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2. 古史辨運動及其反對者


摘要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學術界隱然分成兩種意見,即新派傳統派(一般以北大、南高,或北派、南派稱之);而兩派之間顯然很少交集,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新史學運動中,一直處在相對立的位置;所謂新派大抵指北方的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派則係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師生為主體的學者們。

        1923427日,顧頡剛寫了一封信給錢玄同,信裡提到大禹是從九鼎上來的,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就是這段話點燃了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其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即緊咬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而反對者中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師生為主體。

        1920年代前後的中國學術界,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文化運動的燃燈人;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古史辨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史學發端,代表南方學派的《學衡》雜誌,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的機關刊物《史地學報》,則是反對派的主要陣地。

關鍵詞

古史辨運動、層累造成說、顧頡剛、北大、南高

一、引論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古史辨運動無疑具有相當程度的爭議性。擁護者認為是擂醒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鼓角,反對者認為是破壞傳統文化的罪魁禍首,而緊咬住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以今日吾人的後見之明來看,古史辨運動無疑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結,在五四與後五四時期所造成的狂風巨浪,影響深遠,迄今未衰。現代中國史學的上古史研究,基本上就是從古史辨運動鳴槍出發的;從事中國上古史研究者,不論贊成或反對古史辨運動,均不能不注意此一運動所造成史學觀念的轉變,特別是對儒學經典的重新定位,有助於研究工作者以現代眼光來看待原本不容置疑的六經,重新審定史料的可信度,這是中國上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轉折。

        1923427日,顧頡剛寫了一封信給錢玄同,信中引述許慎的《說文解字》,說大禹「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1],就是這段話點燃了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其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即緊咬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不論顧頡剛的觀點如何改變,反對者完全不予理會。收到這封信的錢玄同,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亦表示他並不贊成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點[2];而顧頡剛亦將大禹是蜥蜴類的假設拋棄[3],但顯然未被反對者所接受。

        反對者中以出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後來的東南大學)的師生為主體,包括當時擔任教授的柳詒徵,猶是學生身分的劉掞藜、陸懋德,就讀於清華學校的張蔭麟,以及胡適的族叔胡堇人等。

        雖然《古史辨》第1冊出版於1926年,但顧頡剛與胡適、錢玄同討論古史的來往書信早在1920底到1921年初之間就已經開始[4]

        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主題,相關論著甚夥[5]。美國漢學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教授《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是第一本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者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脈相承,見解鞭辟入裡;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色,此書著重清代樸學考據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民俗戲曲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陳志明先生《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從走向民間的角度,探討顧頡剛各階段的疑古史學,論點與美國漢學家施耐德教授接近。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礎。德國的吳素樂(Ursula Richter Chang)女士以《古史辨》為碩士論文,以顧頡剛為博士論文。吳素樂女士曾於1981-1982年間兩度前往北京,對顧頡剛生平資料做過相當徹底的整理[6]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從1923年的古史辨運動,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北方學派無異較受研究者重視。這裡所謂的北方學派係指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以北方學派為中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北方學人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較受研究者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7],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8];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研究[9],我們發現北方學派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派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派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主導議題的地位,而且相關論題所引發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本文之作,一方面耙梳古史辨運動形成的因素,另一方面則試圖探索反對者所扮演的腳色,以及反對陣營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所代表的意涵。

二、吹響現代中國新史學的號角

        《古史辨》第1冊出版於1926年,據《古史辨》第1冊所收錄函札來看,似乎很容易獲得這樣的結論:顧頡剛討論古史主要是受胡適的影響。而且,如果只讀《古史辨》第1冊〈自序〉而不細心分析7冊《古史辨》的內容,也很容易有這種錯覺,更易誤解的可能是過度擴大杜威實驗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事實上,古史辨運動是因緣際會下的產物,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儒學權威性崩解後亟求新索的契機,中西學術的激盪,民間文化的挪移,在在都影響了古史辨運動發生的可能性[10]

(一)今古文之爭的新命題

        清代學術隨著時代的變遷,逐漸由考據向經世傾斜,在變動的世局下,知識分子紛紛採取各種方法,冀期清王朝能夠脫離積弱不振的困境,經世思想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的。清代的公羊學運動有兩派,一派為經生派,由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凌曙、陳立、皮錫瑞一脈相承者,此派學者研究今文經學,實事求是,抉微闡幽,雖不免於家法成見,但志在恢復西漢經學,在學術上厥有新猷;另一派為政論派,由龔自珍、魏源所開啟的變法思想,以學術為政治之用[11],下開廖平、康有為、梁啟超思想之先河,廖平、康有為尤為今文學政論派的典型代表[12]

        由常州學派莊存與、劉逢祿一路下來的今文家們,一面致力於學術考辨,另一面則是學術與現實政治結合,使得晚清的經世思想得以借孔子之屍,還其變法之魂[13]。這種借屍還魂的現象,使晚清今文學派的歷史解釋,依違於考辨學術真偽與為現實政治服務之間。基於為現實政治服務的目的,使得今古文之爭不再是純粹的學術真偽問題,而成為家法與現實政治的意氣之爭。今文家不斷曲解孔子的意旨,注入自己的變法改革思想,無形中將今文經原有的學術地位亦加以鏟除[14]。這種弔詭的發展,正好替五四時期的儒學衰頹、諸說並起,做了很好的舖路工作,古史辨運動正巧站在這樣的轉捩點上。

        疑古派一面自詡為以科學方法整理古史,一面自清學汲取養分,大抵而言,顧頡剛援引今文學者攻擊古文經的部分,用崔述考信於六藝之說,懷疑諸子關於上古史事的可信度,然後再用古文家的說法攻擊今文經。顧頡剛表明其宗旨是:依據了各時代的時勢來解釋各時代的傳說中的古史[15],其思想淵源即直承清學回復古代的各種家派而來[16]。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將這種回復古代家派的途徑,解釋為以復古為解放[17],余英時教授則借用回向原典的觀念加以解釋[18]。而清學以復古為解放的學風,與現代史學的一手史料觀念頗為接近,所以當清學回復到先秦之古以後,1920年代的疑古派甚至連六經、諸子都加以懷疑了。

        古史辨運動不僅以戰國諸子之學攘漢學,甚至拿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這個擊碎玉連環的方法,到最後所相信的就只剩下《論語》,甚至連考訂《詩經》真偽,亦以《論語》是否曾引述為標準[19]

        事實上顧頡剛擎舉疑古大旗的目的,並不在經學考據或家派分野,而是古史的真偽,但因六經本為古史記錄,因此不得不將儒學經典當成要擊碎的對手,顧頡剛在《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中就明白揭出這個論點。用今文家的說法攻古文經,用古文家之說攻今文經[20],這樣一來,儒學經典就陷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境地了。

(二)胡適與杜威實驗主義

        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胡適,引進杜威(John Dewey)實驗主義(Pragmatism)[21],並且杜威本人也在1919年到1920年之間到中國巡迴講學,使得杜威著作被廣泛地譯為中文,加上胡適本人的博士論文〈中國名學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China”)[22],即是運用杜威實驗主義為方法,以中國古籍為材料寫成著作的最佳典範[23]。因顧頡剛與胡適有師徒之誼,顧頡剛又提出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主張,使得古史辨運動很容易貼上杜威實驗主義的標籤,亦加強顧頡剛受胡適影響而從事古史辨運動的說服力,美國漢學家施耐德《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即採取此一觀點[24]

        胡適提倡的杜威實驗主義,可以說是五四時期影響中國學術界極巨的重要思想。胡適將杜威學說簡化成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論,並用這一套方法批評、分析各種學問,而非著重於杜威實驗主義的理論架構[25]。因此,胡適在歷史研究中所重視的,只是一家學術或思想背後的方法與態度而非實際內容。而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以及拿出證據來,就在這種想法之下提出,實驗主義亦成為他治學上的萬靈丹。

        胡適將杜威實驗主義的兩個重要方法:歷史方法實驗方法[26],運用到中國材料上,對五四時期的學術思想造成普遍而廣大的影響。胡適在史學方面的貢獻,可從兩方面來了解:1.超越儒學體系:胡適將六經諸子放在同一個平臺,用平等的眼光對[27]。雖然自晚清以來,章太炎、梁啟超提倡諸子學亦有這種傾向[28],但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提供的並非個別之觀點,而是一整套的典範,所以才造成了革命性的影響[29]2.將通俗文學列入研究範圍:傳統中國學術多以經史為重心,輕視通俗文學,胡適將小說當成社會史、經濟史的材料,擴大了史學的範圍,尤其他將小說版本與歷代政治、思想演變相結合,以補充正史之不足。胡適將小說與儒家經典放在同樣的地位加以批判、研究,脫離了傳統儒家的權威性與家派之束縛,以平等的眼光對待一切典籍與文獻,這些對顧頡剛發起古史辨運動造成重要的影響。

(三)科學主義的影響

        顧頡剛本人在《古史辨》第1冊〈自序〉中,曾坦承他對科學認知的淺薄[30]。胡適雖然在和李大釗辯論時要學者「多談方法,少談主義」[31],但胡適自己也無可避免地犯了科學主義的毛病[32]。胡適所提倡的科學方法,嚴格地說,其實是清代學者的樸學考據。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中,胡適認為:「中國舊有的學術,只有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33]。所以,胡適雖然頭上戴著杜威實驗主義的帽子,實質上他所倡導的科學方法,是頗為粗陋的,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34],並經由歸納法得出結論。

        身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燃燈者之一的胡適,在五四時期各種文化向度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腳色,從文學革命、整理國故到中西文化的討論,胡適均親歷其役[35]。而在這些論戰中,不論贊成或反對其理論的學者,均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問題為出發點,余英時教授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即認為,「從思想史的觀點上,胡適的貢獻在於建立了孔恩(Thomas S. Kuhn)所說的新典範(Paradigm)[36]

        顧頡剛究心古史固受胡適之啟迪,有趣的是,他對科學的認知也和老師胡適一樣是說得多做得少。如果顧頡剛真的服膺科學方法進行古史討論,那麼,他所採取的將是一條一條細密考證史料的歸納法,而不是在一開始就全面否定上古史的可信度,就此點而言,顧頡剛的先有成見而後動手找材料證明其說,毋寧是比較接近刺蝟式立論而非狐狸式[37]

(四)民俗戲曲與典籍史料化

        顧頡剛對上古歷史的懷疑,亦從民間文學蘊含變化為切入點。

        進入北大後,顧頡剛常和同學三五成群去看京戲,但較那群票友多了一分對戲曲故事演變的研究熱誠,甚而利用閒暇撰寫《論劇記》。顧頡剛發現受到編戲者的想像各自不同、無意訛變、過分點綴、來歷異統、形式限制等影響[38],同一故事所衍生的甲戲和乙戲竟有極大差距[39]顧頡剛後來從事歌謠採集與整理[40],以及致力於蒐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加上胡適在〈水滸傳考證.序〉中談到小說的著作和版本問題,使得顧頡剛的想法更形穩固,因此以研究故事變遷的眼光,來觀察古史變遷。

        古史辨運動的形成,殊非單一線索所能解釋,包括杜威實驗主義、經今古文問題、戲曲與小說、故事的眼光等[41];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以平等眼光看待儒學經典與民間戲曲,造成現代中國史學的史料觀念革命。

        由於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儒學經典與民間戲曲,發展出典籍史料化的觀念。典籍史料化係指將傳統中國的目錄學分類拆散,使經史子集的內容,成為辨偽書與偽事的材料,而無高下等第之分[42]。我們注意到古史辨運動時參與論辨的學者們(不論贊成或反對),所使用的材料與方法,都顯示他們是在同一學術平臺進行討論。這種在同一平臺進行討論問題的方式,使古史辨運動得以造成風潮,捲起千堆雪,這是其他時代辨偽工作者所沒有的背景,而其中將六經諸子史料化,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古史辨運動打破儒學定於一尊的古史解釋,使後來的史學工作者可以用平等眼光看待一切上古史料,這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的里程碑。

        顧頡剛指出古史辨運動時期,研究古代典籍風氣勃興的兩個因素:1.學問上的束縛解除了,大家可以做自由的批判;2.文籍考訂學的方法趨於一致,而觀點頗有不同,因此易起辯論[43]。加上古史辨運動承繼晚清以來研究諸子學的流風餘韻,將經學與諸子學放在同一天平上稱斤掂兩[44],打破儒學長期以來對傳統中國的支配性[45],掃除儒學經世理論的主體性,撇開學術與政治的糾葛,拋棄儒學舊有的心法,揭示出古史辨運動對史料的看法,乃能就歷史而論歷史。

三、大禹是蜥蜴類談起

        顧頡剛層累造成地古史,是古史辨運動過程中的重要理論,並且是貫穿7冊《古史辨》的中心題旨[46]層累造成說的觀念,最早出現於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47],這封信是《古史辨》的真正導火線。顧頡剛說明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包涵3個意義:()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雖然無法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故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48]。為了證明這些理論,顧頡剛認為應從整理各時代的古史記載著手,以漢還漢,以先秦還先秦,這樣古史的面貌就不致混淆了[49]

