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4. 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以考據與經世為主軸的討論(1919-1945)


一、引論

        1840年代以降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是近、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在此前提下,考據與經世的交互為用,成為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轉折;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一方面承續了舊的傳統,另一方面則開啟新的契機。史學在時代的呼喚裡,不再是象牙塔裡的餖飣考據,而係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甚而為中國的未來找尋方向。

        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大抵具有下列三個主要的意義:

        ()考據與經世的互動:中國近、現代史學歷經了兩次考據與經世的互動,一次是嘉道之間的由考據到經世,一次是民國以後的由經世到考據;嘉道之間由考據到經世的驅力主要來自儒學內部,現代中國史學由經世到考據的過程,西方史學輸入是其中的關鍵。

        ()時代學風的影響:在傳統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盛世史學易有考據傾向,亂世史學則多經世宏論,明末清初即為一典型例證[1];嘉道以後史學之由考據到經世,也是相類似的情形[2]1920-1930年代再度由考據轉向經世,應該也可以由這個角度加以分析。

        其三,學術客觀與現實需求:經世是史學致用的具體表現,考據所追求者乃客觀之學術,在現實政治的需求下,學術客觀的追求較易遭遇困難。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以後,與傳統史學的樸學考據結合為新考據學派(史料學派),亦即所謂科學的史學,究其內涵殆追求客觀之學術精神,這方面可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代表;但當時代變局牽動史學動向時,客觀學術與現實政治之間的張力亦隨之增強,兩者間的界線乃糾結而難以釐清。

        本文透過柳詒徵的經世史學、傅斯年從考據到經世的轉折、雷海宗的文化週期說、錢穆的文化史觀、陳寅恪的古典今情,以及陳垣的宗教史研究,說明時代變局與民族主義史學興起之間的互動關係,以釐清現代中國史學在考據與經世間的發展取向。

二、時代變局與史學動向

        傳統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時代變局一直有著千絲萬纏的關係,盛世固有可能發展出成熟的學術,亂世若有偏安晏處,學術仍有可能藉以保存與發展[3]。值得探索的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光輝時期,特別是史學發展的高峰,正好是亂世的春秋戰國時代、魏晉南北朝與偏安之局的南宋。此三時期在傳統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均有其一定的地位與影響[4]。近代以來,中國面臨亙古未有之變局,造成史學發展的新動向,特別是西北史地之學,以及因應新局的世界史地,成為新的顯學,知識分子紛紛投入研究行列,甚至有謂當時的知識分子如不講求西北史地之學,即不足以躋身儒雅之林[5];這種時代變局與史學相互關連的情形,是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一個值得探索的現象。

        清學由考據到經世的因素固有多端,外患應為其最直接之觸媒;由於外患的紛至沓來,使得知識分子不再以訓詁為治學的終身職志,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思索時代變局中的因應之策,如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以及康有為的託古改制論,都可以說是時代變局下的產物[6];其間固有西力衝激的挑戰與回應,亦有傳統中國變法論的延伸;而在面對時代變局的因應之道中,經世史學的興起,乃係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傳統中國的學術分類,雖有經史子集之別,但學問之間的界線其實很難清楚畫分,史學與經學的關係尤其密切,深治史者鮮少有不通經的,其主要關鍵在於傳統中國史學中,建構上古史的重要材料本來就是從王陽明五經亦史到章學誠六經皆史,都點出了經和史的密切關係[7],而這種關係在傳統儒學中是無可取代的。清中葉乾嘉時期(1736-1820)據之學蔚為普遍風尚,經學家如惠棟、王念孫、孫星衍,皆不乏考據之作[8],主要原因就是經史未有明確的界線;而由考經到考史的過程,使清代學術形成回向原典的探本溯源,試圖通過整理經典文獻以恢復原始儒家的面貌;且因考據在經史之間逐漸形成專業的分途發展,使得清學漸具客觀學術的芻形[9],此乃胡適、傅斯年推崇清代學者具有科學精神之由來[10]

        清代學者由考據走向經世之途,時代變局的影響是其主要成因,一方面是清代學者的西北史地研究,另一方面則是西力衝激的影響。

        在討論有關西力衝激的理論時,固毋須認定其為惟一動力,但其影響是無庸置疑的。近年的相關研究,分析西力衝激對中國的影響,與1950-1970年代之間的研究論點略有所異[11]。在上述年代之相關研究,常將焦點集中於挑戰與回應之理論模式中,且將傳統與現代二者截然劃分;近年的研究則重新檢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延續性,譬如經世思想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即引起相當多的注意[12];因此,愈來愈多的研究傾向於重新檢視儒家傳統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使得經世思想在近代中國變局中的因應之道,愈來愈為為史學工作者所關心,如經世思想與變法,經世思想與新興事業,均受到學者的注意[13]。類此的研究方向,使得傳統與現代之間,不再存有難以逾越的鴻溝。

        1840年代以降的變局,使得中國知識分子重新思索民族命運及文化的未來方向,這種藉求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模式[14],雖然為傳統中國知識分子所慣用,但在其中卻也羼入了新的趨向,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即藉求地理知識之擴充,以喚醒國人的認知[15]。魏源、徐繼畬開啟了晚清知識分子研究世界地理的風氣,且因列強為刀俎、中國為魚肉之處境,刺激知識分子提出救亡圖存的各種方案,經世史學因而蔚為風潮,其中研究邊疆史地風氣的興起,尤為近代中國史學開闢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16];並且由內憂外患引發出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努力,使得經世思想得以蓬勃發展,也刺激了知識分子研究當代史的興趣[17]

        近代中國的經世史學到1910-1920年代之際,因受西方新方法論輸入中國的影響,使乾嘉考據的幽靈獲得借屍還魂的機會,形成現代中國史學的新考據學派。

三、考據的幽靈借屍還魂

        清代的考據學,在五四時期極受胡適、錢玄同、傅斯年等人的青睞;胡適認為清代學者治學的方法就是科學方法[18],而清代學者治學方法中最值得稱述的則為考據。這種考據的方法,在胡適來說,就是所謂亭林百詩之風,亦即有清三百年來的樸學,這方面的成績包括聲韻學,訓詁學,校勘學,考證學,金石學,史學等等,其中有幾位在樸學方面獻替厥偉的學者,如錢大昕、戴震、崔述、王念孫、王引之、嚴可均等人,胡適認為可以稱之為科學的學者[19]

        在其他的相關論著中,胡適也不斷呼籲科學方法的重要性,如在〈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中指出,「科學的方法,說起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20];類此的論點,雖難免過度簡化科學的意義,亦有流為科學主義的危險[21],但五四時期的所謂科學,便常以這種面貌出現。胡適對考據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差異,當然有所理解,如在討論乾嘉考據與科學的關係時,胡適即做了一些比較性的說明:

    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證學只能跟著材料走,雖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卻不能捏造材料。從文字的校勘以至歷史的考據,都只能尊重證據,卻不能創造證據。

    自然科學的材料便不限於搜求現成的材料,還可以創造新的證據。實驗的方法便是創造證據的方法。

    紙上的材料只能產生考據的方法,考據的方法只是被動的運用材料。自然科學的材料卻可以產生實驗的方法,實驗便不受現成材料的拘束,可以隨意創造不可得的情境,逼拶出新結果來[22]

在這裡可以看出,除了重視紙上的材料之外,胡適也重視科學的實驗方法;這種新瓶裝舊酒的方法論,可以說是實驗主義與乾嘉考據的結合,並因而形成新考據學派。新考據學派和乾嘉考據的不同之處,主要是在等待證據或自由產生材料的差別,胡適指出,材料的不同可以使方法本身發生很重要的變化,因為材料的性質,實驗的科學家毋須坐待證據的出現,也不僅僅是尋求證據,他可以根據假設的理論,造出種種條件,把證據逼出來,因此實驗的方法是一種可以自由產生材料的考證方法[23]。胡適在這裡將乾嘉考據與杜威實驗主義做了一個巧妙的結合,也為新考據學派建立了理論的基礎。

        此外,胡適在〈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中,曾對考據學的方法論,做了扼要的說明:

凡做考證的人,必須建立兩個駁斥自己的標準:第一要問,我提出的證人證物本身可靠嗎?這個證人有作證的資格嗎?這件證物本身沒有問題嗎?第二要問,我提出這個證據的目的是要證明本題的那一點?這個證據足夠證明那一點嗎[24]

此處的第一問,係審查證據的真實性,第二問是扣緊證據對本題的關連性,亦即史學方法論的內部考證外部考證[25]。這種考據方法加上杜威實驗主義,即胡適所提倡科學方法的主要內容。

        從另一方面來看,清代樸學考據對現代中國學術思想所發生的影響亦不容忽視,雖然在反儒學運動中曾出現打破傳統的激烈口號,但所使用的方法卻未脫離清學系統,這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現象;因為在檢討現代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時,小腳放大的痕跡相當明顯,甚至連主張建立科學史學的傅斯年所提倡者,仍不脫樸學考據的方法;在〈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中,傅斯年就對清學大加推崇,他說:

宋明的學問是主觀的,清代的學問是客觀的;宋明的學問是演繹的,清代的學問是歸納的;宋明的學問是悟的,清代的學問是證的;宋明的學問是理想的,清代的學問是經驗的;宋明的學問是獨斷的,清代的學問是懷疑的[26]

