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30. 歷史的對話


  英國史學家卡耳(E. H. Carr)在《歷史論集》(What is History)一書中,開宗明義說道:「歷史是今人與古人心靈永不休止的對話。」說明了歷史這門學科中的兩項要素,一是今人,一是古人,歷史云者,就是透過今人心靈的思考,將古人遺留下來的史料重為釐析,加以解釋,所以另一位英國史家柯林吾(R. G. Colling Wood)才會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而太史公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欲就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些史學界熟習的箴言,無非是把古代的歷史和今天的人事結合,放到一塊兒來看,用以瞭解其間的因果關係。而歷史惟一不變的通則可能就是「變」,而如何弄通這些「古今之變」乃是史學家的首要之務。

  長久以來,歷史是一科常為人所誤解的學問。猶憶筆者初入歷史系就讀時,每當有人問到念甚麼系時,答曰歷史系,對方最常有的表情是楞了一下,然後若有所悟地說:「就是考古呀!」筆者惟莞爾一笑。直至今日,事實上仍有許多人是將歷史與考古混在一塊的。甚而以為在科學如此昌明的時代,還費心去讀那些舊東西,翻那些老古董,研究那些亦不知是否存在的三皇五帝幹甚麼?豈非如王大娘的裹腳步——又臭又長。

  事實上,歷史不是古代,亦不僅僅是陳年往事。雖然因果律以經是陳說舊調,但在我們面對的問題時,仍然非常有效的。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迭替乃是歷史與人事進行的軌道。而歷史的因果律與佛家的因果循環乃有所異,佛學上的因果循環有一定的軌道,歷史的近程卻千變萬化,最不能預測。在一九五○到一九七○年之間,西方的漢學家習慣把中國歷史稱為「朝代循環」(Dynasity Cycle),認為中國的歷史就是一治一亂,這種治亂循環的理論支配了西方漢學家垂廿年。這和孟子所說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講的似乎是同一回事。但在一九七三年由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所主編的《中國:傳統與轉型》(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一書,對「朝代循環」的理論重新檢視,並做了許多修正。就此一理論言,歷史是否真的如此簡單?若是,則用單一之通則即可解釋,何需學習、研究歷史?事實上,史學所謂的因果律包含許多變數於其中,所以,歷史沒有如果,亦不會無中生有,因果率僅止於說明:在那樣的年代,有那樣的一群人,發生了那樣的事。

  歷史有趣之就在這裡,它本來最主要的功用是在所謂「歷史的教訓」,但是,歷史真的能夠給予我們教訓嗎?恐怕也不是如此簡單。如果我們在歷史事件發生之後,才來分析其原因,討論其因果關係,是否成為「後來的」先知先覺?或者俗諺所謂的「馬後砲」?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是在找尋那個「機」。所謂「機」係指事情尚未發前決定性的那一刻,而後用以判斷未來的發展。例如「蘆溝橋事件」未發生以前,史家運用可靠的資料,研判這場衝突可能在何時何地發生?發生以後會產生何種結果?這才是真正歷史的功用。可是,這談何容易?所以,人類不斷重複過去的錯誤,歷史所能予人類的教訓便愈益微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德軍佔領了法國,有一位史學家布洛克(Mare Bloch),他是年鑑學派的要角之一,在納粹攻陷法國領土以後,乃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地下游擊隊擔任參謀。以一個大學教授的身份加入游擊隊,此種精神是值得後人感佩的。某個黃昏,布洛克所屬的游擊隊駐紮在一個小學,吃過晚飯以後,他和另一位參謀在操場散步,布洛克感慨地說:「沒想到人類在短短的廿年當中,連續犯了兩次可怕的錯誤。」此處所指「兩次可怕的錯誤」就是第一與第二次大戰。難怪他在《史家的技藝》(The Historian’s Craft)一書中要再三強調:「不瞭解現代即無以瞭解古代。」試究其實,古代與現代本是一柄劍的兩面鋒,缺一而不可。如果你祇活在古代的那一面(或現代的這一面),那麼,劍不成其為劍,而古代與現代在人類今天看來,遍不具有任何意義了。因此,當許多人誤解歷史研究是在死人身上找樂趣,甚至說歷史研究是「在死人身上玩詭計」,就不面於是浮淺之論了。無論如何,歷史研究基本上是站在「現代」這一個立足點來看人類「過去」所曾發生的事實,它不僅僅是「死」的過去,也是「活」的現代。也許有人會問:你研究的不是宋明理學、魏晉思想或東漢豪族嗎?但不可忽略的是:我們生活在二十世紀的八○年代,我們是用這個時代的知識經驗來瞭解人類的過去,這不正是古代與現代的交流嗎?易言之,也就是今人與古人心靈的對話。

  本乎此,一切歷史都是我們用現代眼光加以解釋的,所以不祇存在於古代,亦是立足於現代的驀然回首。更重要的,不管研究中國史也好,研究西洋史也好,我們都是從現代的角度加以思考。因此,我們的觀念裡的希臘城邦,魏晉莊園,宋明理學,文藝復興,都是用現代化的思想觀念加以組合貫通的。林語堂先生曾說:「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學歷史的人雖然不敢如此大言,但史學工作者所努力的,豈不正是古代與現代的對話,中西復宏通嗎?

                           原載《新生副刊》 198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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