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0. 時代變局與史學動向:
  以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為例(1919-1949)


一、  引論

           時代變局與學術動向之間,向來存在著千絲萬纏的關係;在時代的波動裡,史學工作者往往與其所處時代共脈搏、同呼吸;本文以歷史地理學的興起為主體,論析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學術與政治之間,時代變局與史學工作者之間,史學工作者與社會之間,究竟存在何種互動關係?在討論過程中係以考據與經世為軸,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雙主題變奏。

           清季經世史學興起的因素,大抵可以放到西力衝激的意涵加以討論;而經世史學在當代典章、邊疆史地與外國史地等範疇之用心,為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此,檢討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興起,清季經世史學是一條不容忽視的線索。當然,學術客觀與政治現實的張力,也局部影響了清季史學的內容,類似的主題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又再度出現,說明了時代變局與史學動向之間的關係。

           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在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反覆交錯地出現,以學術與世變的角度加以分析,盛世史學大抵以考據為中心,亂世則傾向於經世致用;嘉道間(1796-1840)史學的轉折,即為一典型範例[1];而現代中國史學之由經世到考據,主要是受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影響,使樸學考據的幽靈得以借屍還魂[2]。但當時代揮舞變奏的節拍,樸學考據又再度轉向經世的主題,這種雙主題交替出現的情形,可以說是現代中國史學的特色之一。

二、  歷史地理學:一條被遺忘的線索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歷史地理學向來是一條較隱而不顯的線索,主要是因為定義的模糊和方法論的付諸闕如,使得歷史地理學在界定上有所困難;它不像古史辨運動那樣有明確的主題,從涉及今古文之爭的學術思想層面,到杜威實驗主義的方法論層面,所掀起的狂濤巨浪,自然吸引了較多史學工作者的眼光;它也不像中國社會史論戰那樣以強烈的意識形態為主導,在新思想與舊歷史中進行激烈的對話,使研究者感到興趣盎然;歷史地理學一方面有其源遠流長的傳統,另一方面又面臨西方地理學輸入中國以後,地理學與歷史學之間結合或分途發展的問題,歷史地理學定義的妾身未明,可能是它較不受史學工作者青睞的重要因素。

           傳統中國史學中的沿革地理,常被視為歷史地理的同義詞,而地理學在中國傳統的學術分類中,向來附麗於史學之下[3],所以當西方地理學輸入中國[4],使得地理學逐漸脫離史學而獨立後,歷史地理學的定位便開始顯得模糊了。歷史地理學究竟是史學的附庸,或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是見仁見智的問題;西方的學術分類,一般將歷史地理學視為地理學的一個分支,1949年以後的大陸學者,基本上亦持此類觀點。

           大陸學者基本上將歷史地理學視為1949年以後纔成立的現代學科,稍遠則追溯到1934年禹貢學會的成立,這類說法幾乎已成大陸歷史地理學界的共識[5];但類似的討論不免於是截刀斷流,忽略了中國地理學形成的過程。事實上,1912-1920年之間,是西方地理學傳入中國的關鍵階段,也是歷史地理學興起的重要時期,相關討論亦時時以史地之學並稱,192111月創刊的《史地學報》即為此一時期的代表性刊物。

三、  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

           《史地學報》自192111月創刊,迄192610月停刊,共發行20期,其中第14期,第28期,第37期,第41期。第1卷為季刊,自第2卷第1期起改為月刊(但實際上每年出版8)。自第1卷第1期至第2卷第8期止,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主編,第3卷第1期起由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主編(此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易名為東南大學)

           史地學報派[6]討論歷史地理學的內容,基本上是一手歷史、一手地理的研究方式,在這方面,柳詒徵和竺可禎可以說是南高[7]學術精神的導師;柳詒徵的治學傾向經世而疏於考據[8],竺可禎的本行是氣象學與地理學[9],兩人對當代史亦多所關注,在治學取向上對史地學報派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且因竺可禎專長為氣象學與地理學,使得南高成為中國地理學的一個重鎮,與北方的地質調查所各有所長。因而史地學報派對歷史地理學的觀點,基本上比較傾向於史地分論,亦即把歷史的還給歷史、地理的歸於地理。

           史地學報派的史學觀點與研究內容,主要受徐則陵的啟發,由於徐則陵加意提倡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並且以中國材料印證西方的史學理論與方法,對介紹西方史學多所獻替,並從而影響了陳訓慈和劉掞藜;陳訓慈引介西方史學理論[10],劉掞藜整理傳統史學的方法與理論[11],主要應是受徐則陵的啟發;張其昀治學近於竺可禎和柳詒徵的綜合,柳詒徵的經世史學,竺可禎的氣象學和地理學,尤為張其昀所宗[12]

