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2. 現代中國南方學術網絡的初始


  現代中國的南方學術網絡,係指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包括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教授為主體的文史學者們,包括:柳詒徵、吳宓、竺可楨、劉伯明、徐則陵等人;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者們,包括: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向達、鄭鶴聲等人;以及在治學取向上接近南學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如:王國維、呂思勉、張蔭麟、蔡尚思、湯用彤、陳寅恪、錢穆等人。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有關研究中,北方學統無疑較受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代表的史料學派,北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領導性的地位,且相關論題所引導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有關南方學術網絡的研究,向來較受忽略,雖然在有關北方學統的研究中,部分論著亦帶及南方學術網絡,但大抵均屬陪襯性質,或視之為主流學術的反對者。本文論析現代中國南方網絡的諸種面向,冀期建構南方學術網絡的可能性。

關鍵詞

北方學統、北大、南方學統、南方網絡、南高、學衡派

一、 引論

        在現代中國學術的發展過程中,北方學統無異較受研究者重視,本文所謂北方學統,係指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以北方學統為中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長期以來,北方學人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較受研究者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1],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2];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研究,我們發現北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學術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主導性地位,且相關論題所引發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一般研究現代中國史學的論著,大抵以影響較大的主流為討論重心,如古史辨運動和中國社會史論戰等主題,即為史學工作者較注意之焦點;個別史家的研究,亦較獲青睞。

        無可置疑的,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主題。美國漢學家Laurence A. Schneider教授《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是第一本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3],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者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脈相承,見解鞭辟入[4];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以雞尾酒式論述,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色,在方法論的檢討上,著重清代樸學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白話小說研究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5];陳志明先生《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以顧頡剛為中心,探討顧頡剛各階段的疑古史學[6]。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礎。

        由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發展出來的史料學派,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王汎森教授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傅斯年:近代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對傅斯年思想的重建,以及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形成的史料學派,有精闢分析[7];劉龍心教授〈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從科學化的角度論析史料學派的形成與發展[8]Axel Schneider教授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史學與知識分子在科學、政治與哲學間的角色: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史學為例〉),對史料學派進行了全面性的探討[9]

        史觀學派的研究向來較為棘手,因為現實政治常易左右研究的方向,中國史學工作者礙於意識形態,所論難免偏頗;臺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又係隔岸觀火;目前較具規模的著作是逯耀東教授《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和《史學危機的呼聲》二書,以漢儒注經與宋明儒的觀點,解釋大陸史學工作者的研究方式,點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解釋中國歷史時的框限[10];研究社會史論戰及其影響的著作,有Arif Dirlik教授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1919-1937),此書對社會史論戰的過程,以及中國初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狀況有深入分析[11];潘光哲教授〈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以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探討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起源與發展態勢[12];此外,以陶希聖為首的《食貨半月刊》和在臺灣復刊的《食貨月刊》,代表以社會經濟為歷史主體之研究方向[13]

        至於論述整體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專著,出現最早的是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14],可惜提倡以科學方法治史的顧頡剛,在這本書中,雖列舉自1845年迄1945年間中國的各類史學著作,卻未進一步分析著作的特色與價值[15];此外,有類現代中國史學史的著作尚有許冠三教授《新史學九十年》,此書將現代中國史學人物分為史學新義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觀學派史建學派等加以討論,其中史料學派指傅斯年與陳寅恪,胡適、顧頡剛為方法學派,與一般現代中國史學的分類略有所異,而史觀學派不及於陶希聖,史學新義未論柳詒徵,諸派中均未論及錢穆,反而在史建學派中討論殷海光與作者本人,略有析異者多而通同者少之失[16]

        上述研究現代中國史學之論著,不論學派或個別史家均有一共同之現象:著眼於主流學派或顯而易見之史學發展,而鮮少及於史學之河的深處或其分支。相關研究中,唯一論及南方學者的僅黎華趙先生〈張蔭麟研究〉;其餘論著之焦點均集中於北方學派。本文無意過度誇大現代中國學術的南北之分,但要說完全沒有南北之分,恐亦係掩飾之詞。而不論海峽兩岸,均因當家者為北方學派,而稍稍忽略南方學派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力。以1920年代前後的中國學術界來看,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文化運動的燃燈人;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如果說《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那麼,《學衡》雜誌顯然是古典主義的堡壘[17];如果古史辨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史學發端,那麼,《史地學報》顯然是主要的反對陣營。這種南北對峙的情形[18],不僅五四時期如此,甚至一直影響到1949年後的海峽兩岸。

        雖然南京大學並非全屬當年中央大學的後繼者,但浙江大學為中央大學的學術延伸,應為一般熟知現代中國學術發展者的常識;而1952年中國高校院系調整後的復旦大學,至少在歷史系部分接收了當年浙江大學的教授們。所以,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其後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到復旦大學一脈相承的學術網絡,有其明顯的軌跡可循。至於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的學者,北大系統接收臺灣大學,南高系統接收省立師範學院(即其後的臺灣師範大學),亦為眾所周知之事。臺大歷史系與臺師大歷史系無論在研究領域和治學方法上,顯然有相當程度的差異。至少就中國史研究而言,臺大歷史系強調古代史,臺師大歷史系集中於中國近現代史,似為毋庸爭辯之事實。

二、 南北新舊

        在相關研究中,王汎森教授是少數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在〈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出,在1949年以前,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所領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1920-1930年代最有力量的學派,王汎森教授以新派名之。王汎森教授說明新派史學的來源,與三種因素有密切關連:()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胡適所提倡的實用主義方法論;()西方史學的引進,尤其是德國史學[19]

        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最有組織,他們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森教授以傳統派稱之[20]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學術界隱然分成兩種意見,即王汎森教授所謂的新派傳統派(一般亦以北大、南高,或北派、南派稱之);而兩派之間顯然很少交集,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新史學運動中,一直處在相對立的位置。叔諒(陳訓慈)在〈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中,即指出兩派學者逈不相侔的現象[21];亦有學者以北方南方為分[22];王汎森教授所謂新派係指北方的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派則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中心的學者們[23]。但事實上有些被視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家,在文化理想上卻是以傳統派自居的,如陳寅恪、湯用彤即是[24]。本文的南北學派之分,並不完全以地理上的南北為界,而以思想文化與治學取向為別[25];因此,在治學方法和文化理念上,與南學較近而遠於北學的學者,如陳寅恪、湯用彤和王國維,亦歸入南方學術網絡討論,類似的情形還有錢穆。

        余英時教授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談到1930年錢穆赴北京後,表面上已經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投緣,與南方以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繆鳳林、張其昀交往亦甚密切[26]。桑兵教授在《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亦指出,錢穆反對以傅斯年為中心的新史學,認為通人之學比專家之學更為重要,而與錢穆志同道合者,有張蔭麟、張其昀、陳夢家等人;桑兵教授並且認為陳寅恪雖然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但與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實有一定限度[27]

        王汎森教授在〈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中,亦提及南北之爭。王汎森教授敘述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出版後,引起學者們的大量批評,其中繆鳳林與鄭鶴聲的批評非常嚴厲;繆鳳林與鄭鶴聲皆屬中央大學,亦即南高系統,他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抱持敵意,對傅斯年所標示的治史方法亦極反感,而刊載繆鳳林評《東北史綱》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正是反新文化運動的要將。王汎森教授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當時思想界兩個陣營的競爭[28]

        筆者在《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中,曾就《史地學報》與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做過討論[29],但該書主要著眼於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係,並未於南北之爭多所著墨;亦未就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做進一步分析。

        在現代中國學術的發展過程中,南方學術網絡雖非耀眼巨星,但亦有其一定的影響,不論當時或對1949年以後海峽兩岸的史學,均具有時代性的意義。雖然學者們對主流學派的北方學統,投以較多關愛的眼神,但對歷史的伏流,學術發展的非主流思潮,似亦不能視若無睹。

