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9. 評張傳璽《翦伯贊傳》


書名:《翦伯贊傳》

作者:張傳璽

出版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頁數:604 +X

 

一、  前言

           翦伯贊是中共著名史學家,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輸入中國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在有關馬克思主義史學與中國歷史結合的過程中,翦伯贊曾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不僅參加過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也為1949年以後大陸史學工作者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為依歸的歷史研究奠定理論基礎。就中共史學發展脈絡而言,郭沫若、翦伯贊和吳晗,顯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三人又均與政治關連密切,其中翦伯贊和吳晗死於文革初期,郭沫若則繼續成為中共史學的領導人。而死於文革初期的翦伯贊和吳晗,在四人幫下台、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恢復了他們的名譽和地位,在為前輩立傳的風潮下,張傳璽這本《翦伯贊傳》適時出版,用以紀念翦伯贊誕辰一百周年,毋寧是具有其特殊的意義的。

           由於張傳璽在翦伯贊晚年曾擔任其秘書,且曾選編翦伯贊的隨筆《學海心潮》[1];並與岳慶平共同主編《翦伯贊史學論文集》第三輯[2];因而對翦伯贊的生平與史學著作極為熟稔,以作者對傳主的熟悉程度,撰寫這樣一本兼具政治與學術雙重性格的傳記,可以說是不做第二人想。由書中呈現資料的豐富,生活細節的描述,在在可以看出作者張傳璽實是翦伯贊傳記的最佳執筆人。在這樣的身分、地位,以如此熟悉傳主事蹟的作者,主、客觀條件的配合,這都該是一本內容翔實、見解深刻的傳記。但事實是否如此,則有待驗證。最適合的執筆者並不保證寫出最好的傳記,最好的傳記不一定公允持平,在深入貼切的同時,公允客觀有時亦為傳記不可缺的要素。

           在四人封倒台、文革結束之後,中國大陸進入改革開放的年代;許多文革時期的冤案紛紛平反,加上1990年代以後的復古風,許多文革時期遭迫害(或因而致死)的學術人物傳記,猶似雨後春筍,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包括陳寅恪、吳宓、吳晗、翦伯贊等人的傳記[3];這些傳記的出現,一方面為前代學者留下典型,供後來者憑弔或追尋,另一方面也為文革留下歷史的見證。在學人傳記之外,為了替前代史學工作者留下治學的心路歷程,華東師範大學亦編纂了一套史學叢書,以傳記的形式呈現前代史學工作者的風範[4]。這些著作或多或少都涉及大陸十年文革浩劫,冀期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中,記取歷史的教訓。

           事實上,不僅大陸地區吹起傳記熱,台灣地區的傳記、回憶錄亦是高燒不退,所不同的是大陸地區較傾向於學者傳記,台灣地則以政商人物為主[5]。在這股傳記熱潮中,作者所呈現的傳主形貌,往往凸顯傳主本人之特出與卓越貢獻,真正探觸事實真象或誠心檢討者並不多見。於是夸夸而談者充斥書市,各傳主均成時代舵手、青年導師。傳記與回憶錄的高燒不退,說明了二十世紀末的反思與檢討,在即將邁向廿一世紀的時刻,佇足、沈思,在回顧中展望未來,不失為向歷史汲取教訓的一帖良方。

二、  內容述評

           本書傳主翦伯贊(1898-1968),湖南桃源人,維吾爾族,為中共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亦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移植中國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學美國攻讀經濟,為時約一年半;1926年返國,參加北伐戰爭;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中共地下黨員。其後在湖南、重慶、上海、香港等地從事理論宣傳和統戰工作。1949年中共成為中國大陸統治者後,曾任燕京大學社會系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歷史系併入北京大學,翦伯贊任合併後的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其後並兼任北大副校長。任職北大期間,翦伯贊的兼職甚多,包括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共第一屆政協委員,中共第一、二、三屆人大代表,中共政務院文教委員,中共中央民族歷史研究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文革初期被打為右派,1968年以「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之名被打倒,後遭迫害自殺身亡。19788月,鄧小平復職,親自批示為翦伯贊平反。由上述經歷可以看出翦伯贊是一位介乎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人物,其角色與因《海瑞罷官》歷史劇遭批鬥致死的吳晗接近,兩人均在文革初期挨鬥,翦伯贊自殺,吳晗遭群眾打死;翦伯贊曾任北大副校長,吳晗曾任北京市副市長,二人行止均介乎學術與政治之間,吳晗的《海瑞罷官》歷史劇為文革之導火線,翦伯贊則在文革初期被打入右派終至自殺身亡;兩人均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為理論基礎研究中國史學,著作或多或少呈現為政治服務的企圖,乃典型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翦伯贊尤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師,對中共史學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本書作者張傳璽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青年時期曾任翦伯贊秘書,翦伯贊自殺身亡後,曾為翦伯贊編輯多種文集,可以說是翦伯贊史學的專家,亦為撰寫翦伯贊傳的不二人選,本書即作者多年蒐集相關史料所竭力寫成之傳記,就內容而言,觀點鮮明、史料翔實,對了解翦伯贊的生平與學術,是不可多得的著作。

           全書計分十六章,約五十萬字,書前有序,書後附〈翦伯贊大事年表〉、〈翦伯贊著述目錄〉,各章內容略述如次:

           第一章〈民族、家庭、學生時代(1898-1920)〉,追溯翦伯贊姓氏的由來及其族屬,童年生活,學生時代,以及翦伯贊的第一次婚姻,妻子李守箴為翦伯贊生下二子一女。

           第二章〈喪妻、留美、歸國、憤時(1921-1926)〉,描述其妻子李守箴因過度疲勞病死(1922),隔二年另娶戴淑婉為妻,戴陪翦伯贊度過一生歲月,最後翦伯贊自殺時戴淑婉亦同時自殺。婚後翦伯贊負笈美國,入加州大學研讀經濟,選修過為數不多的課程,讀過一些古典經濟學的著作,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國富論》,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的《政治經濟學及稅賦原理》等;並於此時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閱讀了《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當他讀到《共產黨宣言》時,認為「這是黑暗中的一個窗戶」,在《共產黨宣言》中,翦伯贊「看見了光明,看見了真理,看見了人類的希望」[6]。此時翦伯贊可能已經立定志向一生要為共產主義革命而奮鬥。對翦伯贊而言,赴美留學接觸到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應為其一生的重大轉捩點,可惜作者在這部分並未加強論述,僅係輕輕一筆帶過,對翦伯贊在美國求學所選課程、閱讀書籍、思想變化,均過於輕描淡寫。比較可能的原因是作者於傳主晚年始隨侍身側,對傳主早年事蹟較為疏陋,且文獻無徵。對這本傳記而言,是非常可惜的事。

           第三章〈投身北伐,參加反蔣(1926-1931)〉,描述翦伯贊返國後參加北伐,加入國民黨,武漢分共後退出國民黨,此章將第一次國共合作,武漢分共、南京清黨等事件均敘入,亦將翦伯贊分兩階段參加共產黨的經過略事說明,此時翦伯贊主要以政治活動為主。

