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3. 豐田移民村,獨留青史向黃昏


  1947年父親移民花蓮,決定在豐田拓荒。

  豐田這個這個充滿和風味的地名,述說了一個日治時期官營移民村的故事。

  1912年,臺灣總督府選擇花蓮港廳進行官方移民,豐田就是其中的一個村落。

  從花蓮出發,沿著花東縱谷南行,約莫半小時的車程即抵達豐田社區。豐田社區主要由豐裡、豐坪和豐山三個村落組合而成,是壽豐鄉最大的腹地所在,人口、土地均大於壽豐鄉其他村庄。

  開車走省道臺9線,在224公里處,左手邊(往東)有三根水泥墩鐵柱,中間那根寫著豐山,鐵柱上掛著風車和白鷺鷥,這裡就是就是豐田。日治時期火車站豐田驛之所在,戰後改名豐田站,但豐田並沒有豐田村,只是一個以車站為名的泛稱。

  在三根水泥墩鐵柱的豐山地標,有一條小路穿過鐵道下方,可由此前往豐裡村和豐坪村。沿著小路前行約200公尺右轉,南行約250公尺即為豐田主街道的中山路。左轉,行約900公尺,右邊矗立著碧蓮寺的鳥居,上書「奉獻」兩字,鳥居附近即為豐田移民村中里聚落所在。

  當我這樣說的時候,你可能誤以為豐田移民村只是碧蓮寺鳥居附近的豐裡村。事實上當時的移民村比現在所見大得多,包括豐山、豐裡、豐坪村都設置聚落,惟經過歲月的洗禮,有些地方較鮮為人知,但從舊地圖和現址情形判斷,仍可看出昔日移民村的痕跡。

  位於知亞干溪出山口北側的豐田,南接溪口,北鄰壽豐,地質為灰青色沙土。東西寬約5公里,南北長約6公里,地勢由南向北緩傾斜。知亞干溪支流將豐田村分割為數區,日治時代分為山下、中里、森本(,豐田人稱為摩里摩多,今日已較少人知道,位於碧蓮寺附近,即壽豐國中到碧蓮寺這一帶)、大平四個聚落,戰後行政區劃分為豐山、豐裡、豐坪村。 豐田的前世今生

  移民村是日本政府為紓解本國人口壓力下的產物(日治時代稱日本四島之人為本國人,臺灣住民為本島人),花蓮港廳所設立的移民村中,比較重要的有三個,即吉野、豐田和林田村;吉野村設立於1911(明治44,清.宣統3)年,為今日吉安鄉慶豐村附近;林田村設立於1914(大正3)年,在今日鳳林鎮大榮村附近,移民村北方即今日兆豐農場所在地;豐田村設立於1912(大正元)年,即今日的豐田三村。日治時代設置移民村時,吉野、豐田和林田村之間有鐵路互相聯繫,聚落和聚落間則以輕便鐵路(臺車)互通。

  1905(明治38,清.光緒31)年,臺灣總督府開始實施官營移民,1910(明治43,清.宣統2)年2月9日,臺灣總督府以訓令第12號在花蓮港廳蓮鄉荳蘭社設置荳蘭移民指導所,招募日本德島縣的9戶農民到七腳川(今日吉安),視為模範移民。1910年6月28日,以訓令第135號規定移民指導所附屬於民政部殖產局,廢除同年2月所頒布的訓令第12號,同日並以告示第83號在臺東廳馬蘭社新設卑南移民指導所。這一年再次招募日本本國移民52戶275人進住七腳川原野,儼然略具移民村雛形,1911(明治44,清.宣統3)年七腳川正式改名為吉野村。

  豐田村的建設則始於1912(大正元)年,這一年孫逸仙博士革命成功,建立中華民國,所以豐田村和民國同歲。日治時期的豐田村分為山下、森本、中里、大平等四個聚落;戰後改山下為豐山村,中里、森本為豐裡村,大平為豐坪村。

