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7. 評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


書名:《晚清政治革命新論》

作者:郭世佑

出版者: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7

頁數:目錄2  9  正文576

一、前言

        本書是作者郭世佑近年有關晚清政治革命這的思考總結,代表作者對此一論題長期關注的最後結論。在相關資料的掌握、意識型態的突破與內容分析等方面,均超越昔往大陸史學工作者討論相關論題的一成不變。

        關於晚清政治(中國近代政治)的研究,大陸、台灣及海外學者的論著,可謂早已汗牛充棟,漪歟盛哉[1]。為何作者仍選擇這樣一個幾乎已被炒爛的論題?這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有關晚清(或者說近代中國)政治的研究,在過去五、六十年間,一直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心。其中主要的推動者,從早期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主任、所長郭廷以教授,近史所張玉法、張朋園教授、大陸華中師範大學章開沅教授等,都是此一領域的開拓者或奠基者,其中較受矚目的論題,一為外交史,一為政治史,而兩者又常交迭互動,形成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點領域。本書所論述的主題,即為此一領域。

        本書討論的重點有四:一、太平天國的革命意涵;二、清朝的新政;三、立憲運動;四、辛亥革命。從討論的重點來看,幾乎與一般中國近代史(或中國近代政治史)的內容,並無太大差異。惟本書作者對各主題的分析、探討,提出了一些與昔往研究立異的觀點,使本書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其中有關太平天國的歷史意義及立憲派的解釋,尤有別於一般大陸史學工作者;亦與台灣地區、海外史學工作者的解釋,有上下床之別。對於史學界熟知的立憲派,本書則以君憲派君主立憲派稱之;革命派則以民主立憲派稱之;不僅名詞的定義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對整個晚清政治革命的歷史意義,提出了一套新的觀點,並由此觀點切入與晚清政治相關的各個論題,冀期對晚清政治重新解釋。作者撰寫本書的立意固佳,內容亦確有新解,但其新解是否精當無誤,則有待進一步分析。

二、內容述評

        本書除〈緒論〉外,共計六章,其中第六章為〈評說與沈思之間〉,以取代結論。各章分別為:

緒論

第一章        太平天國:舊式湯武革命而非近代政治革命

第二章        逼出來的新政:政治革命的一個背景

第三章        來自中等社會的奔走呼號

第四章        新政的深化與危機

第五章        武昌起義與政治革命之轉機

第六章        評說與沈思之間

        在〈緒論〉中,作者開宗明義指出革命的意義,說明革命不僅僅是暴力鬥爭,但須有創造性的變化。因為革命不僅僅是暴力,Rebellion並不等於是Revolution。暴力鬥爭只是革命的一種形式,創造性的變化才是革命的核心內容[2]。作者進一步指出,只有促使原來的政治制度發生重大變革與質的飛越那類暴力鬥爭,或者使階級關係變換的事件,才能稱為政治革命 [3]。基於這樣的理念,作者將太平天國視為農民起義,而非大陸史學工作者所標榜的革命,或台灣史學工作者所謂的叛亂。雖然在歷史解釋上,農民起義叛亂之間永遠存在著觀點上的歧異,其解釋亦是言人人殊[4]。而本書所論述的觀點,有許多地方突破了過去大陸史學工作者對中國近代歷史發展所界定的固定解釋模式,而對各專有名詞的使用亦較審慎檢擇,而非一成不變的套用,就此點而言,作者的用心隨處可見。但一本歷史專著的見解是否深刻,是否言人之所未言,其解釋是否精當無誤,固非名詞上的重新界定或翻新論點即能達成,透過內容的評述、解析,仍是較穩妥的方式。

        本書論述的對象為晚清,此時期乃係郭松燾所謂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時代,亦即中國由傳統向近代(現代)轉折的關鍵年代;加上作者所論析的課題又是最引人目光的政治革命,其論點與解釋,當別有新義,否則無以吸引讀者的目光。

        在緒論中,作者揭櫫革命的意義,以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ton)的理論為礎,認為革命是對一個社會居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和神話,及其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體系、政治活動和政策,進行一場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國內變革。因此,革命有別於叛亂、起義、造反、政變和獨立戰爭[5]。基於這樣的觀點,作者認為太平天國只是傳統中國的農民起義,與湯武革命式的改朝換代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而對梁啟超主張的君主立憲,則視為政治革命的一環。作者指出梁啟超雖也旗幟鮮明地主張實行政治革命,但他又極力反對民族革命,因而將政治革命限定在變現有君主制為君主立憲制,反對民主立憲制,其實施政治革命的手段是以改革為主,而不是以暴力為主[6]。因此,具體分析以孫中山為中心的革命派,和以梁啟超為主導的立憲派,兩者各自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得失與特點,是本書作者所要嘗試的[7]。作者的解釋,就學理而言頗能自圓其說,至少對一般史學著作將革命派和立憲派對立論述,做了某種程度的修正與釐清[8]。因而作者認為將革命派與立憲派視為彼此對立反方的論述有待商榷,確有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具體論證[9]

        作者在〈緒論〉中明確指陳本書所要論述的主題、內容與觀點,對讀者切入本書甚有導引之功,這種長緒論的文本書寫,對了解全書意旨,有如一把鑰匙,讓讀者可以輕鬆按圖索驥。

        有關晚清政治的論著已洋洋灑灑,作者亦深明此點[10],但因作者對晚清政治的四個主題:太平天國、清廷新政、立憲運動、辛亥革命,有其個人的獨特見解,因而提出一套與一般論述略有所異的歷史解釋。如對史學界所稱立憲派與革命派的舊義,作者即認為若以兩派各自所服膺與實踐的事物變革方式命名,不妨分別稱作激進派溫和派,或暴力派改革派。若以各自的政治革命方案所揭示的事物變革內容為依據,又不妨分別稱作民憲派”(共和派”)君憲派。作者提出這樣的觀點,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兩者都是中國君主專制國體與政體的革命者,均屬於革命派的範疇,唯革命的方式與類型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作者認為不僅把梁啟超等人視作革命派的反面並不符合歷史事實,而將孫中山等人稱作立憲派的對立面也並不確切;因為孫中山等人所奮鬥的民主立憲制(民主共和制)亦屬立憲政治的範疇,其本身亦為立憲派的一種類型,而不是立憲政治的反對者,故非立憲派的對立面。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與梁啟超等人之間的區別,主要是激進的民主立憲和溫和的君主立憲之別,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是否用暴力推翻清王朝。而試圖通過憲法實行國會政治和政黨政治,變更君主專制國體與政體,為國家富強與民族興盛開闢道路,則是他們的共同心願[11]。類此的論述,是本書組成結構中極重要的部分,因而本書係在舊史料中釐析出作者個人的新見解,並為晚清政治史研究另闢蹊徑。