           第四章〈反帝反封、尋找革命(1928-1937)〉,敘述翦伯贊參與「中國社會史論戰」的經過,翦於193011月在北平《三民半月刊》發表〈中國農村社會之本質及其歷史的發展階段之劃分〉,討論有關中國農村社會是「亞細亞的生產型態」之說,翦伯贊指出:論者所舉的有關中國農村社會的一些特質都是「似是而非」的,根本不符合中國農村社會的狀況。他說:「中國的農村社會的本質,實在不是一個獨特的或是亞細亞的生產方法,而是封建的生產方法。」他進一步分析近現代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狀況,指出其屬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他指出:「現在中國的農村社會的確已經達到了轉變的時期」,即由於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使中國逐步淪為列強的半殖民地。他認為這樣的社會性質和社會狀況,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反帝反封建,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同年12月至次年2月,他又在同一刊物上連續發表了〈前封建時期之中國農村社會〉上、中、下三篇,利用文獻和甲骨文等資料,進一步論述他對「前封建時期」中國社會的觀點,對前文關於中國農村社會、尤其是古代社會做了更細緻的補充論述。差不多同時在同一刊物上發表的〈東方民族革命運動的過去與現在〉一文,則明確地指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革命任務是反封建(29)

           上述文章是翦伯贊涉足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初試啼聲之作,從這一點來看,翦伯贊和大部分第一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相當類同,即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初露頭角,其後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專家,如郭沫若、李季、李麥麥、呂振羽等人均係如此,其中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三人,更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主要理論奠基人,對中共史學的發展影響極其深遠。而由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過程來看,參與討論的學者都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甲冑,其間的差別僅在於將馬克思經典套入中國歷史材料所產生的解釋問題[7]。更值得討論的是大部分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均係自修而來,而且大部分是土法煉鋼。

           1932年,翦伯贊和呂振羽合著《最近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下兩冊出版,內容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結論當然是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和社會主義的光輝前途(32)。此時翦伯贊一面從事政治活動,一面撰寫相關論著,並主編《豐台》旬刊,以理論和行動並行的方式進行統戰活動,更系統地翻譯斯大林的一些重要論文,於1934年出版《蘇俄集體農場》一書;且自1932年起,深入研究中國古代史,準備撰寫《史前史論》,其後這些資料成為《中國史綱》第一冊的基本材料。

           在這段期間,翦伯贊主要的工作是與覃振聯絡,對國民政府進行統戰工作,亦因此而時常遷徙各地,居無定所,一如大部分第一代的中國共產黨員。

           19358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戰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通稱的〈八一宣言〉,呼籲全國不分黨派,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八一宣言〉所造成的影響,國共各有解釋,無法細究,但對雙方均具有一定的影響則毋庸置疑。

           1937116日,翦伯贊於上海《世界文化》雜誌,以筆名林零發表〈讀胡適〈新年的幾個期望〉之後〉,對胡適思想進行批判;此後翦伯贊先後數次對胡適進行批判。由於胡適提倡杜威實驗主義和自由主義,乃馬克思主義支持者心目中的大毒草,從李大釗、郭沫若到翦伯贊,把胡適當成箭垛[8],亦理所必然。

           19375月,中共南京地下黨告訴翦伯贊,他的入黨申請已獲中央批准,入黨介紹人是呂振羽,入黨時間從19375月算起,預備期一年,黨員身分不公開,是秘密黨員。「七七事變」後不久,呂振羽自北平來南京,亦向翦說明有關入黨之事。

           翦伯贊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他多年的政治追求,武漢分共後,即曾在長沙向董維健表達此一願望。1933年在上海正式請董向黨組織轉達他的要求。1936年國共南京和平談判後期,他又請呂振羽向黨轉達這一要求。呂回北平後,將他的要求轉達中共黨部。翦伯贊於19386月在長沙轉為正式黨員,入黨介紹人增加了譚丕模,仍為秘密黨員。

           從上述經歷可以看出翦伯贊介乎政治與學術之間的角色,一方面以文宣為統戰手段,另一面則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中共第一代的文人黨員似乎都有類似的經歷,不獨翦伯贊為然,但翦的政治與學術歷程,似乎更具有典型的意義,與呂振羽、郭沫若極為相似。

           第五章〈回歸湖南、發動抗戰(1937-1940)〉,此章敘述抗戰初期翦伯贊的學術與政治活動,其中成立「湖南省文化抗敵後援會」和建議成立「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二事,為翦伯贊的重要事蹟。此二會的主要工作是呼籲全國共同對日抗戰及引介蘇聯文化,所引介的蘇聯文化又以共產主義為要,因而與國民黨常引起糾葛,兩黨在表面合作的檯面下努力較勁,顯現國共鬥爭的各種面貌。

           在這段期間,翦伯贊最重要的著作成果是完成《歷史哲學》。自從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後,翦伯贊時時縈懷如何運用馬克思原理來研究中國的歷史社會,因而在北平民國大學南遷長沙時任該校教授,乘主講「歷史哲學」和蘇聯研究之便,將其自1936年春天以後撰寫的《歷史哲學》稿本用於教學,並於19388月由長沙新知書店出版,全書約14萬字(62)。此書雖名為《歷史哲學》,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為現代中國較早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其特色為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結合中國歷史發展脈絡,並在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基礎上,較全面而系統的闡述歷史唯物基本原理之著作。此書在論述上摒棄學究式、脫離實際的理論空說,而緊扣時代脈搏,可以說是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中,較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哲學」著作,翦伯贊亦由此奠立其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家的地位。而由此書的撰寫到出版,可以看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邊幹邊學」的特色。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這類「土著化」、「中國化」的思維模式屢見不鮮,因而在整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乃有不斷提出修正觀點的現象出現[9]

            《歷史哲學》書前有一短序,說明撰寫本書的宗旨,本文則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二至五章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第六章為關於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此書的論述方式其後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所取法,即歷史唯物論和中國歷史發展的結合,成為共同的論述模式,部分學者採「漢儒注經」模式,部分則以「宋明儒解經」方式[10],及其末流則出現「以論帶史」,甚至「以論代史」,以理論取代史料,形成空說立論的史學論述模式[11]

           第六章〈轉移重慶,鞎苦戰鬥(1940-1945)〉,敘述翦伯贊於抗戰後期的政治活動與學術著作。抗戰後期,翦伯贊居住於巴縣北部的歇馬場,在這段期間翦在郭沫若所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廳任專門委員,繼續其統戰與理論宣傳工作。在這段期間翦伯贊主要的事蹟有三:一是二度批判胡適;二為擔任馮玉祥的中國史教席,三是撰寫《中國史綱》。

           盱衡翦伯贊一生的學術著作,以抗戰後期(1940-1945)的成績最為豐碩,這段期間他完成並出版下列著作:《中國史綱》第一卷《先秦史》、第二卷《秦漢史》,蒐錄40餘篇論文編成《中國史論集》第一、二輯;其中《中國史綱》一、二兩卷計70餘萬字,被譽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著作之一,亦為翦伯贊一生最重要的著作。(102)《中國史綱》第一卷於1942年夏天起筆,該年初冬完成初稿,自原始社會至戰國時期,計約30萬字。此書在翦伯贊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學術基礎上寫成,所述內容多帶有論戰意味,是其十餘年研究先秦史的基本結論,特點有四:()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社會發展階段為體系,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初期封建社會;()對各歷史階段的剖析,均依據歷史唯物論的原則;()強調勞動人民生產創造的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將中國歷史視為多民族國家的歷史(103-105)。其中最重要的論點是主張「西周封建論」,此說為翦伯贊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時所持論點,迄去世為止一生堅持未改,是中共史學有關中國歷史分期討論的重要觀點之一。

