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5. 方法、方法論與歷史解釋


一、引論

        1945-2000年臺灣地區的歷史學研究,主要內容為何,關注點為何,是許多歷史學工作者關心的課題。有關臺灣地區史學研究取向的討論,約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對史學理論、方法與方法論的討論興趣較為濃厚[1];另一種是以較宏觀角度對臺灣史學進行整體性討論[2]

        臺灣史學主要受到四方面的影響:()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歐美/西方史學的輸入,()臺灣史學工作者的自覺。

        李東華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指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主要淵源有二:()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發展[3]

        杜正勝教授〈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一文,將臺灣地區的史學工作者分為四代:一、第一代學者:1945年以後來臺的史學工作者,研究方法基本上以史料學派為基礎;二、第二代學者:1960-1970年代的史學工作者自國外帶回許多新的觀念,最突出的是援引社會科學方法到歷史學領域;三、第三代學者:1970年代以後到1980年代之間,在介紹外國理論時較不生吞活剝,顯示臺灣史學界對1960-1970年代迷信方法論的反省;四、第四代學者:1990年代,臺灣歷史界發生較大的變化是臺灣史研究蔚為風尚,本土意識確立,臺灣史研究與中國史研究重新畫分界線[4]

        杜正勝教授另一篇回顧臺灣史學動向的論文〈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原係20025月在劍橋大學東方研究系川流講座(Chuan Lyu Lectures 2002) 的演講[5],杜正勝教授將臺灣史學分為5個截點加以分析:()臺灣史學的起點──1950年;()史學以真為本務──傅斯年與史語所,()史學反映時代精神──沈剛伯,()社會科學方法進入史學──許倬雲和《食貨》,()物質、社會與文化有機連繫的「新史學」;杜正勝教授在演講中指出,臺灣50年來的史學變革,有其內在理路亦與外緣的政治社會情勢密切關連;臺灣史學的第一代學者於第二次大戰後來自中國,傅斯年強調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沈剛伯認為史學研究不應與社會脫節,1970-1980年代引進社會科學方法,昌盛社會經濟史的研究;1980年代以後,臺灣史學界出現新的趨勢,形成以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文化史;1990年青壯代史學工作者創辦《新史學》,嘗試推動新領域、新課題的史學研究,此為臺灣史學發展的內在理路;而1990年代臺灣地區完成民主化,對史學發展造成的衝激遠較過去任何史學思潮或方法更深刻,50年來臺灣以中國史為中心的史學教育與研究不得不重新檢討,而臺灣史學何處去?臺灣史家當如何安身立命?在歷史學社群內部的意見變得相當分歧,甚至成為敏感的政治問題。處在轉變的關鍵時刻,杜正勝教授認為下一波的新史學運動將不再是史家技藝的探索,而是史家心態的解放,如何突破長久以來以中國史為主體的習慣與束縛,重新建構世界性的歷史視野,為長年永續的實證研究開闢一條新路[6]

        林滿紅教授〈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指出,當前臺灣歷史學界的幾個現象:()以中國為思考範圍,無法突破舊有的框架;()研究著重古史,近代史研究又不講求歷史解釋;()忽略現在與過去對話及史學整體性的方法論問題;()史學研究與社會的脫節[7];林滿紅教授並提出四項建議:()促請立法院趕快通過檔案法;()建立公報、報紙等資料光碟,鼓勵全民寫史;()調整與史學相關的獎評、升等、聘任辦法;()加強當代臺灣歷史的研究實習。林滿紅教授的論文大體指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一般現象,其中以中國史為思考範圍,無法突破舊有的框架,尤指出問題關鍵所在;加強當代臺灣歷史的研究實習部分,在1990年代以後已有明顯改善;其餘所論大抵勾勒出臺灣史學研究的一般現象及弊端所在。

        宋晞教授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將臺灣史學與現代中國史學放在同一範疇中討論,,而以史料的發崛和各領域史學研究論著為論述主軸[8]

        200277日中國歷史學會第38屆年會舉行近年史學新趨勢座談會,引言人分別是劉翠溶教授(臺灣史)、李東華教授(中國史)、王琪教授(西洋史),對臺灣地區1980年代以後的歷史學研究做了綜合性的討論。劉翠溶教授將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的臺灣史博、碩士論文分為所別比較和專史比較,對了解臺灣史研究的動向具有指標性的意義[9];李東華教授的引言延續其〈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論點[10],並補強1980年代以後的相關發展,說明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對壘的最新趨勢,以及後現代史學對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衝激[11]

