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3-1. 花蓮中學的濱海少年


  一九七四年秋天,一列鮮黃色的小火車從馬太鞍出發,清晨六點,陽光從海岸山脈那邊緩緩升起,經過知亞干溪時,海岸山脈一片璀燦,然後就到了豐田。

  月臺上這裡那裡站滿了人,上班的,上學的,都上了這列從馬太鞍發的火車。我跨上車門站在右手邊靠窗的位置,這是一個尋常的早晨,如同每天的同一班列車,載我到濱海的花蓮中學。

  一九七○年代的花蓮中學是極其自由的,羅葆基校長彼時已擔任校長多年,每天早晨朝會時並不多話,隨意講幾句,就交給教務主任宋克灼老師或訓導主任孫老師。但我印象最深的還是羅葆基校長的朝會講話,他總是說:「花蓮中學是小北大,崇尚自由的學風。」

  什麼是自由的學風,坦白說,十六、七歲的我們,什麼也不懂,甚至連什麼是北大都懵懵懂懂,還不如距離不遠處花蓮女中的女學生那般吸引著我們。

  彼時花蓮中學有四個校門,除西面的正校門有人守著,亦並不是警衛,比較像傳達室。至於東南北三個小校門,隨時都是開著的,不想上課時可以大剌剌地從校門走出去。走出校門去幹什麼,誰也管不著,對於少年十五二十時的我們來說,這就是自由學風了吧!

  教務主任宋克灼老師綽號烏龜,據學長們相傳宋老師綽號的由來,是因為考試時他老人家巡查教室,冷不防從窗口伸出頭來抓作弊的學生,動作就像烏龜把頭伸出來,因此博得這個雅號。但坦白說,在花蓮中學念書的三年期間,和宋老師實在沒什麼關係,我的功課一向不好也不壞,不是前三名,也沒有太多科目被當,前三名每學期開學時會在朝會上受獎,紅字太多會留級,這些都是教務處該管的事,我這兩樣都沒分,和教務處的關係就很遠了。倒是宋老師的兒子和我同屆,或許因此之故,宋老師和我們這一屆也就有了比較密切的關係,但亦僅僅知道他有一個和我們同屆的兒子。

  訓導主任孫老師倒是多話的,每天朝會上臺講話最多的就是他,身裁又瘦又小,我們稱他孫猴子,祇要他一上臺,就嚕嗦個沒完沒了,衣服要怎麼穿,走路要如此這般,不要抽菸,不要談戀愛,林林總總,每天有交代不完的事。等孫老師講完,總教官趙金相上臺時又是另一番景象,他是專門管服裝儀容和學生生活的,從帽子、頭髮、制服到鞋襪,無一不管。當時實施學生軍訓,什麼該管不該管的事情,總教官都一手包。不過,相較而言,花蓮中學和其他高中比起來,還算是自由的,頭髮尺度寬鬆些,學校的圍牆不到七十公分,祇是做個樣子,輕輕一躍就可以跳過去,何況四個校明長開而不閉,校方對學生在行動上仍給予相對自由的尊重。

  我高一時的班導師是張愛雲老師,北平女子師範大學畢業,教地理,人稱花中之母。張老師人長得極高大,講話帶北方口音,對學生極好。因為花蓮中學錄取學生的總分很低,四百分正取,三八○分備取,一千名考生,錄取五百人,錄取率百分之五十,學生素質參差不齊。學校為了教學方便,高一學生一入學就實行分班制度,九到十二班是A段班,一到八班為B段班,但因教務主任宋克灼老師的兒子在我們這一屆,功課不是太好,編不進A段班,所以我們這一屆特別編了一個班給有特殊關係的學生,上課老師亦是特別挑選,那就是一年一班。本來依據學校的編班方式,由一年十二班往下編,榜首在十二班,榜眼在十一班,探花在十班;但後來編班的結果,因為九班報到率較低,於是從十到十二班各挪了幾位同學過去,因為是從各班學號後面挪的,而愈後面的學號反而是入學成績愈高的,於是十到十二班的前幾名編到九班之後,九班成為整個一年級程度最好的一班,後來念理工的同學中,考上臺清交的同學,以高一時念九班的同學最多。至於我念的十二班,三位上了臺大,兩位考進醫學院,算是差強人意。

