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5.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涵


  民國8年5月4日,北京13所學校學生聯合舉行大規模的遊行請願活動,抗議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直接交給日本,影響現代中國甚巨的五四運動於是轟轟烈烈地展開。

一、 五四運動的背景與重要性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代背景極為複雜,學術界對此一運動的定義與解釋,亦莫衷一是,尤其當五四運動與政治、思想、文化、社會等各層面糾結難分時,學者們的解釋更是各出機杼,難有定論;然而,不論各學者的解釋為何,過度簡化或過度誇大五四運動的意義,可能都難以直探此一運動的真象,反有愈說愈模糊之感。五四運動發生迄今已經70年了,70年來,對五四運動的解釋,不論是當事者的回憶,或學術界的各種討論,均有縹緲難以求索之感;有關五四運動的著作幾至汗牛充棟,但對五四運動的界定、解釋與歷史意義,學者們仍是言人人殊,台灣與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尤南轅北轍。此處僅就時間斷限、背景、意涵等方面,略做敘述。

(一) 時間斷限

  五四運動一般有廣、狹二義:狹義的五四運動,係指民國8年前後,所發生的學生與工人愛國運動而言,亦即所謂五四事件;學生運動以5月4日北京13校的遊行請願為最高潮,到6月3、4日北京政府的逮捕行動告一段落;工人運動則主要是各地工人支持學生運動所引發者,以6月5日至12日上海總工會為首的全國總罷市、總罷工為主要行動,其中又以6月5日至10日的上海工人總罷工,規模及影響最大。當6月9、10日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曹汝霖、陸徵祥、章宗祥三人辭職獲批准,同時北京政府的總統、總理及全體閣員亦提出總辭職,工人運動遂暫告一段落。6月28日,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7月22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告停止罷課;以五四事件為五四運動主體的行動到此宣告結束。

  廣義的五四運動,則泛指民國4年──民國12年間,包括新思潮的引進,文學革命運動、新文化運動、社會改造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等等;學者周策縱名之為五四運動,張玉法先生稱之為啟蒙運動,胡適謂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此處採周策縱的意見,以五四運動涵蓋這一系列的思潮激盪。

  一般對於廣義的五四運動,在時間斷限上,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其一,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所提出的民國6年──民國10年,此一時間段限,主要是周策縱認為民國6年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思想和新文學運動,由於新知識分子的聚集,有其關鍵性之意義;而民國10年以後,新思潮運動的方向轉到政治上,不再是單純的思想運動,因而以此年為五四運動的下限。周策縱又將此一時間斷限以民國8年5月4日為中點,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新知識分子以新思想灌輸學生及青年;後期則開始攻擊傳統與保守主義,並將運動的方向擴及到知識活動的範圍以外。

  其二,張玉法在有關五四運動的論著和演講中,主張民國4年──民國12年間(甚至以後)為五四運動的上下限。他主張以民國4年為五四運動啟始年代的理由有三:

  1.民國4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引起當時中國人普遍的反日情緒,這種情緒到民國8年巴黎和會,中國不能從德國手中收回山東利權,乃爆發出來,釀成反帝國主義,特別是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2.五四時期指導當時青年思想新方向的主要物是《新青年》,《新青年》創刊於民國4年9月;3.五四運動的重要課題之一是白話文運動,這個運動最早是胡適於民國8年發起於美國。

  而五四運動止於民國12年的原因,張玉法認為也有三個理由:

  1.《新青年》停刊於民國12年12月;2.五四時期的思想特徵是百家爭鳴,而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東西文化論戰、科學與玄學論戰,都發生在民國11年而止於民國12年;3.五四運動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就是民眾的政治覺醒和國家統一的要求,民國12年開始,國民黨在統一的大目標下開始聯俄容共,奠定民國17年北伐的基礎。

  但張玉法也指出,如果從反帝國主義的角度而論,五四運動的時代可以延伸到民國14年的「五卅慘案」;而如果就學術思想自由的風氣而論,也可以延伸到民國19年左右的社會史論戰。

  就五四運動的影響而言,以廣義的、較長時間斷限的定義,對此一運動所做的歷史解釋,可能較易瞭解當時思想、文化、社會與政治的各個層面。

(二) 時代背景

  五四運動的發生,有其複雜的背景,可從內在與外在環境加以分析。

  在外在環境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後,民族主義高張,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lison)的「民族自決」,對世界各弱小民族其有極大的吸引力,對中國知識分子尤似醍醐灌頂。加上民國6年俄國「十月革命」,民國7年8月日本的「米暴動」,民國8年朝鮮的「三一運動」,均為藉群眾力量推動政治改革之事件;而民國8年3月第三國際在莫斯科成立,極力宣揚共產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當國際上的政治和社會運動蓬勃發展之際,中國處於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軍閥混戰的政治氛圍中,新思潮的引介,為當時的中國學術思想界帶來新的氣息,求新求變的心理已非一日。加上自近代以來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民族工業一直未達到充分的發展,工商界人士企圖突破此一困境,終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獲得發展的良機,而其間知識分子的鼓吹與宣傳,亦居重要地位。

  當外在環境與內在張力達到一定程度時,五四運動的乘勢而起乃理之必然;而此一運動實起於對舊文化、舊社會的不滿,此種不滿情緒,其實是上承近代以降的各種改革思想,如譚嗣同的衝決網羅思想,梁啟超的新民說等等,對五四運動均有推波助瀾之功。因而,五四運動並非平地一聲雷,而有其長遠的思想淵源。

(三) 意涵與重要性

  五四運動的意涵極為廣泛,舉其大者言,約有下列數項:1.啟發國人的政治醒覺,民族主義的呼聲甚囂塵上。2.昔往不受重視的人群,如工人、婦女或貧苦大眾,受到以前未有的重視。3.學術思想百家爭鳴,中學西學交錯為用。4.新文學運動使白話文與通俗文學興起,知識分子走向民間。5.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成為往後中國人努力追求的目標。

  而在運動的主體方面,其初始為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所領導,其後則擴及全體民眾,可以說是一個全民的運動。

  就五四運動的性質而言,可以說是一個思想性的運動,其主要內容一方面為對民族獨立的覺醒,另一方面則是對自由主義的肯定,反抗各種權威,介紹各類思想;唾棄專制,崇尚民主;在政治方面,反對軍閥的腐敗;在國際方面,要求外抗強權;在社會生活方面,關心弱勢族群的福利;知識分子走出學院的象牙塔,與民眾結合;婦女走出廚房,走出家庭,要求教育機會和職業機會平等,為往後的婦女運動拉開序幕;凡此種種,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都是巨大且深遠的。

  下文使用五四運動(或五四時期),乃泛指民國4年至民國12年間整體新文化、新文學、新思潮的百家爭鳴而言;五四事件則專指因巴黎和會引發的學生愛國運動,二者指涉有所不同。

二、 蔡元培與北京大學的學風

  北京大學由清末的京師大學堂改制而來,京師大學堂創始於光緒24年(1898),民國以後改制為北京大學。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基本上校風頗為保守,學生通常只求獲得文憑,畢業後進入官僚體系工作;教員中有許多則由政府官員充任,政治與學術間的關係結合頗為緊密。教員在學校是否受到重視,非關學問高下,端視官位高低,因而校園內的學術風氣不盛,反倒充滿了官僚習氣。

  民國5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銳意進行改革,其基本理念有三:北大是學術研究的機構,不僅要介紹西方文化,也要創造新文化;不僅要保存國粹,也要以科學方法研究國粹。2.學生不得視北大為舊科舉制度的替身,也不可忽視本科以外的學問。3.不同的學理,如科學上的唯心論和唯物論,文學上的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經濟學上的國家干涉與自由放任等,只要有學理上的根據,都可以在北大自由發表。

  在自由和進步的原則下,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革獲得顯著的效果。在教員方面:蔡元培新聘了許多學有專長、持論不同的教員,他們被邀請來參與學校的行政和決策,他們也組織了許多研究性和顧問性的團體。在學生方面:蔡元培鼓勵學生自治,學生組織了許多團體,從事研究、講演、討論、出版、娛樂、體育、社會服務等活動,他們也組織銀行、合作社、博物館、工讀團。蔡元培甚至允許學生從事政治活動,雖然這與北京政府的政策牴觸,但蔡元培認為,年齡在二十歲以上的學生,如果對參與政治組織有興趣,學校沒有理由干涉他們的個人活動。

  蔡元培認為,教育有其崇高的目的,不應受政治的控制,也不可受宗教的影響,因而他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並允許學生參與政治,更重要的是他強調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正因為他的重視自由思想,因此主張教育應脫離各派教會及各派政黨的影響而完全獨立,不可讓有心人利用為政爭或教派的工具;蔡元培認為,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是急功近利的,所以教育必須脫離政黨而獨立,避免政黨更迭時,教育受到影響;為了擺脫宗教的影響,蔡元培主張大學不設神學科,只在哲學科中設宗教史、比較宗教學等。

  蔡元培以研究學術為大學教育的主要任務,因此主張學術自由,所聘教員亦是兼容並蓄,形成各種學說的思想雜然並陳,有百家爭鳴的現象。由於蔡元培曾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修習哲學、文學、心理學、美學等課程,在思想上受柏林大學創建者洪保德(Wilhelm von Hunboldt)的啟發,主張學術自由,兼容並包。基於此一理念,蔡元培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致力改革,奠定北大的自由學風,這方面表現最明顯的有下列幾項:

(一) 聘請教員兼容並蓄

  蔡元培延聘教員的標準,一要教員有學問,二要教員本身有研究的興趣,三要教員有能力引導學生對學問發生研究的與趣;對於教員的出身、年齡、黨籍、學派都不注意。在年齡上,當時北大教員中年長的不少,蔡元培到任後,聘了不少年輕的學者,如五四運動發生的那一年,胡適二十八歲、朱家驊、梁漱溟都只有二十六歲。梁漱溟受聘到北大教書時,年僅二十四歲,緣於在《東方雜誌》發表了一篇〈究元決疑論〉,蔡元培讀後,認為他有研究的興趣,於是聘請他到北大教書。在學派上,蔡元培亦是兼容並蓄,如國學方面有今文派的崔適,亦有古文派的陳漢章;有信古派的陳介石,疑古派的錢玄同,也有考古派的王國維。文學方面有文言派的黃侃(季剛),改良派的朱希祖,也有白話派的胡適、陳獨秀。在政治主張上,有帝制派的劉師培,也有復辟派的辜鴻銘。在黨派上,有國民黨的王寵惠,有無政府主義派的李煜瀛,亦有初始傾向社會主義、其後轉向共產黨的李大釗、陳獨秀。