        本書第一章論述的對象為太平天國,作者認為太平天國因為受到歷史條件的制約,加上領導者個人的條件所限,就歷史的發展而言,所揭示的新政治制度和新政治秩序,只具有改朝換代的意義。作者指出,由於歷史條件的制約,洪秀全所手創的太平天國只屬於湯武革命之類的革命,屬於舊式的農民戰爭,太平天國所帶來的新政治制度和新政治秩序只具有改朝換代的意義,因此並不屬於政治學意義上的近代政治革命範疇,亦不具備近代政治革命的意義和特徵[12]。而作者也對大陸史學工作者為了替太平天國平反(有別於傳統史學的蓄意詆毀),過度禮贊農民運動的歷史解釋而有所批評[13];因此,作者認為舊式農民出身的洪秀全等太平天國領導階層,只能發動一場湯武革命式的農民戰爭,而不可能發動一場與近代民權政治相關的政治革命。此論點擺脫了大陸史學工作者長期以來對農民起義的過度禮贊,包括對方臘起事,李志成事件等農民起義(傳統史學視之為叛亂)的過度推崇。事實上,1949年以後的大陸史學工作者,由於中共領導者的革命樣式近於農民起義,而教條式地一再宣揚農民起義的歷史意義,作者於本章中,摒棄中共新教條綱領的指導,而直探太平天國的本質及其歷史意義,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由於作者有意將傳統史家對農民起義的貶抑,及1949年以後中共史學工作者對農民起義的平反,加以平衡論述,因而指出太平天國在起義過程中的黑暗面,並以江永女書所描繪的太平天國過永明為例,說明太平天國軍隊駐行之地的悲慘世界[14],而太平天國亦非中共史學工作者所刻意平反的那麼偉大。作者認為:歷史剝削階級與舊式史家對所有下層農民的武裝暴動者詈為賊匪,這當然是荒謬的。大陸史學工作者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將下層農民的暴力反抗行為譽之為起義,雖屬歷史之新解,但如果完全否認部分暴動存在趁火打劫或黑社會行為的可能性,則是值得推敲的[15]。事實上,作者所企圖說明的是舊史學家向一邊擺去,中共史學工作者向另一邊擺來,如何持平以論乃當前史學工作者須重新面對的問題。

        雖然作者批評太平天國無法擺脫歷史條件的限制,卻對太平天國有關基督教的吸收及救亡圖存之道的探索持肯定態度。作者指出,儘管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無法擺脫歷史條件的種種限制,在近代政治革命的尺度之下顯得漏洞百出,無法納入近代政治革命的範疇,但它無論在對西方基督教的吸收、運用以及對西方列強的抗爭與交往方面,或在救亡道路的探索方面,都顯示了有異於古代農民起義的某些近代氣息與特徵,尤其是它對清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與腐朽統治的無情打擊,不僅有利於近代資本主義經濟與新式社會力量的產生,而且有利於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異己力量之增長[16]

        作者對大陸史學工作者過度推崇農民起義、農民暴動的取向亦有所針砭[17],認為有必要加以調整。處在1990年代的作者,顯然在擺脫中共史學的新桎梏上頗費心力,而作者對太平天國成為新統治階層後,底層民眾的遭逢亦多所同情[18]。因此,在貶抑與頌揚太平天國的兩橛之間,作者努力找尋放置歷史天平砝碼的方式。有趣的是,作者在論析太平天國與洋務運動之間的關係時,卻巧妙地運用了嫁接的手法,認為金田起義後的時勢造就了湘軍統帥曾國藩,因而洪楊起義軍有功於洋務運動。但太平天國農民起與洋務運動之間雖具有某種因果關係,惟兩者之間並非簡單的並列關係,也不是簡單的對立關係。因此,既沒有必要為了適當肯定曾國藩在近代史上的歷史作用而貶低太平天國起義者,也沒有必要將曾國藩倡導的洋務運動與鎮壓農民起義之舉對立起來加以研究和批評。而在肯定曾國藩推動洋務運動之功或批判其鎮壓太平天國時,只有適當注意兩者之間的內在歷史聯繫,才有可能確保歷史描述與邏輯思維的連貫性[19]。姑不論此說是否精當無誤,作者至少揭示了歷史思考的多樣性。

        第二章討論的主題為清廷新政,作者認為清廷的新政,是被逼出來的,而非自發的,因而處處題現其不甘願的情狀。作者指出,如果說英法聯軍橫行京師火燒圓明園的暴行,激發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族督撫試辦洋務的想法,則甲午慘敗之局便促使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高呼變法救亡,倡導政治改革。中英之戰和英法聯軍之戰的敗局只是打破了天朝上國的美夢,甲午之戰則攪亂東方大國的美夢,歷史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推向中國的政治舞台。康有為一邊以六經注我的姿態著書立說,一邊不厭其煩地上書光緒皇帝闡釋變法則強,不變則亡,大變則強,小變則亡的道理。梁啟超則以《時務報》為陣地,批評洋務官僚雖宣言變法,卻專事練兵、購械等項,不知本源,只變事不變法[20]

        作者對清廷新政的評價不高,即使新政中較受學者青睞的戊戌變法,亦不認為其高度已達政治革命的標準,作者指出,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等人不再提出開國會、立憲法等方面的政治要求,光緒皇帝所頒發的改革上諭也不曾體現此類要求,故不足以稱之為政治革命[21]。作者雖對清廷改革過程有所論析,將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百日維新)、光宣新政(清末新政、庚辛新政)、預備立憲等政治舉措,分別敘述,但其重心則是光宣新政與預備立憲[22]。作者主張以1905年做為界標,將晚清的十年新政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因為此年係清廷派遣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之年,故本書討論新政的分期,與一般史學界習稱的新政預備立憲仍若合符節,而非別創新詞[23]。關於新政的歷史意涵,作者指出,新政一詞在後世學者的著述雖已成為專用學術名詞,但在晚清時人的筆下只不過是一個相對於舊政的一般性用語,較之改革、變法等詞,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涵義和實質性的不同[24]

        本書論述清廷新政的第一階段(1901-1905)的內容包括下列內容:

        ()整飭吏治、調整機: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頒發和實施《出使章程》、裁汰各衙門書吏差役、停止捐納實官、裁撤冗衙、恤刑獄、增設巡警等部、准滿漢通婚等。

        ()整頓軍隊,編練新軍:設中央練兵處及省級督練處、裁減綠營防勇、停止武科舉、設武備學堂、編練新軍、推廣洋操、以及制訂並推行《新軍營制餉章》、《陸軍學堂辦法》、《新軍官制》、《陸軍官佐任職等級》、《陸軍人員禮官體制》等。

        ()振興實業,獎勵工商:成立商部,頒部並推行《商部章程》、《獎勵公司章程》、《商律》、《公司律》、《礦業鐵路公共章程》、《礦務章程》、《重訂鐵路簡明章程》、《勸辦商會簡明章程》、《公司註冊章程》、《商標註冊試辦章程》、《改訂獎勵準商章程》、《試辦銀行章程》、《改訂商標條例》、《鑄造銀幣及行用章程》等。

        ()改變教育體制,推行新式教育與人才選拔辦法:改各省書院為大學堂、先後設管學大臣和學務大臣,推行《奏定學堂章程》,增設新式課程,興辦師範學堂及各類實業學堂,設仕學院、進士館、課吏館、開經濟特科、鼓勵出洋留學、獎勵自費游學、廢除科學制度[25]

        作者對清廷的新政評價不高,尤其認為整飭吏治、調整機構部分,不乏官樣文章[26];雖然作者承認新政在練新軍、興實業、變革教育方面取得一些成績,但民間對清廷的改革仍怨聲載道[27];這類民怨的起因,作者認為主要來自人民對清朝政府的不信任,尤其對主其事者的不信任,加上民間普遍認為清廷沒有改革的誠意,其新政其實是被逼出來的,而新政的內容又不符民間的期待,因而造成新政失敗的種種原因[28]

        清廷第一階段新政的成績,在各方面的表現似乎都不盡如人意,因而作者認為新政的最終結局究竟如何,將主要取決於清朝統治者在稍後的預備立憲,能否拿出誠意和魄力來刷新自己的形象,能否取信於民,取信於社會,一同度過難關[29]。預備立憲既然成為清王朝希望所寄,其所要面對的則是民間所推動的立憲請願運動和以孫中山為主導的革命運動。

