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4-1. 大度山的風,吹動我的青春夢


  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坐上一部花蓮往台中的金馬號公路局班車,行囊裡帶著一條棉被,幾套換洗衣服,一支洞簫和一冊新潮叢書版的《鄭愁予詩集》。

  這是我第四次走中部橫貫公路,第一次是一九七五年夏天,參加救國團主辦的自強活動玉山登山隊,由花蓮出發到台中,轉往嘉義;第二次是參加自強活動中橫健行隊,一九七六年夏天,搭車由台北到台中,報到後再搭車到大禹嶺,由大禹嶺健行到太魯閣;第三次是一九七七年春天,畢業旅行時由台中搭車返回花蓮。前三次都屬短期出門,這次卻是負笈異地,要待比較長的時間,心裡不免有著些許離情依依之感。當父親騎著小摩托車送我到豐田火車站時,倒真有點像遠行了。

  因為中部橫貫公路時有坍方之虞,因此我提早兩天出發,以免萬一路不通,趕不及學校的註冊日。因為花蓮到臺中要一天車程,加上一天預備,不像住在西部的其他同學,可以前一天或註冊當天才出發。所幸當時就讀東海中文系三年級的彭興茂學長,亦搭同一班金馬號班車,一路照顧,到台中時又帶著我搭22路公車上東海,不致於在台中火車站舉目無親。

  彭興茂是我高一同班同學彭興仁的堂哥,本來念東海音樂系,大二轉中文系,有一把落腮鬍子。彭興茂在東海念書時養了一條大狼狗,我入學時擔任花蓮校友會會長。後來我大三時也擔任過花蓮校友會會長,那是我在東海念書期間,唯一當家的社團領導人,其他都是擔任文宣、文藝或學術組的打雜工作。彭興茂畢業後進入中廣公司新聞部,從事採訪、主持工作。我們數年後在台北重逢(當時他在中廣主持節目,我在《聯合文學》任職編輯),彭興茂真的留了一把落腮鬍子,神氣得很。

  因為提早兩天到學校,接待新生的生促會(學生生活促進會)安排我先住到一位舊生的宿舍,第二天才找教官把我安排到我未來一年要住的宿舍,男十七舍,後來被稱為小木屋,而當時是剛剛蓋好啟用的新宿舍。

  第二天同學們陸續住進宿舍,大夥都有掩不住的興奮,我想,也許因為大部分同學都是第一次離開家的緣故。

  許木村是班上的老大哥,服完役才來念大學;但他念不到一個月就休學了,回家開工廠,買了一臺機器做塑膠射出成型的兒童玩具。江松州從溪湖來,員林中學畢業,但那時家已搬到台北,是許木村之外班上的老大哥,在許木村休學後接替他的班代職務。

  從香港來的周鎮忠,一口廣東腔國語,帶來兩條Marbrolo香菸,綽號理所當然叫Marbrolo,他自己簽名有時則寫成「馬波羅」。周鎮忠大二時轉到社會工作系,其後赴美取得社會工作博士,任教加州大學柏克來萊分校,是同學中學術發展最順暢的。鄭介偉從南投縣集集鎮來,不太多話,一放假就回家,後來我們才知道他的女朋友在故鄉集集,放假回家看女朋友去了。經過多年愛情長跑,鄭介偉和這位故鄉女友結成夫妻,育有二子一女,一家人和樂融融。

  鄭梧桐來自台北,運動極佳,是足球校隊的中衛,棒球、籃球、排球,手球都打,是班上的體育健將。在班上第一次辦慶生會時,因為擔任康樂股長,約了學藝股長薛秀美一塊兒下山買送壽星的禮物,於是譜出戀曲,成為班對,大學畢業後結婚,育有一子一女,夫婦倆也成為我們永遠的同學會長。

  林明烽來自高雄茄萣,家裡做塑膠舢舨,喜讀各式理論書籍,講話有一口濃重的海口腔。陳裕燦來自雨港基隆,木訥少言,一點也不詩情畫意,不像來自雨港的少年。孫德發畢業於新竹中學,是田徑校隊,攻三鐵,也跑四百和八百中距離。

  來自嘉義的張映南,是外省人第二代,長得高大帥氣,一口標準國語,是女生的夢中情人。他也不負天生的好條件,戀愛故事精采慘烈,是同學間茶餘飯後之談助。張映南大三時降轉外文系,畢業後從事製鞋業,兩岸交通後,定居香港,在深圳上班。因為人長得帥,麥當勞速食店引進台灣後,找張映南拍過兩支廣告,但後來他並未走進這一行。

  我是班上最小的男生,綽號直接叫小弟。甚至到大四時還被叫小弟學長,退伍後發福的身裁,不到三十歲就老起來等,學長姊、同學和學弟妹們遇到我,仍小弟小弟地叫,聽起來不免有點怪,但卻覺得親切。

  註冊完那天,二年級的學長姊帶我們去看康樂哥哥,彼時康樂甫自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回母校歷史系擔任講師,一九七七年是他擔任講師的第二年,住在男白宮(東海大學男教職員單身宿舍),房子裡弔吊了一盞白色的大燈籠,房間裡擺了一套小音響,播放著古典音樂,一副很有人文涵養的樣子。學長姊一個個介紹新生給康樂哥哥認識,介紹到我時說我是班上最小的男生,康樂哥哥說了一句「那不是豬小弟嗎?」從此小弟成為我大學四年的綽號。康樂在我大二時赴美留學,就讀耶魯大學歷史研究所,師從余英時先生。一九八三年康樂學成歸國時,我適巧從軍中退伍,就讀政大歷史研究所,任教於東海大學歷史系的張榮芳學長,約了我和康樂吃飯,因為康樂就住在木柵,距離政大很近,時相過從,成為影響我極深的師友。我之所以沒喊康樂老師,一是因為他沒教過我,二是康樂娶了我高中同學王健文在台大歷史系的同班同學簡惠美,我們這夥人就稱康樂為康公而不名,因為如果稱他老師的話,原本屬同學輩的簡惠美就變成師母了,叫起來彼此都彆扭,幾十年下來就這樣賴著康公康公地叫。