  陳獨秀是《新青年》的主編者,也是五四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蔡元培聘他為文科學長,使北大文科有顯著的革新,如文學革命、整理國故運動,都是以北大文學院為中心的活動。北大文科教員,如錢玄同、劉復、周作人、周樹人(魯迅)等人,在五四運動中都曾經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 鼓勵學生參加社團活動

  蔡元培到北大後,鼓勵教員和學生組織社團。為了提倡美育,有周文燮等十餘人發起音樂研究會(民國6年春),羅常培等人發起書法研究會(民國6年12月),蔡元培等發起畫法研究會(民國7年2月)。其他社團如哲學會、技擊會、雄辯會、理科化學演講會、體育會、進德會、靜坐會、新聞研究會、社會主義研究會等,均由學生自由參加。為了鼓勵學生服務社會和讓學生了解社會生活,蔡元培又推動成立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消費公社、和學生儲蓄銀行。學生在許多社團活動中,養成了獨立自主的精神,更進一步了解學生對社會的責任。

(三) 校方與學生刊物的創辦

  北大原未出版刊物,蔡元培接任後於民國6年11月16日出版《北大日刊》,提供教員和學生聯絡感情、交換意見的園地。並於民國8年1月25日創《北大月刊》,為師生發表研究心得之刊物。其中在五四時期影響力最大的,則是教職員和學生自行創辦的《新青年》與《新潮》。《新青年》原為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以前所創辦,民國7年1月以後,胡適、李大釗、劉復、沈尹默、錢玄同等人均曾擔任過主編工作。此後至民國9年春的一年多時間(即陳獨秀將《新青年》遷回上海成為中共機關報以前),《新青年》幾可說是北大教授的刊物。《新潮》創刊於民國8年1月,是北大的學生刊物,參與人有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朱自清等,在內容與精神上均與《新青年》浮鼓相應。

(四) 建立自由的選系制度

  北大原有文、法、理、工的分科限制,彼此課程孤立,不能互相溝通,蔡元培主張文理互修,至民國8年初,撤去文、理、法、工四科的界限,分為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化學、地質學、生物學、心理學、哲學、教育學、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德國文學、經濟學、史學、政治學、法律學等十七個系,各系學生可自由選修他系的課程,而且沒有年級制。北大採行學系制與選科制後,學生可依自己個性選擇學系和學科,這是蔡元培重視學生個性、鼓勵自由發展的重要表現。

(五) 設立研究所提倡師生研究風氣

  蔡元培主張大學的主旨為研究學問,因而於民國7年起在北大設立研究所,鼓勵教員和學生自由研究。他認為研究所可提供圖書設備,供教員作更進一步的鑽研,亦可給無力留學國外的大學畢業生提供深造機會,以及給未畢業的高級生提供自由研究的環境。此舉使北大的學生感覺在課本之外,尚須自己研究學問;甚至畢業後仍應繼續研究。這不僅引導學生研究之興味,且亦革除學生只為求取文憑的觀念。當時北大所設的研究所有國文學、英文學、哲學、數學、物理學、化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九個,至民國9年起改組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外國文學、國學四個研究所。

  經過蔡元的銳意改革,北京大學成為當時學術界的重鎮,也是各種思想傳播的重心,在北大自由學風的影響下,教員和學生常有獨到的見解和主張,五四運動之濫觴於北京大學,實其來有自。

三、 五四事件

  五四事件起於學生對社會的不滿和新生力量的爆發,一方面是對軍閥政治的失望,另一方面是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怨恨,其直接導火線則為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而其遠因則可溯至近代以降日本對中國領土的覬覦。此一事件由學生發動,其後工人支持學生,最後成為一全民參與之事件。

  日本覬覦山東已久,民國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與英國聯手對德宣戰,於民國3年冬天占領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取代了德國在山東的勢力。隨即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其中對山東利權的要求有三:1.中國承認將德國在山東利權讓與日本。2.中國不得將山東沿海的土地島嶼借給他國。3.歐戰終了後,膠州灣租借地完全聽日人處置,包括設立租界、開放商港、與中國共同處理德人財產等。

  二十一條於民國4年5月9日由外交總長陸徵祥簽字,25日由大總統袁世凱蓋印認可,引起全國民眾之激憤,稱二十一條要求為「五九國恥」。

  民國7年9月28日,內閣總理段祺瑞向日本借款二千萬日元(時馮國璋擔任總統),名為建築濟順(濟南至直隸順德)、高徐(高密至徐州)鐵路,實則希望藉此擴充武力,以對付南方護法政府。日方出面貸款者為興業銀行,中國方面負責簽約的是駐日公使章宗祥,約定利息每年每元八厘,以這兩條鐵路的財產與收入為擔保。

  德國戰敗後,民國7年11月11日歐戰結束,次年1月戰勝國代表齊集巴黎,商討對德和約及善後問題。美國總統威爾遜(Willson)於巴黎和會開會之始,宣布和議宗旨,首先宣示國際間不得有任何密約。中國因係對德參戰國,故於巴黎和會中提案,希望直接從德國手中收回山東利益;日本代表反對,認為中國應向日本交涉有關山東利權問題,無須於和會中提出。中國代表王正廷、顧維鈞根據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說法,要求廢除中日間種種密約,以及英、法、日倫敦密約中有關中國的規定;因王正廷、顧維鈞於和會中義正辭嚴,大動各國視聽。日本政府於是向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總理段祺瑞)提出要求,不得以廢除中日間密約,為收回山東利權的藉口。其說詞為密約係北京政府與日本所訂,若言廢除,有損北京政府威望。但當時廢除密約既為國際交涉的新原則,北京政府亦不便公然反對,只好另派陸徵祥為和會代表委員長,以牽制和會代表王正廷、顧維鈞的廢除密約活動。日本因為有英、法的支持,中國代表爭之不得,消息傳回國內,民心極度憤憿,對世界強權政治及日本侵略主義同感失望。民國8年3、4月間,王正廷致函上海報界云,國人已有阻止廢除密約者,請輿論群起而攻之。矛頭指向負責濟順、高徐二路借款的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局長總裁陸宗輿諸人。

  5月2日北京大學第二宿舍段錫朋住處有學生數人討論山東問題,約在同時,法專亦有學生盧式穀、方毅等人討論山東問題,由於熱血填膺,因此分頭運動。當時北京、濟南、上海間,人群往來,商議對付之法;北京市民、政界、商人、學生以及少數軍人秘密聯絡,共策進行。決定於5月7日在北京召開國民大會。但因局勢危迫,北大校長蔡元培曾邀集全校教職員開會討論,北大學生情不可遏,於5月3日(星期六)晚上七時約集學生於法科大禮堂開會,共議進行辦法四條:其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其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簽字,其三、通電各省於5月7日國恥紀念舉行遊街示威運動。其四、於4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並推定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狄君武、康白情等二十人負責一切進行事宜。北大校長蔡元培於該晚接見學生代表給予鼓勵。

  5月4日上午9時,北京大學、高等師範、法政專門、醫學專門、工業專門、農業專門、鐵路管理、警官學校、稅務學校、中國大學、民國大學、朝陽大學、匯文大學等13所大專學校代表在法專集議,商討遊行辦法,決定各持白旗,上書標語,於下午一點半齊集天安門。參加學生300餘人,標語有「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教育部官員與警察總監吳炳湘等先後前來勸阻無效。學生一面遊行,一面散發傳單,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欲經東交民巷(使館駐區),要求各國主持公道,當時使館巡警不肯放行,學生代表派羅家倫前往交涉,因逢星期假日,公使多不在,僅由美國公使館員收受說帖。遊行隊伍於下午四點多至石大人胡同曹汝霖住宅,當時曹汝霖、章宗祥、丁士源與日本記者中江丑吉正在開會,曹宅外有200餘名警兵把守。因學生來勢洶洶,警兵又未獲如何對付學生的明令,曹宅旋為學生闖入,曹汝霖隱避秘處,學生於客廳中痛毆章宗祥,並搗毀傢俱,中江丑吉等擁章宗祥遁走。旋曹宅起火,學生撤退。吳炳湘、李長泰率大隊軍警趕至,捕去學生32人(北大20人,高師8人,法專2人,中國大學2人)。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旋呈請辭職。

  5月4日晚上北大學生齊集法科大禮堂,會商營救被捕學生,並請蔡元培校長設法。5日上午九點,各校代表召開會議,議決七項:(一)由各校代表呈請各校長請大總統釋放被捕同學;(二)由各校聯合上書大總統懲辦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各校一律罷課至被捕同學回校為止;(四)各校公推代表晉謁教育總長,陳述遊行情形及理由並本日罷課理由;(五)通電全國教育會、商會請其一致行動;(六)電上海和平會議(按時正南北議和)主持公理;(七)電請中國參加和會表對青島問題死力抗爭,萬勿簽字。下午三點,各校學生三千餘人再次齊集北大法科禮堂,由段錫朋任主席,共商對策。段錫朋報告上午各校代表會決議各案,羅家倫等報告與各方面接洽情形。

  在各校學生集會的同時(5日下午三點),北京14所大專學校(參加遊行的13校,另加清華)校長在北大開會,認為五四事件為多數民眾所參與,不能讓少數被拘學生獨負責任,推北大蔡元培、醫專湯爾和校長等為代表,至警察總監吳炳湘處要求釋放學生。時教育部長傅增祥辭職未到部,代表諸人欲見總統(徐世昌)及國務總理(錢能訓)皆不得。此後,上海、天津等地,或以團體名義,或以個人名義,每天有人電請政府釋放學生。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以北大為總機關,聯絡各校統一行動,並致電巴黎代表及全國各界。6日晚,蔡元培等再至警所要求保釋,吳炳湘恐學生於次日國恥紀念會鬧事,向蔡元培提出兩個條件:其一、不許學生次日赴國民大會,其二、各校次日須全體上課,然後學生可獲釋放。蔡元培等人以身家作保,學生經蔡元培等勸說亦於次日返校上課,被捕學生於7日上午獲釋。

  五四事件發生後,曹汝霖、章宗祥等人以此一事件為北大學生所主導,而北大學生則受蔡元培校長所指使,對蔡元培施加壓力。5月9日蔡元培留箋離開北京,經天津、南京、上海,轉往杭州。蔡元培於途中致函北大學生,對學生愛國之舉深致同情之意,但就校長職分而言,當引咎辭職。

  5月14日,政府明令挽留蔡元培,同時亦明令挽留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並禁止學生干政。5月15日批准教育總長傅增祥的辭職,任命田應璜為教育總長,北京大專學校校長亦多更動,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於是決定於5月19日一律罷課,仍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要求和會代表勿於和約簽字,懲治曹汝霖等人,力挽蔡、傅等人公職,允許學生對國事發表意見。同時更宣布成立「護魯學生義勇隊」,以及推廣各校「平民教育講演團」等活動。北京學生罷課以後,講演團於各遊樂場所宣講,護魯義勇隊認真操練槍法,又組國貨維持會,以抵制日貨,並發刊《五七》日刊。北京政府對學生運動採彈壓政策,封閉宣傳反日的《五七》日刊、《益世報》、《救國週刊》、《民聲叢刊》,派人在《晨報》及《國民公報》檢查新聞底稿,派兵監視各大報館,並派兵警驅散講演團。5月25日,教育部下令各校於3日內恢復上課,愈激發學生的憤怒。