  豐田村因水田多,土地肥沃而得名,原屬賀田金三郎的事業地,後因經營不善,1910(明治43,清.宣統2)年,改由臺東拓殖合資會社承繼,1911(明治44,清.宣統3)年臺東拓殖株式會社自日本熊本、宮城縣招募移民,居住於豐田村森本聚落(今日碧蓮寺附近),開墾100餘甲土地從事蔗作。1912(大正元)年,臺東拓殖合資會社與鹽水港株式會社合併,歸還總督府許可地充當官營移民村。豐田村的土地調查於1912年開始,當時七腳川社(今日吉安)原住民出沒無常,土地調查員住宿在賀田村(原吳全村,今日志學附近)會社事務所,因出入小徑茅深草長,進行調查工作時備受威脅。1912年土地查定完成,規劃耕地,由總督府在本國內地各府縣招募移民。但因同年9月吉野村(今日吉安)遭受颱風侵襲,村中建築物幾全數倒塌;為了吉野村的復舊工作,豐田村的建設因而延遲,直到1913(大正2)年日本移民方始進住。1913年4月,自日本抵臺的移民共計139戶,674人;原先由臺東拓殖合資會社招募的20戶移民,經過審核後錄取其中11戶為官營移民。 移民村的規劃

  日治時期的豐田移民村,分為大平、中里、森本、山下等四個聚落。1917(大正2)年移民總計為180戶,912人。「大平」即今日豐坪村,因地勢平坦寬廣而得名,位於豐田村東南端,聚落呈長方形,耕地西南端有火葬場和墓地,東方接近海岸山脈的山林地,預定編為豐田村共有山林,作為薪炭採集之處;移民有73戶,378人。「中里」為今日豐裡村所在,是豐田保存最完整的移民村,亦為花蓮地區三個移民村中保存最佳者,因位於村落中央而得名,移民指導所、醫療所、小學校、警察官吏派出所及布教所,都在「中里」。

  警察官吏派出所於1990年代改建為壽豐鄉文史館,建築本體仿造自當時的派出所。踏進文史館的庭院內,看到地上的草地與石板顯得有些雜亂無章,其實這是豐田地區三個村莊與道路、田野的縮小版圖。

  文史館內陳列許多黑白老照片,有些是日治時代的影像,有些是戰後的生活紀錄,其中有蔣經國先生三度造訪豐田的照片。此外,這裡也展示社區媽媽們製作的軟陶與拼布作品。

  「森本」因接近林木茂盛的神社而得名,火車站豐田驛在其北邊,溪灘圍繞聚落外圍,四周多荒蕪地,「森本」聚落移民計65戶,337人。「山下」顧名思義位於山麓,即今日豐山村所在,舊村址在村人習稱的部落到山下之間,移民計42戶,197人。「山下」雖土地較為肥沃,但聚落北邊耕地,每逢大雨時,積水停滯,即俗稱的「濫仔地」(今日富麗漁村附近),農作物容易腐敗且有礙健康。

  豐田移民村保存最完整的是「中里」聚落,即今日豐裡村,在碧蓮寺鳥居附近;「山下」聚落在今日豐山村往石綿山(原荖腦山)抵中興橋之前,豐田人稱為部落的地方。此處的移民村僅略具遺意,但卻保存了兩戶完整的木造日本厝。如果你想到部落去看看,可在省道臺9線豐田火車站中興路右轉,向石綿山的方向前行,約400公尺左右抵豐田圳支流,此處即昔日移民村「山下」聚落所在;今日豐田居民口中的「山下」,須再往西行,過中興橋,在石綿山的山腳處,這裡是豐田的果園栽植區。「大平」聚落在今日豐坪村靠知亞干溪附近,尚有幾戶人家維持移民村的規模,但均不如碧蓮寺鳥居附近保存完整。而昔日的「森本」聚落已闢為農田,完全看不出曾為日本移民村聚落的痕跡。

  經過四年的努力,1917(大正6)年豐田村的建設大抵規模初具,住戶共有180戶,912人。 豐田圳與居民生活

  豐田圳是豐田村唯一的灌溉渠道,於1916(大正5)年開鑿幹線和支線,1917年完工。從山腳穿鑿岩石引入知亞干溪水(今日之壽豐溪),灌溉面積共400多甲。唯當時「山下」聚落每逢大水即因排水不良,造成農作物腐爛,衛生堪虞。總督府乃自1915(大正4)年起,分三年度進行排水道修築工程,興建排水主幹和支線,以解決積水問題。

  豐田圳引水含石灰質,不適合水田灌溉,移民指導所於1923(大正12)年築造沉澱池,可惜淨水功能不佳,對灌溉幫助不大,使得豐田村的水田面積始終無法超過旱田。1918(大正7)年,豐田村已墾面積652甲,其中旱田577甲(占88.5%);到1942(昭和17)年,已墾面積868甲,旱田仍高達521甲(占60.0%)。

