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3.洄瀾歷史掠影


一、 族群關懷

  以移民的拓墾區而言,花蓮可以說是非常特殊的案例,主要的是在於地區的封閉性。由於交通阻隔,所以花蓮人到外地去念書或做事時,常常會說我是從花蓮來的,這樣明確的特色,造成了很多人在離開花蓮以後,用文字來表達他對故鄉的懷念,因此孕育了不少花蓮縣籍的作家。

  花蓮人對花蓮的歷史也是非常模糊,今天在很短的時間內,不太可能把整個花蓮歷史談完,我想分成幾個方面來加以說明,第一是談南島語族原住民,就是今天我們講的原住民;第二個談清代的開山撫番政策;第三個是談日據時代的發展;第四個簡單談一下二二八事件;第五個是談戰後的族群與政治;第六個是談藝術與文學的故鄉。

  由於先天先地理環境的影響,因中央山脈阻隔在東部的花蓮,被西部人稱為後山,以別於西部的山前。一九四七年我母親從新竹跟我父親到花蓮,一直到一九六五年第一次回到她的故鄉新竹。我問我母親為什麼踟躇不回去呢?她說她一上車就吐,必須吐十幾個小時才能回到家。這是交通阻隔所造成的比較落後的現象。花蓮另外一個很大的特色,在於其內台灣族群分佈得最為平均。所謂最為平均,就是它的內地人、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等族群的人口,相當接近台灣總體人口的一定比例。也因為這樣,所以這裡產生了比較多的族群融合,通婚現象比起其他地區更為普遍。

  首先,我們來談南島語族的原住民,目前花蓮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語言,包括河洛語、北京話(就是我們講的普通話)、阿美族語、泰雅族語、布農族語,大概這幾個語言,在花蓮都是交錯使用的。它約略可以分成兩個語系,第一個是漢藏語系,包括河洛話、客家話、北京話。第二個是南島語系,包括阿美族語、泰雅族語、布農族語。17世紀時,歐洲人開始注意到台灣原住民的語言,和整個分佈於太平洋地區的許多原住民使用同一個語系,而這整個就稱為南島語族。在花蓮的原住民,目前我們能夠從文獻上找到的,大概有五種。第一種是加禮宛平埔族,此族在台灣的原住民裡面漢化最深,他們原本是住在宜蘭,大概在十九世紀的時候移到加禮宛(現在的機場附近)這個地區。一八七八年,發生了一次事件,清軍予以鎮壓,事件平定以後,加禮宛平埔族被拆散,分別被移民至光復、瑞穗、豐濱這幾個地方,甚至有一部份和阿美族混居,加禮宛的平埔族從此就分散了;第二支是富里平埔族,它原本是屬於台灣西南部的西拉雅這一支,在十七世紀的時候,他們移到台東地區,接著移到花蓮秀姑巒溪的上游,也就是富里鄉這個地方,所以我們稱他做富里平埔族,目前這方面的田野調查正在做;第三個就是阿美族,阿美族是目前花蓮南島語系原住民中所佔人口比例最高的。他們分佈在整個台東縱谷平原,目前因為他們居住地點的不同,大概可以分為三個族群,第一個就是秀姑巒阿美族,他們分佈在鳳林和玉里之間;第二個就是南勢阿美族,大概就在美崙山以南這個地區;第三個就是海岸阿美族,分佈在海岸山脈這個濱海的狹長地帶,包括豐濱、港口、靜浦這些地區;第四支就是泰雅族,泰雅族基本卓是由南投的族群移民過來的,屬於Sedeq亞族。十九世紀初,由於宜蘭的平埔族(即加禮宛平埔族)遷入花蓮以後,常常和泰雅族起衝突,一九一四年(日治時期),台灣的總督府曾經率軍去圍剿,把泰雅族移到山麓地帶,這是泰雅族一般的情形。根據我目前所得到的資料,在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曾經把太魯閣族併入泰雅族,其實太魯閣族和泰雅族有很大的出入,他們的語言、風俗其實都是不一樣的。目前來說,特別是因為太魯閣族併入泰雅族以後,我們的戶政資料裡面幾乎沒有太魯閣族,但是據我所知,太魯閣族都知道他們是太魯閣族。

