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6. 評馬勇《梁漱溟評傳》


書名:《梁漱溟評傳》

著者:馬勇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27

頁數:464

一、前言

        身為《梁漱溟全集》[1]的編者之一,本書作者馬勇擁有較其他研究工作者更多的便利,資料的取得,對傳主生平的瞭解,作者均占有相當優勢。本書內容之可期,亦略可推知。

        1980年代梁漱溟平反以來,梁漱溟研究成為大陸學者的一個新熱點,本書之作,多少受到此一研究取向的影響,本書作者甚至可視為此研究風氣的始作甬者之一。大陸學者之所以掀起研究梁漱溟熱,依據耿雲志為本書所寫的序指出其因有二:

1.  梁漱溟過去有很長一段時期受到嚴厲批判,1980年代以後,大陸學者重新檢討在過去那種背景下所做的批判往往不是很客觀,對受批評者而言並不公道。因此對諸如梁漱溟這類學者的思想言行,有重新加以認識的必要。

2.  梁漱溟是20世紀,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第一個提出自己中西文化思想觀的學者和思想家。是否贊同其思想言論是一回事,梁漱溟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論爭中的獨特地位,無人可以加以否認,在討論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問題時,不能不涉及到他[2]

        除了上述這兩項因素外,筆者個人認為在經過十年文革的洗禮之後,中共與大陸學者急於為中國文化找出路,可能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不僅梁漱溟,馮友蘭、費孝通、熊十力等人,亦再度成為搶手的熱門研究對象。就這方面而言,對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未嘗不是好事。本書作者適逢其會,利用編輯《梁漱溟全集》之便,撰寫有關梁氏生平之論著,由於能充分掌握有關梁氏的許多一手材料,其論著之內容自有可觀處。本書是作者馬勇撰寫有關梁漱溟思想、生平的兩本重要著作之一[3],就內容而言,本書既以評傳為名,對傳主的生平、思想、言行諸方面,自有較周延之分析。

二、內容述要

        本書為一傳記著作,除部分篇章略有作者所加之評論外,實與一般傳記無甚差異,正因如此,作者對梁漱溟之生平介紹,可謂巨細靡遺;且因屬傳記之故,作者乃自傳主身世寫起,全書章節自梁漱溟出生至其生命終了,計分二十章,各章標題如次:

第一章  特立獨行之少年

第二章  熱中於佛家生活

第三章  東西文化之評判

第四章  理解的誤差

第五章  徬徨的探索

第六章  欲替中國開出一條新路

第七章  鄉村建設的文化哲學依據

第八章  鄉村建設的理論

第九章  並不成功的實踐

第十章  國難當頭,投身抗戰

第十一章  致力於民主運動

第十二章  隱居桂林

第十三章  奔走國內和平

第十四章  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

第十五章  只發言,不行動

第十六章  生命歷程的重大轉折

第十七章  沈默中的反省

第十八章  遭難中平心討論東方學術

第十九章  錚錚鐵骨,浩然正氣

第二十章  生命雖結束,問題在延續

        對像梁漱溟這樣一位介乎學術與政治之間,而且爭議性極大的人物,其生平之受矚目乃勢所必然:早年提出東西文化異同之討論,參與及主持鄉村建設運動,中年捲入政治運動,成為第三勢力──民主同盟的要角兼發言人,1949年以後由毛澤東的座上客到反目相向,批林批孔時期則成為鬥爭的對象,1980年代以後平反,晚年成為儒家文化的代言人,梁漱溟的一生可謂多采多姿,亦充滿爭議性。對這樣一位在思想上時持異議,與政治當權者關係時有反覆的人物,其一生如何評價,實頗耐人尋味。

        在現代中國史上,介乎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人物甚多,如民主同盟諸人,如五四人物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社會學者費孝通,哲學家溤友蘭等等,不勝枚舉,蓋非常時代之有非常人物不足為奇,但像梁漱溟這般富爭議性者,實亦無多。梁氏之特殊在於其不但在政治方面富爭議性,在文化思想上亦極富爭議性,兩者疊乘,其生命思想乃有值得探索者。