  5月28日,命令恢復上課限滿之日,學生代表開會決議,要各學生收拾行囊,等政府解散學校後,全體學生即離校另謀救國之策。6月1日,總統徐世昌下令嚴詞切責,並為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辯護,同時軍警也嚴格取締學生活動。

  6月1日總統下達譴責學生的命令,學生代表秘密集議,決定3日上午十點每校派數百人同時出發恢復講演,被政府逮捕後,次日再加倍出發,直至全市大中學生盡被拘禁而後已。3日上午十點,各校學生講員秘密出發至預定地點演講,軍警聞訊逮捕,到那天晚上共逮捕178人,拘於北大法科。4日,學生繼續出發演說,被拘捕者約800人,法科不能容,又分禁於理科。因為人數眾多,與禁卒發生衝突,學生受傷多人。4日下午三點,有15校女學生600餘人齊集天安門赴總統府呈請願書,請釋放被捕的男生,並請以後勿干涉學生的講演,並到各街頭演講,軍警僅加干涉,未予逮捕。6月5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再向全國各界發出宣言,重申「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北京政府適於此時聽聞上海全體罷市的消息,緊急召集閣議,決定釋放學生,禁止拘捕。當時學生出動演講員數千人,沿街呼號,並群集學生拘留所,要軍警一同拘捕。剛好釋放學生的命令發布,軍警狼狽撤去。數千學生並不離去,聚於一堂商討國事,甚至更出發演說,軍警關閉西直門、安定門、德勝門以守,使學生不得入城。

  6月3、4日北京政府的大逮捕行動,引發了各界的聲援,如廣州政府的七總裁,由孫中山領銜聯名致電北京政府,表示支持學生運動。孫中山在上海接見學生代表時,更勉勵他們堅持到底。在學界方面,天津、上海等地均成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宣言與北京學生採取一致行動。

  政府的六三逮捕學生事件,引起各地罷工、罷市,其中以南京、杭州、漢口、天津、上海等最為積極,上海、杭州等地,甚至宣言「不除國賊不開門」。部分地區學生與工商各界更進行聯合行動,如6月5日上海罷市之後,次日商學工報四界開聯合大會,到者1,400餘人,葉楚傖、張東蓀、朱少屏、蔣夢麟、虞洽卿等均參加,宣言「賣國賊存在一日,商學工界即輟業一日」。

  北京政府懼事態再度擴大,於6月10日將曹、陸、章免職。12日,上海學生作勝利大遊行,高舉「敬謝工商界,三國賊除,故請開市」的標語。13日,國務總理錢能訓辭職,大總統明令禁止彈壓學生運動。16日,上海「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28日,巴黎和會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7月9日,蔡元培復任北京大學校長。7月22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宣言結束罷課,五四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在曹汝霖、章宗祥、陸徵祥三人被免職後,全國性的運動並未終止,由於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希冀收回山東權益未能如願,群眾要求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7月28日為和約簽署之日,旅法華工與學生包圍中國各代表寓所,不准其出門。其後中國代表拒絕簽字,並聲明保留對德和約最後決定之權,五四事件方始完全落幕。

  五四事件從民國8年5月初到6月初,延續月餘,全國學生的覺醒,影響了工商界的關心國是,其後亦觸發了各界人士反軍閥、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對凝聚民族團結有莫大之功。

四、 新文學運動

  新文學運動為五四重要意涵之一,以廣義的五四運動而言,新文學運動可以說是五四時期各類思潮引介的風向球,一般研究五四運動的學者,往往也以新文學運動做為指標,來分別支持者與反對者。新文學的內涵極為複雜,胡適稱之為活的、國語的文字;陳獨秀以國民的、寫實的、社會的文學稱之;周作人以人的文學稱之,郭沬若以革命的文學稱之;侯健則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稱五四時期到1930年代的中國新文學。雖然親身參與其事者和研究此一時期的學者們,對新文學運動的解釋各有其觀點,惟對新文學的成績,則基本上均持肯定的態度。

  下文使用新文學運動、白話文運動、文學革命,所指為同一事,有時交錯使用。

(一) 文學改良與文學革命

  民國5年8月19日,胡適在一封寫給朱經農的信中,提出文學改良的「八不主義」,為白話文運動點燃了火藥線。10月,胡適將這些意見寫信給在上海編《新青年》的陳獨秀,陳獨秀要胡適就此一問題寫一篇文章,於是胡適寫了〈文學改良芻議〉,發表於《新青年》2卷5號(民國6年1月,此文另發表於《留美學生季報》),吹響了白話文運動的號角。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所提的八不主義為:1.須言之有物。2.不摹倣古人。3.須講求文法。4.不作無病之呻吟。5.務去爛調套語。6.不用典。7.不講對仗。8.不避俗字俗語。

  此文發表時,胡適並未使用「文學革命」的字眼;陳獨秀在讀了〈文學改良芻議〉之後,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發表於《新青年》2卷6號,「文學革命」的旗幟於是在中國鮮明地樹立了起來。

  陳獨秀於文中,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1.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2.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3.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將文學革命的首倡之功給予胡適,自居聲援的地位,他說:「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接著北大教授錢玄同在《新青年》2卷6號和3卷1號的通信中,表示贊同文學革命的主張,於是文學革命由幾個留美學生的課餘討論,變成國內文學界的熱門話題。

  稍早在民國4年夏天,留學美國的美東中國學生會成立「文學科學研究部」,推胡適為文學股委員,負責準備年會時文學股的論題。

  胡適與趙元任商量,決定以「中國文字的問題」為題,由胡適和趙元任分別報告,趙元任負責報告「吾國文字能否採用字母,及其進行方法」,胡適報告「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胡適在報告中認為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白話是活的文字,教授文言除注重講解古書及字源學以外,要講求文法和標點符號。當時他只主張改良文言,還未主張以白話代替文言。

  民國4年夏天,留美中國學生任鴻雋、梅光迪、楊銓、唐鉞等人在康乃爾大學度假,常一起討論中國文學問題。其中梅光迪畢業於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學,要到哈佛大學去。9月17日,胡適作了一首長詩送給他,中有「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萎,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等語。9月20日,胡適轉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任鴻雋作了一首打油詩送給他,末有「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之句,但此時諸人並未將文學革命看成一個嚴正的問題。胡適在前往約紐途中,對中國詩提出「作詩如作文」的論點,但未被梅光迪、任鴻雋所接受。

  民國5年1月,胡適提出3個改良文學的方法:其一,須言之有物;其二,須講文法;其三,可以文入詩;梅光迪在這一年3月表示贊同胡適的意見,給胡適很大的鼓勵。

  民國5年4月,胡適對文學改良又提出「不無病呻吟」和「不摹倣古人」兩項,加上前面所述三項,計有5項文學改良意見。但胡適的最終目的為「作詩如作文」,終不免與任鴻雋、梅光迪等人分道揚鑣。民國5年7月,胡適宣言不作文言詩詞,8月4日胡適寫信給任鴻雋,表明將獨任做白話詩的試驗,而心裡不免有些孤單之感,憑窗看蝶,觸景生情,寫了一首題名為〈朋友〉的詩:「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賸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此後,胡適抱著實驗的精神,繼續嘗試白話詩的創作。在胡適決定獨自試作白話詩以後,其文學革命觀念亦漸成系統,因而提出前述〈文學改良芻議〉的「八不主義」。

  文學革命固非大地驚雷,而有其長遠的歷史背景;早在清末中日甲午戰爭前,黃遵憲即主張「我手寫我口」,夏曾佑、譚嗣同等人亦常將新名詞入詩,皆為詩體革新的先驅。

  而在散文方面,清末桐城派提倡最力,古文經桐城派的廓清,已曉暢易讀,敘事記言皆不用典,文體上頗見革新。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亡命海外,為了增加宣傳效果,文章講求平易暢達,以常帶感情的筆鋒,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信筆發揮,造成極大的影響,時稱「新民叢報體」。梁啟超的文章風格受到許多人的仿效,號為「新文體」。另一方面,章炳麟著〈新方言〉,證明「今之俚語」,有很多和古語相同,鼓勵了以俚語寫文章的勇氣,也提高了俗文學的價值。

  至於小說方面,明清時代的通俗小說,如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曾孟樸的《孽海花》等,部分文字與對話為俚語或白話,對五四時期的小說創作有很大的影響。

  在戲劇方面,梁啟超倡寫新戲曲,在《新民叢報》發表《劫灰夢》、《新羅馬》、《俠情記》等,開創近代中國戲劇之新聲。清光緒32年(1906),李叔同(即出家前的弘一法師)在東京組「春柳劇社」,排演話劇《茶花女》,社員任天知又回上海組「春陽社」,繼起者有「開明社」等。辛亥革命以後,春柳劇社回到上海辦春柳劇場,民國3年又在南京辦春柳劇場,話劇演出因而逐漸普遍。

  以上種種,說明傳統的中國文學,已因時代的需要,逐漸有所改變。

  清末民初的文學,已具新的趨勢,改革已如春水待發,惟舊習不易根除,因而有主動呼籲之必要。加上當時許多白話報的風行、通俗小說的流傳,文體愈來愈大眾化,為五四新文學運動奠立了良好的根基;這是為什麼何以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登高一呼,即四方響應;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旗幟一舉,文學革命運動即如火如荼展開的重要因素。

(二) 文學革命的內容

  自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於民國6年春在《新青年》發表以後,到民國9年間,《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少年中國》等雜誌,發表了不少有關文學改良的論著及新文學創作,當時在新文學運動中較為活躍的為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復、傅斯年、蔡元培、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康白情等。新文學的內涵,依胡適、陳獨秀、沈雁冰、周作人、郭沬若等人的看法,就文體而言,是活的,國語的;就內容而言是寫實的,社會的;就對象而言,是人的,國民的,平民的;就效用而言,是社會的和革命的工具,亦具有時代的、國語的和予人美感的使命。就運動本身的發展而論,首為文體的改革,其次為內容的蛻變,最後是基礎的鞏固。在此一過程中,新文學運動由北京播散到全國,然後再以上海為中心,繼續成長。