三、 《學衡》與《新青年》

        五四運動前後,部分留美學生對陳獨秀、胡適等人透過《新青年》批判傳統,擁護西方文化的態度,甚為不滿。儕輩認為陳獨秀、胡適等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全面抨擊、徹底否定、破舊立新」的行逕[30],過度偏激,「更痛感欲融會西方文化,以浚發國人的情思,必須高瞻遠囑,斟酌損益」[31],主張應「昌明國粹,融化新知,重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繼承性,在現有的基礎上完善改進」[32]。故吳宓、梅光迪等人在美國時,即決定將來返國後,擬集合同志創辦雜誌,與胡適、陳獨秀等人捉對鏖戰[33]

        1919年,梅光迪自美返國,赴天津南開大學擔任英文系主任,並與聶雲臺等人在上海創辦《民心週報》。梅光迪在《民心週報》撰文,批評胡適等人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引發胡適的反駁[34]1920年梅光迪應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理科主任劉伯明之邀,轉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1921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升格為東南大學,梅光迪出任西洋文學系主任。梅光迪寄信給吳宓,力邀其擔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兼英國文學教授[35]。吳宓於19216月啟程返國,8月抵達上海,9月轉往南京東南大學履新。此時,柳詒徵、胡先驌等人亦同在東南大學任教。故由劉伯明、梅光迪、吳宓、柳詒徵、胡先驌等人發起創辦《學衡》雜誌,欲以該刊為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之堡壘。《學衡》諸子對新文化運動一意毀棄傳統,競言西學,卻不知究其本原,唯新是騖,亟思加以匡正,以振溺挽頹,斡旋時運[36],故而創辦《學衡》雜誌,並請吳宓擔任總編輯[37]

(一) 《學衡》與南方學統

        19221月《學衡》創刊,初期以月刊形式出版,迄192612月止,均按時出版,計發行60期。《學衡》初期各方俊彥雲集,士氣風發。惟榮景並未持續太久,1923年底,年僅38歲的劉伯明患腦膜炎遽逝,使得《學衡》頓失來自東南大學校方的有力支持。同時因梅光迪與吳宓兩人對《學衡》欄目內容安排,意見不同,爭執激烈。而吳宓逕自署名為《學衡》編輯的動作,違背了《學衡》同人最初的約定,引起力倡學術人格的梅光迪不滿[38],此乃造成梅光迪憤而出走之主因。梅光迪甚至宣稱:「《學衡》內容愈來愈壞,我與此雜誌早無關係矣!」[39]1924年,梅光迪離開東南大學,前往美國。另一位重要撰稿人胡先驌,亦於1924年離開東南大學,重返美國。有志於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命脈的《學衡》創刊諸子,遂漸分道揚鑣,《學衡》亦面臨雜誌存亡之關鍵時刻。此時,吳宓在不得已情況下,離開東南大學,先就聘於奉天東北大學擔任英語系教授,一學期後轉往北京,於1925年初受聘負責主持創辦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舊人離散後,《學衡》全賴吳宓一人獨力支撐;縱使離開東南大學,仍由吳宓在北方遙控。1927年,因北伐戰爭爆發,加上原先與《學衡》合作的中華書局不願續辦等原因[40],《學衡》被迫停刊1年。其後在梁啟超斡旋下,加上吳宓的條件交換,《學衡》於19281月復刊[41]。《學衡》復刊後改為雙月刊,至192912月均按期出版,前後總計發行72期。1930年《學衡》再度停刊一年,19311月再度復刊,但在5月發行第75期後,三度停刊。此後則是不定期出版。19337月《學衡》出版第79期,雜誌刊登啟事云將改由繆鳳林擔任編輯繼續出版,但自此以後,《學衡》遂不再出刊。學者們的研究指出,造成《學衡》解散的原因,主要是人事、經費、內部傾軋等因素,其中內部傾軋,尤為造成《學衡》一蹶不振的致命傷[42]

        《學衡》創刊之初,吳宓等人規劃刊物欄目,主要包括:()插畫:以介紹古今中外人物為主,間或介紹某些特殊建築物,大抵皆以表明《學衡》立論精神或配合正文內容為主;()通論:內容多為評論時事、介紹新知;()述學:內容多屬訓詁、考據、義理等舊學,譯介西方名著者亦多;()文苑:又可細分為文錄、詩錄、詞錄、戲劇、小說等項,內容以傳統詩詞為主,時而穿插若干譯詩與翻譯小說;()雜綴:內容多為遊記、詩話等類文章()書評:所評對象兼及古今著作,尤以詩詞為主[43]19221月創刊到19337月為止,發行時間12年,刊載文章1,708[44]

(二) 從《青年雜誌》到《新青年》

        19159月,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創辦《青年雜誌》[45]19162月出版第1卷第6號後,因戰事爆發而陷入困境,停刊半年。19169月復刊,改名為《新青年》[46],其後以月刊形式出版至19227月第9卷第6[47]。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運作的考量下,《新青年》宣布停刊[48]19236月《新青年》再度復刊,改為季刊形式出版,分別於1923年的6月、12月以及1924年的8月、12月陸續出版4期。19254月起,改為不定期刊形式繼續出版,分別在1925年的4月、6月、1926年的3月、5月以及7月不定期發行。19267月發行完第5期後,因為國民革命軍北伐,再度宣布停刊,此次停刊使《新青年》正式劃下句點。

        《青年雜誌》創刊伊始,由陳獨秀一人獨立編輯,僅部分皖籍人士與陳獨秀友人協助[49]。此外,《青年雜誌》亦受《甲寅雜誌》影響,並獲其資助[50]。改名為《新青年》後,第2-3卷的封面上仍標明「陳獨秀先生主撰」字樣,可見仍由陳獨秀一人獨立負責。

        1917年陳獨秀接受蔡元培邀請,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自第3卷起,陳獨秀將《新青年》由上海租界帶進北京大學。《新青年》移往北京後,除原本支持《新青年》的皖籍知識分子,《甲寅雜誌》編輯與作者群之外,《新青年》作者群,加入了北京大學師生。同時,北大教授胡適、錢玄同、劉復、沈尹默、李大釗等人,亦分擔編輯工作。注入北京大學的新血後,《新青年》聲勢愈加浩大,故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1920年,陳獨秀受到來自蘇聯共產國際魏金斯基的影響,致力籌組中國共產黨[51]。在《新青年》第8卷第1(19209)出版時,陳獨秀已將《新青年》由北京遷回上海,另組新青年社,取代過去負責印刷、發行事務的群益書社[52]。此舉引發胡適等人的強烈不滿,但陳獨秀未予理會。故《新青年》自第8卷第1號起,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並開始系列介紹有關蘇俄革命的理論與實際情況[53]。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新青年》遷往廣州持續出版,至第9卷第6號出刊後,宣布停刊。其後在19236月再度復刊,自19231926年期間,發行9期,其內容與立場完全殆為中國共產黨中央之機關刊物,與新文化運動時期以同人雜誌型態出現的《新青年》,已然無涉[54]

        《新青年》的內容,除一般通論性、政論性文章之外,設有通信、讀者論壇、國內大事紀、國外大事紀、隨感錄等欄目,刊載記者和讀者投稿。此外,亦以專號形式,集中介紹來自西方的思想與各種問題、研究,如第4卷第6號的易卜生號、第6卷第5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第7卷第4號的人口問題號、以及第7卷第6號的勞動節紀念號等;有時則以長時段、大規模的形式,專門介紹某一主題,如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討論俄羅斯研究羅素著作介紹和評論工讀互助團問題等。《新青年》以季刊不定期刊發行時期,常以一明確主題為當期的主軸,如季刊第1期的共產國際號,季刊第4期的國民革命號,不定期刊第1期的列寧號、以及不定期刊第5世界革命號。從19159月《青年雜誌》創刊到19267月《新青年》停刊,發行時間約12年,刊載文章計1,419[55]。對共產革命,對中國日後的歷史發展,均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三) 小結

        就內容而言,《新青年》和《學衡》並非中西之爭,而是文化取向之異。昔往將新文化運動與反新文化運動視為中西之爭,部分可能來自先驗的成見。以《新青年》和《學衡》引介新知的內容而言,兩者的差別主要在於古典或現代,亦即引介內容的方向有別。《新青年》偏向當代,《學衡》偏向古典;《新青年》以俄為師,《學衡》以英美為師;《新青年》主張大眾文化,提倡白話文運動;《學衡》主張菁英文化,提倡典雅文言;《新青年》提倡杜威實驗主義、易卜生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衡》取法白璧德新人文主義、新古典主義;在引介美國新知部分,《新青年》是杜威實驗主義的中國代理人,《學衡》是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傳承者。新文化運動與反新文化運動的論爭,就部分視角而言,或可視為美國古典(保守)陣營哈佛大學白璧德新人文主義,與實用陣營哥倫比亞大學杜威實驗主義,在現代中國的代理人之爭。