           《中國史綱》第二卷約寫於1945-1946年間,計46萬餘字,於1946年出版。此卷敘述內容為秦漢史,論述觀點與第一卷相同。翦伯贊在《中國史綱》第二卷完成之後曾說其「路程還是非常遙遠」,係指其有一寫中國通史(即全部《中國史綱》)的計劃。除上述一、二卷之外,第三卷為《魏晉南北朝史》,第四卷為《隋唐五代史》,第五卷為《宋遼金元史》,第六卷為《明清史》(到「鴉片戰爭」前),第七、八兩卷為《近現代史》。第三卷的寫作從完成第二卷之後不久即開始動筆,約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前,已寫成「三國」部分的初稿。但因政治形勢變化急遽,他本人亦萍蹤不定,寫作時斷時續。至1950年代初期只完成了「三國」和「西晉」的初稿,約有20萬字,「東晉南北朝」部分尚在整理當中。

           1950年代後期,翦伯贊曾著手修改第二卷《秦漢史》部分;但只修改了很少的一部分即輟筆。原因是他從1961年春即擔任全國高等學校歷史教材編審組組長,並主編通用教材《中國史綱要》,直至「文化大革命」開始(113)

           其後有關《中國史綱》的撰寫,已是有心無力,因而第三卷始終未能出版。

           抗戰後期這段期間,翦伯贊參與了有關南明史的討論,即「甲申三百年」的相關學術活動。甲申是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功入北京的干支紀年,李自成是中共史學家筆下的農民起義軍領袖,歷史評價極高,因而1944年甲申三百年的紀念活動甚具規模,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翦伯贊發表〈桃花扇底看南朝〉,一面推崇李自成的功業,一面將國民政府比擬為南明,君驕臣侈,終至眾叛親離,走向滅亡之路(113-116)。這類論述方式基本上為後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所共同繼承,對李自成等「農民起義」一致推崇,對封建亡國之君臣同聲譴責,建立農民起義的典型歷史解釋。

           抗戰後期翦伯贊的最後一本著作是《史料與史學》,此書的出版過程可謂一波三折。

           19455月,翦伯贊演講「歷史材料與歷史科學」,其後將講稿修訂,擬發表於《中蘇文化》雜誌,但送往國民黨報刊新聞檢查部門後,此稿卻如石沈大海,適逢書店編輯約稿,建議翦伯贊將演講稿內容三部分擴充為三章,以《史料與史學》之名出版。但翦伯贊只寫了此書的〈導言〉部分,其餘尚未寫成已抗戰勝利,翦伯贊投入國共內戰的統戰宣傳工作,發表〈我們要求立即停止內戰〉,《史料與史學》因而停筆,未繼續進行寫作,乃以其他文稿代替,因而此書蒐錄論文三篇:()〈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論司馬遷的歷史學〉,()〈論劉知幾的歷史學〉。因此,此書雖與計畫出版之書名相同,內容卻已李代桃疆(128-134)

           1978年張傳璽整理翦伯贊著作,按翦遺志增訂《史料與史學》,在原書所收三篇論文之外,另收〈略論搜集史料的方法〉與〈考古發現與歷史研究〉,以及1963年將翦在廣西師範學院演講〈關於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內容的第二部分〈關於歷史學的「三基」問題〉收入書中。此書出版歷經一波三折,再度整理,方始完成,其命運多舛可見一斑。

           第七章〈反對內戰,爭取民主(1945-1946)〉,敘述國共內戰期間翦伯贊所從事的政治活動。這段期間政治局勢動盪不安,中共與民盟互為表裡,翦伯贊曾任民盟顧問(145),但真正的工作則是為中共進行各種聯絡與統戰工作。1946年翦伯贊任陶行知所辦社會大學教授,講授各系共同必修課「中國通史」(149)

           翦伯贊在中共的主要工作是聯繫覃振,在這段期間與中共中央有較多的接觸,並兩度陪伴毛澤東(136-139)。可能也在這段期間,翦伯贊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有所提升,奠定其中共統治大陸後學官兩棲地位的基礎。

           第八章〈再回上海,擴大抗爭(1946-1947)〉,描述翦伯贊在上海的活動,仍包括政治與學術兩部分,在政治活動部分繼續進行統戰工作,此時期國共內戰愈烈,中共黨人在上海的活動空間受擠壓,常有特務跟隨,對翦伯贊而言當然增加了工作的困難度。而翦伯贊一到上海就生了一場大病,亦使諸事不順,幸因陶行知之助始度難關。而陶行知卻因工作過度勞累中風去世,這對翦伯贊是極大的打擊。在此前後又發生民主人士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事件,一時間風聲鶴唳(154-166)

           19461224日北京發生震驚中外的沈崇事件,學運風起雲湧,學者和文化界人士紛紛發表談話支持學運,翦伯贊亦為文〈抗議美軍強奸中國的女學生〉,發表於上海《文匯報》,

           在學術活動方面,翦伯贊第三度批判胡適,指責胡適提倡杜威實驗主義和乾嘉考據,是一種復古運動,「專以摭拾叢殘,毛舉細故為能事,因而支離煩瑣,愈趨蕪穢」(175)。翦伯贊數度批胡適,除了治學取徑的差異外,亦有政治因素,因國府尊崇胡適,於抗戰期間任命其為駐美大使,戰後又任命其為北京大學校長,支持中共的知識分子自必去之而後快,亦理中之事。

           翦伯贊在上海期間的另一項主要學術活動,為擔任大夏大學歷史系教授,乃受系主任吳澤之聘。吳澤是呂振羽的學生,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屬地下黨員,與翦伯贊單線連繫。翦伯贊在大夏大學歷史系講授「史學方法論」課程,實際內容則是「歷史唯物主義」(187)。但因此時翦伯贊從事政治統戰工作,因而受到國民黨特務的跟蹤,行動上極不自由。19475月末的一封恐嚇信甚至直接插在其住家門縫,中共上海工委派人通知翦停授大夏大學的課,翦伯贊只好繼續撰寫《中國史綱》第三卷「三國兩晉南北朝」部分,但並未完成。

           第九章〈轉戰香港,革命到底(1947-1948)〉,敘述上海風聲吃緊,翦伯贊轉戰香港的各種活動。從戰後到1948年,翦伯贊可以說居無定所,驛馬星轉,在國共鬥爭的過程飄蹤不定。而作者在敘述傳主這段經歷時,亦以各次遷徙安排章節,每兩年一章,似略顯細碎。

           在香港期間,翦伯贊比較重要的經歷有三:一是任教達德學院,講授中國通史課程;二為受《文匯報》之聘主編該報之〈史地週刊〉,每星期五刊出;三為與馮玉祥之往來,其中馮贈油畫給翦伯贊一事,翦感受尤深。馮贈翦之油畫布局,其左側為一懸崖,崖頂有一青松,崖下為大水,水面有一小舟,載五人,其中一人已登上懸崖,躬身卷袖,似在準備搏鬥。畫面右上方題散文詩一首:

乘小船,

上高山,

脫去長衫,要打獨裁賣國的漢奸!