        第三章〈來自中等社會的奔走呼號〉,所述內容包括清政府的預備立憲、民間的立憲請願運動和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在本章中作者明確地將三者的關係區劃開來,既是分殊的三種變革(或運動),預備立憲由清政府官員所主導,立憲請願運動由民間工商業人士所主導,革命運動由孫中山、黃興等人主導,作者在釐析三者的分野之後,將三者均視為立憲運動,其間的差異只是由官方推動或民間推動,以及選擇君主立憲或民主立憲。作者認為孫中山之所以選擇民主立憲的根本原因,在於孫企圖將反滿的民族主義和立憲政府合一的結果[30];值得探索的是孫中山此時期闡釋民主政治之對象常為外國人[31]。由本書作者所徵引的料顯示,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泰半在國外進行,他對革命運動的各式主張,乃常藉外人之口說出,在整個辛亥革命運動過程中是非常特別的[32]

        在討論以孫中山為中心的革命運動同時,作者也對革命派的對立陣營立憲派進行論析[33]。有關革命派與立憲的筆戰,本章描繪甚多,並認為兩者的筆戰各擅勝場,並無絕對勝負,雖然各自宣稱戰勝對方,但實情卻是彼此之間只有小勝小負,而無絕對優勢。作者甚至認為,如果就思想啟蒙的意義而言,以梁啟超為主力戰將的《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可能更勝於革命派的一些報刊[34];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本章中對梁啟超政治主張的屢變,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戰,分析頗為細膩。作者引述18997月梁啟超與韓文舉等人聯名致康有為函的內容,指出此函具有三點意義:()梁啟超已不反對暴力革命,而期待將來革命成功()不再堅持君主立憲制,而贊同民主立憲制(共和政體”)()舉光緒帝為民主立憲總統的前提條件是倘民心愛戴,並非無條件地推舉之[35]。但作者認為梁啟超雖一度不反對暴力革命與民主立憲制,但終究對光緒皇帝念念不忘,作者指出,當以勤王為目的的唐才常加緊籌備自立軍起義,梁啟超仍傾向於推舉光緒帝為民主立憲制總統,其主張顯然不同於堅持徹底反清的孫中山,也不同於堅持君主立憲制的康有為和唐才常,而是介於兩者之間[36]。正因為這樣,梁啟超乃反覆依違於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之間[37];梁啟超一面與以孫中山為中心的民主立憲(革命派)進行筆戰,另一面則繼續抨擊慈禧等人所推動的新政,這種兩面作戰的手法,突顯了梁啟超在晚清政治革命歷程中極特殊的角色扮演。

        作者分析梁啟超與孫中山在中國近代政治革命歷程中所擔綱的角色,認為未來民權國家的建立,既需要集反清戰士形象與民權革命家形象於一身的孫中山,也需要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的梁啟超。在輿論宣傳與組織發動上,孫中山著重宣傳反滿,梁啟超著重宣傳民權,不論兩者間的關係如何時好時壞乃至互相舌戰,互為仇讎,對新生的中華民國來說,兩者缺一不可,且不乏珠聯璧合之實際效應[38]。此類推論就某種層面而言,確實點出了梁啟超與孫中山在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發展過程中扮演角色的差異性,至於是否真如作者所云珠聯璧合,則又另當別論。

        在論述革命運動的發展時,作者認為1903年和1905年是兩個關鍵性的年代;1903年的重要性可由下事件看出端倪:

1.  在以反滿民族革命與反君主制政治的辛亥革命歷史中,1903年是一個標有革命字樣的年分,無論是在中國留學教育史上或辛亥革命史上,都具有十分醒目的里程碑意義,其重要性不亞於中國同盟會成立的的1905年。

2.  留日學生在1903年的突出表現既離不開前此《清議報》、《新民叢報》、《國民報》等啟蒙思想刊物乃至反滿的宣傳鼓動,也與孫中山等人於1903年以前在留日學生中的組織發動密不不分。其中最有啟發意義的當屬紀念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活動。

3.  1903年初,由湖北留日同鄉會創刊的雜誌《湖北學生界》在東京問世。直隸、浙江、江蘇等省得留日學生同鄉會紛紛效法,《直說》、《江蘇》等刊物也相繼出版。

4.  《蘇報》自190361日改版,至77日報館被封,凡37天,共刊出論說、來稿40篇,幾乎無日不談革命。《蘇報》以其昭然若揭的革命文字吸引著廣大讀者,使清朝統治者防不勝防。

5.  1903年在上海、東京、香港等地出版的著名革命書籍多達13種以上。其中影響最巨者當推鄒容《革命軍》、陳天華《猛回頭》、《警世鐘》和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可謂是近代反清革命運動的奠基之作。鄒容在《革命軍》中自己的著作裡主要是系統而具體地描繪了民主共和國的藍圖;陳天華則從挽救民族危機的角度提出推翻洋人的朝廷;章太炎由從滿漢民族矛盾出發,借夷夏之辨的古老命題闡揚反清革命的道理。三位革命宣傳家從不同的角度得出一個相同的結論──革命排滿。

6.  19037月底,孫中山在東京青山自辦軍校;開學前,孫中山要求學生填寫盟書,並對天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

7.  1903年華興會成立,是在國內建立的近代第一個反清革命團體,由拒俄運動中離日歸國的黃興所創辦[39]

        由上述事件,可以了解在近代反清革命運動的準備時期,無論革命的輿論宣傳或革命隊伍的擴大,以及革命綱領的制定和革命團體的建設上,1903年都是十分重要的年分;經過這一年的耕耘,在思想、輿論、綱領和組織上都為中國同盟會的成立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1903年以後,許多著名的反清宣傳家與活動家都已轉入實際發動和組織工作中,雖然在文字宣傳方面已明顯減弱,但繼華興會之後,國內其他地區的反清團體紛紛出現[40]

        1905年的重要性則是因為中國同盟會於此年成立;1905730日,孫中山召集在東京的革命志士,召開同盟會籌備會。來自國內10個省分的72人參加此會,會議決定成立一個新的反清革命團體,定名中國同盟會[41]。與會者一致同意以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16字為同盟會綱領,推黃興、陳天華等人起草會章。820日中國同盟在東京正式成立。14省籍的100餘名激進分子參加了成立大會。會上通過由黃興等人起草的同盟會章程,推舉孫中山為總理[42]。而1905年以後的數年間,梁啟超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進行激烈筆戰,筆戰的內容含括下列主題:()有沒有必要實行種族革命?()暴力鬥爭是否會引起內亂與列強干涉?如果放棄暴力手段,通過要求又能否實現政治革命?()國民是否具備實施共和立憲民主立憲的素質與條件?圍繞這三個主題,雙方展開激烈的唇槍舌戰。至於孫中山提出的社會革命方案,則屬於政治革命方案並列的另外一個方案,雙方論戰所顯示的是另一種局面[43]。作者指出,在論戰過程中,雙方各自引述不同的理論攻防,但只有局部的小勝小負,而無絕對性的勝利,雖然雙方均各自宣稱自己是勝利者。惟作者仍認為,整體而言,以孫中山為中心的民主立憲派(革命派)確實稍占上風。

        而有關約法思想的討論,因為涉及孫中山抄襲梁啟超或梁啟超抄襲孫中山的歷史公案,作者在分析相關文獻後指出:與其說梁啟超的開明專制思想影響了孫中山後來的約法思想,還不如說是孫中山早已有之的約法思想通過中介陳天華而不知不覺地影響了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更重要的是孫中山後來始終堅持其約法思想,而梁啟超在〈開明專制論〉發表不久,就私下承認所謂開明專制乃有所激而言,是極端之言,隨即放棄此說。事實上,筆戰雙方關於開明專制論的分歧焦點,主要仍在於是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以及用什麼途徑解決政治革命中有關國民素質不足的難題[44]。作者的論述對了解此一歷史公案的來龍去脈頗有助益,且對梁啟超在政治主張上有如變色龍般的思想轉折及行徑,有深刻的分析。