1. 形式的改革

  文學革命的第一步係以文字工具的改革為主體,內容的改革為輔。胡適所提出的八不主義,除言之有物、不作無病呻吟二者以外,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務去爛調套話、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學俗語6項,均屬對文字工具的要求。這些想法在《新青年》發表後,立刻受到許多新作家的支持,他們以舊小說的白話文為範本,創作新的白話文學。北京大學的學生刊物《新潮》創刊後,傅斯年發表〈怎樣做白話文〉,提出了兩個主張:其一,白話文必須根據說的活語言,必須先講究說話,話說好了,自然能做好白話文。其二,白話文必不能避免歐化,只有歐化的白話才能應付新時代的需要。因為舊小說的白話太簡單,故須充分吸收西洋文學的寫作技巧。後來因北大《歌謠週刊》徵集民歌,俗語、俚語成為文學寫作的新養分,使白話文學的詞彙愈來愈豐富。

  在文體改革上,文章的分段和加上標點,亦為此時的重頭戲,此事胡適於民國4年倡導文學改良之始即已留心,此年6月,胡適於《科學》發表〈論句讀及文字符號〉,文中規定符號10種,並在引論中說明沒有文字符號的弊端:1.意義不能確定,容易誤解;2.無以表示文法上的關係;3.教育不能普及。其後《新青年》等雜誌宣揚文學革命時,劉復和錢玄同亦均主張文章分段,並加標點,使文章易讀易懂。

2. 內容的改革

  胡適的「八不主義」注重形式,陳獨秀的「三大主義」則內容與形式並重。他要推倒的文學,在形式上是雕琢的、陳腐的、鋪張的、迂晦的、艱澀的,在內容上是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他要建設的文學,在形式上是平易的、抒情的、新鮮的、立誠的、明瞭的、通俗的,在內容上是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所謂平易的、抒情的、新鮮的、立誠的、明瞭的、通俗的,就是胡適所說的活文學。所謂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是指刻劃描寫國民全體和社會萬象的文學。民國7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5卷6號上,發表了一篇〈人的文學〉,是關於文學內容改革方面的宣言。所謂人的文學,就是以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和研究的文學。正面的要寫理想生活,或人間上達的可能性;側面的要寫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以供研究改進的參考。陳獨秀和周作人都主張文學應對社會和人生提供積極的服務,而不是只作消遣。

3. 相關的運動

  在倡導文學革命的過程中,有4種文教活動對新文學有推波助瀾之功:翻譯外國文學、國語統一運動、國故整理運動和對民間文學的徵集。

  對外國文學的翻譯,早期著名的有林紓、蘇曼殊等,五四時期著名的有劉復、周樹人、周作人、李青崖、趙景深、傅東華、鄭振鐸、郭沬若、穆木天、田漢、夏丏尊等。

  國語統一運動起於讀音統一的要求,民國元年教育部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接著就成立「讀音統一會」。民國4年,教育部在北京設立注音字母傳習所,又出一種注音字母的報紙。民國5年,黎錦熙等組「國語研究會」,次年開第一次大會,舉蔡培元為會長。國語研究會的目的是先建立標準的國語,即文學的國語,然後以國語統一全國的語言。這與文學革命是相輔相成的,推行文學革命的人便常與推行國語統一運動的人討論,到民國7年4月,胡適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為建設新文學的宗旨。這年12月13日,教育部應國語研究會的要求,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此後即以兒童讀物為基礎,推行國語,中小學教育也增加了國語的課程,這對新文學運動有很大影響。

  國故整理在民國以前原為中國學者的本位工作,但在五四時期,因受新思想和科學方法傳布的影響,許多學者主張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國故中有一部分是文學,由於舊文學的整理,可以矯正完全否定舊文學的觀念,重新估定舊文學的價值;另一方面,也可從舊文學裡面涵養創作力和鑑賞文學的趣味。整理國故,可以在傳統文化裡給新文學找到更寬廣深厚的基礎,對民間文學的徵集,則可在現代的空間裡給新文學找到較多的憑借。民間文學的徵集,始於民國7年北京大學的歌謠徵集處的設立,該處曾刊行《歌謠周刊》96期,徵得歌謠3,000首以上。除歌謠、民間故事、諺語、謎語、歇後語等都有人搜集研究,對新文學的創作提供了許多養分。

4. 從北京到上海

  文學革命運動發起於北京,早期的推動者如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周樹人、周作人等皆在北京,而最早提倡文學革命的兩個刊物:《新青年》、《新潮》,也都在北京發行。稍後的文學研究社、沉鐘社、莽原社、未名社等純文學團體,也都在北京成立。初期在新文學上有相當貢獻的報刊,除前述者外,如《晨報副刊》、《語絲》、《努力周報》、《現代評論》等,均在北京發刊。新文學運動由北京發始,而影響及於全國,最後上海取代北京成為新文學運動的中心。上海有新文學刊物,是民國10年以後的事。在民國10年以前,上海的文壇是鴛鴦蝴蝶派的世界,到民國10年以後,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人開始在上海活動,但初時勢力很弱,直到民國13年和民國14年間奉系軍閥進入北京,北京的新文學家大批南下,新文壇的重心才由北京南移上海。

(三) 敵對陣營的反撲

  白話文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彼此互動,攜手前行,同時亦有一批保守主義者據壘相抗,反對此一思想與文學的運動,保守派陣營所擁護者部分為中國的舊傳統,亦有擷取自西方者;保守派陣營包括個人與刊物;個人方面如劉師培、黃侃(季剛)、嚴復、林紓等;刊物部分如《學衡》、《甲寅》。

  林紓(琴南)為古文家,倩人口譯外國小說,由其錄為中文,且出之以古文。對胡適、陳獨秀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表示深惡痛絕,曾經在《新申報》上發表一篇題名為〈荊生〉的小說,希望有像荊軻這類人物挺身而出,來嚴厲處置田必美(陳獨秀)、金必異(錢玄同)、狄莫(胡適)這三個人間怪物。另外,他還寫了一篇為〈妖夢〉的小說,除了罵胡適、陳獨秀、錢玄同之外,兼罵北大校長蔡元培。他在民國8年3月寫給蔡元培的信裡表示,讀書非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無法寫白話;在〈論古文白話之消長〉中,林琴南甚至認為古文為白話的基礎,沒有古文就沒有白話。林紓的意思,很可以代表當時保守派的一般立場。在此期間,保守派人士曾要求教育部將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趕出北大,其案經國會討論,因為擔心引起輿論風波與學生的激烈反抗,其事未果。但從此一案例亦可略知保守派反撲力量之強大。

  以學術立場和理性態度反對文學革命(新文學運動)者為學衡派。《學衡》創刊於民國11年1月,社址設於南京,主要人物為吳宓、梅光迪、胡先驌等人。梅光迪原為胡適留美時期的好友,亦為胡適提倡文學改革時最早進行說服的人之一,但他始終未完全同意胡適的論點,尤其對「作詩如作文」有其個人觀點。梅光迪於民國8年回國,任教東南大學,成為學衡派的中心人物之一。在一篇為〈評提倡新文化者〉文中,梅光迪反對文學進化的理論,認為西洋文學由古典到浪漫,由浪漫而寫實,由寫實而印象,而未來,而新浪漫,但後者不一定勝於前者;他也認文學革命論者提倡個人創造,何以不允許為文言文者有這類自由?吳宓是《學衡》的主編,《學衡》雜誌的基本方向主要就是他所定的,他對阿諾德(Anold)以降的新古典主義情有獨鍾,亦大力提倡白壁德(Babbit)的文學觀;因此,吳宓的主張及其與文學革命派的爭執並非中西之爭,而是文學觀點之爭。吳宓在〈論新文化運動〉一文中認為,文章成於模仿,須將前人著作模仿得形似、神似,始能別出心裁。胡先驌本身為生物學家,惟對文學多所關心,他在〈中國文學改良論〉中認為,白話不能代替文言,語文不應合一,詩不能盡用白話,白話亦不能填詞;他更提出如語文合一,今人看不懂古人之書,後人同樣也看不懂今人所寫的書。他的主張,引起了革命派陣營的反擊,民國8年5月,《新潮》第1卷第5號刊出了羅家倫〈駁胡先驌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解答幾種對於白話文學的疑難〉,對胡先驌的立論逐條加以駁斥。學衡派對白話文運動的批評,雖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他們用來宣揚理念的文言文,卻無法為年輕一代所接受,白話文運動此時亦已形成一股沛然草之能禦的力量。

  另一個反對新文學運動的刊物《甲寅週刊》,創刊於民國14年,創辦人為章士釗。民國12年,章士釗於上海《新聞報》發表〈評新文化運動〉,反對胡適等人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甲寅週刊》創立後,又重刊此文;章士釗另撰〈評新文學運動〉,反對白話文。這些文章的主旨,除指責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者外,特別強調白話文之惡與文言文之善;尤有甚者,章士釗在〈文體說〉一文中,力倡文言並非古文,白話與文言同樣有時代變遷的影響,甚至認為白話不如文言活潑。正由於《甲寅週刊》反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立場,此刊物的徵文廣告明白表示:「文字需求雅馴,白話恕不刊布」。《甲寅週刊》創刊時,白話文運動已如燎原之勢,本不應理會甲寅派的攻擊,惟當時章士釗身兼司總長兼教育總長之職,不免有趨炎附勢之徒為之搖旗吶喊,兼且可發部令禁止學校教授白話文,因此文學革命派人士,如魯迅、周作人、徐志摩、郁達夫、吳敬恆等人,紛紛撰文抨擊章士釗;錢玄同、黎錦熙則創立《國語週刊》與《甲寅週刊》對壘,視甲寅派為「國語運動的攔路虎」,因為《甲寅週刊》的封面畫了一隻老虎。

  保守派雖然竭立反撲,但白話文運動已深入人心,尤受青年學生之擁護,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終將保守派的反擊湮沒。

(四) 文學革命的歧路

  新文學運動與白話文運動其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般討論新文學運動、白話文運動或文學運動,並未強加分野,如以運動的形式而言,可總名之為白話文運動。

  事實上,在新文學運動中,亦惟白話文的文體形式是提倡此一運動者所共同遵守的,至於白話文怎麼寫,採歐化語法、俗語俚語或標準國語,均無嚴格要求;而在形式之外的思想方面,是寫實還是浪漫,是文以載道或為人生而藝術,口徑均非一致,乃有分途發展的現象。

1. 文學研究會

  民國10年1月4日,文學研究會於北京成立,參加者有鄭振鐸、沈雁賓、周作人、葉紹鈞、許地山、耿濟之、王統照等人,其宗旨係為人生而藝術,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描寫悲慘的人生,表現黑暗的社會,表達對現實人生的不滿。但僅係出於悲憫的同情,未有明顯的反抗意識。