        有關禹的性格問題,是顧頡剛整理各時代古史的典型範例;顧頡剛以《詩經》和《論語》為材料[50],層層往上推,希望能獲得的原始面目[51]。顧頡剛認為傳說時代各神話有不同的起源/始祖[52],所以古史是一種分化式的發展,但在各民族的始祖之外還有一個[53]。顧頡剛分析古史的系譜,說明商禹為上帝所立,禹和商之間的關係是: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來布土建國;因此顧頡剛推論「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54]。商是上帝所立的,禹又是上帝所命,禹和商因而有了關係,但此時禹的觀念是一個。那麼,禹又如何由神變成人?顧頡剛引《詩經.閟宮》之說,認為到魯僖公時禹已確定變成人了[55]。顧頡剛在這裡提出兩個重要觀念:()《詩經》非孔子一人所作,亦即《詩經》有很多作者,而且愈到後來的作者將古史愈往前推,即後出的人王,在系譜上的排列愈前,於是揭出第二個重要觀念,即()古史的人王譜系乃層累造成。顧頡剛接著指出在《詩經》中,后稷是纉禹之緒,而非纉黃帝、堯舜之緒[56]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在192356日出版的《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第9期發表後,反對陣營中最先開火的是胡堇人與劉掞藜。

        胡堇人於192371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1期發表〈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57],認為古史比較龐雜的只是堯舜以前[58],理由有3()古史官是世傳的,容易保存史料;()虞夏彝器上的款識在春秋時代存者尚多,是考古的好資料;()就天文曆法證明〈堯典〉的天象暗合歲差。這3個理由,使胡堇人相信堯舜以後的古代歷史有比較可信之處[59]

        192371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1期,同時刊出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60]、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和顧頡剛的〈答劉胡二先生書〉[61],使得《讀書雜誌》成為古史辨運動的主戰場,而古史辨運動另一個戰場則是東南大學史地系學生所編輯發行的《史地學報》[62]

        19246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1-2合期,發表了5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2.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3.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4.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5.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63]192410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3期,發表了3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劉掞藜,〈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2.顧頡剛,〈討論古書答劉胡二先生書〉;3.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64];這項討論一直進行到34期,192412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4期,發表了2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劉掞藜,〈與顧頡剛先生書〉;2.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65];使得南方學派成為古史辨運動前期的主要反對力量[66],與《讀書雜誌》的疑古派交戰激烈,《史地學報》與《學衡》雜誌[67],亦成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基地。

        1924年劉掞藜為東南大學史地系學生,擔任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的總務部副主任[68];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主要焦點有二:()禹是否有天神性?()以《詩經》、《論語》證史之不當[69]

        有關禹的屬性問題,劉掞藜引《詩經》加以反駁,認為即使將禹敷下土方下土解釋為對上天而言,並不能推論出「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的意思。劉掞藜指出,《魯頌.閟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同,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奄有下土」,以及《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這兩處都提到下土,如果把禹敷下土方說成「上帝叫禹下來布土,……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不是人」,那麼后稷也是上帝叫他下來奄有下土,武王也是上帝叫他下來為下土之法,難道他們也是神,而不是人嗎[70]?劉掞藜接著引「帝立子生商」、「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等《詩經》的句子,然後用類比法指出:依照顧頡剛的推論方式,如果禹是神,那麼,契、湯、文王等,亦均是神而非人了[71]

        劉掞藜不同意顧頡剛用《詩經》、《論語》證史的方式,指責顧頡剛解釋「因用不到牽入禹的事而不將禹牽入詩去」的說法,大抵言之成理;但當他用同樣的方式反詰顧頡剛,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隱公、桓公亦為子虛烏有,便不免有點過度推論[72]

        對〈閟宮〉詩何以不說后稷纉黃帝堯舜之緒而纉禹之緒,劉掞藜的解釋是:禹是治水甸山、盡力乎溝洫的人,而后稷是開始種植的人。禹治水甸山,將溝洫疏通了,后稷遂得以種植,所以〈閟宮〉作者才說后稷是纉禹之緒,因為這兩件事可以連在一起,而黃帝堯舜與耕稼則根本扯不上關係[73]。至於顧頡剛提出禹和夏沒有發生了什麼關係,因為「禹是他們(案:指殷商)認為開天闢地的人,夏桀是被湯征伐的一個,他們二人漠不相關,很是明白」;劉掞藜則用詩篇有省文節字使句子長短整齊或音節,以方便閱讀的說法加以辯駁[74]。劉掞藜論點中此較值得注意的是,他找出顧頡剛理論中《詩經》與《論語》的內在關係,直指顧頡剛材料運用不當[75];劉掞藜基本上將《論語》當作孔門弟子的上課筆記,認為就像今日讀《史記》、講杜詩,只把心得寫下,而斷無將全部《史記》或全部杜詩都寫入的道理,但顧頡剛卻本末倒置,以《論語》為先出,劉掞藜認為其說法大有可議[76]。於是論題轉到雞生蛋蛋生雞的兩難式上,而這個問題是永遠無法解決的。但當我們檢視古史辨運動的過程時,不難發現環繞在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張蔭麟等人的論辨過程中,雞生蛋蛋生雞卻是個糾纏不清的問題。

        在劉掞藜與顧頡剛的論辨中,我們看到一個現象,即六經此時已經不再是章學誠所謂先王之政典[77],而被當作一般史料看待,《詩經》、《論語》、《說文解字》、《世本》、諸子等書,都放在同一個天平上稱斤掂兩,使古史辨運動能夠超越儒學體系,以純粹歷史學的角度論析上古史事,收錄在《古史辨》第3冊與第6冊中討論諸子學的文字,就是從這裡引申出來的。

        由辨偽書偽事,溯及儒家的六經,再由六經論辨帶動諸子學的興起,導致對整個上古史的史料論戰,是古史辨運動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劉掞藜認為顧頡剛因信《論語》太過,將《論語》當成判斷是非的惟一標準,是相當危險的。劉掞藜從《論語》著手,指出孔子不好舉例的慣性加以反駁[78]。我們觀察顧頡剛在提出史家的辨古史時,其實無形中亦掉入今文家的歷史解釋圈套中而不自知。因為在討論古史的過程,顧頡剛必須先站定一個立足點,否則便無法推翻以六經為架構的古史──這是物理學槓桿原理的基本理論,崔述必須考信於六藝[79],康有為提出諸子創教託古改制之說[80],都必須先找到一個立足點,顧頡剛亦然。所不同的是,崔述和康有為所肯定的史事洋洋大觀,顧頡剛則把範圍縮到最小(只賸下《論語》提到的《詩經》和《論語》本身)

四、南北與新舊

        顧頡剛提出大禹是蜥蜴類的時間點,正是1920年代中國學術界南北之爭的關鍵時刻。

        1920年代前後的中國學術界,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文化運動的燃燈人;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學衡》雜誌為古典主義的堡壘[81];古史辨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史學發端,《史地學報》是主要的反對陣營。這種南北對峙的情形[82],不僅五四時期如此,甚至一直影響到1949年以後的海峽兩岸。

        在相關研究中,王汎森教授是少數比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在〈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出,在1949年以前,胡適(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顧頡剛(1893-1980)等人所領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1920-1930年代最有力量的學派,王汎森教授以新派名之。王汎森教授認為,新派史學的來源與3種因素有密切關連:()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胡適所提倡的實用主義方法論;()西方史學的引進,尤其是德國史學[83]

        新派當然就有傳統派或舊派,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最有組織,他們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森教授以傳統派稱之[84]

        以今日的後見之明審視現代中國學術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學術界隱然分成兩種意見,即王汎森教授所謂的新派傳統派(一般以北大、南高,或北派、南派稱之);亦有學者以北方南方為分[85];而兩派之間顯然很少交集,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新史學運動中,一直處在相對立的位置。叔諒(陳訓慈)在〈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中,即指出兩派學者迥不相侔的現象[86];王汎森教授所謂新派大抵指北方的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派則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中心[87]。但事實上有些被視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家,在文化理想上卻以傳統派自居,如陳寅恪、湯用彤即是[88]。本文的南北學派之分,並不完全以地理上的南北為界,而以思想文化與治學取向為別[89];因此,在治學方法和文化理念上,與南學較近而遠於北學的北方學者,如陳寅恪、湯用彤和王國維即屬此類,類似的情形還有錢穆。

        余英時教授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談到1930年錢穆赴北京後,表面上已經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投緣,與南方以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繆鳳林、張其昀交往亦甚密切[90]。桑兵教授在《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亦指出,錢穆反對以傅斯年為中心的新史學,認為通人之學比專家之學更為重要,而與錢穆志同道合者,有張蔭麟、張其昀、陳夢家等人;桑兵教授並且認為陳寅恪雖然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但與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實有一定限度[91]。杜正勝教授則指出,錢穆受顧頡剛之邀為《燕京學報》撰稿,卻寫了反對疑古派論點的〈劉向歆父子年譜〉,顯見其與北方學人立異的基本治學觀點[92]

        王汎森教授在〈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中,提及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出版後,引起大量的批評,其中繆鳳林與鄭鶴聲的批評非常嚴厲[93];繆鳳林與鄭鶴聲均出身中央大學[94],亦即南高系統,他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抱持敵意,對傅斯年所標示的治史方法亦極反感,而刊載繆鳳林評《東北史綱》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95],正是反新文化運動的要將。王汎森教授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當時思想界兩個陣營的競爭。

        我在《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中,曾就《史地學報》與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做過討論[96],惟該書主要著眼於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連,並未於南北之爭多所著墨;此外,我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中亦指出,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主要即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師生們,惟亦僅點到為止[97],未曾就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做進一步的分析。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南方學術網絡雖非耀眼巨星,但亦有其一定的影響,不論當時或對1949年以後海峽兩岸的史學研究,均具有時代性的意義。雖然學者們對主流的北方學派,投以較多關愛的眼神,但對歷史的伏流,學術發展的非主流思潮,似亦不能視若無睹。

        本文第三節討論對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之說提出問難的劉掞藜,即出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亦明顯以南派學者為主體。

        在劉掞藜提出質疑的同時,顧頡剛於發表劉掞藜、胡堇人二文的《讀書雜誌》第11期,發表了〈答劉胡兩先生書〉,仍堅持其層累造成說的基本立場[98]:顧頡剛認為胡堇人和劉掞藜所論,只是證據的枝節問題,他對自己的說法仍甚具信心地不能輕易認為錯誤,而願與劉掞藜、胡堇人兩人討論下列8個問題:()禹是否有天神性?()禹與夏有沒有關係?()禹的來歷在何處?()禹貢是什麼時候做的?()后稷的實在如何?()堯舜禹的關係如何?()〈堯典〉、〈皐陶謨〉是什麼時候做的?()現在公認的古史系統是如何組織而成的[99]

        在提出這8個論題的同時,顧頡剛說明他將古史分為信史與非信史兩個部分;在信史方面,顧頡剛將古史分為商民族時期與周民族時期兩個階段;但以山西為中心的夏民族,因史料不足,置之於神話傳說之間[100]。在推翻非信史方面,顧頡剛則提出4項標準:()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101]

        在其後的論辨中,顧頡剛大體遵循上述4項標準與反對者周旋。當我們考察整個古史辨運動的討論過程,顧頡剛所採用的方法大抵皆先有預設──即建立一個大的理論系統,而後鋪陳、排比材料;因此,顧頡剛並不是從一條一條材料積累起來,而後組織古史的架構,這和現代史學考訂一條條材料,而後推出結論的研究方式,顯然有上下床之別。而且顧頡剛雖然在論證的局部枝節上有所修訂,但其層累造成說的大架構基本上並沒有什麼改變。接下來的討論又回到禹是否有天神性的老問題上,顧頡剛從《尚書》和《詩經》的材料,歸納出周人對禹的4個觀念:()禹平水土是受上帝的命。()禹的是很廣的。()禹的功績是敷土甸山治水()禹是一個耕稼的國王[102]

        顧頡剛認為在這4個觀念中,禹最有天神嫌疑的為()禹的功績是敷土甸山治水,理由是人不可能完成這麼大的功績,因此顧頡剛認為禹具有天神性[103]。既然禹具有天神性,就必須進一步找出這個神話的起源,顧頡剛從文字和地理特徵加以說明,認為禹出自南方[104]。而從文字結構找出禹名從蟲之例,說明禹出自南方的假設,必須有地理上的依據,顧頡剛的解釋是:楚越間因地土卑濕,積水氾濫,故有宣洩積水的需要;因草木暢茂,有蛟龍害人,故有焚山澤驅龍蛇的需要。有了這種需要,故禹、益的神話足以增大牠們的價值,發展牠們的傳播[105]

        既然禹是南方民族神話的最早人物,那麼,禹又如何與堯舜扯上關係?顧頡剛從治水方面加以解釋,認為堯舜的傳說本來與治水無關,但自從禹做了堯舜的臣子之後,他們不得不與治水發生關係。治水原是禹的大功,口碑載道,堯舜無法相奪,只得請堯做了一時的矇瞳,由他任鯀治水;等到「九年,續用弗成」,堯沒有辦法,就做了堯舜交替的關鍵,並為舜舉禹留下空間。這樣一來,禹的功績既沒有減損,而堯舉舜,舜舉禹,成就了治水的大功,堯舜也有間接的功勳,於是治水就成為他們三人合作的成績[106]

