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31. 人文心靈的探索


  近幾年,台灣民間運動勃興,其中聲勢最浩大的殆屬環境保育。從國家公園之規劃、關渡水鳥保護區的設定,到反公害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在顯示了民智開啟,環保意識高張的發展。從大的著眼點來看,環保意識的醒覺,為台灣經濟發展樹立了一座里程碑,因為必須有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以後,人民生活具有相當水平,環保運動方纔有其推行的可行。

  由民間發起的環保運動,到了一九八七年,落實為政府的正式機構。環保署的成立毋寧是環保意識提高之具體成果。目前,有關環保署的工作已由政府機構專責進行,其成效如何,有賴行政體系的推動,初非民間之力所可比擬。惟其主事者真正為這片土地盡心盡力,為我們的下一代保存一片淨土,是所馨香禱祝。

  然而,環保意識的高張,反公害運動的怒潮洶湧,有時亦不免太過。在反公害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鹿港反杜邦設廠,這也是其餘反公害運動的先驅典型。接著,後勁居民的反六輕事件,以及各地發起的反核四廠運動;一九八七年底台塑董事長王永慶與宜蘭縣長陳定南有關六輕設廠宜蘭的對話;在在顯至了高張的環保意識,發而為反公害運動,其事浸浸然莫之能馭。處此時代,筆者心中也不免懷疑,如此澎湃的反公害怒潮,是否也阻延了某種程度的工業發展;在邁向開發國家的腳步聲裡,我們是否有了相對的阻礙力量?筆者是環保運動的支持者,但對過度發展的反公害運動則不免憂心。尤其當反公害運動走向自力救濟的途徑時,更對行走於公權力與法律邊緣的群眾運動有所省思。反公害運動固為民智之醒覺,環保運動更顯示了國民知識程度的提高,但面對整個大的環境,面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否在從事這些運動時,仍需有其他條件的相輔相成?否則,徒然的環保、反公害運動如火如荼,惟增社會暴戾之氣而已,恐亦非環保運動者之所樂見。

  面對經濟發展與環保運動的對立,首先我們要諒解的是,任何地區、任何國家,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永遠次無法解決的兩難(Delimas)式,顧得環境保育,顧不了經濟發展,戮力於經濟發展,照顧不了環境保育,其所取捨惟孰輕孰重,乃是多少比率的問題,而不是有或沒有的問題。如何在環保與經濟發展的天平上放置砝碼,是一種高度智慧的抉擇。

  而在抉擇環保與經濟發展的砝碼時,人文心靈之追求亦不可或缺。

  人類生活在大自然的輪迴之中,四時迭替,百物生焉,因而,當我們破壞自然時,自然界也會反撲過來傷害我們,因而環保運動勢在必行。但不要忘了,推動環境保育工作的是人,人纔真正是整個運動的主角。如果祇見環保運動與反公害運動而不見人在其中。可能就祇是一些無章法的吶喊罷了。因此,在這些運動的過程當中,人文精神便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

  當此自然生態保育運動甚囂塵上之時,人文環境保育卻還未開始。自然生態的破壞固然對人體有所傷害,人文心靈的遭受破壞,更會使人類墜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試想:人類生存的空間,除了自然生態之外,人文環境尤其重要。孟子曾經提過人異於禽獸者幾稀的問題。千古以來,知識份子們所努力思考得便是人文心靈的探索,所以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人之間的關係,向來是中國歷代思想的重要議題,縱使在魏晉那樣的時代,名教與自然之爭,所論析的仍是人類心靈在世間禮法與自然天道之取捨,亦就是人在自然天道之間所處的地位;至若宋明心性之學,更向人之內心求,人內心的最深處乃為意根,由意根而心,誠意,正心,修身,是中國歷代知識份子內聖、外王的立足根本。易言之,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自然與天道之關係時,先是回到人的本位,在向內心索求,這是中國人文心靈的基本取向。因此,吾人今日面對環保運動的反省,首先要探討的就是人文環境的問題。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方帝國主義挾其強勢的堅船利砲肆意侵略中國,進而畫勢力範圍,強為瓜分,有心改革的知識份子於是重行思考中國文化之體用,從「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論」,到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論」,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對固有文化早失依恃,尤其五四時期部分不學無術者流,更舉起反儒學傳統的大蠹,誓言要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丟進茅坑裡;此一思潮,於今仍然,因此,在面對當代問題時,知識份子所思考的方向依舊惟西是尚,極少探索真正中國文化面對現實環境所需有的因應之道。於是,今日台灣所流行的龐克族、雅痞、單身貴族、新遊牧族,皆是西潮東來,而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反思的能力——甚或沒有任何反思的想法。即以環保運動、反公害運動而言,亦是西方思潮的產物。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環保與反公害運動皆可已有所取擷,轉為己用;然而,筆者更關切的是,如何推動當前的人文環保運動,這纔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值此資訊如此暢捷的時代,環保運動既可以自西徂東,人文心靈的探索亦可以東西交會,互放光芒,人文環境的保護運動,此其時矣!