  文學研究會致力於文學的相關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先後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和《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為機關刊物。這兩個刊物都鼓吹為人生而藝術,標示寫實主義的文學。文學研究會成員反對無病呻吟的舊文學、僅供紳士淑女消遣的文學、以文學為遊戲的鴛鴦蝴蝶學派文學;他們翻譯俄國、法國、及北歐的名著,介紹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安特列夫、易卜生、莫泊桑等人的作品;提倡血與淚的文學,主張文人應為國家和社會的痛苦與災難而寫作。其中對寫實主義闡揚較多者為沈雁賓,他在這方面的重要論文有〈什麼是文學〉、〈自然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社會背景與創作〉等,均發表於《小說月報》。《小說月報》亦曾出版《俄國文學專號》、《被壓迫民族文學專號》等。文學研究會並無嚴密的組織,凡反對舊文學、贊成新文學的人都可以加入為會員,因此其分會分布各城市,會員總數達170餘人。其後因會員思想分化,周作人、俞平伯等組「語絲社」,被稱為「語絲派」;徐志摩成為「新月派」的臺柱,剩下鄭振鐸、沈雁賓、葉紹鈞等維持此會生命,但活力已大不如前,《小說月報》至民國21年「一二八」以後亦未再出版。

2. 創造社

  民國9年,一批留日歸國的學生創立創造社,成員包括郭沬若、郁達夫、田漢、成仿吾、張資平等人;他們在新文學運動初始,尚在日本留學,未趕上風起雲湧的時代。民國11年5月,刊行《創造季刊》,其後創辦《創造週報》、《創造日》等刊物,加入新文學行列。

  創造社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作品重直覺的感性而缺乏冷靜分析,對社會的黑暗面極為不滿,且暗示改革的重要,一面是現實的感傷,一面更憧憬美好的未來。其成員反對翻譯,提倡創作;注重自我表現,強調靈感才情,不注重結構布局。創造社的宗旨,在當時需要西洋文學灌注的中國文學界,及迫切需要文學界關注的中國社會,不免顯得孤立,因而與新文學運動主流派的胡適、「文學研究會」成員、「語絲社」成員,處於對之立狀態。創造社諸人甫自日本返國,懷抱理想主義,郭沬若認為藝術的本身無所謂目的,郁達夫注重藝術的美,成仿吾倡導為藝術而藝術,追求美和極端的享樂,反對功利主義,認為藝術活動是自由的,不是為人生和社會。

  而浪漫主義和政治革命實僅一皮之隔,創造社隨即漸次拋棄浪漫主義的取向,並越過「文學研究會」表現人生和揭露社會萬象的路,轉入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激烈路線,對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大加提倡,痛罵浪漫主義、唯美主義。創造社於民國18年被查封,到民國19年,其角色為「左翼作家聯盟」所取代。

3.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文學革命帶來的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使文學創作的天地趨於廣闊,但由浪漫主義轉向「普羅主義」的革命文學,又使文學陷入歧途。

  所謂革命文學,據郭沬若的說法,不一定是寫革命、讚揚革命、或在字面上用炸彈和手槍等字眼的文學,他認為「凡是表同情無產階級而且同時是反對浪漫主義的便是革命文學」。在革命文學的號召下,成仿吾、郭沬若、郁達夫等人的論調,不久即拋棄創造社的浪漫主張,轉向革命文學。

  革命文學的倡導者,本以創造社成員為主,創造社被解散後,民國19年2月16日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於上海,參加者有瞿秋白、周揚、潘漢年、錢杏(阿英)、周樹人、田漢、蔣慈光、郁達夫、李梨初等人,其口號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為了與左聯對抗,作家王平陵等於民國19年6月發表〈中國民族文藝運動宣言〉,並創辦《前鋒月刊》、《文藝月刊》等刊物,鼓吹民族主義文學,與「革命文學」相抗衡。民國21年,另有自由主義文學派起而向左聯展開攻擊,胡秋原在《文學評論》創刊號上發表〈阿狗文藝論〉,指左聯「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留聲機」乃「藝術的叛徒」。左聯的革命文學雖然受到攻擊,但左派文人繼續走革命文學的路,在新文學運動初期攜手同行的文學革命派,至此乃分道揚鑣,各彈各的調。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並非必然的發展方向,自由主義文學,民族主義文學與革命文學,乃係新文學運動孕育下,所開出的三朵不同品類的花,理一而分殊,正可為五四運動百家爭鳴的現象做一注腳。

(五) 文學革命的初期成果

  新文學運動雖然百家爭鳴,各唱各的調,新文化的內涵也日益分化,但白話文終漸成新文學的主流。

  民國7年,《新青年》的文章完全改用白話,民國7年冬,陳獨秀另創辦《每週評論》,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則創辦《新潮》,均為白話文刊物。這些刊物不但提倡白話,反對文言,更重要的是新思潮的引介。

  此外,五四運動以後,各地出現了許多白話報與白話雜誌,如《星期評論》、《建設》、《解放與改造》、《少年中國》等。據估計,在民國8年至民國9年,至少有400種新出的白話報刊。原有著名的報刊中,如北京《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等,都大力提倡白話,《東方雜誌》、《小說月報》等到民國9年以後也都逐漸使用白話文。

  在白話文逐漸普遍的過程中,一批新文學家興起,他們以白話從事詩、小說、戲曲、散文的創作,為現代中國文學結出了美麗的果實,在這些成果中,以新詩、散文、小說的成就較大,其次為戲劇。

1. 新詩

  民國5年,胡適在美國與友人談論文學改良,其最後衝破者即為詩之堡壘;民國8年10月,胡適發表〈新詩談〉,說明他對新詩的看法,此外,劉復、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亦有討論新詩的文字發表,他們對新詩寫作具有共同的意見,如形式上的白話,可用韻亦可不用韻,打破五言、七言的舊詩格律等。胡適本人於民國5年7月開始寫作新詩,至民國10年3月,出版第一本新詩集《嘗試集》,其後又有《嘗試後集》的出版。民國12年春,印度詩人泰戈爾應聘來華講學,由徐志摩口譯,王平陵記錄,在《時事新報》連載,引起了文學界廣泛的注意;泰戈爾隨同帶來的一些詩集,如《漂鳥集》、《新月集》、《園丁集》等,均譯為中文出版,為詩壇帶來新血。參加新文學運動的人,大部分都寫過新詩,較著名者如沈尹默、劉復、周作人、周樹人、李大釗、陳獨秀、徐志摩、康白情、俞平伯、郭沬若、謝冰心、沈玄廬、劉大白、朱自清、宗白華等;在上述作家中,以徐志摩的新詩最為人所傳頌,如〈偶然〉、〈再別康橋〉等,成為五四以後青年學子琅琅上口的作品。

2. 散文

  散文為繼新詩之後,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重要成果之一。在傳統中國文學中有所謂「文」、「筆」之分,有韻為文,無韻為筆,形式不拘泥,作者信筆寫來皆是文章,依其內容與形式,約有雜文、小品文、美文之別,但其為散文則一。五四時期的散文創作,有下列特徵:1.文體革新,2.表現個性,3.範圍擴大,4.幽默性增加。參加新文學運動的人,大都從事過散文的寫作,著名的有周樹人(魯迅)、周作人、朱自清、謝婉瑩(冰心)、郁達夫、徐志摩、陳西瑩、梁實秋、夏丏尊、林語堂、鄭振鐸、葉紹鈞、許地山等。魯迅的散文集有《熱風》、《華蓋集》、《而已集》、《三間集》等,以雜文為主,觀察銳利,筆鋒銳利;此外,魯迅與妻子許廣平的往來書信《兩地書》,則感動許多文藝青年。周作人的散文集有《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等,他的散文平淡輕妙,有類小品。朱自清的散文集有《背影》、《歐遊雜記》等,文筆細膩感人。謝婉瑩的散文集有《冰心散文集》、《寄小讀者》等,文字流麗婉轉。郁達夫的散文真實感人,惟思想頹廢。徐志摩有《自剖》、《巴黎的鱗爪》等,文筆豔麗,感情熱烈。陳西瑩著有《西瑩閒話》,文筆簡潔。梁實秋有《雅舍小品》等,其文富幽默感。夏丏尊著有《平屋雜文》等,其文清淡樸雅。林語堂著有《大荒集》、《行素集》等,其文富幽默感。鄭振鐸著有《山中雜記》等,其文細膩透澈。葉紹鈞著有《稻草人》等,文筆工穩,風格謹嚴。許地山著有《空山靈雨》等,文筆清簡圓潤。

3. 小說

  五四時期的小說,在創作量方面新小說不如舊小說,但在理論與寫作技巧方面的介紹已經開始,且新小說之創作亦日趨增加。最早引起廣泛注意的新小說,是民國7年周樹人(魯迅)在《新青年》4卷5號發表的《狂人日記》。民國8年《新潮》創刊後,汪敬熙、羅家倫、俞平伯等也有一些嘗試性的小說發表。魯迅的小說除《狂人日記》外,陸續發表的有《孔乙己》(《新青年》6卷4號)、《阿Q正傳》(民國10年發表於《晨報副刊》)等,都是以諷刺舊禮教和舊社會為主題。其中《阿Q正傳》被譽為五四時期短篇小說的代表作。汪敬熙的小說,描寫身邊瑣事及小民生活,羅家倫的小說描寫婚姻不自由的痛苦,俞平伯的小說諷刺人類的矯揉造作。文學研究會因為有《小說月報》為機關刊物,其會員創作的小說甚多。

  發表新小說的刊物,除《新青年》、《新潮》、《小說月報》、《創造季刊》等著名刊物外,創於民國12年的《彌灑》月刊,創於民國13年的《淺草季刊》(北京),創於民國14年的《沉鐘週刊》(北京)、《莽原週刊》(北京)和《狂飆週刊》(北京),以及民國9至民國11年間的《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等,都發表了不少新小說。

  民國14年以後,小說創作與政治漸次結合,左派作家顯得較為活躍,如沈雁賓的《幻滅》、《動搖》、《追求》,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老張的哲學》,均受到文壇的重視。

  就小說創作而言,五目時期在這方面取得較高成就者應為魯迅,他的《阿Q正傳》、《狂人日記》、《孔乙己》,均為當時(甚至以後)燴炙人口的作品,夏志清在《現代中國小說史》一書中,即以魯迅為五四時期的小說代表性作者。