決心極堅,不怕任何危險。

伯贊先生

                                                                 馮玉祥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馮玉祥在美國常畫些小畫送給朋友,自畫自題,但是用自畫的較大的油畫送給朋友,這是第一次,也是他生平唯一的一次。這張油畫和其他一些稿件,是馮在歸國途中寄給翦伯贊的。此外,他曾託友人帶給翦伯贊一支派克鋼筆。油畫後來一直在北京大學翦宅的書房中,直至「文革」中翦家被抄之時。派克鋼筆則長期隨翦寫作。19681218日深夜翦離世前,即用此筆寫下他的兩條遺言。1979222日,此筆和眼鏡被放入他與夫人合用的骨灰盒中,安置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由上述記事可看出馮、翦交情之深,而這分交情乃奠基於抗戰時期翦伯贊擔任馮之中國史教席所結下的。而當馮玉祥自美搭乘蘇聯客輪勝利號返國,途經黑海時突然失火,馮因而罹難,翦伯贊聞訊大慟,撰〈追懷〉一文悼念與馮玉祥之論交。

           翦伯贊在行止飄蹤不定的年代,仍心念《中國史綱》第三卷,1945年在重慶已完成《三國史稿》;1946年秋天於上海啟筆寫《西晉史稿》,完成約15萬字,分六冊裝訂;此期間並撰寫《東晉南北朝史稿》一小部分,至1947年秋因統戰任務繁重,不得不再度輟筆;19483月,《中國史綱》第三次啟筆,主要是東晉部分。但旋即離開香港回到北京,但因中共建國初始,諸事雜沓,介乎政治與學術之間的翦伯贊終於未完成這部《中國史綱》,有關魏晉南北朝部分則留下十三本相關資料(227-228)

           翦伯贊較具規模的史學著作,均完成於1949年以前,這也是大部分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的寫照[12]。關於這一點,不僅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如此,包括留在大陸的現代中國史學工作者,在1949年之後似乎均未完成較具規模之論著,其中的例外似乎只有陳寅恪[13]。其餘史學工作者僅見短篇論文或蒐集論文編輯成的論文集,這一點是值得深思的。雖然大陸史學工作者在1949年以後整理史料的成績,以及集體寫作教科書的成果有目共睹[14]

           第十章〈勝利歸來,籌開政協(1948-1949)〉,敘述翦伯贊戰後初期在北京的政治與學術活動。結束香港寄居生活的翦伯贊,於1948年乘船由遼東轉膠東,跟隨中共進入北平。

           翦伯贊進入北平後,籌謀未來出路,受燕京大學社會系之聘,主講「歷史哲學」(歷史唯物主義)和「中國社會史」等課(242);翦伯贊本應進入歷史系,但歷史系負責人表示暫時無缺員,乃由社會系主任林耀華出面聘入該系任教。

           在這時期間,翦伯贊有三件事較為重要:其一,參加「世界擁護和平大會」;代表團團長為郭沫若,成員有二十餘人,會議地點在巴黎,但因代表團抵捷克時,得知法國政府拒絕代表團入境,因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團乃在布拉格開會(244)。其二,參與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翦伯贊負責的是《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部分,各為四冊;這套書是海峽兩岸研究中國近代史極重要的一套史料匯編,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者鮮少有人不使用這套叢刊。其三,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辦工作,並被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翦伯贊亦因此正式步上政治之路,前此所從事者率皆地下統戰工作。除擔任政協委員之外,翦伯贊同時也被命為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以及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

           這兩項正式參與中共政府的工作,主要是因為翦伯贊在大學教書長期從事學術研究、統戰工作,以及出身少數民族(維吾爾族)有關(251)。至此翦伯贊可以說在學術與政治兩方面都春風得意,成為紅朝新貴。

           第十一章〈改舊歷學,創新史學(1949-1956)〉,敘述翦伯贊成為紅朝學術領導人後的各種學術活動,包括編輯民族史料、歷史年表、接任北大歷史系主任、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專家、主導歷史研究、出席世界漢學會議等。

           由於翦伯贊出身少數民族,且擔任中共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因而在中央民族學院下成立的《中國少數民族史料叢刊》編輯委員會,即由翦伯贊兼任主任委員。這套叢刊的原始構想規模龐大,但其後因人力的限制,一再縮小編輯的規模,最後縮小到著手編纂《歷代各族傳記會編》,即將廿四史和《清史稿》中的「民族傳記」和「外國傳記」進行匯集、校勘、註釋、標點、編輯成冊。

           有關《中外歷史年表》的編撰,主要是翦伯贊有意編輯《中國歷史地圖》和《中西歷史對照年表》;其後因齊思和、聶崇岐、劉啟戈三位教授受思想批判,翦伯贊建議三人合編《中外歷史年表》,三人欣然同意,隨即進行編撰工作,費時5年,完成134萬餘字的年表,於1958年由三聯書店出版(255-256)

           中共建國後,翦伯贊在學術界影響最深遠、也最巨大的,應是進入北大創建新歷史系。

           1952年,大陸地區高校(即大學院校)進行院系調整,北大、清華、燕大三校的歷史系合併,成為新的北大歷史系[15];翦伯贊原在的燕大社會系併入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翦本人則被任命為北大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翦伯贊進北大歷史系,尤其兼任系主任,可以說事非尋常。1949年進燕京大學時,經有力人士引介尚未能進入歷史系,而進入社會學系,要進北大歷史系阻力當然更大。據作者所述,曾有原北大歷史系的一位教授明知故問,「翦伯贊何許人也?怎麼過去未見說過?」可見對翦出掌歷史系不以為然。但在這裡亦多少可看出些蛛絲馬跡,即翦伯贊接任北大歷史系主任的政治意涵。

           現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北方學派(包括北大、清華、燕大、輔仁),在很長一段時間各立門戶,互爭雄長,要三系合併委實不易,亦惟出之以政治手段,翦伯贊受命接任歷史系主任當與此有關。翦伯贊在接任北大歷史系主任時曾說,三系合併的北大歷史系,一批人是胡適的舊部(舊北大),另一批人是蔣廷左甄糧(清華),還有一批人是洪煨蓮()的舊部(燕大),他們各有背景,各有傳統,門戶之見很深,怎麼肯聽我的?