  近幾年,台灣民間運動勃興,其中聲勢最浩大的殆屬環境保育。從國家公園之規劃、關渡水鳥保護區的設定,到反公害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在顯示了民智開啟,環保意識高張的發展。從大的著眼點來看,環保意識的醒覺,為台灣經濟發展樹立了一座里程碑,因為必須有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以後,人民生活具有相當水平,環保運動方纔有其推行的可行。

  由民間發起的環保運動,到了一九八七年,落實為政府的正式機構。環保署的成立毋寧是環保意識提高之具體成果。目前,有關環保署的工作已由政府機構專責進行,其成效如何,有賴行政體系的推動,初非民間之力所可比擬。惟其主事者真正為這片土地盡心盡力,為我們的下一代保存一片淨土,是所馨香禱祝。

  然而,環保意識的高張,反公害運動的怒潮洶湧,有時亦不免太過。在反公害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鹿港反杜邦設廠,這也是其餘反公害運動的先驅典型。接著,後勁居民的反六輕事件,以及各地發起的反核四廠運動;一九八七年底台塑董事長王永慶與宜蘭縣長陳定南有關六輕設廠宜蘭的對話;在在顯至了高張的環保意識,發而為反公害運動,其事浸浸然莫之能馭。處此時代,筆者心中也不免懷疑,如此澎湃的反公害怒潮,是否也阻延了某種程度的工業發展;在邁向開發國家的腳步聲裡,我們是否有了相對的阻礙力量?筆者是環保運動的支持者,但對過度發展的反公害運動則不免憂心。尤其當反公害運動走向自力救濟的途徑時,更對行走於公權力與法律邊緣的群眾運動有所省思。反公害運動固為民智之醒覺,環保運動更顯示了國民知識程度的提高,但面對整個大的環境,面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否在從事這些運動時,仍需有其他條件的相輔相成?否則,徒然的環保、反公害運動如火如荼,惟增社會暴戾之氣而已,恐亦非環保運動者之所樂見。

  面對經濟發展與環保運動的對立,首先我們要諒解的是,任何地區、任何國家,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永遠次無法解決的兩難(Delimas)式,顧得環境保育,顧不了經濟發展,戮力於經濟發展,照顧不了環境保育,其所取捨惟孰輕孰重,乃是多少比率的問題,而不是有或沒有的問題。如何在環保與經濟發展的天平上放置砝碼,是一種高度智慧的抉擇。

  而在抉擇環保與經濟發展的砝碼時,人文心靈之追求亦不可或缺。

  人類生活在大自然的輪迴之中,四時迭替,百物生焉,因而,當我們破壞自然時,自然界也會反撲過來傷害我們,因而環保運動勢在必行。但不要忘了,推動環境保育工作的是人,人纔真正是整個運動的主角。如果祇見環保運動與反公害運動而不見人在其中。可能就祇是一些無章法的吶喊罷了。因此,在這些運動的過程當中,人文精神便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

  當此自然生態保育運動甚囂塵上之時,人文環境保育卻還未開始。自然生態的破壞固然對人體有所傷害,人文心靈的遭受破壞,更會使人類墜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試想:人類生存的空間,除了自然生態之外,人文環境尤其重要。孟子曾經提過人異於禽獸者幾稀的問題。千古以來,知識份子們所努力思考得便是人文心靈的探索,所以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人之間的關係,向來是中國歷代思想的重要議題,縱使在魏晉那樣的時代,名教與自然之爭,所論析的仍是人類心靈在世間禮法與自然天道之取捨,亦就是人在自然天道之間所處的地位;至若宋明心性之學,更向人之內心求,人內心的最深處乃為意根,由意根而心,誠意,正心,修身,是中國歷代知識份子內聖、外王的立足根本。易言之,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自然與天道之關係時,先是回到人的本位,在向內心索求,這是中國人文心靈的基本取向。因此,吾人今日面對環保運動的反省,首先要探討的就是人文環境的問題。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方帝國主義挾其強勢的堅船利砲肆意侵略中國,進而畫勢力範圍,強為瓜分,有心改革的知識份子於是重行思考中國文化之體用,從「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論」,到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論」,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對固有文化早失依恃,尤其五四時期部分不學無術者流,更舉起反儒學傳統的大蠹,誓言要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丟進茅坑裡;此一思潮,於今仍然,因此,在面對當代問題時,知識份子所思考的方向依舊惟西是尚,極少探索真正中國文化面對現實環境所需有的因應之道。於是,今日台灣所流行的龐克族、雅痞、單身貴族、新遊牧族,皆是西潮東來,而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反思的能力——甚或沒有任何反思的想法。即以環保運動、反公害運動而言,亦是西方思潮的產物。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環保與反公害運動皆可已有所取擷,轉為己用;然而,筆者更關切的是,如何推動當前的人文環保運動,這纔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值此資訊如此暢捷的時代,環保運動既可以自西徂東,人文心靈的探索亦可以東西交會,互放光芒,人文環境的保護運動,此其時矣!

