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4-3. 路思義教堂


  到過東海的人,應該都對路思義教堂印象深刻,即使未曾到過東海,亦可能在風景明信片或旅遊指南上,看過路思義教堂巍峨的身影。那迎天挺立的姿態,彷彿向天空仰望,探索可知與不可知的奧秘。

  東海學生不論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在生活上都與路思義教堂息息相關。上課的時候經過路思義教堂,下課時經過路思義教堂,約會時經過路思義教堂,只要在大度山生活,路思義教堂永遠陪伴著我們。

  一九七七年,當我還是大一新鮮人的時候,參加了方舟書房的義工。不知當時自己怎麼會去當方舟的義工,我並不是基督徒,但好像就那樣很自然地去登記擔任義工,雖大部分義工都是基督徒,我也沒有覺得和他們有什麼不同。有時我也參加學校的學生團契,但終究沒有投向主的懷抱。一如後來有一段時間,我常到佛學社借書,閱讀佛經,甚至到學校的古籍室借大藏經般若部,從最粗淺的《心經》、《金剛經》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路讀將下來,最後剩下《大般若經》,但終究亦未投身佛陀的懷抱。我想,在我內心深處是需要宗教的吧!或者說一種信仰的寄託,但我終究未有宗教信仰,雖然身邊總擱著一本《聖經》和幾本佛經,大部分時候我仍沈浸在自己的思維裡。

  一九七七年平安夜,歷史系大三學長吳天泰因為參加東海聖樂團,要在路思義教堂演唱《彌賽亞》,託我為他錄音。我拿著手提收錄音機,坐在中間靠右第五排的位置,為《彌賽亞》的演唱錄音,那是我第一次在現場聽《彌賽亞》,當哈利路亞的歌聲自臺上傳來,整個教堂充滿著聖潔的氛圍,第一次我真切感受到基督的光輝。

  一九八○年平安夜,我再一次到路思義教堂聆聴三年一唱的《彌賽亞》,這次是因為當時的女友在聖樂團,希望我去聽她的演唱。在子夜彌撒之前,我來到女生宿估外的鐘樓,敲鐘的是生物系學長老夫子,我問他可不可以讓我敲鐘?老夫子學長把繩子交到我的手上,並教我如何拉繩和放繩,好讓鐘聲有舒緩的節奏。我依著老夫子學長的指示敲鐘,當四十九響的鐘聲彌漫大度山,在大學畢業前的最後平安夜,鐘聲竟然是我敲的,我的心裡有一種奇特的感覺,說不上是什麼,那感覺卻在我心裡停佇許多年。

  在東海念書期間,除了兩次平安夜的《彌賽亞》演唱,我真正走進路思義教堂的次數不超過十次,其中有三次是參加系際杯合唱比賽,兩次是參加系際杯詩歌朗誦比賽;另有兩次幫社會系和國貿系的詩歌朗誦比賽擔任伴奏。

  一九八一年春天以後,大四即將畢業前夕,我常常坐在路思義教堂前的方形聖聖壇上,沈思冥想四年來大度山生活種種。

  團契聚會已經結束,留下路思義教堂巍峨的身軀矗立著寂寞。

  我坐在教堂前的方形聖壇上,癡癡地望著教堂發愣。從前我也曾坐在這裡,也許一個人孤獨地抽著煙,思念遠方的故鄉,也許身畔坐著女孩,談著永無結果的情愛;可是今晚有些不同,因為過些天我就要離開這山城到遠方去,心裡彷彿有許多話要對教堂傾訴,而教堂似乎也有許多話要對我說。

  我望著教堂弧形的身軀向天空伸展,那教堂頂的十字架映在繁星的夜空裡,彷彿成了眾星之主。莫非除了引導人們走向道路、真理、生命之外,十字架也引導眾星走向天國?我看到星星在微笑,一下子如恆河沙數的星星似乎都成了天國的子民。而我呢?一個凡夫俗子坐在這裹,血液裡遺傳著中國,讀著血淚交織的近代史,思想著天道、人道的可及與不可及,茫茫然不知何所繫。每當我聽到聖樂團的同學們唱著「求仁與歸主,神聖本同功」的東海校歌時,內心就禁不住悸動;儒家的傳統在圖書館的線裝書和老教授的白髮裡,基督的精神在巍峨的教堂和莊嚴的鐘聲裡,我不知道自己該往那個方向走?是否西方的神和東方的聖可以結為一體?是否儒家成仁取義與基督愛人如己的精神可以融為一爐?我懷疑,我又想肯定;走進教堂卻不免在教堂外徘徊;手拿著線裝書又在圖書館外彷徨。西方的哲學家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五四運動的浪潮要把線裝書扔到茅坑;然而,上帝死了嗎?儒家的精神已經喪失了嗎?我不敢說。因為我看到人們仍然上教堂做禮拜和禱告,我也看到仍有人為維護儒家的道統而努力不懈。除卻科學的物質文明之外,我 們似乎也未曾忘懷追求人文的精神文明,物質和精神本是相輔相成的東西,又怎能偏廢呢?正當我這樣想的時侯,教堂靈明清澈的玻璃透過微光,化做千萬個十字架在我眼前晃動,恍惚中耶穌血跡斑斑的身影在每一個十字架上,而身後的銅鐘化為千萬枝木鐸,宛如論語裡屹立的語句──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敲擊著我的心,整個人彷彿回到了歷史的緜延裡。