4. 戲劇

  在新文學運動時代,錢玄同、周作人等都發表過批評舊戲劇的文字,胡適、傅斯年等則把改良戲劇當作社會問題來探討。在戲劇創作的理論上,傅斯年撰〈戲劇改良各面觀〉,胡適有〈文學進步觀念與戲劇改良〉。當初從事戲劇創作的並不多,只有胡適所寫的《終身大事》稍受矚目。而當時戲劇界本身也有從事新戲劇運動者,其後文藝界人士亦有從事戲劇創作者。葉紹鈞的《展覽會》以學校為背景,郭沫若的《卓文君》自歷史中取材,田漢的《獲虎之夜》與《咖啡店之夜》則以婚姻不自由為題材。民國13年以後,新劇本漸少,大多從男女戀愛、婚姻自由、亡國者痛苦、勞資糾紛和破除迷信等方面著筆,重要的作者有侯曜、熊佛西、洪深、歐陽予倩、陳大悲、丁西林等。民國15年以後,電影劇本的寫作興起,舞臺劇本的創作漸少。至於五四以後在戲劇創作方面取得較高成就的曹禺,其名著《日出》、《雷雨》等創作,已是1930年代以後,甚至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期的事了。

五、 新思潮的輸入與思想解放

  五四運動的兩大支柱,其一為新文學運動,其二為新思潮的輸入;但無論新思潮的輸入或新文學運動,均肇端於晚清,易言之,新文學運動與新思潮的輸入,皆長期積累而成者。

(一) 新思想的輸入

  五四時期輸入的新思想甚多,大抵透過專書、譯著、期刊等為媒介,期刊中如《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少年中國》、《國民雜誌》、《新生活》、《星期評論》等,均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部分刊物且系統性地介紹西方思想,如《新潮》的「一九二○年學術專號」,《新青年》6卷5號的「馬克斯專號」,即其著例。

  由於五四時期介紹的西方思想頗見紛亂,難以盡述其貌,此處略以國別為類加以說明。

1. 英國思想

  英國近代思想,清末由嚴復等人介紹到中國來,最重要的為進化論。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倡生物進化、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說。赫胥黎著《天演論》,發揮物競天擇的觀念。此派思想在近代中國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甚而由生物學的達爾文主義,進展為社會學的達爾文主義。而在五四時期,介紹到中國的英國思想,有羅素《自由創造的思想》,羅素(B. Russell)曾於民國9年10月來中國講學,由趙元任口譯。羅素的思想以張申府在《世界思潮》上所介紹者為多。羅素的哲學影響最大中國的是其社會思想,他反對國家的存在,也反對私有財產制,主張思想自由和鼓勵創造。他認為,不受約束的思想,才能發揮潛力,創造最高的成果,此即思想解放的學理根據。

2. 德國思想

  德國思想,清末民初介紹進來的有叔本華(A. Schopenhauer, 1788-1890)、尼采(E. W. Nietzsche, 1844-1900)、康德(Immannel Kane, 1724-1804)等人的思想。叔本華與尼采的思想最初於清末由王國維加以介紹。叔本華的主要思想是「意志說」,他認為世界的本體為意志,意志不能滿足便生痛苦,要去痛苦就要否定意志,著有《意志與表象的世界》。

  尼采的思想由叔本華「意志說」引申,亦為無神論者,但認為意志不能滿足時,要無止境地奮鬥,強者終必脫穎而出,成為「超人」,其重要著作有《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上帝之死》等。尼采主張戰爭,反對保障弱者的道德與宗教,為強烈的個人主義思想。此外,康德的「知識論」,也於此時介紹到中國來。

  但德國思想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馬克斯思想,民國8年《新青年》6卷5號刊出馬克斯專號,其後《新青年》和其他刊物陸續有介紹馬克斯及其學說的文章出現,另有不少專書出版,於是「剩餘價值說」、「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等理論,在中國迅速傳布。民國8年冬天,胡漢民、戴季陶、李大釗等著文介紹唯物主義,其他評介馬克斯學說者亦多,但當時只偏重於學術介紹,介紹者不一定信仰馬克斯學說。成立於民國8年12月的「社會主義研究會」,以研究基爾特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為主,直到民國9年春天,才正式有專門宣傳馬克斯學說的團體出現。

  部分大陸學者認為,五四運動乃中國共產黨所領導者,試究其實,此時馬克斯主義方始初傳入中國,做為一種學理之探究則有,為政黨活動則於晚於此時。

3. 法國思想

  法國思想如無政府主義思想等,自清末即陸續輸入,五四時期介紹到中國的有柏格森(H.Bergson)的「變的哲學」。民國8年至民國10年間,杜威在中國講學時,曾介紹柏格森,民國11年《民鐸》3卷1號刊出柏格森專號,載有張君勱〈法國哲學家柏格森談話記〉、馮友蘭〈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張東蓀〈柏格森哲學與羅素的批評〉等。西方哲學家以前認為宇宙萬物以「常」、「不變」為根本,柏格森認為存在就是變遷,變遷就是永遠不斷地創造自己。這對保守的中國社會,實為一有力的剌激。

4. 美國思想

  杜威於民國8年5月來中國講學,在中國待了2年2個月,到過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在北京講演的時間最久,由胡適擔任口譯。在南京講學時,由劉伯明、陶知行(後改名行知)等任翻譯。胡適在杜威未來中國之前,發表〈實驗主義〉介紹其思想,杜威去後,胡適又寫了〈杜威先生與中國〉、〈杜威論思想〉等文。蔣夢麟所主編的《新教育》,創刊號載有陶知行〈試驗主義與教育〉、劉經庶〈試驗的倫理學〉;1卷3號出版杜威專號,載有胡適〈杜威哲學根本觀念〉、〈杜威的教育哲學〉、蔣夢麟〈杜威的倫理學〉等。

  由於胡適將杜威的實驗主義解釋為科學方法,乃五四時期思想上所追求的兩大目標──科學與民主──之一,而當實驗主義與科學畫上等號,造成五四時期科學主義的流行,郭穎頤在其《中國的科學主義》書中,即曾對此加以論析,認為胡適所提倡的是科學主義而非科學。

  此外,俄國思想自晚清即陸續輸入中國,如虛無主義和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等。虛無主義輸入中國後,因思想認知上的誤解,與無政府主義合流,在清未民初的思想界占有一席之地。民國6年俄國共產革命成功後,研究馬克斯的論著,大量介紹到中國,強化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力量。

(二) 各種主義爭勝

  由於各種思想的引介,五四時期亦有各種主義之提倡,如民主主義、功利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種。

  民國8年冬天,杜威的講演曾闡述民主主義、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他將民主分為四部分,一為政治民主,指消除社會的不平等。一為經濟民主,指財富平均分配。個人主義的發展,在西方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爭取個人自由,反對國家控制;第二階段為透過社會立法,限制個人自由,以消滅社會的不平等。杜威認為中國欲增進個人主義,一方面要消滅特權,一方面要發展平民教育。在社會主義方面,杜威較為贊成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和工團主義(syndicalism)。陳獨秀在民國8年十二月號的《新青年》著文,對杜威所闡述的民主主義有所補充。胡適透過對挪威文學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的介紹,傳布個人主義。

  社會主義在五四初期尚未有明顯主張,無政府主義,社會平等,提倡均富等觀念,揉合混雜;惟尚無廢除私有財產的言論。俄國革命後,由於馬克斯主義的大量輸入,社會主義始引起廣泛的注意和討論。民國9年7月到民國10年7月,英國學者羅素(Bertrand Russell )到中國講學,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有所論述。事實上,在羅素來中國前,其《社會建設原理》、《自由之路: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等書均已有中譯本。羅素認為中國最切要的問題是發展工業和教育,但必須首先建立好的政府,然後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無政府共產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都不適合未開發的國家。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源自英國,為現實主義的一種(即哲學與文學上的寫實主義)。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撰文指出,東西文化的差異,在於西方文化注重實務,中國文化注重禮儀,因此認為改造中國,必須在教育上採取現實主義。他這種觀點,不久即與胡適和杜威所傳布的實驗主義融合,因為實驗主義也是講求實用的。

  自由主義為五四時期的重要口號之一,當時一般人的自由觀念來自法國盧梭的民約論和英國的功利主義,他們倡導基本人權,及言論、出版自由。

  科學主義是五四時期知識份子攻擊宗教和傳統的主要武器,不論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或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均摒棄阻礙進步的迷信、宗教、傳統習俗,許多人反對東方精神文明較西方物質文明為優越的說法,他們認清以科技控制自然為西方文化的特色。吳敬桓更是相信「科學萬能」的人,他力主透過科學的應用,以增進人類的物質生活。

六、 傳統文化的糟粕與再生

  在西方新思潮輸入中國的同時,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新文化難免有所扞格,五四時期甚而乃出現了全盤西化的論調,對傳統中國文化造成極大的衝激。

(一) 攻擊傳統文化

  五四時期的部分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大力抨擊,思想史學者林毓生曾以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形容此一現象,余英時則認為是反儒學傳統;兩人的解釋雖略有所異,其指涉五四時期對傳統中國文化的破壞則一。

  民國元年,康有為、沈曾植、梁鼎芬、嚴復等在上海創立孔教會,運動進步黨在民國2年的制憲會議中提議將孔教定為國教,國民黨方面表示反對,結果在憲法草案中增列一妥協性條款:以孔道為培養國民人格的基本。袁世凱旋恢復祀孔,並以孔令儀為奉祀官。袁世凱死後,康有為繼續為建立孔教而努力,他寫信給新任總統黎元洪,提出三項主張:1.從縣長到總統各級官吏,都要按時祀孔,並向聖像叩頭;2.從小學到大學的學生都要讀儒家經典;3.國家應設立孔教堂。民國5年的制憲會議,對此問題進行討論,最後決定:中華民國國民可以自由祭祀孔子,信仰宗教。袁世凱假尊孔為名,謀求政治、學術定於一尊,甚至袁死後仍有人在這方面努力,蔡元培、陳獨秀等人感於袁世凱的遺毒未滅,因而對翼護君主獨裁的儒家文化展開攻擊,其中《新青年》攻擊火力最為旺盛。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了〈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再論孔教問題〉;,北大教授吳虞(又陵)發表了〈吃人的禮教〉、〈禮論〉、〈說孝〉、〈論荀子書後〉、〈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家族主義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對儒教所進行的批判中,以陳獨秀、吳虞最受矚目,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的文章,影響甚大,吳虞攻擊禮教中的虛偽、孝道中的荒謬、家族制度和階級制度中的專制思想,胡適在〈吳虞文錄序〉中,稱吳虞為「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二) 整理國故運動

