進步的時代,當能做有效之蒐證,以維持司法尊嚴,並維護公權力之執行。紐約華爾街爆炸事件之眾說紛紜,應不會重現於今日,而戴東原所說的「考據明而後義理明」,不單是學術界應遵守的原則,也是法官判案時可以引為借鑑的參考。

                           原載《自立副刊》 198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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