  高一的國文老師楊燕燕是韓國僑生,有些富態,書教得極好。楊老師的先生白陽,是花蓮中學的英文老師,可惜祇教高三;而我升上高三時,白陽老師那一年不知為何沒教社會組,我變成那幾年少數社會組升學班未被白陽老師教過英文的學生。

  可能因為國中時愛看閒書的緣故,我的作文一向不錯,楊燕燕老師選派我去參加作文比賽。花蓮中學的各項比賽很奇怪,都是全校性的,諸如作文比賽、數學競賽、班際球賽,都是全校性質。高一那年參加作文比賽,意外地得了第三名,那是我高中三年唯一獲得的獎狀,後來就乏善可陳了。

  教數學的梁仁孝老師是泰雅族原住民,我很難評斷他教得好不好,大體算是中規中矩,不特別好也不特別壞。我在國中時數學極好,但上了高中並不凸出,大概在中上左右,反正考試不曾不及格就是了。其實我對數學一向很有興趣,整個高中三年沒有蹺過一堂數學課,甚至曾一度想念數學系,不過這樣的想法在高二分組時,因為選讀社會組,乃胎死腹中。

  教英文的李英明老師,不太重視文法與發音,祇是把單字講一講,解釋一下課文就了事。尤其我這一屆學的是萬國音標(臺灣的英文課學萬國音標僅四屆,我即是其中一屆的學生),直到現在我講的英語仍用萬國音標發音,因為後來我也沒有刻意再去學KK音標。李英明老師脾氣很好,但課卻上得普通,不特別精采,也不至於無趣,約莫是中向度的老師。我記得有關李英明老師的兩件事,似乎都和如何學英文無關。一次是李老師說英文的商標很有意思,像女人的內衣名字取做「驕傲」(Triumphant),可真是神氣!一次是談到電影的翻譯,李老師說《愛的故事》裡有一句對白“Love is Never Say Sorry”,中文譯為「情到深處無怨尤」,真是高明。高一的我對這句翻譯,坦白說,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之處,就算直譯「愛永遠不要說抱歉」,也沒什麼不好。

  歷史課由教務主任宋克灼老師擔任,我不記得他在課堂上教了什麼,好像就是把課文再解釋一遍。彼時的歷史教科書,從三皇五帝教起,北京人,山頂洞人,黃帝是我們共同的祖先,無非國族建構的血緣論和文化論,中國文化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的道統,如此這般等等,把少年十五二十時的我們,訓練成炎黃子孫和中國文化的傳人。彼時的國文、歷史、地理、公民、三民主義等課程,肩負了沈重的民族主義教育重責大任,歷史教科書裡充斥著各種血淚交織、可歌可泣的故事,書中的民族英雄不是板盪見忠貞的亡國之臣、孤臣孽子,諸如文天祥、岳飛、史可法;就是諸如張騫、班超通西域,漢武帝北伐匈奴,唐太宗擊敗東、西突厥,左宗棠平回亂等,欺壓邊疆少數民族,振大漢天威的故事,如今想來,上一代的歷史學者,真是將歷史課程的民族教育,建構得極為成功。這樣成功的歷史教育,將臺灣人教育成中國人,實不能不佩服彼時教科書撰寫者的厲害。不像我這一代,連個臺灣人或中國人都寫得理不直氣不壯,民族精神的歷史教育,和上一代比起來,顯然是失敗的。

  高一班代綦建臺的父親綦書晉,是學校的地理老師,我高二和高三的地理就是綦老師教的。綦建臺教養甚佳,個性溫和有禮,繪畫天分極高,曾獲全校美術比賽水彩畫第三名。縱使如此,綦建臺還是念了理工,後來考上成功大學,惟不知是否仍繼續畫畫。

  班上有幾位同學功課特別好,畢業於國風國中的劉運鴻,國中時和我一起參加國語文競賽,獲得國中組第一名,代表花蓮縣參加省賽。後來考上中央大學電機系,進入臺電工作,在職赴美進修獲博士學位,返臺電任高級工程師。二○○○年前後與我在北廻線的火車上巧遇,劉運鴻提到核能發電對臺灣其實是不必要的,令我感到頗為意外。一個臺電的高級工程師,居然反對建核四廠,實在不知那些主張建核四的政客們,腦子是怎麼想的。

  謝思源的父親在國風國中教書,屬班上非常用功的同學,後來考上臺大化工系,赴美獲化工博士學位,有一段時間在臺大化工系做博士後研究,可能因為沒缺的緣故,又再度赴美發展。

