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29. 歷史想像與文學想像


  凱撒(Juliam Caesar)越過盧比孔河(R. Rubecon),遠征南希臘島,在橋上豪語:「現在骰子已經擲下去了。」

  這是《高盧戰紀》裡廣為人知的一個小故事。根據史料,凱撒這一天在羅馬,下一天到高盧,可是沒有資料紀錄他從羅馬到高盧之間的旅程,這便有待史學家的想像來加以彌補了。由於史料的殘缺,史家可以將凱撒的這一段旅行加入,這種想像,是基於合理的想像,而非出諸幻想。幻想距離史實則極為遙遠。如果將凱撒從羅馬到高盧的旅程,鉅細靡遺地描繪出來,譬如他遇到了農夫,說了些甚麼話,遇到誰又說了甚麼話,以及不斷讚嘆沿途風光之美,山水之峻秀等等,而這些在史料上本付諸缺如,這就是虛幻的想像了。歷史小說和歷史的不同處就在這裡,史學家將凱撒從羅馬到高盧之間的旅行加入,是根據史料的合理想像,亦即是合法的歷史建設(此處所謂「合法」,係指符合歷史研究的遊戲規則而言);但是,將沿途風光,山水草木,風土人情都寫上,則是小說家的馳騁想像了。這種想像之馳騁不是歷史,而是小說。

  史學家的想像與文學家的運用想像,殊有不同。史學範疇裡的想像必須植基於可靠史料,文學創作的想像可以天馬行空,任意馳騁,如《莊子》的「北冥有魚,其長不知幾千里也」;在中國民間流傳廣且久的嫦娥奔月,「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西王母住在為日月隱藏之所的崑崙山;白居易詩「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都是文學的恣意馳騁想像。古今之世殊,古今之人心不殊,同樣的,在現代文學的世界裡,張大春可以到南美「躍出莽林」,事實上他本人根本未到過南美;?弦寫「巴黎」這首詩時,連法國都沒到過,至於《透明人》、《衛斯理傳奇》,武俠小說裡那些不可思議的武功,蕭麗紅小說《千江有水千江月》裡的貞觀,那樣一個潔淨、無華而又惹人心疼的女子,在真實的世界裡是很難遭逢得到的;李昂《殺夫》裡可憐的罔市,遭遇那樣令人心悸的情節;作者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人物的塑造,情節的安排,場景的描繪,是任由作者想像恣意馳騁的空間。至於瓊瑤小說那些蒼白而稟賦靈氣,不食人間煙火的女孩子,富有而瀟灑的男主角,在現實生活中或許根本是不存在的;可是,卻如此地吸引住少年男女的心。試究其實,人類本身即具有愛幻想的天性,以故,文學充實了人類幻想的空間,代代相傳。至於史學家的思想就沒有這麼自由了,他必須受限於史料與特定時空,所受箝制自是難免。因此,近代西方史家所盛傳的「歷史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是史學工作者應該培育的基本能力,亦史學研究工作者於材料之外的另一重要源頭活水。

  史學家在運用歷史想像時,設身處地所獲得的歷史真相,與時代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生當唐代開元天寶的全盛時代,固易瞭解、體會漢武帝初即位時天下富庶的情形。史學家生於盛世,研究盛世的歷史,自易於得到歷史的真理;但如史學家處身於衰世,而要研究盛世的歷史,就必須以己身投入盛世的情境,此時歷史想像就變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歷史上的人物,更需要靠歷史想像加以洞察。

  歷史是人類生活的紀錄,創造歷史的是人,研究歷史的也是人,人的行為、言論,可以蒐集資料,排筆、分析、研究;影響其行為的因素,也可以一一列舉;但是,歷史人物的思想與感情,便無法精確地用史料來加以排比和分類了。此時乃需輔以歷史的想像加以體會,用「將你心,換我心」的同情,儘量以自己代替歷史人物的地位,想像自己就是歷史上的那位人物,體會其境遇,身處其地位,思想其思想,此時史學家要像演員一樣,演誰就要像誰,將歷史人物的感情、思想都表達出來。例如研究顧亭林,就要想像自己身為處十七世紀的中國,想像自己身為大明遺民,寄望於光復,想像一己之身,於國亡之後,日暮窮途的心情,在故國的北方漂泊,於是,此時史學家就和顧亭林合而為一了。亦惟如此,史學家方能瞭解顧亭林的思想與感情,他詩裡所透露的「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方有其落腳處。而「天涯獨往之人,類日暮倒行之客」,乃為其真實寫照。而史學家能感同身受,就不會又扞格之感了。

  但是,歷史想像非一蹴即發,它要靠很多的條件,專注、同情,史料的刺激,學術的基礎,都使引發歷史想像的媒介。專注所產生的直覺,不是天馬行空,恣意馳騁,而是觸及歷史真理的想像。而同情更是歷史想像能夠發生的最基本條件,也是史學家能夠洞察歷史真像的心理要素。十八世紀的西方史家認為中世紀是黑暗時代,到了浪漫主義運動以後,中世紀獲得了應有的歷史地位,亦即有其靈光片羽的文明與貢獻。在歷史上,各時代有其不同取向,是一個自然的現象,某一時代所認為是對的,符合真理原則的,到了另一時代往往變成不對與不真。史學家如果不能同情歷史上的不同與可能的不對、不真,就無法進入歷史的情境,歷史想像亦無從發揮,更談不上洞察歷史的真象。文學的想像亦然,作者寫一部小說,一齣戲劇,對筆下的人物,總要能認同其情,纔能把小說或是戲劇寫得深入,栩栩如生。不同的是,史學家的想像是建築在比較可靠的史料上,文學家的想像是建構於預設的時空;所以,史學家的想像是立足於史實的想像,文學家的想像則是建構於想像中的想像。但是,就想像的內涵而言,專注、同情,是文學家與史學家所共同的重要特質,沒有同情就沒有洞察;沒有洞察就沒有歷史真理。

  所謂同情的想像,同情的理解,同情的洞察,是史學家所不可一日或缺的。而藉由專注與同情,文學家也可以上天下地,惟我獨尊地馳騁其想像,以創造出偉大的作品。因此,豐富的想像歷史文學家所不可或缺的,合理的想像,透過專注、同情而生的想像,則是史學家的必備條件。就此而言,可謂理一分殊,異曲而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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