因此,傅斯年認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是科學的,雖然他也提醒必須注意西方的方法論,傅斯年指出:

清代的學問很有點科學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學的方法,不過西洋人曾經用在窺探自然界上,我們的先輩曾經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所研究的不同,雖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27]

傅斯年的論點和胡適有幾分若合符節,都是在傳統考據中加上西方科學的方法論,這種方式或可視之為考據的幽靈借屍還魂,得其神而遺其形,在這方面,以傅斯年所創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最具代表性[28]

        傅斯年原有意建立一純粹的學術研究機構,他本身的研究也大體符合其理論,但時代變局卻使其學術論著無法再堅持客觀學術的初衷;處於時代變局中的知識分子,在現實需要與學術客觀之間,不免有所偏倚,治學方法本於樸學的新考據學派,在面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其治學由考據轉向經世的歷程乃歷歷可數。

四、經世主題與民族主義史學

        探討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西力衝激與知識分子內省的自覺,是兩條不可分割的平行線;類似清季知識分子解決問題的方案亦層出不窮,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乃其中之一。

        1920-1930年代的中國史學工作者,如果能在安定的學術環境下從事研究工作,很可能新考據學派將有另一種發展,純粹的、客觀的學術傳統,也很可能據此建立;但紛至沓來的內憂外患,使得此一時期的史學工作者,陷入學術研究與時代動向之間的思考,在個人與社會的互動下,史學與時代共脈搏、同呼吸的現象不時出現。在這種情形下,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主客乃重新易位:考據的主題消退減弱,經世的主題不斷強化,形成經世主題與民族主義史學結合的特殊模式;其中以柳詒徵、傅斯年、雷海宗、錢穆、陳寅恪、陳垣等人較具代表性[29]

(一)從經世出發:柳詒徵的史學思想

        柳詒徵擎舉民族主義史學大旗最明顯的應屬《中國文化史》一書。此書最初於《學衡》第46(192510)起連載[30],其後於1948年發行單行本。由於《中國文化史》是有所為而作的,因而在取材上簡於戰爭,詳於文化,尤其重視全體民族的精神表現[31];此書雖名文化史,但亦及於一般史實,因而亦可視之為通史,惟其關注之焦點較傾向於中國歷史輝煌的一面[32];如在〈緒論〉中,柳詒徵即認為中國文化有幾個特色是世界其他國家所沒有的:

中國的幅員廣衾,世無其匹;世界雖有像大英帝國之類的大國,合五洲屬地,華離龐雜,但與中國的整齊聯屬,純然為一片土地者不同;1.種族複雜,今日的中國雖號稱五族共和,其實除了五族之外,還有苗猺獞蠻等種族;即使其中最大的族群──漢族,亦決非一單純種族,因為數千年來所吸納同化的異族極多,使得中國歷史上的各異族皆有通婚易姓,逐漸混入漢族者;2.歷史悠久,在世界開化較早的國家中,惟獨中國歷史最悠久,壽命最長;3.史籍豐富,世所未有[33]

柳詒徵之所以強調中國的特殊性,其用意在於希望能藉此恢復民族的自信心。

        如以五四時期的學術思想背景分析柳詒徵的論點,可能會得到一個矛盾的現象:在反儒學傳統的氛圍中,柳詒徵如何擎舉中國文化的大旗?

        相關研究向來視柳詒徵為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將,在反新文化運動中,他擎舉中國文化的大旗,反對惟西學是尚的新文化運動(或新文學運動),類此的解釋似乎言之成理;但如以學衡派亦引介西方文學與文化理論的角度加以審視,便很難以西化或保存中國文化來加以解釋[34]。因此,柳詒徵提出中國文化的特質,如能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加以分析,或許比較容易觸摸到事實的真象,而非表面上的傳統與西化之爭。

        處在五四時期的學術風氣下,反儒學傳統和民族主義是一個很難釐清的命題;如果反儒學傳統為真,那麼,民族主義如何在反儒學傳統中建立?如果民族主義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又為什麼會出現反儒學運動?關於此類問題之論爭,過去的研究極少扣緊主要論題,而停留於口號式之論辯。事實上,五四時期的學術思想本即存在矛盾之弔詭,以反儒學傳統為中心的討論,往往忽略了五四人物反儒學之終極目的是為了中國的富強,他們之所以反儒學傳統,是因為在認知上判定儒學傳統為阻礙中國進步的罪魁禍首,所以希望藉由向西學取經的方式,根本解決中國的積弱問題;從此一角度審視五四時期的中西之爭,當會發現在反儒學傳統與民族主義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纏的關係,五四人物植基於中國傳統又向西學取經的過程,便可以在此找到合理的落腳處[35]

        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所揭櫫的中國歷史特質,或許可以為其經世史學做一強而有力的注腳,這種強調中國歷史特質以喚醒民族魂的論點,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屢屢而有,雷海宗、錢穆、陳垣等人,均採取相類似的模式。

        如果說1919年的巴黎和會催生了五四運動,在面對更直接威脅中國生存的九.一八事變時,知識分子的學術救國運動更是漪歟乎盛哉。

        1931九.一八事變激起知識分子的學術救國熱潮,其中以傅斯年等人聯合執筆的《東北史綱》最具代表性;及至對日抗戰期間,民族主義史學的呼聲尤相續不絕。

(二)《東北史綱》:傅斯年從考據到經世的轉折

        中國學術界研究東北史地的熱潮,是在1931九.一八事變以後興起的;當日本侵略野心日益高張之時,御用學者的東洋學研究,亦成為軍國主義的護身符;一面利用東洋學建立侵略的理論基礎,一面對中國進行各種調查[36],以為軍事行動的參考,特別是《滿鐵調查報告》對中國各地物產、地形的調查記錄,使得中國學術界無法再保持沈默。

        日本學者的東洋學理論,主要是指陳東北並非中國領土[37];中國學術界面對這類似是而非的解釋,乃責無旁貸地挺身而出。

        處於時代變局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思考救國的途徑,首先想到的是創辦刊物,喚醒民族意識,呼籲團結救國;部分北方學者如胡適、丁文江與蔣廷黻等人乃創辦《獨立評論》,討論涉日事務[38];一部分知識分子則從歷史著手,倡議編輯一部中國通史;其後此部通史雖未編成,《東北史綱》的編撰卻可視為此一動機下之產物[39]

        《東北史綱》所擬篇目共計5卷,卷目和執筆者分別是:1.傅斯年,古代之東北;2.方壯猷,隋至元末之東北;3.徐中舒,明清之東北;4.蕭一山,清代東北之官制及移民;5.蔣廷黻,東北之外交[40]。就《東北史綱》的執筆者和卷目來看,可謂為一時之選,也是中國學術界第一次有計劃地研究東北歷史。此書於1931九.一八事變後進行撰寫,以駁斥日本學者矢野仁一、白鳥庫吉等人的滿蒙非支那論[41]

        《東北史綱》本擬於1932年底以前出版,以民族文化尋根的方式,證明東北夙為中國所有;但這本顯現中國學術界合作的東北史著作並未完成,僅傅斯年執筆的《東北史綱》卷一《古代之東北》於193210月出[42];蔣廷黻執筆的《東北之外交》僅完成順治到咸豐時期,以《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從順治到咸豐)》之名單獨發表[43]

        傅斯年的《東北史綱》旨在根據歷史事實說明東北為中國所有,以駁斥日本學者的滿蒙非支那論,因此在該書的一開頭就對《東北史綱》用東北不用滿洲的理由有所說明,傅斯年說:

日本及西洋人之圖籍中、稱東三省曰滿洲、此一錯誤、至為淺顯、而致此錯誤之用心則至深。滿洲一詞、本非地名、〈滿洲源流考〉辯之已詳。又非政治區域名、從來未有以滿洲名政治區域者。此一地段、清初為奉天寧古塔兩將軍轄境、而奉天府尹轄州縣民政、與山海關內之府廳州縣制無別。康熙以來曰盛京省、清末曰東三省、分設督撫。有清二百餘年中、官書私記,均未嘗以滿洲名此區域也。此名詞之通行、本憑藉侵略中國以造勢力範圍之風氣而起、其南滿北滿東蒙等名詞,尤為專圖侵略或瓜分中國而造之名詞,毫無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根據。自清末來、中國人習而不察、亦有用於漢文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本編用中國東北一名詞以括此三省之區域、簡稱之曰東北、從其實也[44]

從這段文字來看,傅斯年此書之企圖乃係以歷史事實證明東北的歸屬問題;接著他又對〈滿洲源流考〉進行史料之考辨,爰引《清太祖實錄》、《元史•一統志》、《明實錄》、唐晏《渤海國志》等材料,說明「滿洲為建州之訛音,決不能建州為滿洲之誤字」[45],並舉五事證明滿洲為建州之亥豕魯魚[46];傅斯年之所以一再為東北之名進行學術考辨,主要目的無非是為了證明其為中國所有,特別是為對付日本學者及軍方的大陸政策滿蒙生命線之說,先從源頭上解決東北不稱滿洲的問題,進一步則指責日本學者的立論無所本。因此,傅斯年乃從文化、神話學、民族學、語言學的角度,分析東北實為中國之地。在《東北史綱》的〈引語〉中,傅斯年反覆說明他寫此書的兩個動機:

        1.教育國人的東北史地知識: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欲求訴之於公道及世界公論,但當時中國人對東北的知識仍相當缺乏,每每不知其底蘊,不但斯文寡陋,且關係到國家大事;因此,雖然知道東北史事對現局關係遠不如經濟政治之什一,惟學史者面對蜩螗國是,但求盡其所能,因而有《東北史綱》之作[47]

        2.駁斥日本學者的滿蒙論: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矢野仁一、中山久次郎和箭內亙等人提出所謂滿蒙生命線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等說法;傅斯年認為這些說法本是指鹿為馬之言,不值一辨,但因為日本竟以此為侵略東北的理由,因而不得不辨,傅斯年乃從法律與民族自決的角度加以論析,並參以東北歷史的文化淵源,認為就東北二、三千年的歷史看,東北為中國領土,與江蘇或福建之為中國領土,殊無二致[48]

        由於傅斯年的《東北史綱》是一集體研究計劃,在關注的焦點及年代斷限上均有所限制,傅斯年所執筆的部分是古代之東北,其斷限為從遠古到魏晉南北朝,隋以後的部分由方壯猷執筆。

        在古代東北的部分,傅斯年頗能引述新的考古學報告為材料,大抵符合其史學科學化的呼籲,如他引述安特生、步達生等人的成果,以證明東北與中國的淵源,並參以古生物學、語言學、神話學、人種學、地理學等輔助學科,說明東北在遠古即與中國為一體,傅斯年認為這是近代科學成果,提供歷史研究的證據[49];此外,因為當時日本學者有關東北史地的考察與研究論著甚多,傅斯年亦對其中可信的研究成果加以引用[50]

        傅斯年的《東北史綱》由於寫作時間倉促,材料蒐集並不齊全,疏陋之處在所難免。事實上,傅斯年雖為新考據學派(史料學派)的奠基者,但在檢驗其史學著作時,仍發現不免有理論和實際不合拍的例證[51],在《東北史綱》中,類似的情形亦甚明顯,特別因為此書本係為了駁斥日本學者的理論而作,在學術客觀與呼應現實之間所遭遇的困難,無形中也較他的其他史學著作要多,關於這一點,傅斯年本身亦有深切瞭解,因而頗思重加修訂,惟終未如願[52]

        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基本上是一本尋根之作,即透過歷史尋根的方式,證明東北早為中國所有;但由於他寫作的動機起於現實之需要,因而書中行文所透露的民族感情與時代關懷,與其平日史學論著的謹守學術分際略有出入。而面對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知識分子在學術客觀與現實之間的張力本不易排除,即或提倡史學科學化的傅斯年亦不可免;但在《東北史綱》中,傅斯年仍企圖本其一貫的治學方法:以樸學考據為本,加上語言學、民族學和考古學的綜合運用,為其史學科學化示例,雖然距離真正的學術客觀稍遠,似亦毋須苛求[53]

        對日抗戰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又一次外患危機,在面對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史學工作者的民族主義呼聲乃甚囂塵上;在這方面可以雷海宗、錢穆、陳寅恪與陳垣為代表。

(三)文化週期論:雷海宗的期許

        雷海宗在《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中,以文化再生的觀點,論析中國文化的未來。

        在〈總論──傳統文化評價〉中,雷海宗開宗明義提到此書的寫作,係為了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長處與短處,特別是了解中國文化的短處,對創造文化的新生尤有其必要性,而在他看來,抗戰對中國而言,正是一個新的生機[54]

        《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書中,最常引起討論的一篇文章可能是〈中國文化的兩週〉,此文原名〈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雷海宗於文中將中國歷史分為兩個大的週期,第一週期指由上古到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的淝水之戰(1300 B.C.-383 A.D.),此時期大致是華夏民族創造文化的時期,外來的血統與文化沒有重要的地位,雷海宗稱之為古典的中國。第二週期則由淝水之戰到雷海宗寫作此書的當時,即對日抗戰之際(383-1937),此時期是北方各種胡族屢次入侵,印度佛教亦深刻影響中國文化的時期,無論在血統上或文化上,都起了重大的變化,雷海宗認為第二週的中國已非當初純華夏的古典中國,而是胡漢同化的新中國,一個綜合的中國[55]

        雷海宗之所以提出中國文化的兩週,旨在說明世界史上的古文明,鮮少有能夠開創第二春者,中國是一獨特的例證;但近代中國自鴉片戰爭以降,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下,造成了傳統政治文化的總崩潰。雷海宗認為近代以來中國民族文化的衰微已經非常明顯,政治社會方面不見有絲毫復興的希望,精神方面也缺少新的衝動,中國文化的第二週已經到了結束的時候。而在第二週文化即將結束之時,其結束的方式如何?何時結束?諸種問題尚未有明確的答案[56]

        更重要的是:中國是否有開創第三週期文化的希望?在雷海宗心目中固存有第三週文化的期許。因為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最大的不同點是「中國曾經返老還童,而別的文化一番衰老後就死去」[57];此外,雷海宗並認為中國所創造的第二週文化其實就是南方發展史,在這方面他的論點和錢穆在《國史大綱》中的看法是一致的[58]。因而雷海宗在〈此次抗戰在歷史上的地位〉中,一再提及全國抗戰的重心是在南方,而全國軍民之所以英勇作戰,乃係休養生息了兩千年的元氣,至此拿出與亙古未有的外患相抗,雷海宗說:

中國雖然古老,元氣並未消耗,大部國民的智力與魄力仍可與正在盛期的歐美相比,仍有練成近代化的勁旅的可能。二千年來養成的元氣,今日全部拿出,作為民族文化保衛戰的力量,此次抗戰的英勇,大半在此[59]

就雷海宗觀點來看,基本上他相信抗戰一定會獲得勝利,並且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生機,其論點大有危機就是轉機之意味,而此轉機正是開創第三週文化的最佳時刻[60];雖然雷海宗的論點在事後證明不一定為真,其歷史分期亦引起諸多討論,但在對日抗戰前後,他立足於民族主義史學的觀點,卻是值得重視的。

(四)民族文化史觀:錢穆的《國史大綱》

        錢穆的《國史大綱》,是通史著作中較具文化史觀色彩者,他在〈引論中〉舉出中國史學的三個特點: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二曰紀傳,三曰紀事本末。其他不勝備舉。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複。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61]

錢穆在這裡所說的悠久、無間斷、詳密三個特點,與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所說的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論述基調幾如出一轍。錢穆的《國史大綱.引論》寫於19391月,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緒論》發表於《學衡》第46(192510),二者相差13年餘,但兩人希冀藉闡明中國歷史特色以喚醒民族魂的用心可謂殊途而同歸。雖然在治學取向上,錢穆近於考據[62],柳詒徵近於經世[63],但在面對中國的內憂外患時,民族主義的呼聲乃高於一切。

        錢穆的《國史大綱》自出版後即佳評如潮,歷50年而不衰,在臺灣的歷史系學生幾都讀過此書[64];而以通史型態出現的《國史大綱》,仍維持其文化史觀的本質。因此,錢穆的《國史大綱》在史實敘述與論證上主要立足於思想文化層面,其民族主義史觀亦在書中表露無遺。在這裡可以看出錢穆的《國史大綱》其實是有所為而作的,譬如他對國史的看法即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加以觀照[65];錢穆自述其寫作的動機,在積極方面希望求出民族永久的生命之泉,消極上最少也希望能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以便對癥下藥。至於中國的未來應如何開創,錢穆認為政治的清明是關鍵所在,且進一步以思想文化為討論的中心[66]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敘述歷史演變的伏流,自非為歷史而歷史,而係將歷史的伏流自過去滲入當代,既是昔日改革的動力,也是未來發展的動力。所以表面上看起來,錢穆的史學研究似乎集中於學術思想的考辨,實際上則是他藉思想文化為解決問題的方式;且因錢穆對當時政治的關懷,涉及1920-1930年代間部分知識分子要求參政,不願國家分裂,以及他個人反對自下而上的工農革命等信念,因而他一面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與執政,一面又對代議政治沒有信心,所以當他在《國史大綱》透露出贊成訓政的訊息,而且憧憬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訓政制度及人治傾向時,便沒有什麼好覺得訝異了[67]

        由錢穆的例子,可以瞭解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是透過怎樣的思想模式建構而成;事實上,1920-193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一直處在兩難的困境中,一面是擁抱或拋棄傳統,另一面為是否向西學取經。所以,此一時期的史學發展,便常環繞於傳統的尋根與前瞻未來間打轉,在回顧昔日輝煌歷史的同時,也前瞻中國未來的願景。

        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雖然在歧路多荊中匍伏前行,但史學工作者在面對外患凌逼時所顯現的民族主義史學,卻是有志一同。柳詒徵的經世史學,傅斯年由考據走向經世,雷海宗的文化週期論,錢穆的文化史觀,都可從此一角度加以理解;即或一生寄身學院、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南北二陳:陳寅恪與陳垣,在面對時代變局時,亦顯現了濃厚的民族主義情懷。

(五)內政與外患盛衰之連環性:陳寅恪的古典今情

        陳寅恪早年遊學歐美各著名大學,1926年回國任教於清華國學院,在這段期間,他醉心學術研究,從未參預政治活動,對社會文化問題也極少表示意見;但據其友人李璜所述,陳寅恪絕非躲在象牙塔中的學者,而係對國家社會的發展多有關切[68]