  原住民分佈的地區,大概是這樣的:阿美族大體上分佈於玉里、光復、壽豐、瑞穗、吉安、花蓮市、鳳林、富里;泰雅族分佈於秀林、萬榮、卓溪這幾個地方;布農族分佈在卓溪、萬榮這兩個地區。南島語系原住民裡面有兩個很嚴重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很多原住民已經不會自己的語言,特別是因為他們本身本來就沒有文字,文化的傳承便成了很大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改姓的問題,在戰後原住民改姓,結果發生很多很可怕的事情。舉一個例子來說,泰雅族的一部份是留在南投的,另外一部份移民到花蓮,在改姓的時候,戶政員根本不知道這個事,把同樣的瓦歷斯改姓陳、姓林、姓王、姓張、姓簡。就人類學的情形來講相近血緣的很容易彼此吸引,所以南投的泰雅族哥哥到台北工作,花蓮的泰雅族妹妹到台北工作,兩人談戀愛然後結婚,生出來的小孩出了問題,結果一查出來他們是堂兄妹。所以現在要如何恢復原住民的姓,以及為他們文化尋根是一件相當麻煩的事情。目前原住民開始的文化尋根運動,跟這個有很大的關係。

二、 開山撫番政策

  第二個我們來談開山撫番政策。一六八三年台灣納入清朝的版圖以後,台灣島上有很多地方仍然荒蕪,對大清帝國來講,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所以不太理會台灣的發展,甚至為了容易治理,禁止漢人移民到台灣來。而東部的情形更為隔膜,因為中央山脈隔在中間,連西部人移民到東部都非常困難。在這種情況之下,有很多的海盜,在東部上岸,然後經營或做一些買賣。一八七四年,發生了牡丹社事件,主要是琉球島的人被屏東的牡丹社原住民殺害,大清帝國和日本政府因為對原住民治理權認定上的差異,導致軍事衝突。清朝在事件結束之後,為了宣示這個地區是屬於清朝的統治範圍,所以開始了所謂開山撫番政策。大約在1870年到1890年之間,開闢了三條山路,最重要的一條是現在八通關這一條。這一條山路也是當時所謂的中路,就是到達當時的卑南和玉里這個地區。清代開墾最主要就是抓住這個地區,以便往上控制北到花蓮、南控制台東廳。因為三條路線的完成,使得漢民族和原住民之間的接觸機會增加,雖然衝突的情形仍然存在,但是民間彼此的往來比過去更為頻繁,使得漢族和原住民之間產生了某種融合,而且三路開通了之後,移民隨著軍隊到達東部,對後山行政地區的規劃也因開墾的推進而有所改變。事實上,1875年清朝官員沈葆禎把南路理番同知改設在卑南,並且在該司底下設立了招墾局,然後設立輔墾委員,以有利於開山撫番工作。整個行政區的重心設立卑南,而花東全部地區的開發是從台東上來,所以台東的行政編制一直是比花蓮高。譬如晚清台東己是直隸州,花蓮卻只是一個支廳,稱為花蓮港支廳,其地位和鳳林支廳及璞石閣支廳的地位是一樣的。最早,卑南的招墾局管理整個東部的開墾,北區主要是設在花蓮港,也就是現在花蓮市的地區,中區設在玉里鎮,也就是我們所講的璞石閣這個地方,從行政區的劃分,來做整個開山撫番及對漢人開拓的管理。事實上,在晚清有關花蓮的拓墾,基本上由官方的力量做主導,除了這個之外,當然還有民招民墾。官方在某些地區開墾的成績不甚理想,所以改為民招民墾,用民間的力量來加強整個地區的開墾,這種民招民墾的方式,反而對東部的開拓有很大的幫助。官方推動的大部分是行政區的劃分,真正大型的移民主要還是由由民招民墾的情形來處理,這些地區包括了蓮鄉、鳳鄉、璞石閣。蓮鄉就是今天的花蓮市全部、新城鄉、壽豐鄉的大部份地區;鳳鄉包含玉里、光復、豐濱、瑞穗這些地區;璞石閣就是今天的玉里鎮,新鄉就是花蓮縣的富里鄉,他們都漸漸因這一波的移民有所發展。繼沈葆禎之後的一些官員,大體上也遵循他的治理方式,利用開山撫番的政策,一方面把土地劃分成山地和墾地,這中間還有隘勇的設置,把山地和漢人開墾的地區兩邊劃分開來。這樣的模式一直持續到日據時代都是如此,把整個林野地區都設了一個比較明確的劃分,因為這樣,所以漢人和原住民中間的往來,不免發生了很多的衝突,總共發生了五次比較大的事件。大體上,晚清對台灣的開發,特別是台東花蓮這個地區,整個政策就是開山撫番,經歷了軍屯時期、官招民墾、民招民墾的這樣的時期以後,東部奠定了發展初階的基礎。