  班上女同學剛上大學時都土土的,在那個有髮禁的年代,兩個月大概很難改變頭髮的造型。頭髮改變不了,穿什麼衣服看起來都差不多。來自台中的張維德和張碧嫆最有趣,張維德身高一七五公分,張碧嫆約一五○公分,兩個人偏偏成天走在一起,像極了民間迎神賽會的七爺八爺。高雄來的陳幸寶,黑黑的皮膚,看起來像個小男生,常和班上的男生鬼混,我們都叫她阿寶。我大一時的第一支煙斗就是阿寶送的,直到現在每次抽煙斗時都會想到她,一個來自南台灣的、皮膚黑不溜丟的女生。阿寶後來嫁給他的高中老師,念大學時她的高中老師就常來找她,所以阿寶雖然和班上的男生鬼混,卻不曾傳出什麼緋聞故事。

  林鶴玲是文藝少女,一入學就加入東海寫作協會(青年寫作協會東海大學分會),會長是外文系三年級的李進發,筆名牧尹,是當時學校藝文社團的老大,和《笠》詩社的成員很熟。林鶴玲大二時接任寫作協會副會長,會長似乎仍是李進發。當時有一位在牧場當工人的劉不揚,戴著一頂鴨舌帽,穿一件綠色的美軍夾克,在校園裡走著。劉不揚後來以劉還月的筆名從事民俗調查、寫報導文學、研究台灣常民文化和台灣史,闖出不小的名號。大學時代我祇看過一篇林鶴玲的散文,大三時發表於我主編的歷史系刊《史聲》,題目是〈長路且行且沈吟〉,內容是一些思想和心靈感懷。彼時林鶴玲已經不太文藝少女了,據她自己說是轉向思想學術。所以後來林鶴玲亦未繼續寫作,反而跟隨陳曉林老師到聯合報系《聯合月刊》當記者,其後赴美念書,在UCLA取得社會學博士,初返國時任教於台大新聞研究所,其後轉到社會系任教。

  劉思妙在班上名聲極為響亮,她不僅是第一志願進東海歷史系,而且是系狀元,學校給了三萬元獎學金。一九七七年的三萬元,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彼時東海大學註冊費是七千元,一般女學生一個月的生活費約一千元,男生約兩到三千元,所以三萬元的獎學金實在是一筆大錢,因此,全歷史系都知道我們班有這麼一位系狀元。

  念中山女中時,劉思妙是《中山青年》主編,曾和同學一起去採訪吳靜吉,吳靜吉出版《青年的四個大夢》時,收錄了這篇採訪稿,而這本書是當時的暢銷書,我們在書裡看到劉思妙的名字,心裡既羨慕又佩服。

  進入東海大學以後,劉思妙加入佛學社,沉浸於佛學婆娑世界。我畢業後在鳳山步兵學校受入伍訓時,輾轉聽到劉思妙到嘉義香光寺出家的消息,但我後來一直沒有再見過她,反倒遇了幾次和她一塊兒出家的王秀花學姊,秀花學姊法號釋建曄,在中正大學取得歷史博士學位後,在大專院校任教。建曄學姊告訴我建 到日本京都大學念佛學博士,那是一九九七年的事,不知其後何時取得博士學位。

  我們這一班繼續從事歷史學研究工作的很少,有幾位同學到中學教書,獲歷史學碩士的僅甘芳蘭,而她赴美後,不知是否仍繼續從事歷史學研究?我自己在班上課業向來平平,並不凸出,後來繼續走歷史學研究之路,實屬機緣巧合。

  大一時的班導師是劉必達老師,彼時甫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歸國,我們是他帶的第一班學生。

  劉必達老師原本在系上擔任楊紹震老師的助教,前一年赴美進修,適師母懷孕,生下大女兒妞妞,於是劉老師終止學業返國,帶到我們這一班。劉老師個性溫柔敦厚,對學生極好,上課時帶一個木箱置於講桌,木箱有一個15度左右的傾斜面,將厚厚的原文書擺在上頭,劉老師看著英文講中文,上課有他自己的特色,據說乃師承王曾才老師。王曾才老師是歷史界才子,中英文俱佳,是散文家王鼎鈞先生的弟弟。當年王鼎鈞先生《開放的人生》出版後,成為長期的暢銷書,一時洛陽紙貴。王曾才老師本人出版過散文集《康河流月去無聲》,是歷史系界少數能寫學術論著又能寫散文的長者(另一位是逯耀東老師)。劉必達老師大學時代是足球校隊,彈得一手好吉他,撞球亦打得出神入化,成為男同學的偶像。在一九七○年代的臺灣,彈吉他、打撞球、踢足球、打籃球,幾乎就是男生課餘的全部,劉必達老師面面俱到,難怪同學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足球是團隊運動,我們未曾看劉老師下場踢過,但撞球我是見識過的。彼時流行的是snooker,而非後來的9號球,劉老師可以單手持桿將球撞進球袋,看得我們目瞪口呆。而在慶生會和同樂會時,劉老師隨手拿起同學的吉他就彈將起來,古典、民謠,彈得有模有樣,令我們既羨慕又佩服。撞球我勉強能上場,吉他因右手斷指之故,完全放棄,所以每次看劉老師自在地著彈吉他,真是羨慕得不得了。

  可能因為劉必達老師的親和力,使得班上男女同學感情特別好,在大三暑假畢業旅行時,我們班仍是自己去,而未與其他男生多的科系一起辦畢業旅行。大學的畢業旅行,向來被視為相親之旅,或許亦因此之故,班上有許多女同學年過四十,猶雲英未嫁,而今想來有幾分惋惜。