        顧頡剛的〈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在《讀書雜志》第11期刊出後,劉掞藜隨即提出答辯,於1923920-1923122日出版的《讀書雜志》第13-16期發表〈討論古史再質顧頡剛先生〉[107],討論的中心仍是顧頡剛所提8項問題與研究古史的4項標準。首先,劉掞藜就禹是否具有天神性提出質疑,認為:因時代不同,地域因而有異;因時代不同,傳說亦有所參差,但其中仍有前後不合拍的癥結沒有解決。如論及禹的天神性時,劉掞藜指出:如果顧頡剛以為禹是一個神,就應該承認孔子以前的三代帝王人民都是神,而且應當從「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赫赫姜嫄……上帝是依……是生后稷」的商、稷說起;如果不承認孔子以前的人都是神,那麼禹是一個神的說法便不能成立[108]。劉掞藜雖然用類此法攻擊顧頡剛的說法,但他本人卻未提出完整的理論系統;並且在提及堯舜禹的關係時,劉掞藜亦僅以反詰的口吻質疑錢玄同,認為錢玄同相信有禹,是由於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但何以各教都有堯、舜的傳說,錢玄同卻認為是無是公烏有先生[109]?這類反詰式的討論,在雙方論辨文章中時時而有。而在整個古史辨運動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很不易找到確切、肯定的結論,大部分僅止於對相同材料所做的不同解釋。

        劉掞藜批評顧頡剛與錢玄同迷於《說文》的餘毒[110],而他自己對古史則採取察傳的態度,參之以情,驗之以理,斷之以證[111]。對顧頡剛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劉掞藜提出打破古來各代地域一致的觀念[112],其中關鍵在於顧頡剛認為不能以戰國的七國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劉掞藜則以為轄地大小廣狹,並非自古至今有一定步驟,易言之,不是古代定局的地域極小,而後來定一代一代推廣[113]

        有關地域大小的問題,顧頡剛的同學兼好友傅斯年亦有所批評;傅斯年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1集第2(1927118)發表〈評〈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認為,顧頡剛凡事好為之找一實地的證據,猶如刻舟求劍,而舟早已行遠[114]。傅斯年的說法和劉掞藜雖然不盡相同,但兩者求古史適其時代、溯其源流的觀點則一。我們也可以在這裡看出劉掞藜立論上的不周延,在討論堯舜禹的關係時,劉掞藜依顧頡剛禹具有天神性的說法,反詰孔子以前的人物皆為神,因為必須前後統一,禹既為神,其他人物自當為神;此處則又提出要打破古來各地域一致的觀念,前後立場截然不同。但就在這些前後矛盾、彼此攻辯的討論過程中,古史已經成為拆碎的七寶樓臺,不再琉璃光華,而人人得以運用這些拆下來的磚石瓦礫,重新建構各自的古史觀[115],現代中國新史學中的古代史研究,就是從這裡開始的[116]

五、一樣米煮兩種飯

        反對陣營的學者們,已經注意到論辨雙方採用相同材料,卻推論出不同解釋的現象;同屬南方學派的陸懋德,在〈評顧頡剛古史辨〉一文中指出,大禹問題之所以沒有結論,主要是因為論辨雙方所根據的材料,均不出故紙堆中的舊文字,這種以相同材料為證據所進行的討論,無非各說各話,言人人殊,事實真象難覓,故須依賴考古學家用地下出土材料加以證明[117]。陸懋德指出,顧頡剛因《說文》訓禹為蟲,遂疑禹為蜥蜴;因〈商頌〉禹敷下土方,遂疑禹為天神;因《論語》禹稷躬耕而有天下,遂疑禹為耕稼的國王。那麼,禹究竟是蜥蜴?是天神?抑是國王?陸懋德說他試圖在顧頡剛的文章中找出結論,卻杳不可尋[118]

        顧頡剛並未正面答覆對陸懋德的質疑,而用態度而非結論的方式回應。顧頡剛認為如果他隨便舉出幾句話作為結論,他就是偽史的造作家[119]。顧頡剛所主張的層累造成說,存在著作偽的陰謀理論,故他本人絕不用同樣手段達成一個作偽的結論。顧頡剛進一步說明層累造成的古史,乃各時代學者對古史的想像,層層積累以成。顧頡剛指出《論語》中二次連稱堯舜,一次連稱舜禹;《論語》之後,堯舜的事蹟編造得更為完備,於是有〈堯典〉、〈皐陶謨〉、〈禹貢〉的出現,堯與舜因此有了翁婿關係,舜與禹也有了君臣關係。這些說法與《論語》相較,殆屬後起之說[120]。在這裡我們看到顧頡剛是先肯定《論語》,而後以此為標準來論斷古史的可信度。這個大膽的假設,獲得錢玄同的擊掌喝采,以為是精當絕倫,並且希望顧頡剛用這個方法,常常考查,多多發明,以便能夠廓清雲霧,斬盡葛藤,使偽史還其本來面目。錢玄同甚至認為堯舜是無是公烏有先生,所以中國的歷史應該從禹說起[121]。錢玄同用《說文》解釋堯舜的說法,遭來反對派的攻擊,劉掞藜在〈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中,批評錢玄同用後出之說否定古史,實乃不諳《說文》誼例所致[122]

        考察收錄於《古史辨》第1冊論辨雙方有關所引證的材料,我們對雙方的各種解釋,實難理出清楚的頭緒。疑古派與反對陣營所用的材料幾乎完全相同,而在論證時各自引述的材料卻頗為雜亂,辨證方式亦欠缺一定軌跡,不免令人覺得有點像意氣之爭。

        古史辨運動之所以激起如此大的巨浪狂濤,並不在這個運動肯定或否定了局部古史的真偽,而是針對古史所做的全面性探討,造成古史黃金時代的破滅。顧頡剛認為中國古史黃金時代的偽造,大部分成於戰國──秦漢間學者之手,而這種造偽乃蓄意為之者[123]。反對陣營並未對此提出整體性的辯難,而將焦點放在禹的屬性問題上進行討論。

        層累造成說是古史辨運動的重要樞紐,《古史辨》第7冊關於上古史的討論文字,三皇五帝的考辨,均源自層累造成說。但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所引發的戰火,卻集中於的討論,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禹的屬性問題,才是真正整個古史辨運動的導火線。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頡剛先生〉於1923920-1923122日出版的《讀書雜志》第13-16期刊出後,顧頡剛於《讀書雜志》第14, 15, 17期發表〈啟事三則〉[124],仍堅持其層累造成的觀點,甚至認為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125]。顧頡剛的這項主張,受到其業師胡適的喝采與聲援,於1924222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8期,發表〈古史討論的讀後感〉,稱讚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等的古史討論,是中國學術界一件可喜之事,並且認為這個討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性,不亞於丁文江等人所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胡適在〈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中,明白指出論辨雙方採用相同的方法尋求證據,只有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論戰勝敗的標準,亦是信仰與懷疑的標準[126]。胡適認為既然檢驗是非的標準只有證據,因此無須考量道德人心,所爭者唯學術的真偽問題,而去偽存真決不會有害人心。胡適並藉此批評劉掞藜,認為劉掞藜主張翻古史的案會影響人心,是不必要的考慮[127]

        胡適認為層累造成說是史學界的一大貢獻[128],指出顧頡剛的見解與方法是剝皮主義 胡適進一步說明,清代疑古大師崔述《考信錄》所剝的皮僅剝到為止,還不夠徹底,現在不但要剝得更深,並且要研究那一層層的皮是怎樣堆砌起來的。在此文中,胡適亦對劉掞藜的根本態度與研究方法加以撻伐,認為劉掞藜自稱度之以情,實即度之以成見[129]。胡適亦再度祭出科學方法,即他所一貫主張的實驗主義。胡適坦承他自己頗有偏袒顧頡剛的嫌疑,並且說顧頡剛初次應用這種方法,在百忙中批評古史的全部,也許不免有些微的錯誤,但胡適認為顧頡剛的根本觀念是顛撲不破的,而顧頡剛所用的方法則是愈用愈見功效[130]

        反對陣營中學術地位最高、輩分最高的,應屬當時任教東南大學的柳詒徵[131]。以1920年代的中國學術思想界而言,有所謂北大南高之爭;顧名思義,北大係指北京大學,南高則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亦即東南大學的前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於1923年併入東南大學,東南大學於1928年改名中央大學)。就當時引進的西方思潮而言,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東南大學則是文化保守主義的重鎮;白話文運動發源於北京大學,學衡派則以任教東南大學教授為主幹[132];在古史辨運動中,北京大學是疑古派的中心,東南大學則是反對派的重鎮,兩者間的對立關係可見一斑。由於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教授間對歷史研究的取向不同,形成古史辨運動中絕然對立的兩橛,攻擊疑古派最力的柳詒徵與張蔭麟即均屬南方學派。

        柳詒徵在192441日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1-2合期上發表〈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133],闡述以《說文》證經考史必先明《說文》誼例的見解[134]。柳詒徵甚至以有點教訓的語氣對顧頡剛說:「今之學者欲從文字研究古史,盍先讀熟許書,潛心於清儒著述,然後再議疑古乎?」[135]柳詒徵此文刊出後,顧頡剛於1926113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14期發表〈答柳翼謀先生〉加以回應,說明他引《說文解字》未能依柳詒徵的例根本無關緊要,因為許慎的書本來就沒有例,所有《說文解字》的例,都是後人替它尋出來的,如同春秋家替《春秋》尋例一般[136]。顧頡剛甚至直接否定許慎的《說文解字》,認為《說文解字》中的解釋,並不足以代表古義,但仍強調他並非放棄整個有關的見解,而是認為「失掉說文的一證,正如失掉帝王世紀和偽《古文尚書》的證據一樣,是無關輕重的」[137]

        此時錢玄同乾脆將自己的姓改為疑古,於1926113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14期,發表〈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138],即署名疑古玄同。此文對柳詒徵的說文誼例大力抨撃,疑古玄同表示,疑古派正想改變信而好古的態度,不料反對陣營卻倒過來勸疑古派做許老爹的忠奴,這種盛情只好璧還[139]。在此文中,連孔子亦不免遭池魚之殃,疑古玄同認為孔子根本沒有訂六經這回事,至於許慎的《說文解字》,只是一部偽字舉要[140],於是雙方論辨的方向轉為《說文解字》。

        本節雜引各家說法,並分析顧頡剛前後論述的矛盾所在,旨在說明顧頡剛本身並無一完整、自足的思想體系,其中心思想僅為全盤推倒上古信史,理論中心為層累造成說,方法則是胡適所盛贊的剝皮主義;因此,在整個古史辨運動過程中,我們看到顧頡剛引述證據的前後矛盾,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忙亂,均顯示他在古史辨運動一開始即全面否定古史,所引起左支右絀的局面,是如何的難以收拾。但終其一生,顧頡剛層累造成說的基本觀點並未有所修正,甚至論敵張蔭麟在方法論上予以當頭棒喝時,顧頡剛仍無動於衷。

        張蔭麟早歲負笈清華學校,畢業後遊學美國,入史丹福大學,主攻西洋哲學與社會科學[141]19254月,年僅二十歲,猶就讀清華學校的張蔭麟於《學衡》第40期發表〈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決疑錄之一)[142],對顧頡剛濫用默證討論古史有所評騭,認為默證的運用有其限度,而顧頡剛的論證顯然已違反其限度[143]。張蔭麟說明運用默證必須在少數界限極清楚的情形下方可,並引用法國史家色諾波(Ch. Seignobos)的說法,闡述適用默證的充分條件有二:()未稱述某事之載籍,其作者立意將此類之事實為有統系的記述,而於所有此類事皆習知之。()某事蹟足以影響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當入於作者之觀念中[144]

        張蔭麟批評顧頡剛運用默證法研究古史時,並未遵守這兩條規則,並以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中的一段敘述為例說明。顧頡剛的原文是:《詩經》中有若干禹,但堯舜不曾一見。《尚書》中(除了〈堯典〉、〈皐陶謨〉)有若干禹,但堯舜也不曾一見。故堯舜禹的傳說,禹先起,堯舜後起,應無疑義。張蔭麟批評顧頡剛的推論完全違反默證適用之限度,他詰問顧頡剛:《詩經》與《尚書》是否當時歷史觀念的總記錄?是否當時記載唐虞事蹟之有統系的歷史?其中有無涉及堯舜事蹟之需要?如依顧頡剛的方式推論,從《唐詩三百首》、《大唐創業起居注》、《唐文彙選》等書,推求唐以前的史實,那麼文景、光武之事蹟,豈不成為後人所層累造成[145]。張蔭麟進一步說明:《詩經》與《尚書》(除了〈堯典〉、〈皐陶謨〉)沒有禹為堯舜臣的記載固為事實,但亦未嘗有禹非舜臣的反證或暗示,如因《詩經》與《尚書》言禹九條未嘗謂禹為堯舜臣,遂斷定禹非堯舜之臣,明顯違反默證適用的限度。因為《詩經》與《尚書》(除了〈堯典〉、〈皐陶謨〉)並非堯舜禹事蹟的完整記錄,而敘述禹的事蹟,亦無說明禹為堯舜臣的必要性[146]