  那是五百年前,西方世界正處於中古與近代之交的文藝復與時代,佩脫拉克等人扛起了人文主義的巨纛,使西方走出中古的漫漫長夜;舊時代的教會已死,代之而起的是馬丁路德、喀爾文等人的新教;在此一歷史性的再生時代,不論宗教、人文或是科學,都走出沈腐的舊窠而邁向新的生命,而此種新生命乃來自歷史上的希臘羅馬文化。當我們審視這些文化的同時,或許我們會發現文藝復興時代諸大師所提倡的人文主義,事實上並不是屬於希臘羅馬,而是屬於每一個時代的,此種再生的力量可以在每一個時代湧現。而歷史上重要的一剎那,偉大的發明、偉大的抵抗、人類偉大的文明,都能喚起我們的同情;也就是這種如得其情的心靈,纔能使我們把自己的生活溶入歷史,把歷史當做生活的註解。史家卡爾(E. H. Carr)在劍橋的就職演說中:「歷史是今人與古人間的心靈對話」;柯靈烏(R. G. Collingwood)在「歷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一書中則揭櫫「一切的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此種思想的歷更需要「將你心,換我心」的同情;亦即我們應當常用一種態度,將一切公眾的事實個人化,將一切個人的事實普遍化,那麼歷史就變成流動的、真實的,而我們的心靈也向深沈和崇高邁進。也許我們常常感慨生不逢時,懷想著美好的古代;然而,歷史上的古代對當時而言,豈不也是一種現代。如果我們用同情地了解來讀歷史,或者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現代,就無所謂今古了。佩脫拉克看希臘羅馬文化與我們今天看並沒有什麼不同,愛琴海文化所崇尚的勇氣、公義、正直、毅力和優美的藝術、文化,今日仍為我們所喜愛,為我們所崇尚。在號稱科學的二十世紀,我們仍然追求人文的精神文明,甚至向希臘人追求的完美之境(Aretê)邁進,重要的不是處於什麼時代,而是人類的心靈否仍秉持對真理的執著與熱愛,是否仍追求生命的完美之境。當我們的心靈行遊於歷史的範疇,我們看到每一個時期總有些稀有的、不可理解的靈魂出現在我們之間,向我們啟示大自然裡新的事實;雖然那句「太陽底下無新事」的名言常響自我們心底,可是當我們發現日月山川亙古以來存在著,給予人類不同的啟示,可以是「挾泰山以超北海」的豪邁,也可以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嗆然而淚下」的感時憂世;而這些啟示隱藏在山川日月的流動和人類的死亡與永生裡,過去的已成為歷史,未來的仍待我們去追尋。

  當我的思想在歷史裡馳騁時,夜已經很深了,黑黯籠罩著山城;一陣山風襲來,不堪單薄的衣衫冷峭。我擡頭向天空仰望,不知何時星星已經轉移了,耀眼的獅子座連帶著春天三角形已偏西,天琴座和北十字緩緩升起,我想起佛經裡所說如恆河沙數的大千世界,也許對整個宇宙而言,地球不過是一粒微渺的沙塵,而我是地球上一個微不足道的凡夫俗子,也曾為物換星移感慨,也曾恣狂地以為沒有我便沒有星星、天宇的存在,然而自卑和自大又怎能填滿空洞的慾望?當我讀到「觀自在菩薩性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室,舍利子,色不異室,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時,方知一切的存在都是虛幻,而一切幻象亦都是真實的存在,我又何必去計較宇宙的浩瀚和感慨自我的渺小?也許人的一生都要經歷過純真與正義的希臘時期,也要經歷感慨宇宙變幻的哲學時期吧!當我們心思希臘的力與美時,我們已經成為希臘人了;而當我們心思佛家的八萬四千法門或康德的理性世界時,我們乃成為一個哲人,思想宇宙和人生的過去與未來;然而,希臘人和哲人不過是生命歷程的階段,當我們吃飯、睡覺,經歷喜怒哀樂和生老病死的時候,我們乃是一個真實的人,真實的生命;這些不同的生命向度時時在心裡交戰,也許能融為一體,也許衝突一生;但是生命的事又有誰參得透?又有誰能逆料呢?