        本書第一章〈特立獨行之少年〉敘述梁漱溟的家世及其少年時代求學的經過,說明梁氏如何由立憲派轉向革命派,進而認同激進的社會主義。本章對梁氏家族之譜系有細膩的爬梳,掌握了一手材料與二手材料的交互為用,勾勒出梁漱溟獨特思想的由來。可惜的是,此章在討論梁漱溟之父梁濟之自殺時,並未有進一步之分析。因為梁濟的死對梁漱溟的思想具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在討論梁漱溟的少年時代似不應忽略梁濟殉清事件的重要性[4]

        第二章〈熱中於佛家生活〉、第三章〈東西文化之批判〉,敘述梁漱溟因〈究元決疑論〉發表於《東方雜誌》,受蔡元培賞識,因而赴北京大學講學,以及在北大授課,撰寫《印度哲學概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之歷程;這段時期的梁漱溟基本上是一個學者、文化人,他對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觀點與胡適等人立異,因而有學者視其為反新文化運動者,但本書作者馬勇則認為梁漱溟基本上仍屬新文化運動者,唯其觀點有異於胡適等人,類此之觀點固見仁見智,以新文化運動而言,主要乃在反對傳統文化,而此時的梁漱溟一般被視為儒家之代言人,其主張是否可列入新文化運動猶待商榷[5],本書作者的說法,亦其中之一觀點,非可視為定論。第四章〈理解的誤差〉主要敘述梁漱溟因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而暴得大名,引發了劉伯明、張東蓀、陳獨秀、胡適等人的批評,在相關評論中,可略窺五四時期知識界對東西文化的觀察,可謂言人人殊,而梁漱溟則為儒家文化之代表;在這場論爭中,梁漱溟獨戰群雄,顯現了他與人立異、不屈不撓的心志,其人後來之行徑,亦可由此略見端倪。

        第五章〈彷徨中的探索〉,敘述梁漱溟對時局的看法,以及簽署胡適所起草之我們的政治主張”(1922),其中部分意見吸收了梁的意見,此乃梁漱溟首次介入政治活動,雖則此為知識界對政府之諍言,然為梁介入政治之初步。我們的政治主張主要提出組織一個好人政府,並呼籲好人應出來做事。其後王寵惠組閣,一度被部分人士視為好人政府,然七十二天後便即夭折。

        而梁漱溟此時或亦感到對政治的熱中,可能不會有什麼結果;因而在連署我們的政治主張之同年,於《中華新報》宣布將在此後歲月致力教育工作,擬在山東曲阜設立一大學,但因其事非一蹴可即,因而先辦曹州中學,為創辦曲阜大學做準備工作。

        第六章〈欲替中國開出一條新路〉、第七章〈鄉村建設的文化哲學依據〉、第八章〈鄉村建設的理論〉、第九章〈並不成功的實踐〉,主要敘述梁漱溟投入鄉村建設的過程。

        梁漱溟因曹州中學經驗失敗,重新思考中國當時的問題,進而投入鄉村建設工作。從思想體系的建立,參與河南村治,到山東鄒平縣的實驗,梁漱溟均親歷其事,成為有關鄉村建設的主要領導人。在這幾章中,作者馬勇對各項實驗的理論與實際情形皆有所敘述,可謂係傳主梁漱溟一生的幾個重大轉折。而最後作者對鄉村建設的觀點,認為是一個並不成功的實踐,但作者並未明確交代鄉村建設派的失敗,究竟是因為理論的不可行,國民政府的不可信任,國內政局的混亂,還是第受到第二次中日戰爭的影響?

        作者在相關討論上,認為梁漱溟等鄉村建設派的理論,與共產主義式的革命大相逕庭,固無可厚非,但一味徵引此類教條,恐亦非佳[6]。事實上,在本書中,作者不時出現類似的觀點,這可能是在豐富的材料之外,最易為人所垢病之處。例如在討論梁漱溟等鄉村建設派的理論時,作者寫道:

通過對梁漱溟及鄉村建設派理論與實踐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梁漱溟領導的鄉村建設派決非一個革命的派別,而具有濃厚的改良主義氣息。他們所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在本質上是當時知識分子的鄉村改良主義運動,是一般知識分子尋求第二條道路即改良主義道路的運動。他們以文化改造問題掩蓋其他一切問題,企圖在倫理本位的基礎上,重建中國社會新秩序,並以所謂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假說,否定中國社會階級衝突與階級鬥爭的客觀存在,並以此有意無意地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土地革命,其錯誤是不言而喻的[7]