  花東縱谷的三個官營移民村(吉野、豐田,林田),經過初期墾荒的艱辛後,逐漸步入正軌。其中以豐田村開墾速度最快,到1921(大正10)年已達100%,林田村則到1934(昭和9)年才達到完全開發。花東縱谷前期建立的官營移民村中,不適農耕的面積以豐田村最少;1918(大正7)年有13甲,同年吉野村有83甲。因不適合農耕的面積較多,使吉野村到1942(昭和17)年仍末完全開墾。

  由移民指導所主導規劃的豐田村,先將土地以棋盤式劃分道路與住宅,街與街的距離為兩戶人家,每戶土地面積為441坪,四面方正,中里聚落的居民將這種格局一直保留至今。

  移民指導所為豐田移民村規劃完備的街道及各種公用設施,有如自給自足的日本農村。當時因勞力需求殷切,吸引家無恆產的佃農聚居移民村附近,以蔗葉、芒草搭成田寮居住。這些本島農民在日本移民村附近,逐漸形成新聚落,並且向日本移民租贌維生,成為移民村的衛星聚落。1930年代,從新竹、苗栗來的客家人遷入,部分從西北部遷移來的閩籍移民亦陸續抵達。日人刻意隔離居住區域,不讓本島人進入移民村居住,多數臺灣本島移民只得選擇大平(豐坪村)沿知亞干溪河岸,構築簡陋屋宅為棲身之所,名為「新庄仔」。由於河床地貧瘠不易農墾,本島人多受僱於日人為佃農,因而生活頗為艱困。1945年後,阿美族人與外省族群遷入,使得豐田的族群文化,呈現更多元的風貌。

  經過初期的開墾與水利建設,移民村的耕地逐漸出現水田化現象。但1914(大正3)年和1917(大正6)年的暴風雨,曾給豐田移民村帶來毀滅性的打擊,總督府屢屢花費鉅資,從事災後重建與修築堤防。豐田移民村雖然有基本的水圳和排水設施,但水利工程仍甚為有限且進行遲緩,因而影響農作經營。

  天災是日本移民村的致命傷,日本總督府在花蓮港廳所建立的吉野、豐田、林田村,從1910-1913(明治末到大正初)年間的初期官營移民,到1917(大正6)年總督府結束初期官營移民事業這段期間,計歷經7次颱風豪雨。由於天災不斷,開荒維艱,加上衛生醫療不良,造成疫病叢生;日本總督府因而在移民村設置診療所,提供醫療衛生服務,今日豐田居民稱之為「醫生的家」。

  位於豐坪村的豐田診療所迄今猶在,建築採取左右不對襯的造型,特選的上等木材,歷經數九十載歲月猶保存完整。屋頂上造型獨特的鬼頭瓦,猙獰的笑容,帶著幾分詭異之感,據云其作用為驅邪。

  在主觀、客觀條件欠佳的情況下,農作相當困難。經過至少5年的慘澹經營,在1917(大正6)年以後,豐田村的水利設施初步完成,移民村的各項公共設施乃漸趨完備。日本移民對臺灣氣候風土亦逐漸適應,且培養出亞熱帶作物栽種的技術,自1920(大正9)年起,農作始有較穩定的生產。 甘蔗、菸草和水稻

  甘蔗與菸草是花蓮港廳三移民村的主要經濟作物,甘蔗生產以供應製糖會社原料為主,菸草則供應專賣局製菸。豐田村遲至1917(大正6)年才開始種植水稻,可見糧食作物仍不能自給。一般作物主要有甘薯、蔬菜等,蔬菜的經濟收益甚佳,僅次於甘蔗。

  豐田村的甘蔗種植面積為311甲,一甲地平均收穫量為64,808斤。由於甘蔗的稱重與含糖量為製糖會社所控製,因而臺灣俗諺〈十憨〉有云「頭一憨種甘蔗去乎會社磅」,道出了蔗農的心酸,亦由此可見蔗農受剝削的程度。

  日本人於1913(大正2)年首次引進美國黃色種菸草,在吉野移民村(吉安鄉)種植,並逐漸擴及豐田移民村,試圖將豐田規劃為重要的菸業生產區,因此除了菸田之外,亦興建許多用來製菸的菸樓。在菸業的全盛時期,豐田的菸樓數量頗多,早年只要看各家的菸樓數量,即可知道該戶人家的富裕程度。