        1931年清華改制為大學,陳寅恪對當時的學術狀況做了語重心長的批評和建議,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中,他提到中國學術之未能獨立,非但自然科學和西洋學術依賴外國,即使本國政治、社會、經濟之情況,亦「莫不乞靈於外人之調查統計,幾無以為討論之資」[69]。至於本國文史之學,表面上看似可獨立,細深究之,其實不然,陳寅恪說:

……本國史學文學思想藝術史等,疑若可以幾於獨立者,察其實際,亦復不然。近年中國古代及近代史料發現雖多,而具有統系與不涉附會之整理,猶待今後之努力。……東洲鄰國以三十年來學術銳進之故,其關於吾國歷史之著作,非復國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朴、錢受之有一共同觀念,即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今日國雖倖存,而國史己失其正統,若起先民於地下,其感慨如何[70]

陳寅恪對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成績,非中國學術界所能望其項背極為憂心,因為他將學術的振興和獨立,當作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來加以看待[71],所以他希望全國矚望的清華,能首先擔負起民族精神所寄的學術文化獨立之職責。

        1931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占東北,知識分子的感時憂世之情與日俱增,陳寅恪寫了一首〈和陶然亭壁間女子題句〉以賦其事:

故國遙山入夢青,江關客感到江亭。

不須更寫丁香句,轉怕流鶯隔世聽。

鍾阜徒聞蔣骨青,也無人對泣新亭。

南朝舊史皆平話,說與趙家莊裡聽[72]

此詩所悲者乃連新亭對泣都不如的時人,透露出陳寅恪心中對民族淪亡的深沈悲痛。

        一般認為,自史中求史識乃陳寅恪治學的一大關鍵[73]。由於他早年精治多種東方古文字,並曾利用這些文字來考證中亞史地;中年以後,其研究興趣轉向中國文史的領域。因此,其一生治學的重心始終都在中國中古史,陳寅恪嘗自謂平生為不今不古之學,指的就是此一研究領[74]

        雖然陳寅恪所研究的範圍主要是中國中古史,但他在研究的過程中,往往通過嚴格精密的考據工作,再進一步分析中國史上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並儘量從其中獲得關於當前處境的啟示,因此在其論著中常常有意無意間發出通識古今的感慨[75]

        對日抗戰前後及戰爭期間,陳寅恪所發表的專著和單篇論文,表面上幾乎全是純學術性的考據之作,與現實人生似乎毫無關涉。但深一層看,陳寅恪一生的學術工作可說和現實有著密切的關連,他自稱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76],其實他所關切的是中國文化在現代世界中如何轉化的問題。所不同的是,他祇是默默地研究中古以降漢民族與異族之關係,以及外國文化(如佛教)傳入中國後所產生的影響,希望從其中獲得歷史的教訓[77]

        19361212西安事變發生,陳寅恪於次年7月出版的《清華學報》123期發表了〈論李懷光之叛〉,在這篇文章中,他表面上寫的似乎是唐代史事,其實卻是古今互證的,陳寅恪在分析李懷光之叛時說:

唐代朱沘之亂,李懷光以赴難之功臣,忽變為通賊之叛將,自來論者每歸咎於盧杞阻懷光之入覲,遂啟其疑怨,有以致之,是固然矣。而於神策軍與朔方軍糧賜之不均一事,則未甚注意[78]

因此,陳寅恪認為中央對神策軍與朔方軍的糧賜不均,很可能是李懷光所部對中央不滿的重要因素,在列舉相關史料以證其事之後,陳寅恪感慨地說:

夫李晟所統之神策軍者,當時中央政府直轄之禁軍也,李懷光所統之朔方軍者,別一系統之軍隊也,兩者稟賜之額既相差若此,復同駐咸陽一隅之地,同戰朱沘一黨人,而望別一系統之軍隊其士卒以是而不平,其將領不因之而變叛,豈不難哉!豈不難哉[79]

實上,陳寅恪寫此文時,心中或亦別有懷抱,李懷光在唐代的地位、處境、以及叛變經過,似與西安事變前後的張學良若合符節。稽諸史實,當時東北軍的處境確有躑躅為難之隱痛,九.一八事變入關的東北軍,在思鄉情切、關餉又不若中央軍的情況下,對政府自有所不滿,除了要求槍口一致對外的大題目外,自覺在待遇方面受到歧視,可能也是發動事變的重要因素。據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所述,他之所以決意舉行兵諫,亦曾受到一些所謂惡緣刺激,其中包括為東北軍「請求撫卹、補給,皆無結果」等等[80];陳寅恪當日或未必深知西安事變的詳細情形,但他將張學良比擬為李懷光,確有其獨到之見。

        而當1941年對日抗戰進入焦灼狀態時,陳寅恪寫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其中第三章為〈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用以闡明外族侵略的後果,可能導致朝代之衰亡。因此,他在書中表明「本篇於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國勝利之本末,必特為標出之,以期近真實而供鑑誡[],兼見其有以異乎誇誣之宣傳文字也」[81]。由此可見鑑戒乃此書命意之所在,因此在歸結唐代的覆亡時,陳寅恪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東南財富區的遭受破壞[82];而他深刻的觀察力和對歷史的敏感性,或許已使他感受到日本的侵略必將引發中國之內憂[83]

        時局的變化,對陳寅恪的史學研究當亦有所影響,他由多識語言以為考證之用,漸而顧及經世層面的轉折,或即與此有關;其考古以證今治史途徑,或許也可以在民族主義史學找到落腳處,關於此點他曾有過一番自白:

寅恪僑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戰,扶疾入國,歸正首丘……回憶前在絕島,蒼黃逃死之際,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抱持誦讀。其汴圍困屈降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迴環,國論是非之紛錯,殆極世態詭變之至奇。然其中頗復有不甚可解者,乃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以相印證,則忽豁然心通意會。平生讀史凡四十年,從無似此親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飢餓之苦,遂亦置諸度量外矣[84]

從這段話來看,陳寅恪治學明顯受到時代變局的影嚮,他之所以由考證走向典章制度之研究,其實是有所為而發的。陳垣的弟子牟潤孫在討論陳寅恪中年後治學方向的改變,即歸於九.一八事變後外患的日益加劇,使他不再專治考據,而討論大的問題[85]

        就以上分析,陳寅恪雖以史料見長,他的考據功力在當時史學工作者中可謂首屈一指,特別是他通曉多種語言文字,對中國中古時期的邊疆文化,可以進行多語文版本的校勘考據。但九.一八事變以後,陳寅恪在考據之外,對時事的多所縈懷,形成其融合古事今情的論述方式,因而在考古以證今的治史途徑中,別有洞見。

        關於這一點,陳寅恪在〈讀哀江南賦〉中曾說「古典述今事,古事今情,雖然不同物。若是異中求同,同中求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86],這種融會異同的表現方法,不僅在其詩作中時有流露,更明顯表現於其學術著作中。

        此外,在陳寅恪的學術著作中,亦隱然有學術思想變遷影嚮世局轉移的線索,在〈突厥通考序〉中,陳寅恪說:「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禦遏」[87]。這或許也可以解釋何以抗戰前後陳寅恪的著作會以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史為主,其意圖以古典述今事,並希冀藉典章制度鑑戒後人的用心昭然可見。而在對日抗戰前後及戰爭期間,其著作亦充滿史學工作者對時代憂患的強烈感受[88],民族主義史學殆由此而興。

(六)外患壓力下的史學:陳垣的宗教史研究

        與陳寅恪合稱南北二陳的陳垣,在對日抗戰期間留居北平,在此前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時局的動盪不安,都使他在研究方向上有所調整。

        陳垣以治校勘學而在中國現代史學上卓然成家,他的學術研究無論是考史或攻治其他歷史輔助學科,自始至終多倚賴中國傳統治學方法,且其治學概念亦極少得自西學的啟蒙或刺激[89]。即或在元史、宗教史研究中,所用外語文獻亦均為漢文譯本,這方面與陳寅恪的廣采多國語言,恰好成一截然不同的對比。

        1931九.一八事變初期,知識分子的反應極為強烈,於是組織各類抗日救國團體,發表宣言通電,舉行遊行請願,要求政府宣戰,形成一股洶湧澎湃的抗日救國浪潮[90]。同時也有一批以胡適為首的知識分子,在事變初起時主張勿擴大事端,應儘快透過外交談判解決紛爭,陳垣在事變之初是主張和談的。對日抗戰爆發,陳垣雖未隨政府遷往西南,但他在淪陷區無論講學或研究都以表彰民族志節為職志,在其著作及學生的回憶中均清晰可見。陳垣在大學裡講授顧炎武《日知錄》、全祖望《鮚埼亭集》,激勵學生的愛國情操,同時其史學論著也顯然有寓現實於史事的取向。對日抗戰期間,陳垣寫成《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等著作,最後以《通鑑胡注表微》做結束。