  接著我要談的是日據時代的發展,花蓮真正比較有規模的建設,其實是從日據時代開始,特別是在一九二○年代以後的文官總督時期,也就是一九一九年一九三六年之間。花蓮港的開闢、花東鐵路的建設、及蘇花公路的拓建,都是在這個時期,北迴鐵路的路基地是在這個時期奠定的。從交通建設到移民村的建立,替花蓮的發展奠定比較良好的基礎。當然,我們也要記得日本人開發花東地區的主要動機,是為他們殖民地的統治鋪路,但我們也不可否認,他們對花蓮的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階段性的貢獻。

  我們剛剛談到了晚清對花蓮的開發,在開山撫番政策下,有了和以往不同的面貌。一方面漢人移民和原住民之間的接觸機會增加,新道路的建設、山路的開設,揭開了後山的神秘面紗,來自西部的墾戶逐漸增多以後,加上行政區的重新劃定,層級也漸漸的提升,特別是在晚清的時候,花東地區已經有了台東直隸州,但沒有縣,直接設州,所以地方的層級相當高。

  接著我們來談有關日本總督府的殖民政策和花蓮的經營。馬關條約把台灣拱手讓給日本以後,民間有很多的武裝抗日活動。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義民廟,大概是兩種形態,一種是河洛人和客家人,經常發生械鬥,很多人死在那裡,所以建立了義民廟;另外一種義民廟是武裝抗日的義民。

三、 移植櫻花的殖民悲情

  繼續來談日治時期。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一年當中,我們可以規劃出兩個方向。第一個是以總督府做代表國家機器的權力,控制了殖民地的所有部門,這種來自國家機器的力量主導了台灣的發展;第二個是台灣社會雖然不得不面對日本總督府所強加的各種沈重壓力,但是因為各地區不同的歷史背景和地理環境的特殊性,所以對各種政策有不同程度呼應的辦法。以糖業來說,日本政府在嘉南地區非常強力的用「糖業株氏會社」來掌控,可是在新竹、苗栗地區卻有很多的「土糖會」出現。日治時期最成功的移民村是花蓮,這非常有趣,花蓮在當時來講,是一個很落後的地區,可是花蓮的日語推動最成功,所以老一輩的全部會講日本話,為什麼?因為他的文化根基比較薄弱,可以強力的推銷。同樣的,花蓮地區的北京話(就是我們講的普通話),在全省算是講的最好的,各位如果有機會在外地念書,就會發現花蓮地區講的北京話最接近台北腔,是最沒有地方腔調的。日治時期還有一個很複雜的現象,就是對於民族的認同與對語言的問題。老一輩的人,像我的岳父,到現在還一定要聽日本歌。日本對於台灣的統治時期內有一九任總督,可以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一八九五─一九一九年),我們稱做前期武官總督時代;第二個時期(一九一九年─一九三六年),就是我剛剛講的文官總督時期,台灣最主要的建設幾乎都在這個時期。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間又回到武官總督時期,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後期武官總督時期;由於一九三七年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所以在一九三六年又回到武官總督時期。