  豐田移民村的菸草種植面積遠遜於水稻、甘蔗,但其產值卻較高。豐田村的菸草種植面積28甲,約為稻作143甲的19.6%,但其生產總值為20,970圓,超過稻米的20,688圓,由此可見菸草產值之高。並且因為菸草利潤豐厚,這部分的收入甚至直接影響農家經濟。

  菸樓(菸草乾燥室)為烤製菸葉處所,被視為菸草經濟的象徵。菸葉經過初級加工後,附加價值大增,但需具備專業技術並投注大量人力。菸葉採收後的重頭戲,是長達三個月的製菸期,期間菸農必須廿四小時在菸樓控制溫度。而為了管理方便,菸樓常挑高於屋宅正中央,一棟一棟接連排比,形成一幅特殊的農村景觀。

  菸草生產的最後環節──烤製,乃決定菸葉品質的重要關鍵。菸樓則為菸葉作物最重要的生產設備,建築費高達454.91圓,超過當時房屋建築費204圓的兩倍以上。

  菸草進行烤製時,溫度需精密控制,溫度不當,控溫不良,動輒燙傷菸葉、死青(綠色葉)或變成蛤蟆皮葉。出現這類現象時,菸葉等級自然降低,有時專賣局甚至不予收購,所以烤菸的七至八天之間,菸農們如臨深履薄,絲毫不敢大意。烤菸時吃睡都在菸樓,大人控制溫度,小孩嬉戲於旁,一家大小輪流看守觀測,不敢須臾離開。烤製菸葉的三個月期間,菸樓儼然成為全家人的生活空間。移民家屋室內坪數不大,在非薰烤菸葉季節,菸樓成為儲藏、玩耍、起居的彈性處所。因而在機能上菸樓既屬生產空間,亦是生活空間。

  菸樓是菸農財富的象徵,代表菸農擁有的菸田面積和經營條件,許多菸農半生奮鬥就只為建造一棟菸樓。對日本菸農而言,菸樓是政府的基本補助,臺灣本島農民則須勤勉工作,以累積搭蓋菸樓所需資金。但無論日本移民或本島農民,菸樓均為農民的經濟寄託,看著菸樓裊裊上升的薰煙,孕育著農民無窮的希望。

  在推廣菸業的年代,只見菸田裡菸農熟練地於談笑間採下片片「綠色黃金」,高聳的菸樓在烤菸時飄送出濃郁的香氣,為寒冬帶來暖意。但隨著日人撤離臺灣,菸業逐漸凋零,目前只剩下兩座菸樓,為昔日繁華留下見證的痕跡。今日豐田的菸業雖已沒落,但在豐裡、豐坪仍可見到廣島式、大阪式菸樓的舊觀,為過往的菸草歲月留下見證,亦為日治時期的移民產業提供最佳註腳。

  豐田現存的兩座菸樓分別為大阪式與廣島式,大阪式菸樓因有閣樓的設計,安全性較高;廣島式則沒有閣樓,但製成菸草的品質較佳。據當地文史工作者的考察,目前這座廣島式菸樓,可能是臺灣地區碩果僅存者,因此極為珍貴。惟歷經歲月的洗禮,目前已逐漸荒廢,如果你想一睹廣島式菸樓的丰采,請你到豐田時一定要來看看。 神社與居民生活

  為了撫慰日本移民客居他鄉的精神寄託,移民村在規劃之初即設置神社,官方且設立布教所。

  花蓮港廳設立移民村初期,由於景況甚慘,總督府希望以宗教力量鼓舞移民,因而設置神社,並設立布教所。當時移民信仰以佛教「真言宗」所占比例最高,初創的布教所乃由真言宗本願派布教師為村民讀經、說教、舉行法會等。惟因移民農務繁重,睡眠嚴重不足,聽道村民(尤其男性)並不踴躍,但宗教信仰仍帶給移民安定的力量。移民指導所非常重視移民的信仰生活,豐田神社每年6月5日均舉行盛大例祭,移民們必須放下自身私務,參與全村大掃除的準備工作,以示誠敬。