  我入學時的系主任是張天佑老師,東海歷史系第三屆畢業,在迎新致詞時提到東海的三種婚姻,特等婚姻是班對,一等是系對,二等是校對,聽得我們這些新鮮人躍躍欲試,每個男生都試著朝特等婚姻邁進,最多時班上出現七對班對,雖然有些似有若無,而且大部分戀情後來都無疾而終;最後祇留下鄭梧桐和薛秀美這對永遠的金童玉女。

  迎新帶給我們很大的震撼,在系主任張天佑老師致詞後,楊紹震老師接著上台講話,談了些東海歷史系創系的歷史和發展,楊老師主持系務多年,所談自是親身體驗。接下來是呂士朋老師上臺,在致詞中呂老師反駁楊紹震老師的一些說法。楊老師在台下直接回應,兩個人便口角起來,看得我們這些新生丈二金剛摸不著首腦。

  開學以後陸續在學長姊口中得知,楊紹震老師和呂士朋老師不和已非一日,我們做學生的亦無何如何,大人的事反正也插不上手,況且我們是來求學的,老師間的恩怨情仇,能不介入就不介入。而楊紹震老師和呂士朋老師間的齟齬,臺灣歷史學界均熟知其事,我亦無須多言呶呶。

  楊紹震老師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曾任清華歷史系主任蔣廷黻的助教,後赴美留學,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來台後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其後兼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東海大學創校後轉到東海歷史系任教,並接任劉崇鋐教授返回台大任教後的系主任職務。我上大學時,楊紹震老師已經六十幾歲,騎一部五十CC的小摩托車穿行於校園,學生戲稱楊老師為草原騎士。我不記得當時楊紹震老師是否已經退休,因為西洋通史已改由劉必達老師擔任,楊老師在系上開西洋近古史,是大三的選修課,但我因為擔心楊老師不知何時可能停開這門課,所以大二時先即搶先選修楊老師的西洋近古史。

  楊老師上課第一節最精采,把西洋史由中古到近古的轉折,整理得面面俱到,政教的衝突,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方言文學的出現,從上帝到人間的轉折,楊老師講來精采絕倫。可惜第二節課以後即按進度講授,並沒有太多精采內容。楊老師上課用Forgson的Europe in Transition當教科書,在我拿到博士學位乞食講堂以後,我發現系上教西洋近古史的同事,仍繼續使用Europe in Transition為教科書,始知此書原來歷久彌新。

  我因其生也晚,進東海歷史系時,許多當年創系的老師們不是年近花甲,即已老成凋謝,楊紹震老師是少數我接觸到的老師之一(另一位是教中國通史和秦漢史的祁樂同老師),而對前輩師長風範,領受無多,殊為可惜。

  對楊紹震老師印象最深刻的並非上課,而是到他的宿舍練合唱。彼時東海大學有兩項重要的系際杯藝文活動,一項是合唱,另一項是詩歌朗誦。歷史系因為這兩項比賽每年的成績均名列前矛,學長姊們極為重視。合唱比賽在上學期,新生入學不久,負責合唱指揮的大三學長吳天泰就到大一班上來宣布試唱時間。到了試唱那天,學長姊帶領我們到楊紹震老師的宿舍,那裡有一部鋼琴,伴奏彈了幾個音,大一新生一個個上去試唱,當天就分好聲部,男聲兩部,女聲兩部,此後則每周兩次合唱練唱。

  合唱伴奏是音樂系轉來的大二學姊,指揮是大三吳天泰學長,新生每個禮拜最重要的事,即是到楊紹震老師家練習合唱,有時分部練習,有時四部一起練習,這種臨時組成的合唱團,有一半以上同學沒有合唱經驗,練習時很難進入狀況,吳天泰學長常被氣得吹鬍子、瞪眼睛,但亦莫可如何。有一次吳天泰學長氣得摔指揮棒,甚至衝出練習室,大夥兒才有點認真起來。記得大一那年的合唱比賽,歷史系得了第三名,大夥兒高興得什麼似的。而工工系的男聲四部合唱已蟬連數年冠軍,很難扳倒他們。尤其工工系請音樂系二年級的詹宏達擔任指揮,專業和業餘指揮,相去有如雲泥。詹宏達即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時,和路寒袖合作,為陳水扁譜寫競選主題曲〈春天的化蕊〉、〈台北新故鄉〉的作曲者,城邦集團創辦人詹宏志的弟弟,一九七七年念東海音樂系二年級。詹宏達在校園裡常一個人在路上走著,不知腦袋瓜子裡想些什麼,祇有在合唱比賽時,神氣地走上路思義教堂講台,比出很權威的指揮架勢。我在東海讀書時並不認識詹宏達,或者應該說是我認識詹宏達,而詹宏達不認識我。當時在東海念書學長姊們,在學校或後來名聲很大的,我大多祇聞其名,或者我認識他們,而他們不認識我。在大學時代,我是名符其實的小芭樂。直到今日,我仍是歷史學界的一顆小芭樂,孜孜矻矻於讀史學文之路。

  教中國通史的祁樂同老師是一個溫厚長者,南京中央大學畢業,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初上大度山時,祁老師身體徵恙,上了一個月課即請假休養,由蔡麗娟助教代課,下學期才再回來上課。印象裡祁樂同老師不多話,上課時手上拿了一疊卡片,依著卡片的內容給我們上課。除了上課之外,大一中國通史要點讀趙翼《廿二史劄記》,每兩個禮拜交給老師批改改,但我們都知道是蔡麗娟助教幫忙改的。祁樂同老師和楊紹震老師是我在東海歷史系念書時的二老,我們在背後稱楊老師為楊老,祁老師為祁老,很少稱他們教授或名字。