        《學衡》的發行,代表一群同時兼具中國傳統學術訓練,並受良好西方新式教育洗禮的精英分子。儕輩不僅具備深厚的國學根柢,且長年求學海外,故而舊學深邃,西學精湛。惟《學衡》諸子的孤高,適足以造成他們在這場思想論爭中,無法與社會大眾結合,乃與當時的學術主流漸行漸遠,終至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沒。

四、 《史地學報》與反古史辨運動

        就文學和思想而言,《學衡》與《新青年》捉對廝殺,就現代中國史學而言,古史辨派與史地學報派壁壘分明。

        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重要源頭,顧頡剛提出大禹是蜥蜴類的時間點,正是1920年代中國學術界南北之爭的關鍵時刻,而《史地學報》顯然是古史辨運動初期的重要反對陣營。

        《史地學報》是史地研究會的機關刊物,史地研究會則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及其他科系所聯合組成的學生組織[56]。史地研究會的前身為地學研究會,在地學研究會時代,首任總幹事為龔勵之,第二屆為諸葛麒。在諸葛麒擔任總幹事的第二屆通過簡章,改名為史地研究會,並請柳詒徵、朱進之與童季通擔任指導員,因此,地學研究會的第二屆即為史地研究會的第一屆。

        地學研究會初成立於191910月,至192111月創刊《史地學報》,192610月出版第4卷第1期停刊,總計近五年時間共出版20期。

        《史地學報》在五四的學術風氣下創立,而五四時期的學術風氣與兩條線索關連密切,其一是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再生,其二為引進西方學術思想。做為五四時期史學代表性刊物之一的《史地學報》,一方面承繼傳統中國史學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嘗試向西學取經,其間的過程是相當微妙的[57]

        《史地學報》第3卷捲入古史辨運動的論辨,自此,《史地學報》成為反古史辨運動的大本營[58]。《史地學報》第31.2合期[59],發表了四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2.顧頡剛,〈與錢玄同論古史書〉;3.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4.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使得史地學報派在古史辨運動初期,與《讀書雜誌》的古史辨派交戰激烈[60],《史地學報》與《學衡》雜誌亦成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陣地[61]

        就一般研究現代學術思想史學者的分法,以南高為保守派或傳統派,將北大視為革新派或西化派,那麼很可能會犯了形式主義的繆誤[62]。因為分析以北大為主的古史辨運動,在治學方法上其實植基於傳統多,而引介西方學術者少;亦即古史辨運動實際上繼承清代樸學傳統者多,受西學影響者少。縱使在新文學運動方面,反對陣營的《學衡》雜誌,在引介外國文學理論方面,亦非少於文學革命派[63]。因此,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中,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是:古史辨派是植基於傳統而反傳統,史地學報派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保守的、傳統的,但在引介西方學術上卻亦著墨甚多,中國現代學術思想發展過程中,傳統與反傳統的弔詭,便常常以這樣的面貌出現。

        19242月,劉掞藜在《史地學報》28期發表〈儒家所言堯舜事偽耶真耶〉,對胡適《中國哲學史》書中的說法提出質疑[64],這是劉掞藜擎舉反古史辨運動大旗之肇端。接下來的第31-2合期中,劉掞藜發表〈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65],加上該期《史地學報》刊出三篇相關附錄:顧頡剛〈與錢玄同論古史書〉、錢玄同〈答顧頡剛書〉、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以及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掀起有關古史研究的論戰[66]

        1923427日,顧頡剛寫了一封信給錢玄同,信中引述許慎《說文解字》,說大禹「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67],就是這段話點燃了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其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即緊咬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不論顧頡剛的觀點如何改變,反對者完全不予理會。收到這封信的錢玄同,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亦表示他並不贊成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點[68];而顧頡剛亦將大禹是蜥蜴類的假設拋棄[69],但顯然未被反對者所接受。

        反對者中以出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後來的東南大學)的師生為主體,包括當時擔任教授的柳詒徵,尚屬學生身分的劉掞藜、陸懋德,就讀於清華學校的張蔭麟,以及胡適的族叔胡堇人等。

        雖然《古史辨》第1冊出版於1926年,但顧頡剛與胡適、錢玄同討論古史的來往書信早在1920底到1921年初之間就已經開始[70]

        顧頡剛層累造成地古史,是古史辨運動過程中的重要理論,並且是貫穿7冊《古史辨》的中心題旨[71]層累造成說的觀念,最早出現於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72],這封信是《古史辨》的真正導火線。顧頡剛說明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包涵3個意義:()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雖然無法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故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73]。為了證明這些理論,顧頡剛認為應從整理各時代的古史記載著手,以漢還漢,以先秦還先秦,這樣古史的面貌就不致混淆了[74]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在192356日出版的《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第9期發表後,反對陣營中最先開火的是胡堇人與劉掞藜。

        胡堇人於192371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1期發表〈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75],認為古史比較龐雜的只是堯舜以前[76],理由有三:()古史官是世傳的,容易保存史料;()虞夏彝器上的款識在春秋時代存者尚多,是考古的好資料;()就天文曆法證明〈堯典〉的天象暗合歲差。這三個理由,使胡堇人相信堯舜以後的古代歷史有比較可信之處[77]

        192371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1期,同時刊出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78]、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和顧頡剛的〈答劉胡二先生書〉[79],使得《讀書雜誌》成為古史辨運動的主戰場,而古史辨運動另一個戰場則是東南大學史地系學生所編輯發行的《史地學報》[80]

        19246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1-2合期,發表了5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2.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3.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4.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5.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81]192410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3期,發表了3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劉掞藜,〈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2.顧頡剛,〈討論古書答劉胡二先生書〉;3.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82];這項討論一直進行到第3卷第4期。192412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4期,發表了2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劉掞藜,〈與顧頡剛先生書〉;2.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83];使得史地學報派成為古史辨運動前期的主要反對力量[84],與《讀書雜誌》的疑古派交戰激烈,《史地學報》與《學衡》雜誌[85],亦成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基地。

五、 一種米煮兩樣飯

        反對陣營的學者們,已經注意到論辨雙方採用相同材料,卻推論出不同解釋的現象;同屬南方學派的陸懋德,在〈評顧頡剛古史辨〉一文中指出,大禹問題之所以沒有結論,主要是因為論辨雙方所根據的材料,均不出故紙堆中的舊文字,這種以相同材料為證據所進行的討論,無非各說各話,言人人殊,事實真相難覓,故須依賴考古學家用地下出土材料加以證明[86]。陸懋德指出,顧頡剛因《說文》訓禹為蟲,遂疑禹為蜥蜴;因〈商頌〉禹敷下土方,遂疑禹為天神;因《論語》禹稷躬耕而有天下,遂疑禹為耕稼的國王。那麼,禹究竟是蜥蜴?是天神?抑是國王?陸懋德說他試圖在顧頡剛的文章中找出結論,卻杳不可尋[87]

        顧頡剛並未正面答覆陸懋德的質疑,而用態度而非結論的方式回應。顧頡剛認為如果他隨便舉出幾句話作為結論,他就是偽史的造作家[88]。顧頡剛所主張的層累造成說,存在著作偽的陰謀理論,故他本人絕不用同樣手段達成一個作偽的結論。顧頡剛進一步說明層累造成的古史,乃各時代學者對古史的想像,層層積累以成。顧頡剛指出《論語》中二次連稱堯舜,一次連稱舜禹;《論語》之後,堯舜的事蹟編造得更為完備,於是有〈堯典〉、〈皐陶謨〉、〈禹貢〉的出現,堯與舜因此有了翁婿關係,舜與禹也有了君臣關係。這些說法與《論語》相較,殆屬後起之說[89]。在這裡我們看到顧頡剛是先肯定《論語》,而後以此為標準來論斷古史的可信度。這個大膽的假設,獲得錢玄同的擊掌喝采,以為是精當絕倫,並且希望顧頡剛用這個方法,常常考查,多多發明,以便能夠廓清雲霧,斬盡葛藤,使偽史還其本來面目。錢玄同甚至認為堯舜是無是公烏有先生,所以中國的歷史應該從禹說起[90]。錢玄同用《說文》解釋堯舜的說法,遭來反對者的攻擊。劉掞藜在〈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中,批評錢玄同用後出之說否定古史,實乃不諳《說文》誼例所致[91]

