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3-2. 春城無處不飛花


  再見到劉廣元老師,心埵陬蛢鬖W的驚喜,並非是師恩如沐春風之屬,而是一種真切踏實的親和。

  一九八六年八月,由於工作的緣故,偶而要參加一些寫作者的聚會,話些文學典故之屬,以為文酒談助,倒也其樂融融。本來我對這類聚會頗有一點深惡痛絕之心,及讀杜維運老師《趙翼傳》,知清中葉江南文酒之會,漪歟盛哉,留傳至今,也算嚮慕古風之意罷!

  在一次偶然的聚會堙A遇到花蓮中學的老學長王禎和,就是寫《嫁妝一牛車》的那位,筆談之際(禎和學長為喉癌所苦,耳朵幾已全聾),提到了濱海校園的一些瑣事,令人訝異的是,在我的業師中,居然沒有一位比王禎和高班,想了想,還是不甘心,就寫了「張愛雲」三個字,王禎和看了,笑著說:「她也教過我。」

  促挾成功,我不禁自得起來。張愛雲老師人稱「花中之母」,花蓮中學畢業的學生很少沒被她教過,剛好是我高一的班導師,這下子可理直氣壯了。

  由於花蓮中學人少的緣故,師生間長保持著一種血緣關係,大部分的師長是畢業的先期學長,又回到學校來,成為賡續學統的綿延。當年王禎和便曾回到濱海的花蓮中學教書。可惜我生也晚,上中學時他已經離開學校了。而在中學時代閱讀的文學作品中,《嫁妝一牛車》曾使我備感親切,因為其中的場景、人物,都是我極其熟悉的,彷彿寫的便是吾鄉故老,人不親土親,便是如此的情分,使我對王禎和筆下的人物有如得其情的認同。而見到王禎和卻已在十年以後。

  十年後,青澀的濱海少年也握筆在報紙期刊上舞文弄墨了。十年磨劍試金石,在文學的江湖上與人過招,我不禁想起引領我入門的劉廣元老師。

  雖然在踏出校門以後,十年間,在象牙塔外徘徊,走進走出,而未曾與劉廣元老師有過片紙隻字的雲間雁宇。但內心深處卻時時縈懷不去。也許是自己選擇歷史系而未唸中文系的緣故,覺得有些愧對師門,另一方面,似也從未想過要以文學為職志。偶然的機會堸黤岌搕憛A猶未敢以文學人自居,至於僭稱作家,更是不敢──私心以為作家是高貴而聖潔的身分,有「文章千古事」的莊嚴,而我斷斷乎不是,隱隱感覺到受業師門的心念未行,似亦有無顏見江東父老之意在焉!

  不意在遇到王禎和的次日,早晨甫進辦公室,還未安頓,即看到桌上壓著一張紙條,寫著「劉廣元先生找」,底下是電話號碼。顧不得清理桌上零亂的稿件,疾疾撥電話過去,電話那頭傳來熟悉而杳遠的聲音。

  老師提到他最近出了兩本書,問我看了沒?

  愕然地握住話筒,我口吃地問道:

  「不知書名是甚麼?」

  「《愛土地的人》和《不結仔》。」

  「筆名是劉春城?」

  「我哪天送書給你好了。」

  「《愛土地的人》在《新書月刊》連載時,我看了一部分,不曉得就是老師寫的。」

  「見面時再說罷!」

  就這樣和廓別十年的老師見了面,談一些文學的理想和抱負。老師提及當年上課時講述的「清明時節」和「番仔下山」,已經完稿了,現在正著手寫「濱海少年」的電影腳本,以花蓮北濱的孩子為敘事經緯,探討青少年問題。熱愛文學二十年,四十歲後復出,比起他的至交王禎和、黃春明來,是太晚了些,但有人早花早果,有人晚晴,亦不可一概而論。

  憶昔往就讀花蓮中學時,濱海的教室,老師在臺上講得口沫橫飛,我坐在右側靠窗的位置,常常,心不在焉地望著窗外的碧海藍天癡癡發楞,不然就是在課本底下壓一本《戰爭與和平》或《紅樓夢》。在花蓮鄉下,是幾乎沒有甚麼升學壓力可言的,老師樂得輕鬆,同學們也自得其樂,便這樣一路懵懵懂懂地走來。

  劉廣元老師教我們國文,也兼為導師,上課時詼諧風趣,對高中國文教材有很多意見,指摘之餘,要我們多讀古典小說和當代小說。諸如張愛玲的作品,黃春明、白先勇、陳映真的小說,齊白石《白石老人自述》、章翠鳳《大鼓生涯的回憶》等傳記作品,以彌補教科書之不足。同學間也以讀小說。傳記為樂。有時劉老師也推薦好電影給我們看,成了師不師弟不弟的關係。記得有一回老師推薦電影「巴頓將軍」,班上劉華德同學請假去看,事由欄上即書「看電影巴頓將軍」,劉老師照常批了個「准」。平常班上有同學請假,劉老師一律照准,他的說法是:學生一定是有事纔請假,焉有不准之理?於是,班上翹課同學無多,請假倒是拔全校之頭籌。後來,學校開訓導會議時,訓導主任公開宣布:有老師在學生請假看電影時,居然批准?