           分析《史地學報》的內容,可以明顯看出史地學報派基本上係將歷史與地理學分而論之,在討論歷史地理學時,亦較傾向從地理學的角度加以探討;此外,史地學報派對史學的興趣似乎較偏向方法和理論,而少及於考據與述作。

           源於北方學統的禹貢學派[13],其治學方法本於樸學考據,在歷史地理學研究方面,係從沿革地理入手,且歸本於史學而非地理學,加上禹貢學會創始人顧頡剛的研究領域為古代史,主要成員如譚其驤、馮家昇、史念海、侯仁之、白壽彝、楊向奎等人,研究範圍亦以古代史為主,且多本於考據之學;侯仁之和白壽彝是禹貢學派少數一手古代一手當代者,其餘諸人大抵均謹守樸學考據的法度。

           《禹貢》自193431日出版第1卷第1期,迄1937716日出版第7卷第10期,總計出版774[14];創刊初期由顧頡剛和譚其驤兩人主編,19348月顧頡剛丁母憂返鄉,故自21期起由譚其驤負責,1216日顧頡剛返北平,《禹貢》編務仍由顧頡剛負責。在此期間,顧、譚兩人在北平時即共同負責編務,顧頡剛返杭時則由譚其驤負責;19357月譚其驤赴廣東任教學海書院,《禹貢》自51期起由顧頡剛與馮家昇合編[15],一直到1937716日出版第7卷第10期為止,皆由顧、馮編輯[16]

           禹貢學派由考據到經世的理路,明顯受時代變局的影響,此與清季經世史學的興起有其相類似的背景。事實上,清季經世史學的興起,其治學本源乃上承乾嘉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惟西力叩關的驅力亦不容忽視;因此,清季經世史學乃是樸學之餘風與西力叩關這兩條線索結合而成者。惟西力叩關雖使得近代史學的經世理路抬頭,但潛伏於經世底層的考據之學其實並未中絕,所以當西方的語言考證學(philology)輸入中國以後,潛伏的考據之學乃借屍還魂,形成新考據學派[17]

           新考據學派的內涵歸本於樸學考據,惟其外表披上科學方法的外衣;北方學統乃此一學派的發源地,中堅人物則是胡適、傅斯年與顧頡剛。分析新考據學派的方法論,雖有科學史學之名[18],其本質則未脫清學之樸學考據。而當國家面臨危急存亡之秋,新考據學派則再度由考據轉向經世,傅斯年撰寫《東北史綱》雖仍謹守史料學派依材料說話的治史方法,其經世之意圖亦明白可稽[19];顧頡剛的西北考察,基本上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加以分析[20]

           史地學報派對當代史的多所關注,源自章學誠為當代存史的命意,其經世理路則本於浙東史學;禹貢學會的沿革地理,雖為樸學考據之流風餘韻,其由考據到經世則明顯受到時代變局的影響;惟需說明的是:傳統中國史學並非史地學報派和禹貢學派的惟一養分,外國史地之學的輸入,也是一條不容忽視的線索;史地學報派對英美史地之學的引介,為現代中國史學開啟了另一扇窗;禹貢學會的邊疆史地研究,在東北方面主要是受到日本學者的刺激,西北部分則多取擷於俄、英、法、德等國學者的考察報告與研究成果,這樣的取向正好與當時的學術風尚若合符節。

           中國歷史地理學興起過程的繁複面貌,及其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之間的糾葛,透過時代背景加以分析,當可獲得一較清楚的線索;其間蘊含著學術與世變的依違相生,舉其大者而言,約有下列四點:

           其一,考據與經世的互動:中國近、現代史學歷經了兩次考據與經世的互動,一次是嘉道之間的由考據到經世,一次是民國以後的由經世到考據;嘉道之間由考據到經世的驅力主要來自儒學內部,而現代中國史學由經世到考據的過程,西方史學輸入是其中的重要關鍵。

           其二,時代學風的影響:在傳統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盛世史學易有考據之傾向,亂世史學則多經世宏論,明末清初即為一典型代表[21],清中葉嘉道以後史學之由考據到經世也是相類似的情形;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北方學統的由考據轉向經世,應該也可以由這個角度加以分析。至若南方學統本於經世史學之取向,係浙東學派深遠的傳統,加上現實政治的需要,其史學經世之意涵乃更顯明。