        考察收錄於《古史辨》第1冊論辨雙方有關所引證的材料,我們對雙方的各種解釋,實難理出清楚的頭緒。疑古派與反對陣營所用的材料幾乎完全相同,而在論證時各自引述的材料卻頗為雜亂,辨證方式亦欠缺一定軌跡,不免令人覺得有點像意氣之爭。

        古史辨運動之所以激起如此大的巨浪狂濤,並不在這個運動肯定或否定了局部古史的真偽,而是針對古史所做的全面性探討,造成古史黃金時代的破滅。顧頡剛認為中國古史黃金時代的偽造,大部分成於戰國──秦漢間學者之手,而這種造偽乃蓄意為之者[92]。反對陣營並未對此提出整體性的辯難,而將焦點放在禹的屬性問題上進行討論。

        層累造成說是古史辨運動的重要樞紐,《古史辨》第7冊關於中國上古史的討論文字,三皇五帝的考辨,均源自層累造成說。但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所引發的戰火,卻集中於的討論,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禹的屬性問題,才是真正整個古史辨運動的導火線。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頡剛先生〉於1923920-1923122日出版的《讀書雜志》第13-16期刊出後,顧頡剛於《讀書雜志》第14, 15, 17期發表〈啟事三則〉[93],仍堅持其層累造成的觀點,甚至認為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94]。顧頡剛的這項主張,受到其業師胡適的喝采與聲援,於1924222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8期,發表〈古史討論的讀後感〉,稱讚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等的古史討論,是中國學術界一件可喜之事,並且認為這個討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性,不亞於丁文江等人所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95]

        反對陣營中學術地位最高、輩分最高的,應屬當時任教東南大學的柳詒徵[96]。以1920年代的中國學術思想界而言,有所謂北大南高之爭;顧名思義,北大係指北京大學,南高則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亦即東南大學的前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於1923年併入東南大學,東南大學於1928年改名中央大學)。就當時引進的西方思潮而言,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東南大學則是文化保守主義的重鎮;白話文運動發源於北京大學,學衡派則以任教東南大學教授為主幹[97];在古史辨運動中,北京大學是疑古派的中心,東南大學則是反對派的重鎮,兩者間的對立關係可見一斑。由於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教授間對歷史研究的取向不同,形成古史辨運動中絕然對立的兩橛,攻擊疑古派最力的柳詒徵與張蔭麟即均屬南方學派。

        柳詒徵在192441日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1-2合期上發表〈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98],闡述以《說文》證經考史必先明《說文》誼例的見解[99]。柳詒徵甚至以有點教訓的語氣對顧頡剛說:「今之學者欲從文字研究古史,盍先讀熟許書,潛心於清儒著述,然後再議疑古乎?」[100]柳詒徵此文刊出後,顧頡剛於1926113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14期發表〈答柳翼謀先生〉加以回應,說明他引《說文解字》未能依柳詒徵的例根本無關緊要,因為許慎的書本來就沒有例,所有《說文解字》的例,都是後人替它尋出來的,如同春秋家替《春秋》尋例一般[101]。顧頡剛甚至直接否定許慎的《說文解字》,認為《說文解字》中的解釋,並不足以代表古義,但仍強調他並非放棄整個有關的見解,而是認為「失掉說文的一證,正如失掉帝王世紀和偽《古文尚書》的證據一樣,是無關輕重的」[102]

        此時錢玄同將自己的姓改為疑古,於1926113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14期,發表〈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103],即署名疑古玄同。此文對柳詒徵的說文誼例大力抨撃,疑古玄同表示,疑古派正想改變信而好古的態度,不料反對陣營卻倒過來勸疑古派做許老爹的忠奴,這種盛情只好璧還[104]。在此文中,連孔子亦遭池魚之殃,疑古玄同認為孔子根本沒有訂六經這回事,至於許慎的《說文解字》,只是一部偽字舉要[105],於是雙方論辨的方向轉為《說文解字》。

        本文雜引各家說法,並分析顧頡剛前後論述的矛盾所在,旨在說明顧頡剛本身並無一完整、自足的思想體系,其中心思想為全盤推倒上古信史,理論中心為層累造成說,方法則是胡適所盛贊的剝皮主義;因此,在整個古史辨運動過程中,我們看到顧頡剛引述證據的前後矛盾,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忙亂,均顯示他在古史辨運動一開始即全面否定古史,導致左支右絀的局面,是如何的難以收拾。但終其一生,顧頡剛層累造成說的基本觀點並未有所修正,甚至連論敵張蔭麟在方法論上加以攻擊時,顧頡剛仍無動於衷。

        張蔭麟早歲負笈清華學校,畢業後遊學美國,入史丹福大學,主攻西洋哲學與社會科學[106]19254月,年僅二十歲,猶就讀清華學校的張蔭麟於《學衡》第40期發表〈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決疑錄之一)[107],對顧頡剛濫用默證討論古史有所評騭。張蔭麟認為默證的運用有其限度,而顧頡剛的論證顯然已違反其限度[108]。張蔭麟說明運用默證必須在少數界限極清楚的情形下方可,並引用法國史家色諾波(Ch. Seignobos)的說法,闡述適用默證的充分條件有二:()未稱述某事之載籍,其作者立意將此類之事實為有統系的記述,而於所有此類事皆習知之。()某事蹟足以影響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當入於作者之觀念中[109]

        張蔭麟批評顧頡剛運用默證法研究古史時,並未遵守這兩條規則,並以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中的一段敘述為例說明。顧頡剛的原文是:《詩經》中有若干禹,但堯舜不曾一見。《尚書》中(除了〈堯典〉、〈皐陶謨〉)有若干禹,但堯舜也不曾一見。故堯舜禹的傳說,禹先起,堯舜後起,應無疑義。張蔭麟批評顧頡剛的推論完全違反默證適用之限度[110]

        這段論辨文字隱藏著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即傳統儒學以六經為中國上古信史結構的精神,似乎在顧頡剛身上復活了。顧頡剛雖然將六經視為材料/文獻看待,但因他信《論語》和《詩經》太過(尤其是《論語》中引述的《詩經》),使其立論難免受到束縛。崔述與康有為的著作固奉六經為圭臬,顧頡剛卻亦緊抱《論語》、《詩經》不放。所以,在思想理路上其實是治一經焚一經,亦即顧頡剛仍無法完全擺脫六經所建構的古史系統之枷鎖。反觀張蔭麟雖隸屬文化取向上較為保守的學衡派(此為一相對的稱呼,非意指其為實質之保守),卻說出《詩》、《書》非堯舜禹事跡之[完整]記錄的話[111]。因此,創新與保守其實常常以這樣模糊的面貌彼此寄生。顧頡剛立意要打破儒學經典所建構的中國上古信史結構,卻陷入其自設的網羅(以《論語》和《詩經》證史)而不自知;張蔭麟則在反駁顧頡剛層累造成說的同時,將典籍史料化的工作更向前推進一步。

        張蔭麟批評層累造成說方法上的謬誤後,顧頡剛並未加以反擊,也未見他對層累造成說有若何修正,一如與劉掞藜的論辨,顧頡剛亦僅放棄大禹是蜥蜴類的假設,至於禹的天神性與層累造成說,並未做太多的修正。顧頡剛在《古史辨》第2冊〈自序〉明白表示,那些個別史實的論辨,只是枝葉而非本幹[112],論敵們反駁或否定他某一事件、某一材料的解釋有誤,並未影響其基本架構,這個基本架構就是顧頡剛一生所信奉不渝的層累造成說

        在古史辨運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是:何以論辨雙方引述的材料如出一轍,推論的方向卻大相逕庭?在這方面,魏建功的〈新史料與舊心理〉,為我們找出了某種層面的解答[113]