           翦伯贊一方面勤於工作,另一方面則將歷史研究導向馬克思主義史學,

奠立其歷史研究的領導地位。而在資源分配方面則雨露均霑,如歷史系下的六個教研室主任人選三校均有,略平息彼此間的扞挌(262)。更重要的是「樹立良好學風」,這裡所謂「良好學風」係指「要把馬列主義理論同中國歷史的實際恰當的結合起來的學風」;他所要建立的學派,是「以保持這樣一種優良學風為特點的學派」(263),從這裡可以明顯看出翦伯贊出掌北大歷史系的政治意涵。

           為了推動馬克思主義史學,翦伯贊於1950111日在北京《新建設》雜誌發表〈怎樣研究中國歷史〉,提到「立場、觀點和方法」問題。所謂「立場」係指站在勞動人民的角度;「觀點」係指應用唯物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歷史;「方法」則指用辯證唯物主義來研究中國歷史(266-267)

           在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歷史的過程中,有關農民起義的「讓步說」,其大要為農民起義後,封建統治者大都會實行「休養生息」、「輕傜薄賦」等政策,此即所謂「讓步政策」。此說乃范文瀾介紹給翦伯贊的,而創此說者為陳伯達(276)。但其後翦伯贊被批鬥的重要罪狀之一即為「讓步說」;作者費甚多篇幅為此說詳加論述,並為翦引用此說的龍去脈詳加解釋。1951年翦伯贊參與撰寫《中國史綱要》時,再度採用「讓步說」(276-277);據作者表示此為范文瀾所加。作者特別說明何以詳述此事的原由,絕非有意誣陷范文瀾,而是據實而述。作者說:

我講此事,只是談了一個事實,絕對無意誣陷范老;相反的,我對范老是十分尊敬的。批判「讓步政策」一事,至今已30多年了,可是「讓步政策」仍未能被判為「反動觀點」,更談不到「反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了。它仍作為一個學術問題而存在,需要頭腦冷靜地、心平氣和地繼續進行研究,提出更科學的說法。我在這裡要負責探索交代的,是翦先生的「讓步政策」從哪裡來的,對他影響到什麼程度,以及他本人對這個問題所持的態度及其影響。(279)

           在這段期間,翦伯贊參加了兩次「世界青年漢學家會議」,一在荷蘭萊登,一在巴黎,向世界漢學家介紹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而翦伯贊也成為中共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最佳代言人。

           第十二章〈消極運動,積極建設(1957-1961)〉,敘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期間翦伯贊的各種學術活動。

           翦伯贊以馬克思主義史學成名,但他卻反對只討論一些大而無當的空洞原則性問題,而主張必須具體研究一些小問題,翦伯贊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是要研究歷史上的一些大問題,是要通過一些大問題的研究找出各個歷史時代的主導特徵和傾向,找出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但是一個大問題往往是許多小問題所構成。不研究小問題,就不能解決大問題。」因此,「研究大問題要從構成這個大問題的許多小問題入手,大問題的解決,是許多小問題解決之結果。只有這樣,在歷史學的花園裡才能開出更美的花朵。」他並且批評一些人空談馬克思主義辭句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公式的錯誤傾向,指出:「他們不管史料的內容,不結合中國歷史的特點,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公式代替具體史實的分析。像這樣的教條主義如果不反掉,對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他為了避免誤會,還聲明:「反對教條主義不是反對馬克思主義,而是要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讓文化學術走回舊路,而是要在新的歷史基礎上開闢一個文化學術的新時代。」(307)

           在反右派鬥爭中,大鳴大放成為指導原則,翦伯贊顯然站在鬥爭的最前線。中共政權的政治鬥爭往往從學術界開始點火,而歷史系在「古為今用」的指導原則下,又往往走在鬥爭的最前端,因而常常成為重災區[16]1957年底,反右派鬥爭結束,剩下的是一些收尾工作。19582月中旬以後,以「反浪費、反保守」(簡稱「雙反」)為中心任務的整風運動迅速在全國展開,北京大學在歷次運動中均走在前列,這次亦不例外;歷史系的運動在北大則又屬先進中的先進。「雙反運動」很快具體化為揭燒「五氣」,即官氣、暮氣、闊氣、驕氣、嬌氣,作法則繼續採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形式」。在此運動中,翦伯贊身為北大歷史系主任,在歷史系自然是被批判的主要對象之一,雖然他自己也參加「雙反」運動,也燒「五氣」。

           19587月,批評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運動點燃戰火,翦伯贊再度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作者指出:翦伯贊在歷史系的當權幹部看來,雖有點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基本上是個民主人士,他的「紅」,只不過是「粉紅色」,他實際是系內資產階級教授的一面「白旗」,如果不拔掉這面白旗,在系內發展「興無滅資」,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將很困難。只有拔掉這面「白旗」,才能掃除障礙,大步前進。翦伯贊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奠基之作《中國史綱》,即被指定為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作,要批深批透。擬議中陪綁批判的教授和著作有鄧廣銘的《王安石》、蘇秉琦的《鬥雞台溝東區墓葬》、宿白的《白沙宋墓》等。據說這幾位教授的學術地位就是由於這幾本奠基之作而樹立起來,只要將這幾本書批倒,他們也就只有繳械投降。作者敘述批判《中國史綱》花了10天時間,貼出一些沒有什麼具體內容的大字報。批判會安排在7月上旬的一個下午,準備時間雖已很長,可是由於此批判缺乏群眾基礎,批判內容又十分勉強,發言多非自願,人人想應付了事。一些主題性發言,都無關宏旨,近於鬧劇(320)

           在這段期間,翦伯贊加入由郭沫若、范文瀾所主導的替曹操翻案,希望以此為契機,推動學術界和青年學生重新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而長期以來,中共官方雖以馬克思主義為學術研究與政治指導,但歷史學界的歷史觀卻非一言堂,因而一再發起政治運動,其中引起較大困擾的是三大問題:()打破中國通史的王朝體系,要寫勞動人民的歷史;()厚今薄古;()政治掛帥。於是史學工作者出現左、右、中的劃分,因而進行一連串的批鬥。

           翦伯贊雖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專家中的專家,但他在這段鬥爭期間卻強調史料的重要性,並且開倒車地創立古典文獻專業(330-331),頗有與厚今薄古唱反調的意味。在學術工作方面,翦伯贊從19614月歷史專業教材選編工作組成立,至1966年春天基本工作停止的五年之間,在翦伯贊領導下,共編寫出歷史教材40本左右(337),這些教材普遍為各大學院校所採用,其影響可為深巨。

           此外,1960年代初期,在北京的史學工作者成立非正式的「聚餐會」,

由各人輪流作東請客,餐前討論各種歷史問題,參加者包括郭沫若、范文瀾、侯外廬、尹達、劉大年、金燦然、呂振羽、吳晗等,可謂集馬克思主義史學主要領導人之大成。聚餐中曾討論的重要問題包括:()「以論帶史」與「論從史出」問題;()「讓步政策」問題;()歷史上的民族戰爭與民族英雄問題;()史學文章中的「寧左勿右」問題;()「厚今薄古」問題等(345-347)。從參加者和討論議題來看,這個聚餐會幾乎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運動發起中心。