           其三,學術客觀與現實需求:經世是史學致用的具體表現,考據所追求者乃客觀之學術,在現實政治的需求下,學術客觀的追求不免較易遭遇困難。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以後,與傳統史學的樸學考據結合為新考據學派,亦即所謂科學的史學,究其內涵殆追求客觀之學術精神;當時代變局牽動史學動向時,客觀學術與現實政治之間的張力亦隨之增強,兩者間的界線乃糾結而難以釐清。

           其四,研究領域的拓展:由於時代變局牽動史學研究的內容,現代中國史學的東北史地研究,幾乎直到九一八事變以後纔受到較多的關注;至於西北史地研究,嘉道之際已開其先聲,清季的邊疆史地研究,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惟真正大規模研究還是在1931-1945年間[22];透過東北與西北史地研究,藉由文化尋根的方式,探討民族的共同精神,再以前瞻性眼光提出建設之諍言;這種尋根與前瞻並行的方式,是東北與西北史地研究的特色,亦從而拓展了史學研究的領域。

四、  舊傳統與新契機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歷史地理學是與時代關係較為密切的一支。在純粹的學理之外,尤重視現實之需要,此與近代中國迭歷外患當有密切關連。

           歷史地理學本身是一門相當複雜的學科,一方面是歷史,另一方面是地理,地理部分又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不但歷史與地理間的結合不易,學理與現實的問題,也有待解決。以歷史地理學與經世觀點對時事多所縈懷,是史地學報派治學的根本;在時局變動較劇烈時,史地學報派對當代史的關注隨之增強,反之,在時局較平緩時,史地學報派則較用心於一般史地之研究,這種學術研究與現實關懷間的張力,是歷史地理學興起過程中極為特殊的一個現象。

4-1 《史地學報》刊載當代史論著比例

           4-1橫座標為期數,縱座標為所占百分比,可見《史地學報》每一期均有與時事相關之文章,此與今日學術刊物有所差異。但必須說明的是:攸關時事的文章並非與歷史或地理學無關,而是指在文章中提及時事,或對時局有所評騭。雖然《史地學報》所刊載的文章並非每期攸關時事者均占一定比例,且前後期也有所不同,大體而言,在創刊初期對時事的關心程度較高,後期則有明顯減少的趨勢。這些與當代史有關的文章,其中部分本即以時事為題,部分則在文中不經意間提及,或在緒論、結論中信筆帶到,並非刻意以時事為論析主體。但正因如此,或可推知:對時事的關心,可能是史地學報派的普遍性觀念,這種普遍性觀念在下筆為文時,極易有意無意間顯露出來。此類文章亦略含傳統中國史學的鑑戒意味,而與所謂純粹、客觀的現代史學精神略有所異。

           就統計所得,在《史地學報》刊載的318篇文章中,有關當代史者有160[23],約占50.3%,可見史地學報派對時事的心程度。而對時事的多所縈懷,正是經世史學的具體實踐:視史學成為一門有用的學科,而非閉門造車。

           192111月至192610月,是《史地學報》提倡歷史地理學並引領風騷的時期;在此時期,史地學報派主導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涵泳舊學、介紹新知,爬梳傳統中國史學,也引介外國史地之學,對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影響。19343月至19377月,《禹貢半月刊》成為研究歷史地理學的主導中心,再一次掀起研究歷史地理學的高峰。

           史地學報派對歷史地理學的興趣,比較環繞於學理的探討,以及一般有關歷史與地理學的問題上;九一八事變以後成立的禹貢學會,面臨國家民族立即而明顯的威脅時,所關注的對象轉而為邊疆史地研究,希望藉此喚醒民族魂;特別是東北與西北地區對禹貢學會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一方面是清中葉以降西北史地研究扎下的深厚根基,另一方面是因為東北淪陷後,希望在西北尋回新的生機;因此,禹貢學會對東北和西北史地的用心,或許可以在民族主義史學找到解答。

           正因對民族主義史學多所關注,使得禹貢學會的歷史地理學研究,由邊疆民族文化轉而對國內各少數民族均有所關心,並且由歷史地理學問題轉向民族文化問題。

           在對邊疆事務的關心上,禹貢學會可以說是真正的實踐力行者,特別是塞防、邊防和邊疆問題,乃禹貢學會目光焦點之所在。在《禹貢》創立三週年紀念特刊所刊載的〈本會此後三年中工作計畫〉,即對禹貢學會從事歷代北部邊防研究的動機,做了詳明的解釋[24];由於中國歷代邊患主要來自北方,因此相關討論亦以北方為重心,不論沿革地理或國防地理,均有較多的材料與研究成果,禹貢學會之所以將目光集中於東北和西北,乃其來有自;加上日本的侵略又因北進與南進政策的爭議,北進派暫時獲得勝利,對中國的侵略乃從北方來,正好符合了中國歷代邊防的情形;禹貢學會之著眼於北方邊防制度研究,乃係結合了歷史與現實。