        魏建功認為科學方法的目的在於求真和勇於懷疑[114],因為柳詒徵不贊成勇於懷疑,所以自棄於科學之外;相反的,顧頡剛則符合這個條件,其治學方法來自清代經師,而清儒的治學方法是很科學的[115]。魏建功的論點,闡明了古史辨運動的宗旨,亦略可說明古史辨派和史地學報派的分殊所在。

六、 結論

        192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而言,研究中國上古史的學者,約略可分為文獻考證學派、文物考證學派(考古派)、釋古學派(二重證據法)等;縱使同為文獻考證學派,錢穆的治學取向,顯然有異於疑古派,更遑論治學取向迥異的文物考證學派和釋古學派。文獻考證學派、文物考證學派和釋古學派的分野,主要是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不同所造成,基本上比較容易理解。而其中比較值得深思的是,使用相同方法(樸學考據)與材料(儒學經典),同屬文獻考證學派,卻做出不同結論的南方學派。

        包括柳詒徵、劉掞藜、陸懋德、張蔭麟等人在內的南方學派,在古史辨運動過程中,扮演忠實反對者的腳色,對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的說法反複攻詰。值得注意的是,反對者們所引述的材料,與疑古派幾乎相同,為何卻做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回到192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來加以觀察。

        顧頡剛在192356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9期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後,192371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1期,同時刊出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和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使得《讀書雜誌》成為古史辨運動的主戰場;而北京大學國學門則為疑古派的重要基地,收錄於《古史辨》中的許多文章,最初即發表於《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此外,古史辨運動另一個戰場是《學衡》雜誌和東南大學史地系學生所編輯發行的《史地學報》。19246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1-2合期,發表了5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16]192410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3期,發表了3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17]192412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4期,發表了2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18];《學衡》第40期發表〈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決疑錄之一)[119]使得南方學派成為古史辨運動前期的主要反對力量,與《讀書雜誌》、《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的疑古派交戰激烈,《史地學報》與《學衡》雜誌亦成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基地。

        疑古派是北方學派的化身,反對者則以南方學派為主體,這種北大南高明顯對立的情形,不僅表現在史學領域,文學方面的主張尤南轅北轍。胡適是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的燃燈人,亦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柳詒徵是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亦為南高的學術領袖;《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學衡》雜誌和《大公報.文學副刊》[120],顯然是古典主義的堡壘;《讀書雜誌》與《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是疑古派的主要陣地,《史地學報》則是反古史辨運動的重要戰場。《古史辨》1-7冊的出版時間為1926-1941年;《學衡》第1-79期刊行的時間為1922. 01-1933. 07;《史地學報》1.1-4.1刊行時間為1921.11-1926.10;從期刊發行年代與《古史辨》7冊出版的年代,略可看出1920年代中國學術界南北對立的如影隨形。而這種對峙的情形,揭開了現代中國學術南北之爭的序幕,從五四到後五四時期,甚至1949年以後的海峽兩岸,南北之爭繼續在歲月裡流轉。

七、 徵引書目

(一) 期刊

1.      《史地學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1960

2.      《青年雜誌》,上海:上海書店,1915-1916

3.      《新青年》,上海:上海書店,1916-1926

4.      《學衡》,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1971

(二) 專書

1.      Charlotte Fourth eds.,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      Dirlik Arif,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3.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中譯本有:梅寅生(),《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

4.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下冊,瀋陽:三聯書店,1978

5.      王汎森(Wang Fan-shen), Fu Ssu-nien :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7.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8.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

9.      吳宓()、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

11.    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12.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

13.    沈衛威,《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命運》,新店:立緒文化公司,2000

14.    沈衛威,《吳宓傳:泣淚青史與絕望情慾的癲狂》,新店:立緒文化公司,2000

15.    柳曾符、柳佳(),《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16.    孫永和,《柳詒徵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17.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    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六輯.五四運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

19.    張蔭麟,《張蔭麟先生文集》,上、下,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

20.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下,香港:中文大學,19861988

21.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22.    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臺北:二魚文化,2003

23.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24.    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

25.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聯書店,1992

26.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

27.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

28.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29.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30.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31.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

32.    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33.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34.    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35.    顧頡剛(等編),《古史辨》,1-7,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重印本。

36.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

(三) 論文

1.      Klaus, Epstein. “Three Types of Conservatism,” in Melvin Richter eds., Essays in Theory and History: An Approach to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03- 121.

2.      Schneider, Axel.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3.      李剛、張厚生,〈《學衡》雜誌初探〉,《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南京,2002.05): 11- 24

4.      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收入: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青峰出版社,1991)25-76

5.      段懷清,〈梅光迪的人文思想與人文批評〉,《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1(杭州,2000.02): 13-20

6.      唐屹軒,〈《新青年》與《學衡》引介新知的量化分析〉,《政大史粹》,6(臺北,2004.06): 141-177

7.      烏惟揚,〈食貨半月刊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8.      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編輯委員會(),《張其昀先生文集》,9(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文化大學,1988)4710-4718

9.      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3-33

10.    楊琥,〈《新青年》與《甲寅》月刊之歷史淵源──《新青年》創刊史研究之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6(北京,2002.11): 124-129

11.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所碩士論文,1993

12.    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13.    操國勝,〈《新青年》創辦於上海初探〉,《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贛州,1999): 97-100

 

“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1911-1945)

Abstract

       We usually refer “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mainly to those historians at Nanking Normal College (including modern Tung-nan University, Central University, Che-chiang University, and Nanking University), including those scholars like Liu I-cheng, Wu Mi, Chu K’o-chen, Liu Po-ming, Hsu Tse-ling, and those graduated from the College, such as Chang Ch’i-yun, Miu Feng-lin, Ch’en Hsun-tz’u, Hsiang Ta, Cheng Ho-sheng, and those whose academic approach close those at the College, such as Wang Kuo-wei, Lü Ssu-mien, Chang Yin-lin, Ts’ai Shang-ssu, T’ang Yung-t’ung, Ch’en Yin-k’o, and Ch’ien Mu.

    Doubtlessly, researches in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among “the Northern School” attract more attention than those among “the Southern School” over the years. When we mention works on the tradition established by historians at Peking University, especially by those i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Peita, or studie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angle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or discuss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represented b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Northern School” usually catches many scholars’ eyes. Studies on the Southern School, however, still wait to be done.

    We have such a picture is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the Northern School had long taken the lead in the fiel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ssues brought up by the school gained more attention. Although works on the Northern School also men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School, the latter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the ramification of the former, or the “opponents” of the former. This article shall give a full survey on the Southern School, including what is new and old in both groups, their discourse o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istoriography under nationalism, source materials about historical methods, and discourses by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ts. In this research I will paint the picture of the network of the Southern School.

Key Word

The Northern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the Southern School, the Southern Network, Nanking Normal College, the Hsueh-heng School

 



* 本文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下完成,〈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1911-1945)(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5);編號NSC 93-2411-H-004-024,執行期限:2004.08.01-2005.07.31;計畫主持人;完成日期:2005.10.28; 94pp53,375字,部分內容曾以〈現代中國史學南方學術網絡的形成(1911-1945)(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1911-1945))為題,發表於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20th Century East Asia: Between Linear Tim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eiden: Chinese Department, Modern East Asia Research Centre, June 4 to June 7, 2007).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2]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3]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中譯本有:梅寅生(),《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

[4]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5] 所謂雞尾酒式論述,意指多線索式之嘗試,猶似愛滋病之雞尾酒療法;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15-204

[6] 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

[7] 王汎森(Wang Fan-shen), Fu Ssu-nien :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9] Axel Schneider,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10]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11]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2] 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13] 陶希聖本人的著作,可以幫助吾人瞭解其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內容,如:《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29年初版於上海;《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31年初版於上海;《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關於社會史研究的內容與方法,杜正勝教授的討論頗鞭辟入堙A參考: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收入: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青峰出版社,1991)25-76Arif Dirlik的論文亦對陶希聖的歷史研究有所分析,參考:Arif Dirlik, Tao Hsi-sheng : the Social Limits of Change, in Charlotte Furth eds.,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305-331烏惟揚,〈《食貨半月刊》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14]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案:此書初版於1947年印行。