        2002年王晴佳教授出版《臺灣史學五十年》,從外部分析1945年以後臺灣地區歷史學的發展[12]。王晴佳教授將臺灣史學分為三期討論:()1950-1960年代中期:為臺灣史學的初創時期,主要受到兩方面的影響:1.史料學派;2.冷戰的政治環境。()1960年代中期至1987年:主要受社會科學與現代化理論的影響。()1987以後:政治的禁令解除,加上史學研究禁區的開放,臺灣史學進入蓬勃發展期[13]

        從李東華、杜正勝、宋晞、王琪、劉翠溶教授的論析,約略可以看出臺灣史學的一般概況,影響臺灣史學研究的四個面向:()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歐美/西方史學的輸入,()臺灣史學工作者的自覺,亦昭然若揭。在這些面向中,我們看到受外來影響的軌跡,亦有臺灣史學工作者內省的自覺;外來的影響包括日本史學、現代中國史學與歐美史學;內省的自覺則包括對方法與方法論的反省(日本史學、現代中國史學與歐美史學的本土化),研究範疇的轉變(1990年代臺灣史研究的興起)。上述論著對臺灣史學在史學理論、方法與方法論、歷史解釋的檢討上,勾勒出一幅鳥瞰式的圖象,對了解臺灣史學提供了基本的趨勢導引。

        此外,彭明輝教授的系列量化分析指出,臺灣地區的史學研究,中國史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台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選取《大陸雜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史學集刊》、《史學評論》、《思與言》、《幼獅學誌》、《食貨月刊》、《新史學》等8種期刊為分析對象,並以1945-2000年間的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為參照客體,分析兩者的內容取向及關注課題。在蒐集到的2,008博、碩士論文,中國史占73.0%,臺灣史15.9%,世界史11.1%8種期刊蒐集到的論文計5,683,中國史占87.3%,臺灣史4.9%,世界史7.9%,略可看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重心之所在[14]。在另一篇分析歷史學報的論文,蒐集到的20種歷史學報論文計2,378,中國史占80.6%,臺灣史占7.9%,世界史占11.3%;亦可說明臺灣史學的研究重心是中國史[15]

        整體而言,臺灣史學在理論與方法論上,頗受外來學說之影響,惟在研究課題上,主要集中於中國史。臺灣史研究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臺灣地區解除戒嚴,才成為史學研究的新興領域。

二、反思與前瞻

        蒐錄於本書第1反思與前瞻中的6篇論文,大體環繞近、現代中國史學與臺灣史學立說,整體回顧與檢討了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的諸種面貌。

        余英時教授〈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首揭現代中國史料與史觀學派分體抗禮之說,余英時教授指出,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曾出現過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有兩派:一是史料學派,係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觀學派,乃以系統觀點通識中國史全程為主要任務。余英時認為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發展,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因此他希望現階段的史學工作者能夠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方面用嚴格的實證方法建立史實,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以解決證而不疏疏而不證的問題[16]。此文原係《史學評論》的〈代發刊辭〉,刊出後引起甚多回響,兩岸學者探討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不論贊成或反對,大抵均在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的基礎上進行討論。

        黃進興教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說明自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以來,垂一世紀間新史學的諸種面貌。黃進興教授指出,梁啟超一面將史學從經學的附庸獨立出來,卻又迎向社會科學的附庸,使得新史學扶得東來又西倒;而同時代的學者,胡適與傅斯年強調史料的重要性,終落得史學只是史料學的結論;何炳松在引介美國哥倫比亞新史學派魯濱遜的《新史學》時,又不免以社會科學為史學開藥方。黃進興教授指出,中國第一代的新史家在引介其他學科進入史學的過程中,漸次暴露史學無法自主的弱點。自此中國史學始洞門大開,外敵(案指西方史學與社會科學)得以長驅直入,擾攘永無寧日。而第一代的新史學與社會科學聯盟,便如清兵入關,不可收拾。自此現代中國新史學便棲棲遑遑,無所安頓;從1920年代社會科學的引進,到歷史唯物論(大陸)、行為科學(臺灣)的盛行,居中除了夾雜美、蘇文化霸權的驅策,都只能看作是時尚的差異。因此,黃進興教授呼籲,今日的史學研究,必須重新省視中國歷史素材,從中創發量材適身的研究途徑,以求真正提升中國歷史的理解,建立別具特色的史學。