           在這個聚餐會中,翦伯贊因討論《中國史稿》的意見,導致與尹達的扞挌,最後竟因此種下禍根。《中國史稿》由郭沫若主編,規定為大學歷史系通用教材;另有《中國史綱要》為翦伯贊主編,則規定為大學外系通用教材。翦伯贊不贊成《中國史稿》將「農民戰爭」放在主要王朝或歷史階段之前的編寫體例(349-350),認為應放在王朝的結束部分;這個看法引來尹達的批判。19648月,尹達撰寫〈必須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其後發表於《紅旗》雜誌1966年第3期,指陳「某些資產階級史學家,企圖壟斷史學論壇」,直接將砲口對準翦伯贊;而翦之所以遭批鬥導致自殺,其導火線即起因於有關《中國史稿》的談話。

           第十三章〈訪問內蒙,促進建設(1961)〉,所述為1961年翦伯贊擔任民族歷史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期間,遊歷內蒙等少數民族居住地的記事,包括訪問、政治活動、參訪古蹟的感懷等,其中載錄多首翦伯贊遊歷各地的賦詩,呈現翦伯贊文學方面的才華(357-403)

           第十四章〈堅持馬列,反對極左(1961-1963)〉,敘述翦伯贊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基本立場,此與翦其後所遭受的批鬥有密切關連。此事起於翦伯贊1958年主編《中國通史綱要》時,以學生所編寫的《中國通史躍進本》初稿為基礎,在進行批改時發現許多問題,於是撰寫〈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此文在19615月初寫成,但一直未公開發表。該年12月北京市歷史學會召開年會,會長吳晗擬打算就〈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進行討論,於是印發與會人員,以推動百家爭鳴。此文討論下列問題:()如何處理歷史上的階級關係;()如何處理歷史上的民族關係;()如何處理歷史上的國際關係;()怎麼對待發展觀點;()怎麼對待全面觀點;()人民群眾與個別歷史人物;()政治、經濟與文化;()理論、史料與文章(405-406)。這些意見翦伯贊其實已反覆申論過,此文只是綜合性地提出,其思想中心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

           1962年春翦伯贊赴蘇州與《中國通史綱要》編寫小組討論該書初稿,在討論過程中發現一些問題,乃於125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關於史與論的結合問題〉,提出史學研究領域存在下列問題:()史與論的問題;()政策與理論;()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412-413)

           這些問題和討論意見翦伯贊曾反覆申論,在文章或演講中一再提及,而最後歸結於馬克思主義史學。翦伯贊指出,1949年以後大陸史學工作者在考古、史料編纂、民族調查等方面做出了許多新成績,「但更大的成績還不是上述各方面的成就,而是我們在歷史科學領域內鞏固地樹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解決了歷史科學的方向問題。培養了大量的青年史學工作者,擴大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科學的隊伍,加強了歷史科學戰線上的力量。」(413)

           從這裡可以看出翦伯贊所一再堅持的馬恩列毛思想,及其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本立場,其學術地位奠基於此,而遭受極左派批鬥亦咎因於此,可謂成固馬列,敗亦馬列。

           在這幾年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翦伯贊,再三強調史料對史學研究的重要性,這很可能是他後來遭批鬥的主要原因;翦伯贊一面強調史料的重要性,一面呼籲要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他指出馬恩列毛都強調研究任何科學都要掌握資料,都要通過資料的分析引出結論;但他更強調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重要性,翦伯贊指出:「沒有馬列主義理論的指導,決不能在科學研究中作出任何創造性的成就,至多只能對於前人的陳說加以補充注釋,作一些拾遺補闕的工作。嚴格地說來,拾遺補闕的工作也很難做好,甚至搜集資料都要在馬列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進行。至於運用資料,那就更需要馬列主義理論的指導。資料是一匹野馬,沒有馬列主義理論就無法駕馭。資料與馬列主義理論二者不但不可偏廢,而且要相互結合,才能變成科學。」(431)

           像翦伯贊這樣一路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史學工作者,為何會遭到批鬥,外人實難理解,或許只能說是政治運動下的祭品。

           在有關史學研究上,翦伯贊提到「三基問題」,即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基本理論指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指史料的掌握,基本能力指歷史文章的撰寫,其中又以基本理論為主要關鍵(448),這是翦伯贊所一再堅持的。但縱使這樣一位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者,終逃不過政治運動的批鬥,而文化大革命已舖天蓋地而來。

           第十五章〈橫眉冷對,不屈不撓(1963-19665)〉,敘述翦伯贊遭受批鬥的過程與內容。此事起因於19628月北戴河會議中,毛澤東揭示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必要性,給予極左分子打擊史學領導者的機會。事實上極左分子早已對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吳晗等人反對歷史學中的極左現象感到不滿,尤其對吳晗、翦伯贊更是積怨已久,兩人的首遭批鬥實其來有自。於是極左分子在史學界發動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對翦伯贊進行重點打擊時,以翦為反對極左思潮而常引用的「歷史主義」方法為箭垛,乃必然之事(450)

           批判翦伯贊的「歷史主義」,主要的方式是將翦定位於混入黨內未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或是蛻化變質的資產階級分子,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因此,批判翦伯贊的鬥爭並非學術討論,而是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的鬥爭(451)。根據作者所述,批判翦伯贊的策畫工作從1963年初即已著手。《紅旗》雜誌編輯關鋒是主要發動者。關鋒曾研究哲學,有過批判馮友蘭的紀錄。19636月關鋒在北京展覽館以〈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的問題〉為題發表演說,為「批翦」揭開序幕。此演說稿後與哲學研究所的林聿時共同署名,以首篇地位發表於中國史學的第一雜誌《歷史研究》該年第6期,進一步推動「批翦」(451)

           815日,《歷史研究》1963年第4期出版,戚本禹發表〈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先生商榷〉,再度對翦伯贊開砲,但翦似乎不以為意。一直到11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翦伯贊始感到異常,因為這個會的主旨是: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調查研究,系統累積資料;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等(465);會中有部分與會者的發言乃不點名批判或指責周揚、翦伯贊,認為周和翦的報告、談話或文章觀點,有一些是資產階級的,是過渡時期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應(465)。翦覺得這類批評是不正常的,他認為意見不同可以討論,但濃厚的挑戰意味太不友善。但因翦此時忙於編寫《中國史綱要》和其他通用歷史教科書審稿工作,無暇他顧(465)

           1964年春,學術界以「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和「史與論」為題不點名「批翦」之事逐漸展開,而且規模越來越大,調門也越來越高。翦伯贊這時似乎已察覺到命運之神已在敲打他的大門。經驗告訴他,在「政治運動」面前,個人除靜待「審查」或是「擺布」之外,其他則無能為力。於是,他決定緊閉門戶,排除干擾,伏案筆耕,希望完成《中國史綱要》(467-468)

           批鬥繼續進行,「讓步論」與「海瑞罷官」事件加入戰局,尤其姚文元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文章,更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於是關鋒、戚本禹人聯合起來,控制部分報刊以組織革命左派,又秘密到上海,與張春橋、姚文元會晤,交換情報,企圖以江青、陳伯達、康生為靠山,在意識型態領域進一步掀起一場政治大批判(487)