[15]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1

[16]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下(香港:中文大學,19861988)

[17] 沈松僑教授指出,學衡派思想淵源自白璧德(Irving Babbit)的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則師承安諾德(M. Arnold)之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alism);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122-133

[18] 北大與南高與的對立是否存在,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文中說:

民國八年以後,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而以南京高等師範為中心的學者們,卻能毅然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們的代表性刊物是《學衡》雜誌,該刊的〈發刊詞〉,出於柳師手筆,可見他所居的地位。世人對北大南高有南北對峙的看法。

見: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編輯委員會(),《張其昀先生文集》,9(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文化大學,1988)4710-4718;所引在4712

[19]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入: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378

[20] 但王汎森教授在文中特別說明,他之所以用傳統派來概括新派的批評者,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新派傳統派的稱呼,並未做價值優劣的判斷。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79

[21] 叔諒〈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2.3(1923): 13

[22] 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稱為南學北學;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64

[23]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80

[24]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80

[25] 本文有關南北之分,並不完全依地理為界,與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所論固有所異,有關梁啟超的論點,有興趣者可參閱: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3-33;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亦稍傾向以地理為界,惟桑兵教授亦論及北學與南學師承上的關係,以及學術流派間之扞格,而非逕以地理為別;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64

[26]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12王汎森教授亦指出錢穆對新派追逐新史料之風有嚴重不滿;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456

[27]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3

[28]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501;王汎森教授文中指出繆鳳林的用語尤其刻毒,說:「傅君所著,雖僅寥寥數十頁,其缺漏紕繆,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也。」

[29]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61-138

[30]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19

[31]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29

[32]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19

[33] 有關梅光迪與胡適在美國的論爭,請參閱:沈衛威,《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命運》(臺北:立緒文化公司,2000)100-166

[34] 參閱: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73

[35] 有關梅光迪寄給吳宓的這封信,詳細內容請參閱:吳宓()、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三聯書店,1995)214

[36]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73

[37] 有關信件中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24

[38] 段懷清,〈梅光迪的人文思想與人文批評〉,《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1(杭州,2000.02): 17

[39] 吳宓()、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235

[40] 有關《學衡》與中華書局之間的合作關係,請參閱:李剛、張厚生,〈《學衡》雜誌初探〉,《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南京,2002.05): 13-14

[41] 有關吳宓此次與中華書局之間的交涉,請參閱:沈衛威,《吳宓傳:泣淚青史與絕望情慾的癲狂》(新店:立緒文化公司,2000)88-90

[42]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84-85

[43]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76

[44] 本文《學衡》的統計資料來源為:《學衡》編輯委員會(),《學衡》(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本,1971)。在統計過程中,連載文章其連載次數亦全部計算在內;此外,舊體詩詞以為計量單位。有關《學衡》的內容分析,因篇幅所限,本文不擬多做討論;在未來撰寫的專書中再行加入;相關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沈衛威,《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命運》;相關論文取向的統計分析,請參閱:唐屹軒,〈《新青年》與《學衡》引介新知的量化分析〉,《政大史粹》,6(臺北,2004.06): 158-164

[45] 陳獨秀之所以能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係與上海地區的政治、思想、經濟、文化發展有關,陳獨秀和上海當地知識分子往來密切,且獲諸多友人的協助。參閱:操國勝,〈《新青年》創辦於上海初探〉,《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贛州,1999): 97-100

[46] 陳獨秀於《新青年》第2卷第1號上載有通告云:「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勵,勉副讀者諸君屬望,因更名為《新青年》」。

[47] 改名為《新青年》之後,除了第4卷第1(延遲4個月)、第6卷第6(延遲5個月)、第8卷第1(延遲3個月)、第8卷第6(延遲2個月)、第9卷第6(延遲9個月)之外,其餘均按時以月刊的形式出版。有關《新青年》各卷各號的出版時間,可參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下冊(瀋陽:三聯書店,1978)424-454

[48]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決定以《嚮導》作為機關報,並將《新青年》停刊。參閱:劉德美,〈「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六輯.五四運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486

[49]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聯書店,1992)1-6

[50] 楊琥,〈《新青年》與《甲寅》月刊之歷史淵源──《新青年》創刊史研究之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6(北京,2002.11): 124-129

[51]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64-67

[52] 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臺北:二魚文化,2003)69

[53]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上冊,19-20

[54] 陳平原教授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一書中指出:「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報刊,已經大致形成商業報刊、機關刊物、同人雜誌三足鼎立的局面。不同的運作模式,既根基於相左的文化理念,也顯示不同的編輯風格。……至於晚清數量極多的同人雜誌,既追求趣味相投,又不願結黨營私,好處是目光遠大,胸襟開闊,但有一致命弱點,那便是缺乏穩定的財政支持,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變故,當即人亡政息」。參閱: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62-143;所引在64

[55] 《新青年》的統計資料來源為: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下冊,424-454。另外,在統計過程中,連載的文章其連載次數亦全部計算在內。《新青年》刊載論文取向的統計分析,請參閱:唐屹軒,〈《新青年》與《學衡》引介新知的量化分析〉,《政大史粹》,6: 149-155

[56] 史地研究會簡稱為史地會,該會內部文件或自稱時為史地會,對外則稱史地研究會,《史地學報》上的編輯單位即為史地研究會

[57] 本文不擬討論《史地學報》的內容,僅就古史辨運動的論辨進行分析;有關《史地學報》與現代中國史學的討論,請參閱: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61-138

[58]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70-92

[59] 《史地學報》的第12卷,史地研究會內部稱幾卷幾號,刊物稱幾卷幾期,自第3卷起統稱幾卷幾期,本文為簡化行文,一律稱幾卷幾期。

[60] 關於古史辨運動的討論,此處不擬詳述,參考: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

[61] 新文學運動的反對者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其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反新文化運動時是學衡派,在反古史辨運動部分則是史地學報派;本文在使用史地會史地研究會時,表示該學生組織,而不包括指導員在內;在使用《史地學報》時表示該刊物;在使用史地學報派時,表示以《史地學報》為中心的史學工作者,包括學生與教授在內;關於反新文化運動的討論,參考:沈松橋,《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61-220;關於古史辨運動部分,參考: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70-92

[62] 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其實很難加以明確地劃分,維護現狀當然是保守,革命當然是激進,但改革則為保守之一種,因此在改革和革命之間,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很難涇渭分明;根據Klaus Epstein的分析,保守主義約略可分成三類,一為維護現狀者,二為有改革傾向者,三是態度反動者;其中有改革傾向的保守主義者,鑒於社會情況無時不在變動,以致現有的社會結構有時會因時間因素而顯得過時,所以主張隨時針對需要,在不破壞社會的根本結構條件下,遂行有限度的改革,以維持變遷和持續力量衝激中的平衡;參考:Klaus Epstein, Three Types of Conservatism, in Melvin Richter eds., Essays in Theory and History: An Approach to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03-121;有關中國保守主義的討論,可參考:Charlotte Fourth eds.,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63] 關於學衡派引介西方文學的討論,參考: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201-268

[64] 劉掞藜認為:「……春秋以上,史事難稽。蓋孔子僅及史之闕文,馬遷亦云書缺有間。韓非子生當戰國之際,猶謂「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後人生數千載之外,而於所傳堯舜禹事一一篤守而固信之,愚矣!無參證而遽以儒墨道法等一家之言為真,誣矣。今日而言上古之事,非愚即誣,甚哉古史之難治也!」    (《史地學報》,2.8: 88)所以劉掞藜基本上是相信有堯舜其人其事存在的,因此他對堯舜之事,採取諸家之說並舉的方式。

[65] 《史地學報》,3.1-2: 13-23

[66]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218-236

[67]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禹從何來?禹與桀何以發生關係?我以為都是從九鼎上來的。禹,《說文》云『蟲也,從禸,象形。』《說文》云『獸足蹂地也。』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我以為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樣子,所以就算他是開天闢地的人。」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重印本)1/63;這封信在1923427日加了一段案語,428日加了一段附啟,發表於192356日出版的《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第9期;《古史辨》,1/59-66;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81-82