  原載《新生副刊》 1988/02/29  近幾年,台灣民間運動勃興,其中聲勢最浩大的殆屬環境保育。從國家公園之規劃、關渡水鳥保護區的設定,到反公害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在顯示了民智開啟,環保意識高張的發展。從大的著眼點來看,環保意識的醒覺,為台灣經濟發展樹立了一座里程碑,因為必須有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以後,人民生活具有相當水平,環保運動方纔有其推行的可行。

  由民間發起的環保運動,到了一九八七年,落實為政府的正式機構。環保署的成立毋寧是環保意識提高之具體成果。目前,有關環保署的工作已由政府機構專責進行,其成效如何,有賴行政體系的推動,初非民間之力所可比擬。惟其主事者真正為這片土地盡心盡力,為我們的下一代保存一片淨土,是所馨香禱祝。

  然而,環保意識的高張,反公害運動的怒潮洶湧,有時亦不免太過。在反公害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鹿港反杜邦設廠,這也是其餘反公害運動的先驅典型。接著,後勁居民的反六輕事件,以及各地發起的反核四廠運動;一九八七年底台塑董事長王永慶與宜蘭縣長陳定南有關六輕設廠宜蘭的對話;在在顯至了高張的環保意識,發而為反公害運動,其事浸浸然莫之能馭。處此時代,筆者心中也不免懷疑,如此澎湃的反公害怒潮,是否也阻延了某種程度的工業發展;在邁向開發國家的腳步聲裡,我們是否有了相對的阻礙力量?筆者是環保運動的支持者,但對過度發展的反公害運動則不免憂心。尤其當反公害運動走向自力救濟的途徑時,更對行走於公權力與法律邊緣的群眾運動有所省思。反公害運動固為民智之醒覺,環保運動更顯示了國民知識程度的提高,但面對整個大的環境,面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否在從事這些運動時,仍需有其他條件的相輔相成?否則,徒然的環保、反公害運動如火如荼,惟增社會暴戾之氣而已,恐亦非環保運動者之所樂見。

  面對經濟發展與環保運動的對立,首先我們要諒解的是,任何地區、任何國家,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永遠次無法解決的兩難(Delimas)式,顧得環境保育,顧不了經濟發展,戮力於經濟發展,照顧不了環境保育,其所取捨惟孰輕孰重,乃是多少比率的問題,而不是有或沒有的問題。如何在環保與經濟發展的天平上放置砝碼,是一種高度智慧的抉擇。

  而在抉擇環保與經濟發展的砝碼時,人文心靈之追求亦不可或缺。

  人類生活在大自然的輪迴之中,四時迭替,百物生焉,因而,當我們破壞自然時,自然界也會反撲過來傷害我們,因而環保運動勢在必行。但不要忘了,推動環境保育工作的是人,人纔真正是整個運動的主角。如果祇見環保運動與反公害運動而不見人在其中。可能就祇是一些無章法的吶喊罷了。因此,在這些運動的過程當中,人文精神便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

  當此自然生態保育運動甚囂塵上之時,人文環境保育卻還未開始。自然生態的破壞固然對人體有所傷害,人文心靈的遭受破壞,更會使人類墜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試想:人類生存的空間,除了自然生態之外,人文環境尤其重要。孟子曾經提過人異於禽獸者幾稀的問題。千古以來,知識份子們所努力思考得便是人文心靈的探索,所以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人之間的關係,向來是中國歷代思想的重要議題,縱使在魏晉那樣的時代,名教與自然之爭,所論析的仍是人類心靈在世間禮法與自然天道之取捨,亦就是人在自然天道之間所處的地位;至若宋明心性之學,更向人之內心求,人內心的最深處乃為意根,由意根而心,誠意,正心,修身,是中國歷代知識份子內聖、外王的立足根本。易言之,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自然與天道之關係時,先是回到人的本位,在向內心索求,這是中國人文心靈的基本取向。因此,吾人今日面對環保運動的反省,首先要探討的就是人文環境的問題。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方帝國主義挾其強勢的堅船利砲肆意侵略中國,進而畫勢力範圍,強為瓜分,有心改革的知識份子於是重行思考中國文化之體用,從「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論」,到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論」,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對固有文化早失依恃,尤其五四時期部分不學無術者流,更舉起反儒學傳統的大蠹,誓言要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丟進茅坑裡;此一思潮,於今仍然,因此,在面對當代問題時,知識份子所思考的方向依舊惟西是尚,極少探索真正中國文化面對現實環境所需有的因應之道。於是,今日台灣所流行的龐克族、雅痞、單身貴族、新遊牧族,皆是西潮東來,而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反思的能力——甚或沒有任何反思的想法。即以環保運動、反公害運動而言,亦是西方思潮的產物。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環保與反公害運動皆可已有所取擷,轉為己用;然而,筆者更關切的是,如何推動當前的人文環保運動,這纔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值此資訊如此暢捷的時代,環保運動既可以自西徂東,人文心靈的探索亦可以東西交會,互放光芒,人文環境的保護運動,此其時矣!