        陳寅恪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說:「中國乙部之中,幾無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實自近歲新會陳援庵先生之著述始」[91]。這一論斷雖不無爭議,但陳垣的著述以宗教史為主,卻是無何疑義的。值得注意的是,陳垣的宗教史著作,通常只言教會、僧侶和信徒的生活史實,而不以宗教信仰為著眼點,更不以弘道傳教為主旨;且其宗教論著相當重視政治、宗教與文化間的互動關係。陳垣本人曾說:「宗教與政治,本分兩途。然有時因傳教之便利,及傳教士國籍之關係,不得不與政治為緣;於是宗教之盛衰,每隨其所信奉之民族為消息」[92]

        《明季滇黔佛教考》出版於1940年,是一本寓意深遠之著,陳垣在〈識語〉中說「明季中原淪陷,滇黔猶保冠帶之俗,避地者樂於去邠居岐,故佛教益形熱鬧」[93]。陳寅恪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也對陳垣治佛教史的用心有所闡發,他說:

明末永曆之世,滇黔實當日之畿輔,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傾危擾攘之際,以邊徼一隅之地,猶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蓋由於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學人端士,相率逃於禪,以全其志節,今日追述當時政治之變遷,以考其人之出處本末,雖曰宗教史,未嘗不可以政治史讀也[94]

如將陳垣的識語與陳寅恪的序文同觀,並將抗戰時期政府避居西南一隅的情勢做一對照,其所指涉的事物已呼之欲出。

        繼《明季滇黔佛教考》之後,1941年《清初僧諍記》出版,陳垣在此書中貶刺逢迎新朝的遺民僧,實則是暗諷平津地區的親日派[95]。因此,陳垣在治宗教史時,他心中所時時縈懷的,乃是民族文化的存亡絕續。

        19431124日陳垣致函當時在武漢大學的方豪,信中提及因遭逢國仇家難,因而研究取向為之一變,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

至於史學,此間風氣亦變。從前專重考證,服膺嘉定錢氏;事變後,頗趨重實用,推尊崑山顧氏;近又進一步,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故前兩年講《日知錄》,今年講《鮚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習,不徒為精密之考證而已。此蓋時勢為之,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也[96]

陳垣在史學研究上一向重視考據,其著作亦大都與考據校勘有關,惟在此信中則略可看出因身處淪陷區,在研究講學上已不滿於只重考據,而進一步要在考據的基礎上表明其個人觀點。

        繼《清初僧諍記》後,陳垣於1941年發表了《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其民族主義史學的觀點,與〈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是前後相續的[97];陳垣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時,對日抗戰已進入第四年,華北地區為日軍占領,教授學者大抵四處流竄,惟有一部分人甘為日本所役使,情況與北宋末靖康之亂頗多類似之處;陳垣當時在輔仁大學任教實亦是聚徒訓眾殆以新教祖自況,而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之宗旨,亦昭然若揭[98]

        以上所述宗教三書,其實都有借古喻今,所謂「言道、言僧、言考據,皆托詞」,乃係「就崇尚民族氣節的主題而言」[99];他之所以閉門著述,聚徒訓眾,主要乃因民族意識發乎於中、形之於文;在這方面,於《通鑑胡注表微》有更進一步地發揮[100]。《通鑑胡注表微》於19457月寫成,亦即對日抗戰結束的前一個月;1957年此書重印時陳垣說:

我寫《胡注表微》的時候,正當敵人統治著北京。人民在極端黑暗中過活。漢奸更依阿苟容,助紂為虐。……閱讀胡注體會了他當日的心情,慨歎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淚。因此決心對胡三省的生平、處境,以及他為甚麼注《通鑑》和用什麼方法來表達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時間寫成《通鑑胡注表微》二十篇[101]

這是陳垣將國仇家變寄情史學的自況,亦可說明在面對外患侵略時,史學工作者如何在論著中寄託民族主義思想,而傳統中國史學的史以致用念,亦在陳垣的著作中時時顯現;在前引陳垣〈致方豪〉信函中的一段話,頗能概括他個人治史與世變的密切關聯:

九一八以後,世變日亟,乃改授顧氏《日知錄》,注意事功,以為經世之學在是矣。北京淪陷後,北方士氣萎靡,乃講全謝山之學以振之。謝山排斥降人,激發故國思想。所有《輯復》、《佛考》、《諍記》、《道考》、《表微》,皆此時作品,以為報國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數十萬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據,皆托詞,其實斥漢奸、斥日寇,責當局耳[102]

陳垣在對日抗戰前後及戰爭期間的史學論著,略可為史學工作者在時代變局中,學術研究與時代互動之一例證。

        由陳寅恪與陳垣的例證,或可略窺在時代變局中,民族主義史學興起的因素。以陳寅恪而言,他早年的研究注重中外交通和國際關係,反映出他對中西文化和列強侵略中國的關切;中年撰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則從國際關係逐漸轉向中國內部問題,包括政治制度、黨派糾紛、社會階級的分野、權力的轉移等等,國際關係已退居較次要的地位[103],而提出內政與外患盛衰的連環性,則是陳寅恪以古典述今事之典範;陳垣在九.一八事變後的史學著作亦充滿了經世的意圖,以史論史著來正人心、挽風俗,亦為民族主義史學添一注腳。

五、結論

        時代變局對史學研究的影響固非風雲忽起,而是點點滴滴積累而成,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可以說是自1840年以降知識分子自覺的總驗收。雖然在考察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時,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客體,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事實上,史學工作者在面對中國所遭受的內憂外患時,大體並未偏離他們原有的研究領域,或在治學方法上有所改變,僅係在他們原有的領域與研究論著中,體現出對時代的關懷,以古典今事的方式比擬而論。這種在論著中寄託時代感懷之寓意,形成極特殊的民族主義史學發展模式。

        由上述分析,可以瞭解民族主義史學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並非改變史學工作者研究的領域,而是在個人的本來研究領域中,寄寓與民族憂戚與共的觀照。此類史學研究方式是極為特殊的,因為在外患侵略變本加厲,國家民族面臨立即而明顯的危險時,中國知識分子所採取的並非親身投入戰場,而是以間接的學術研究方式喚醒民族魂。

        當國家民族面臨立即而明顯的威脅時,知識分子是否必須親身投入戰場,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在面臨國家民族絕續存亡之秋,知識分子選擇的救亡圖存方式本即有多種可能,以思想文化喚醒民族魂的間接方式,是當時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選擇的途徑。雖然在面臨類似情境時,個人的選擇可能有所不同,譬如法國年鑑學派創始人之一的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德國納粹入侵法國而加入地下反抗組織,且因失事被補,最後死在納粹集中營[104]。因此,知識分子選擇以學術報國的間接方式,未始不是當時個人去留出處的一種選擇。雖然在對日抗戰前後及戰爭期間,亦有類似胡適、蔣廷黻等學人從政的例子[105],但整體而言,中國現代史上的知識分子,在救亡圖存之路上,大部分仍選擇以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方式。在史學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民族主義史學之興起,以今事印證古典的方式喚醒民族魂,冀期於歷史中找出可能的解決之道;因此,在民族主義史學興起的過程中,時代變局與學術研究的關連性,是其中的重要關鍵。

        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在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反覆交錯地出現,以學術與世變的角度加以分析,盛世史學大抵以考據為中心,亂世則傾向於經世致用;嘉道間(1796-1840)史學的轉折,即為一典型之範例;而現代中國史學之由經世到考據,主要是受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影響,使樸學考據的幽靈得以借屍還魂[106]。但當時代揮舞變奏的節拍,樸學考據又再度轉向經世的主題,這種雙主題交替出現的情形,可以說是現代中國史學的一個特色。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可以說是自1840年代以降知識分子自覺運動之結晶。雖然在分析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時,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客體,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大部分史學工作者在面對中國所遭受的內憂外患時,大體並未偏離他們原有的研究領域,或在治學方法上有什麼改變,惟在其原有研究領域與論著中體現對時代的關懷;本文分析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以柳詒徵、傅斯年、雷海宗、錢穆、陳寅恪與陳垣等人的史學研究為例,說明民族主義史學興起的時代意義。

        本文以考據與經世為軸,分析1919-1945年間民族主義史學的形成與演變,其民族主義基調的強弱,與時代變局恰成正比:時局動盪愈劇烈,民族主義的強度愈大,經世的主題也愈受到重視;而在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中,外患與時局的動盪,使得經世的主題不斷重現,考據之學則隨之減弱;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在時代變局與史學動向之間,可謂環環相扣,史學工作者與社會之間亦結合緊密。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確然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

 



[1] 謝國禎,《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52

[2]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83)277-322

[3] 杜維運,〈學術與世變〉,收入:杜維運,《聽濤集》(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5)243-253

[4] 關於春秋戰國時代的史學,可參考:金毓黻,《中國史學史》(臺北:鼎文書局,1986)23-41;有關魏晉南北朝的史學,逯耀東教授有精闢的分析,見:逯耀東,〈裴松之與《三國志注》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3. 1(臺北,1974. 3): 1-34;逯耀東,〈經史分途與史學評論的萌芽〉,《大陸雜誌》,71. 6(臺北,1985. 12): 1-8;逯耀東,〈裴松之與魏晉史學評論〉,《食貨月刊》,復刊15. 3&4(臺北,1985. 9): 93-107;逯耀東,〈《三國志注》與裴松之三國志自注〉,《勞貞一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257-272;南宋史學的主要精神在於正統論,可參考:陳芳明,〈宋代正統論的形成背景及其內容〉,《食貨月刊》,復刊1. 8(臺北,1971. 11): 16-28;饒宗頤,《中國歷史上的正統論》(臺北:宗青圖書公司,1979,景印本)28-37