           1966324日,戚本禹、林杰、閻長貴的點名文章〈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同時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發表,標誌著對翦伯贊的政治大批判正式開始。張傳璽指出此文的寫作目的,是要對翦伯贊公開宣布「死刑」,因此寫作方法很講技巧(488)。所謂寫作方法很講技巧係指將翦伯贊的歷史著作摘錄,擬以「階級敵人」的罪名。其中受批最嚴重的兩篇文章,即1961-1962年翦伯贊發表〈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和〈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戚本禹等人認為這兩篇文章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綱領,因而對翦伯贊史學著作中所謂四大問題進行批判,即「所謂『歷史主義』究竟是什麼?」、「歪曲和污衊農民革命」、「美化和歌頌帝王將相」、「是『讓步政策』,還是反攻倒算?」張傳璽指出,戚本禹等人所用批判方法,主要是摘錄翦伯贊講述歷史的言論,以便於「上綱」,加以「階級敵人」的罪名。最後在〈結束語〉說:「翦伯贊同志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綱領就是『二反二保』的綱領,即:反對用階級鬥爭觀點解釋歷史,反對歷史研究、歷史教學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保護『史料即史學』、『為歷史而歷史』的資產階級歷史觀點,保護美化帝王將相、醜化農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學體系。」(489)

           這樣的指控,對畢生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為依歸的翦伯贊而言,毋寧是一種嘲諷,一位一生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為志業的學者,居然被指違反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保護「史料即史學」、「為歷史而歷史」的資產階級歷史觀點,相信翦伯贊本人一定以為歷史和他開了一個大頑笑。但中共內部的政治鬥爭,並非以理服人,而是硬扣帽子。

            在這場政治風暴中,翦伯贊和吳晗是首當其衝者,吳晗的罪名很快由「反黨反社會主義」發展為歷史上也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翦伯贊暫時罪名較輕,只限於「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範圍(489)。但接下來的批鬥則一輪猛似一輪,政治形勢日漸嚴峻,終至一發不可收拾。

           第十六章〈堅持真理,舍生取義(19666月—)〉,敘述文革初期翦伯贊遭批鬥,終於導致自殺死亡的經過。19665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北大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493)

           531日陳伯達接掌《人民日報》,成為文革的傳聲筒,批判翦伯贊的文章一波接著一波,《文匯報》、《光明日報》亦加入批鬥行列(493)。「造反派」隊伍一支接一支,一群接一群到燕東園翦宅打、砸,一如所有文革時期挨批鬥者的遭遇。

           聶元梓在北大建立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各系相繼成立系文革,學生組成批判原校系領導幹部的戰鬥隊(499);這類戰鬥隊為各地校園所仿效,文化大革命如火燎原般展開。翦伯贊甚至被趕出燕東園,搬到蔣家胡同,此後更是隨時挨鬥。

           196811月中共召開十二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中指示要解放翦伯贊,照顧其生活以及安排工作。但毛澤東雖然保了翦伯贊,但林彪、江青等人卻仍不放過,藉由審查「劉少奇、王實美專案」的因由,向翦伯贊逼供,負責進行逼供的是「劉王專案」副組長巫中。1218日午夜12點,翦伯贊夫婦飲藥自殺身亡。

           毛澤東對翦伯贊的受逼自殺頗為震怒,下令徹查。但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台,1978年重新審查翦伯贊問題,該年6月,鄧小平復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明確批示翦案應予昭雪;翦伯贊在自殺身亡12年後,其罪名方始去除,恢復地位,作者張傳璽形容為「沈冤昭雪」。

           1979222日翦伯贊的追悼會和骨灰安放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翦伯贊革命的一生才真正畫下句點。

三、  評析

           本書形容極為豐富,以50萬字篇幅描繪一位學者的生平,可謂是皇皇巨著,尤其因為作者張傳璽曾任傳主翦伯贊晚年的秘書,隨侍身側多年,對傳主的生平事蹟極為熟悉,對傳主的史學論著亦能登堂入室,乃撰寫翦伯贊傳記的最佳人選。

           整體而言,本書在史料蒐集方面極為豐富翔實,對傳主的學術與政治活動均深入解析。尤其學術方面的論述,因作者本身為史學工作者,尤能鞭辟入裡,深入翦伯贊史學的核心,此乃本書成功之處。但作者與傳主過度親密熟悉,對傳記寫作亦有其負面影響,如本書對翦伯贊的贊譽,已接近造神之境界,似乎略有過度推崇之嫌,因而本書可以說是一本內容深入、史料豐富、敘事詳實的學人傳記,但就史學而言,與史學基本要素的公正、客觀距離尚遠,作者和傳主的私誼,局部影響了本書的客觀公允,是令人稍覺可惜之處。

           作者為撰寫本書進行準備的時間甚長,距作者所述約18年之久,撰寫費時一年[17]。故史料頗見堅實、豐富,但行文則不免有累贅、重複、粗糙之處[18]。而本書亦有多處值得商榷,在此提出,以就教於作者。

1.   有關翦伯贊負笈美國一年半,所選課程、閱讀書籍及思想上的轉變,敘述甚少。以翦伯贊在中共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地位而言,追溯其學術思想的淵源似有必要。雖然歷經文革浩劫,翦伯贊早年的資料可能已經喪失或散亂,但筆者認為作者有必要再加強翦伯贊負笈美國讀書的相關敘述,讓讀者可以按圖索驥,了解翦伯贊赴美留學後思想轉變的重要關鍵。

2.   翦伯贊如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應是讀者最希望了解的部分;依據本書作者的敘述,翦伯贊自美歸國後,參加北伐,然後支持中共,投入革命運動,1930年代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1940年代撰寫《中國史綱》第一、二卷,《中國史論集》第一、二輯,即搖身一變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其中的學習經驗如何?是否完全自修而得?翦伯贊的求學經歷,似乎沒有歷史方面的專業訓練:1916年考入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入學一月即退學,旋轉入武昌商業專門學校,1919年畢業;1924年赴美就讀加州大學,主修經濟,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1925年因不滿所學課程和種族歧視,離美返國。此即翦伯贊的讀書經歷,在這些經歷中並沒有歷史的相關課程,翦伯贊如何在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後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專家?書中似未明確交代。

3.   擔任北大歷史系主任實為政治任命,作者於書中並未說明此點;翦伯贊進入北大歷史系任教以前,1939年任內遷湖南的民國大學教授,1947年任教上海大夏大學,1941年冬和1944年秋,曾兩度應陶行知之邀,短暫到育才學校教書,1948年任香港德達學院教授,1949年任燕京大學社會系教授;1952年任北大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其中值得討論的是1939年如何擔任民國大學教授,因為翦伯贊的最高學歷是加州大學肄業,其間並未從事教職或研究工作,何以能搖身一變為教授?進燕京大學社會系任教以前,翦伯贊的教學資歷是相當淺的,而當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更搖身一變為三校歷史系合併後的北大歷史系主任,其中政治因素可能是最主要的關鍵,但作者並未點明。

4.   翦伯贊對中國歷史地圖認知似乎甚薄弱,如本書頁109提及箭內亙所編繪的《東洋讀史地圖》,翦伯贊採入其《中國史綱》第一卷;而箭內亙所編地圖的錯誤,顧頡剛與驔其驤早已指出[19],而翦伯贊仍採用其圖,是否顯示其歷史常識不足?而歷史常識不足是否與其非歷史專業出身有關?本書作者在這些細節之處,均未深究。不知是為長者諱或者其他因素,但無論如何尚商榷之處。