  原載《新生副刊》 1988/02/29   近幾年,台灣民間運動勃興,其中聲勢最浩大的殆屬環境保育。從國家公園之規劃、關渡水鳥保護區的設定,到反公害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在顯示了民智開啟,環保意識高張的發展。從大的著眼點來看,環保意識的醒覺,為台灣經濟發展樹立了一座里程碑,因為必須有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以後,人民生活具有相當水平,環保運動方纔有其推行的可行。

  由民間發起的環保運動,到了一九八七年,落實為政府的正式機構。環保署的成立毋寧是環保意識提高之具體成果。目前,有關環保署的工作已由政府機構專責進行,其成效如何,有賴行政體系的推動,初非民間之力所可比擬。惟其主事者真正為這片土地盡心盡力,為我們的下一代保存一片淨土,是所馨香禱祝。

  然而,環保意識的高張,反公害運動的怒潮洶湧,有時亦不免太過。在反公害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鹿港反杜邦設廠,這也是其餘反公害運動的先驅典型。接著,後勁居民的反六輕事件,以及各地發起的反核四廠運動;一九八七年底台塑董事長王永慶與宜蘭縣長陳定南有關六輕設廠宜蘭的對話;在在顯至了高張的環保意識,發而為反公害運動,其事浸浸然莫之能馭。處此時代,筆者心中也不免懷疑,如此澎湃的反公害怒潮,是否也阻延了某種程度的工業發展;在邁向開發國家的腳步聲裡,我們是否有了相對的阻礙力量?筆者是環保運動的支持者,但對過度發展的反公害運動則不免憂心。尤其當反公害運動走向自力救濟的途徑時,更對行走於公權力與法律邊緣的群眾運動有所省思。反公害運動固為民智之醒覺,環保運動更顯示了國民知識程度的提高,但面對整個大的環境,面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否在從事這些運動時,仍需有其他條件的相輔相成?否則,徒然的環保、反公害運動如火如荼,惟增社會暴戾之氣而已,恐亦非環保運動者之所樂見。

  面對經濟發展與環保運動的對立,首先我們要諒解的是,任何地區、任何國家,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永遠次無法解決的兩難(Delimas)式,顧得環境保育,顧不了經濟發展,戮力於經濟發展,照顧不了環境保育,其所取捨惟孰輕孰重,乃是多少比率的問題,而不是有或沒有的問題。如何在環保與經濟發展的天平上放置砝碼,是一種高度智慧的抉擇。

  而在抉擇環保與經濟發展的砝碼時,人文心靈之追求亦不可或缺。

  人類生活在大自然的輪迴之中,四時迭替,百物生焉,因而,當我們破壞自然時,自然界也會反撲過來傷害我們,因而環保運動勢在必行。但不要忘了,推動環境保育工作的是人,人纔真正是整個運動的主角。如果祇見環保運動與反公害運動而不見人在其中。可能就祇是一些無章法的吶喊罷了。因此,在這些運動的過程當中,人文精神便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

  當此自然生態保育運動甚囂塵上之時,人文環境保育卻還未開始。自然生態的破壞固然對人體有所傷害,人文心靈的遭受破壞,更會使人類墜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試想:人類生存的空間,除了自然生態之外,人文環境尤其重要。孟子曾經提過人異於禽獸者幾稀的問題。千古以來,知識份子們所努力思考得便是人文心靈的探索,所以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人之間的關係,向來是中國歷代思想的重要議題,縱使在魏晉那樣的時代,名教與自然之爭,所論析的仍是人類心靈在世間禮法與自然天道之取捨,亦就是人在自然天道之間所處的地位;至若宋明心性之學,更向人之內心求,人內心的最深處乃為意根,由意根而心,誠意,正心,修身,是中國歷代知識份子內聖、外王的立足根本。易言之,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自然與天道之關係時,先是回到人的本位,在向內心索求,這是中國人文心靈的基本取向。因此,吾人今日面對環保運動的反省,首先要探討的就是人文環境的問題。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方帝國主義挾其強勢的堅船利砲肆意侵略中國,進而畫勢力範圍,強為瓜分,有心改革的知識份子於是重行思考中國文化之體用,從「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論」,到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論」,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對固有文化早失依恃,尤其五四時期部分不學無術者流,更舉起反儒學傳統的大蠹,誓言要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丟進茅坑裡;此一思潮,於今仍然,因此,在面對當代問題時,知識份子所思考的方向依舊惟西是尚,極少探索真正中國文化面對現實環境所需有的因應之道。於是,今日台灣所流行的龐克族、雅痞、單身貴族、新遊牧族,皆是西潮東來,而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反思的能力——甚或沒有任何反思的想法。即以環保運動、反公害運動而言,亦是西方思潮的產物。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環保與反公害運動皆可已有所取擷,轉為己用;然而,筆者更關切的是,如何推動當前的人文環保運動,這纔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值此資訊如此暢捷的時代,環保運動既可以自西徂東,人文心靈的探索亦可以東西交會,互放光芒,人文環境的保護運動,此其時矣!