        這段論辨文字隱藏著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即傳統儒學以六經為歷史結構的精神,似乎在顧頡剛身上復活了。顧頡剛雖然將六經視為材料/文獻看待,但因他信《論語》和《詩經》太過(尤其是《論語》中引述的《詩經》),使其立論難免受到束縛。崔述與康有為的著作固奉六經為圭臬,顧頡剛卻亦緊抱《論語》、《詩經》不放。所以,在思想理路上是治一經焚一經,而顧頡剛仍無法完全擺脫六經所建構古史系統的枷鎖。反觀張蔭麟雖隸屬文化取向上較為保守的學衡派(此為一相對的稱呼,非意指其為實質之保守),卻說出《詩》、《書》非堯舜禹事跡之[完整]記錄的話[147],創新與保守便常以這樣模糊的面貌彼此寄生。顧頡剛立意要打破儒學經典所建構的中國上古信史結構,卻陷入其自設的網羅(以《論語》和《詩經》證史)而不自知;張蔭麟則在反駁顧頡剛層累造成說的同時,將經典史料化的工作更向前推進一步。

        張蔭麟批評層累造成說方法上的謬誤後,顧頡剛並未加以反擊,也未見他對層累造成說有若何修正,一如與劉掞藜的論辨,顧頡剛亦僅放棄大禹是蜥蜴類的假設,至於禹的天神性與層累造成說,並未做太多的修正。顧頡剛在《古史辨》第2冊〈自序〉明白表示,那些個別史實的論辨,只是枝葉而非本幹[148],論敵們反駁或否定他某一事件、某一材料的解釋有誤,並未影響其基本架構,這個基本架構就是顧頡剛一生所信奉不渝的層累造成說

        在古史辨運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是:何以論辨雙方引述的材料和治學方法如出一轍,推論的方向卻大相逕庭?在這方面,魏建功的〈新史料與舊心理〉為我們找出了某種層面的解答[149]

        魏建功認為科學方法的目的在於求真和勇於懷疑[150],因為柳詒徵不贊成勇於懷疑,所以自棄於科學之外;相反的,顧頡剛則符合這個條件,其治學方法來自清代經師,而清儒治學的方法是很科學的[151]。前文引述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勸顧頡剛應先潛心清儒著述,而後再議疑古。那麼,我們不禁懷疑:何以同樣引清儒為例,解釋卻南轅北轍?魏建功的解釋,或許有助於我們瞭解其間之分殊。魏建功認為生當學術自由發展之世,應免除民賊專制時被壓迫的思想[152],這裡所謂學術自由發展之世,意指儒學普遍王權之崩潰[153],造成中國學術界亟求新索的迫切,使得儒學體系所建構的上古黃金時代因而遭受全面破壞,亦唯在這種情形下才能建立新的歷史系統。魏建功主張新歷史系統的敘述主體,應該由統治階級移向民眾社會[154];而歷史的長度須依史料真實之年限決定,歷史材料應審慎考查傳說、神話、記載、實物,再依考查的結果客觀敘述[155]。魏建功的論點,闡明了古史辨運動的宗旨,亦略可說明疑古派和南方學派的分殊所在。

六、文獻、疑古與釋古

        古史辨運動與反儒學傳統之間,一直存在著難以釐清的糾結;在推翻經學的權威性,造成儒學體系崩解的過程中,古史辨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具有相當關鍵性的地位。在推翻六經的歷史結構方面,顧頡剛與胡適等人截斷眾流,將古史自《詩經》做起的論述,不但推翻向來由儒學經典所建構的古史系統,縮短古史年代,同時亦減少古代信史的文獻;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諸子學地位的提升,將經學和諸子學放在同一位階,一視同仁地當成研究古史的材料,則又擴大了史料的範圍。此外,以民歌採集的角度從事《詩經》研究,以通俗小說為探討方法論的材料,以民俗、戲曲研究作為古史演進的比擬等等,都將史料的範圍拓展到儒學經典以外。既打破儒學經典建構古代信史的定說,又建立白話小說、戲曲、民俗學等為歷史研究材料的觀念,奠定了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重要基石。

        古史辨運動將儒家六經看成史料,而非不可疑的經典,與五四反儒學傳統的時代風潮彼此相互牽引。但六經史料化與儒學權威性的崩解,並不能解釋整個古史辨運動在擴大史料範圍上的意義。對疑古派而言,真正拓展史料範圍,其實是視民俗戲曲為歷史研究的材料,使得儒學經典和民俗戲曲在史料意義上,不再有高下等第之分。

        疑古派向來被史學界視為文獻考證學派[156],而究心於地下出土遺物的考古派,則在方法論上對疑古派有較多針砭,王國維與李玄伯即為其中的典型代表。

        收錄在《古史辨》第1冊的〈古史新證第一二章〉[157],原為王國維任教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講義,顧頡剛將此文收入《古史辨》,本意是為了用來證明王國維對禹的看法和他相近,即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第一二章〉所論春秋時齊秦二國的器銘(〈秦公敦〉、〈齊侯鑄鐘〉),均視禹為最古的人王,並以己身所在之處為禹所在之處,且古帝王亦均繼禹而來。但顧頡剛似乎忽略王國維和他的基本立場並不相同,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二章〉的用意,主要是以地下出土材料證明文獻典籍之真,藉此提倡文獻材料與地下考古材料並用的二重證據法[158],王國維所謂地下材料主要指甲骨文與金文而言。顧頡剛在〈我的研究古史的計畫〉亦曾表示其治古史的第4學程是研究古器物學[159],可惜他在考古學與甲骨文、金文方面,未能依計畫進行。而王國維則批評疑古派「乃并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於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160]

        另一位提出以地下材料研究古史的李玄伯,認為古史唯一解決的方法是考古。他在19241227日出版的《現代評論》13期上發表〈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161],認為顧頡剛、錢玄同等人用典籍文獻研究古史,並不能解決問題,解決古史問題的唯一方法,端賴地下材料之出土[162]。但顧頡剛認為,在有史時代,載記足以聯絡種種散亂的遺作品,並彌補其單調之缺憾,只要鄭重運用載記,其價值決不在遺作品之下。所以,顧頡剛覺得「若是多信一點遺作品,少信一點載記,這是很應當的,若說惟有遺作品為可信而載記可以不理,便未免偏心了」[163]

        類似的爭辯也發生在丁文江與顧頡剛之間,丁文江在一封給顧頡剛的信〈論禹治水說不可信書〉[164],認為禹起自南方洪水之說不能成立。因為就地質考察而言,江河都是天然水道,絲毫沒有人工疏導的痕跡,所以禹治水之說絕不可信[165]。顧頡剛在〈論禹治水故事書〉反駁丁文江的說法[166],認為「揚子江無水患不即是南方無水患,洪水也不必定出長江黃河」[167],所以兩地的洪水本非一物,但因同受水患,所以流傳的故事相近,他亦批評丁文江將〈創世紀〉和《詩》、《書》上的洪水併作一事,是一種錯誤的連想。顧頡剛認為《禹貢》作於戰國,其實是戰國學者將當時的地域作一整理而託之於禹蹟,本無原始意義可尋,所以不必為之講通[168]。在這裡我們注意到顧頡剛的說法,似乎並不像傅斯年所批評的,凡事好為古史找一實地的態度與方法[169]

        就史學與史料學而言,古史辨運動論辨雙方,僅止於材料應用的觀點有異,真正以史料學為中央課題的是傅斯年。

        傅斯年在〈史學方法導論〉授課講義中,一再強調史料學的重要性[170],堅守史料為一切解釋的本源,因此主張證而不疏的研究方法。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同樣強調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171],這和他在〈史學方法導論〉提出史學便是史料學[172],可謂相互輝映。雖然王國維率先提出二重證據法,但在理論建構上,傅斯年的立論仍最縝密周延。傅斯年一面主張運用考古成績做治史的材料,一面揭示考古只是局部,觀照全體仍必須依靠文獻材料。在1926年給顧頡剛的一封信〈談兩件《努力週報》上的物事〉[173],傅斯年認為考古發掘和顧頡剛的古史討論,並非同一平臺的問題,因為層累造成說無賴於後來的考古發掘,而後來的考古發掘卻有待於層累造成說,因此顧頡剛的古史論實乃古史學的新大成[174]。傅斯年主張,考量局部與整體的關係,文獻材料仍不可偏廢。在〈考古學的新方法〉中[175],傅斯年再次強調文獻材料與考古材料相互為用的必要性[176]。因為治史之疑與信端賴證據(史料”),故必須同時借重考古資料與文獻考證。傅斯年認為「學術之用,始於疑而終於信,不疑無以見信」[177],所以,「研究古史,完全懷疑,固然是不對的;完全相信,也是不對的」。「只要懷疑得有理,懷疑的有據,儘可以懷疑。相信的有理有據,也儘可以相信」[178];文獻材料可以幫助考古所獲得的地下材料觀照整體,地下的考古材料則可使文獻材料活潑有生氣,二者相互為用,便可以擴大應用史料以建構史學,使歷史變得更為鮮活[179]

        傅斯年極力倡導歷史方法論,將史料學當成歷史方法論的中央題目,提出「史料的發現,足以促成史學之進步,而史學之進步,最賴史料之增加」[180],力主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將史料的範圍擴及地上文獻材料與地下考古材料,結合文獻考證學派(疑古派)與文物考證學派(考古派),使史學研究邁向一個更寥廓的天地。而傅斯年於1928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將所主張的材料擴充與工具革新,必能達到史學進步的理論[181],落實到實踐層面。在傅斯年領導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考古、語言、文獻整理三方面,均有可觀的成績,實踐了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宗旨[182]

        如果古史辨運動僅止於對儒學傳統的破壞,或者僅止於將六經諸子史料化,那麼,這個運動的成績與貢獻,將只是古史研究的範圍。但經由歌謠採集與方言調查,使歷史學研究在古代與現代之間縱橫交錯;透過白話小說與神話研究,使文獻材料不斷擴張;史學研究的材料與工具亦不斷進步,加上地下考古材料的出土,使史料範圍不斷擴充,因而觸及整個中國歷史的範疇,催化了現代中國新史學的發展。

        古史辨運動的意義,並不在疑了哪些古史,信了哪些古史,而是這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以及透過歌謠採集、方言調查等活動,運用考古學的新材料、新工具,重新建構中國古代信史的企圖與努力,敲響了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鼓角。至於個別史實之疑與信,便顯得不是那麼重要。

        李學勤教授在《走出疑古時代》書中,闡明因為考古學的發達,古史辨運動所代表的疑古史學已經成為過去[183]。錢穆主張在考古之外,中國古史研究仍可另闢蹊徑,藉由文獻考訂探索上古史的可能面貌[184]。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將史料分為文獻材料與考古材料,這兩種材料是重建古史的重要依據。傅斯年提出史料即史學的觀念,要歷史工作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個東西就是史料,而史料就是史學。這些與疑古派有同有異的論述,說明了古史辨運動開拓出中國古史研究更多的可能性,而學者們亦嘗試從不同角度拓展古史研究的方式。

七、結論

        1923427日,顧頡剛在一封寫給錢玄同的信上說禹大約是蜥蜴之類,點燃了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同時也吹響了現代中國新史學的號角。80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頭審視古史辨運動時,固可以後見之明批判前賢,諸如古史辨運動只有破壞沒有建設,或者指出古史辨運動並未做出任何具體成果。但學術研究的過程,本來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提出問題本身即為學術進步的一種動力。如果不是古史辨運動的大破壞,今天的中國上古史可能仍停留在儒學經典所建構的系統,而非結合文獻與考古所建構的新古史。李學勤教授在《走出疑古時代》固然指出中國上古史研究的新方向,而古史辨運動未嘗不是為1920年代的中國上古史研究開啟了新頁。

        在古史辨運動過程中,我們看到同時代的學者們言人人殊,不僅反對陣營的南方學派磨刀霍霍,同屬北方學派的傅斯年和丁文江,亦提出不完全贊同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的論述。以192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而言,研究中國上古史的學者,約略可分為文獻考證學派、文物考證學派(考古派)、釋古學派(二重證據法)等;縱使同為文獻考證學派,錢穆的治學取向,顯然有異於疑古派,更遑論治學取向迥異的文物考證學派(考古派)和釋古學派(二重證據法)。文獻考證學派、文物考證學派和釋古學派的分野,主要是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不同所造成,基本上比較容易理解。而其中比較值得深思的是,使用相同方法(樸學考據)與材料(儒學經典),同屬文獻考證學派,卻做出不同結論的南方學派。

        包括柳詒徵、劉掞藜、陸懋德、張蔭麟等人在內的南方學派,在古史辨運動過程中,扮演忠實反對者的腳色,對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的說法反複攻詰。但值得注意的是,反對者們所引述的材料,與疑古派幾乎相同,為何卻做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回到192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來加以觀察。

        顧頡剛在192356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9期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後,192371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1期,同時刊出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和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使得《讀書雜誌》成為古史辨運動的主戰場;而北京大學國學門則為疑古派的重要基地,收錄於《古史辨》中的許多文章,最初即發表於《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此外,古史辨運動另一個戰場是《學衡》雜誌和東南大學史地系學生所編輯發行的《史地學報》。19246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1-2合期,發表了5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85]192410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3期,發表了3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86]192412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4期,發表了2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87];使得南方學派成為古史辨運動前期的主要反對力量,與《讀書雜誌》、《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的疑古派交戰激烈,《史地學報》與《學衡》雜誌亦成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基地。

        疑古派是北方學派的化身,反對者則以南方學派為主體,這種北大南高明顯對立的情形,不僅表現在史學領域,文學方面的主張尤南轅北轍。胡適是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的燃燈人,亦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柳詒徵是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亦為南高的學術領袖;《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學衡》雜誌和《大公報.文學副刊》[188],顯然是古典主義的堡壘;《讀書雜誌》與《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是疑古派的主要陣地,《史地學報》則是反古史辨運動的重要戰場。《古史辨》1-7冊的出版時間為1926-1941;《學衡》第1-79期刊行的時間為1922.01-1933.07;《史地學報》1.1-4.1刊行時間為1921.11-1926.10;從期刊發行年代與《古史辨》7冊出版的年代,略可看出1920年代中國學術界南北對立的如影隨形。而這種對峙的情形,揭開了現代中國學術南北之爭的序幕,從五四到後五四時期,甚至1949年以後的海峽兩岸,南北之爭繼續在歲月裡流轉。

八、徵引書目

(一)期刊與專書

1.       《史地學報》,1.1-4.1,南京: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1921.11-1926.10,本文所據為臺北:臺灣進學書局,1960,景印版。

2.       Berlin, Isaiah.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7.

3.       Grieder, Jerome B.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Mass.: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70.