  會後,劉老師到班上提到這件事,帶著些微傷心的口吻說道:「大家也給老師留點面子嘛!」

  說得同學們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就僵在那堣F。

  下課後,同學為劉華德取綽號《巴頓將軍》,笑笑鬧鬧的事情就過去了。從此「巴頓」之名不脛而走,也是中學生活的趣事之一。更有趣的是,有一回,幾個同學相約去看《巫山雲》,正看得興高采烈,有些人更自得地噴雲吐霧起來,猛回頭,劉廣元老師就在後排的椅子上,歪躺著,聚精會神地觀賞電影,嚇得我們一顆心忐忑不安。電影散場時,疾疾拔腿就跑。事後,劉老師在課堂上也未提起,大概他覺得學生自有天地,干涉亦非其道罷!我們這群懵懂的濱海少年,便如此頑頑鬧鬧的度過高中生涯。而今回想起來,數不清的英數理化,早已杳遠得不可尋了,倒是記得那些看過的小說和電影情節,彷彿高中生活便是這些了。

  課堂上其樂融融,私下我們偷偷喊老師為「三八」、「不結仔」,因為這是他最常罵人的口頭禪,不意十年後。倒成為老師第一本小說的書名。有時在課堂上,老師也會把他正在構思或執筆的小說故事講給我們聽,年少觸鬚未廣的我們,便也想著自己的小說故事,宛然大家都在搖筆桿了。

  可惜同學中具寫作才情者,後來唸的都非中文系,也沒有人繼續未竟的小說夢。大概老師多少也有些失望罷!記得那時劉老師主編《海燕》校刊,在布告欄貼了海報,上書「徵稿十四行」,全文記不得了,最後一句是「我們不會輸給南海路的小子」,那時《建中青年》在同學間私下流傳,吳祥輝《拒絕聯考的小子》亦正風行,劉老師則要我們站起來,看看蔚藍的天空,我們也有自己的天地。就此一念,使我們昂然而立,走出自己的道路來。並且,在走出濱海教室後,對在校時嚴格的音樂課、美術課,有傲視他校之感。回想起來,音樂課的郭子究老師,以近乎不合理的訓練來要求我們,信手在黑板寫上豆芽菜的節奏,要我們隨節奏而唱,通過的六十分,不通過的就零分,然後是節奏譜上音階為旋律,唱過的七十分,以後每有新曲則每次十分往上加,然後是兩分、一分,因此,同學間有人音樂九十幾分,有人零分,真是高山流水,各有其妙處。有些同學實在唱不準,找人代唱,蒙混過關,但抓到了便永遠零分,也不敢太輕易嚐試。至於美術課的廖清雲老師,從碳筆素描到國畫、雕塑,每一道菜都上,做木刻時祇見版上鮮血淋漓,煞是駭人,若有人膽敢不交作品,毫不客氣的就是零分。兩大殺手把關,難怪有人臨畢業前為了音樂或美術不及格而苦苦哀求補考,也是臺灣中學教育少見的景況罷!

  在文學、音樂、藝術的硬性訓練下,同學們對人文與藝術方面至少不太外行,也因此造就了一些這方面的人才。如高我兩班的葉子奇,後來成為推動新寫實主義的「一○一藝術群」要角之一。而臺灣文壇戲稱花蓮是「詩人的故鄉」,早期的楊牧、陳東陽,稍後的陳黎,以及小老弟陳克華,皆其中之佼佼者;事實上,花蓮也出寫小說的好手,其中以王禎和、陳雨航為最,加上四十歲始出江湖的劉春城,亦是濟濟多士。以及高我三班的林宜澐,擅寫西色幽默小說,是王禎和小說創作的繼夃人。或許就是這種人文與藝術的傳統,使我們不能忘情於這濱海的學校罷!十年、二十年,我們都理直氣壯的說:「花蓮是我的故鄉。」

  在成長的過程中,花蓮中學是我初躍馬的草原,春城無處不飛花,那永恆的蓮花在我心底深植,闊別十年,再見劉春城,我心中惟是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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