  原載《新生副刊》 1988/02/29   近幾年,台灣民間運動勃興,其中聲勢最浩大的殆屬環境保育。從國家公園之規劃、關渡水鳥保護區的設定,到反公害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在顯示了民智開啟,環保意識高張的發展。從大的著眼點來看,環保意識的醒覺,為台灣經濟發展樹立了一座里程碑,因為必須有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以後,人民生活具有相當水平,環保運動方纔有其推行的可行。

  由民間發起的環保運動,到了一九八七年,落實為政府的正式機構。環保署的成立毋寧是環保意識提高之具體成果。目前,有關環保署的工作已由政府機構專責進行,其成效如何,有賴行政體系的推動,初非民間之力所可比擬。惟其主事者真正為這片土地盡心盡力,為我們的下一代保存一片淨土,是所馨香禱祝。

  然而,環保意識的高張,反公害運動的怒潮洶湧,有時亦不免太過。在反公害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鹿港反杜邦設廠,這也是其餘反公害運動的先驅典型。接著,後勁居民的反六輕事件,以及各地發起的反核四廠運動;一九八七年底台塑董事長王永慶與宜蘭縣長陳定南有關六輕設廠宜蘭的對話;在在顯至了高張的環保意識,發而為反公害運動,其事浸浸然莫之能馭。處此時代,筆者心中也不免懷疑,如此澎湃的反公害怒潮,是否也阻延了某種程度的工業發展;在邁向開發國家的腳步聲裡,我們是否有了相對的阻礙力量?筆者是環保運動的支持者,但對過度發展的反公害運動則不免憂心。尤其當反公害運動走向自力救濟的途徑時,更對行走於公權力與法律邊緣的群眾運動有所省思。反公害運動固為民智之醒覺,環保運動更顯示了國民知識程度的提高,但面對整個大的環境,面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否在從事這些運動時,仍需有其他條件的相輔相成?否則,徒然的環保、反公害運動如火如荼,惟增社會暴戾之氣而已,恐亦非環保運動者之所樂見。

  面對經濟發展與環保運動的對立,首先我們要諒解的是,任何地區、任何國家,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永遠次無法解決的兩難(Delimas)式,顧得環境保育,顧不了經濟發展,戮力於經濟發展,照顧不了環境保育,其所取捨惟孰輕孰重,乃是多少比率的問題,而不是有或沒有的問題。如何在環保與經濟發展的天平上放置砝碼,是一種高度智慧的抉擇。

  而在抉擇環保與經濟發展的砝碼時,人文心靈之追求亦不可或缺。

  人類生活在大自然的輪迴之中,四時迭替,百物生焉,因而,當我們破壞自然時,自然界也會反撲過來傷害我們,因而環保運動勢在必行。但不要忘了,推動環境保育工作的是人,人纔真正是整個運動的主角。如果祇見環保運動與反公害運動而不見人在其中。可能就祇是一些無章法的吶喊罷了。因此,在這些運動的過程當中,人文精神便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

  當此自然生態保育運動甚囂塵上之時,人文環境保育卻還未開始。自然生態的破壞固然對人體有所傷害,人文心靈的遭受破壞,更會使人類墜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試想:人類生存的空間,除了自然生態之外,人文環境尤其重要。孟子曾經提過人異於禽獸者幾稀的問題。千古以來,知識份子們所努力思考得便是人文心靈的探索,所以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人之間的關係,向來是中國歷代思想的重要議題,縱使在魏晉那樣的時代,名教與自然之爭,所論析的仍是人類心靈在世間禮法與自然天道之取捨,亦就是人在自然天道之間所處的地位;至若宋明心性之學,更向人之內心求,人內心的最深處乃為意根,由意根而心,誠意,正心,修身,是中國歷代知識份子內聖、外王的立足根本。易言之,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自然與天道之關係時,先是回到人的本位,在向內心索求,這是中國人文心靈的基本取向。因此,吾人今日面對環保運動的反省,首先要探討的就是人文環境的問題。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方帝國主義挾其強勢的堅船利砲肆意侵略中國,進而畫勢力範圍,強為瓜分,有心改革的知識份子於是重行思考中國文化之體用,從「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論」,到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論」,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對固有文化早失依恃,尤其五四時期部分不學無術者流,更舉起反儒學傳統的大蠹,誓言要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丟進茅坑裡;此一思潮,於今仍然,因此,在面對當代問題時,知識份子所思考的方向依舊惟西是尚,極少探索真正中國文化面對現實環境所需有的因應之道。於是,今日台灣所流行的龐克族、雅痞、單身貴族、新遊牧族,皆是西潮東來,而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反思的能力——甚或沒有任何反思的想法。即以環保運動、反公害運動而言,亦是西方思潮的產物。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環保與反公害運動皆可已有所取擷,轉為己用;然而,筆者更關切的是,如何推動當前的人文環保運動,這纔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值此資訊如此暢捷的時代,環保運動既可以自西徂東,人文心靈的探索亦可以東西交會,互放光芒,人文環境的保護運動,此其時矣!