  高一班上有兩位同學立志習醫,一位是畢家俊,頭很大,綽號叫畢大頭,高中畢業時考上牙醫系,第二年重考上了醫學系,果然如願以償,繼承父親的衣缽。另一位是張世瑛,一個很乖的同學,後來當了牙醫。

  彭興仁的父親彭春龍是花蓮女中音樂老師,小提琴拉得很好,喜歡畫漫畫,玩遙控飛機,他曾帶我到花崗上棒球場玩遙控飛機,大部分時候當然是他操控,我在旁邊看。彭興仁考上師大物理系,赴美獲博士學位,曾任教於大同工學院。

  高二時分組,我因為甲組有興趣的祇有數學系,丙組有興趣的祇有心理系,丁組有興趣的祇有法律系,於是選了乙組,因為心很大,大到想了解東西方的知識。而彼時天真地以為祇有歷史系和哲學系才能了解人類的智慧,現在想來不免覺得好笑,但當年真是那樣想的,所以在高二分組時選了社會組,準備將來念歷史系或哲學系。

  花蓮中學的慣例,高二祇有兩班社會組,到高三時會有一些念理工的同學再轉到社會組,變成三班。而不論兩班或三班社會組,二年二班和三年二班都是所謂好班,也就是升學班。

  高二的班導師是劉廣元老師,後來劉老師寫小說,筆名劉春城,出版過《不結仔》小說集、《黃春明前傳》和《慈雲悠悠》。劉老師上課很少照本宣科,課文虛應一下故事,大部分時間用來談小說和電影。對高二學生而言,劉廣元老師或許不是一個好老師,諸如把書教好,學生考試得高分之類,但除了課堂知識之外,劉老師是一個很好的啟蒙者。後來劉老師離開花蓮中學到中視文化公司工作,並且寫起小說來。彼時我已經念完碩士,在《聯合文學》雜誌社工作,和劉老師相約在臺北東區的一家餐廳吃飯,劉老師意興湍飛地談著他正在寫的《黃春明前傳》和《不結仔》,過不久這兩本書都出版了。但當時和我談起的另一本長篇小說《濱海少年》,卻一直未見出版,也不知寫完了沒。

  教歷史的石秋亮老師甫自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原本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助理,呂實強老師很欣賞他,本來要留在那兒工作的。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呂實強老師的名字,沒想到十五年後,呂實強老師成為我投考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入學口試的委員,算來是我的師祖輩。

  石秋亮老師人長得很秀氣,上課井井有條,尤其高二的中國近代史,一大堆戰爭、條約、通商口岸,簡直可以把人搞死,石秋亮老師總能將課程內容講得條理清晰。雖然彼時我已決定將來要念歷史系或哲學系,但最後終於選擇歷史系,或許多少受到石秋亮老師的影響。廿八年後小兒彭博念花蓮中學高二時,被石秋亮老師教到,上課第一天他就認出彭博是我兒子,不過那時石老師已改教國文。石秋亮老師以校為家,終身未娶,學生就是他的孩子們。

  花蓮中學畢業的學生,很少不懷念音樂老師郭子究,懷念郭子究老師有兩種,一種是被音樂課折磨地要死,另一種是終身成為音樂愛好者。每學期開學第一堂課,郭老師就在黑板上寫上四個音節的節奏,要我們視唱,通過了就六十分,通不過是零分,有許多同學整個學期練著那四小節節奏,痛苦不堪。我相信有一半以上的學生是用背的,背下來後隨手打拍子,唱過拿到六十分了事。有些同學因為從小彈鋼琴或拉小提琴,音樂很容易就拿到九十幾分,但對未學音樂的同學而言,拿零分並不是什麼太稀奇的事。在花蓮中學音樂教室,我第一次聽到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那是郭子究老師用賣唱片和創作樂譜所得為學校購置的。郭老師在音樂欣賞課上,為我們播放《田園》,不知名的音響,不知名的唱片,年少心靈就這樣深深感動著。郭子究老師的第一張合唱曲集唱片,伴隨我30年,我的青春,我的夢,我年少的憧憬,中歲的沈吟。從此,音樂成為我脈管裡奔流的血液。