  祁樂同老師的專長是秦漢史,所以大三時我再度修習祁老師的秦漢史。那時祁老師的身體比我初入學時健旺,偶爾會說一些題外話,但基本上祁老師上課可以說非常謹守課堂分際。我在大四時因偶爾執筆屬文,祁樂同老師會向我提起歷史系初創時,兩位喜歡寫作的學生,一位是許文雄,一位是王靖獻。許文雄即許達然,其散文集《含淚的微笑》曾風行一時;畢業後赴美,在哈佛大學取得碩士後,轉赴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在戒嚴時代,許達然因為支持台灣獨立運動,被列入黑名單,三十年不得返國。王靖獻即詩人楊牧,早年筆名葉珊,《葉珊散文集》中的許多篇章,即描述他就讀東海的點點滴滴,相思林的水塔、口琴橋、東風社、野人社,在葉珊筆下,深深感動著我們。葉珊改筆名為楊牧後,文名更盛,是台灣著名的學者、詩人兼散文家。王靖獻初入東海念的是歷史系,二年級轉外文系。退伍後赴美,在愛荷華大學取得碩士學位,轉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博士學位,是陳世驤先生的高徒。取得博士學位後,任教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就讀東海歷史系時,王靖獻修過祁樂同老師的中國通史,十八年後祁老師猶津津樂道,鼓勵我向王靖獻看齊。一九九六年東華大學創校,楊牧膺東華大學校長牟宗燦之請,擔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二○○二年膺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之請,擔任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所長,是一位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兩方面都卓有所成的學者。因為楊牧是花蓮人,既是我東海的老學長,也是我的鄉前輩。楊牧有一個妹妹楊瑛美,我就讀東海時,任教於外文系,有學長說楊瑛美的哥哥是楊牧,同學皆曰楊牧又不姓楊,楊瑛美怎麼會是他妹妹。其實楊牧的父親姓楊,妹妹跟父親姓,反而是楊牧的本名王靖獻,乃從母姓之故。

  教史籍導讀的陳錦忠老師,和大一班導師劉必達老師為大學同班同學(東海歷史系第十二屆),當時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陳老師綽號老夥仔,是他同輩同學傳下來的,想係大學時代的綽號。陳老師上課用張舜徽的《史籍導讀》作教科書,講課內容頗為繁複,其中有許多史籍考證,我們聽了似懂非懂,同學們蹺課蹺得很厲害,我亦為其中之一。不過我尚為用功,縱使蹺課仍會自己看書,在課堂上稍稍能和陳錦忠老師對話。有時我太久沒去上課,陳老師會請同學問候我,第二個禮拜上課時,我會早早走進教室,坐在第一排乖乖聽課,並且在上課時和陳老師討論問題,讓老師上課帶勁些。陳錦忠老師喜歡聽古典音樂,收集很多唱片,可惜大學時代我窮得祇能聽錄音帶,沒錢買唱片,對古典音樂嚮慕多於聆賞,偶爾到台中中興堂聽幾場音樂會,就算是犒賞自己了。我後來成為古典樂迷,是念研究所以後的事,大學時代我祇在國樂社吹崑笛/曲笛、洞簫和新笛,以及試著學了一年胡琴,但祇會拉長短弓和音階。後來和陳老師談比較多古典音樂,已我取得博士學位,乞食講堂以後的事。陳錦忠老師之所以收集幾千張黑膠唱片和和上萬張CD,據說是因為他家是台灣最早的幾家唱片行之一,從小耳濡目染,於是沈迷於音樂與音響。陳老師在系上開中國上古史,但我大三、大四可以修斷代史課程時,陳老師並未開課,我亦未再上過陳老師的課。

  我上大學的前一年,杜正勝老師在東海開大一西洋通史課。當時杜正勝老師甫自英國留學回來,康樂本來要找他到東海歷史系專任,但因小杜公已接獲東吳大學歷史系聘書,故祇能到東海兼課。適逢劉必達老師赴美進修,西洋通史課開天窗,找小杜公暫代,第二年劉必達老師返國,杜正勝老師不再到東海上課,我遂與小杜公緣慳一面,直到我大學畢業,服完預官役,到政大讀歷史研究所,始在一次小杜公與台大歷史研究所研究生的聚會中相識。而我與小杜公的進一步往來,已是一九九五年的事。彼時小杜公膺教育部國立編譯館之請,擔任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社會篇)》的主任委員,找林富士兄執筆撰稿,林富士兄找我幫忙,才進一步與小杜公結緣。那次撰寫的《認識台灣(社會篇)》教科書,引發統獨爭議的教科書風波,影響我的學術研究與教學甚巨。如今想來,卻已是天涼好個秋了。

  東海大學的學長制頗富盛名,所謂學長制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全校性的大學長制,一個是各系的學長制。大學長制為學校發出入學通知時,附上一分問卷,詢問新生是否要加入大學長制,新生可自由選擇,要加入大學長制的新生,學校會安排一位學長一位學姊負責帶領。記得當時在大學長制的問卷上,我填寫的是要加入,但後來學校並未替我安排學長姊,我猜可能是因為我在填寫問卷時太頑皮,沒有學長姊肯要我。我在問卷上的「你對東海大學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欄,寫了兩句話:「約農路的鳯凰幾時開?相思樹下可否獨相思?」參加大學長制的學長姊們,看到這麼調皮的答案,大概覺得還是少惹麻煩為要,所以我初入大學時變成孤兒。幸好系上另有學長制,由大二、大三的學長姊,兩人一組帶領幾個學弟妹,我分配到的學長姊是徐清景和簡毓慈。