        陳弱水教授〈傳統中國史研究與臺灣史的未來〉一文,討論臺灣史學的四個問題:()傳統中國史研究在臺灣的人文學術中應有怎樣的地位;()臺灣的中國史研究可以採行何種戰略?()臺灣的中國史研究應如何揚長避短;()如何運用相關的研究資源?陳弱水教授指出,相對於中國大陸的中國史研究,臺灣的中國史研究乃屬邊緣地區,故應有良好的研究策略;雖然今日之臺灣應努力建構臺灣史的研究,開拓世界史的研究,但中國史仍應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臺灣研究中國史,最有潛力的方向是現象解釋。陳弱水教授認為,現象解釋以實證的研究為基礎,抉發出有助於了解重大歷史問題的現象,進而描述此現象,說明其與重大歷史問題的關,亦即一種涵蓋歷史解釋(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研究。

        林正珍教授〈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一文,全面回顧和檢討了1950-2000年間臺灣史學有關史學理論的引介,並對臺灣史學過度向現代化、科學化傾斜的現象有所評騭,認為在科學化風潮之下,使得文學或藝術想像與史學產生距離。

        王汎森教授〈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從新文化史對思想史研究的衝激,討論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包括:()對私密性史料的重視與利用,強調地方性思文化材料的重要性;()探討方法論的問題,釐清事件的邏輯史家的邏輯,對希洛克(Marc Bloch)研究古代歷史要像倒著放電影的論述提出修訂,認為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在方法論上應該是順著放電影()提出中國近代傳播網絡的形成與思想文化的關係,如保守派人物研究、地方上小讀書人的角色與功能的研究。但王汎森教授最後仍強調,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工作,是對重要文獻縝密而深刻的閱讀。

        王明珂教授〈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提出有異於溯源研究的邊緣研究。民族史的溯源研究,係指著重於構成一個社會體系的內涵,溯源方法主要以尋找內涵相似性為主的類比法。民族史的邊緣研究則是邊緣的、不規則的、變化的族群現象。王明珂教授指出,人群定義同我是以將非我排除在人群邊緣外來達成,並以共同的稱號與共同的起源來設定族群邊界,而族群認同的改變,也是以族群邊界的變遷來完成。因此,民族的溯源研究,必須先假設民族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血統、語言、文化的人群,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或曾經存在的民族。而民族史的邊緣研究,則認為脫離主觀認同,沒有所謂客觀存在的民族。這種邊緣研究的思維架構,在民族史的溯源研究之外,另闢蹊徑,開拓出民族史研究的新天地。

        蒐錄於本書第1反思與前瞻中的6篇論文,大體勾勒出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的諸種樣貌,顯示外來衝激與內省自覺對臺灣史學所造成的影響,殊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亦由此呈顯臺灣史學多樣化的現象。

三、方法與方法論

        學者們反思臺灣史學的形成,大抵同意戰後初期的第一代史學工作者,受現代中國史學的影響極為深遠。故自梁啟超1902年發表〈新史學〉以來,方法與方法論就成為一代代史學工作者念茲在茲的事;而以傅斯年1928年創辦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基地的史料學派,1960年代與1970年代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聯姻,1987年臺灣地區解嚴後臺灣史研究的興起,1990年代以後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的出現,是臺灣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高張的關鍵年代。

        黃進興教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對近、現代中國史學強調方法方法論,有鞭辟入裡的論析;黃進興教授指出,近代中國史學對方法的提倡,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33),為蓽路藍縷之作[17]。稍後的胡適,更是提倡科學方法的燃燈人,主張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但他的整理國故和科學方法其實很有科學主義的意味[18]。在科學主義的涵蓋之下,科學方法幾近無所不能;歷史研究顯然屬於國故的一部分,同樣應該講求方法,尤其是科學的方法