  花蓮中學畢業生,有些後來成為音樂工作者。高我三屆,唱民歌的葉佳修,〈外婆的澎湖灣〉和〈鄉間小路〉,傳唱至今。校園民歌的燃燈者楊弦,〈江湖上〉和〈鄉愁四韻〉,開啟臺灣校園民歌的新紀元。翻譯卡薩爾斯心路歷程《白鳥之歌》的林宜勝,台大外文系畢業,擔任過洪建全視聽圖書館館長,在東吳音樂系、台北藝術大學講授錄音學和音響學;我與他的幼弟小說家林宜澐是好友,卻總與林宜勝大哥緣慳一面。

  美術課的廖清雲老師,在我念國中時任教於壽豐國中,教了我三年美術,沒想到上了花蓮中學,走進美術教室,廖清雲老師已經擺好石膏像在那兒等我們。廖清雲老師的美術課一絲不苟,按表操課。四個學期美術課上下來,我們畫過炭筆素描、水彩、木刻、貼畫、雕塑,把大夥兒搞得人仰馬翻。但也因此對美術有一些基礎認知,後來我對書畫不致於太外行,殆緣於受廖清雲老師之教。如同後來音樂成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伴侶,雖然小學時吹過長號喇叭,後來習蕭笛、胡琴,並終身喜愛古典音樂,我想主要是受到郭子究老師的影響。

  體育課亦是花蓮中學的大事,一項是游泳,另一項足球。游泳課是劉庸謙老師上的,劉老師長得極高大,主修水球,同學們都叫他蒙古人。游泳課必須游五十公尺,不管用什麼姿勢。可惜我對游泳實在沒什麼天分,游了一年還是祇會擡頭蛙,連換氣都不會。劉庸謙老師有一個弟弟劉尚謙,人長得帥,後來演電影去了,在瓊瑤三廳電影風行時期,常演第二或第三男主角。

  體育課的另一項重頭戲是足球,教足球的郭老師綽號土匪,據說當年是四川省足球代表隊,上課時教我們盤球、傳球、停球、頭頂球和射門,考試時考射門,每個人踢十個十二碼罰球,進一球十分,負責守門的是足球校隊球門,許多同學進不了六球,體育課就當掉了。

  記得當年有許多功課很好的同學,往往因為音樂、美術和體育課不及格而無法畢業,他們以同等學歷投考大學,卻有不少人考上前幾志願,從這裡或可看出花蓮中學對音樂、美術和體育的重視。我後來之所以喜愛音樂、運動和藝術,大概和我在花蓮中學所受的教育有關,許多花蓮中學的畢業生率皆類此。

  高二選社會組的同學不多,僅得兩個班,其中二年二班是所謂升學班,由社會組前四十八名同學編成,班上有幾位功課比較傑出的同學,如王健文、曾復文、馮知葉、陳子堅、樓國柱等人。

  樓國柱來自臺東成功鎮,父親是警官,運動和音樂均佳,因為姓樓,綽號為諧音的數學符號Log;國中時越區到花蓮花崗國中就讀,上高中後完全不像臺東來的鄉下人。他是班際合唱比賽的指揮,可惜比賽時我們並未得獎。樓國柱功課相當不錯,但後來考大學時卻兩度鎩羽,倒是兩年都考上警官學校(後來的警察大學),祇好認命去念,畢業後曾留校任大隊長,其後擔任苗栗縣警察局長,表現頗佳。

  陳子堅是我國中同班同學,人極聰明,鬼靈精怪。念國中時因為日記上寫到史達林之類的文字,江耀坤校長為保護陳子堅,沒收他的日記,直到解嚴後才歸還,那時陳子堅已在外交部工作多年。陳子堅高中畢業時考上東海政治系,第二年重考,上臺大政治系公行組,畢業後考上外交領事人員,任職外交部,派駐日本,入東京大學念研究所,但似未取得學位。有一段時間陳子堅擔任亞太司新聞科長,後來是否高升,不得而知。