  徐清景和簡毓慈當時大三。清景學長是苗栗橋頭客家人,溫文儒雅,喜著唐裝,講話慢條斯理。畢業後輾轉聽說清景學長娶了苗栗三鐵皇后,聽得我們忍悛不禁,那麼斯文的人娶個運動選手當老婆,想起來就覺得有趣。簡毓慈學姊繪畫極佳,常替系上畫海報,不但功課好,人也體貼,帶到我這個頑皮學弟,一點都沒有不耐煩。毓慈學姊在學校念書時極乖,印象裡似乎沒交過男朋友。毓慈學姊大四畢業舞會時,邀我作她的的舞伴,那是我第一次參加畢業舞會。化了淡妝穿上裙子的毓慈學姊,看起來漂亮極了。因為平常毓慈學姊總是穿長褲,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穿裙子,沒想到居然這麼漂亮。毓慈學姊畢業後參加高考,在台北市政府工作。畢業後第二年毓慈學姊返校參加校慶,我們還見了面,此後我就沒再見過她了。每次動念想要找毓慈學姊見個面、吃個飯,亦都祇是想想,並未認真去聯絡,二十幾年過去了,我仍常常想起畢業舞會那天的毓慈學姊,以及我初上大學時,毓慈學姊對我的照顧。不知她現在看到年近半百的我,會說些什麼?昔日青青子衿,而今滿頭華髮,胖嘟嘟的身影,再非昔日頑皮跳脫的年少。

  大一生活就在各種藝文和體育競賽中過去了。我們這一屆東海新生考上大學那年,未上成功嶺接受暑期軍事訓練,而是在大一結束的暑假才上成功嶺受訓。因為已經念了一年大學,到成功嶺受訓時並沒有太多驚奇,不過是在艷陽下揮汗操練,精神上實在無聊得緊。比起大學畢業後在鳳山陸軍步兵學校受入伍訓和預官分科教育,以及在陸軍第二政戰遣隊服役的遭逢,成功嶺祇能算是暑期戰鬥營。

  大二時呂士朋老師擔任我們班導師。呂老師上課時愛說:「史學界說我是小鋁砲,其實我是小鋼砲。」當時並不了解其意何指,許多年後在學術會議上與呂士朋老師重逢,始知呂老師在學術會議上喜歡提問,因而博得小鋼砲之雅號。呂老師教我們中國經濟史,用李劍農《中國經濟史稿》和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論叢》為教科書,可惜我對經濟史的興趣不高,上完課考完試就差不多忘光了。呂士朋老師開的明清史,才是他真正研究的專長領域,可惜我未修習,不知上課情形如何。呂老師和我們班很有緣分,大四時又二度擔任我們班導師,那時因為年紀稍長,而且大四了,比較敢和老師胡說八道。記得謝師宴那天,江松州準備了一百五十瓶啤酒,準備和呂士朋老師拼酒。我們將啤酒放在塑膠大水缸裡,加上水和冰塊,等著和呂老師大車拼。

  大車拼的地點在東海別墅九巷江松州住處,呂士朋老師帶了兩大弟子赴會,一位是林載爵老師,一位是劉超驊助教(我不記得那時劉超驊是否已升任講師,我入學時他甫返校擔任助教,帶我們參加學校的新生訓練,當時略已發胖的劉超驊助教,居然有一個難以想像的綽號「老排」,據說是因為大學時代極瘦,故博得此雅號)。祇見呂士朋老師坐在上首,師徒三人靠牆一字排開,我方以江松州為首,呈三角隊形,我是左翼先鋒,張映南權充右翼先鋒(因為張映南降轉外文系,當時算大三;加上轉到社工系的周鎮忠,倆人合力算右翼先鋒);敵方派出一人,乾瓶或乾杯,我方必須推派一人應戰;反之,我方一人出場,不論出陣者怎麼喝,敵方亦須按方抓藥。我方主帥江松州有二十瓶啤酒的量,我約有十瓶,右翼先鋒兩人合作約十瓶,基數起碼四十瓶起跳,加上其他同學充當散兵游勇,湊個六、七十瓶啤酒不成問題。惟見杯觥交錯,殺得風雲變色,日月無光,最後呂士朋老師由左右護法扶上車,林載爵老師開車載呂老師回去,現場一片狼籍,我們繼續留下來把剩下的啤酒幹光。最後我騎摩托車載張映南一起回居住的墓園小屋時,天色已濛濛亮,摩托車在晨霧中一路迤邐而行。

  服役歸來,再遇到呂士朋老師時,呂老師跟我說那天回家,被師母關在門外,在門口歪睡了一整夜,全身被蚊子叮得一榻糊塗。第二天華南銀行請他去演講,換上西裝,打上領帶,又是一條好漢。與呂士朋老師近三十年師生之誼,呂老師就是這麼一逕兒地率性,至老不渝。

  大二時,林載爵老師甫從軍中退伍,廿七歲,簇新新的講師初登板,我是他教的第一班學生,此後林老師常說我是他的開山大弟子。林載爵老師教中國現代史,和一般教中國現代史的老師強調政治軍事史略有不同,林老師特別強調學術思想層面。一九七九年恰逢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汪榮祖教授編了一本《五四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七九),我們上到五四運動時即閱讀這本論文集的文章,教科書則是張玉法老師新出版的《中國現代史》上、下(台北:東華書局,一九七八)。張老師的書因為稱蔣介石為蔣中正,後來曾被禁了一段時間,東華書局的老闆還被主管單位約談,其後才又解禁。一九七○年代的台灣,尚在戒嚴時期,書裡提到蔣介石要寫「蔣公」或「先總統蔣公」,寫「蔣中正」是不允許的。其實就歷史而言,寫「蔣介石」或「蔣中正」,完全符合史實,因為北伐和抗戰時期,蔣介石還未當選總統,不會被稱為蔣公或先總統蔣公,但戒嚴時期就是這樣,很多事沒什麼道理好講。我退伍後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就讀,修習張玉法老師的「中國現代史料分析」,嗣後維持長久的師生情誼,常向張老師請益。我的博士論文亦因張玉法老師主編東大圖書公司的現代史叢書,因而得以順利出版(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五)。