4-2 《禹貢半月刊》刊載邊疆史地論著比例

由圖中所顯示的,在第5卷以前,《禹貢半月刊》刊載與邊疆史地有關的論著呈緩慢成長,到第6卷則急遽地增加[25],就《禹貢》的內容加以分析,主要是專號的製作所使然,因為大部分的專號均以邊疆為主,因此專號較多的第6卷,有關邊疆史地的文章高達65.9%,第7卷亦達55.9%,可見《禹貢》到第6卷與第7卷時,有關邊疆史地的論著較沿革地理為多,略可說明時局變化對禹貢學會研究方向的影響。

           基本上,禹貢學會的邊疆史地研究,主要著眼點仍係傳統的陸防思想,對魏源《海國圖志》以降的海防思想則極少論及,亦未有進一步的發揮[26]

           由古代地理研究到關心當代時事,禹貢學會研究方向的調整殆有其軌跡可尋;其初期之由沿革地理著手,主要是因為此刊物緣起於顧頡剛中國古代沿革地理史和譚其驤中國沿革地理史兩門課的學生習作有發表園地[27];而且也和顧頡剛個人的興趣有關,顧頡剛的第一個史學陣地──古史辨運動,對中國古代史料觀念的重詁,造成了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史料學革命[28];而禹貢學會對當代史的關注,則可以說是九一八事變以後,知識分子著眼於學術救國之產物[29]。從此一觀點思考禹貢學會的邊疆史地研究,或可找到一合理的落腳處。

           雖然在《禹貢•發刊詞》中,顧頡剛和譚其驤一再提及民族意識,但顯現於《禹貢半月刊》的,似乎並非直接與時事有關的論述,而是間接透過沿革地理之研究,做為建立民族認同與提振民族自信心的手段。深入分析《禹貢》的宗旨,主要是透過沿革地理研究,為歷史研究準備舞台[30];因此,禹貢學會從事沿革地理研究的主要目的仍是為了歷史,而非純然的地理。就學科的認知而言,禹貢學會係將地理附著於歷史之下,這一點和史地學報派以歷史、地理為個別主體的見解有所不同。

           此外,編繪地圖對歷史地理學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因為歷史地理學本非空言之學門,而有其實用性;因而地理位置、山川原澤、里程遠近等等,均為歷史地理學所關切的主題,使得編繪地圖成為相關研究的重要項目,其中最具規模者當屬《地圖底本》的編繪。

           地圖底本觀念編繪地圖,主要乃在增加治學的實用性,使有需要的研究工作者,皆能有方便的地圖底本可用,省掉事必躬親的煩惱,此為禹貢學會的新猷。雖然這分《地圖底本》並未全部完成出版,但其講求實用之意圖,是值得加以肯定的;此外,《禹貢半月刊》對地圖製法的討論,也使地圖編繪迎向較科學的方式,奠定後來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初階基礎[31]

           由沿革地理到邊疆史地研究,以及歷史地圖之編繪,禹貢學會確為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找到新的方向;這個新的方向係以沿革地理為本,為因應國防之需要而從事邊疆史地研究,再由邊疆史地研究拓展到對邊疆民族文化的探本溯源。凡此種種,皆為歷史地理學發展的新里程碑;尤其在結合歷史與沿革地理方面,禹貢學會由考據的根柢出發,到轉向關心時事與建設的經世史學,確實為樸學考據走出了新的方向。雖然這個新的方向可能涉及客觀學術與現實需要之張力,而降低其學術的純粹性;但知識分子在面臨國家民族絕續存亡之秋,如何在學術與時代變局中找尋平衡座標,殆屬理想與現實之兩難。分析禹貢學派治學方向的轉折及其研究成績,如能從民族主義史學的角度加以審視,應可獲得同情的瞭解,而非斤斤於做出那些學術研究的成果。

           歷史的發展與變遷,有其長遠的淵源,同樣的,學術思想的承繼與開啟,亦有其可循的線索;近代中國的歷史地理學,上承嘉道以降的經世學風,加上外患的凌逼,促使知識分子有心於邊疆史地研究,此為歷史地理學興起的因素之一;而傳統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的交互為用,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另一重轉折;因此,歷史地理學的興起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相互激盪,一方面承續了舊的傳統,另一方面則開啟新的契機。更重要的是,史學在時代的呼喚裡,不再是象牙塔裡的豆飣考據,而關乎國計民生;隨著時代脈搏的跳動,歷史地理學在尋根與前瞻中,為民族文化融合與建設中國找尋新的方向。