        1920年代馬克思主義流傳入大陸,一些左派史家開始以唯物史觀解釋歷史,以唯物辨證法處理歷史問題,從不同的方向助長此一強調方法優先性的史學意識。就臺灣史學而言,1960年代末期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s)的介紹及輸入,不僅加強此一意識,而且添入新血。1960年代以後,西方史學界的分析歷史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被引入臺灣,杜維運教授的《史學方法論》就採納了不少這方面的研究,許冠三教授的《史學與史學方法》(1963)也把這些影響表現得十分明顯[19]。李東華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指出,1949年以後的臺灣史學,約略可以1960年代畫分為兩個時期,1960年代以前為大陸史料學派延續時期,1960年代以後,史料學派的地位開始動搖,進入解釋史學時代[20]。黃俊傑教授在〈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中,曾就刊載有關史學方法論最多的兩分雜誌──《食貨》月刊和《思與言》雜誌,做了統計與分析[21]。黃俊傑教授認為1970-1980年代是臺灣地區注重史學方法論的年代,其中量化史學、心理史學、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結合[22],對史學研究有重大的影響。從學者們的論述,略可了解1960-1970年代,是臺灣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年代。

        蒐錄於本書第2方法與方法論10篇論文,各自代表了臺灣史學界在不同時期對各種方法與方法論的提倡,可謂各出機杼。

        1979年杜維運教授的《史學方法論》初版問世後,臺灣地區的大學歷史系學生幾乎人手一冊,歷久不衰,可以說是臺灣地區有關史學方法與方法論的長青樹。蒐錄於本書的《史學方法論.第一章緒論》,杜維運教授提出冶中西史學於一爐的呼籲,認為中西史學分途發展兩千餘年,其史學方法有絕相殊異者,有遙相吻合者。其相吻合者適足互相發明,其相殊異者則能彼此切磋。杜維運教授認為,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兼容並蓄的胸襟,綜合兩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史學的中心工作。杜維運教授亦提出科學與藝術方法的相輔相成,個人集體的交互為用,以寫出真善美的人類歷史。

        劉子健教授〈史學的方法、技術和危機〉一文,對1980年代以來風行於史學界的年鑑學派、量化史學和心理史學有所批評;對於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劉子健教授認為方法在先、問題在後的研究方式並非正道,應該是問題先於方法。在此文中,劉子健教授提出中層題目的觀點,認為小題大作或大題小作均有其盲點,而做中層題目時,容易有小題目的副產品,累積起來亦可看出大方向。劉子健教授在文中仿照三字經的方式,擬訂8種史學技術,分別是:()設分類;()鑽小縫;()顧大勢;()抓要點;()搶一角;()找邊傍;()出冷門;()碰運氣;()求概念。此外,劉子健教授在文中提出幾項呼籲:()不要祇做窄題目,亦可以做寬的題目;()鼓勵合作研究,加強同行切磋;()提高學術論著的品質,採取現代式的寫法,面向大眾,走向社會。

        蔡彥仁教授〈中國宗教研究──定義、範疇與方法學芻議〉,借用外國學者研究宗教的傳統,用以檢驗中國宗教研究未受重視的諸種原因,提議今日應重新審視宗教研究,以建立一獨立的宗教學科。文中對於普遍宗教性的確認、取材對象與研究方法,亦多所著墨。蔡彥仁教授建議以主題類型為運作假設,以掌握與釐清中國宗教現象;同時亦反省這些得自中國以外的宗教傳統,是否適用於中國宗教研究尚待驗證;但這類理論與方法學的提出,當有助於吾人重新檢視傳統學者對宗教研究的看法;並且認為中國歷史蘊含豐富的宗教素材,亟待吾人的整理、爬梳與解釋。

        杜正勝教授〈歷史研究的課題與方法——特就宗教史的研究論〉,探討宗教史研究的三種模式:()教派史的研究,只以教派中的人為對象,由人與人的連繫組成淵源流長的教派史,以教派的發展演變為課題;()政治與文化意義的宗教史研究,從政治與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討政治、文化與宗教的關連性;()功能的宗教史,不涉及宗教行為起源論,不措意於宗教及其思想之影響變遷,也不追求宗教儀式的象徵意義,只著重研究宗教對社會發生的功能,及宗教行為在人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杜正勝教授認為三種研究方式均各有所偏,而反思宗教史研究的諸種面向,在文中提出社會科學理論是否適用於歷史研究,以及如何應用的問題;杜正勝教授指出,歷史研究的對象、課題和方法是互為變數的,史家儘可吸收新興社會科學的概念,但歷史研究自有其特殊意義的課題,也有其獨特的方法,非其他社會科學所得取代。

