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5-7. 書寫,開啟我生命的視窗


  從來沒有想過,書寫會開啟我生命的視窗。一個不經心裡的偶然,書寫成為我生命裡的重要事物。

  大三那年暑假,一九八○年夏天,我在豐田老家幫忙父親的莊稼農事。七月的花東縱谷,園裡的西瓜,無籽西瓜一個個墨綠而飽滿地躺在畦上,父親赤著腳在畦上摘,我站在畦溝上接父親拋過來的西瓜,這裡是我熟悉的場景,大湖角的那片田,靠近樹湖溪的地方,是父親奮鬥半生所買下的。高中到大學期間,是家裡最安穩的一段歲月,我癡心地想,未來就是這樣子了罷!父親和姆媽在豐田度過他們的晚年,我繼續未完成的學業。

  夏日大暑,在忙完一天的農事以後,我習慣坐在面西的房間打開書本,準備明年春夏之交畢業前投考歷史研究所,那是我長久以來的夢想。有時讀書讀累了,隨意拿起筆在稿紙上寫著。稿紙是在村子裡的小文具店買的,綠格線的六百字稿紙,薄薄的,軟軟的,寫了上一頁會透到下一頁,寫起來辛苦極了。我記得第一篇寫的是〈西瓜成熟時〉,準備投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獎。那幾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上秦)先生大力推廣報導文學,一系列的島嶼邊緣報導,感動著我,於是在一九八○年暑間試著寫〈西瓜成熟時〉,一篇仿報導文學體式的稿子。

  稿子完成後,投去參加時報文學獎,結局當然是石沉大海。多年以後,遇到小說家陳雨航,他是我花蓮中學的老學長,問我大學時代是不是寫過一篇〈西瓜成熟時〉,我嚇了一跳,一篇初生之犢的不成熟文字,居然被小說家記得,那時陳雨航的《天下第一捕快》已經出版,〈策馬入林〉亦已拍成電影,是一位當紅的小說作家。

  就是這樣開始的罷!寫完〈西瓜成熟時〉,我繼續在綠色格線的稿子上寫字,有一搭沒一搭地寫著生活記事,包括〈一簑湮雨任平生〉、〈鶼鰈〉、〈木瓜黃黃掛樹梢〉,大部分是小散文之類。我把其中幾篇寄到《明道文藝》,當時擔任《明道文藝》主編的苦苓很快給我回信,說想在明道文藝為我辦一個「新人展」,我當然回信說好。

  《明道文藝》辦過幾次新人展,印象裡第一個是吳俊傑,當時念台中師專五年級,寫詩,筆名柳翱,即後來的原住民作家瓦歷斯.尤幹。第二位是我,新人展時剛升大四,東海歷史系;另一位是簡媜,台大中文系二年級。好像還有一位高中生游淑齡,其他的就不記得了。因此,我一開始發表作品時,並不是刊出一篇文章,而是幾篇文章一起刊出。因為這個機緣,在我寫作初期,受到苦苓鼓舞甚多,亦與苦苓時相過從。

  一九八○年九月開學後,我升上大四,心理不知怎麼搞的,忽然決定不考研究所了。我完全不知道當時是怎麼想的,三年前以第一志願考進歷史系的我,一直以從事歷史學研究為職志,卻在最後關頭決定放棄,我想也許是荷爾蒙失調的緣故。東海歷史系的老師和同學們都認為我該念研究所,我卻臨時決定停下腳步,考慮退伍後出國念書。在大四到服役的三年期間,既然沒有立即要考試,多出來的時間剛好用來書寫。於是我用香港同學周鎮忠帶來的大陸稿紙,A4尺寸,橫寫五百格,拿到印刷廠印了兩千張稿紙,開始我的文字書寫。

  對我而言,書寫就是把文字寫在稿紙上,寫散文和短篇小說,偶爾也寫現代詩,但主要還是寫生活記事的散文多些。大四那年我的生活大部分在閱讀和書寫中度過,閱讀開拓我的視野,書寫開啟我生命的視窗,我像一個好奇的孩子,這裡走走那裡晃晃。寫好的稿子四處隨意亂投,大部分都幸運刊出,獲得一些不太多的稿費,可以毋須再打工。原本我在學校的打工主要是賣書,向一些出版大陸書的書店批來文史書籍轉賣給同學或老師,賺一點生活費。從大一到大三,我的打工就是在學校賣這些文史書籍,在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每個學校的文史科系都會有這種學生,我剛好接手了學長們的工作。自從書寫以後,我把賣文史書籍的勾當,交給低我兩屆的王學誠,他是我花蓮中學的學弟,當時念東海歷史系二年級。