五、  邊疆史地研究的動力與成果

           探討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西力衝激與知識分子內省的自覺,是兩條不可分割的平行線;歷史地理學與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便是其中顯明的例子。

           民族主義史學主要在喚醒民族魂,以今事印證古典,冀期於歷史中找出可能的解決之道;歷史地理學則在提供相關背景資訊,以為外交折衝尊俎或國防地理之參考。

           在以歷史地理學為解決問題的方案中,史學工作者慣常以民族文化尋根的方式,為中國的領土主權找尋合法性基礎,再以建設新中國的理念前瞻未來,在尋根與前瞻的理念下,形成歷史地理學興起的獨特模式。

           由於外患紛至沓來,使得近代中國史學往往將問題扣緊經世的意義上,惟當時中國所面臨的西力衝激,是過往歷史所未曾有的經驗,因而在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中,不免有文不對題的現象,特別在涉外事務上常常捉襟見肘。降至民國,類此的現象猶未見改善,面臨來自列強的壓力未曾稍減,史學工作者以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傾向亦未改變,乃藉由尋根的方式喚醒民族意識,在這方面顯現於歷史地理學的情形尤其明顯。

           就時代變局與史學動向的關連性加以觀察,研究東北史地的風氣與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有密切關連,惟其成績與日本相較則似有不逮,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清廷視東北為其禁臠:一方面禁止漢人前往屯墾,另一方面漢人對東北的歷史亦興趣缺缺,使得有關東北史地的文獻材料甚少,清中葉以後興起的歷史地理學研究風氣,主要範疇乃為西北史地,有關東北史地的研究則甚少;東北史地研究的拓荒工作,其實是到了九一八事變以後始漸次展開。

           其二,缺少整體計劃:學者各自為政,未能攜手合作,以致於常有研究彼此重複的情形出現,浪費時間與精力;即或像傅斯年、方壯猷、蕭一山、徐中舒與蔣廷黻等人合作的《東北史綱》,其撰著計劃乃有關東北史地研究中最具規模者,卻亦是虎頭蛇尾未能竟篇[32]。禹貢學會的東北史地研究亦過於零碎,局部的專題與考據雖有成績,有系統的著作則未之見;金毓黻《東北通史》是較有系統的著作,徵引材料豐富,亦有其獨具之史觀,可惜亦僅出版上編,敘事迄元而止,明代以後付諸闕如[33]

           其三:實地考察困難:歷史地理學非止於書案考據,實地考察有其必要性,惟因當時東北已淪入日本之手,實地考察較為困難,相關文獻之取得亦較為不易,因而整體研究成績乃受限制。

           雖然東北史地研究的成績未見理想,但卻為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開啟了另一個視窗,使得原本不為學術界所重視的東北史,受到了較多的關注;而相對於東北史地研究成績之薄弱,西北史地的研究成果則顯然較為豐碩。

           分析西北史地蔚為顯學的主要成因有三:其一,樸學考據之孕育;其二,清中葉以降治遼金元史的流風;其三,外侮迭起的衝激。

           由於上述因素的影響,西北史地之學因而成為清季的顯學,亦即禹貢學會所稱近代中國研究邊疆史地的第一回合發動[34]

           除了中國學者的研究之外,西北史地之學的另一個重心是外國學者的考察活動,包括一般性的考察與學術考察兩方面。自1840年代以降,西方列強除了用堅船利砲打開中國的門戶之外,也組織了各種探險隊考察隊,相繼到中國西北地區進行活動,成為西北史地之學的另一類奠基者,如斯坦因(M. A. Stein)的新疆考古考察;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1868年到中國進行考察,以4年時間走訪14個省區,其考察筆記內容頗為豐富;瑞典學者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的西藏考察,美國學者安德魯(Roy D. Andrew)的蒙古考察,以及德國的勞庫克(A. Von Le Coq)和日本的橘瑞超等人;這些考察報告與研究成果,均受到中國學者的重視,對西北史地研究有推波助瀾之功[35]

           東北史地研究明顯受日本的刺激,西北史地則多採擷於西方學者的旅行考察成果,正好說明了當時的學術行情:日本東洋學的形成係奠基於東北史地研究[36],西方的漢學研究則從西北出發。

           歷史地理學的興起既與時代同其脈搏,在經世史學的實用性格上,西北史地研究是其中的重要關鍵;因此,西北史地研究基本上是循著歷史文化尋根與前瞻中國未來建設的雙軌進行,此為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歷史地理學興起最重要的時代意義。