  林載爵老師上課內容頗為豐富,亦新鮮有趣,尤其有關學術思想部分,開啟我後來的研究興趣。林老師的課除了考試之外,必須寫學期報告,我的學期報告題目是〈吳宓與新文化運動〉,一個大二學生的報告,寫得當然是鴉鴉烏,但我的博、碩士論文,都環繞五四時期與後五四時期的現代中國史學,最初即受林載爵老師之啟蒙。

  林載爵老師除了任教東海歷史系,同時亦任職聯經出版公司。我因為在學校賣文史方面的書,賺一點打工錢,林老師介紹我和當時聯經出版公司的業務經理劉小備聯絡,故亦兼賣一些聯經出版的書。一九七○年代的台灣歷史系,每一個年級都會有同學打工賣文史書籍,一代傳一代。我大一時洪範書店剛創辦不久,創辦人之一的葉步榮大哥,是父親地主葉阿禮的大兒子。我大一寒假時,小哥葉步雄說步榮大哥在開書店,問我有沒有興趣替洪範在學校賣書,書店給我六折,我賣七折,賺一成的經售費用,因而開啟我大學時代的賣書生涯。其後在高我兩班的沈標五學長手上,接下九思出版公司駐校代表(九思出版公司後來改名為里仁出版公司,負責人為徐秀榮,是我小姑媽家二表哥溫雙民在淡江大學歷史系的同班同學);又在高我一班的學長李明賜手上,接下華世出版社駐校代表(華世出版社老闆奉壘泉,是東海歷史系的老學長)。因此,我從大一到大三期間,主要的打工即在文學院賣文史書籍,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當時所謂禁書,即一九四九年以後,留滯大陸學者、作家所寫的書。

  大二上學期結束前,林載爵老師要我在寒假期間撰寫李守孔教授《民初的國會》書評,說因為張玉法老師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缺這本書的書評。我用三孔橫線筆記本撰寫這篇書評,後來這篇書評居然真的收入張玉法老師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民初政局》(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這是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學術論著,雖然祇是一篇書評。我到政大讀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時,修蔣永敬老師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蔣老師在課堂上要同學讀這篇書評,並且問我:「這篇是不是你寫的呀?」我低下頭嚅嚅地說是,全班同學轉過頭來看我,當時我臉紅得不知說什麼才好。緣於林載爵老師指定我寫這篇書評,使我提早接觸歷史論文書寫,而今想來,對林老師實充滿感激之情。一九八七年我任職聯合文學出版社叢書主任時,林載爵老師赴英國和美國進修歸國,接任聯經出版公司總編輯,和我在同一棟大樓上班,林老師在七樓,我在六樓,有一段時間我膺林老師之命,幫聯經出版公司處理一些文學書的版約和編輯事宜,時間前後約一年多,到一九八九年秋天返回政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方始結束這段短暫的合作關係。

  「西洋現代史」是大二的必修課,周仁華老師教的。周老師講話有濃重的閩南腔,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將「降落傘」譯為「落下傘」。周老師在澳洲取得博士學位,一派書生,木訥少言,上課規規矩矩,很少離題,雖然說不上精采,內容倒是樸實無華。

  大二時選修蔡學海老師的「魏晉南北朝史」。蔡老師畢業於台灣師大,在東海歷史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後留系任教,上課時一手齊整的板書,講課慢條斯理,極為清晰。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混亂的年代,蔡老師總能如庖丁解牛般講得肌理分明。課的內容說不上深入,至少講得淺出,讓初入歷史系之門的我們可以按圖索驥。大三時再修蔡學海老師的「中國史學史」,一樣是條理分明,按步就班。後來有機會讀到蔡老師的論著,和他上課的條理分明如出一轍,始知文如其人,誠不我欺。

  大四的班導師是呂士朋老師,呂老師在我大二時已經當過我們班導師,這是二度相逢。呂老師彼時約五十上下,精力旺盛,不僅在歷史系教書,亦擔任學校夜間部主任,極為忙碌,但和我們相處甚為融洽,就讀東海歷史系的四年期間,除了大一班導師劉必達老師之外,和呂士朋老師相處的時間最久,情誼彌篤。我退伍後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就讀,有多位師長來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如張玉法老師、王爾敏老師、李國祁老師,均為呂士朋老師舊識,在許多學術會議的場合,會與呂士朋老師相遇,提及東海種種,倍覺溫馨。就讀博士班和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政大歷史系教書,在多學術會議與呂士朋老師共座論學,學術會議的宴飲場合,與呂士朋老師同歡相坐,杯觥交錯,其樂也融融。

  東海因為很早就實施通識教育,大二時要修兩門人文通識,一門社會科學通識。人文通識修「歷史哲學」,由陳曉林老師和傅佩榮老師擔任。陳曉林老師那時剛譯完湯恩比(Arnold Toynbee)的《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簡明本)(台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七九),上課用湯恩比《歷史研究》、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和卡耳.波普(Karl Poper)《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為教本。歷史哲學非歷史學範疇,但又不能說討論歷史哲學的學者非歷史學家,其間有相當大的扞格。有許多人喜歡討論歷史哲學問題,但對歷史學工作者而言,鮮少有人鑽研其中,因此,歷史學工作者對歷史哲學的認知,和一般人其實是差不多的。大部分研究歷史哲學者屬哲學專家,而非歷史專家,這一點常常很難說得清楚。我的研究範疇為史學史、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惟稍偏向學術思想史,很容易遇到朋友和我討論歷史哲學問題,坦白說,我的認知實在很薄弱。大二時修陳曉林和傅佩榮老師的「歷史哲學」,課程亦歸類到人文通識,而非歷史系本系的課程。陳曉林老師當年討論瓊瑤小說的一篇〈覆霄霄〉,曾膾炙人口,散文集《青青子衿》亦洛陽紙貴,是那一代文藝青年的基本書目。我也讀過陳老師的《青青子衿》,但陳老師上課有點嚴肅,與其流暢文筆殊不相侔。我念碩士班時在《聯合文學》打工,陳老師剛離開他創辦的《聯合月刊》,調到聯經出版公司當顧問,並且擔任《聯合報》主筆,聯經出版公司和《聯合文學》都在聯合報系第三大樓,我常上樓向陳老師請教問題,陳老師都客氣地指點迷津。而當年我在課堂上和陳老師互動極少,和陳老師的互動,是在大學畢業多年以後才重新開始。