        張玉法教授在〈心理學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一文,介紹自18世紀以來心理史學的發展,從維可(Viambattista Vico, 1668-1774)、赫德(J. G. Von Herder, 1744-1803)、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Anna Freud, Erik H. Erikson, Heinz Hartmann, Harold D. Lasswell Hean-Paul Sartre等人的心理史學方法與著作。對心理史學的成果,包括個人心理分析的傳記研究和集體心理史學的研究著作,均加以爬梳,對心理史學的發展與著作成果做了整體鳥瞰式的整理。張玉法教授認為,就已有的理論和研究成果來看,心理史學已確然可以成立,史學工作者宜多留心相關研究的發展,以開拓史學研究的更多面向。

        古偉瀛教授〈歷史量化的反思〉,說明在臺灣從事史學量化研究的困難與限制有二:()史學工作者的量化訓練不足,量化統計技術全靠自行摸索;()史料搜求耗去史學工作者的主要時間,不可能有餘力對量化技術做持續性的深入探討。但隨著個人電腦的進步與普及,歷史量化的未來展望可朝下列三個方向努力:()史料搜集;()史料批判;()分析史料。古偉瀛教授認為歷史量化至少給史學工作者一種新的向度(dimension)及可能的選擇(alternative),讓史學工作者在從事研究時,隨時都思考有無可以量化的地方,將可使史料蒐集更為敏銳,在分析上更為細密,論證更為紥實。而未來的史學著作應質(qualitative)(quantitative)兼備,既有個案分析,亦有量化統計結果,敘述(narrative)與分析(analysis)並重,因此,敘述史學和量化歷史應是互相補充,合則雙美的共生狀態。

        劉翠溶教授〈近二十幾年來歐美歷史人口學之發展──兼論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對歷史人口學(Historical demography)和人口史(Demographic History)的分野有所說明:人口史係指以過去人口之消長為指標來解釋相關的歷史現象,歷史人口學則是運用現代人口學方法來研究歷史人口。劉翠溶教授在文中介紹了法國、英國和美國的歷史人口學發展,並揭示可運用其方法於中國歷史人口學的研究。而家譜、族譜、正史與地方志,包括傳記與碑銘文字,均為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的可用材料。劉翠溶教授認為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有待歷史學家、人口學家、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的共同努力,並需要電腦專家的協助。

        彭明輝教授的〈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藉用複音音樂與文學的眾聲喧嘩理論,分析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說明五四時期所引介的各種西方思想、主義、方法與方法論,並非有系統、有組織、有秩序的狀態,甚至有點隨機取樣的意味,局部的、零散的各類學說同時出現在五四時期的思想學術界。這是為何五四時期出現的各種論題,在後五四時代繼續燃燒的重要因素。臺灣歷史學界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可說是由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一路發展下來的。類似的情形亦出現在大陸史學界,1949年以後大陸史學工作者以馬克思主義史學所進行的各種運動,從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以論代史,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發出史學危機的呼聲,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可謂歷久不衰,甚至每當面臨新思潮或新運動出現時,方法與方法論就重新下鍋,再度炒熱。而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的幽靈,80年來不斷地在臺灣與大陸史學界重現,乃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影響最深遠者。

        李東華教授在〈中華民國歷史學博士論文內容及方法之評析〉中,分析1971-1983年間39篇歷史學博士論文的師承、斷代分布、專史領域與方法,說明39篇歷史學博士論文除1篇為韓國史外,其餘38篇均為中國史;其中以宋史為題的最多,占10篇;其次為近現代史,占9篇;在專史分布上,政治軍事史占12篇,比例最高;其次為經濟史6篇,社會史4篇,說明社會經濟史有逐漸風行之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臺大歷史研究所早年的博士論文相約研究史學史,分別為:阮芝生研究司馬遷、逯耀東研究魏晉史學、張元研究宋代史學,加上後期陳錦忠研究先秦史學,這項對中國史學史的集體研究,是臺大博士論文的最大特色。李東華教授指出,從歷史學博士論文的內容分析,有兩點值得注意:()解釋史學取代了史料學派;()論文取材的史料範圍明顯擴大。在研究方法上,雖然未見大量使社會科學方法,但因解釋史學觀念的確立,歷史學博士論文採擇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是必然的趨勢。

