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34. 自然與健康


  自然與名教是魏晉思潮的糾結,崇尚自然者唾棄名教,維護名教者則略不敢逆自然之風尚。以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歷程而言,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是思想史的第一個高峰。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由於東漢的講究氣節,過份提倡名教,使得士人不得不向天道與自然找出路。簡單的說,當東漢的名教,氣節走到了高峰,知識份子要找尋一個思想的出路,於是轉向天道與自然,而天道與自然的追求又剛好和道家思想不謀而合,所以,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世人歸回田園,練丹、練氣,希望藉此求得長生之道。雖然在思想上魏晉是一個以道家為主流的時代,其真義亦即崇尚自然。崇尚自然不僅止於田園之樂,也有率性而為的意思,亦即求人的解放。儒學與道家思想的折衝,使魏晉南北朝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二個高峰。

  這種自然與名教的折衝,歷千年而不止。因此,中國思想史上的人與天,人與自然,心性與天,心性與自然,就常常是思想家亟於釐清的問題。

  降至近代,西方的科學移植到中國來,以堅船利砲打開了長久的鎖國政策,使得中國這頭睡獅猛然驚醒,急於趕上西方。自十九世紀中葉以迄二十世紀,科學一直是中國的夢魘。而惟西是尚的風氣,更使得中國人養成一味崇洋的習性,到今日二十世紀接近九十年代,仍然以西方世界為唯一的標準。西方世界發展科學,我們也發展科學;西方世界發展工業促進經濟起飛,我們也發展工業促進經濟起飛。當西方世界大聲疾呼環境保育,我們也同樣高喊祇有一個地球。

  如果科學與民主是近代中國的隱痛,那麼,上一代學人像胡適、傅斯年、丁文江等一生大力疾呼的德先生與賽先生,便是西學輸入中國的主力。而如果環境保育是當代的潮流,那麼,這一代的環保呼籲者確實也盡了他們的社會責任。但是,當環境保育的呼聲甚囂塵上時,究竟我們做了些什麼?除了執筆為文和在座談會上大言炎炎,不免仍是空空的一把。

  就以七號公園來說罷!我們又看到了環境保育呼籲者的聲嘶力竭,大談公園內設體育館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話,此類事情根本毋須爭論云云。而提倡全民運動者的意見是:我們需要有一座符合世界水準的體育館。不知道一座世界水準的體育館和環境保育有什麼衝突?環境保育是為了保存自然環境,讓我們能活得健康、舒適;體育館也是為了能有一運動場地,促進市民的健康,二者豈非正好相輔相成?如果體育館建築會破壞七號公園的自然景觀,那麼,國父紀念館是否也影響了中山公園的草木林樹?如果體育館人潮會破壞七號公園的寧靜,那麼,國家劇院和國家音樂廳的人朝,是否也會破壞中正公園的寧靜?不知道七號公園真正的爭執是什麼?每個發表意見的人都振振有詞,彷彿真理是站在他那一邊,對手則是理屈的一方。試究其實,如果體育館使用面積不超過公園的百分之五,而且建築主體能與公園諧調規劃,形成公園與體育館相得益彰的結構,又有什麼可爭議的呢?

  崇尚自然是魏晉思想的取向,也是二十世紀末期的新瓶老酒,環保運動,歸回田園,都是對物質文明的一種反動,健康就是美,大地的健康,人的健康,都是我們努力追求的,體育館和環境保育正是一體的兩面,又何需呶呶不休?

  建體育館並不一定就破壞生態環境,提倡環保也不一定要將體育館置諸死地,以現代的建築藝術,建造一座與自然融合的體育館殊非難事,祇要建築物與公園總面積的比例符合標準,既顧及環境保育,又能有一世界標準的體育館,既尚自然之道,又能促進身體健康,何樂而不為?

                           原載《新生副刊》 198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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