  傅佩榮老師上課的內容更向哲學傾斜,他的著作淺白易讀,真正上起哲學課來,可不是那麼回事,邏輯、推理,和一些哲學基本觀念,讓我們這些未受過哲學思辨訓練的大二學生難窺其堂奧。我不知該慶幸還是傷悲,因為我大學聯考的另一個志願是哲學系,如果考進哲學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比較良好的思辨訓練,或者就算進哲學系也沒有用,因為我壓根兒不適合念哲學。有些事情就是這樣,過了這個村就沒那個店,從那時以後,我再也沒有作過我的哲學夢。二年下期修蘇景星老師的「西洋哲學」,因為這門課祇有一學期,講些西洋哲學概念,課程就結束了。印象裡蘇老師人很和氣,對學生很好,可惜蘇老師教的「西洋哲學」,經過這許多年都還給他了。大三時旁聽謝扶雅老師的「宗教哲學」本來想選課,後來祇是旁聽,上課用他自己寫的《宗教哲學》當教科書。謝扶雅老師當時年紀已經很大了,我想應該超過七十歲,身裁極乾瘦,滿頭銀髮,精神奕爍,上課時慢條斯理,令人如沐春風。

  社會科學通識我選修《社會學》,任課的施賡邨老師是小學校長,在東海大學兼課,用龍冠海的《社會學》當教本。上課時間本來安排在星期二下午七、八節,但因施老師在小學當校長,到東海上課不便,於是把課調到晚上七點到九點。調課以後我很少去上課,因為覺得不合理。期末考時,施老師給了我五十分,下學期開學前補考(那時還有補考制度,成績五十分以上可以補考,但必須沒有被二一或三二,三二直接退學,二一不能補考,但可以繼續念,除非再度二一,否則不會被退學)。補考成績仍是五十分,我認為施老師根本沒有看考卷,因為期末考時一些同學的答案,根本是我給的,他們反而都高分通過。我被當掉純粹是因為我沒去上課,而我不去上課的原因,是施老師把下午七八節的課調到晚上,而這門課卻成為大學時代唯一被當的課。大三時我到社會系修孫清山老師的社會學,那是開給社會系學生的專業科目,上下學期六學分。孫老師課上得很好,後來我才知道他研究也做得很好。於是我就用社會系六學分的社會學,代替通識課程兩學分的社會學。大三那年我同時選修社會系的心理學,同樣是上下學期六學分,所以我和低我兩屆的社會系同學,每個禮拜一起上六節課,上了一整年,和他們一起上課的時間,比我原來歷史系的同班同學還多。

  大三時,「史學方法」為必修課,吳劍雄老師教的。吳老師是香港僑生,在台大念完大學部和碩士班,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在匹茲堡大學師從許倬雲教授,研究美國華人史。吳劍雄老師上課很少講課,除了開學前幾周講一些歷史學研究的基本原理原則,接下來就是同學上台報告。一九七九年杜維運老師的《史學方法論》初版甫上市,同學率皆人手一冊,但吳劍雄老師上課並不講那些內容,而是講解論題選擇,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關連性,論文書寫、注腳格式等基本方法,方法和方法論談得很少。我的報告題目是〈台灣自耕農研究〉,用一些統計資料,參考許信良、張俊宏等人主編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就寫將起來,內容浮淺而薄弱。

  由於吳劍雄老師是香港僑生,未曾服過兵役,擔任我們大三的班導師,不了解男生的操行成績要八十分以上,才可以報考預官。班上男生平常調皮又不用功,吳老師將許多男同學的操行打七十幾分,大夥兒擔心不能報考預官,於是和吳老師相約去找他喝酒,名義上說是喝酒,其實含有談判的意味。大三下學期開學不久,一個春天的晚上,江松州帶領我們六個酒量尚可的男生,到吳老師林樹間的宿舍,吃著乾食,喝著啤酒。酒酣耳熱之際,江松州向吳劍雄老師提起我們的困境。吳老師坦承他不知道報考預官的規定,並承諾下學期操行分數會打高一點。我不記得後來吳老師是否把我們的分數打高,至少大四時班上男生都可以報考預官。但我這一屆手氣實在不好,前一年預官的錄取率是百分之七十幾,到了我們這一屆降為百分之三十幾,班上十一個男生只有三個考上預官,兩個是政戰官,一個是步兵排長,那個考上步兵排長的就是我,因為沒有加入國民黨,不能選政戰官科。雖然也有國民黨員分配到步排,但非國民黨員則不能選擇政戰,彼時的軍事系統就是這樣,要到二○○○年政黨輪替後,始取銷這項規定,而那時我已經退伍十七年了。因為班上只有三個人考上預官,還在服役的學長們返校,把我們用力地嘲笑了一頓,我們一方面覺得有點丟臉,另一方面也提出反駁,說錄取率降低到前一年的一半,當然難考多了。而今想來,考不考得上預官其實又有什麼關係,但在那個年代,類似這樣細碎的小事,居然也可以被當作議題討論。

  大四必修課「西洋史學名著選讀」,是劉必達老師教的。大一時他教我們西洋通史,大四時重又相逢。西洋史學名著的教科書是Peter Gay編的Historians At Work,內容是西洋史學名著的選文,從修西底斯《伯羅奔尼薩戰爭》到吉朋《羅馬帝國興亡史》,每一本書選一段。因為是史學名著,有些英文頗深,讀得我們辛苦極了。

