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28. 歷史的功用


  我們常常講歷史的功用,而在討論歷史的功用時,往往最先想到的是鑑往知來,當然,鑑往知來是歷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我們相信,任何一位史學工作者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侯,最先想到的一定是這個解答。

  〈太史公自序〉上說《史記》之作,是「述往事,知來者」,《舊唐書•魏徵傳》也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都說明了這個意思。

  當然,在傳統中國史學中,「鑑戒」的功能,可能是在討論歷史功用時,最重要的一項,特別是政治上的鑑戒功能。可是,歷史真的可以給我們教訓嗎?真的可以使我們避免犯同樣的錯誤嗎?有一派史家就認為歷史不會重演,而不會重演的歷史又如何帶給我們教訓呢?這就好比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問題。

  事實上,對歷史的鑑戒功能的重視,中西史學皆然,特別是對政治的關注,中西史學家都投注了相當多的心力,希羅多德(Herodutus)的《波希戰史》、修希底斯(Thucydides, C. 460-C. 400 B. C.)所描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The Peloponnesian war, 431-404 B. C.),以及Polibius(203-120 B. C.)所分析的羅馬霸權之統一地中海世界等等,都是政治性的事件。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刻意描寫游俠、貨殖等社會經濟的活動,固特具史識,但太史公仍在隱約之間以政治為歷史的主要動脈,所以《史記》將〈本紀〉列在全書之首。這種以政治為歷史研究中心的觀點,在中國史學傳統中尤其顯著。這就是我們所謂「資鑑派」的史觀,認為歷史是關於政治興衰的一面鏡子。

  「資鑑派」史學很容易與經世搭上線,所以章學誠才會說「史學所以經世」。其他的例子還有很多,像柳宗元寫〈封建論〉是為了對於當時的封建爭議有所獻替,錢穆寫《國史大綱》是抗戰時期為了使讀者對國史產生溫情與教意,傅斯年的《東北史綱》、金毓黻的《東北通史》、蔣廷黻的《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從順治到咸豐),都可以說是史學經世觀念下的產物。

  在傳統中國史學中,史學發展與時代變局一直有著千絲萬纏的關係。盛世固有可能發展出成熟的學術,亂世若有偏安晏處,學術仍有可能藉以保存與發展。值得探索的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光輝時期,特別是史學發展的高峰,正好是亂世的春秋戰國時代、魏晉南北朝與偏安之局的南宋。此三時期在傳統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均有其一定的地位與影響。近代以來,中國面臨亙古未有之變局,造成史學發展的新動向,特別是西北史地之學,以及因應新局的世界史地,成為新的顯學,知識分子紛紛投入研究行列,甚至有謂當時的知識分子如不講求西北史地之學,即不足以躋身儒雅之林;這種時代變局與史學相互關連的情形,是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一個相當值得探索的現象。沈剛伯在〈史學與世變〉中,曾對史學與時代的關係做了極佳的詮釋,他說:

  史學產生後,物質環境仍是日新月異,史學也就跟著不斷底變。世變愈急,則史學變得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這原因是不難推測的。因為人們大都抱著鑒往知來的目的去讀歷史,一逢世變,便想從歷史中探尋世變之由;求之不得,自然不滿意於現有的史書,而要求重新寫過。於是乎每一個時代必有好些根據其時代精神所改修的新史書。這些觀念就形成了新史書的各種重點。

  這種史學與時代密切關係的例子甚多,如有關台灣歷史的解釋就是這樣。1980年代中期以後,本土化的呼聲甚囂塵上,台灣史研究搬上了抬面,有人開始回頭看這片我們生長的土地,四百年來的台灣史是如何發展的?而屈辱的,悲情的歷史,使我們重新思考台灣的地位,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活動可以公開舉行了,各地也樹立了二二八紀念碑,這就是對歷史重新定位的結果。如果沒有歷史作參考,我們如何找尋未來的方向。

  我個人並不主張歷史的政治作用,而是認為歷史教育可以成為民族精神教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成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此乃史學淑世勢能的發揮。

                             1995/06/22 寫於指南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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