        作者將梁啟超與孫中山均視為立憲派,其差異僅係孫中山主張民主立憲,梁啟超主張君主立憲,然兩者均主張立憲則殆無疑義;作者在本書第三章中反覆論析二派之異同,以廓清相關史學著作的迷霧。作者指出,雖然梁啟超本人也用立憲派與革命派稱呼他自己與孫中山的區別[45];但作者並不同意梁啟超的分法,而認為此種分類表述並不準確,因為對兩者的分類缺乏統一標準,容易產生歧義,甚至嚴重影響對兩方的價值判斷。作者認為將立憲派當成革命派的對立面表述,不啻將立憲派視作反革命派,對於多年來將革命概念普泛化和政治化的大陸史學界而言,想公正評價梁啟超等人的言行,只能靠學術上的迂迴戰術[46]。作者因而反覆申論,認為不僅把梁啟超看成革命派的對立面不夠確切,將孫中山等人視為立憲派的對立面也不妥當。孫中山等人所主張的民主立憲仍屬立憲的範疇,他們只是立憲派中的一種,而非立憲政治的對立面,更非反立憲者。因為試圖以憲法為指導建設中國,摧毀君主專制制度,根治人治弊端,是民主立憲論者與君主立憲者的共同心願[47]。作者認為兩者分歧的關鍵所在,乃係種族革命及是否通過暴力反滿實行種族革命[48]。姑不論作者的結論是否為所有研究此一論題的史學工作者所同意,至少作者在爬梳相關史料後所提出的觀點尚立言有本。在歷史研究中,史學工作者對專有名詞的使用往往習焉而不察,作者能就襲用已久的歷史名詞反覆論辨,並以堅實論據重新詮釋立憲派與革命派的歷史意義,確實令人耳目一新,亦為此一論題開啟新的討論空間。

        第四章〈新政的深化與危機〉討論清政府的預備立憲與民間發起的立憲請願運動,並分析清廷新政所產生的危機,以及民間為何對清廷新政採取不信任的態度,甚而引發不滿,導致辛亥革命的反滿大合唱。作者指出立憲請願運動(君憲派)的主要力量,來自於實業界資產階級,他們在領導抵貨、保路、保礦的同時,提出了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的要求,因而投入君主立憲請願活動(立憲運動)。這場運動的領導者,除了梁啟超的宣傳外,張謇則代表資本家階級,兩者遙相呼應,形成君主立憲派(君憲派)[49]。君憲派主要的領導者包括鄭孝胥、張謇和湯壽潛等人;190612月,張謇等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鄭孝胥任會長,張謇和湯壽潛任副會長。該會以江浙兩省的資本家和開明士紳為主體,組織機構健全,有一套完備的議事程序,旨在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基礎,在政界、實業界和文化教育界都頗有根基[50]。加上各地的立憲請願運動風起雲湧,各種立憲請願團體紛紛成立;作者指出,據不完全的統計資料顯示,清末全國各地、海外華僑和留學生組織君主立憲政治團體約80個,籲請開國會、定憲法,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的呼聲震天價響[51]。面對民間的立憲請願沸沸湯湯,清廷終於不得不做了必要的讓步,採納載澤、袁世凱等人的建議,於190691日發出上諭,做出預備立憲的承諾[52]

        1908年,各地請願運動掀起第一次高潮,預備立憲公會負責人張謇等人經過一番猶豫,領銜發電請願。憲政講習會、預備立憲公會和政聞社三個團體在上海成立國會期成會,專事請願發動。一些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也相繼致電或上書清朝政府,響應國內的請願活動。舉國上下形成第一次國會請願運動高潮[53]。作者指出,除了新疆省外,其他省分根據業已頒佈的《各省諮議局議員章程及議員選舉辦法章程》和《九年籌備立憲清單》,於190910月同時成立諮議局[54]

        雖然預備立憲時期的各項新政未愜民心,但一個危機重重的新政,並非沒有任何的歷史建樹,作者認為清末法制改革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為參照物,基本上終結了中國傳統的君主專制法律體系,揭開中國法律現代化的序幕,奠定清亡以後中華民國立法的基礎,其承先啟後的歷史地位,積極的豐富立法經驗,對以後中華民國的法制建設具有指導的意義[55]。而新政之所以失敗,並非新政內容問題,而是主持新政者的失敗;作者認為新政相對於前此中國歷史上的改革,無疑有巨大的歷史進步。新政內容是好的,但主持新政者卻問題綦多。所以作者認為,與其說新政失敗,還不如說是清朝統治者在新政中失敗了[56]

        另一方面,關於革命改革的分野,作者也認為沒有必要壁壘分明;如果不將革命改革區分得過於清晰,乃至於將二者對立起來;如果不是把革命作為榮譽始終留給從事暴力反抗者,那麼,清王朝試圖通過預備立憲,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的政治改革,亦具有某種革命性的意義,不能因預備立憲為政府主導且最終流產,而漠視或不承認其具有某種革命性的意義,儘管主持預備立憲的慈禧等當政者只是改革者而非革命者。作者指出,正因為預備立憲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在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既是清朝統治者挽救自身危機的最後一次機會,也是最沒有把握的一次機會[57]。此類論述方式,係因作者在本書〈緒論〉中已明白揭櫫「只有促使原來的政治制度發生重大變革與質的飛躍的那類暴力鬥爭和那類階級關係變換的事件才具有政治革命的意義」[58]。就作者的觀點而言,預備立憲顯然具有作者所指陳政治革命的意涵。

        但新政終究失敗,甚至造成清朝的覆亡,因而史學工作者對清廷新政的解釋不免言人人殊,作者綜合整理前人研究的成果,歸納為四種說法:()“新政導致內亂,新政本來就不該興辦;()“新政步子太快,超出了中國社會的歷史條件;()預備立憲進程太慢;()清王朝根本不具備實施君主立憲或預備立憲的領導能力,只能失敗[59]作者總結新政失敗的原因指出,一方面中國並不具備速行憲政的條件,另一方面國會請願運動所表現出來的急躁情緒和激進傾向,亦是清朝統治者所逼出來的。因此,當清政府試圖解決民怨,推出皇族內閣時,連多年來堅持反對暴力革命的梁啟超也為之震怒,作者認為這是一個不祥之兆[60]。而這個不祥之兆即是辛亥革命的反滿大合唱,一舉將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畢其功於一役。

        第五章〈武昌起義與政治革命的轉機〉,討論武昌起義前後各派人士的行徑。

        作者於本章中對同盟會的分裂描述頗為深刻,並認為武昌起義的真正領導者是中部同盟會[61];而孫中山與黃興之爭,章太炎的倒孫風潮[62],在在顯現了同盟會組織的崩解,因而當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其真正的領導者並非同盟會本部,而係中部同盟會,尤其是文學社與共進會扮演了重要的關鍵性角色。共進會孫武與文學社蔣翊武是武昌首義的真正領導者。作者於本章中對昔往研究者突顯武昌首義中開第一槍的熊秉坤,觀點略有所異,認為劉公、孫武、蔣翊武、劉復基等人的貢獻,應受到更多研究者的青睞[63]。其中尤以文學社劉復基的事蹟,長期為研究者所輕忽,作者因此特立專節討論這位被遺忘的武昌起義籌劃者[64]

