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38. 評江政寬〈敘事史學的再思考〉


  主持人余文堂院長、論文發表人江政寬教授,在場的各位女士先生,承蒙會議主席林正珍理事長的盛情雅意,要我擔任江政寬教授〈敘事史學的再思考〉的評論,讓我有機會對敘事史學有進一步的認識,個人感到非常開心。

  江政寬教授近年從事當代史學的研究,不僅在翻譯方面成績斐然,在論著上亦引領風潮,是新一代歷史學者中的佼佼者。雖然我個人也做一點史學理論或方法論的研究,但對1980年代以後的歐美史學,並未能窺其堂奧,因此,在閱讀江政寬教授這篇論文時,可以說是帶著學習的心情。我很高興因著江政寛教授的論文,對敘述史學能有一個較全面的認識。所以,就評論者的腳色而言,今天我基本上所扮演不是砲手,手握機槍,右手食指拼命扣鈑機,而是一個和音天使。

  江政寛教授的論文分為四個部分:一、前言,二、敘事的復興,三、西方世界的敘事史學:以小歷史為例,四、中文世界的敘事史學。關於文章的內容,各位手上都有論文,江政寛教授剛剛也做了精要的報告,我這裡就不再重述了。

  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篇條理非常清晰的敘述史學發展史,從中西傳統史學到19世紀的西方史學發展,到1970年代以降歐美史學的主軸,作者都做了極佳的提要勾玄,對想了解敘述史學的人來說,是一篇很好的入門導引。雖然我認為這篇論文在書寫上,仍然屬於分析式的論文,而非敘述史學的文本形式。我想,這是非常弔詭的,一篇討論敘述史學的論文,無法用敘述史學的文本形式呈現,是否說明敘述史學在文本書寫上仍有他的侷限。希望我和江政寛教授開的小玩笑,不會構成音樂上的不和協音。

  江政寛教授在論文第四節中文世界的敘事史學,以盧建榮教授的《鐵面急先鋒》(盧建榮,《鐵面急先鋒》,台北:麥田出版,2004)為例,這是非常不容易的。長久以來,臺灣史學界在引述同行論文時,往往是站在負面批評的角度,鮮少有人推崇同行的著作(雖然並非完全沒有,而是不多),總是在文獻回顧或注腳中,指出別人研究之不足,我的研究如何突破前人的研究,像江政寛教授在論文中如此推崇同行的著作,我在閱讀時是相當感動的。

  敘述史學不論在東方或西方,都有其悠遠的傳統,中國史學從太史公司馬遷以降,一直維持極佳的敘述傳統。在西方近代史學輸入中國之前,大部分的傳統中國史學,可以說都維持了良好的敘事筆法。而且有許多史學家本身也是文學家,雖然劉知幾在《史通》中對魏晉史學過度重視翰藻,頗有微詞。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亦曾批評文人寫史,有若茅黃葦白,但史家優美的文筆,良好的敘事傳統,卻是一直維持著的。歐洲史學亦然,在Leopold von Ranke以前,從希羅多德以降,敘述史學一直是歐洲史學的傳統,直到Ranke以後,所謂科學派史學出現,才改變了這個傳統。

  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顯然受到Ranke史學深刻的影響,由傅斯年所主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般被視為繼承此傳統的代表,但事實上根據王汎森的研究,傅斯年藏書中完全沒有Ranke的著作,雖然在一分書單中,傅斯年曾有意購買Ranke全集,但後來似乎並未買成。關於這個問題,江政寛教授的論文指出,當時介紹到中國來的Ranke史學,其實已非當之顯學,但卻影響了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這個論點我個人覺得饒富興味。而因為江政寛教授的論文,引發了我個人的一些想法。以1920-1930年代而言,先引介到中國的其實是反Ranke史學的美國新史學,1920年何炳松應北大史學系主任朱希祖之請,開設“歷史研究法”課程,以魯賓遜《新史學》為教材,並用該書為“西洋史學原理”課的教材。何炳松曾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授課所用課本,多為哥倫比亞大學“新史學”派教授的著作,如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歐洲史綱》(An Outline of European History)、《現代歐洲史》(History of European, Our Own Time),詹姆士‧魯賓遜(James H. Robinson)《西歐史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可以看出由何炳松此時期的主要在於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新史學引介到中國。

  我曾開笑說,五四時期引介到中國的各種理論、方法,都是無系統的,撿到籃子都算菜。因此,反Ranke學派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史學先引進到中國,Ranke學派才由傅斯年於1926年引入中國。魯賓遜所主張的“新史學”特點有四:1.歷史的實用性:要求史學工作者注意那些與現實有關的史實,反映了美國進步史學的實用主義傾向。2.擴大歷史學的研究範圍,注意歷史上社會力量的發展,不能只研究一些偉大人物。3.加強與其他社會科學的聯繫,運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和預測歷史的發展。4.重申歷史學研究的客觀性,雖然“新史學”派的歷史學者並不認為歷史是一門不折不扣的科學(王晴佳,〈胡適與何松比較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 66;臺灣的史學工作者可能會發現,類似的論調在1970年代的臺灣史學界又重新呼籲了一次;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漢學研究通訊》,2. 2: 69-76;2. 3: 135- 145;杜正勝,〈發刊詞〉,《新史學》,1: 1(臺北,1990. 03): 1 -4)。