雖然作者也引述了梁漱溟本人對鄉村建設的分析,說明梁對山東鄒平縣的實驗,亦認為是失敗的:

梁漱溟曾坦率地承認,他們已從事的各種實驗並非理想,而與他們的目標相差甚遠,不過是提供一個標本,是給外行人看的,騙騙外行人而已,內行人一看,就知其弱點、缺點何在,只不過不去詳細考究這些而已。他還多次說過他們的種種措施不一定都受到老百姓的歡迎。這些話大體反映了鄉村建設派對自己所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的自我評價和自覺感[8]

但需注意的是,梁漱溟的這段話是1981年說的[9],究竟代表了多少他的思想,可能尚待考證。而有關鄉村建設的討論,作者所徵引者大抵為大陸方面的資料,甚少參考比照其他研究成果[10]

        第十章〈國難當頭,投身抗戰〉、第十一章〈致力於民主運動〉,第十二章〈隱居桂林〉、第十三章〈奔走國內和平〉,敘述梁漱溟因第二次中日戰爭的烽火,結束其鄉村建設實驗,投身抗戰工作,從國民參政會,討論改善兵役問題,籌組統一建國同志會,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下文簡稱民主同盟),致力國共調停工作等,乃係梁漱溟全心投入政治工作最積極的一段歲月。

        民主同盟是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除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外第三勢力的結合,於第二次中日戰爭後期,在國共和談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腳色。民主同盟成立於1941年,發起人為梁漱溟、左舜生、黃炎培、李潢、江問漁、羅隆基、羅文幹、張瀾、冷遹、張君勱等人;其中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梁漱溟、章伯釣等人為常委,黃炎培為常委會主席,左舜生為總書記,章伯釣為組織部長。

        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梁漱溟因政治因素,曾在香港、桂林、重慶等地待過,與層峰關係則在時好時壞中,故時而隱居時而用世,使得其角色在現代中國史上乃介乎學術與政治之間。而在第二次中日戰爭後期,梁漱溟的主要工作乃在調停國共兩黨之鬥爭,唯其事未果,終不免因無可為,拔腳走開”(313),回到他的學術工作上。

        第十四章〈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主要敘述梁漱溟因對政治失望而重回學術的一小段生涯,在這段期間完成了他另一本重要著作《中國文化要義》。事實上早在1941年,梁漱溟隱居桂林時,曾就中國文化問題進行思考,至1944年寫成六章約八萬字初稿;1946年,因調處國共和談無功,事無可為,乃再潛心著作,至1949年九月完成。此書成為梁漱溟一生較為重要的兩本著作之一,一般討論梁漱溟思想殆以《中國文化要義》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為主,且以文化類型論為中心,唯本書作者馬勇在討論梁氏思想時,似乎過於著重其政治與現實面,而於思想層面的討論較少。

        第十五章〈只發言,不行動〉,敘述國共內戰末期,梁漱溟的建言與調處。事實上,有關國共鬥爭與內戰問題,言人人殊,難有定論,本書作者在進行相關討論時,往往一廂情願地偏向中共,似有失史家之公允。

        第十六章〈生命歷程的重大轉折〉、第十七章〈沈默中的反省〉、第十八章〈遭難中平心討論東方學術〉,敘述1949年以後,梁漱溟的處境,其中有幾個事件影響較大:其一,梁漱溟與毛澤東由密友到反目的1953年事件;其二,文革時期的遭難;其三,批林批孔運動中,成為儒家的代言人。

        1949年以後的梁漱溟仍然依違於學術與政治之間,其初為政協委員,唯甚少管事;而在1953年事件中,梁漱溟由毛澤東的密友一變而不再往來,可謂係梁生命歷程之又一重大轉折,亦因此一轉折,乃能完成《人心與人性》、《儒佛異同論》、《東方學術概觀》等著作。而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梁漱溟是唯一擎舉儒家大旗的知識分子。此亦艾愷稱梁漱溟為「最後一位儒者」之由來[11]

        第十九章〈錚錚鐵骨,浩然正氣〉,第二十章〈生命雖結束,問題在延續〉,敘述梁漱溟晚年的生活,作者馬勇並再次回到文化問題的討論上,而1983年中國大陸學術界成立了「北京中國文化書院」,繼續進行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延續梁漱溟所致力探討的主題。