        有關共進會與文學社對武昌首義的貢獻,論者已多,惟焦點主要都放在孫武和蔣翊武的身上,而忽略了文學社的實際負責人劉復基。作者用許多篇幅描繪劉復基的性格、行事,對其奔走溝通共進會與文學社間,規劃、組織、協調革命行動,給予極高的評價[65]。不幸的是因為武昌首義前夕,劉復基與蔣翊武同時遭捕,並於1010日凌晨英勇就義[66]。作者徵引眾多文學社員及辛亥武昌首義者的回憶錄,證明劉復基為武昌首義的主要籌劃者和實際負責人,推崇他對武昌起義的卓越貢獻[67]。事實上,早在1913年,中華民國稽勛局長馮自由即已發表通電,將陸皓東、吳祿貞、鄒容、趙擎等革命先驅並列,呈請做為開國先烈及開國時殉難之重要人物辦理[68]。可見劉復基的事蹟並未遭後人埋沒,只是名聲未若其他革命先烈題赫,作者於本章所努力者僅係更突顯劉復基在文學社的重要性,及其規劃、執行武昌起義的功勛。作者認為劉復基是繼宋教仁之後,又一位從遠澧之濱走向全國反清革命的出色革命活動家[69]

        本章另一個重要議題為湘鄂之別,討論湖北新軍混成協統黎元洪被革命黨人舉為鄂都,而湖南中路巡防營統領黃忠浩則在湖南起義過程中為革命黨人所殺。兩人的不同遭遇,也造成了湘鄂革命運動的升降。作者分析黎元洪與黃忠浩的性格與行事指出,從黎元洪和黃忠浩各自的主要經歷與活動中不難看出,一個是經歷單一的職業軍官,一個是時軍、時礦、時學、時官時紳,亦官亦紳。黎元洪蒙清王朝的深仁厚澤步步高升,政治上仕途平坦。黃忠浩則是一個已經明顯像資本家階級轉化的人物,他的言行帶有近代資本家階級的烙印。他的出入官場,多因地方督撫們賞識其幹才[70]。而湖南因革命黨人殺死黃忠浩,在其後的革命運動中只能扮演配角,湖北則因推擁了黎元洪,繼續在革命運動中向前。但作者對湖北革命黨人擁黎亦有其個人的觀點,認為湖北革命黨人用最大的努力爭取了黎元洪的轉變,這不是他們的過錯和失誤,而是他們的成功和可貴之處。其過錯和失誤在於他們把反清革命的領導權全部交給黎元洪、湯化龍等舊官僚和君憲派,天真地放棄了反清革命的主動權[71]。姑不論作者的論述是否精當無誤,本章舉黎元洪與黃忠浩為例,說明湘鄂革命黨人之異同,頗能引發史學工作者對辛亥革命的再思考。

        除了武漢三鎮之外,上海的獨立在辛亥革命中亦具有旗標式的意義,作者認為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也是資本家階級力量較為集中和較強大的地方。上海的獨立響自有其非同一般的作用與影響。作者綜合各種資料指出,學術界一般均強調中部同盟會骨幹陳其美對上海獨立的領導地位與作用,而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上海起義過程中,功績最著者為上海商團公會會長李平書所統率的商團武裝,次為光復會骨幹李燮和所控制的兵力和警力,陳其美所轄部屬又次之[72]。在做這些評價時,作者胸中自有一把尺衡量其間的高低輕重,但此類論點在史學研究中不免是言人人殊,難有定論。

        在整個辛亥革命的過程中,作者認為各地同盟會會員在武裝獨立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而在反清革命浪潮掀起狂濤巨浪的同時,資本家階級和君憲派也紛紛放棄自己的溫和主張,與反清志士們攜手合作,平添反清革命的力量。部分適時務的地方督撫和許多新軍高級將領也不甘做專制朝廷的殉葬品,因此更加孤立了清朝統治階級。此時,暴力革命派、溫和改革派和政府軍官的派別劃分已成為歷史,中國近代社會的政治力量正處於分化和重新組合之中[73]。各方勢力的匯流,終使辛亥革命邁開大步向前行去,唱出了反滿大合唱。

        但作者也指出,部分資本家並非真誠擁護革命,而是為自己和利益著想,如以張謇為代表的多數有產者對孫中山,即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他們瞧不起孫中山,認為他缺少知識,經驗淺薄;甚至認為孫中山並不瞭解中國國情,建議他去歐美留學深造,以廣學而養望。作者引述大陸歷史學者章開沅的論點指出,張謇等人之所以一度支持孫中山組建南京臨時政府,並不是為了以孫中山為中心統一南北,而是想借助孫中山的威望,收攏南方獨立各省,以便一併交給袁世凱,依靠統一政權穩定秩序,以免自己的經濟利益受到戰亂損害。而當南京臨時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時,他們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從中刁難,逼迫孫中山早日交權[74]。依據作者的詮釋,中共史學家為辛亥革命戴上資產階級革命的帽子,似略有張冠李戴之嫌,而作者能不從資產的階級劃分論析革命黨人,而以社會組織結構(會黨、新軍、留學生)為主體,可能是比較貼近歷史真象的。

        第六章〈評說與沈思之間〉總結本書的相關討論,提出一些值得思索的問題。作者並未以結論為本書劃上句號,而是留下一些對晚清政治革命重新思考的空間。作者認為研究晚清政治革命,既要論析孫中山等人為民主立憲所做的種種奮鬥與犧牲,也要適當注意梁啟超等人為君主立憲所做的種種努力。既要看到革命派民主立憲方案與立憲派君主立憲方案之間的對立,也要看到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尤其是要注意到兩種政治運動之間的互補性[75]。因此,辛亥革命不是一黨一派的努力成果,而是集眾人之力所完成者。作者指出,辛亥革命的高潮來臨,以民主立憲為宗旨的晚清政治革命之實現,乃革命黨人的暴力鬥爭與梁啟超等人的啟蒙宣傳及其政治轉向相結合之產物,並非孫中山、黃興所創建的同盟會或湖北文學社、共進會單槍匹馬組織奮鬥的結果[76]

        作者一再強調梁啟超在晚清政治革命過程中的重要性,認為就晚清政治革命的歷史意義而言,僅只肯定梁啟超等人的愛國思想與客觀作用是不夠的,他們理當坐在辛亥革命的慶功宴席上,分享政治革命的歷史榮光。除非歷史研究硬將革命簡單地等同於暴力,並停留在當年許多反清志士的思路裡,按參與暴力反清的時間與資歷,區分革命的正統與否;或帶著以成敗論英雄的功利主義,否定君憲黨人對晚清政治革命的意義與價值[77]