[5] 方豪,《中西交通史》,1(臺北:華岡出版公司,1977)3-4;杜維運,《中國歷史地理•清代篇》,收入:石璋如等,《中國歷史地理》,3(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7

[6] 相關討論,請參閱:王爾敏,〈清季維新人物的託古改制論〉、〈清季知識分子的中體西用論〉,收入: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31-71;汪榮祖,《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此外可參考:小野川秀美著,林明德、黃福慶譯,《晚清政治思想研究》(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1-166

[7] 關於六經皆史的起源與發展過程,參考:錢鍾書,《談藝錄》(香港:龍門書店,1965)315-319

[8] 杜維運,〈清乾嘉時代之歷史考據學〉,收入: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277-322

[9]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自序〉,5-6

[10] 相關討論將於本文下節進行;另可參閱: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作品集》,4(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163-164;胡適,〈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胡適文選•考據》(臺北:文星書店,1968)161-162;傅斯年,〈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傅斯年全集》,4(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408

[11] 相關討論,參考:柯保安(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 中譯本見:李榮泰等(),《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回顧與前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1-54

[12] 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舉辦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1983. 8. 25-7),其中有多篇論著即從傳統的角度出發,論析經世思想的成因;如:張灝,〈宋明以來儒家經世思想試釋〉,《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3-19;周啟榮、劉廣京,〈學術經世:章學誠之文史論與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117-156;孫廣德,〈龔自珍的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275-289;有關西力的挑戰與回應,參考:鄧嗣禹(Teng Ssu-yu),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New York: 1971).

[13] 呂實強,〈儒家傳統與維新,1839-1911〉,收入:周陽山、楊肅獻(),張灝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35-83;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事業》(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

[14] 此論為林毓生所提出,見:林毓生,《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139-156;特別是150-152

[15] 這方面的討論,請參閱: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臺北:大立出版社,1984)166-174;王曉秋,〈試論中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和特性〉,收入:湯一介(),《論傳統與反傳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261-279

[16]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83)277-322;關於清代的邊疆史地研究,1988年大陸學者曾編輯一本值得參考的索引: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邊疆史地論著索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17] 袁英光、桂遵義,《中國近代史學史》,上、下(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67-393;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74-89

[18] 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作品集》,4/163-164

[19]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作品集》,11/145

[20]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作品集》,11/151

[21] 關於科學主義的討論,參考:郭穎頤(D. W. 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22]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作品集》,11/150-151

[23]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作品集》,11/151

[24] 胡適,〈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胡適文選•考據》,161-162

[25] 有關內部考證外部考證的討論,請參閱: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1985)151-173

[26] 傅斯年,〈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傅斯年全集》,4/408

[27] 傅斯年,〈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傅斯年全集》,4/408;傅斯年也是五四人物中,少數注意西方科學與中國科學方法有所不同的學者,他說:

若直用樸學家的方法,不用西洋人的研究學問法,仍然一無是處,仍不能得結果。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4/414

[28] 關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立的過程及其研究方向,請參考:Wang Fan-shen(王汎森),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93, Unpublished), 102-142.

[29] 當然還有其他的史學工作者,但本文無意窮舉此時期的所有史學家,而以較具代表性者為討論主體。

[30] 《中國文化史》篇幅甚巨,自《學衡》46期連載至72(1925.10-1929.11)始刊完全書,惟此書與一般中國文化史或中國通史著作略有所異,因為全書寫到1922年,即柳詒徵寫作的當時;在全文刊載完竣時,《學衡》總編輯吳宓有一段按語云:「按本書初稿,成於民國十年以前,其後雖微有修改,亦迄民國十五年為止。作者久擬另撰或增補第二編最後之數章,以求完備而合事實,乃無暇而輟。本誌[案:指《學衡》雜誌]逕以原稿付印,其有缺陷,及與今日之國是政局教育實業各項情形不合之處,至祈讀者諒之。」見:《學衡》,72: 10094;但《中國文化史》出版時,與《學衡》所刊載的內容完全相同,僅刪除吳宓的按語,惟不知是否另有修訂之版刊行;另,《學衡》出版時僅有單篇文章的頁碼而無總頁碼,為方便查考覆按,本文所引乃依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景印本之新編頁碼。

[31] 在〈緒論〉中柳詒徵對此再三致意,他說:「世痧f吾國史書,為帝王家譜,不能表示民族社會變遷進步之狀況。實則民族社會之史料,觸處皆是,徒以浩壤無紀,讀者不能博觀而約取,遂疑吾國所謂史者,不過如坊肆綱鑑之類,舉無可稽。吾書欲祛此惑,故於帝王朝代,國家戰伐,多從刪略,惟就民族全體之精神所表現者,廣搜而列舉之。」柳詒徵,《中國文化史》(臺北:正中書局,1954)9;案此書據1948年版景印;此〈緒論〉於1925年同時發表於《學衡》,46: 6281-6289;及《史地學報》,3. 8: 3-32

[32] 關於這一點柳詒徵說得很明白:「歷史之學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無果,亦不能有果而無因,治歷史者,職在綜合人類過去時代複雜之事實,推求其因果,而為之解析,以昭示來茲,舍此無所謂史學也。人類之動作,有共同之軌轍,亦有特殊之蛻變。欲知其共同之軌轍,當合世界各國家各種族之歷史,以觀其通,欲知其特殊之蛻變,當專求一國家一民族或多數民族組成一國之歷史,以覘其異。今之所述,限於中國,凡所標舉,函有二義,一以求人類演進之通則,一以明吾民獨造之真際。」柳詒徵,《中國文化史》,1;有關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的撰著,張其昀認為其宗旨為:「表揚民治精神,前者指中華民族群策群力急公好義的精神,後者指中華志士提高人格注重節操的精神。」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9(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文化大學,1988)4710-4718;所引在4715

[33]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2-9

[34] 沈松僑在《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中,對學衡派引介的西方文學與文化理論有精闢的分析,他認為學衡派與文學革命派的分歧並非中西之爭,而是文學與文化取向的不同;參考: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84)201-268

[35]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收入: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199-242;關於五四知識分子的反傳統思想,余英時文中這段話指出了問題了的關鍵:「五四第一代的反傳統者如胡適、錢玄同、魯迅等人都是舊學深湛的人。蔡元培在答林紓的信中便強調了這一點。他們反中國傳統,是入室操戈以後的事,因此確有所見。」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241

[36] 參考:青木富太郎,《東洋學成立シガソ發展(東京:螢雪書院株式會社,1940)146-286

[37] 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矢野仁一,參考:矢野仁一,〈滿蒙藏支那領土〉,《外交時報》,35. 412 (東京,1931): 51-71

[38] 關於《獨立評論》的創辦及其內容,參考: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135-150;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收入:《傅斯年全集》,7/287;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3/1023-10261068-1094;惟《獨立評論》同仁對抗戰態度並非一致,可參考:邵銘煌,〈抗戰前北方學人與獨立評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未刊稿)

[39] 陶希聖在〈傅孟真先生〉文中談到九.一八事變後,在北平圖書館開會討論因應之道時說:「民國二十年,孟真在北平,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和我同時主持北京大學歷史系。我到北京大學教書,九一八事件發生,孟真和我都在座。他慷慨陳詞,提出一個問題:「書生何以報國?」大家討論的結果之一,是編一部中國通史;此後北大歷史系即以這一事業為己任。「書生何以報國」這一句話始終留在同人的心堙A激勵著大家來工作。」原載《中央日報》,1940. 12. 23;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收入:《傅斯年全集》,7/286

[40] 傅斯年,《東北史綱•古代之東北》(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2),卷首〈告白〉。

[41] 日本學者的滿蒙學理論,相關論著甚多,如:箭內亙等,《滿洲歷史地理》(東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1913);中山久次郎,《以內鮮看滿洲的歷史》(大連: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1932);矢野仁一,《滿洲近代史》(東京:弘文堂,1941);滿鐵庶務課,《滿蒙歷史》(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1937);系統討論日本東洋學發展的論著,可參考:青木富太郎,《東洋學成立シガソ發展》146-286;此外,有計劃編輯的大規模著作如: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滿洲歷史地理》,第1-15(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15-1937);有關傅斯年撰寫《東北史綱》以對抗日本學者滿蒙非中國論的討論,王汎森認為係針對矢野仁一,〈滿蒙藏支那領土論〉,《外交時報》,35. 412: 51-71;見:王汎森 (Wang Fan-shen),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244-245.