  馮知葉的動作有點像女生,秀秀氣氣的,喜歡寫一些有的沒有的。高一時和我同班,高二又被分到同一班。他的大盤帽上寫著碧海兩個字,那是他和到臺北念師大附中的國中好友,寫信時用的名字,本來我以為他是同志,後來知道不是。馮知葉考上輔大中文系,結識黨外前輩姚嘉文,有很長一段時間從事政治反對運動,在黨外雜誌風起雲湧的年代,馮知葉一直參與其間,和吳祥輝、林濁水、邱義仁、鄭南榕諸人往來甚密,其後成為綠色陣營中的一員,但並未站到第一線。謝長廷競選高雄市長連任時協助文宣事宜,曾為謝長廷遭競選對手污衊而理光頭,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有關馮知葉的消息,是他輔大中文系同班同學楊渡告訴我的。楊渡和馮知葉在政治反對運動時期站在同一陣線,後來馮知葉向本土靠攏,楊渡轉向臺灣左派,亦即向統派靠攏,有一段時間楊渡擔任中時晚報總主筆。從一九八○到一九九○年代,這樣的分道揚鑣,在友朋中屢見不鮮。

  曾復文來自玉里,成績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後來考上臺大政治系公行組,與電視名嘴蔡詩萍同班。曾復文大學時代是風雲人物,臺大政治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後,赴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攻讀企管,獲得企管碩士後,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一九九六年獲博士學位。後來在資料上看到曾復文改名曾復生,擔任財團法人逸仙文教基金會祕書長,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理事(Councilor),並在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國防大學軍事學院擔任兼課。但我與曾復文高中畢業後三十年未見,所有相關消息都來自傳聞,三十年雨露風霜,馬疾風良,恐亦是漸行漸遠。

  王健文是同學中最傑出的,功課從來都是第一名,非僅如此,他在高三時曾獲全校數學競賽第一名(自然組和社會組一起競賽),而且是花蓮縣國語文競賽高中組作文第一名,代表花蓮縣參加全國國語文競賽。班上有這樣一位同學是很令人氣餒的,功課念不過人家,課外書也讀得沒人家多,連作文都輸人家,反正就是全盤皆輸,輸得你擡不起頭來。高二時王健文和花蓮中學、花蓮女中的同學合辦了一分文學刊物《爬》,出版了兩期,我記得第一期的封面是一隻蝸牛在地上爬。那時班上有一位同學陳克敏,弟弟陳克華時就讀花崗國中三年級,在《爬》發表了兩篇東西(彼時我無法判斷究竟是散文還是詩),這個陳克華就是後來成為醫師作家的陳克華,我在《聯合文學》擔任編輯時曾向他邀過稿,他倒還記得我是他哥哥陳克敏的同學。

  王健文後來以第一志願考上臺大歷史系(當時的分數可以上臺大外文,但王健文和聯招會開了一個小頑笑,把臺大外文系填在最後一個志願,這和看不看得起臺大外文系無關,亦不過是高中生無傷大雅的小小叛逆),並且在臺大歷史系一路讀完博士學位,專長為中國上古史,碩士論文為《戰國諸子的古聖王傳說及其思想史意義》(台北:臺灣大學文學院,《台大文史叢刊》,1987);博土論文為《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取得博士學術後王健文南下牧馬,到成大歷史系任教,於二○○二年到二○○五年間擔任成大歷史系主任,是一位極傑出的歷史工作者。

  我在編進二年二班時是班上第三名,但整個高二恍兮惚兮,對課本一點興趣也沒有,到高三時已經變成倒數三名。高三第一次模擬考總分為全班倒數第二名,差一點把自己嚇得半死。

  想不通那段時間怎麼會如此晃盪,每日裡不是讀著張愛玲、無名氏、黃春明、托爾斯泰,就是和同學去海邊、彈子房或冰果室,打架、鬧事、吃講茶。彼時吳祥輝《拒絕聯考的小子》剛出版,讀了也不喜歡,覺得沒什麼意思。就這樣晃著晃著,居然混到高三快畢業。

  畢業旅行時,班上的古慶祥古老大說我們幾個來拜把吧!也沒太多想就和古慶祥、林郁槐、王健文、姜壬水拜了把子,古慶祥是老大,林郁槐行二,我老三、王健文排第四,姜壬水是老么,而五個兄弟中,有三個後來念了歷史系,王健文念臺大歷史,我念東海歷史,姜壬水念淡江歷史。古慶祥退伍後考上淡江銀行系夜間部,林郁槐退伍後考上中興法商企管系夜間部。