        此外,作者對中共史學家們所論述的資產階級革命,亦持部分保留觀點,並舉辛亥革時期的禹之謨為例,說明禹之謨並不像馬克思筆下所描述的那種資本家,而只是一個慈善與平易近人的家長式手工作坊主,並不存在作坊主對職工剩餘價值的榨取和剝削。因此,將禹之謨視作資產階級中下層的代表,顯然是既誤解了他,也誤解了資本家[78]。作者進一步提出禹之謨的湘利黔,其實和華興會對外所宣稱的華興公司一樣,不過是個掩人耳目的佯稱,湘利黔其實是一個充當革命聯絡的經濟實體[79]。作者不僅批評資產階級革命,亦對中共史學工作者指陳辛亥革命是為資產階級中下階層利益的歷史解釋有所評騭,作者認為,斷言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是辛亥革命的階級基礎,斷言孫中山等人只代表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利益,並無確鑿之事實根據。而這種觀點之所以能長久流行,既有政治環境的影響,也有歷史觀的原因[80]。作者甚至批評中共史學工作者立足於批的史學論著,指出在極左思潮的嚴重干擾和影響下,唯成分論的盛行影響了史學研究。他們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往往先將評價對象的出身及其所代表的階級聯繫起來,著眼於查出身、劃成分。於是,當政治風向在現實生活中批判資產階級,史學研究也跟著貫徹到底,對曾經創立過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連同近代資產階級,都採取立足於批的政策[81]。因此,部分學者為了方便於繼續開展辛亥革命研究,採取某種迂迴戰術,將孫中山等人圈劃成資產階級中下層的代表,以抵擋來自立足於批的政治壓力,可謂用心良苦[82]。作者認為,部分革命黨人儘管其反清革命言行具有資產階級的階級屬性,體現出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但對於他們強烈的反滿要求和救國救民的思想境界而言,經濟利益的誘惑並不重要,因為他們並不是為資產階級的狹隘利益去拋頭顱灑熱血的[83]。就此而言,作者指出反滿和立憲政治訴求,才是革命黨人的真正宗旨所在。

        至於君憲運動請願者,作者認為亦不能以保守派視之,因為在20世紀初年,君憲請願活動和暴力反清運動是同時進行的。前者由於廣大資本家的積極參與,其聲浪似乎猶高於後者。作者指出當時的君憲派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梁啟超、楊度等人為代表的資本階級代言人;另一種是以張謇為首的資本家。前者在國外搖旗吶喊,出謀劃策;後者則在國內心領神會,身體力行。雖然彼此各逞其能,關係不洽,但因目標一致,聲勢成流[84]。而在批評中共史學工作者的階級論之後,作者也認為部分外國學者將辛亥革命完全歸功於君憲請願者,亦有以偏概全之謬誤;作者指出,部分學者認為辛亥革命並非以孫中山為首的反清革命黨人所領導,而是城市改良派上流階層所領導。作者批評此類論著顯然只看到了君憲請願運動對清王朝的孤立和打擊,以及革命高潮到來時君憲論者的轉變及其重要作用,而忽略了反清志士的長期奮鬥,及其給清王朝帶來的致命傷,甚至忽略了反清革命洪流對促成君憲論者轉向所起的重要作用[85]

        由作者對君主立憲派(立憲派)與民主立憲派(革命派)的討論,可以看出本書試圖為晚清政治革命找出新詮釋的用心,不論其新詮是否精當無誤,作者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整體而言,本書論據大體頗為充分,敘述亦稱翔實,更重要的是對晚清政治革命提出了一套新的解釋,雖然這些解釋尚待進一步的分析與檢驗。

三、評析

        中國近代史是海峽兩岸史學工作者的研究重點,海峽兩岸亦均分別設立近代史研究所,其受重視的程度可見一斑。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由於受到傳統中國資鑑派史學的影響[86],政治史的研究向來最受青睞。自李劍農《中國近三十年政治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以降[87],相關著作縱未達汗牛充棟之境地,卻亦琳瑯滿目,令人目不遐給。面對這些幾已書滿為患的史學論著,作者何以再度發心撰寫這樣一部討論晚清政治革命的專著?

        事實上,海峽兩岸五十年來的史學研究均受意識形態所限制,如非過度頌揚辛亥革命的成就,即為教條式批判,很難給予這段歷史公允的評價。部分台灣地區的學者在討論辛亥革命時,常過度抬高以孫中山為主的革命運動;大陸地區的史學工作者則長期在教條式的理論指導下,將辛亥革命定義為資產階級革命,不論所謂階級指的是上層或中下層。長期各說各話的結果,使得海峽兩岸的史學工作者在面對中國近代政治史論題時,無法彼此進行對話。本書作者有鑒於此,乃以中國近代史上的政治革命為論述主題,剖析太平天國、清廷新政、立憲運動、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基本上,作者認為太平天國只是湯武革命式的改朝換代,甚至無法擺脫傳統中國農民起義(傳統史書所謂叛亂”)的格局,雖然太平天國的領導階層在引介西方基督教、天朝田畝制度、男女平權等議題上有別於傳統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但在政治論題上,太平天國實與近代意義的政治革命無涉,不過是又一場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戲碼,且未成功。作者弔詭地做出了奇特的推論,認為太平天國成就了曾國藩,而間接推動了洋務運動(自強運動)。面對此類論述,不知該說是歷史又開了一次頑笑,或歷史的偶然性再次驗證其效應。

        有關清廷新政的內容,作者並沒有太多負面的批評,而認為與其說清廷的新政失敗,毋寧說是清政府主持新政者的失敗。這種將人與事分別論述的觀點,對歷史事件提出有異昔往的新解釋,是否精當,尚待考驗。

        立憲派與革命派的討論占本書篇幅最巨,作者認為立憲請願派(君主立憲派、立憲派)和民主立憲派(革命派、民主暴力革命派)均可視為立憲派,不同者僅在於君主或民主立憲,而兩者對晚清政治革命均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筆者不一定完全同意本書作者的論點,但對作者不拘泥於歷史名詞既有之意涵,重新加以釐清、分析,並賦予新義的做法,認為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有趣的是作者並未替本書下結論,反而在評說與沉思之間留予更多討論的空間,讓踵繼的研究者可以對此一論題進行再思考,為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研究更添新頁。

        縱觀全書,作者在史料蒐集,論點剖析,反覆辨證,均有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套解釋。但在論述過程中,亦出現一些有待商榷之處:

        ()本書作者採取刺蝟式的立論方式,在〈緒論〉中明白揭櫫本書的中心題旨,而後反覆進行論辨。亦即先有論點再羅列相關史料加以證明。這種文本書寫方式固可使作者所欲表達的論點堅定而明確,但在敘述上不免煩瑣細碎,甚至不斷反覆論證同一觀點,造成本書過於臃腫沉重。本書如能適度瘦身,既無礙於中心題旨的表達,且可使行文流暢,或許更能突顯作者所要表達的論點。

        ()本書雖意圖擺脫中共史學的教條式論點,但無可避免地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原則。全書徵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與《列寧全集》不知凡幾,這種以馬克思主義為經典的論述模式,仍不脫中共史學工作者漢儒注經宋明儒解經的模式[88],違背了史學研究實事求是,不空講理論的基本要求。

        ()作者仍無法擺脫中共史學工作者慣用的名詞,如民族資本家、愛國士大夫、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中下層、階級利益等,造成論述的名詞障礙,甚至以詞害意。當這些名詞交錯出現時,讀者很難明確了解各名詞所指涉的意涵。

        ()本書處處出現過度強烈的文字,如:轟轟烈烈”(138);「歷史把名不見經傳的康有為、梁啟超一班會試京師的白面書生推向中國政治舞台的前幕」(98);「初出茅廬的梁啟超則以其超凡的銳氣與才思(98);「步履蹣跚的近代中國」(143);「慈禧在國人心目中卻只是一個擅玩小聰明,擅操宮廷政變的權利狂 (144);「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的呼聲震天價響(321);這類例子充斥全書,可謂不勝枚舉。此種過度強烈的字眼或過度修飾的形容詞,使本書部分文字喪失歷史論著應有的平穩與客觀。