  在一片破壞儒家的氛圍中,亦有人從事國故的整理;一方面在舊國故中,找尋新文學的源流,另一方面則將新方法用到舊材料上,對國故重新加以評估。

  國故整理,方法不一,據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詞中所標舉,約分為三項:1.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2.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材料;3.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材料的整理與解釋。對國故的整理,當時較有成就的有胡適、梁啟超等人。胡適在這方面的著述有《中國哲學史大綱》(《先秦名史學》)、〈墨子小取篇新詁〉、〈淮南王書〉、〈中國中古思想史提要〉、〈戴東原的哲學〉等,其中以《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最著名。《中國哲學史大綱》於民國8年2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係由其在哥倫比亞大學所寫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論文原名“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由杜威(John Dewey)指導寫作完成。此書在民國11年由上海東方書局出版時名《先秦名學史》。胡適寫此書所用的方法約有三種:1.用辯證方法探討思想來源;2.辨別古書的真偽,以確定某書是否確能代表某人思想;3.用辯證方法,檢討某人思想有無矛盾。同時他也以平等眼光,考訂各家思想的源流,使諸子和儒家取得相同的學術地位特別是重新樹立了墨家的思想系統。梁啟超對中國舊學甚有根柢,清末民初一度傾慕西學,民國8年遊歐歸來,因受歐洲學者的影響,對國故整理大感與趣,著有《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學案》、《墨經校釋》、《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他在這方面的最大貢獻是對清代思想史的整理。此外,在整理國故聲中,馮友蘭對道家的研究,湯用彤對佛學的研究,亦各成一家之言。整理國故,在五四時期被許多人認為是有害的,胡適自謂他整理國故的目的是到國故裡去「捉妖」、「打鬼」,他勸年輕人要去科學試驗室,不要向著「故紙堆」。吳敬恆把國故與娶小老婆、吸鴉片等量齊觀,認為應把孔孟老墨之書,「丟在毛廁裡三十年」。另外,郭沬若、成仿吾等人也都認為整理國故有害無益。不過,在國故整理的過程中,許多新論述對古代史事與思想的解釋,都一新耳目。國故之沒有被打倒,並非盲目推崇國故者之功,而應歸功於在國故中擇英取華者。

(三) 重回中國文化的懷抱

  五四時期,中國固有文化備受攻擊或被重新評估之際,也有不少人有喜愛或衛護中國固有文化的傾向,此類重回中國文化懷抱者有三種類型:1.來自被一次大戰破壞的歐洲,可以羅素為代表;2.受到歐戰後國際上盛行的思想回流之剌激,認為外人既指斥西洋文化,揄揚中國文化,國人對中國文化應重建信心,可以梁啟超為代表;3.對中國文化有深厚感情的研究者,擁抱中國文化至死不渝,可以梁漱溟為代表。

  羅素以反戰和反帝國主義聞名,他在中國講學時對中國的道德哲學和道家的愛好自然,深為推崇,他勸中國人在吸取西方文化時,摒除視人如物的觀點。他說西方可以教中國的只有科技,道德及政治哲學都趕不上中國,他並認為西方人應學習中國人對人生的看法。梁啟超自戊戌以後即熱愛西方文化,其摒拒西方文化,轉而推崇中國文化是在歐戰以後,他於民國8年遊歐歸來後發表《歐遊心影錄》,正式宣布科學破產。於由第一次大戰後,不少歐洲人不再相信科學萬能,大叫物質文明破產,梁啟超受此影響,向國人作這方面的呼籲,同時自己也開始埋首整理國故。一直對中國文化有深切愛好的梁漱溟,此時尤大聲疾呼,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等書,一面宣揚中國文化,一面批評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弱點,他認為西洋文化是向前要求的,印度文化是向後要求的,中國文化是持中的。他非常讚美孔子的人生哲學,對科學與民主都有所批評。此外,愛好中國文化的人大多標榜中國的精神文明,辜鴻銘、張東蓀、章士釗等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人物。

(四) 五四時期的論戰

  五四時期,百家爭鳴,各種思想引入中國,彼此難免扞格,各思想與主義間的矛盾與衝突,新思想對舊傳統的衝激,均易點燃論戰的火花。舉其大者言,有社會主義論辯,科學與玄學論戰、古史討論、中國社會史論戰等。

1. 社會主義論辯

  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反對資本義,傾向社會主義,但宣傳社會主義者並無共同主張,對所宣傳的社會主義,亦處一知半解中,論辯乃經常發生。民國8年9月,張東蓀撰〈第三種文明〉,發表於梁啟超創辦的《解放與改造》創刊號,文中指出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已日落圖窮,需要第三種文明──社會主義,但他所說的社會主義非特指馬克斯主義而言,包括社會主義之各派。民國9年11月6日,張東蓀在《時事新報》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認為救中國須增加富力,固而必須開發實業;此文引起陳望道和邵力子的攻擊,認為張東蓀主張開發實業是資本主義的道路,與他原本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有所反背。民國9年12月,張東蓀於《改造》發表〈現在與將來〉,說明中國當時不須社會主義,而期許於將來。此文引發梁啟超的駁斥,在民國10年1月19日出版的《改造》3卷6期發表〈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認為生產與分配不可偏廢,因而反對利用游民實行社會主義。梁文引發李達的質疑,在民國10年4月8日出刊的《新青年》9卷1號發表〈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以馬克斯主義觀點,認為社會主義並非利用游民,亦非專爭分配,而是以社會主義生產方法開發實業,為中國無產階級謀政治的、經濟的解放。類此的討論,在五四時期的報刊屢見不鮮,惟各人對所倡導的各類型社會主義一知半解,所論難免隔靴搔癢。

2. 科學與玄學論戰(科學與人生觀)

  民國12年2月24日,張君勱在清華大學演講「人生觀」,點燃了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火藥線。張君勵在演講中,本柏格森的直覺主義,認為科學無論如何發達,都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因為人生觀的特點是主觀的、是直覺的;是單一的,是自由意志的;張君勱是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Bergson)的信徒,也是將柏格森思想介紹到中國的學者。民國11年的《民鐸》3卷1期曾出版柏格森專號,其中除刊出張君勱〈與法國哲學家柏格森談話記〉,及馮友蘭〈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唯心論的,形而上的〉。張君勱將柏格森的思想結合中國孔孟思想,以及宋明理學的心性修養,論析中國的精神文明。張君勱的論點,引發了丁文江的質疑,在民國12年4月12日出刊的《努力週報》上,發表〈玄學與科學〉,本杜威的實驗主義論說,認為凡不可以用科學批評研究的,都不是真知識,丁文江認為張君勱係將在歐洲混了兩年的玄學鬼,引到中國來做幌子,學科學的人不能不挺身出來打倒他。丁文江更認為科學可以概指一切,今日人類應將科學方法運用到人生問題上。

  在這場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中,除了張君勱與丁文江撰文論辯外,胡適也站在丁文江這邊,發表了〈人生觀與科學〉等文,支持張君勱的論點。其後,吳敬睄g了〈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宣告他自己的「科學的人生觀」。胡適在《科學與人生觀.序》也表明自己「科學的人生觀」;而就在胡適宣布其「科學的人生觀」獲勝,準備結束這場論爭的時候,旁觀者的陳獨秀突然殺將出來,批評胡適心物二元論的人生觀與張東蓀唯心論的人生觀,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陳獨秀提出了第三條路,即唯物史觀,並且利用唯物史觀解釋中國的歷史現象,為民國17年的社會史論戰埋下引線。

3. 古史討論(古史辨運動)

  《古史辨》第一冊出版於民國15年,但顧頡剛與胡適、錢玄同討論古史的來往書信卻早在民國9年底到民國10年初之間就開始了。古史辨運動可以說是杜威實驗主義輸入中國後,以所謂「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下的產物,其初為辨偽書,而後演變成辨偽事。

  古史討論上承晚清今文家的歷史釋而來。胡適所標舉的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在他本人的研究中似乎亦未曾超越清代學者的原有系統。

  古史辨運動主要是從顧頡剛提出「大禹是蜥蜴類」而點燃古史討論的火花,在整個論辨過程中,對古史人物的討論,三皇五帝之有無,先秦諸子問題,孔老先後問題,古史材料真偽問題,均進行激烈的討論,使得中國古代史所能考信的材料太少,而在古史遭受破壞之後,重建之路乃越愈艱難,造成中國古史解釋系統的眾說紛紜,難有定說;王汎森在討論古史辨運動時指出,此一運動對中國古史所造成的破壞,就像在倒洗澡水時,連嬰兒也一併倒掉了,學者所要做的工作是把嬰兒找回來。彭明輝則提出拆碎七寶樓時,連磚瓦土石也一併掃掉的論點,而如何重建古史的七寶樓台,則是古史專家們的新課題。

4. 中國社會史論戰

  馬克斯主義輸入中國以後,引發部分學者以經濟觀點探討中國社會的發展,對中國社會的性質與分期,提出許多不同的觀點,中國社會史論戰即導因於此。

  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序幕自民國17年拉啟,至民國20年《讀書雜誌》出版論戰專輯而掀起高潮。《讀書雜誌》由王禮錫所創辦,在1卷2期刊出了朱伯康的〈中國社會之分析〉,並且預告第三期將出一個中國社會史「挑戰」專號,挑戰的對象是顧孟餘、陶希聖、梅思平、郭沫若和陳獨秀。挑戰的問題有三:

1. 中國封建社會是否在春秋時期已經崩潰了?
2. 殷周到底是個什麼社會?
3. 現代中國到底是個什麼社會?

  於是中國社會史論戰,由過去小規模的序幕,擴展成大規模的論戰。

  在《讀書雜誌》展開大規模論戰前的接觸戰中,《新思潮》與《動力》雜誌是兩個對立的壁壘,直接代表了共產國際和托洛斯基派之間對中國問題的觀點。《新思潮》走李立三路線,即國際共產路線,最初認為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後來又說中國是「半封建社會」,以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通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綱領〉為論戰鬥爭的武器,對抗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國托派。陳獨秀的《動力》雜誌,則贊成托洛斯基的理論,認為中國當前的社會並非「封建社會」,而是「封建社會的殘餘」。除了《新思潮》與《動力》外,尚有國民黨陣營裡激進分子辦的《新生命》雜誌,論點較為自由,有人認為中國當時是資產階級社會,有人認為中國曾有過商業資本社會,主要成員為陳公博、顧孟餘、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樊仲雲等。其後因民國20年《讀書雜誌》的創辦,論戰主力均轉到此雜誌,自民國17到民國22年之間,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議題,以下列三點為中心:

1. 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什麼?中國是否出現過這些時代?
2. 中國有沒有過這樣的時代?中國奴隸社會與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有何異同?
3. 中國封建社會有什麼特性?封建社會的發生、發展與沒落的過程是怎樣的?