  高三的英文老師是李英明老師,他是我高一時的英文老師,隔了一年又教到我。我不清楚為什麼白陽老師那年沒有上三年二班的英文課,三年二班的英文課,慣例由白陽老師擔任,這也不去管它了,反正誰教都差不多,以我當時念書的情形而言。數學是王進龍老師教的,王老師在家裡開了數學家教班,很多同學到他那兒補習,在學校上課卻不是很認真。我對補習完全沒興趣,雖然我一直很喜歡數學,甚至一度考慮念數學系。我想許多中學老師就如王進龍老師般,無意間傷害了一些同學的興趣,他們在講堂上對學生的影響,很多時候是連自己都沒有想到的。

  班導師廖守臣老師是泰雅族,臺大歷史系畢業,是花蓮中學的歷史名師。廖老師的歷史課上得真好,條理清析,深入淺出,把各種歷史事件整理得脈絡分明。但我並不喜歡這樣的歷史,彷彿一切都依著歷史的軌道前行。但歷史真是這樣的嗎?我對廖老師整理的歷史綱要委實興趣缺缺,因此在模擬考時,歷史簡直考得一榻糊塗。

  在距離畢業剩下不到兩個禮拜的某日朝會,班上有一位叫陳榮昌的同學,因為遲到未參加升旗典禮,廖守臣老師巡視教室時,發現陳榮昌未參加朝會,厲聲指責陳榮昌。當時陳榮昌坐在椅子上很不禮貌地摳著腳ㄚ子(高中生愛耍酷,常在穿皮鞋時不穿襪子)。廖老師非常生氣,要記陳榮昌兩個大過。我們參加完升旗典禮回來,聽陳榮昌說明經過,覺得茲事體大,因為再過不到兩個禮拜就要畢業了,被記兩個大過實在划不來,於是大夥兒推派林郁槐、姜壬水、李瑞昌和我去和老師談判。我們四個人長得人高馬大,姜壬水一八○公分,林郁槐一七八公分,我一七六公分,李瑞昌一七三公分;我們來到教師辦公室找廖老師,說有事情要和老師談談。廖老師說在教師辦公室談就好,我們堅持要到約談室,姜壬水推了老師一把,我們順勢把老師擠到約談室。身高不滿一六五公分的廖守臣老師臉上流露出恐懼之意。說實話,當時我們並沒有要採用暴力的意思,但那場面看起來委實像學生圍毆老師。我們希望老師收回成命,不要記陳榮昌兩個大過。廖老師同意了,改記一個警告。於是我們開心地離開約談室,彷彿打了一個勝仗。

  過了幾天,廖守臣老師一個個把那天找他談判的學生叫到約談室談話,我當然也不例外。廖老師問我要不要考大學(因為我的功課實在太壞,第一次模擬考是班上倒數第二名),我說要。廖老師再問我要念什麼系?我說第一志願是臺大歷史系。忽然我聽到一聲巨大的響聲,原來是廖老師的頭撞到牆壁。臺大歷史系畢業的他,聽到班上模擬考倒數第二名的學生第一志願是臺大歷史系,表現出如此震驚的神色,完全是合理的。換作是我,大概也會這樣。廖老師摸摸撞痛的頭,勉勵我好好努力,並示意我可以離開了。

  許多年以後,廖守臣老師和我談話的場景仍不時在我腦海裡浮現。一九九五年我到慈濟醫學院演講「東臺灣的拓墾」,講到一半時發現右邊第一排角落有一位老先生在勤作筆記,仔細一看,那莫不是廖守臣老師嗎?於是下半演講簡直講得一榻糊塗。答詢時間結束後,我走下講臺向廖守臣老師致意,說我是他一九七六年三年二班的學生,廖老師想不起我是誰。接著我提到臨畢業前我們找他談話的事,廖老師說了一句「你就是那個流氓學生」。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原來我在廖老師心裡是「那個流氓學生」,而那個流氓學生居然收心念書。當年花蓮中學想念歷史系的濱海少年,經過歲月的洗禮,脫去流氓外衣,三十年後蛻變為孜孜矻矻的歷史學工作者。

  緲緲茫茫的少年十五二十時,我背著帶子長到小腿肚的書包晃盪著,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裡。有時同學吆喝鬧事,在街頭或縣圖書館打架,也趕去湊熱鬧,但我卻是不在種的,打架時不夠凶狠,出手不夠快也不夠重,祇有在雙方談判時插幾句嘴。直到畢業前夕,我想著難道自己的人生就這樣了嗎?如果考不上大學,是否就回家種田?繼續父親的莊稼耕種。