六、  結論

           本文以考據與經世為軸,分析1919-1949年間歷史地理學的形成與演變,揭出歷史地理學興起的基調乃係民族主義,而其基調之強弱與時代變局恰成正比:時局動盪愈劇烈,民族主義的強度愈大,經世的主題也愈受到重視;而在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中,外患與時局的動盪,使得經世的主題不斷重現,考據之學則隨之減弱;史地學報派固以經世為依皈,本於清代樸學考據的禹貢學派,在時代變局中亦調整其治學取向,轉而對邊疆史地與民族主義史學多所縈懷,為樸學考據找到新的出路;歷史地理學的興起,就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而言,確然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

七、  附錄

(一)《史地學報》刊載當代史論著篇數統計

序號

卷期

篇數

當代史

非當代史

1

1:1

17

10

7

2

1:2

20

13

7

3

1:3

32

21

6

4

1:4

25

15

10

5

2:1

18

11

7

6

2:2

21

15

6

7

2:3

22

14

8

8

2:4

16

12

4

9

2:5

13

6

7

10

2:6

13

8

5

11

2:7

14

9

4

12

2:8

11

3

8

13

3:1-2

16

5

11

14

3:3

13

3

10

15

3:4

10

2

8

16

3:5

11

3

8

17

3:6

14

4

10

18

3:7

10

3

7

19

3:8

12

2

10

20

4:1

10

1

9

總數

 

318

160

152

 

(二)《史地學報》刊載當代史論著比例

序號

卷期

篇數

當代史

非當代史

1

1:1

17

58.8

41.2

2

1:2

20

65.0

35.0

3

1:3

32

65.6

18.8

4

1:4

25

60.0

40.0

5

2:1

18

61.1

38.9

6

2:2

21

71.4

28.6

7

2:3

22

63.6

36.4

8

2:4

16

75.0

25.0

9

2:5

13

46.2

53.8

10

2:6

13

61.5

38.5

11

2:7

14

64.3

28.6

12

2:8

11

27.3

72.7

13

3:1-2

16

31.3

68.8

14

3:3

13

23.1

76.9

15

3:4

10

20.0

80.0

16

3:5

11

27.3

72.7

17

3:6

14

28.6

71.4

18

3:7

10

30.0

70.0

19

3:8

12

16.7

83.3

20

4:1

10

10.0

90.0

 

(三)《禹貢半月刊》刊載邊疆史地論著統計(以卷為單位)

卷數

篇數

邊疆史地

非邊疆史地

V1

94

9

78

V2

76

14

62

V3

93

18

75

V4

109

29

81

V5

94

28

66

V6

123

81

42

V7

143

80

63

總數

732

259

467

 

(四)《禹貢半月刊》刊載邊疆史地論著比例(以卷為單位)

卷數

邊疆史地

非邊疆史地

1

9.6

83.0

2

18.4

81.6

3

19.4

80.6

4

26.6

74.3

5

29.8

70.2

6

65.9

34.1

7

55.9

44.1

 

 



[1] 參考:陸寶千,《清代思想史》(台北:廣文書局,1983),頁277-322

[2] 杜維運教授認為現代中國史學的所謂科學方法,其實是乾嘉考據的現代版,見:杜維運,〈民國史學與西方史學〉,收入: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2(台北:1985),頁344-358

[3] 《隋書•經籍志》卷33將地理類著作列入〈經籍二•史部〉,計收錄地理類著作139部,1432卷;參考:魏徵等,《隋書》(台北:鼎文書局,1983,點校本),頁982-988;又,《四庫全書》亦將地理類置於史部,參考: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台北:藝文印書館,1979),頁1409-1605

[4] 地質調查所成立於1912年,中國科學社成立1915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亦於此年成立,南北之地理學中心皆於此時期成立,且各有其傳承,《史地學報》則創刊於1921年,因而1912-1920間為中國地理學漸次脫離史學附庸之關鍵。參考:楊翠華,〈歷史地質學在中國的發展(1912-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6),頁319-334;張其昀,《中國地理學研究》,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第1(台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文化大學,1988),頁293-556

[5] 史念海,〈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因素〉,《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 2(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暨西北大學歷史地理學研究所,1989),頁15-44;侯仁之,〈歷史地理學芻議〉,收入: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3-17;譚其驤、葛劍雄,〈歷史地理學〉,收入:蕭黎(主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552-571;黃盛璋,〈歷史地理學要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收入:黃盛璋,《歷史地理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1-5