  原載《新生副刊》 1988/02/29   近幾年,台灣民間運動勃興,其中聲勢最浩大的殆屬環境保育。從國家公園之規劃、關渡水鳥保護區的設定,到反公害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在顯示了民智開啟,環保意識高張的發展。從大的著眼點來看,環保意識的醒覺,為台灣經濟發展樹立了一座里程碑,因為必須有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以後,人民生活具有相當水平,環保運動方纔有其推行的可行。

  由民間發起的環保運動,到了一九八七年,落實為政府的正式機構。環保署的成立毋寧是環保意識提高之具體成果。目前,有關環保署的工作已由政府機構專責進行,其成效如何,有賴行政體系的推動,初非民間之力所可比擬。惟其主事者真正為這片土地盡心盡力,為我們的下一代保存一片淨土,是所馨香禱祝。

  然而,環保意識的高張,反公害運動的怒潮洶湧,有時亦不免太過。在反公害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鹿港反杜邦設廠,這也是其餘反公害運動的先驅典型。接著,後勁居民的反六輕事件,以及各地發起的反核四廠運動;一九八七年底台塑董事長王永慶與宜蘭縣長陳定南有關六輕設廠宜蘭的對話;在在顯至了高張的環保意識,發而為反公害運動,其事浸浸然莫之能馭。處此時代,筆者心中也不免懷疑,如此澎湃的反公害怒潮,是否也阻延了某種程度的工業發展;在邁向開發國家的腳步聲裡,我們是否有了相對的阻礙力量?筆者是環保運動的支持者,但對過度發展的反公害運動則不免憂心。尤其當反公害運動走向自力救濟的途徑時,更對行走於公權力與法律邊緣的群眾運動有所省思。反公害運動固為民智之醒覺,環保運動更顯示了國民知識程度的提高,但面對整個大的環境,面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否在從事這些運動時,仍需有其他條件的相輔相成?否則,徒然的環保、反公害運動如火如荼,惟增社會暴戾之氣而已,恐亦非環保運動者之所樂見。

  面對經濟發展與環保運動的對立,首先我們要諒解的是,任何地區、任何國家,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永遠次無法解決的兩難(Delimas)式,顧得環境保育,顧不了經濟發展,戮力於經濟發展,照顧不了環境保育,其所取捨惟孰輕孰重,乃是多少比率的問題,而不是有或沒有的問題。如何在環保與經濟發展的天平上放置砝碼,是一種高度智慧的抉擇。

  而在抉擇環保與經濟發展的砝碼時,人文心靈之追求亦不可或缺。

  人類生活在大自然的輪迴之中,四時迭替,百物生焉,因而,當我們破壞自然時,自然界也會反撲過來傷害我們,因而環保運動勢在必行。但不要忘了,推動環境保育工作的是人,人纔真正是整個運動的主角。如果祇見環保運動與反公害運動而不見人在其中。可能就祇是一些無章法的吶喊罷了。因此,在這些運動的過程當中,人文精神便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

  當此自然生態保育運動甚囂塵上之時,人文環境保育卻還未開始。自然生態的破壞固然對人體有所傷害,人文心靈的遭受破壞,更會使人類墜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試想:人類生存的空間,除了自然生態之外,人文環境尤其重要。孟子曾經提過人異於禽獸者幾稀的問題。千古以來,知識份子們所努力思考得便是人文心靈的探索,所以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人之間的關係,向來是中國歷代思想的重要議題,縱使在魏晉那樣的時代,名教與自然之爭,所論析的仍是人類心靈在世間禮法與自然天道之取捨,亦就是人在自然天道之間所處的地位;至若宋明心性之學,更向人之內心求,人內心的最深處乃為意根,由意根而心,誠意,正心,修身,是中國歷代知識份子內聖、外王的立足根本。易言之,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自然與天道之關係時,先是回到人的本位,在向內心索求,這是中國人文心靈的基本取向。因此,吾人今日面對環保運動的反省,首先要探討的就是人文環境的問題。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方帝國主義挾其強勢的堅船利砲肆意侵略中國,進而畫勢力範圍,強為瓜分,有心改革的知識份子於是重行思考中國文化之體用,從「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論」,到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論」,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對固有文化早失依恃,尤其五四時期部分不學無術者流,更舉起反儒學傳統的大蠹,誓言要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丟進茅坑裡;此一思潮,於今仍然,因此,在面對當代問題時,知識份子所思考的方向依舊惟西是尚,極少探索真正中國文化面對現實環境所需有的因應之道。於是,今日台灣所流行的龐克族、雅痞、單身貴族、新遊牧族,皆是西潮東來,而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反思的能力——甚或沒有任何反思的想法。即以環保運動、反公害運動而言,亦是西方思潮的產物。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環保與反公害運動皆可已有所取擷,轉為己用;然而,筆者更關切的是,如何推動當前的人文環保運動,這纔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值此資訊如此暢捷的時代,環保運動既可以自西徂東,人文心靈的探索亦可以東西交會,互放光芒,人文環境的保護運動,此其時矣!