        ()在史料運用上,作者對大陸地區所藏史料的運用大抵蒐羅頗為完整,大陸史學工作者的相關論著亦多所引證;但作者顯然忽略了大陸以外地區所藏史料及相關論著。

        以中國近代政治史而言,台灣地區的史學工作者對此論題亦興致盎然,而本書作者所徵引者百不得一[89];其餘數量豐碩的研究論著則未見作者提及,在論述此類海峽兩岸史學工作者均有大量研究成果的主題,太過忽略台灣學者的相關論著,恐不符今日之學術要求及學術倫理。不僅如此,作者對日本學者、歐美學者的相關論著似亦頗為隔膜。雖間或徵引美國學者的英文著作[90],但仍以已譯為中文者居多,至於日本學者的著作則幾乎未見徵引。在討論此類熱門主題時,相關資料與研究成果的蒐集、整理,似乎不能僅及於特定地區、特定學者的著作,而應廣泛蒐集、整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因為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遠,學術研究更是前人開路後人踵繼,才能結出甜美的果實。

        整體而言,本書對晚清政治革命的各重大議題,作者均提出持之有故的見解,是否精當無誤則是見仁見智。但在史料運用及已有研究成果的徵引,則太限於大陸地區,不免有所偏倚。而過度依賴馬克思主義為教條的歷史解釋,則陷入漢儒注經與宋明儒解經的既有模式,使本書稍降低其學術價值。期待作者未來能去除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教條的框限,並擴大視野及於中國大陸地區以外的相關研究成果,寫出更具學術價值的新論

 



[1] 台灣地區的相關論著如: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台北:南天書局,1980);張玉法,《辛亥革命史論》(台北:三民書局,1993);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論集》,1-10(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台北:臺灣東華書局,1988);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5);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1);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4);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台北:中究院近史所,1969);王壽南主編,《中國近現代史論集》,1-2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美國學者的著作如:Hsiao, Kung-chun, 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0); Winston Hsieh,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 Critical Survey and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dford University, Standford, California, 1975); M. B.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 in Shan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Cambridge: Havard U. P., 1971);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 1964); Mary C. Wright,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Michael C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M. E.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 (New York, 1963)

[2]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頁5

[3] 作者借用西方歷史發展的軌跡,說明革命的意義:「人們常說的技術革命、產業革命等等,是就人類改造大自然的重大變革而言,社會革命則屬於人類改造社會的重大變革。政治革命無疑屬於社會革命的範疇,它是指一定社會的政治制度的重大變革與質的飛躍。這種變革與飛躍往往是通過暴力鬥爭和階級關係的變換來實現。不過,並非所有的暴力鬥爭或階級關係的變換均可稱之為政治革命。只有促使原來的政治制度發生重大變革與質的飛躍的那類暴力鬥爭和那類階級關係變換的事件才具有政治革命的意義,才能稱之為政治革命。」(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5)

[4] 本文不擬多費筆墨論析農民起義叛亂的意涵,海峽兩岸史學工作者長期以來的論辨,早已汗牛充棟。意識形態的爭論,對實質問題的解決並沒有太大助益。

[5]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6-7

[6]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2

[7]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4

[8] 筆者個人不完全贊同作者將立憲派視為政治革命的觀點,而僅係對作者提出的論據與觀 點能自圓其說,提出一套擺脫舊論的新見解,表達本書新論之義確有所本。作者提出:「本書所使用的晚清政治革命之概念同學術界經常提到的辛亥革命概念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一般說來,辛亥革命是指以孫中山為首的反清志士為主體,以暴力鬥爭為前提,建立民主立憲政體為目的的歷史事件和歷史過程;晚清政治革命則是指清朝末年所發生的變君主專制政體為民權政體亦即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啟動這個歷史過程和歷史環節。……除非我們熱衷於以事物的結果為坐標來衡量和品評事物的過程,像事後諸葛亮那樣為圖簡單省事而無視歷史本身的複雜性和多變性。」(16)作者也為自己的論點提出解釋:「為照顧人們習慣上對於革命的提法,在通常情況下,我把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活動稱作革命運動,把資產階級立憲派活動作資產階級改革運動,或立憲運動,而把清政府的新政預備立憲稱作改良主義。這種區分和相應的不同提法,大約不是歷史學家都肯同意的,我採用這種提法是力圖避免理論上的自相矛盾。」(16-17)

[9] 這方面的討論,將在論析本書第三、四、五章時進行。

[10] 作者列舉許多大學者的著作說明此點: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81);章開沅主編,《辛亥革命詞典》(武漢:武漢出版社,1991);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中華民國的創立》(北京:中華書局,1981-1982);金沖及、胡繩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91);並認為辛亥革命史研究像太平天國史研究一樣,已經具備比較完整和成熟的學科形態,其研究起點已經很高,動輒可以填補空白的時代早已過去,不是隨便研究什麼問題便可獲得學術成果(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9)

[11]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21-22

[12]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031

[13] 作者批評大陸學者過度贊揚太平天國的革命意義,指出:「在清理和擺脫歷代地主士紳和舊式文人之於太平天國歷史的號肆意歪曲和詆毀過程中,史學主體之於現代農民運動的禮讚情懷有時也不可避免地帶進關於近代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中。倘若對太平天國歷史的闡釋和評價採用虛實並重甚至濃虛淡實的化妝手法,就難免重洪揚起義軍的奮起反抗精神而輕起義領導者的素質缺陷,重拜上帝教的宗教情懷和平均主義綱領的宣傳效應(例如《天朝田畝制度》),以及天王族弟洪仁玕的個人作品《資政新篇》的思想價值,而輕這些綱領或作品的實際成效及其本質特徵。對於起義領導者的素質缺陷,也就容易籠統地以農民階級的歷史局限性一語輕輕帶過。」(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40)

[14] 有關江永女書的論述,見: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60-69

[15]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67

[16]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59-60

[17] 作者指並不贊同部分大陸史學工作者將暴動無限上綱的做法:「我國史學界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一種思維定勢,即希望下層民眾暴動的人數與次數越多越好,暴動的規模越大時間越長越好。至於戰亂本身之於社會生產力乃至民眾日常生活計巨大破壞好像都是統治階級鎮壓暴動行為所引起的,與所有暴動者毫無關係。即使是有關係,好像也是暴動者為創造新世界和新秩序所必然付出的代價,也是值得的。這種不加區別,唯恐天下不亂式研究心態至少同〈太平天國過永明〉的作者這樣的戰爭災之實際承擔者的心態截然不同。這兩種心態之間的距離也是史學主體同史學客體即歷史的真實之間距離。為了便於史學主體與史學客體即歷史真實之間的溝通和有效對話,也許應當通過調整前者的心態,盡可能縮小兩者之間的距離,拋棄某種人為的研究障礙。」(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68)

[18] 作者認為底層民眾在追隨起義之後,並未改變他們的社會地位:「成者為王之後,他們自身的政治要求不外乎重建專制王()朝秩序,享受人間富貴,充其量還能像劉邦或朱元璋那樣盡快醫治戰亂創傷,盡快恢復廣大農民的家園和生產生活秩序。此時此刻,成千上萬的起義追隨者或協從者仍然是社會底層的基本成分,他們所獲得的最佳回報除了朝政開明和輕徭薄賦外,就所剩無幾了。廣大勞苦農民並不指望新的主宰能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東西,舊式農民起義也不可能給他們以及給歷史發展提供更多的東西。」(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71)

[19]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76-77

[20]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98-99

[21]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02

[22] 作者將1901129日上諭的發布做為晚清最後十年改革時期的開始,史學工作者稱之為清末新政光宣新政庚辛新政辛丑新政新政;部分學者則以1905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為界標,稱此前的改革為新政,此後的改革為預備立憲;亦有部分學者將兩者合稱為新政;作者認為將預備立憲納入新政的整體範疇的做法是較為適切(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23)

[23] 作者認為,以1905年作為一個相對明確的界標,將十年新政分前後兩個階段,分別予以考察,既符合歷史的整體性,又可顧及此類歷史事件與歷史過程的階段性;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24