[42] 傅斯年,《東北史綱•古代之東北》,卷首〈告白〉中說:「本書共分五卷、外附彩色地圖若干幅。茲因便於讀者起見、每卷分別出版、待五卷出完、地圖印就後、即不分售。」又說:「本書文稿及圖稿均已寫定,預定二十一年尾出齊、惟印刷事件、非吾等所能管理、如小有延期,讀者諒之。」但實際上除傅斯年執筆的《東北史綱•古代之東北》外,其餘各卷並未出版,至於各執筆人是否如《東北史綱•古代之東北》,卷首〈告白〉中所言,文稿及圖稿均已寫定,因未見出版,殊難斷言;杜瑜、朱玲玲(),《中國歷史地理學論著索引》(北京:新華書店,1986)586刊出《東北史綱》(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2-1933,不知何所據?待考。下文提及傅斯年《東北史綱》卷一《古代之東北》時,為簡化行文,簡稱為《東北史綱》。

[43] 此文原載《清華學報》,8. 1(北平,1932. 12);收入:蔣廷黻,《蔣廷黻選集》,2(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177-249;另收入: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九思出版公司,1978)79-138;因九思版排版印刷較佳,本文所引,未特別說明者皆據此版;又因《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從順治到咸豐)》曾出單行本,本文視之為專書,以下行文簡稱為《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

[44] 傅斯年,《東北史綱》,3

[45] 傅斯年說:「渤海之建州為一地名、歷遼金元而未改、明永樂之設建州衛、實沿千年之習俗、并非創制(按明代東北諸衛所創之名皆譯音、其有此等雅稱者、皆文化舊壤。)建州之稱既遠在先代、滿洲之稱尚不聞於努爾哈赤時、兩字若為一詞、只能滿洲為建州之訛音、決不能建州為滿洲之誤字。」傅斯年,《東北史綱》,5-6

[46] 傅斯年說:「一、建州之稱、至明中季至少已數百年、約定俗成、官民共喻。二、滿洲一詞、清初未經掩飾之記載、謂即建州、所謂偽作者、正指其本為一詞耳。三、清代遠祖居微小之部落、為明忠順看邊”(見太宗伐明告示)、斷無被西番稱為曼殊師利大皇帝之事。且清初名金國、不稱滿洲、已由學者論定。四、滿洲一詞之來源、乾隆自己有兩意見、全不相干。五、此詞在滿語中卻作曼殊。將此五事併合、只能有一解釋、即努爾哈齊所憑以創業之諸部名建州久矣。彼雖立金國之號、部落舊稱之習俗不改。且漢化愈深、愈知金號之並非特別體面、於是借番蒙語中(蒙古經典名詞多出自番)曼殊之詞以訛漢語中之建州之字、曼殊一詞之施用、自當亦東部蒙古喇嘛教之者。蓋喇嘛自元季以來、幾成北部部族之國教、清族初年文化、非漢即蒙、而其文書乃蒙古也。然其造此滿洲一詞之用心、固昭然為遷就建州一詞、彼之先祖久已承認、入於神話故事、勢不能改、只好訛之。然則滿洲一詞、謂為建州一詞之亥豕魯魚可也。」傅斯年,《東北史綱》,6

[47] 傅斯年,《東北史綱》,1

[48] 傅斯年,《東北史綱》,1-2

[49] 傅斯年,《東北史綱》,24;參考:Andersson, J. Gunnar,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73).

[50] 傅斯年,《東北史綱》,2;如關於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濱田耕作1928年在旅順貔子窩的發掘報告,傅斯年即加以引用,見:《東北史綱》,8

[51] 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性命古訓辨證〉,參考: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傅斯年全集》,2/493-738;而較符合其以歷史語言的科學方法治史者則是〈大東小東說〉,〈夷夏東西說〉,〈周東封與殷遺民〉,收入:《傅斯年全集》,3/745-758; 822-893; 894-903;關於傅斯年的科學史學,本文因主題與篇幅所限不擬詳論,可參考:王汎森 (Wang Fan-shen),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102-196;劉龍心,〈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未刊稿)57-181

[52]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收入:《傅斯年全集》,7/287

[53] 傅斯年的學生陳槃在〈懷故恩師傅孟真先生有述〉中,就對《東北史綱》出版後受到批評的事有所辯解,陳槃說:「東北事變,大局震盪,孟真師憂心如焚,百忙中而有《東北史綱》之作。這部用民族學、語言學的眼光和舊籍的史地知識,來證明東北原本是我們中國的郡縣,我們的文化種族,和這一塊地方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這種史學方法和史識,是最現代的、科學的。但出版以後,頗受人批評。其實這書的間架輪廓非高手不能辦。批評的人從細微末節著眼,當然不無話可說。但是能批評的人。卻不一定就能搭起這樣的間架,描畫出這樣的輪廓。「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鑿荒開山的工作是創造的、艱難的,後人跟著來做補苴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孟真師寫文章,有時只憑記憶,當然疏忽的地方也是不能免的。但吹毛求疵,偶瑕掩瑜,這種態度是不公平的。」原載《新時代》,3. 3: 13-14;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收入:《傅斯年全集》,7/287;王汎森指出傅斯年撰寫《東北史綱》時,其民族主義情懷凌駕其學術規範,惟歷史客觀與政治急迫需要間的張力須列入思考,見:王汎森 (Wang Fan-shen),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247-248.

[54]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香港:龍門書店,1968)1;案:此書初版於1940年,筆者所據為1968年香港龍門書店景印本;惟書中最晚的一篇〈中國的家族〉於19377月刊出,因此書中各篇均可視為對日抗戰前之論著。

[55]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172

[56]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195

[57]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208

[58] 有關錢穆的討論請參閱本文()民族文化史觀:錢穆的《國史大綱》。

[59]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212

[60] 雷海宗說:「我們第二週的文化今日已到末期。第一週的末期前後約三百年。第二週的末期,由始至今方有百年,若無意外的變化,收束第二週與推進第三週恐怕還得要一二百年的功夫。但日本的猛烈進攻,使我們不得不把八字正步改為百米賽跑。第二週的結束與第三週的開幕,全都在此一戰。第一週之末有淝水之戰(公元三八三年)。那一戰中國若失敗,恐怕後來就沒有第二週的中國文化,因為當時漢人在南方還沒有立下根深蒂固的基礎。淝水一戰之後,中國文化就爭得了一個在新地慢慢修養以備異日脫穎而出的機會。此次抗戰是我們第二週末的淝水戰爭,甚至可說比淝水戰爭尤為嚴重。成敗利鈍,長久未來的遠大前途,都繫於此次大戰的結果。第二週文化已是人類史上空前的奇蹟;但願前方後方各忠職責,打破自己的非常紀錄,使第三週文化的偉業得以實現!」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212-213

[61] 錢穆,《國史大綱》,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0)1;案:此書初版於1940年。

[62] 余英時教授認為錢穆不在任何派系之中,使他比較能看清各派的得失,雖在1930年錢穆到北平以後,表面上已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但他的真正立場和主流中的科學考證或史料學又不盡相合;此一論點大抵指出錢穆治學的特色,見: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12;但在〈一生為故國招魂〉中,余英時教授也指出:「他[錢穆]的主要學術著作全是針對著當時學術界共同關注的大問題提出一己獨特的解答,而他的解答則又一一建立在精密考證的基礎之上。」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23;余英時教授繼續闡明:「在三十年代,錢先生是以擅考證見稱於世的,雖然他從來不掩飾他對於傳統文化的尊重,也不諱言他的考證是為了一個更高的目的服務──從歷史上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25由此可見錢穆治學本於樸學考據確有其可循之理路。

[63] 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中認為柳詒徵的史學近於經世一路:「柳師對於史學,主張沿流討源,援古證今,講明當代典章文物,以達經世致用之目的。」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9/4710-4718;所引在4716;另,郭廷以在他的回憶錄中,也對柳詒徵的治學有所說明:「柳先生教我的功課很多,可惜到大三時他就離開東大了,在我讀課外書及研究近代史的興趣固然受他影響很大,但在研究方法上,我不大贊同他的方法,比如他不重視考證,對歷史這門科學不下考證功夫如何下結論?」見:張朋園等(訪問紀錄),《郭廷以先生訪問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130

[64] 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中稱贊《國史大綱》是當時出版的中國通史著作中創見最多者;見: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85;案:此書初版於1947年;嚴耕望教授則認為《國史大綱》「內容尤多警拔獨到處,往往能以幾句話籠罩全局,精悍絕倫」,見:嚴耕望,《治史答問》(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111;余英時教授在1991年錢穆去逝時仍盛贊此書為錢穆對故國招魂的新詮釋,也是他弘揚中國文化精神意識的代表作,見: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收入:余英時,《猶記風吹波上鱗》,17-29

[65] 錢穆在《國史大綱•緒論》提出他對通史的觀點:「今日所需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則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二者應能於舊史統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候,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興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摰意也。」錢穆,《國史大綱》,8

[66] 胡昌智在《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一書中,即對錢穆的思想文化傾向,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認為錢穆在敘述歷代政治演變時,不斷顧及思想界的變化,以指出制度演變的所以然。惟因思想界中各種思想雜陳,而且思想界並不直接等於一個有政治內涵的意識,錢穆的工作正是要從國史豐富而雜出的思想中,析釋出一條清晰的政治意識發展──國史制度底層的脈絡;參考:胡昌智,《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141

[67] 胡昌智,《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143

[68] 李璜在〈憶陳寅恪登恪昆仲〉中說:「[陳寅恪]對國家民族愛護之深與其本於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惡之切,酒酣耳熱,頓露激昂,我親見之,不似象牙塔中人……。」見:李璜,〈憶陳寅恪登恪昆仲〉,《大成雜誌》,49(香港,1977. 12): 4;從陳寅恪所遺留的大量詩作中,亦可看出他植根於歷史與文化的民族情懷。