三、評論

        整體而言,本書作者馬勇對傳主梁漱溟的生平資料,可謂掌握相當完整,對其一生行事亦頗得其神髓,對梁氏生命歷程的重大轉折,均能深入剖析,係一值得一讀之佳作,特別因為作者本身為《梁漱溟全集》的編者之一,因工作之便,能蒐集到大量的一手史料,而本書所用材料亦大都為一手材料,甚至有許多為一般研究工作者所不易見的史料,這是本書最可貴的地方。以梁漱溟生平的複雜性而言,作者頗能提綱挈領地掌握其動向,且因整理傳主資料之便,對梁漱溟的一生有適切的描繪與刻劃。

        惟梁漱溟一生行事介乎學與政治之間,本書作者似較偏重於政治部分,而對學術部分的討論略顯貧弱,此為本書主軸稍有偏倚之處[12]。而作者論析梁漱溟在國共鬥爭期間所扮演的角色時,似乎亦有偏向中共之嫌。這種一味偏向中共的論述屢屢出現,略有失史家之公允。至於1949以後梁漱溟的政治參與和學術生命,往往在政治參與退縮時,方始致力於學術論述。本書對文革與批林批孔運動雖有所撻伐[13],然對造成梁漱溟巨大影響的1953年事件,作者馬勇對另一造毛澤東則批評甚少,殊令人費解。

        本書多採一手材料,為其一大特色,亦為此書具價值處,然其缺點亦在此等處,本書作者馬勇對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幾乎視而不見,而完全以一手史料與大陸學者之著作為據,對其他地區或其他國家的學者研究,均未稍事涉獵,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學術交流頻繁的年代,此種著作方式似有違學術規範。甚至美國漢學家艾愷(Gay S. Alitto)之名著《最後一位儒者》(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亦未見徵引,此於一般學術研究規範乃係不可原諒之漏失。至於台灣地區學者有關梁漱溟之論著亦不在少[14],惟均不見作者徵引,且未見提及,因而此書可謂一不完整之評傳,蓋皆作者個人一隅之見,及以大陸材料、大陸學者論著為主之論述,對梁漱溟一生之相關評價尚待商榷。

 



[1] 《梁漱溟全集》自1989年起,由山東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

[2] 耿雲志,《梁漱溟評傳•序》;馬勇,《梁漱溟評傳》(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頁1

[3] 另一本為:馬勇,《梁漱溟文化理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4] 有關梁濟的自殺及其意涵,林毓生教授有精闢的分析,參考:林毓生(),陳弱水、陳忠信()〈論梁巨川先生的自殺〉,收入:傅樂詩(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頁155- 182

[5] 相關討論請參閱:Gay S.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hap. iii, iv, pp. 70-125; esp. pp. 77-81.

[6] 馬勇,《梁漱溟評傳》(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頁210-212

[7] 馬勇,《梁漱溟評傳》,頁210

[8] 馬勇,《梁漱溟評傳》,頁212

[9] 這是在一封給原鄉村研究院工作人員盧資平信上的話,見:馬勇,《梁漱溟評傳》,頁215,注59

[10] 如:趙慶河,《梁漱溟與中國鄉村建設運動(1929-1937)(台北:撰者,1980);謝文和,《梁漱溟社會教育思想之研究》(台北:撰者,1987)

[11] Gay S.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12] 作者另有一書,或可補此書有關文化思想討論不足之處,參考:馬勇,《梁漱溟文化理論研究》;惟本書既名曰「評傳」,似乎應以傳主一生為評價基準。

[13] 此為1980年代以後大陸史家之一般論述模式,並非本書作者的特殊見解,熟悉大陸1980年代以後著作者皆深知此一現象,此處無庸贅言呶呶。

[14] 如:吳雅文,《梁漱溟的文化觀及其致用論》(台北:撰者,1991);王宗昱,〈梁漱溟與心理學〉,《哲學與文化》,17: 9(台北,1990. 9),頁826-837;王宗昱,〈評梁漱溟論「大學」及其對朱王的批評〉,《鵝湖》,15: 11(台北,1990. 05),頁21-26;王覺源,〈一代學人梁漱溟〉,《中外雜誌》,47: 2(台北,1990. 02),頁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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