[68]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云:「先生據《說文》云而想到獸足蹂地,以為大約是蜥蜴之類,竊不謂然。《說文》中從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從”(諸字)。那象形九聲而義為獸足蹂地字,殆漢人據訛文而杜撰的字。」此信寫於1923525日,原刊於:《讀書雜誌》,10(北京,1923.6.10);收入:《古史辨》,1/67-82,所引在69

[69] 顧頡剛在〈答柳翼謀先生〉中,已將《說文解字》有關的解釋放棄,該文原刊載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14(北京,1926.1.13),收入:《古史辨》,1/223-231,所引在227;在《古史辨》第2冊〈自序〉,顧頡剛再度說明:「最使我惆悵的,是有許多人只記得我的『禹為動物,出於九鼎』的話,……其實這個假設,我早已自己放棄。就使不放棄,也是我的辨論的枝葉而不是本幹;這一說的成立與否和我的辨論的本幹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顧頡剛,《古史辨》,2/〈自序〉,3

[70] 《古史辨》第1冊收錄的前14封信,始於19201123日至1921128日之間,均為顧頡剛與胡適往來討論姚際恆《偽書通考》與崔述《考信錄》的文字;第36篇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與第37篇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才是真正點燃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

[71] 古史辨運動另一個重要理論為楊寬的神話分化說,請參閱: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280-291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209-222

[72]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0

[73]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0

[74]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我想分了三個題目做去:一是戰國以前的古史觀;二是戰國時的古史觀;三是戰國以後的古史觀。後來又覺得這些題目的範圍也廣,所以想一部書一部書的做去,如《詩經》中的古史,〈周書〉中的古史,《論語》中的古史……。」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0

[75] 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原載:《讀書雜誌》,11(北京,1923.7.1),收入:《古史辨》,1/92-96

[76] 此處胡堇人用龐雜並非無信史之意,而是需要再經考訂;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古史辨》,1/95

[77] 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古史辨》,1/94-95

[78] 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原載:《讀書雜誌》,11(北京,1923.7.1),收入:《古史辨》,1/82-96

[79] 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原載:《讀書雜誌》,11(北京,1923.7.1),收入:《古史辨》,1/96-102

[80] 《史地學報》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的機關刊物,自11期至41期計出版20期;24期以前為季刊,31期以後為月刊;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出版,1921.11-1926.10,本文所據為臺北:臺灣進學書局19602月景印版。19236月,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併入改制後的東南大學,故自19236月以後,《史地學報》改由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編輯;本文在使用史地會史地研究會時,表示該學生組織,而不包括指導員在內;在使用《史地學報》時表示該刊物;在使用史地學報派時,表示以《史地學報》為中心的史學工作者,包括學生與教授在內。

[81] 1.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史地學報》,3.1-2(南京,1924.06): 1-52.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史地學報》,3.1-2: 13-233.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史地學報》,3.1-2: 25-304.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1-2: 30-415.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1-2: 42-45。這5篇文章除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之外,其餘4篇文章均曾於《讀書雜誌》先行發表;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其後亦《古史辨》,1/217-222

[82] 1.劉掞藜,〈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史地學報》,3.3 (南京,1924.10): 19-322.顧頡剛,〈討論古書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3: 32-433.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史地學報》,3.3: 43-46

[83] 1.劉掞藜,〈與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4 (南京,1924.12): 25-332. 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史地學報》,3.4-: 33-44

[84] 新文學運動的反對者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其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亦即本文所指陳的南方學派;在反新文化運動時是學衡派,在反古史辨運動部分則是史地學報派

[85] 有關《學衡》雜誌的討論,請參閱:吳宓()、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227-260;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28-29;關於反新文化運動的討論,請參閱: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61-220;關於古史辨運動部分,參考: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70-92

[86] 陸懋德〈評顧頡剛古史辨〉云:「原書中最有趣味之事,即為禹之有無的問題。顧君就此點與其友人劉掞藜胡堇人二君往返辯論,凡數萬言,可謂極詼詭之能事矣。余獨惜其至終未有結論,此皆因兩方面所根據之材料均不出故紙堆中之舊文字故也。夫禹為歷史前的(pre-historic)人物,自不待言,而諸君所據以為辯論之材料,如商頌、《論語》、《說文》,又皆東周以後之記載,豈能得其結果乎?蓋此問題終當付諸考古學家,用地下之發掘以作最後之結論也。」陸懋德,〈評顧頡剛古史辨〉,《古史辨》,2/375

[87] 陸懋德,〈評顧頡剛古史辨〉,《古史辨》,2/375

[88] 顧頡剛《古史辨》第2冊〈自序〉云:「我以為一種學問的完成,有待於長期的研究,決不能輕易便捷像民意測驗及學生的考試答案一樣。如果我隨便舉出幾句話作為我的結論,那麼,我就是偽史的造作家了,我如何可以辨別人所作的偽呢!」顧頡剛,《古史辨》,2/〈自序〉,3

[89]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1)《論語》上門人問孝的很多,舜既克諧以孝,何以孔子不舉他做例?(2)《論語》上說舜有臣五人,何以〈堯典〉上會有九人?〈堯典〉上既有九人,各司其事,不容偏廢,何以孔子單單截取了五人?(3)南宮适說禹稷躬耕而有天下,可見禹稷都是有天下的,為甚麼〈堯典〉上都是臣而非君?(4)孔子說舜無為而治,〈堯典〉上說他「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又說他『一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不相衝突嗎?這些問題都可以證明〈堯典〉出於《論語》之後。(我意,先有了禪讓的學說而後有〈堯典〉、〈皐陶謨〉出來,當作禪讓的實證,禪讓之說是儒家本了尊賢的主義鼓吹出來的)作《論語》時,對於堯舜的觀念還是空空洞洞,只推崇他們做兩個道德最高、功績最大的古王;作了〈堯典〉等篇,於是堯舜的文章都有實事可舉了。」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5

[90]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云:「我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大也(《山海經》的〈大荒東經〉作帝俊”)底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中國底歷史應該從禹說起。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的,大概洪水以前便全無歷史可稽了。」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古史辨》,1/67

[91]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云:「玄同先生相信有禹,是由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何以各教都有的傳說,卻又想來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呢?就二字的意義說:,高也,,大也,遂決定堯舜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但是我們知道高宗高祖太宗太祖都是高大的意思,難道遂可斷定歷來許多高宗高祖太宗太祖都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無其人嗎?……這種錯誤,皆是迷於《說文》的餘毒,而不知訴於邏輯,大前提早已錯了,怎能推論得合法呢?」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64-165

[92]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從戰國到西漢,偽史充分的創造,在堯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於是春秋初年號為最古的禹,到這時真是近之又近了。……黃帝之祀起於秦國,說不定黃帝即是黃龍地螾之類,經過了方士的鼓吹,於是黃帝立在堯舜之前了。自從許行一輩人擡出神農,於是神農又立在黃帝之前了。自從易繫辭擡出了庖犧氏,於是庖犧氏又立在神農之前了。自從李斯一輩人說『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於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犧氏之前了。自從世本出現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很像樣子的世系,於是沒有一個人不是黃帝的子孫了。自從春秋命歷序上說『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年』,於是天皇十二人各立一萬八千歲了。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轉了過來,於是盤古成了開天闢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時代愈後,知道的古史愈前,文籍愈無徵,知道的古史愈多。」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5

[93] 顧頡剛,〈啟事三則〉,《古史辨》,1/187-188

[94] 顧頡剛〈啟事三則〉說:「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二千餘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牠是假造的。但經過了二千餘年的編造,能夠成立一個系統,自然隨處也有牠的自衛的理由。現在我儘尋牠的罅漏,劉先生儘尋牠的自衛的理由,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遽得結論,但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至少可以指出一個公認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來,這是無疑的。」顧頡剛,〈啟事三則〉,《古史辨》,1/187

[95]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說:「[因為]我們不信盤古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人心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進一步,不能不否認神農黃帝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1/190