4.       Kwok, D.W.Y.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5.       Schneider, Laurence A.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中譯本:梅寅生(),《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

6.       Wang Fan-sh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7.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8.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9.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

10.    王國維《定本觀堂集林》,臺北:世界書局,1983

11.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12.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

13.    吳宓(主編),《學衡》,第1-79期,上海:中華書局,1922.01-1933.07);本文所據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景印本。

14.    吳宓()、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三聯書店,1995

15.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

16.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

17.    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18.    杜正勝(主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

19.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

20.    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上、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21.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

22.    林毓生(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23.    林毓生,《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24.    柳曾符、柳佳(),《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2002

25.    胡適,《胡適口述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

26.    胡適,《胡適作品集》,1-10,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27.    孫永如,《柳詒徵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28.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9.    張蔭麟,《張蔭麟先生文集》,上、下,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

30.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里仁書局,1995

31.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

32.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33.    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

34.    章學誠,《文史通義》,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

35.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1-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36.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

37.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38.    齊思和,《中國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1981

39.    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中華書局,1986

40.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41.    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42.    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43.    顧頡剛(等編),《古史辨》,1-7,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重印本。

44.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臺北:里仁書局,1985

(二)論文

1.       Schneider, Axel.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2.       王泉根,〈吳宓先生年表〉,收入: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480-520

3.       王健文,〈一個寂寞的史學家──典範變遷中的崔述〉,《歷史學報[成大]》,18 (臺南,1992. 12): 153- 172

4.       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收入:《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87-119

5.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收入:《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121-156

6.       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經世致用〉,收入: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418-431

7.       杜正勝,〈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216-233

8.       叔諒,〈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2.3(南京,1923.3): 1-14

9.       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收入:杜維運、陳錦忠(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3/371-428

10.    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史地學報》,3.1-2(南京,1924.06): 1-5

11.    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收入:張其昀,《張其昀先生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8-1991)9/4710-4718

12.    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3-33

13.    彭明輝,〈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收入: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2002)1-66

14.    湯志鈞,〈清代常州經今文學派與戊戌變法〉,收入: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80-92

15.    葉維廉,〈與作品對話:傳釋學初探〉,《聯合文學》,2.10(臺北,1986.8): 184-199

16.    葉憶如,〈顧頡剛古史神話觀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17.    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收入:周陽山、楊肅獻(),張灝(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193-242

18.    劉掞藜,〈與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4 (南京,1924.12): 25-33

19.    劉掞藜,〈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史地學報》,3.3 (南京,1924.10): 19-32

20.    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史地學報》,3.1-2(南京,1924.06): 13-23

21.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22.    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史地學報》,3.3 (南京,1924.10): 43-46

23.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1-2(南京,1924.06): 30-41

24.    顧頡剛,〈討論古書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3 (南京,1924.10): 32-43

25.    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史地學報》,3.4(南京,1924.12): 33-44

26.    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1-2(南京,1924.06): 42-45

27.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史地學報》,3.1-2(南京,1924.06): 25-30

 



[1]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禹從何來?禹與桀何以發生關係?我以為都是從九鼎上來的。禹,《說文》云『蟲也,從@,象形。』《說文》云『獸足蹂地也。』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我以為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樣子,所以就算他是開天闢地的人。」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重印本)1/63;這封信在1923427日加了一段案語,428日加了一段附啟,發表於192356日出版的《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第9期;《古史辨》,1/59-66;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81-82

[2]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云:「先生據《說文》云@而想到@獸足蹂地,以為大約是蜥蜴之類,竊不謂然。《說文》中從@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從@”(諸字)。那象形九聲而義為獸足蹂地@字,殆漢人據訛文而杜撰的字。」此信寫於1923525日,原刊於:《讀書雜誌》,10(北京,1923.6.10);收入:《古史辨》,1/67-82,所引在69

[3] 顧頡剛在〈答柳翼謀先生〉中,已將《說文解字》有關的解釋放棄,該文原刊載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14(北京,1926.1.13),收入:《古史辨》,1/223-231,所引在227;在《古史辨》第2冊〈自序〉,顧頡剛再度說明:「最使我惆悵的,是有許多人只記得我的『禹為動物,出於九鼎』的話,……其實這個假設,我早已自己放棄。就使不放棄,也是我的辨論的枝葉而不是本幹;這一說的成立與否和我的辨論的本幹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顧頡剛,《古史辨》,2/〈自序〉,3

[4] 《古史辨》第1冊收錄的前14封信,始於19201123日至1921128日之間,均為顧頡剛與胡適往來討論姚際恆《偽書通考》與崔述《考信錄》的文字;第36篇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與第37篇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才是真正點燃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

[5] 本文主要焦點集中於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因此不擬詳細討論古史辨運動的所有內容,對古史辨運動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參閱下列著作:(1)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中譯本:梅寅生(),《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2)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3)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4)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

[6]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5

[7] 有關北京大學國學門的研究,請參閱: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8]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9] 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上、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Wang Fan-sh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王汎森教授新出版的論文集《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第三編收錄5篇論文,與附錄2篇論文,主要即以北方學派為論述主體,請參閱: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305-527;杜正勝教授《新史學之路》一書中,〈二、前賢的鏡鑑〉所蒐錄的7篇文章,除〈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之外,所論均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北方學派;〈三、實踐與試驗〉所蒐錄的3篇文章,所討論對象均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91-328;劉龍心,〈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Axel Schneider,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10] 我曾以複音音樂的觀點解釋晚清和五四史學,古史辨運動顯然亦呈現這種現象,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19-26;彭明輝,〈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收入: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2002)1-66

[11] 湯志鈞,〈清代常州經今文學派與戊戌變法〉,收入: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80-92;特別是85-86

[12] 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收入:周陽山、楊肅獻(),張灝(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193-242;有關今文學部分在235;齊思和,《中國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1981)340-357;惟齊思和教授《中國史探研》將龔自珍、魏源放在政論派,〈魏源與晚清學風〉則將龔自珍、魏源置於經生派。

[13]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113-118

[14]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193-208

[15] 顧頡剛,《古史辨》,1/〈自序〉,65

[16] 顧頡剛《古史辨》第1冊〈自序〉云:「清代的學風和以前各時代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前必要把學問歸結於政治的運用,清代學者則敢於脫離應用的束縛,以前說好規定崇奉的一尊,而清代學者為要回復古代的各種家派,無意中把一尊的束縛也解除了。」顧頡剛,《古史辨》,1/〈自序〉,77

[17]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指出:「綜觀二百餘年之學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里仁書局,1995)11

[18] 余英時教授認為清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是一種回向原典的歷程;參考: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收入: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87-156;余英時教授亦以此說論析清代經世之學,參考: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經世致用〉,收入: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418-431;案回向原典源自西方學者有關《聖經》的討論,因為中古僧侶對《聖經》所做的層層解釋,使《聖經》失去其原有面貌,因而學者提出回到《聖經》原始文本,再探索其意涵,其後發展出西洋文學批評的詮釋學(傳釋學)理論;參考:葉維廉,〈與作品對話:傳釋學初探〉,《聯合文學》,2.10(臺北,1986.8): 184-199

[19] 《古史辨》第4冊的討論文字,第1冊用《詩經》討論禹的問題都與此有關;反對陣營的張蔭麟認為,在這些地方顧頡剛顯然誤用了默證法,相關討論請參閱本文四、南北與新舊

[20]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云:「『今文家攻擊古文經偽造,這話對;古文家攻擊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這話也對。我們今天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又該用今文家的話來批評古文家,把他們的假面目一齊撕破,方好顯露出他們的真象。……』這番議論從現在看來也不免偏,偏在都要撕破,容易墮入虛無主義。但在那時,當許多經學家在今、古文問題上長期爭議之後,我覺得這是一個極銳利,極徹底的批評,是一個擊碎玉連環的解決方法,我的眼前彷彿已經打開了一座門,讓我們進去對這個二千餘年來學術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後的判斷了。」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臺北:里仁書局,1985),〈序〉,5

[21]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Mass.: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70), 173-209.

[22] 此論文其後改名《中國哲學史大綱》,再改名《中國古代哲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23]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20

[24]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62-63.

[25] 許冠三教授認為胡適只有淺出,而無深入,並且認為胡適對杜威實驗主義事實上從未充分領會並運用它的精義;甚至批評胡適淺薄或不知長進;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164-165;但本文不擬討論這些問題;而將重點放在胡適所了解的杜威學說究竟為何,以及杜威實驗主義對古史辨運動產生哪些影響。學說的傳播,有時其實是透過誤讀”(misreading)的程序,對胡適而言,很可能正因他用淺白的文字介紹杜威思想與方法論,因而才造成如此大的影響。胡適雖然過度強調方法論,但反過來說,正因胡適如此重視方法與方法論,導致看事物的眼光不同,才會將春秋時代諸子學說的不同只當成為學方法的不同,程、朱、陸、王的不同也簡約成方法的不同,才能夠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諸子與各家、各派的觀點。

[26] 胡適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中介紹杜威的實驗主義:「杜威先生不曾給我們一些關於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只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他的哲學方法總名叫做「實驗主義」;分開來可作兩步說:(1)歷史的方法──祖孫的方法:他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說當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他看作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上頭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孫子。抓住了這兩頭,他再也逃不出去了!這個方法的應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為他處處指出一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出他的歷史背景,故能了解他在歷史上佔的地位與價值,故不致有過分的苛責。一方面這個方法又是最嚴厲的,最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為他處處拿一個學說或制度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判他本身的價值,故最公平,又最厲害。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精神的運動的一個重要武器。(2)實驗的方法──實驗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4/380-381

[27] 胡適認為《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貢獻是:「我那本著作裡至少有一個新特徵,那便是我(不分經學文學”)把各家思想,一視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與孔子並列,這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學術界]便是一項小小的革命。」胡適,《胡適口述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216

[28]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189-217

[29]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79-88

[30] 顧頡剛,《古史辨》,1/〈自序〉,94-95

[31] 胡適,〈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4/113-126

[32] 郭穎頤和林毓生教授即指出胡適的科學方法其實是一種科學主義;郭穎頤(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91-92.

[33] 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作品集》,4/155-185

[34] 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作品集》,4/182

[35]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

[36]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余英時教授指出,胡適所建立的新典範約略具有孔恩所說的廣狹兩義,就廣義方面而言,涉及全套的信仰、價值和技術的改變;就狹義方面而言,胡適的具體研究成果(如《中國哲學史大綱》),則起了示範的作用。即一方面開啟了新的治學門徑,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許多待解決的問題;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20

[37] 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在討論托爾斯泰的歷史觀點時,曾以刺蝟狐狸為喻;刺蝟型指將所有觀點都貫穿於單一的中心見解,將所思所想歸結為一個一貫而明確的系統;狐狸型則與刺蝟型相反,毋須有明確的中心系統,而從事於多方面的探索;參考: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7), 1-2.