  日治時期花蓮行政區只到廳反而不如晚清時期的州,同時大體上承繼了清代所謂的保甲制。到了兒玉原太郎任總督的時候,開始集權統治,也造成了警察政的控制。到一九三八年為止,在花蓮地區有九十個保,有九百個甲,而各地的警察透過保甲制,和人民的生活發生密切的關係,警察的權力非常的大,動不動就對老百姓施加暴力。為了對花蓮的開墾,所以他們做了很詳細的林野調查,開始對有關林地、大理石礦產、石棉做調查。而且為了加強統治台灣地區,總督府進一步鼓勵日本的企業共同到花蓮來投資建設,其中有幾個最重要,諸如賀田組,花蓮移民區最主要就是賀田組所推動的,以及花蓮港木材株氏會社對林田山的林業砍伐,都是當時相當著名的投資公司。另外,為了使這些投資建設更為方便,使得花蓮的資源能夠逐步開發,金融機構也開始到花蓮設置,像台灣銀行的台東分行、花蓮分行就是這個時候在花蓮設置分支機構,而且事業的規模也愈來愈大。特別是為了促成各地方的開發與建設,建立移民村。當時在花蓮有三個比較大型的移民村,一個是花蓮港廳,包含吉野,也就是現在的吉安,移民村的痕跡非常簡單,他的每一戶大概一百多坪,道路非常的直。然後是豐田村,所以豐田村的寺廟我們不稱為寺廟,如果你聽到這個地方的廟不稱為廟的時候,大概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移民村。日本人的廟,我們則稱為神社,它由入口到廟的本體,中間超過五百公尺以上,因為要經過膜拜的過程,所以距離比較遠。

  日本對仿整個花蓮地區的開墾,包括森林、水利、土地等都有所開拓,而特別重要的是交遹建設,如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七日花蓮港火車站完工;一九二六年的三月花東鐵路完成,設鐵道局辦事處;一九三一年十月花蓮港開工築港,一九三八年三月港口通水,奠定了日後花蓮港的基礎。加裡宛機場是在一九三六年以後建的,最初它並不是為交通而建的,是為了軍機。對森林各種土地的開發、移民村的建立等等,在日治時期大體上都有一定的規模,這可以歸結到兩個方向,第一個就是為經濟利益的前題,第二個就是戰略的需要。其中經濟方面,規定不得種米糧,要種甘蔗,因為當時糖業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中一個很重要的經濟作物,移民村一律種甘蔗。一九二九年,日本發生了米暴動,那一年全世界也因米糧缺乏產生暴動,所以連賀田組的移村也拒絕種甘蔗,肚了吃不飽種什麼甘蔗,所以又改回種稻米。日本對東部的開發就是採取這種方式。

四、 戰後的山風海雨

  接著來談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的移民史裡面,花蓮的開發比較晚,族群分佈較為平均。原住民、客家人和閩南人都佔一定人口的比率,縱使在日據時期移民村的建立也不過是增加一種新的移民,中間矛盾和衝突其實並不是那麼嚴重。戰後日本的移民紛紛遣送回國,取而代之的是大陸內地的新移民,這個名詞太長,所以我簡化為大家熟悉的外省人。外省人新移民加上舊有的南島語族原住民、客家人和閩南人,又成為新的四個族群。從這樣一個族群的結構,也就是南島語族原住民、客家閩南為主的漢人移民以及戰後的內地新移民,可以瞭解到花蓮基本上都是移民,所以沒有什麼在地外地的問題。由於族群比較平均分配,使得彼此雜居的情形很普遍,也沒有強烈的敵意。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投在廣島的兩顆原子彈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無條件投降。同年八月二十九日國民政府派陳儀擔任台灣的行政長官,八月三十日派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各處處長和幕僚人員,於九月一日成立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及台灣省警備司令部,另外在重慶成立了臨時辦事處。簡單的說,在那一年的八月底到九月初的期間,國民政府特派陳儀兼台灣警備總司令以及台灣行政長官,正式接收台灣,成為台灣實際的掌權者。二二八事件就是發生在陳儀主政的這段期間,因為那個事件,影響了台灣大概三十年左右的發展,也因為那個事件使得台灣重要的精英,幾乎都牽連進去。起因是查緝私煙的事件。因為專賣局當時查獲了一個婦人林江邁販私煙,因而雙方起了爭執,引起了路人的圍觀,查緝員為了擺脫這個情形,就用槍托打了林江邁,林婦的血噴出來以後,各位曉得歐巴桑躺在地上那種潑辣是很麻煩的,所以路人愈圍愈多,查緝員為要離開現場,所以拔槍射擊,結果打到的不是鬧事的人,而是路旁圍觀的人,其中之一位叫陳文溪,在他家門口看熱鬧,不幸被打死,這些路人覺得事情非常嚴重,希望能夠處理,於是拉開了二二八事件的序幕。