[6]史地學報派指常在《史地學報》發表論著的史地研究會會員,以及擔任史地研究會指導員的教授們,包括柳詒徵、竺可禎、徐則陵、張其昀、鄭鶴聲、陳訓慈、劉掞藜、向達等人。

[7]南高指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成立於1915年,1924年改制為東南大學,1929年易名為中央大學,即今台灣中壢中央大學的前身。

[8] 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中認為柳詒徵的史學近於經世一路:「柳師對於史學,主張沿流討源,援古證今,講明當代典章文物,以達經世致用之目的。」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第9冊,頁4710-4718;所引在頁4716;另,郭廷以在他的回憶錄中,也對柳詒徵的治學有所說明:「柳先生教我的功課很多,可惜到大三時他就離開東大了,在我讀課外書及研究近代史的興趣固然受他影響很大,但在研究方法上,我不大贊同他的方法,比如他不重視考證,對歷史這門科學不下考證功夫如何下結論?」見:張朋園等(訪問紀錄),《郭廷以先生訪問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130

[9] 竺可禎留美主修氣象學,曾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地理系主任,其後擔任浙江大學校長,中國的氣象學主要就是由他建立起來的。

[10] 陳訓慈,〈史學蠡測〉,《史地學報》,3: 1.2,頁A1-A183: 3,頁3-143: 5,頁23-44

[11] 劉掞藜,〈史法通論〉,《史地學報》,2: 5,頁1-20;《史地學報》,2: 61-15

[12] 參考:張其昀,〈東北之氣候〉,共9講,原載:《地理雜誌》,4: 6(1931: 11);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第2冊,頁969-1019;〈東北之黃渤二海〉,原載:《地理雜誌》,第5: 1&.2(1932: 1&3),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第2冊,頁1022-1094

[13]禹貢學派指常在《禹貢半月刊》發表論著的學者們,包括:顧頡剛、譚其驤、馮家昇、史念海、侯仁之、童書業、周一良、劉選民、白壽彝等人;大部分出身於北京大學、燕京大學與輔仁大學。

[14] 以《禹貢》每卷12期計,應為82期,但因第53.4期,8.9期;第63.4期,8.9期;第71.2.3期,6.7期,8.9期等為合期,故為74期,劉起釪教授討論《禹貢半月刊》時說道:「《禹貢半月刊》辦到七卷九期時,因日軍在蘆溝橋爆發侵華戰爭,便被迫停刊。總計自創刊至此共出了八十一期,刊載文章近千篇。」見: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33;這段敘述略有所誤;即以《禹貢》上的總號統計也是82期而非81期,因為劉起釪少算了710(出版於1937716日,即蘆溝橋事變後一星期);本文為便於統計,將合期亦視為一期。

[15] 馮家昇於1934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獲碩士學位,論文題目為〈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畢業時間較譚其驤晚兩年;見《史學年報》,3: 1(北平:燕京大學,1939: 12),頁202

[16] 有關禹貢學會之紀事,據〈本會[禹貢學會]三年來大事表〉寫成;見:《禹貢》,7: 1.2.3,頁9-18

[17] 杜維運,〈民國史學與西方史學〉,收入: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2冊,頁344-358

[18] 胡適和傅斯年都強調史學科學化的重要性,參考: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的科學化〉(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未刊稿),頁125-181

[19] 王汎森教授指出傅斯年撰寫《東北史綱》時,其民族主義情懷凌駕其學術規範,惟歷史客觀與政治急迫需要間的張力須列入思考,見:王汎森 (Wang Fan-shen),Fu Ssu- 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93, Unpublished), pp. 247-248; 又,傅斯年的《東北史綱》曾由李濟節譯為英文,並將節譯本送交國聯李頓調查團以為參考;見: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收入:《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0),第7冊,頁287

[20]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北京: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自序〉,卷上,頁1-6;案:此〈自序〉寫於1949129日,原係為油印本(上海:合眾圖書館,1949)所寫的序;本文所據乃吳豐培整理謄寫之本,部分可能與油印本略有所異。

[21] 謝國禎,〈明末清初的學風〉,收入:謝國禎,《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1-52

[22] 參考:胡平生,〈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顧〉,收入:台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1992),頁1611-1650;有關西北史地研究的高峰期的討論在頁1622