[24]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25

[25]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27-128

[26]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29

[27]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43

[28] 作者指出,清廷新政大的問題在人謀不臧:「社會各階層對慈禧為首的清朝政府普遍持不信任態,後者信譽很糟,一場成功的改革需要一流的政治家主持,慈禧在國人心目中卻只是一個擅玩小聰明,擅操宮廷政變的權利狂。王照說她“但知權利,絕無政見”;陳夔龍說他只重“利害切身”。所說的都是一個意思。……戊戌年間由親政的光緒帝主持的變法運動曾使舉國上下一致歡呼,庚子之後由恢復聽政的慈禧主持新政,卻使國人相對持觀望和懷疑的態度,二者是如此因時而異和因人而異,這才是一個具有實質性的問題。……失去許多改革機遇之後於萬般無奈之下才啟動的新政不僅在政治上被動,而且在經濟上也困難重重,出現某些惡性循環。」(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44-153)

[29]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61

[30] 作者對孫中山反滿民主立憲結合的歷程,有詳細的描述:「立憲政府固然還存在君主立憲政府與民主立憲政府之分,孫中山當時所感受到的英國立憲政府就是君主立憲政府。但對孫中山來說,他所要選擇的不可能是英式君主立憲政府,只能是美式民主立憲政府。這是因為,既然他已經在前一年籌劃廣州起義時就已亮出了反滿的旗幟,而且在同日人談話時還流露出成立共和國的意向,已經確認立憲政府的孫中山在反滿成功既不可能對一個滿族君主的皇位原封保留,也沒有必要挖空心思去尋找朱元墇的後裔,或者重新裝扮出一個有違世界民主大潮的漢族君主來。孫中山的民主立憲思想之確立,實乃其堅持反滿主張和確以立憲政府兩個思想渠道相匯合的必然結果,兩者缺一不可。」(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72)

[31]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作者羅列史實加以說明:「18973月,孫中山在同《倫敦被難記》俄文譯者等人的談話中說道:目前中國的制度以及現今的政府絕不可能有什麼改善,也決不可能會搞什麼改革,只能加以推翻,無法進行改良。……我希望有一個負責任的、有代表性的政體。如果說孫中山在這裡對建立民主立憲制的見解說得不夠明確的話,那麼,同年8月在日本橫濱與來訪者宮崎寅藏、平山周的談話則不同。他明確主張以人群自治為政治之權則,故於政治之神,執共和主義。在他看來,共和政治有命革(革命)之便利也。其思路之流暢,闡釋之翔實,已遠非189534日間孫中山同川恆次郎的那次談話可比。」(173)

[32] 雖然作者在本書中並未明確指出此點,但筆者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33] 這裡必須說明的是,本書作者用革命派和立憲派區分兩者並非恰當,詳細討論將於下章進行。

[34] 作者在分析革命報人與梁啟超的筆戰時,指出:「《清議報》(1898. 12-1901. 11)以及稍後另設的《新民叢報》(1902. 02-1907. 11)在同盟會的《民報》創刊前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了政治革命的思想起蒙輿論宣傳之重任,其思想啟蒙的重要地位還曾興中會骨幹陳少白等人在香港創辦的《中國旬報》和《中國日報》相形遜色,影響及孫中山背後整整一代民主革命者,帶動了一批生龍火虎甚至有時還顯得青勝於藍的新式報人和作者群。……梁啟超本人在回顧《清議報》辦刊100冊時,將倡民權概括為該報的第一特色,「始終抱定此義,為獨一無二之宗旨。雖說種種方法,開種種門徑,百變而不離其宗。海可枯,石可爛,此義不普及於我國,吾黨弗措也,……一言以蔽之,日廣民智,振民氣而已」。若查閱該報,此言大體屬實。」(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75-176);雖然作者的論點可能遭受部分傾向革命派學者的挑戰,但思想啟蒙的影響本即很難用大小來進行分析,因為畢竟事過境遷,無法用實際的數據來為任何一方辯護,論辨雙方亦僅能各抒己見。

[35]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87

[36]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87

[37] 作者縷述梁啟超在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之間游移徘徊的事實,並說明其左打革命派右打慈禧的過程:「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梁啟超從自立軍的勤王理想回到現實中,由主張民主立憲退回到君主立憲的思路中,重新揮動他的如椽之筆,抨擊慈禧等人的專制獨裁與雷大雨小的新政,繼續高唱民權。」(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90

[38]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196

[39]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208-245

[40]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246-249

[41]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248

[42]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248-249

[43]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253

[44]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284-285

[45] 作者指出,有關革命派立憲派等名詞的使用,梁啟超很可能是始作俑者:「梁啟超在1912223日致函袁世凱時,還提到今國中出沒於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舊官僚派,二曰立憲派。三曰革命派。可見他實際上是贊同將從前的反清志士叫做革命派,而將自己劃入立憲派的。於是乎,革命派立憲派之類稱呼一直延續至今。不少論著就習慣稱孫中山等人為革命派,稱梁啟超等人為立憲派。」(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289

[46]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289-290

[47]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291

[48]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292

[49]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18

[50]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19

[51]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21

[52]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21

[53]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26-327

[54]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29

[55]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36

[56]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39

[57]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39-340

[58]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5

[59]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60-362

[60]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66

[61]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67-382

[62]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70-371

[63]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84

[64]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82

[65]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82-410

[66]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406

[67]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401-406

[68]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407

[69]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395-396

[70]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418

[71]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431

[72]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435-436

[73]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439

[74] 章開沅,〈辛亥革命與江資產階級〉,《歷史研究》,1981: 5;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454

[75]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484

[76]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485

[77]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486

[78]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496

[79]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497

[80]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502

[81]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502

[82]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502

[83]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504-505

[84]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510-511

[85]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頁514

[86] 參考:陳明銶著,張榮芳(),〈《資治通鑑》的史學〉,《食貨月刊》,12:4-5 (台北,1982: 08-09),頁164-178;王德毅,〈司馬光與《資治通鑑〉》,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515-536

[87] 李劍農《中國近三十年政治史》增補後名《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為討論中國近代政治的濫殤之作,參考: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頁1-25

[88] 這是逯耀東教授對中共史學工作者以馬列思想為主尊的史學研究模式,所做之評語;參考: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頁1-53

[89] 台灣地區的相關論著如:吳相湘,《現代史事論述》(台北:傳記文學,1987);李定一、包遵彭、吳相湘,《中國近代史論叢》(台北:正中書局,1976);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台北:南天書局,1980);張玉法,《辛亥革命史論》(台北:三民書局,1993);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論集》,1-10(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台北:臺灣東華書局,1988);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5);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1);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李國祁,《近代中國青年運動史》(台北:嵩山,1990);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出版社,1981);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4);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台北:中究院近史所,1969);李守孔,《中國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1979);王壽南主編,《中國近現代史論集》,1-2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張朋園,〈革命與現代化交織下的近代中國〉,《思與言》,29: 3,頁1-20;其中作者所引及的著作僅:王壽南主編,《中國近現代史論集》第16編《清季立憲與改政》;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

[90] 美國學者的著作如:Hsiao, Kung-chun, 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0); Winston Hsieh,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 Critical Survey and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dford University, Standford, California, 1975); Noriko Kanmachi,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Cambridge, Mass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Martin C. Wilbur &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9); Meribeth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3-1912 (New York, 1963); M. B.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 in Shan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Cambridge: Havard U. P., 1971);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 1964); Mary C. Wright,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Michael C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M. E.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 (New York, 1963); 其中引及者僅:M. B.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 in Shan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Mary C. Wright,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Michael C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M. E.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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