  參與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學者們甚多,如郭沫若、陶希聖、李季、胡秋原、王禮錫、梁園東、陳邦國、朱其華、戴行軺、梅思平、顧孟餘、王宜昌等。郭沫若用唯物史觀的眼光及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書,認為西周以前是原始共產社會,西周是奴隸社會,春秋至清末為封建社會,現階段為資本主義社會。陶希聖以唯物史觀的眼光及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著有《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等書,他初步認為春秋以前為封建社會,春秋至清末為後封建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現階段為半封建勢力仍存、資本主義萌芽的社會;後來又改變主張,認為自商至春秋為氏族社會,春秋至漢末為奴隸社會,三國至唐末五代是封建莊園時期,宋至清為先資本主義社會,現階段半殖民地社會。李季以經濟發展的觀點觀察中國社會的進展,著有〈對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讀書雜誌》2卷2/3合期)等文,認為殷代以前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殷代為亞細亞社會,西周至秦為封建社會,秦至清末為前資本主義社會,現階段為資本主義社會。王禮錫著有〈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中之謎的時代〉(《讀書雜誌》2卷7/8合期)等文,胡秋原著有〈亞細亞生產式與專制主義論〉(《讀書雜誌》2卷7/8合期)等文,他們都認為殷代以前為原始共產社會,殷代為氏族社會,周代為封建社會,秦至清末為專制主義社會。梁園東著有〈中國社會的基礎〉等文,認為商代為家族奴隸社會,西周為封建社會,後漢至清末為半封建社會。梅思平著有〈中國社會變遷的概略〉等文,認為唐虞以前為氏族鬥爭時代,唐虞為原始封建社會,夏至周為原始帝國時代,周至秦為新封建社會,秦至清末為商業資本社會。顧孟餘有〈中國的社會構造〉等文,認為自秦至現在為初期資本主義社會。

  上述討論,各人論點不一,除為1950年代中共史學的「中國歷史分期問題」,做了初階的準備之外,也埋下了1954-1957年間中共史學「五朵紅花時期」的伏線。

  五四時期的各類論戰,皆起於新思潮輸入後所引發者,有不同思想間的論戰,有新思潮與舊文化的論戰,有新方法與舊材料的論戰,可謂百家爭鳴,各出機杼,顯現了五四時期諸說並陳的時代特色。

  民國24年1月10日,王新、何炳松、陶希聖、薩孟武等10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主張融會中西之長,創造中國本位的新文化,胡適等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是新文化運動的反動,但此一宣言,卻也為五四運動畫下了句點,那個轟轟烈烈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外患問題,第二次中日戰爭己迫在眉睫。

七、 社會改革

  五四時期新思潮的輸入如火燎原,一步步由思想層面落實到社會改革上,其中最主要的有三項:平民教育、婦女解放、反宗教與反迷信。

(一) 平民教育

  重視平民教育始於晚清推行地方自治時代,民國3年以後,袁世凱取消地方自治,政府不再重視平民教育。五四時期則又興起平民教育熱,民國8年10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師生籌組「平民教育社」,其宗旨為「研究、宣傳及實施平民教育」,並發刊《平民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週刊,至民國9年5月8日計出版23期。平民教育社前後維持5年,至民國13年下半年因經費無著而停辦。

  民國14年晏陽初在河北定縣發動中國平民教育運動;民國20年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縣創立山東鄉村建設學院;民國22年燕京大學社會系師生加入華北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工作,作為該系走向民間教學政策的一部分,其中融合了梁漱溟的村治、平民教育與喧騰一時的定縣模範村。而由少年中國學會所發起的勤工儉學運動,則是站在平民的立場維護儉學之道。

  此外,部分傾向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則常以工人為運動對象,如「平民教育講演團」、「勞動補習學校」等民間團體,主要係以工人為教育對象。

  由上述重視平民教育分析,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在介紹西方思潮的同時,亦有愈來愈庶民化的傾向。

(二) 婦女解放運動

  婦女解放運動晚清已開其端,如戒纏足、興女學等,均其要目。五四時期有助於婦女解放運動者有三:

  1.女子教育繼續發展,使一些婦女獲得新知識和新思想。據羅素在中國講學所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非常優秀,她們自由討論的精神,遠超過英國的女學生。

  2.由於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對婦女問題提出許多激烈的主張,如反對家族組織、反對舊禮教等,都是婦女走出家庭、拋棄三從(從父、從夫、從子)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工)的有力論據,而由西方傳入的個人主義和平民主義,也宣傳婦女解放。

  3.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爆發後,女學生得以直接參加政治和社會運動,不僅提高了她們的社會地位,而且也使她們獲得從事政治和社會運動的經驗。

  五四事件發生之初,北京的女學生並未參加。但到6月初,由於北京政府濫學生,北京女高師的學生於6月3日聯絡協和、燕京、培華、慕貞、貝滿、尚義等校女生至總統府請求釋放被捕學生,並組織「北京女學界聯合會」,正式投入學生運動。她們也作街頭講演,並提倡抵制日貨。此外,天津、上海等地的女學生,也都積極參與當地的學生運動。

  由於受到學生愛國運動的影響,許多婦女團體於民國8年至民國14年間成立。上海是婦女運動的中心之一,出現於民國8至民國9年間的團體,有崔震華發起的「上海女界聯合會」,響應學生運動,發行旬刊;胡彬夏創辦「上海婦女會」,以研究家庭問題為主;「中華基督教婦女節制會」,為宗教團體,勸人戒煙、戒酒、戒賭。民國11年創辦的團體有「上海女權會」,係受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的運動而成立,曾致書北京參眾兩院,要求廢除一切男女不平等的立法;有「上海女子參政協進會」,後改為「中華女子參政同盟會」,由錢劍秋負責,運動女子參政。民國14年創立的團體有「女界國民會議促進會」,係為響應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而設立,除抗議「國民代表會議條例」中未予婦女選舉權外,提出的口號有男女同工同酬、確定一夫一妻制、女子婚姻自由、女子擇業自由、廢除娼妓等;有「中國婦女協會」,此為全國性的組織,成立於5月1日,主持人有朱其慧(熊希齡夫人)、張默君、沈儀彬、康同璧等。北京為婦女運動第二大中心,出現於民國8年的團體有「北京女界聯合會」,為響應學生運動而組織。出現於民國11年的團體有「女權運動同盟會」,由女子高等師範學生周敏主持,主張男女平等、禁止納妾、禁止公娼、禁止婦女纏足、同工同酬、製定女工保護法等,除運動參眾兩院立法外,並派人到浙江、南京、上海等地發展組織;有「中國女子參政協會」,由女子高等師範學生王孝英負責,主張男女在參政權、教育權、財產繼承權等方面平等,除運動於參眾兩院外,並派人至上海、湖南、湖北、浙江、四川、河南、廣東、江西等地發展組織。

  此外,尚有許多婦女報刊鼓吹婦女運動,如《婦女評論》、《新婦女》、《婦女週報》等。

(三) 反迷信與反宗教

  在五四時期的懷疑主義空氣中,新知識分子對於迷信的反對不遺餘力。陳獨秀、胡適、吳敬恆、周樹人(魯迅)等,均對偶像崇拜大加撻伐。

  五四時期,陳獨秀闡揚唯物主義,胡適闡揚實驗主義,錢玄同闡揚懷疑主義,蔡元培闡揚以美育代宗教,加上來中國講學的杜威和羅素都持反宗教的態度,使當時的知識青年對宗教大表懷疑。羅素認為,當時中國青年既揚棄了土迷信,自然不會再要已為外國進步人士所揚棄的洋迷信。而且在在五四時期,學生受到帝國主義的刺激,對來自西方的基督教亦持排斥態度。民國11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預定於4月4日在清華大學開第11屆大會,討論學校生活的基督化、學生在教會中的責任等問題,引起非基督學生的反對。3月9日,上海學界以「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名義發表宣言並通電全國,指斥基督教為資本主義的先鋒,攻擊基督教為違反科學、束縛思想、麻醉青年的毒物,引起全國學界的響應。北京學界把反基督教運動擴大為反宗教運動,而有「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現,參加此同盟的有李煜瀛、李大釗等70餘人,於3月21日發表宣言並通電全國,認為宗教是人類社會的毒素,應加清除,同時他們也反對「基督教學生同盟」。但他們也遇到阻力,3月31日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裕藻等五人發表宣言,勸人尊重信仰自由;另外也有人寫文章謂專攻基督教的弱點有失公平,因為基督教對中國也有所貢獻。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學生聯盟」在清華大學照常開會,會由4月4日開到9日。但4月9日,「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舉行大會,蔡元培、李煜瀛等都在會中演說,會後發表反基督教宣言,北京大學、朝陽大學、交通大學、南開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北京師範、東南大學等校學生代表均在宣言上簽名。除北京外,南京、杭州、廣州等地也有反基督教的組織出現。

  在反宗教與反迷信運動中,包括科學主義、理想主義、國家主義、馬克斯主義等派、大抵可分為兩種形態:1.認為宗教全是迷信;2.認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幫兇,因此積極向教會收回教育權。

  對五四時期的反宗教、反迷信運動,林毓生以偶像破壞運動加以形容,略得此運動之真象。

八、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較為激進的運動,其範圍包括政治、社會、思想與文化各層面,就內容而言,五四運動所標舉的民主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成為此後中國知識份子所追求的目標,雖此並非五四時期所出現之新事物,而係近代中國以降所長期積累以成,惟其歷史意義則歷久彌新。五四時期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學生直接干預政治,此於中國史上亦非創舉,惟五四運動的影響層面廣大而深遠。整體而言,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主要有下列諸項:

  1.運動內容廣泛,影響深遠:五四運動的主要參與者為知識份子和新興的工商界人士,皆為現代中國之領導階層,因而影響極為深遠。

  2.思想百家爭鳴,各出機杼:五四時期所引介的西方新思潮雖未必盡為當時中國所接受,但卻拓展了當時及其後思想的視界,免於傳統的固陋,各種主義──社會主羲、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個人主義,雜然紛陳,取舍端賴個人,可謂為一個人主義高張之時代。

  3.形式非暴力,成果其革命意義:五四運動是一思想性、文化性的運動,但其影響則是全面性的,在文學、哲學、科學、民主意涵,均有革命性的效果;一面強力批判現實,一面擁抱思想文化,係一形式非暴力,影響具革命意義之運動。

  4.弱勢族群受重視,知識分子走向民間:提倡平民教育、婦女走出家庭,知識分子走向民間,使得弱勢族群受到重視,此為五四運動深入社會底層之重要影響。

  5.個人求解放,民族求獨立: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個人權利觀念和國家獨立有深切的體認,對個人解放、社會平等、民族獨立的要求響徹雲霄。

  6.科學與民主的追求:五四運動所鼓吹的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成為此後數十年中國人所追求的目標。

  7.新事物的出現:五四時期無論在經濟、社會、政治和思想上都有許多新事物,這些新事物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養分,瞭解五四運動將有助於對中國現代史的瞭解。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思想革命,其重要性不下於晚清的變法運動與革命運動,舊傳依統與新思潮的激盪,交織為五四運動的深層意涵;其衝激也大,其影響尤深。

  五四運動表面上看起來是一思想、文化性之運動,然就影響力而言,其意義不下於政治革命,或可視為一思想界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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