5.   本書的政治意味甚濃,因而出現許多口號式的文字,如引述翦伯贊《先秦史•校定本序》,即出現下列文字:

現在,商代的奴隸大眾打開了朝歌的大門,他們和西北的革命聯軍在勝利的呼號中衝進了朝歌。現在,奴隸大眾怒吼了,綿羊變成了獅子,牛馬變成了人,他們粉碎了他們的鎖鍊,搗毀了他們的土牢,打開了巨橋的穀倉,散發了鹿台的寶藏;並且在神的面前,公然地侮辱了他們的主人。(110)

本書多處出現類似的口號式文字,不一一列舉。一本嚴肅的學人傳記,這類過度激情、過度口號式的文字,似可以再商榷。

6.   關於「老」的稱謂,在華語世界是極普遍的情形,作者卻在書中大談翦伯贊被稱為「翦老」或「翦伯老」之事(237-238),似乎有點過於小題大作。

7.   書中重複、雜沓之處甚多,尤其第十二、十四、十五、十六章,幾乎都在反覆論述「三基」、「讓步政策」、〈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作者對上述論題反覆討論,有時甚至長篇累牘,頗見繁瑣;其中頁434幾乎與頁446幾乎完全重覆,作者似乎可以稍加整理,使脈絡較為清晰,而不致過於雜沓、累贅。

8.   編排上的誤失,如頁961有注碼而無注文;頁971之注文與頁981之注文完全相同,細審上下文意,頁971當為多餘。

9.   對文革的批判仍止於江青與四人幫,而未向上提升到毛澤東的高度。事實上,如非毛澤東首肯,文革不可能如此舖天蓋地,而本書作者批判了四人幫,卻未觸及毛澤東,這和中國大陸大部分討論文革浩劫的論著如出一轍。有關文革方面的著作,學人回憶錄中最受矚目的當屬季羨林〈牛棚雜憶〉[20],周一良〈畢竟是書生〉[21];季羨林〈牛棚雜憶〉對北大校園的文革有翔實紀錄,批判「老佛爺」聶元梓甚力,但對更高層仍未深責;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則為其參加北大、清華文革寫作班子「梁效」有所辯解,而所謂文革寫作班子其實就是文革打手。周一良文中敘述略有書生受愚的意味,但畢竟有懺悔之意,而他在文革之後被剝奪講課之權,亦為此事受到嚴重懲罰。但不論季羨林或周一良,似乎都是譴下不責上,因而對文革的反省仍然不徹底,本書作者在檢討文革時亦有這種情形。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以後的改革開放年代,對文革的反省、批判仍然未能徹底,其改革道路恐仍長路漫漫而修遠。

           整體而言,本書內容豐富,對了解翦伯贊的一生,及其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行徑,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惟全書強烈的馬克思主義氣息,作者美化傳主的造神意味,稍稍降低其學術價值。書中部分事蹟交代不清,且有不少重複雜沓之處,若能稍事補充和重理脈絡,當可提高本書的學術價值。作者若能更嚴守私誼分際,本書當能更公允客觀,其可信度亦將有所提高,以增加其學術價值。

 



[1] 翦伯贊,《學海心潮》(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此書為浙江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史家隨筆叢書第一輯中之一冊;叢書中尚有郭沫若《豕蹄內外》、吳晗《史鏡管窺》、傅斯年《出入史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1998)等。

[2] 翦伯贊,《翦伯贊史學論文選集》,第三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台北:捷幼出版公司,1998);蘇雙碧、王宏志,《吳晗傳》(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98)

[4] 目前已以出版的包括: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顧潮《歷劫終教志不悔──我的父親顧頡剛》;傅振倫,《蒲梢滄桑──九十憶往》;何茲全,《愛國一書生──八十五自述》、張耕華《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1998)

[5] 如:黃進興,《半世紀的奮鬥:吳火獅先生口述傳記》(台北:允晨文化,1990);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台北:正中書局,1994);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台北:商業周刊社,1991);郝伯村,《不懼》(台北:五四出版,1995);張國安《歷練:張國安自傳》(台北:天下文化,1987);吳三連,《吳三連回憶錄》(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徐有庠口述,《走過八十歲月:徐有庠回憶錄》(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李達海口述,《石油一生:李達海回憶錄》(台北:天下文化,1995);趙耀東,《平凡的勇者》(台北:天下文化,1991)

[6] 張傳璽,《翦伯贊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19

[7]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頁1-28

[8] 逯耀東,《胡適與當代史學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87-122

[9] 吳安家,《中共史學批判論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頁271-291;陳杉木,〈中共史學的理論架構──馬列主義的歷史觀〉,《共黨問題研究》,11.6(台北,1986.12): 104-112

[10] 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自序〉,頁3

[11] 魏格林(S. Weigelin-Schwiedrzik),〈: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類型學的研究〉,收入:魏格林(S. Weigelin-Schwiedrzik)、施耐德(Axel Schneider)主編,《中國史學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9),頁323-346;陳木杉,〈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年中共史學的「大躍進」〉《共黨問題研究》,13. 2(台北,1988.08): 57-65

[12] 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頁69-82

[13] 陳寅恪於1949年後,完成的著作包括:《元白詩籤證槁》、《柳如是別傳》等大部頭著作,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155-181;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頁330-331382

[14] 蕭黎主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109-327

[15] 一般說法是三校歷史系合併,實際上中法大學歷史系亦併入,應為四校合併;張傳璽,《翦伯贊傳》,頁257

[16]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頁71-107

[17] 張傳璽,《翦伯贊傳》,〈自序〉,頁13

[18] 相關討論將在下文進行。

[19] 《禹貢•發刊詞》說:「近三十年來中國日本兩方面所出版中國地理沿革圖雖然很多,不下二三十種,可是要詳備精確而合用的卻一部也沒有。日本人箭內亙所編的《東洋讀史地圖》很富盛名,銷行甚廣,實際錯誤百出,除了印刷精良之外一無足取。中國亞新地學社所出版的《歷代戰爭疆域合圖》還比箭內Y圖稍高一籌。至於商務印書館等所出版的童世亨們的《中國地理沿革圖》,固然最為通行,但其訛謬可怪卻尤有甚於《東洋讀史地圖》者。比較可以稱述的,祗有清末楊守敬氏所編繪的《歷代輿地圖》。此圖以繪錄地名之多寡言,不為不詳,以考證地名之方位言,雖未能完全無誤,亦可以十得七八,可是它有一種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合用。一代疆域分割成數十方塊,驟視之下,既不能見其大勢,檢查之際,又有繙前繙後之苦。」《禹貢》,1.1 (1934.03.01): 3-4另請參閱:驔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新華書店,1985),〈自序〉;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251-259

[20] 季羨林,〈牛棚雜憶〉,收入:《季羨林文集》第十四卷(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頁539-715

[21]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收入:周一良,《周一良集》,第五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318-425





米姬嚇普傑拉德狂想曲筆記視窗潮起潮落大羅聽音樂楚培樂坊強納森音樂隨想文學咖啡屋音響家訪吳鳴茶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