  天空的星星在對我微笑,人和星宇彷彿水乳交融地可親;教堂的兩扇壁弧形地向上伸展,彷彿要擁抱整個天空;我想著科學與宗教的結合,科學可以使宗教更莊嚴,宗教也可以引導科學走向人類偉大的愛,誰說宗教與科學是相對的呢?當愛因斯坦寫下他有名的相對論時,他依然是一個虔誠的教徒,當史懷哲在蠻荒之地的非洲行醫濟世時,他內心不也充滿著基督之愛麼?縱使我們在白天高喊著這是科學的時代,是物質文明勝過精神文明的時代,然而,每當午夜夢迴,我們不也相信宇宙間有一冥冥中的主宰?在槍砲聲中,我們依舊聽到有人高呼人權;在物慾橫流的世界裡,我們仍然看到有人在維護固有的倫理精神;縱使我們常常遺忘童幼的純真,縱使我們走在熙攘的街道中,我們內心深處的聲音仍常常告訴自己要追求人生真、善、美的境界。當我們審視這些時,是否也常常會有一種屬於宗教的、高貴而神聖的情操?或者我們可以這樣做一假定,宗教是指引人生的燈塔,當船在人生的大海上航行時,我們不時地會遭遇暴雨颱風、急流暗礁,每當我們感到疲憊困頓時,燈塔就在前方引導我們,指引我們走向避風的港灣;在生命的航行中,我們常常需要這樣的燈塔和港灣,那麼,宗教大概就是最好的寄託吧!而此種心靈的寄託在孩童或老者的身上最易展現,當我們還是孩童的時候,跟著母親上教堂做禮拜,跟著母親上廟進香,虔敬的心情勝過多少解釋聖經或佛典的卷帙;當我們漸漸長大,我們懷疑上帝、神佛的存在,我們以為自己就是一切是非的主宰,如同希臘時代詭辯學家所說的「人是萬事萬物的準繩」,於是我們開始反叛,也許投入另一宗教,也許就此離開宗教。經過了半生憂患,直到年老白髮皤皤時,我們已歷練過許多人世的苦難、坎坷,於是了解到把一切不可知的交託給上帝、託付給神佛,回到孩童時的純真,向宗教皈依。然後安穩地度過平靜的歲月,走向死亡的墳墓。

  想到這裡,我不禁往左邊的兩堆小土丘看去,那是兩座墳墓。據說未建教堂前,附近是一片墳場,建教堂的時候,工人乃將它們遷到東海大學對面的公墓去,唯獨這兩座無人認領的墳墓,每當工人的鋤頭或鏈子敲在上面時,那位工人就手足無力、四肢發軟喊肚子痛,接連幾個工人試過都是如此,於是沒有人敢再去遷移它們,便這樣留了下來。或者這就是中國人對土地的依戀吧!我們不是常常說葉落歸根嗎?既歸了根就不再遷移,來自泥土的必將歸向泥土,不是嗎?更有那遠行的人離開時帶一包故鄉的泥土,這是否也是一種對土地的深愛呢?兩座小土墳在樹下依依顧戀不忍離,又何必將它們遷移呢?或許在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已經被科學衝昏了頭,早已遺忘了冥冥中還有一主宰,冥冥中還有許多不可知、不可解的世界。縱使試管造出了生命,人類已向太空發展,核子武器的效力可以毀滅地球無數次,然而我們切切不可忘記,科學不是萬能,有很多事並不能用方程式或符號來分解、記錄;有許多東西並不是分子或原子能解釋清楚;這種種的不可知或許就是宗教和人文精神屹立不搖的根基吧!想想,宇宙間有多少此種不可知、不可說的神祕存在?那麼,在我們高唱科技文明的同時,不也需要宗教的天道和倫理的人道來相輔相成嗎?我們很難想像,拋開人文精神和宗教的依託,屬於地道的物質文明是否能夠單獨存在?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翻開歷史,我們看到許多偉大的科學家,他們在本位的工作之外,仍孜孜不息地追求著人文和哲學的向度,愛因斯坦在寫下E=mc2的同時,並未忘懷探索人類存在的目的;羅素研究邏輯的腦袋裡裝滿多少人類何去何從的關懷,歷史上許多前人的例證都在告訴我們,科學、人文與宗教的不可偏廢,我們處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仍然如此,並不因時代的改變而有所不同;那麼,在我們追求科技文明的同時,不也仍然要拓展我們的精神向度嗎?而拓展精神向度或許就是人文倫理和宗教信仰的再生力量了。

  夜已深沈,露水濕重衣衫,山城的燈火已然消逝,路思義教堂籠罩在薄霧裡;我站起身子,再次地向教堂頂的十字架望去,那十字架映著晶瑩的星輝,是如此的清澈靈明。我拂去髮上和衣上的露水,露重更深,是該離去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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