        黃俊傑教授在〈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一文,將臺灣歷史學界對史學方法論的觀察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50-1970,第二階段為1970-1980;黃俊傑教授認為第一階段主要是繼承近代中國的史料學派,第二階段則是社會科學(特別是歐美以實證主義為中心的行為科學)對臺灣史學的影響;黃俊傑教授在文中亦提及部分學者(如錢穆、杜維運、余英時、汪榮祖、王爾敏教授等)對傳統史學思想中有關史識的強調,說明歷史學工作者無法避免意義的問題及其先導性。

        蒐錄於本書第2方法與方法論10篇論文,略可說明臺灣史學強調方法的優先性,不論1960-1970年代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結合的嘗試,1990年代以後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的出現,均代表臺灣史學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方興未艾,亦顯現出臺灣史學強調方法優先性的史學意識。

四、歷史解釋

        相較於對方法與方法論的熱中,臺灣史學的歷史解釋似乎較為沈寂,這一方面是受史料學派的影響,另一方面亦為現代學術強調窄而深的研究取向所致;蒐錄於本書第3篇〈歷史解釋〉的7篇論文,其中有4篇係由演講稿改寫而成[23],略可說明對歷史提出整體解釋,並非臺灣史學的一般研究模式。

        沈剛伯教授〈史學與世變〉原係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演講,其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1[24],沈剛伯教授於文中指出,史學與時代有密切關連,史學產生後,物質環境仍是日新月異,史學也就跟著不斷地變。世變愈急,則史學變得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時代安定不太變動,史學反而比較沈寂。主要是因為人們大都抱著鑒往知來的目的去讀歷史,一逢世變,便想從歷史中探尋世變之由;求之不得,自然不滿意於現有的史書,而要求重新寫過。於是每一個時代必然出現根據其時代精神所改修的新史書。而變動時代的種種觀念就形成了新史書的重點;沈剛伯教授認為,用新的材料,配合新的重心和觀念,用新的方法編成的史書,一定有新的體裁,而用這些新材料、新觀念、新方法、新體例所構成的新史學,往往因時代的進步而又成為不合時宜的舊史學,須得再變。沈剛伯教授在〈史學與世變〉中認為,史學工作者宜對時代、社會有所關懷,因而呼籲世變與史學的關連性。

        許倬雲教授在〈傳統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若干特性〉中認為,中國的歷史不僅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歷史,因為中國是一個龐大的組織,其中經濟、社會、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脈絡,交織成一個複雜的文化體系。因此處理中國的歷史,應該與處理整個西歐史或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歷史屬於同一層次,而不同於某一個國家的國別史。許倬雲教授用時空座標的概念,分析中國歷史發展的種種面向,而以經濟、社會、政治與意識形態四個面向為討論對象,揭示中國歷史在空間轉移與時間序列的進程上,經濟、社會、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諸種風貌。

        姚從吾教授在〈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指陳中華文化的兩大興盛時期:秦漢為漢族儒教大同文化第一次興盛時期,隋唐為儒教大同文化第二次興盛時期。而國史悠久綿延的原因,乃歸功於儒教大同文化的維繋。姚從吾教授在文中提出中華民族發展的五大醞釀與四大混合:()有先秦的長期醞釀,而後有秦漢時代第一次的大混合;()有魏晉五胡十六國的醞釀同化,與南北朝的分途發展,而後有隋唐的第二次大混合;()有五代的醞釀與兩宋遼金的分途發展,而後有大元帝國的第三次大混合;()有明朝與蒙古的對峙與休息,而後有大清帝國的第四次大混合;()1842年以降的長期苦難,是另一個新的醞釀期,醞釀著另一個偉大時代的出現。而維繫中原儒教大同文化的三大保障則是長城、黃河與長江。

        李濟教授〈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說明重建中國上古史必須將考古資料與文獻合而觀之,缺一而不可;李濟教授指出,研究中國上古史的材料包括:()與人類原始相關的資料;()與研究東亞地形相關的科學資料;()人類的文化遺跡;()體質人類學;()狹義的考古資料,即過去古器物學家一般所承認的考古資料;()民族學家所研究的對象;()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紀錄。而研究中國上古史首先要問的兩個問題是:()構成中國民族的人種問題;()中國文化的開始。李濟教授呼籲研究中國上古史應充分重視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但亦須注意科學研究的成果並非相等。而在寫作上古史時必須一面運用科學考古的成果,另一面仍須運用豐富的文學想像,來填補科學研究成果之外的空白部分。