  當然問題不單純是那個案件,依據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賴澤涵教授分析,有五個因素。第一個就是心理心素,他說台灣人當了五十一年的二等國民,回到祖國的懷抱後,當然有非常殷切的期盼,但是看到當時接收軍隊的落魄,敗壞的軍紀,感到相當的失望,尤其跟日本兵比,心理上感覺今不如昔。第二個是制度上的缺失,長官公署都不用台灣人,引起台灣人很大的不滿,專賣制度亦引起民間的反彈。第三個是政治問題叢生,包括它整個的接收,都不用台灣人,甚至用上海那些鬼混的 人來接收,而且逮捕台灣著名的士紳林獻堂,後來因為丘念臺的阻止所以沒有採取行動,使得當時整個知識界都非常不滿,而且對接收的這些人心灰意冷,這是所謂的政治因素。第四個是經濟因素,因為米價的飆漲,有人搶米,有人餓死街頭,工商業久久無法復甦。第五個是文化因素,台灣因為受日本統治五十一年,所以文化受日本的影響相當大,而且在語言、思想上面和來台的大陸人士有所差異,常常把日本政府和陳儀拿來相比,比較之下,有今不如昔之感。至於查緝私煙那件事情只是一根火柴,燃起了整個引線,所以爆炸了。二二八事件的死傷人數,眾說紛紜,我的估計絕不會少於一萬到兩萬人之間,因為很多變成無頭公案無從查起。也因為這樣的二二八事件,使得台灣人民追求民主政治的運動從此潛入地下,一直到一九七○年代的末期,有美麗島事件(港都事件),引起新的政治衝突,使得民主政治運動再重新浮出地面,匯聚成為台灣的反對黨運動,而真正的蓬勃發展是在台灣地區解嚴以後的事情,所以二二八運動對台灣的民主運動是有相當大的傷害。二二八事件遍及整個台灣,花蓮當然不能幸免,就我目前所能考據得到的資料,比較重大的案件有三個,第一個是鳳林的張七郎醫師一門三父子的事件;第二個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徐錫謙事件;第三個就是花蓮商業學校校長梁阿標事件。整個來講,花蓮在二二八事件裡面算是很平靜的,雖然青年學生對於政治改革的要求關心程度不下於其他地區。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二二八事件中有這些事情,只是冰山中的一角,像花蓮這麼平和的地區,二二八事件也留下了悲愴的一頁。

五、 族群與政治

  戰後花蓮是第一個實施地方自治的縣份,風氣的啟迪非常早,但因為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加上居民的移民性格,使得花蓮人關心肚子的問題比關心民主政治的問題要多,特別因為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維持一定的人口比率,所以地方派系比較不容易形成。花蓮政壇四十九年來,國民黨大體上運用提名閩客分庭抗禮的方式,使得花蓮地區政治維持一定的平衡。

  基本上除了原住民之外,閩南人和客家人是最先移民到花蓮的族群,人數也最多。閩南人主要集中地方是在花蓮市、新城、瑞穗和光復,客家人主要居住地是花蓮市、吉安、富里、玉里和鳳林。從居住的分佈情形來講,大概可以瞭解到族群生態的情形,也就因為這樣,執政的國民黨為了地方的團結,以及安撫人口佔較多數的閩南和客家的縣民,並且遏止黨外勢力發展,所以每次到了縣長和省議員選舉,就充分利用族群的慣例,維維持閩客兩系勢力的均衡,使得彼此相安無事。在台灣民主政治發展過程裡面,花蓮這種閩客交替擔任縣長和省議員的情形,是政治生態極為特殊的現象。