[96] 柳詒徵(1879-1956)字翼謀,號劬堂、知非,江蘇省丹徒縣人。早年在繆荃孫任總纂的江楚編譯局工作,後隨繆荃孫至日本考察教育,接觸世界新思潮。回國後曾在江南高等學堂、兩江優級師範學堂任教習。19142月,應聘爲南京高等師範任教;1925年東南大學發生學潮後一度離去北上,先後執教於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和東北大學;1927年改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學;抗戰時期,先在浙江大學講學,後任中央大學歷史研究導師。抗戰勝利後任國史館編纂,1949年後執教於復旦大學。1948年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和顧頡剛五人當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任教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時,柳詒徵受聘爲國文、歷史教授,並曾任史地部和歷史部主任;東南大學時期,主講中國文化史和中國通史。著有《中國文化史》和《中國歷史要義》等;其他專著包括《東亞各國史》、《國學圖書館小史》、《中國版本概論》等;柳詒徵指導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學生組織成立史地研究會,先後出版《史地學報》、《史地雜誌》、《國風半月刊》等刊物;並和劉伯明、吳宓、梅光迪共同創辦《學衡》雜誌,形成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有關柳詒徵的生平,請參閱:柳詒徵,〈自傳與回憶〉,收入:柳曾符、柳佳(),《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8-21;柳詒徵,〈記早年事〉,《劬堂學記》,21-41;柳定生(原編)、柳曾符、柳佳(改編、訂補),〈柳詒徵年譜簡編〉,《劬堂學記》,346-372;孫永和,《柳詒徵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3-40。。

[97] 關於學衡派的研究,請參閱: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61-220

[98] 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原載:《史地學報》,3.1-2(南京,1924.4): 1-5;《古史辨》,1/217-222

[99] 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云:

顧研究古代文字雖亦考史之一涂術,要當以史為本,不可專信文字,轉舉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殺。……此有某君謂古無夏禹其人;諸書所言之禹皆屬子虛烏有。叩其所據,則以《說文》釋為蟲而不指為夏代先王,因疑禹為九鼎所圖之怪物,初非圓顱方趾之人。按《說文》固未釋禹為夏代先王。《說文》:「禹,蟲也。從,象形。」然本書固數舉禹,如” “之說,皆指禹為人,非蟲也。……假使許君知禹非人,不當仍沿舊說。胡許君既知禹為蟲,復引禹之事實,初不自病矛盾;而千數百年讀《說文》者,從未致疑及此,而獨某君始具明限,發前人之所未發乎?

以《說文》證經考史,必先明《說文》之誼例。不明《說文》之誼例,刺取一語,輒肆論斷,雖曰勇於疑古,實屬疏於讀書。何則?《說文》者,解字之書,非為後世作人名字典也,故於字之形誼可解者不引古人作證。

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古史辨》,1/218

[100] 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古史辨》,1/222

[101] 顧頡剛〈答柳翼謀先生〉云:「我們現在研究學問,自有二十世紀的學問界做我們的指導。至於許書和清儒著述,原只能供給我們以研究的材料,並不能供給我們以學問的準繩。就是要從文字研究古史,也應以甲骨文金文為正料,以《說文》等隨便湊集的書為副料。照柳先生的話,若是我們沒有許書和清儒著述,我們便沒有疑古的可能;若是我們不熟讀許書和潛心清儒著述,我們便沒有疑古的資格了。這等意思是否合理,不待贅言。至於我引《說文》,未能依了柳先生的例,這是無關重要的,因為許慎的書本就沒有例,我們現在所有的《說文》的例都是後來人替它尋出來的,與春秋家替春秋尋例一般。」顧頡剛,〈答柳翼謀先生〉,《古史辨》,1/227-228

[102] 顧頡剛,《古史辨》,2/〈自序〉,3

[103] 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古史辨》,1/231-243

[104] 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云:「清代經師治諸經治小學之法確有可取的,清儒著述確也有值得潛心的。但他們正因為缺乏勇於疑古的胆量,所以創獲未免太少了。正因為太熟讀許書,對於假字誤體不敢議疑古,所以承誤襲謬的解說又未免太多了。咱們正想改變那信而好古的態度,不料反有人來勸咱們做許老爹的忠奴,這種盛情只好璧還他們了。」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古史辨》,1/234

[105] 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云:「咱們現在……根本不相信孔子訂六經那件事,對於所謂也者,只認為是古代留下來的幾篇文學作品,幾本檔案黏存幾張禮節單子,幾首迷信籤詩,幾條斷爛朝報而已。……咱們既認為孔二先生並沒有寫過什麼勞什子的六經,則對於漢朝突然發現的壁中書本已不能相信;何況年代跟傳授處處露出作偽的馬腳來如康崔所云,文字又與商周的真古文差得最遠如羅王所云,尚有絲毫可信據之價值乎?《說文》中古文甚多,而這古文便是采自壁中書,則《說文》不是一部偽字舉要嗎」?偽字舉要自然也有它的用處,但決不能認作真的古字則毫無疑義也。」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古史辨》,1/242-243

[106] 張蔭麟(1905-1942),廣東東莞人,號素癡。1929年清華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得文學碩士學位。留美期間,全心投入數理哲學的領域,修了不少關於數理邏輯的課程,為其史學研究奠定深厚的基礎。1934年任清華大學哲學、歷史兩系教授。抗戰爆發後,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浙江大學。19421024日在貴州遵義病逝,著有《中國史綱》(上古篇)等。1935年教育部委託張蔭麟主編高初中及小學歷史教科書,於是張蔭麟向清華大學請假,專心編寫。19413月,《中國史綱》第一輯由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出版;19414月,張蔭麟和張其昀等人發起刊行《時代與思想》月刊,6月成立時代與思想社81日《時代與思想》月刊創刊號在遵義出版。張蔭麟曾經計畫撰寫《歷史研究法》、《民國開國史長編》、《宋史新編》、《中國政治哲學史》等,惜均來不及動筆便病逝。已經脫稿的著作,只有《中國史綱》(上古篇)刊印,尚未刊印的有《通史原理》、《宋史論叢》兩種。其主要著作集為:張蔭麟,《張蔭麟先生文集》,上、下(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張蔭麟生平資料,參考:張其昀,〈張蔭麟先生的史學〉,《張蔭麟先生文集》,上/5-11

[107]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72-288

[108]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說:「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某歷史觀念,貴能指出其時代中有與此歷史觀念相反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證之應用及其適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論。吾觀顧氏之論證法幾盡用默證,而什九皆違反其適用之限度。」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72

[109]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72-273

[110]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73

[111]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87

[112] 顧頡剛,《古史辨》,2/〈自序〉,3

[113] 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原載:《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15(北京,1926.01.20);《古史辨》,1/244-260

[114] 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古史辨》,1/258

[115] 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說:「我相信頡剛做學問絕不是愚迂好古的,也不是狂妄自斷的,他的方法並非怎樣荒謬的,與清代經師的治學並不有什麼逕庭的地方。清儒治學的方法是很科學的,直到最近大家都認識明瞭了;頡剛就是其中的一個認識者,並且是採納他們精神治學的一個人;不能了解清儒的治學方法和現代的治學態度,抑就難於啟齒議論這些地方。」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古史辨》,1/257-258

[116] 1.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史地學報》,3.1-2(南京,1924.06): 1-52.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史地學報》,3.1-2: 13-233.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史地學報》,3.1-2: 25-304.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1-2: 30-415.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1-2: 42-45

[117] 1.劉掞藜,〈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史地學報》,3.3 (南京,1924.10): 19-322.顧頡剛,〈討論古書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3: 32-433.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史地學報》,3.3: 43-46

[118] 1.劉掞藜,〈與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4 (南京,1924.12): 25-332. 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史地學報》,3.4-: 33-44

[119]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72-288

[120] 《大公報.文學副刊》的主編吳宓,亦為《學衡》雜誌的總編輯,乃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要將;參閱: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61-220王泉根,〈吳宓先生年表〉,收入: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480-520





◎原載:《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9(台北,2008.05): 51-84。

◎本文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下完成,〈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1911-1945)〉(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5);編號NSC 93-2411-H-004-024,執行期限:2004.08.01-2005.07.31;計畫主持人;完成日期:2005.10.28; 94pp;53,375字,部分內容曾以〈現代中國史學南方學術網絡的形成(1911-1945)〉(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1911-1945))為題,發表於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20th Century East Asia: Between Linear Tim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eiden: Chinese Department, Modern East Asia Research Centre, June 4 to June 7,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