  這些主張事實上是美國“新史學”派對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學派的反動,亦即對19世紀以來科學派史學的反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反蘭克科學派的史學於1921年何炳松先引介到中國,而蘭克史學輸入中國則是1928年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事,雖然較早或可上溯至1926年傅斯年於廣州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Wang Fan-shen(王汎森),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93, 102-106)。

  關於傅斯年引介Ranke史學的事,我曾與王汎森教授討論過,他的說法很有趣。王汎森教授說,傅斯年到德國的時候,大學已不講授Ranke史學,因為此時Ranke史學是德國史學的普遍性知識,已經「化作春泥更護花」,我覺得王汎森教授的比喻很有趣,可以和江政寛教授的論點相互輝印。

  臺灣史學在理論和方法論上,一般落後歐美史學約二十年,近年我在一些臺灣史學量化分析的文章中,發現了這個現象。特別是兩個傳統對臺灣史學的影響,一個是史語所主導的史料學派,一個是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聯姻,這兩個主流影響了臺灣史學50年的發展。而因為這兩個主流,使臺灣史學在論著形式上幾乎一面倒地向社會科學報告傾斜,而忽略了歷史學的敘述傳統。我們的歷史論著如非引文冗長的城垛式論文,就是冷血無清的社會科學報告,一般人固避之唯恐不及,縱使同行鮮少彼此閱讀,除非自己的研究必須徵引。在這樣的情形下,歷史學如何復興?歷史研究如何與大眾對話?或者與同行對話?

  1980年代中期以後,因著古偉瀛教授、杜正勝教授、盧建榮教授、江政寛教授和林正珍教授的努力,使新文化史、新社會史、敘述史學和後現代史學,新綠勃發,雖然尚未長成大樹,但我已看到一片欣欣向榮。因著江政寛教授的論文,我期待一個更多元、更多面向的歷史學,不僅復興敘述史學,更期待復興整體的歷史學。「沒有故事,沒有歷史」,我希望未來臺灣的史學研究不祇是社會科學報告,更是動人的故事。

  最後,在我的評論結束之前,要向江政寛教授請教的是:

  1.敘述史學如何與小說分野?因為我看到一些可以稱之為敘述史學的著作,在內容和形式上,和小說創作極為類近。雖然在江政寛教授的論文中已略有說明,但我仍未能確實掌握其意,可否請江政寛教授說得仔細一些。

  2.1968年法國年鑑學派第3代史家雷.華.勞杜里(Le Roy Ladurie)曾預言,1980年代以前「史家要不就是一位電腦程式設計師,要不他就一無是處」(Lawrence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Boston, London &Henley, 1981, 84);而江政寛教授文中提到史東(Lawrence Stone)的〈敘事體的復興:對於新的傳統史學的反思〉(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我們知道Lawrence Stone亦曾大量使用量化資料來進行研究,雖然後來他大肆批評這類新的「科學方法」,認為史學量化只是一個未曾兌現的諾言,而其「結果之有用性也似乎是在一定的程度之下,與其所用的方法上數學的複雜度和史料搜集的規模度成反比」(Lawrence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84-85)。由於史學研究所牽涉的變項太多,無法以量化模式來解釋,Lawrence Stone呼籲回歸史學的敘述傳統,並認為Max Weber的「選擇性親近」(Elective Avidity)的解釋模式更有力量。我要向江政寛教授請教的是,臺灣史學受歐風美語的景影響極大,當他們呼籲量化時,我們隨其起舞,當敘述史學復興時,我們再次隨之改變,那麼臺灣史學的主體性在哪裡?

  3.五四時期反Ranke的美國哥倫比亞新史學,在中國顯然失敗了,獲勝的是傅斯年所提倡的史料學派;1980年代,臺灣史學受年鑑學派影響的作品並不多,而反年鑑學派的敘述史學又迎面而來,就我的觀察,敘述史學顯然受到比較多的青睞,我要向江教授請教的是,這種跳躍式的移植,是否會產生問題?

  4.敘述史學引述的材料常是宗教裁判所之類的檔案或法院判例,其內容一般而言較為幽黯(盧建榮教授的《鐵面急先鋒》(2004)亦屬歷史的幽黯面),我想向江政寛教授請教的是:當這類作品不斷出現的時候,研究者或閱聽人是否會容易陷入歷史的幽黯意識?那麼,歷史的光輝是否就此消失?也許這是我過度憂慮。

                             2006/10/24 寫於指南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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