        逯耀東教授〈經史分途與史學評論的萌芽〉指出,兩漢時代史學翼附於經學之下,不是獨立的科目。因此劉歆《七略》沒有史部這個門類,班固以《七略》為藍圖編撰《漢書.藝文志》,將史部的書籍驥附於〈六藝略〉的春秋家,有些則雜入子部諸家之中。逯耀東教授認為,《漢書.藝文志》不另立史部,和史學著作篇帙的多寡無關,而是因為當時史的獨立概念還沒有形成,經史沒有分立,史學祇是依附於經學下的一個旁枝而己。直到《隋書.經籍志》才將史部標出,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科目。而《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形成,完全建築在魏晉史學發展的基礎上。

        傅樂成教授〈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討論的非止於唐代和宋代,並往上追溯到魏晉南北朝,說明魏晉南北朝在老莊思想、佛教和胡人習俗三方面,對唐代文化造成直接的影響。傅樂成教授指出,唐代文化以接受外來文化為主,其文化精神及動態是複雜而進取的;唐代後期的儒學復興運動,只是始開風氣,在當時並沒有多大作用。北宋時各派思想如佛道儒諸家,已趨融合,漸成一統之局,形成民族文化的理學產生,其文化精神及動態亦轉趨單純與收斂。南宋時道統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強固,其排拒外來文化的成見,也日益加深。宋代對外交通甚為發達,但其各項學術都不脫中國本位文化的範圍,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幾達停滯狀態,這是中國本位文化建立後最顯著的現象,也是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最大的不同點。

        陶晉生教授〈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是一篇以鉅視眼光探討邊疆民族與中國歷史關係的論文,包括邊疆民族入主中國的頻繁及其原因、邊疆民族和漢民族相處的三種模式、邊疆民族對中國文明發展的影響、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對於西歐和中國不同的影響等。陶晉生教授歸納邊疆民族和漢民族相處三種模式:()維持和平關係,以南方邊疆民族為代表;()滲透王朝,以五胡亂華時期的華北野蠻王朝代表;()征服王朝,以遼金元清為代表。而邊疆民族對中國文明發展的影響,表現在物產、文學、藝術、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陶晉生教授的論述主要是整理中外學者的研究,具有整體性和通論性的意義。

        汪榮祖教授〈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是其專書《史學九章》中的一篇[25];將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的理解與誤解做了貼切中肯的論述,此文環繞於三個主題進行論辨:()對褒貶史學的認識與誤解;()對史官制度的認識與誤解;()對中國傳統史書的認識與誤解。汪榮祖教授指出,中國傳統史學以現代眼光觀之固有不少缺點,西方史家正是以現代西方史學的標準來批判中國的舊史學,加上對中國傳統史學認識的淺顯,很容易做出未經細究的綜述和結論。西方史家認為中國史學受到儒教的深切影響,將重點放到褒貶上,淪為道德工具,而歷代中央政權僱用史官,為政治目的服務,又淪為政治工具,以致於沒有獨立的史學意識,在方法上亦因而停滯在編排與剪貼的層次。汪榮祖教授此文即針對西方史家的片面認知有所商榷,同時亦指陳現代中國史家似未稱職,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不夠深入與全面,此為現代中國史家未來應努力的方向。

        蒐錄於本書第3卷〈歷史解釋〉的7篇論文,大抵呈現臺灣史學對歷史解釋的關注。這方面的論文以較宏觀的角度對中國史進行解釋,但除少數篇章屬窄而深的研究,大部分均為綜合整理式的論文,相較而言,並非臺灣史學研究的重心。

五、小結

        蒐錄於本書的23篇論文,略可呈現臺灣史學界對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的關注;第1反思與前瞻中的6篇論文,回顧與檢討了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的諸種面貌。第2方法與方法論10篇論文,略可說明臺灣史學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第3卷〈歷史解釋〉的7篇論文,大抵呈現臺灣史學對歷史解釋的關注。當我們省視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有關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的相關論著,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顯然高於歷史解釋,顯現出臺灣史學向窄而深的現代學術研究靠攏之取向,因而有愈來愈多的史學著作以深入專題的方式進行研究;加上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結合,使臺灣史學有愈來愈專業化的趨勢,這種研究取向一直到1990年代方始改變,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開始提倡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研究,試圖在窄而深的專題研究之外,走出一條新的史學之路。