[38] 葉憶如,〈顧頡剛古史神話觀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71-75

[39] 西方歌劇也有不少類似情況,如莫差爾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的《費加洛婚禮》(Le nozze di Figaro),和羅西尼(Gioacchino Rossini, 1792-1868)的《塞爾維亞理髮師》(Il Barbiere di Siviglia),主角均為費加洛,而故事情節不同,可謂標準同源異形的歌劇。

[40] 顧頡剛以薛仁貴和薛平貴的故事為例加以說明。詳見:顧頡剛,《古史辨》,1/〈自序〉,20

[41]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50-204

[42] 錢玄同在1921年致顧頡剛的信札〈論近人辨偽見解書〉說道:「考辨真偽,目的本在於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真象,與善惡是非全無關係。即以孔二先生而論,假使〈禮運〉是偽書,《春秋繁露》非孔學之真,則大同之意,三世之說,縱極精美,卻不可視為孔學,假使《墨子.非儒篇》或《莊子.盜跖篇》等不但非偽書,而且所記是實錄,則我們雖甚愛孔二先生,也不能替他遮掩剝人家衣裳的拆梢行徑和向土匪磕頭禮拜的醜態。」錢玄同,〈論近人辨偽見解書〉,《古史辨》,1/25

[43] 顧頡剛,《古史辨》,4/〈序〉,15

[44] 顧頡剛《古史辨》第4冊〈序〉云:「中國的古籍,經和子占兩大部分。普泛的說來,經是官書,子是一家之言。或者說,經是政治史的材料,子是思想史的材料。但這幾句話在漢代以前說則可,在漢以後說則不可。經書本不限於儒家所誦習,但現在傳下來的經書確已經過了戰國和漢的儒家的修改了;倘使不把他們所增加的刪去,又不把他們所刪去的尋出個大概,我們便不能逕視為官書和古代的政治史料,我們只能認為是儒家的經典。因此,經竟成了子的附庸;如不明白諸子的背景及其成就,即無以明白儒家的地位,也就不能化驗這幾部書的成分,測量這幾部書的全體。因此,研究中國的古學和古籍,不得不從諸子入手!俾在諸子方面得到了真確的觀念之後再去治經。諸子書地位的重要,由此可見。」顧頡剛,《古史辨》,4/〈序〉,15-16

[45] 顧頡剛《古史辨》第4冊〈序〉云:「我們要使古人只成為古人而不成為現代的領導者;要使古史只成為古史而不成為現代的倫理教條;要使古書只成為古書而不成為現代的煌煌法典。這固是一個大破壞,但非有此破壞,我們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條生路。我們的破壞並不是一種殘酷的行為,只是使他們各個回復其歷史上的地位:真的商周回復其商周的地位,假的唐虞夏商周回復其先秦或漢魏的地位。總之,送他們到博物院去。」顧頡剛,《古史辨》,4/〈序〉,13-14

[46] 古史辨運動另一個重要理論為楊寬的神話分化說,請參閱: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280-291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209-222

[47]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0

[48]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0

[49]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我想分了三個題目做去:一是戰國以前的古史觀;二是戰國時的古史觀;三是戰國以後的古史觀。後來又覺得這些題目的範圍也廣,所以想一部書一部書的做去,如《詩經》中的古史,〈周書〉中的古史,《論語》中的古史……。」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0

[50] 從顧頡剛所運用的材料來看,他是比較相信《詩經》和《論語》的,尤其相信《論語》中引到的《詩經》;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說:「東周的初年只有禹,是從《詩經》上可以推知的,東周的末年更有堯舜,是從《論語》上可以看到的(堯舜的故事從何時起,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左傳是戰國時的著作;尚書中的〈堯典〉、皋陶謨也靠不住;《論語》較為可靠,所以取了它)。」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3

[51] 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說:「商頌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大雅〉說,『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說,『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可見他們只是把本族形成時的人做為始祖,並沒有很遠的始祖存在他們的意想之中。他們只是認定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始祖,並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1

[52] 這方面的討論文字大部分收錄在《古史辨》第7

[53] 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商頌長發說『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見於載籍以此為最古。詩書裡的都是上帝……這詩的意思是說商的國家是上帝所立的。」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2

[54]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2

[55]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到魯僖公時禹確是人了。〈閟宮〉說,『是生后稷,……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纉禹之緒』。(按〈生民〉篇敘后稷事最詳,但只有說他受上帝的保衛,沒有他某人的。因為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為始事種植的人,用不到繼續前人之業。到〈閟宮〉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為最古的人,后稷應該繼續他的功業。由此可見〈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長發之前還不會有禹一個觀念)這詩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個國王,后稷是後起的一個國王。」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2

[56]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這很明白,那時並沒有黃帝、堯舜,那時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說后稷纉禹之緒了。商族認禹為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禹為最古的人王,可見他們對於禹的觀念,正與現在人對於盤古的觀念一樣。」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2

[57] 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原載:《讀書雜誌》,11(北京,1923.7.1),收入:《古史辨》,1/92-96

[58] 此處胡堇人用龐雜並非無信史之意,而是需要再經考訂;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古史辨》,1/95

[59] 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古史辨》,1/94-95

[60] 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原載:《讀書雜誌》,11(北京,1923.7.1),收入:《古史辨》,1/82-96

[61] 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原載:《讀書雜誌》,11(北京,1923.7.1),收入:《古史辨》,1/96-102

[62] 《史地學報》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的機關刊物,自11期至41期計出版20期;24期以前為季刊,31期以後為月刊;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出版,1921.11-1926.10,本文所據為臺北:臺灣進學書局19602月景印版。19236月,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併入改制後的東南大學,故自19236月以後,《史地學報》改由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編輯;本文在使用史地會史地研究會時,表示該學生組織,而不包括指導員在內;在使用《史地學報》時表示該刊物;在使用史地學報派時,表示以《史地學報》為中心的史學工作者,包括學生與教授在內。

[63] 1.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史地學報》,3.1-2(南京,1924.06): 1-52.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史地學報》,3.1-2: 13-233.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史地學報》,3.1-2: 25-304.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1-2: 30-415.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1-2: 42-45。這5篇文章除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之外,其餘4篇文章均曾於《讀書雜誌》先行發表;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其後亦《古史辨》,1/217-222

[64] 1.劉掞藜,〈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史地學報》,3.3 (南京,1924.10): 19-322.顧頡剛,〈討論古書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3: 32-433.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史地學報》,3.3: 43-46

[65] 1.劉掞藜,〈與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4 (南京,1924.12): 25-332. 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史地學報》,3.4-: 33-44

[66] 新文學運動的反對者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其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亦即本文所指陳的南方學派;在反新文化運動時是學衡派,在反古史辨運動部分則是史地學報派

[67] 1921梅光迪致函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的吳宓,力邀吳宓返國,以東南大學為聚集同志知友,發展理想事業之地,將聘吳宓為東南大學英語兼英國文學教授,並請吳宓擔任即將出刊的《學衡》雜誌總編輯。吳宓於19216月啟程返國,8月抵達上海,9月往南京東南大學。劉伯明、梅光迪、吳宓、柳詒徵、胡先驌等人乃創辦《學衡》雜誌,欲以此為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之堡壘。19221月《學衡》創刊,初期以月刊的形式出版,迄192612月止,均按時出版,共發行60期。1927年,因北伐戰爭爆發,以及原先與《學衡》合作的中華書局不願續辦等原因,使得《學衡》被迫停刊1年。其後在吳宓的條件交換和梁啟超斡旋下,《學衡》於19281月復刊。復刊後的《學衡》改為雙月刊,至192912月皆能準時出版,因此前後共計發行72期。1930年《學衡》再度停刊一年,19311月再度復刊,但在5月發行第75期後,又第三度停刊。此後則是不定期出版。19337月出版第79期,雖云將改由繆鳳林擔任編輯繼續出版,但自此以後《學衡》遂不再出刊。請參閱:吳宓()、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三聯書店,1995)227-260;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28-29;關於反新文化運動的討論,請參閱: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61-220;關於古史辨運動部分,參考: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70-92

[68] 192412月出版的《史地學報》34期,一分職員錄透露了這項訊息;史地研究會第8(1923.09- 1924.07)的主要職員名單如下:

   總務部 主任:向  副主任:劉掞藜

   編輯部 學報主任:陸維釗 副主任:鄭鶴聲

   特種編輯:張其昀 叢刊編輯:陳訓慈

   編輯:向  束世澂 陳兆馨 馬繼援 王煥爊 邵森 王學素

   研究部主任:金文晟 副主任:劉掞藜

   講演部主任:趙祥璦 副主任:陳旦

   調查部主任:宋兆珩 副主任:諸葛麒

   圖書部主任:陳詠洙 副主任:趙祥璦

   發行部主任:周愍

      《史地學報》,3.4: 147

[69] 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2-92

[70] 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3

[71] 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4-85

[72] 劉掞藜在〈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指出:「因為〈生民〉作者以后稷為始事種植的人,用不到繼續前人之業,所以無須把禹的事情牽進去。顧君何以又說『〈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長發之前還不曾有禹的一個觀念』呢?因用不到牽入禹的事而不將禹牽入詩去,顧君遂謂作此詩的詩人那時沒有禹的觀念,然則此詩也因用不到牽入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不將公劉、太王、王季、文王牽入詩去,我們遂得說〈生民〉作者那時也沒有公劉、太王、王季、武王的觀念嗎?於是我們可進一步而說〈閟宮〉也是因為用不著說到后稷纉黃帝堯舜的緒,所以沒有牽他們進詩去。顧君因為閟宮作者沒有牽他們進詩去,遂說那時並沒有黃帝堯舜,然則〈閟宮〉也沒有牽成王、穆王、隱公、桓公進去,我們遂得說那時也並沒有成王、穆王、隱公、桓公嗎?」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4-85

[73] 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5

[74] 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6

[75] 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云:「《論語》較為可靠,是顧君承認的,自季氏至堯曰五篇,經崔述考訂為後人所續,也是顧君承認的。……據為政《書》云孝乎惟孝’”,……,〈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及〈憲問〉『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孔子那時確有書這部書。所以孔子挪書雅言,他的弟子也拿書中語句問難。但孔門弟子何以不將孔子所雅言的詩書盡記在《論語》裡呢?是必因為孔子所雅言的是講解詩書中整篇整章或整段,只求弟子們能了解意義,有詩書在,正不必記入《論語》中以免累贅,所以僅將孔子對於詩書的心得發為抑揚慕嘆的記下來。」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8

[76] 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指出:「今顧君只因沒有看見重重複複地將堯舜禹的事實寫上,遂以為〈堯典〉、〈皐陶謨〉、〈禹貢〉是在《論語》之後編造完備,那末,我們也沒有看見《詩經》上詩篇重重複複地寫在《論語》裡,我們遂可說「在《論語》之後,后稷、文王、武王的事蹟編造完備了,於是有〈生民〉、〈大民〉、〈皇矣〉等等出現」嗎?」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88-89

[77] 《文史通義•易教上》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學誠,《文史通義》(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新編本,收錄《文史通義》內篇六卷外篇三卷、《方志略例》三卷、《校讎通義》內篇三卷外篇一卷)1

[78] 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指出:「《論語》上孔子不舉舜作例以答問孝的門人,這是孔子不好舉例的慣性,並不足以引來證明有《論語》後才有〈堯典〉。因為我們知道孔子答弟子或其時的君卿,無論他們問君子,問干祿,問使民,問禮,問君使臣,問臣事君,問仁,問善人之道,問政,問友,問士,問恥或問稼,總是答幾句對症下藥的簡括話,從不遠舉實例。就是子路問成人,也不過舉幾個同時或略前的人,說明有了某種知,某種不欲,某種勇,某種藝,合攏來使他去觀感罷了。這並不是孔子的慣性,這是他百答中的一個特答。若果如顧君所說,則孔子對於以上種種的問,也從沒舉過〈商書〉、〈周書〉、〈大雅〉、〈小雅〉那些講仁德,講為政,講使民,講稼穡,講孝友,講做人,講君子,講禮義,講臨民的人物或言語作例,難道我們遂可以為〈商書〉、〈周書〉、〈大雅〉,出於《論語》之後嗎?」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古史辨》,1/91

[79] 王健文,〈一個寂寞的史學家──典範變遷中的崔述〉,《歷史學報[成大]》,18 (臺南,1992. 12): 153- 172

[80]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163-185

[81] 沈松僑教授的研究指出,學衡派思想淵源自白璧德(Irving Babbit)的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則師承安諾德(M. Arnold)之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alism);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122-133

[82] 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文中說:「民國八年以後,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而以南京高等師範為中心的學者們,卻能毅然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們的代表性刊物是《學衡》雜誌,該刊的〈發刊詞〉,出於柳師手筆,可見他所居的地位。世人對北大南高有南北對峙的看法。」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張其昀先生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8-1991)9/4710-4718;所引在4712

[83]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78

[84]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79;王汎森教授在文中特別說明,他之所以用傳統派來概括新派的批評者,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新派傳統派的稱呼,並未做價值優劣的判斷。

[85] 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稱為南學北學;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64

[86] 叔諒直接批評南北之爭云:「近來學術界有一不幸之現象,即老學宿儒往往與新進學者各不相謀。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學者常不能共通聲氣。」叔諒〈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2.3(南京,1923.3): 1-14;所引在13-14

[87]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80

[88]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80

[89] 本文有關南北之分,並不完全依地理為界,與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所論固有所異,有關梁啟超的論點,有興趣者可參閱: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3-33;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亦稍傾向以地理為界,惟桑兵教授亦論及北學與南學師承上的關係,以及學術流派間之扞挌,而非逕以地理為別;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64

[90]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12王汎森教授亦指出錢穆對新派追逐新史料之風有嚴重不滿;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456

[91]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3

[92] 杜正勝,〈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新史學之路》,216-233;特別是231-232