[69] 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收入:陳寅恪,《陳寅恪先生全集•補編》(臺北:九思出版公司,1977)45-46;所引在45

[70] 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收入:陳寅恪,《陳寅恪先生全集•補編》,45

[71] 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陳寅恪先生全集•補編》,46

[72] 陳寅恪,《寅恪先生詩存》,編入:陳寅恪,《寒柳堂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12

[73] 俞大維曾說陳寅恪治中國史的主要目的是在史中求史識,參考:俞大維,〈談陳寅恪先生〉,收入:俞大維等,《談陳寅恪》(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3

[74] 逯耀東教授在〈且做神州袖手人〉中,討論陳寅恪的不今不古之學有二解:「所謂不今不古之學,一般解釋是指寅恪先生後來專治的魏晉隋唐而言。不過,對於不今不古之學,或可另作超越今古文經學,專治乙部之學解。也就是寅恪先生在〈楊樹達論語疏證序〉所說:「平生喜讀中華乙部之作,間亦披覽天竺釋典,然不敢治經。」逯耀東,〈且做神州袖手人〉,收入:逯耀東,《且做神州袖手人》(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9)55-84,所引在70

[75] 關於這一點,逯耀東教授在〈且做神州袖手人〉中說:「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動亂的時代,是一個轉變的時代,是漢民族單獨在長城內活動的時代,是一個帝國解體另一個帝國重組的過渡的時代。在解體和重組之間,所表現的時代性格是非常矛盾與複雜的。這種矛盾與複雜的性格,也反映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蛻變之中。這個時代也正是寅恪先生自己生存的時代。雖然他不願面對,但卻無法逃避的。因此想從魏晉南北朝的矛盾與複雜時代的性格中,尋覓他自己生存時代的變亂原因。」逯耀東,《且做神州袖手人》,74

[76] 陳寅恪,〈重刻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陳寅恪全先生全集》,上(臺北:九思出版公司,1977)683

[77]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26

[78] 陳寅恪,〈論李懷光之叛〉,《陳寅恪先生全集》,上/503-504;所引在503

[79]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全集》,上/504

[80] 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明報月刊》,33(香港,1968. 9): 50-53;所引在52;另可參考:傅虹霖(),王海晨、胥波(),《張學良的政治生涯》(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148-152。近年有關張學良的研究論著陸續出版,尤其是張學良於20011015日過世後,有關西安事變真象的探索勢將再起,本文無意費心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81]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收入:《陳寅恪先生全集》,上/151-304;所引在274

[82] 陳寅恪指出:「自咸通以後,南詔侵邊,影響唐財政及內亂頗與明季之遼餉及流寇相類,此誠外患與內亂互相關係之顯著例證也。夫黃巢既破壞東南諸道財富之區,時溥復斷絕南北運輸之汴路,藉東南經濟力量及科舉文化以維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傾覆矣!」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陳寅恪先生全集》,上/303-304;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對南北經濟文化的轉移亦有精闢的見解,見:錢穆,《國史大綱》,下,532-595

[83] 陳寅恪於《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指出:「史家推跡龐勛之作亂,由於南詔之侵邊,而勛之根據所在適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嗚呼!世之讀史者儻亦有感於斯言歟?陳寅恪,《陳寅恪先生全集》,上/304

[84] 陳寅恪,〈遼史補注序〉,《陳寅恪先生全集•補編》,55-56;所引在55。另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5)118

[85] 牟潤孫指出:「說到寅恪治學方向的改變,應當先說一說陳援庵[陳垣]先生,就可以對於寅老所以轉變及其在史學上的貢獻何在,了解的更清楚些。……二位先生是要好的朋友,常常在一起談學問,他們二位在思想和治學上,一定會互相影響。援庵先生所注重的是中國文化和民族氣節,寅恪先生所注重的是政治制度和社會變遷,皆是歷史上的大問題。這些問題是基礎是根本,如不先解決,其他什麼別的問題,無論研究如何的精細,皆無處去附麗,宛如空中飄散的一枝一葉而已。專重考據,最後必至寫不成歷史。史學變成玩物喪志,在太平時候猶可,一旦國家有事,史學家如果返躬自問,便會覺得自己的研究工作無補於國,愧對民族。在史語所成立,中國漢學流行以後,沒有多久,九.一八事變便發生了,國難由此日趨嚴重。援老於是注意到民族氣節,寅老於是講政治制度。兩位先生都不再專治考據,而討論大的問題,其轉變關鍵,即在這裡。」牟潤孫,〈敬悼陳寅恪先生〉,收入:俞大維等,《談陳寅恪》,69

[86] 陳寅恪,〈讀哀江南賦〉,《陳寅恪先生全集》,下/1211

[87] 陳寅恪,〈突厥通考序〉,《陳寅恪先生全集》,下/1385

[88] 余英時教授認為陳寅恪的學術著作,一直是與他經歷的各個歷史階段同其呼吸的,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114

[89]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第四章,陳垣──土法為本洋為鑑〉,109-132

[90] 參考:李雲漢,〈抗戰前中國知識分子的救國運動〉,收入:中國近現代史論集編輯委員會(),《中國近現代史論集》,26《對日抗戰》,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379-406

[91] 陳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陳寅恪先生全集》,上/685

[92] 陳樂素、陳智超(合編),《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49

[93]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收入:陳垣,《中國佛教之歷史研究》(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頁前3;案:此〈後記〉寫於19403月。

[94] 陳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陳寅恪先生全集》,上/685

[95] 陳垣於1962年《清初僧諍記》重印〈後記〉中說:「一九四一年,日軍既佔據平津,漢奸們得意揚揚,有結隊渡海朝拜、歸以為榮、誇耀於鄉黨鄰里者。時余方閱諸家語錄,有感而為是編,非專為木陳諸僧發也。」見:陳樂素、陳智超(合編),《陳垣史學論著選》,496

[96] 陳垣,〈致方豪〉,收入:陳樂素、陳智超(合編),《陳垣史學論著選》,624

[97]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目錄後短序說:「右三篇四卷二十三章,都六萬餘言,述全真、大道、太一三教,在金元時事,繫之南宋初,何也?曰:三教祖皆生於北宋,而創教於宋南渡後,義不仕金,繫之以宋,從其志也。靖康之亂,河北廬社為墟,士流星散,殘留者或為新朝利用;三教祖乃別樹新義,聚徒訓眾,非力不食,其始與明季孫夏峰李二曲顏習齋之倫講學相類,不屬以前道教也。」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3

[98] 參考:方豪,〈對日抗戰時期之陳援庵先生〉,原載:《傳記文學》,19. 4,收入: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頁前1-24

[99] 陳垣,〈致方豪〉,《陳垣史學論著選》,624

[100] 陳垣在《通鑑胡注表微•小引》中,說明其寫作動機為:「一日讀[通鑑]後晉紀開運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晉宋為然,嗚呼痛哉!」又曰:「亡國之恥,言之者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讀竟不禁淒然者久之。因念胡身之為文、謝、陸三公同年進士,宋亡隱居二十餘年而後卒,顧宋史無傳,其著述亦多不傳,所傳僅鑑注及釋文辯誤,世以為是音訓之學,不之注意……自考據興,身之始以擅長地理學稱於世。然身之豈獨長於地理已哉?其忠愛之忱見於鑑注者不一而足也。」見:陳垣,《通鑑胡注表微•小引》,收入:司馬光撰,胡三省注,章鈺校記,《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77)16/1

[101] 《通鑑胡注表微•重印說明》,收入《新校資治通鑑注》,16/409-411,所引在411;雖然陳垣寫《通鑑胡注表微》,或有為其於對日抗戰期間留居北平自辯之意,惟就民族主義史學的觀點而言,此書確可表露他在時代變局中的自處之道。

[102] 陳垣,〈致方豪〉,《陳垣史學論著選》,624

[103]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114

[104] 有關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的生平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地下反抗組織的經過,參考:Georges Altman Strange Defeat 所寫的“Forward,” Marc Bloch, Strange Defeat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8), ix-xiv; 中文部分可參考康樂為《史家的技藝》中文譯本所寫的〈導言──布洛克與《史家的技藝》〉,Marc Bloch()、周婉窈(),《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1-3

[105] 胡適於對日抗戰期間擔任駐美大使事,參考:張忠棟,〈出使美國的再評價〉,收入:張忠棟,《胡適五論》(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113-155;蔣廷黻曾於1936-1937年間任駐蘇聯外交官,參考: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191-207;又,九.一八事變以後,蔣廷黻曾與傅斯年等人合撰《東北史綱》,惟僅出版傅斯年的第1冊,蔣廷黻執筆的部分其後以《中國近三百年外患史(從順治到咸豐)》之名發表。

[106] 杜維運教授認為現代中國史學的所謂科學方法,其實是乾嘉考據的現代版,見:杜維運,〈民國史學與西方史學〉,收入: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2(臺北,1985)344-358





◎〈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以考據與經世為主軸的討論(1919-1949)〉[“The Rise of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A Discussion with Evidential Research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s the main axle,”原發表於:Heidelberg: 海德堡大學漢學系[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Germany]主辦,“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中國史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從比較的觀點], 收入:彭明輝,《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67-112。



米姬嚇普傑拉德狂想曲筆記視窗潮起潮落大羅聽音樂楚培樂坊強納森音樂隨想文學咖啡屋音響家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