        回顧、反思與前瞻,臺灣史學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的範域,呈現出倚輕倚重的面貌,未來的發展猶自在時間之流裡繼續前行。

 

附記:

        本文是為:邢義田、黃寬重、鄧小楠總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分冊所寫的〈導論〉。



[1] 如黃俊傑、李東華、林正珍教授等人的研究,相關著作如: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2(臺北,1983.04): 69-76;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下,《漢學研究通訊》,2.3(臺北,1983.07): 135- 145;黃俊傑,〈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收入:黃俊傑,《戰後臺灣的教育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29-99;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臺北,1984.10): 36-43;林正珍,〈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漢學研究通訊》,20.4(臺北,2001.11): 6-17

[2] 如杜正勝、林滿紅、宋晞、王晴佳教授等人的研究,相關著作如:杜正勝,〈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歷史月刊》,92(臺北,1995. 09): 79- 85;林滿紅,〈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臺北:麥田出版,2002)169-176;宋晞,〈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中國歷史學會年會上講〉,《國史館館刊》,復刊21(臺北,1996:12): 1-26;王晴佳,〈臺灣史學的不變1949-1999年〉,《臺灣大學歷史學報》,24(臺北,1999): 329-374

[3]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 37- 38

[4] 杜正勝,〈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歷史月刊》,92: 80;李東華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認為「臺灣史的研究始終有良好的發展」,與杜正勝教授的說法略異;參見: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 40

[5]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新史學》,11.3(臺北,2002.09): 21-42

[6]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新史學》,11.3: 21;有關打破長久以來以中國史為主體的習慣與束縛,建構世界性的歷史視野,林滿紅教授亦有深刻的觀察,參閱:林滿紅,〈以世界框架寫中國人的近代史〉,《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177-202

[7] 林滿紅,〈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144-168

[8] 宋晞,〈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中國歷史學會年會上講〉,《國史館館刊》,復刊21: 1-26

[9] 劉翠溶,〈臺灣史部分引言〉,《中國歷史學會會訊》,70&71(臺北,2002.11.30): 20-22

[10]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 36-43

[11] 李東華,〈二十年來臺灣中國史研究趨勢之我見〉,《中國歷史學會會訊》,70&71(臺北,2002.11.30): 22-24

[12]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2002)

[13]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xiv-xvii

[14]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一個計量史學的分析(1945-2000)〉,《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2002)151-206;彭明輝,〈從歷史學期刊論文分析臺灣史學研究動向(1945-200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台北,2001.05): 335-364;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漢學研究通訊》,21.2=82(臺北,2002.05): 1-16

[15]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報的量化分析(1945-2000)〉,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1(台北,2004.05): 193-234

[16]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此文原係《史學評論》的代發刊辭〉,收入:余英時,《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1-29;此處所引在2, 4, 27

[17]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收入:康樂,黃進興(),《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21- 42;所引在25

[18] 郭穎頤(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91-92.

[19]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收入:康樂,黃進興(),《歷史學與社會科學》,25

[20]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 11: 36- 42;李東華教授進一步說明以1960年代為分期的原因有三:(1)從史學理論及方法論而言,1963215日創刊的《思與言》是對史料學派最早提出批評的刊物;(2)就史學研究工作者而言,1960年代是內地來臺老一輩教授逐漸退隱、凋謝的時代,也是第二代學者大量崛起的時代;(3)就歷史研究與教學而言,1960年代是歷史研究、教學單位數量上大量增加的時代。(40)

[21] 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2: 69-76;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下,2.3: 135- 145

[22] 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2: 70-73

[23] 包括:沈剛伯,〈史學與世變〉;姚從吾,〈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李濟,〈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陶晉生,〈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均係由演講稿改寫而成。

[24] 沈剛伯,〈史學與世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5.1 (台北,1967. 10): 509-517

[25] 汪榮祖,〈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2002)135-161






◎本文是為:邢義田、黃寬重、鄧小楠總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分冊所寫的〈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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