[93]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501;王汎森教授文中指出繆鳳林的用語尤其刻毒,說:「傅君所著,雖僅寥寥數十頁,其缺漏紕繆,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也。」

[94] 繆鳳林,字贊虞,1899年生,浙江富陽人。1919年入南京高等師範史地部,師從柳詒徵,1923年畢業。1928年起在其母校國立中央大學任教,講授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日本史。抗戰期間曾任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史地系主任。1948年出任文學院史學系主任,1949年後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中國通史綱要》、《日本史論叢》、《中國通史要略》、《中國史論叢》、《中國民族史》、《中國民族文化》等。鄭鶴聲(1901-1989),浣東泰南村人,1920年夏進南京高等師範文史地部,當時主持文史部教學的老師分別爲柳詒徵和竺可楨。畢業論文為《漢隋間之史學》,曾在《學衡》雜誌分期連載,並於中華書局正式出版。1925年應雲南省政府之聘,赴雲南高等師範任教,並兼課於東陸大學(雲南大學前身)1929年受國民政府大學院之聘,在教育部編審處任編審兼教育部水陸圖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並兼職於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1949年中共建國後,鄭鶴聲任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1951年赴山東,先後在華東大學、山東大學任教。並參加教育部中國近代史教育大綱編定委員會。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出版了《孔子與春秋》等著作。早年著作有《正史研究》、《司馬遷年譜》、《班固年譜》、《袁樞年譜》等,1928年起,上海商務印書館將其著作以鄭氏史學叢書之名出版;中年以後著作有《中國史部目錄學》、《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等,並與其兄鄭鶴春合寫《中國文獻學概要》等。

[95] 吳宓(1894-1978)字雨僧,又字雨生,陝西涇陽人。1916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17年赴美留學,1921年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留美期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漫詩人的作品,下過相當功夫,有過不少論著。1926年回國擔任南高、東南大學英語兼英國文學教授,並與劉伯明、梅光迪、柳詒徵等創辦《學衡》雜誌。19248月離開南京,先後任東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四川教育學院、西南師範學院等校教授。有關吳宓的生平,請參閱:王泉根,〈吳宓先生年表〉,收入: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480-520;吳宓()、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

[96]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61-138

[97]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

[98] 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云:「我本來的意思,是要先把與古史有關的書一部一部的讀了,把內中說及古史的地方鈔出,歸納成為一篇某書中的古史;等到用得著的書都讀完了,它們說著的古史都抽去了,再依了它們的先後關係,分別其真偽異同,看出傳說中對於古史的變遷,彙成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不幸豫計中的許多篇某書中的古史還沒有做,而總括大意的與錢玄同先生書先已登出,以至證據不充,無以滿兩位先生之意,甚以為愧。」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古史辨》,1/96-97

[99] 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古史辨》,1/97

[100] 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古史辨》,1/97-99

[101] 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古史辨》,1/99-101

[102]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古史辨》,1/107

[103]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云:「若禹確是人而非神,則我們看了他的事業真不免要駭昏了。人的力量怎麼能彀鋪土陳山?就說敷土是分畫九州,甸山是隨山列木,加以疏瀹江河,試問這事要做多少年?在『洪水橫流,禽獸偪人』的時候又應做多少年?據孟子說,他做這番事業只有八年,就硬用了〈禹貢〉的作十有三載乃同之句也不過十三年。試問有何種力而致此?現在導一條淮河,尚且費了許多時間,無數工力,還沒有弄好,何況舉全國的山川統幹一下,而謂在幾年之間可以成功,這不是夢話嗎?」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古史辨》,1/111

[104]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云:「古代開化的民族只有中原一處,因此中原人很藐視四方半開化和未開化的民族。他們看西北方獸多,故以西北方的民族為獸種:如獯鬻、玁狁、狄……加上犬旁,見得他們是犬類。又看南方蛇多,故以南方的民族為蟲種:東南之越號為閩(《說文》云,『閩,東南越,蛇種。』),西南岷江間號為蜀,而總名南方種族曰蠻(《說文》云,『蠻,南蠻,蛇種。』)。《詩.采芑》云,蠢爾蠻荊,蓋不但名荊人為蠻,且以其動作為蟲之動作(《說文》云,『蠢,蟲動也。』)可見中原人對南方隨處可以引起蟲族的聯想,故文字上以蟲表南方的極多。禹名從蟲,恐案此例。越人自稱為禹後,恐亦與蜀人以蠶叢為祖先是相同的。」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古史辨》,1/122

[105]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古史辨》,1/123

[106]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古史辨》,1/129

[107]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51-186

[108]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78

[109]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64

[110]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65

[111]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61

[112]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57

[113]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54

[114] 傅斯年〈評〈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云:「我覺得你這篇文章與在古史辨上,頗犯一種毛病,即是凡事好為之找一實地的證據,而不大管傳說之越國遠行。如你談到洪水必找會稽可以有洪水之證,如談到緯書便想到當時人何以造此等等。其實世界上一些寓言(Parables),一些宇宙論(Cosmo logics)每每遠到數萬里。洪水之說,今見之於Genesis者,實由巴此倫來。其在巴此倫者由何來,今不可得而考。緯書上一些想像,及洪水九州等觀念,我們不可忘傳說走路之事也。漢陰陽家多齊人,而制歷者或有外國人,二百二十萬年及顓頊諸歷,焉知非中亞細亞流入者也?如必為一事找他的理性的、事實的根據,則每如刻舟求劍,舟已行矣,而劍不行,鑿矣。」傅斯年,〈評〈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古史辨》,2/14

[115] 王汎森教授做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說古史辨運動有如在倒洗澡盆時也把嬰兒倒掉了,而現在是將嬰兒從地上撿回來的時候了;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297

[116] 杜正勝教授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的〈導論──中國上古史研究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中提到:「從民國十五年顧頡剛先生出版古史辨第一冊至民國三十年古史辨第七冊下編集成,這十五年間中國上古史的園地幾乎可以說是疑古派的天下。」杜正勝(主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16

[117] 陸懋德〈評顧頡剛古史辨〉云:「原書中最有趣味之事,即為禹之有無的問題。顧君就此點與其友人劉掞藜胡堇人二君往返辯論,凡數萬言,可謂極詼詭之能事矣。余獨惜其至終未有結論,此皆因兩方面所根據之材料均不出故紙堆中之舊文字故也。夫禹為歷史前的(pre-historic)人物,自不待言,而諸君所據以為辯論之材料,如商頌、《論語》、《說文》,又皆東周以後之記載,豈能得其結果乎?蓋此問題終當付諸考古學家,用地下之發掘以作最後之結論也。」陸懋德,〈評顧頡剛古史辨〉,《古史辨》,2/375

[118] 陸懋德,〈評顧頡剛古史辨〉,《古史辨》,2/375

[119] 顧頡剛《古史辨》第2冊〈自序〉云:「我以為一種學問的完成,有待於長期的研究,決不能輕易便捷像民意測驗及學生的考試答案一樣。如果我隨便舉出幾句話作為我的結論,那麼,我就是偽史的造作家了,我如何可以辨別人所作的偽呢!」顧頡剛,《古史辨》,2/〈自序〉,3

[120]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1)《論語》上門人問孝的很多,舜既克諧以孝,何以孔子不舉他做例?(2)《論語》上說舜有臣五人,何以〈堯典〉上會有九人?〈堯典〉上既有九人,各司其事,不容偏廢,何以孔子單單截取了五人?(3)南宮适說禹稷躬耕而有天下,可見禹稷都是有天下的,為甚麼〈堯典〉上都是臣而非君?(4)孔子說舜無為而治,〈堯典〉上說他「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又說他『一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不相衝突嗎?這些問題都可以證明〈堯典〉出於《論語》之後。(我意,先有了禪讓的學說而後有〈堯典〉、〈皐陶謨〉出來,當作禪讓的實證,禪讓之說是儒家本了尊賢的主義鼓吹出來的)作《論語》時,對於堯舜的觀念還是空空洞洞,只推崇他們做兩個道德最高、功績最大的古王;作了〈堯典〉等篇,於是堯舜的文章都有實事可舉了。」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5

[121]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云:「我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大也(《山海經》的〈大荒東經〉作帝俊”)底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中國底歷史應該從禹說起。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的,大概洪水以前便全無歷史可稽了。」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古史辨》,1/67

[122]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云:「玄同先生相信有禹,是由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何以各教都有的傳說,卻又想來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呢?就二字的意義說:,高也,,大也,遂決定堯舜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但是我們知道高宗高祖太宗太祖都是高大的意思,難道遂可斷定歷來許多高宗高祖太宗太祖都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無其人嗎?……這種錯誤,皆是迷於《說文》的餘毒,而不知訴於邏輯,大前提早已錯了,怎能推論得合法呢?」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古史辨》,1/164-165

[123]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從戰國到西漢,偽史充分的創造,在堯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於是春秋初年號為最古的禹,到這時真是近之又近了。……黃帝之祀起於秦國,說不定黃帝即是黃龍地螾之類,經過了方士的鼓吹,於是黃帝立在堯舜之前了。自從許行一輩人擡出神農,於是神農又立在黃帝之前了。自從易繫辭擡出了庖犧氏,於是庖犧氏又立在神農之前了。自從李斯一輩人說『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於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犧氏之前了。自從世本出現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很像樣子的世系,於是沒有一個人不是黃帝的子孫了。自從春秋命歷序上說『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年』,於是天皇十二人各立一萬八千歲了。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轉了過來,於是盤古成了開天闢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時代愈後,知道的古史愈前,文籍愈無徵,知道的古史愈多。」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1/65

[124] 顧頡剛,〈啟事三則〉,《古史辨》,1/187-188

[125] 顧頡剛〈啟事三則〉說:「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二千餘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牠是假造的。但經過了二千餘年的編造,能夠成立一個系統,自然隨處也有牠的自衛的理由。現在我儘尋牠的罅漏,劉先生儘尋牠的自衛的理由,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遽得結論,但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至少可以指出一個公認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來,這是無疑的。」顧頡剛,〈啟事三則〉,《古史辨》,1/187

[126]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1/190

[127]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說:「[因為]我們不信盤古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人心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進一步,不能不否認神農黃帝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1/190

[128]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1/191

[129] 劉掞藜說自己對古史:「只採取察傳的態度,參之以清,驗之以理,斷之以證。」胡適則引崔述的話說:「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所謂度之以情實即度之以成見。」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1/194-196

[130]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1/192

[131] 柳詒徵(1879-1956)字翼謀,號劬堂、知非,江蘇省丹徒縣人。早年在繆荃孫任總纂的江楚編譯局工作,後隨繆荃孫至日本考察教育,接觸世界新思潮。回國後曾在江南高等學堂、兩江優級師範學堂任教習。19142月,應聘爲南京高等師範任教;1925年東南大學發生學潮後一度離去北上,先後執教於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和東北大學;1927年改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學;抗戰時期,先在浙江大學講學,後任中央大學歷史研究導師。抗戰勝利後任國史館編纂,1949年後執教於復旦大學。1948年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和顧頡剛五人當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任教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時,柳詒徵受聘爲國文、歷史教授,並曾任史地部和歷史部主任;東南大學時期,主講中國文化史和中國通史。著有《中國文化史》和《中國歷史要義》等;其他專著包括《東亞各國史》、《國學圖書館小史》、《中國版本概論》等;柳詒徵指導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學生組織成立史地研究會,先後出版《史地學報》、《史地雜誌》、《國風半月刊》等刊物;並和劉伯明、吳宓、梅光迪共同創辦《學衡》雜誌,形成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有關柳詒徵的生平,請參閱:柳詒徵,〈自傳與回憶〉,收入:柳曾符、柳佳(),《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8-21;柳詒徵,〈記早年事〉,收入:柳曾符、柳佳(),《劬堂學記》,21-41;柳定生(原編)、柳曾符、柳佳(改編、訂補),〈柳詒徵年譜簡編〉,收入:柳曾符、柳佳(),《劬堂學記》,346-372;孫永和,《柳詒徵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3-40。。

[132] 關於學衡派的研究,請參閱: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61-220

[133] 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原載:《史地學報》,3.1-2(南京,1924.4): 1-5;《古史辨》,1/217-222

[134] 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云:「顧研究古代文字雖亦考史之一涂術,要當以史為本,不可專信文字,轉舉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殺。……此有某君謂古無夏禹其人;諸書所言之禹皆屬子虛烏有。叩其所據,則以《說文》釋為蟲而不指為夏代先王,因疑禹為九鼎所圖之怪物,初非圓顱方趾之人。按《說文》固未釋禹為夏代先王。《說文》:「禹,蟲也。從@,象形。」然本書固數舉禹,如” “之說,皆指禹為人,非蟲也。……假使許君知禹非人,不當仍沿舊說。胡許君既知禹為蟲,復引禹之事實,初不自病矛盾;而千數百年讀《說文》者,從未致疑及此,而獨某君始具明限,發前人之所未發乎?……以《說文》證經考史,必先明《說文》之誼例。不明《說文》之誼例,刺取一語,輒肆論斷,雖曰勇於疑古,實屬疏於讀書。何則?《說文》者,解字之書,非為後世作人名字典也,故於字之形誼可解者不引古人作證。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古史辨》,1/218