  一個微風的午後,我又蹺課來到海邊。花蓮中學的慣例,愈高年級的教室愈靠近海岸。高三教室根本就在海邊,一轉頭,太平洋的波淘向海角天涯流去。坐在海邊,我望著遠方海天交接的地平線,思索著人生未來的道路。我的心情極為黯然,前不見來時路,後不見未來,想著想著,不禁淚溼滿面。海風吹來,拂面清涼,竟不知是淚水或海水鹹溼的滋味。

  第二天是畢業典禮,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斷腸時,打完最後一場架,收拾行囊回到豐田,準備用最後的二十四天衝刺。告別年少的浪莽,我收拾心情,為自己的未來伏案苦讀。二十四天後走進考場,開啟我另一個階段的人生。

  在收心讀書這段時間,我每天約五點半起床,和父親一起吃早餐,另加一杯打了生蛋的牛奶,然後回房間讀書。父親例行到田裡工作,母親有時和父親一塊兒下田,有時收拾好餐桌,再騎腳踏車下田。妹妹讀花蓮農校一年級,通學上課,等家人六點出門以後,家裡祇剩下我和一隻老黃狗。我知道如果聯考考不好,我很可能就要待在鄉下種田了,雖然種田也沒什麼不好,像父親那樣隨著莊稼成長,度過春夏秋冬,季節淪胥而逝,亦是安穩的人生。但我也想著要到外地去,與人較勁道、比力氣,看看外面的人和外面的世界。我很不願意說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高二到高三這段時間好好用功,我也不用現在臨時抱佛腳了。千金難買早知道,我雅不願用青春叛逆來解釋我高二到高三的生活,但這段時間確然是遠離課本的。

  六月廿九日到花崗國中看考場,我約王健文一塊兒去。在看考場時,我們討論著彼此念書的情形,王健文說,如果我早兩個禮拜讀書,就可以上臺大了。我有點生氣,不過他說的可能是實情。由於當時天真的想法,想要了解東方和西方的知識,所以祇選了歷史和哲學兩個科系,認為這兩個系可以通曉東、西方的所有知識,現在想來不免好笑,但當時真是這樣想的。我的大學聯考志願填了六個,依序是:一、臺大歷史系,二、臺大哲學系,三、東海歷史系,四、輔大歷史系,五、輔大哲學系,六、淡江歷史系;為什麼填這四所大學的六個志願,想來好玩,因為當時認為這四所學校的文理工商比較平均,校園亦較開廓,適合念書。其實後來發現,輔仁大學校園並不大,和其他三所學校不能相提並論,而且輔大的工、商學院亦較薄弱。但填寫志願時並不知道,所以就這樣一廂情願地填寫了。

  終於審判日來臨了,我和所有考生在酷暑的七月一日、二日走進考場,揮汗如雨,用2B鉛筆在答案卡上塗著,希望能進入理想的志願。

  七月二日考完試,在家裡待了兩天,幫忙一些西瓜園裡的農事,七月五日我背了簡單的行囊和畫架,向父母要了三千元,就環島旅行寫生去了。

  我的繪畫天分並不好,想不起當時怎麼會想去環島寫生,雖然在花蓮中學念書時參加美術社,但我真的不太會畫畫,跟著美術社同學,由廖清雲老師帶隊,到太魯閣、林田山林場寫生,但湊熱鬧的成分可能多些。就像我的音樂天分也不高,雖然會一點簡單的樂器,但讀譜的速度實在很慢,許多時候其實是用簡譜練習吹奏,但卻一直維持對音樂的喜好。我想,做一個音樂愛好者或許比音樂工作者開心一些。如同繪畫後來成為我一生的愛好,雖然我並沒有藝術天分。

  在外旅行一個多月,其中在竹北外婆家待一個多禮拜,在臺北大姊夫家待十幾天,而且在大姊家已經知道自己考上東海大學歷史系,至少沒有落榜,可以安心回家準備上大學了。雖然年少懵懂的我並不清楚上大學要做什麼,祇是一個夢想,到大學去接觸東、西方的知識,做一個有廣博知識的現代人。坦白說,在離開花蓮負笈異地之前,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是薄弱而浮淺的,祇想著到遠方去,離開故鄉,離開四面環山的小村,帶著一個不知道會不會到來的夢想。

              2006年6月24日 寫於臺中 參加全國大專教職員杯網球賽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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