  在花蓮的政治發展裡面,黨外一直沒有建立有效的制衡作用,雖然仍然有人鍥而不捨,有如唐詰訶德向風車挑戰一般,為花蓮的政治打拼,但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大大的作為。所以說黨外的勢力在花蓮幾乎沒有植根,非常的薄弱,只有一次縣長選舉是黨外的楊仲鯨當選,除此之外,都是國民黨籍的人當選縣長。在整個民主政治過程裡面,花蓮只有兩次大型的選舉曾經引起注意,一次是曾經擔任民進黨主席的黃信介拿下花蓮地方自治史上第一次黨外立委的席次。另外一次就是一九九三年民進黨徵召的候選人陳永興參選花蓮的縣長,造成了一股很大的旋風。因為這兩次的選舉,花蓮地區的民主政治開始有所發展。一九九○年以後,有不少的文化工作者和藝術家陸續搬到花蓮,使得花蓮有了新的移民,形成新的族群。相信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就是一九九五年以後),花蓮不管在政治或文化上都會有新的面貌。

  接著我用很短的時間來說明一下藝術與文學的故鄉。因為花蓮依山面海,地理環境非常的特殊,所以孕育了很多花蓮人的文學心靈。花蓮的藝文啟蒙非常早,老一輩的耆宿首推駱香林,他曾經修花蓮縣志,並且在攝影、詩詞上都有相當深的造詣,對花蓮的整個藝術的風氣有相當大的啟蒙作用。此外,新一代的藝術工作者,分工比較細,例如音樂方面,大家都知道林道生老師和郭子究老師,另外還有年輕一輩的李翊青老師,在藝術方面,像林聰惠老師及廖青雲老師的雕塑。特別在文學方面,有相當多的工作者,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介紹他們太多的作品,包括王禎和、楊牧、劉春成(劉廣元)、陳列、陳雨航、林宜澐、陳黎、黃郁文、葉日松、杜萱,另外慈濟的精神科醫師王浩威,還有陳克華等也非常優秀,年輕一輩像林錦昌他得聯合報的小說獎,林滄淯從事廣告美工,本身也寫作,當然有一些是我在這裡沒有談到的,因為時間的關係我也不多說。我主要說明在這樣的一個地理環境,這樣的一個人文環境,它孕育了很多文學和藝術的文化工作者。

覆《東海岸評論》第80期施雅軒讀者投書

  《東海岸評論》第80期(1995年3月),刊登了一篇施雅軒先生的投書(頁59),指出我在〈發現花蓮〉這篇演講中,有些地方講錯了;我把這篇演講稿重新讀了一下,發現我果然講得太簡略了,因而引起誤會,在這段文字中,演講記錄是這樣寫的:

  一八七五年清朝官員沈葆禎把南路理番同知改設在卑南,並且在該司底下設立了招墾局,然後設立輔墾委員,以有利於開山撫番工作。整個行政區的重心設立卑南,而花東全部地區的開發是從台東上來,所以台東的行政編制一直是比花蓮高。譬如晚清台東己是直隸州,花蓮卻只是一個支廳,稱為花蓮港支廳,其地位和鳳林支廳及璞石閣支廳的地位是一樣的。最早,卑南的招墾局管理整個東部的開墾,北區主要是設在花蓮港,也就是現在花蓮市的地區,中區設在玉里鎮,也就是我們所講的璞石閣這個地方,從行政區的劃分,來做整個開山撫番及對漢人開拓的管理。 (《東海岸評論》,第79期,1995年2月,頁44)

  這段演講的內容,主要說明的是:清代的行政區畫分,花蓮地區設立的是“州”,到了日治時期則是“廳”,但我在演講時實在講得太過簡略,謝謝施雅軒?先生的指正,讓我有機會把相關的歷史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說明:

  1875年,沈葆楨將“南路理番同知”改設於卑南,下設“招墾局”,各設撫墾委員,以便利開山撫番工作的推行。卑南之下再分為北、中、南三區,除了南路特別專設委員管轄之外,中區由璞石閣(今玉里鎮)、北區由花蓮港(今花蓮市)兵官兼領,並由駐後山統領吳光亮總理其事。