[23] 相關數據參見:本文附錄•附件1〈《史地學報》刊載當代史論著篇數統計〉,附件2〈《史地學報》刊載當代史論著比例〉。

[24] 禹貢學會〈本會此後三年工作計畫〉說:「吾國以北部與游牧民族為鄰,故邊患常在北方,歷代君主對於北部邊防無不苦心經營,百方杜禦,如邊城烽燧斥堠關鎮堡壘之設置,如屯田遣戍,開中聚糧,立官設衛,如置茶馬市,開闢市易,或計在防守,或謀在羈糜,其遺制多有可資借鏡者。本會亦擬集合人力從事於此,上起古代之秦晉趙燕,下至明清,凡與邊防制度有關者,悉為分代研究。」    (《禹貢》,7: 1.2.3,頁22)

[25] 相關數據參見:本文附錄3〈《禹貢半月刊》刊載邊疆史地論著篇數統計〉,附錄2〈《禹貢半月刊》刊載邊疆史地論著比例〉。

[26] 有關魏源的海防思想,王家儉教授有精闢的見解,見: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台北:大立出版社,1984)

[27] 顧頡剛在《禹貢》11期的〈編後〉中說:「我們覺得學問的興趣是應當在公開討論上養成的,我們三校的同學如能聯合起來,大家把看得見的材料,想得到的問題,彼此傳告,學業的進步一定很快速。而且這項學問,前代因為沒有精確的地圖和辭典可以依據,所以很不發達,現在則製圖術大進步了,何況我們在北平,什麼材料都容易看見,我們儘有超出於上課的工作可做。為要造成大家工作的勇氣與耐性,我們決定辦這個半月刊。這個刊物是以三校同學的課藝作基礎的。但外面的投稿我們一律歡迎。」    (《禹貢》,1: 1,頁24)

[28] 關於古史辨運動與史料學革命的討論,參考:彭明輝,〈顧頡剛與中國史學現代化的萌芽──以史料學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復刊12(台北:國史館,1991: 6),頁9-24

[29] 其實在禹貢學會成立以前,顧頡剛對當代局勢即已多所關注,如他曾在19333月,與鄭德坤聯名於《東方雜誌》發表〈研究經濟地理計劃芻議〉,對北伐後國家建設的停滯多所針砭;《東方雜誌》,30: 5(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31),頁13-15

[30] 顧頡剛在《禹貢》11期的〈編後〉中說:「頡剛七年來,在各大學任中國上古史課,總覺得自己的知識不太夠,尤其是地理方面,原為研究歷史者迫急的需要,但不幸最沒辦法。材料固然很多,但我們苦於不能用它。說要擷取一點常識來敷衍罷,這不但在自己的良心上過不去,而且就是這一點常識也不容易得到。我常常感覺,非有一班人對于古史傳下的原料做深切的鑽研,就無法抽出一點常識做史學或地學的基礎。因此我就在燕京和北大兩校中改任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的功課,借了教書來逼著自己讀書。預計這幾年中,只作食桑的蠶,努力搜集材料,隨時提出問題:希望過幾年後,可以吐出絲來,成就一部比較可靠的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講義。」    (《禹貢》,1: 1,頁23)

[31] 譚其驤在《中國歷史地圖集•前言》中,即提及1930年代禹貢學會編繪《地圖底本》之事;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1(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 10),〈前言〉,頁2

[32] 《東北史綱》所擬篇目共計5卷,卷目和執筆者分別是:(1)傅斯年,古代之東北;(2)方壯猷,隋至元末之東北;(3)徐中舒,明清之東北;(4)蕭一山,清代東北之官制及移民;(5)蔣廷黻,東北之外交。見:傅斯年,《東北史綱•古代之東北》(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2),卷首〈告白〉。《東北史綱》本擬於1932年底以前出版,但這本顯現中國學術界合作的東北史著作並未完成,僅傅斯年執筆的《東北史綱》卷一《古代之東北》於193210月出;蔣廷黻執筆的《東北之外交》則僅完成順治到咸豐時期,以《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從順治到咸豐)》之名單獨發表;此文原載《清華學報》,8: 1(北平:清華大學,1932: 12);收入:蔣廷黻,《蔣廷黻選集》,第2(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頁177-249;另收入: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研究》(台北:九思出版公司,1978),頁79-138

[33] 金毓黻,《東北通史》(台北:樂天出版社,1971);案:此書據國立東北大學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版景印,原係重慶1941年版。

[34] 〈禹貢學會研究邊疆計劃書〉,《史學史研究》,1981: 1(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1981: 1),頁66

[35] 胡平生,〈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顧〉,台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1611-1650

[36] 青木富太郎,《東洋學成立シガソ發展(東京:螢雪書院株式會社,1940),頁146-286。。






◎彭明輝,〈時代變局與史學動向:以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為例(1919-1949)〉,《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2(台北,1995. 05): 13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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