  原載《新生副刊》 1988/02/29   近幾年,台灣民間運動勃興,其中聲勢最浩大的殆屬環境保育。從國家公園之規劃、關渡水鳥保護區的設定,到反公害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在顯示了民智開啟,環保意識高張的發展。從大的著眼點來看,環保意識的醒覺,為台灣經濟發展樹立了一座里程碑,因為必須有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以後,人民生活具有相當水平,環保運動方纔有其推行的可行。

  由民間發起的環保運動,到了一九八七年,落實為政府的正式機構。環保署的成立毋寧是環保意識提高之具體成果。目前,有關環保署的工作已由政府機構專責進行,其成效如何,有賴行政體系的推動,初非民間之力所可比擬。惟其主事者真正為這片土地盡心盡力,為我們的下一代保存一片淨土,是所馨香禱祝。

  然而,環保意識的高張,反公害運動的怒潮洶湧,有時亦不免太過。在反公害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鹿港反杜邦設廠,這也是其餘反公害運動的先驅典型。接著,後勁居民的反六輕事件,以及各地發起的反核四廠運動;一九八七年底台塑董事長王永慶與宜蘭縣長陳定南有關六輕設廠宜蘭的對話;在在顯至了高張的環保意識,發而為反公害運動,其事浸浸然莫之能馭。處此時代,筆者心中也不免懷疑,如此澎湃的反公害怒潮,是否也阻延了某種程度的工業發展;在邁向開發國家的腳步聲裡,我們是否有了相對的阻礙力量?筆者是環保運動的支持者,但對過度發展的反公害運動則不免憂心。尤其當反公害運動走向自力救濟的途徑時,更對行走於公權力與法律邊緣的群眾運動有所省思。反公害運動固為民智之醒覺,環保運動更顯示了國民知識程度的提高,但面對整個大的環境,面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否在從事這些運動時,仍需有其他條件的相輔相成?否則,徒然的環保、反公害運動如火如荼,惟增社會暴戾之氣而已,恐亦非環保運動者之所樂見。

  面對經濟發展與環保運動的對立,首先我們要諒解的是,任何地區、任何國家,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永遠次無法解決的兩難(Delimas)式,顧得環境保育,顧不了經濟發展,戮力於經濟發展,照顧不了環境保育,其所取捨惟孰輕孰重,乃是多少比率的問題,而不是有或沒有的問題。如何在環保與經濟發展的天平上放置砝碼,是一種高度智慧的抉擇。

  而在抉擇環保與經濟發展的砝碼時,人文心靈之追求亦不可或缺。

  人類生活在大自然的輪迴之中,四時迭替,百物生焉,因而,當我們破壞自然時,自然界也會反撲過來傷害我們,因而環保運動勢在必行。但不要忘了,推動環境保育工作的是人,人纔真正是整個運動的主角。如果祇見環保運動與反公害運動而不見人在其中。可能就祇是一些無章法的吶喊罷了。因此,在這些運動的過程當中,人文精神便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

  當此自然生態保育運動甚囂塵上之時,人文環境保育卻還未開始。自然生態的破壞固然對人體有所傷害,人文心靈的遭受破壞,更會使人類墜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試想:人類生存的空間,除了自然生態之外,人文環境尤其重要。孟子曾經提過人異於禽獸者幾稀的問題。千古以來,知識份子們所努力思考得便是人文心靈的探索,所以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人之間的關係,向來是中國歷代思想的重要議題,縱使在魏晉那樣的時代,名教與自然之爭,所論析的仍是人類心靈在世間禮法與自然天道之取捨,亦就是人在自然天道之間所處的地位;至若宋明心性之學,更向人之內心求,人內心的最深處乃為意根,由意根而心,誠意,正心,修身,是中國歷代知識份子內聖、外王的立足根本。易言之,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自然與天道之關係時,先是回到人的本位,在向內心索求,這是中國人文心靈的基本取向。因此,吾人今日面對環保運動的反省,首先要探討的就是人文環境的問題。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方帝國主義挾其強勢的堅船利砲肆意侵略中國,進而畫勢力範圍,強為瓜分,有心改革的知識份子於是重行思考中國文化之體用,從「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論」,到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論」,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對固有文化早失依恃,尤其五四時期部分不學無術者流,更舉起反儒學傳統的大蠹,誓言要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丟進茅坑裡;此一思潮,於今仍然,因此,在面對當代問題時,知識份子所思考的方向依舊惟西是尚,極少探索真正中國文化面對現實環境所需有的因應之道。於是,今日台灣所流行的龐克族、雅痞、單身貴族、新遊牧族,皆是西潮東來,而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反思的能力——甚或沒有任何反思的想法。即以環保運動、反公害運動而言,亦是西方思潮的產物。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環保與反公害運動皆可已有所取擷,轉為己用;然而,筆者更關切的是,如何推動當前的人文環保運動,這纔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值此資訊如此暢捷的時代,環保運動既可以自西徂東,人文心靈的探索亦可以東西交會,互放光芒,人文環境的保護運動,此其時矣!