[135] 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古史辨》,1/222

[136] 顧頡剛〈答柳翼謀先生〉云:「我們現在研究學問,自有二十世紀的學問界做我們的指導。至於許書和清儒著述,原只能供給我們以研究的材料,並不能供給我們以學問的準繩。就是要從文字研究古史,也應以甲骨文金文為正料,以《說文》等隨便湊集的書為副料。照柳先生的話,若是我們沒有許書和清儒著述,我們便沒有疑古的可能;若是我們不熟讀許書和潛心清儒著述,我們便沒有疑古的資格了。這等意思是否合理,不待贅言。至於我引《說文》,未能依了柳先生的例,這是無關重要的,因為許慎的書本就沒有例,我們現在所有的《說文》的例都是後來人替它尋出來的,與春秋家替春秋尋例一般。」顧頡剛,〈答柳翼謀先生〉,《古史辨》,1/227-228

[137] 顧頡剛,《古史辨》,2/〈自序〉,3

[138] 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古史辨》,1/231-243

[139] 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云:「清代經師治諸經治小學之法確有可取的,清儒著述確也有值得潛心的。但他們正因為缺乏勇於疑古的胆量,所以創獲未免太少了。正因為太熟讀許書,對於假字誤體不敢議疑古,所以承誤襲謬的解說又未免太多了。咱們正想改變那信而好古的態度,不料反有人來勸咱們做許老爹的忠奴,這種盛情只好璧還他們了。」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古史辨》,1/234

[140] 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云:「咱們現在……根本不相信孔子訂六經那件事,對於所謂也者,只認為是古代留下來的幾篇文學作品,幾本檔案黏存幾張禮節單子,幾首迷信籤詩,幾條斷爛朝報而已。……咱們既認為孔二先生並沒有寫過什麼勞什子的六經,則對於漢朝突然發現的壁中書本已不能相信;何況年代跟傳授處處露出作偽的馬腳來如康崔所云,文字又與商周的真古文差得最遠如羅王所云,尚有絲毫可信據之價值乎?《說文》中古文甚多,而這古文便是采自壁中書,則《說文》不是一部偽字舉要嗎」?偽字舉要自然也有它的用處,但決不能認作真的古字則毫無疑義也。」疑古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古史辨》,1/242-243

[141] 張蔭麟(1905-1942),廣東東莞人,號素癡。1929年清華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得文學碩士學位。留美期間,全心投入數理哲學的領域,修了不少關於數理邏輯的課程,為其史學研究奠定深厚的基礎。1934年任清華大學哲學、歷史兩系教授。抗戰爆發後,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浙江大學。19421024日在貴州遵義病逝,著有《中國史綱》(上古篇)等。1935年教育部委託張蔭麟主編高初中及小學歷史教科書,於是張蔭麟向清華大學請假,專心編寫。19413月,《中國史綱》第一輯由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出版;19414月,張蔭麟和張其昀等人發起刊行《時代與思想》月刊,6月成立時代與思想社81日《時代與思想》月刊創刊號在遵義出版。張蔭麟曾經計畫撰寫《歷史研究法》、《民國開國史長編》、《宋史新編》、《中國政治哲學史》等,惜均來不及動筆便病逝。已經脫稿的著作,只有《中國史綱》(上古篇)刊印,尚未刊印的有《通史原理》、《宋史論叢》兩種。其主要著作集為:張蔭麟,《張蔭麟先生文集》上、下(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張蔭麟生平資料,參考:張其昀,〈張蔭麟先生的史學〉,《張蔭麟先生文集》,上/5-11

[142]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72-288

[143]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說:「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某歷史觀念,貴能指出其時代中有與此歷史觀念相反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證之應用及其適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論。吾觀顧氏之論證法幾盡用默證,而什九皆違反其適用之限度。」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72

[144]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72-273

[145]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73

[146]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87

[147]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辨》,2/287

[148] 顧頡剛,《古史辨》,2/〈自序〉,3

[149] 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原載:《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15(北京,1926.01.20);《古史辨》,1/244-260

[150] 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古史辨》,1/258

[151] 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說:「我相信頡剛做學問絕不是愚迂好古的,也不是狂妄自斷的,他的方法並非怎樣荒謬的,與清代經師的治學並不有什麼逕庭的地方。清儒治學的方法是很科學的,直到最近大家都認識明瞭了;頡剛就是其中的一個認識者,並且是採納他們精神治學的一個人;不能了解清儒的治學方法和現代的治學態度,抑就難於啟齒議論這些地方。」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古史辨》,1/257-258

[152] 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說:「生當學術自由發展之世,若不能免除民賊專制時被壓迫的思想,反或受其拘執,信史何年何月可以實現啊!假使你想私淑清儒的治學方法,就該知道怎樣去辨偽,去正訛。」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古史辨》,1/259

[153] 林毓生教授以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儒學普遍王朝的崩潰,解釋五四時期的反儒學運動;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85, 89, 91-92;林毓生,《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78-89

[154] 美國漢學家施耐德即從走向民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XI, 121-152.

[155] 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說:「中國的歷史,真正的歷史,現在還沒有。所謂正史的確只是些史料。這些史料需要一番徹底澄清的整理,最要緊將歷來的烏煙瘴氣的舊心理治盡,找出新的歷史的系統。新歷史的系統是歷史敘述的主體要由統治階級改到普通的民眾社會,歷史的長度要依史料真實的年限決定,打破以宗法封建等制度中教皇兼族長的君主的朝代為起訖;歷史材料要把傳說、神話、記載、實物,……一切東西審慎考查,再依考查的結果,客觀的敘述出來。」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古史辨》,1/260

[156] 周予同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一文中,將現代中國史學分為四個派別:泥()古、疑古、考古與釋古;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杜維運、陳錦忠(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3/371-428;此處所引在374, 401;我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中說明,疑古派可稱之為載記考證學派文獻考證學派;考古派則是遺物考證學派出土文物考證學派;請參閱: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2-3

[157] 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二章〉,《古史辨》,1/264-267

[158] 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二章〉云:「至於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併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二章〉,《古史辨》,1/265

[159] 顧頡剛〈我的研究古史的計畫〉分為六個學程,計費21年:()談魏晉以前史書,()作春秋戰國秋漢經籍考,()依據考定的經籍時代與地域抽出史料排比,()研究古器物學,()將所得古史材料重新整理,著成專書;顧頡剛,〈我的研究古史的計畫〉,《古史辨》,1/211-217。顧頡剛於1922424日寫給王國維的信上說:「惟以拙於言辭不能自達其愛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問業,如蒙不棄,許附于子弟之列,剛之幸也。」1924422日寫給王國維的信上又表示:「擬俟生活稍循秩序,得為一業之專攻,從此追隨杖履,為始終受學之一人,未識先生許之否也。」但顧頡剛終未致力於考古學與甲骨文、金文之研究;轉引自: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90

[160] 王國維《定本觀堂集林》(臺北:世界書局,1983)456

[161] 李玄伯,〈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原載:《現代評論》,1.3(北京,1924.12.27);《古史辨》,1/268-270

[162] 李玄伯〈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說:「研究前人的往跡,所可藉的材料約分二種:曰,載記;曰,遺作品。第一類包括一切紙片的記載。近人研究古史的證據皆屬於這一類。古代載籍去今既遠,輾轉鈔刻,錯誤愈多。何況中間更有人偽造呢!在用史證以前,分別真偽是件不可免的要務。……載記既不能與我們一個圓滿的回答,我們只好去問第二種材料,古人直遺的作品。直遺的作品直接出自古人。古人所能看見的,除了缺破以外,我們仍能看見。所以他的價值遠非傳鈔錯誤、偽作亂真的載記所可此擬。現地中藏品,除為商賈盜發者外,大半皆未發掘。設以科學的方法嚴密的去發掘,所得的結果必能與古史上甚重大的材料。這種是聚訟多久也不能得到的。所以要想解決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李玄伯,〈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古史辨》,1/268-270

[163] 顧頡剛,〈答李伯玄先生〉,《古史辨》,1/271

[164] 丁文江,〈論禹治水說不可信書〉,《古史辨》,1/207-209

[165] 丁文江〈論禹治水說不可信書〉云:「去年同揚子江水道委員會的技師Palmer君等同赴萬縣,他對我說:『就是要用現代的技術來疏導長江都是不可能的。石器時代的禹如何能有這種能力?』」丁文江,〈論禹治水說不可信書〉,《古史辨》,1/208

[166] 顧頡剛,〈論禹治水故事書〉,《古史辨》,1/209-210

[167] 顧頡剛,〈論禹治水故事書〉,《古史辨》,1/209

[168] 顧頡剛,〈論禹治水故事書〉,《古史辨》,1/210

[169] 傅斯年,〈評〈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原載:《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1.2(廣州,1927.11.08);《古史辨》,2/10-14;所引在14

[170]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云:「假如有人間我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說: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史學便是史料學:這話是我們講這一課的中央題目。史料學便是比較方法之運用:這話是我們討論這一篇的主旨。」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2/5-6

[171]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4/253

[172]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傅斯年全集》,2/6

[173] 傅斯年,〈談兩件《努力週報》上的物事〉,原載:《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1.10(廣州,1928.1.3-23);《傅斯年全集》,4/454-479;又《古史辨》,2/288-301,《古史辨》為節錄。

[174] 傅斯年〈談兩件《努力週報》上的物事〉云:「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可是從你這發揮之後,大體之結構已備,就沒有什麼再多的根據物可找。前見晨報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謂古史之定奪要待後來之掘地。誠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論一個問題。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這只是中國初期文化史。若開於文籍的發覺,恐怕不能很多。……而你這一個題目,乃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一部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一個古史學的新大成。這是不能為後來的掘地所掩的,正因為不在一個題目之下。豈特這樣,你這古史論無賴於後來的掘地,而後來的掘地卻有待於你這古史論。」《傅斯年全集》,4/456-457;《古史辨》,2/288-301。劉起釪教授在《顧頡剛先生學述》中,在引述傅斯年對顧頡剛的贊語之後,加了一段案語:「胡、傅是顧先生最親近的師友,雖然後來分道揚鑣了,然在當時相與聲應氣求,所以給了這樣的盛譽。但顯然牽於私誼,有黨同阿好之處。」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中華書局,1986)138;顧頡剛與傅斯年的衝突約起於1928年,顧頡剛在一封給胡適的信上透露了這項信息,兩人發生衝突的部分原因,據顧頡剛信中所述,主要是有關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出版語言歷史所叢書,傅斯年主張出版研究性著作,顧頡剛認為民俗叢書亦當出版,兩人觀點頗有歧異;以及籌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顧頡剛的意見與傅斯年相左,而辭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常務籌備員;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152-155。本文不擬費心處理顧頡剛與傅斯年間的恩怨,這個問題可能需要更多材料佐證。

[175]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4/289-299

[176]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說:「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屬於文化方面,不比現代材料,多可注意人事方面,因為文化史,特別是古代史的著意點,不是單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東西去研究,固然有相當的結果,所得究竟有限,況其物的本身,間有可懷疑之處;所以應當注重整個的觀念。……古代歷史多不可靠,就是中國古史時期,多相信尚書左傳等書,但後來對於尚書左傳,亦發生懷疑,不可信處很多,於是不能不靠古物去推證。」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4/290-291

[177] 傅斯年,〈清梁玉繩著史記志疑〉,《傅斯年全集》,4/370

[178]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4/292

[179] 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說:「大凡新獲的直接記載,每不能很多的,而遺傳的記載,雖雜亂無章,數量卻不少。每每舊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點,則登時變成活的。即使史記殷本紀的世系本是死的,乃至山海經的王亥,天問的恆和季,不特是死的,並且如鬼,如無殷墟文字的出土,和海寧王君(案:指王國維)之發明,則敢去用這些材料的,是沒有清楚頭腦的人。然而一經安陽出土,王君之考釋,則史記由山海經及天問及其聯類的此一般材料,登時變活了。」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傅斯年全集》,3/225

[180]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傅斯年全集》,2/39

[181]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4/257-9

[182]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4/264

[183]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18-19

[184] 杜正勝,〈錢穆與二十紀中國古代史學〉,《新史學之路》,216-233

[185] 1.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史地學報》,3.1-2(南京,1924.06): 1-52.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史地學報》,3.1-2: 13-233.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史地學報》,3.1-2: 25-304.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1-2: 30-415.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1-2: 42-45

[186] 1.劉掞藜,〈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史地學報》,3.3 (南京,1924.10): 19-322.顧頡剛,〈討論古書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3: 32-433.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史地學報》,3.3: 43-46

[187] 1.劉掞藜,〈與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4 (南京,1924.12): 25-332. 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史地學報》,3.4-: 33-44

[188] 《大公報.文學副刊》的主編吳宓,亦為《學衡》雜誌的總編輯,乃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要將;請參閱: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61-220王泉根,〈吳宓先生年表〉,收入: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追憶吳宓》,480-520






◎彭明輝,〈古史辨運動及其反對者〉,政治大學、國文紀念館主辦,「第一屆近代中國思想與制度學術研討會」(臺北,2004.08.24),47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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