  以此行政區的劃分為基礎,沈葆楨的後任王凱泰,有計畫地大規模招徠大陸地區人民前來開墾。夏獻綸接任台灣道時,對招墾進一步提出優厚的辦法:凡到後山開墾者,官府負責給予口糧,每人授予田地一甲,並配給耕牛及所需器具,開墾滿三年之後始徵收租稅。夏獻綸又繼續在中路的秀姑巒與北路的奇萊,分別設立招墾局。這種招攬漢人入墾的方式,是後山首次以官方名義招募移民的開墾事業。此後,有關東部各地的移民與開墾活動,多依循此一模式進行,花蓮的蓮鄉(今花蓮市全部、新城及壽豐鄉的大部分地區),奉鄉(今花蓮縣玉里、光復、豐濱、瑞穗等地),璞石閣(今玉里鎮),新鄉(今花蓮縣富里鄉)等地的興起,均得力於此類官方所支持的移民開墾活動。

  到了劉銘傳時期,開山撫番之外,在東部行政區的調整規畫上,劉銘傳也有他獨到的見解,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台東直隸州的設立。

  台東直隸州的地理位置在宜蘭之下、恆春之上,管轄機構為台灣兵備道,而直隸州治設於水尾,由水尾到花蓮港之間,再添設一直隸州判。

  設立台東直隸州的主要著眼點,是為了加重東部的經營與開發。直隸州設立後,大幅提升了東部的地位,相對也使各項政令的推廣更為順利。一般而言,在直隸州設置前,應先行設縣,縣是直隸州之下的行政單位,因而直隸州往往轄有若干縣;但台東直隸州卻是一個例外,因為在東部地區並未先設立縣,而是視需要直接設州,從這裡或可看出劉銘傳設直隸州的用心。

  縱觀劉銘傳時期對台灣東部地區的開發,一面用文人代替軍人,擺脫軍人一元化的統治;一面重新設立撫墾局加強撫番工作,而設立台東直隸州亦堪稱創舉,整個東部地區於是氣象一新。

  經過歷任官員的銳意經營,加上新移民進入的刺激,花蓮的新鄉(包括新開園堡、璞石閣堡),奉鄉(包括水尾堡、復興堡、新福堡、萬安堡),蓮鄉(花蓮港堡)等地,在農業的發展上,不論水田或旱田面積均成長迅速。而移民的原籍,分布於花蓮港以北者,多經由海道或北路移入,移民原居宜蘭或台北;花蓮港以南的移民則多來自台南一帶,或由大陸循南路移來。

  花蓮的拓墾到清末時,因清廷有計畫地推行撫墾,已有明顯成效,此時移民後山的漢人約五千人,水田面積有二千餘甲,旱田更逾此數,奠定日後花蓮開發的基礎。

  到了日治時期,在行政區的規畫上,顯然花蓮地區的位格降低了(孟祥翰,《台灣東部之拓墾與發展(1874-1945)》,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未刊稿,頁96),從行政區的設置來看,日人在花蓮的最高層級僅到“廳”,較西部的“州”低,由此可知其行政重心偏於西部。清末因對東部開墾的重視,已設有直隸州統籌花東的經營,並從而造成東部開發的蓬勃朝氣;日據時期的行政區劃,就上表來看,反而有退縮的現象。我所引用的資料,和施雅軒先生在投書中的說明大部分相同,有一、兩個小地方略有出入,但這可能是所根據資料不同,或手民誤植,應無傷大雅。

  可能我在演講時講得太簡略了,引起誤解,這篇〈發現花蓮〉的演講記錄我曾寓目,卻未注意到這個疏失,文責當然由我自負,感謝施雅軒先生指出,使我有機會做比較詳細的說明。而我的說明其實大部分從我為洄瀾文教基金會所寫的《歷史花蓮》這本小書節錄下來,這本小書是一本簡明的花蓮歷史通俗讀本,將於1995年5月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向洄瀾文教基金會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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