  原載《新生副刊》 1988/02/29   近幾年,台灣民間運動勃興,其中聲勢最浩大的殆屬環境保育。從國家公園之規劃、關渡水鳥保護區的設定,到反公害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在顯示了民智開啟,環保意識高張的發展。從大的著眼點來看,環保意識的醒覺,為台灣經濟發展樹立了一座里程碑,因為必須有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以後,人民生活具有相當水平,環保運動方纔有其推行的可行。

  由民間發起的環保運動,到了一九八七年,落實為政府的正式機構。環保署的成立毋寧是環保意識提高之具體成果。目前,有關環保署的工作已由政府機構專責進行,其成效如何,有賴行政體系的推動,初非民間之力所可比擬。惟其主事者真正為這片土地盡心盡力,為我們的下一代保存一片淨土,是所馨香禱祝。

  然而,環保意識的高張,反公害運動的怒潮洶湧,有時亦不免太過。在反公害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鹿港反杜邦設廠,這也是其餘反公害運動的先驅典型。接著,後勁居民的反六輕事件,以及各地發起的反核四廠運動;一九八七年底台塑董事長王永慶與宜蘭縣長陳定南有關六輕設廠宜蘭的對話;在在顯至了高張的環保意識,發而為反公害運動,其事浸浸然莫之能馭。處此時代,筆者心中也不免懷疑,如此澎湃的反公害怒潮,是否也阻延了某種程度的工業發展;在邁向開發國家的腳步聲裡,我們是否有了相對的阻礙力量?筆者是環保運動的支持者,但對過度發展的反公害運動則不免憂心。尤其當反公害運動走向自力救濟的途徑時,更對行走於公權力與法律邊緣的群眾運動有所省思。反公害運動固為民智之醒覺,環保運動更顯示了國民知識程度的提高,但面對整個大的環境,面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否在從事這些運動時,仍需有其他條件的相輔相成?否則,徒然的環保、反公害運動如火如荼,惟增社會暴戾之氣而已,恐亦非環保運動者之所樂見。

  面對經濟發展與環保運動的對立,首先我們要諒解的是,任何地區、任何國家,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永遠次無法解決的兩難(Delimas)式,顧得環境保育,顧不了經濟發展,戮力於經濟發展,照顧不了環境保育,其所取捨惟孰輕孰重,乃是多少比率的問題,而不是有或沒有的問題。如何在環保與經濟發展的天平上放置砝碼,是一種高度智慧的抉擇。

  而在抉擇環保與經濟發展的砝碼時,人文心靈之追求亦不可或缺。

  人類生活在大自然的輪迴之中,四時迭替,百物生焉,因而,當我們破壞自然時,自然界也會反撲過來傷害我們,因而環保運動勢在必行。但不要忘了,推動環境保育工作的是人,人纔真正是整個運動的主角。如果祇見環保運動與反公害運動而不見人在其中。可能就祇是一些無章法的吶喊罷了。因此,在這些運動的過程當中,人文精神便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

  當此自然生態保育運動甚囂塵上之時,人文環境保育卻還未開始。自然生態的破壞固然對人體有所傷害,人文心靈的遭受破壞,更會使人類墜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試想:人類生存的空間,除了自然生態之外,人文環境尤其重要。孟子曾經提過人異於禽獸者幾稀的問題。千古以來,知識份子們所努力思考得便是人文心靈的探索,所以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人之間的關係,向來是中國歷代思想的重要議題,縱使在魏晉那樣的時代,名教與自然之爭,所論析的仍是人類心靈在世間禮法與自然天道之取捨,亦就是人在自然天道之間所處的地位;至若宋明心性之學,更向人之內心求,人內心的最深處乃為意根,由意根而心,誠意,正心,修身,是中國歷代知識份子內聖、外王的立足根本。易言之,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自然與天道之關係時,先是回到人的本位,在向內心索求,這是中國人文心靈的基本取向。因此,吾人今日面對環保運動的反省,首先要探討的就是人文環境的問題。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方帝國主義挾其強勢的堅船利砲肆意侵略中國,進而畫勢力範圍,強為瓜分,有心改革的知識份子於是重行思考中國文化之體用,從「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論」,到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論」,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對固有文化早失依恃,尤其五四時期部分不學無術者流,更舉起反儒學傳統的大蠹,誓言要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丟進茅坑裡;此一思潮,於今仍然,因此,在面對當代問題時,知識份子所思考的方向依舊惟西是尚,極少探索真正中國文化面對現實環境所需有的因應之道。於是,今日台灣所流行的龐克族、雅痞、單身貴族、新遊牧族,皆是西潮東來,而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反思的能力——甚或沒有任何反思的想法。即以環保運動、反公害運動而言,亦是西方思潮的產物。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環保與反公害運動皆可已有所取擷,轉為己用;然而,筆者更關切的是,如何推動當前的人文環保運動,這纔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值此資訊如此暢捷的時代,環保運動既可以自西徂東,人文心靈的探索亦可以東西交會,互放光芒,人文環境的保護運動,此其時矣!

                           原載《新生副刊》 1988/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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