  大四時選修政治系江澄祥老師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江老師從東吳大學來,他是東海政治系畢業的,在美國哈佛大學取得政府系博士,返臺後在東吳大學政治系任教,每周到東海上中國政治思想史。江老師講課有點像上研究所課,分析深入而進度緩慢,上了一個學期還在春秋戰國時代。一整年的課上下來還在秦漢,魏晉以後付諸闕如。江老師指定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為教科書,但上課內容並不依據該書,而是講他自己的。江老師上課時偶爾會說些題外話,諸如他到哈佛大學念書的經驗種種,頗為親切有味。但因當時我已大四,修完一年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就畢業,此後除了偶爾在學術會議手冊上或報端看到江澄祥老師的名字之外,一直未曾與江澄祥老師重逢。我想,江老師也不會記得我這位到政治系選修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歷史系學生。

  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初入東海大學時,校長是謝明山,他是一個不太管事的校長,教授們研究教學極為自由,學生們在校園裡亦是放牛吃草,頭髮留得長長的,穿著T裇和牛仔褲,腳上趿一雙露指涼鞋,在校園裡隨意晃盪著。一九七八年夏天,學校董事會決定聘請當時警官學校校長梅可望擔任東海大學校長,校園裡一時間風聲鶴唳,學生們強烈反對,我也在這群人裡面。當初填寫志願時,乃為東海的自由學風而來(我大學聯考的志願,在東海之前祇填了台大,對當時有黨校之稱的政大,和訓練中學師資的台灣師大,均末列入志願),現在居然來了一位警官學校校長,心理的抗拒之感可想而知。

  梅可望校長接掌東海校務之後,先是在約農路口琴橋附近設置柵欄,不准機車進入校園。我們就乘夜黑風高時,拿鋸子鋸斷竹柵欄。竹柵欄鋸壞之後,校方改為鐵柵欄。我們找不到可以鋸鐵的鋸子,只好作罷。我初上東海時,校長公館沒有籬芭,同學隨時可以到校長公館的林樹下烤肉或談戀愛。黃昏以後,林樹下只見一對對情侶喁喁私語。梅可望校長找人圍起竹籬芭,不准學生進入校長公館。我們拿開山刀,將竹籬芭劈掉。梅校長找人裝上鐵絲網,我們找來油壓剪,將鐵絲網剪斷。最後梅校長找人砌上水泥牆,牆上裝上鐡絲網,我們只能徒呼負負。坦白說,當時也不知自己怎麼會和同學們一起起哄,跟新校長對幹。梅校長甫上任,亦未做什麼不得了的事,我們就硬是要找他麻煩。倒是一九七九年,我大三時梅校長到歷史系舉行師生座談,我們在會場與梅校長真的拍桌對罵。師生座談會時,有一位大二的學妹舉手發言,略謂考大學時,我們許多同學都把東海排在前面的志願,現在招收轉學生,一些同學很容易就轉進來,讓人覺得很沮喪。梅校長答覆說招收轉學生,吸收優秀的學生進來,對學校是有幫助的。系上有一位老師為校長幫腔,說招收轉學生是「拔尖」,將別校的好學生拔到東海來。我坐在右邊靠窗的位置,實在聽得忍不住。東海在一九七八年之前,是不招收轉學生的,我們這一屆是第一次招收轉學生,一九七九年是第二次招生,該年系上預計招收十名轉學生,祇有七位報名,全部錄取。於是我舉手發言,質問梅校長和幫腔的系上老師,七個人報名,錄取七人,算什麼拔尖,根本是在撿垃圾。梅校長生氣得拍桌子,問我叫什麼名字,講話怎麼這麼粗魯、沒禮貌。系主任張天佑忙出來緩夾,勸校長不要生氣,說什麼學生不懂事之類的。我漲紅了臉坐在那裡,和梅校長大眼瞪小眼,他生他的氣,我生我的氣,誰也不怕誰,我腦海裡閃過《水滸傳》裡花和尚魯智深的話:「你把洒家的鳥咬去!」(我的朋友劉季倫兄說那個「鳥」要讀作「屌」)會場氣氛一時間凝固在那裡。後來不知系上老師提了其他什麼問題,才化解僵局。

  班上同學真正對歷史有興趣者無多,大部分是依據聯考分數分發進來,比起前後屆的學長姊或學弟妹們,我們這一班後來繼續從事歷史學研究的很少。有幾位大學畢業後到中學教歷史,大部分同學轉行做別的行業。江松州退伍後做醫療器材,開了一家醫療器材公司;鄭介偉退伍後回南投縣集集鎮,與初戀情人阿枝結婚,育有一女二子;退伍初期在新光保險跑業務,其後擔任南投區經理;鄭梧桐在他姑媽的公司跑業務,主要產品為化學材料;陳毓燦做過里幹事,其後在國中總務處任事務組長;林明烽回高雄茄萣,有時在學校代課,有時在補習班教書,漂泊不定;孫德發退伍後任職情報局,二○○五年退休領終身俸,返竹南老家閒散養老。

  女同學往來較少,畢業後狀況大部分不甚清楚。張碧嫆畢業後到維也納學音樂(聯考時她本來要考音樂系,結果進了歷史系),返國後在台中開了一家音樂班,極為成功。張惠珠在貿易公司做事,獨當一面,事業極為成功。許玫嬌大學畢業前即已考上公務員,任職嘉義國稅局;張維德任職公家機關;薛秀美修國小師資班課程,在小學任教。甘芳蘭和我是少數讀歷史研究所的同學,甘芳蘭在東海歷史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後赴美,不知是否繼續讀歷史,或從事其他行業。林鶴玲赴美,在UCLA取得社會學博士,返台後任教於台大新聞研究所,後轉到社會系任教。劉思妙大學畢業後,到嘉義香光寺出家,其後赴日攻讀佛學博士。

  三十年的雨露風霜,同學們棲息於各行各業,有人大展鴻圖,有人自適安穩,只有我在歷史學界糊一口飯吃,乞食講堂,繼續年少時的讀史學文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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