  豐田神社位於森本聚落,即今日豐裡村所在;始建於1914(大正3)年8月,1940(昭和15)年在大平聚落安置「地神」,視為日照大神供奉。開車走省道臺9線,至225公里處,向東有一條柏油路面的產業道路,牌樓上寫著「中山公園」。沿產業道路向海岸山脈而行,路旁的大王椰子樹,迎風搖曳,行約1,100公尺即抵達碧蓮寺。另一條到碧蓮寺的路是在省道臺9線224公里處,左手邊看到三根水泥墩鐵柱,向東有一條小路穿過鐵道下方,可由此前往豐裡和豐坪村。沿著小路前行約200公尺右轉,南行約250公尺即為豐田主街道的中山路,左轉,行約900公尺,即可看見右邊矗立著碧蓮寺的鳥居,上書「奉獻」兩字,鳥居至碧蓮寺約600公尺。第3條路線是走省道臺11丙,至13公里處,有一座木造指標,上面寫著往碧蓮寺的方向,往西行約11,00公尺,即可看見左邊矗立著碧蓮寺的鳥居。

  碧蓮寺位於豐裡村(日治時代豐田移民村中里所在地)南方接近豐坪村(日治時代豐田移民村大平所在地)交界的地方,日治時代森本聚落所在地。寺的南面是一片桂竹林,寺門朝北,門外龍蟠樑柱,雕工甚細;兩隻狛犬踞寺而伏,傳達了此寺原為日本神社的信息;其旁另有一對石獅子,乃戰後所置;兩對異民族的鎮廟獸和平相處,呈現臺灣民間文化的雜揉性格。墀階外是茄冬樹與榕樹交錯而植的林子,林子的西北方是豐年臺,原有一株百年巨松迎天挺立,松下為洗瞼臺,供香客洗面淨手之用。惜因老松染蟲生病,已然枯死。附近有一塊開村三十周年紀念石碑,上面刻著「昭和十七年六月,開村三十周年紀念,台灣總督長谷川清書」;再往前行,朝山道左右站立著日本石製宮燈(御神燈)數對,燈孔呈日、月與方形。本來宮燈有數十對,由寺門延伸而出,至橋頭蓮花池畔止。後來為了建豐年臺,毀掉部分,燈柱節節而斷,只餘燈罩留存,乃倒置為桌,植於茄冬樹下,以為下棋、品茶之用。豐年臺原建於寺門前方正中,即水池處,因有礙寺觀,其後移往西北角,原處改為水池。1990年代以後,碧蓮寺整建,回復古風,倒置為桌的石燈重行樹立,今日所見較低矮的石燈即重建部分。

  由橋頭往外延伸,進香步道約600公尺,隔絕了人世與寺廟。日本民族習慣將人世宗教和修行處所合而為一,有名的金閣寺、銀閣寺,率皆如此。而在臺灣的一些寺廟,如為日治時代所遺留者,亦均保存此風。

  進香步道本狹,僅容步行朝寺。其後因人口增多,道路拓建,乃得行車。我曾走訪過臺灣其他地方的許多寺廟,極少見到像碧蓮寺朝山步道如此長者。臺灣寺廟除清修叢林外,一般廟宇通常建於路邊或市集所在,像碧蓮寺這種人間宗教而如此清幽者殊少。

  碧蓮寺有一尊黑色露牙的神像不動明王,原為日本佛,又名不動金剛明王、不動使者、無動尊菩薩,為密教五大明王、八大明王之主尊。傳說此尊木雕的不動明王金身,原供奉於初音(今吉安鄉干城村)西寧寺附近。1946年由葉欽富等十三人將其請回豐田奉祀,成為碧蓮寺的特色之一。不動明王的信仰在臺灣地區其他佛寺並不多見,但在花蓮除了碧蓮寺、西寧寺外,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寧安橋旁、吉安鄉的慶修院,亦供奉不動明王神像,據花蓮師院姚誠教授的研究,這尊神像是日治時期留存臺灣的少數不動明王之一;因此當我們看到印度的佛祖、觀世音菩薩、彌勒佛,日本的不動明王,和臺灣民間信仰的五穀先帝、天上聖母、地母娘娘在碧蓮寺同受供奉,就可以了解臺灣民間信仰的包容性。

  豐田這個充滿和風味的地名,述說著歲月的痕跡;和民國同歲的豐田村,走過日治時代,走過戰後的山風海雨;回首來時路,豐田移民村的故事,兀自獨留青史向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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