  自從在稿紙上書寫之後,我彷彿發現了一個秘密花園,鎮日流連其中。此時東海比我高班的寫作者們都畢業了,如生物研究所的顏肇森,寫小說;工業工程系的李近(筆名近人,寫詩,小說家小野的弟弟),外文系的李勤岸(牧尹)、傅君,中文系的柯翠芬、戴文采;建築系的金光裕;回到學校念研究所的包括沈志方(筆名搖煙,中文所二年級),趙潤海(筆名艾農,中文所二年級);他們都是學校的才子才女,在學校均比我高班,我大四時他們都已畢業,留下昔日風華供東海人傳說。我開始書寫時,學校祇剩下比我低兩屆的歷史系學弟江中明(筆名江任飛),常常在校園裡抱著一把吉他,唱〈龍的傳人〉,寫現代詩,是後起之秀。

  大四的課不多,我可以依著自己的節奏閱讀或書寫。而且因為即將入伍服役,我亦得為自己做些打算。於是在一九八一年春天,整理了幾篇稿子,其中一篇〈星語〉送去參加東海文學獎,獲得散文首獎;〈墓園沈吟稿〉送去參加《中央日報》和《明道文藝》合辦的第一屆全國學生文學獎,獲大專散文佳作(散文首獎得主是簡媜);〈教堂之外〉應徵時報文學獎,獲第四屆散文佳作。入伍之前,耽心在軍中吃苦,整理了幾篇散文帶到步兵學校,交給隊輔導長,投稿國軍文藝金像獎,心裡想著如果得獎的話,或許有機會調到較輕鬆的單位。但在步校受訓期間卻遲遲沒有消息,而我已受完步校的預官訓,分發到金門,並且選進政戰特遣隊,完成入隊訓練。

  啟程前往金門戍守時,我在黃埔大背包裡塞了五百張大四時印的稿紙,本以為到金門後可寫些戌守札記,不意選進特遣隊後,每天操體能,早晚一萬公尺,加上五百個伏地挺身、五百個仰臥起坐、三百個全跳、三百個交互蹲跳。每天部隊晚點名時,我在柔道館繼續操練體能。等操完體能,洗過澡,我唯一想做的事情是躺下來睡覺,以儲備第二天早上五點半的體能訓練。就這樣從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日受入隊訓,直到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九日完成結訓,不曾在稿紙上寫過片言隻字。

  完成入隊訓後,金門寒冬,來自北中國的風凜凜捲來。入夜以後,我躲在冷濕的碉堡,啜飲六十八度金門大麯。每天晚上我習慣入睡前喝兩杯大麯,表面上的理由是抗風濕,因為碉堡在地下,牆壁會滲水,不喝些酒很難抵抗風濕。而真正的理由是想家,想著昔日青春飛揚的歲月,時覺悲從中來,祇好靠酒精讓自己安穩入睡。但我幸未酗酒成性,每天亦僅睡前喝兩杯,暖身助眠。直到現在我仍認為六十八度金門大麯,是我喝過最醇最香的酒,祇要有機會,一定是我的第一選擇。

  戍守的歲月寂寥而蒼涼,在不隨隊出操時,我常常躲在碉堡書寫,一支派克45型鋼筆,一盒墨水,我在野戰餐桌前努力地寫字。帶來的五百張稿紙很快就用完了,我請任職於東海大學教務處的莊永欽學長為我印一令稿紙(約莫兩千張),從臺灣寄到金門,一路陪著我直到退伍,甚至退伍後帶到研究所寫學期報告。

  一九八二年三月的一個星期天,輪值隊上留守。放假的弟兄們都上街去了,留守的第一分隊除了輪值衛勤之外,弟兄們大部分躲在碉堡睡覺或聊天,反正禮拜天也不會有什麼不得了的任務,沒放假已經夠鬱卒了,值星官一般不太會在星期天找士官兵的麻煩。我因為還是見習官,分隊長和副分隊長還沒退伍,要到五月廿五日分隊長退伍,副分隊長接任分隊長,我才會接任副分隊長;三個月後的八月廿五日分隊長退伍,我再升任分隊長。所以在隊上暫時沒什麼職務,除了九個禮拜輪一次值星,大部分時候祇是隨隊操課。

  早春的天氣猶帶幾分微寒,陽光穿過楓林樹葉間,這是一個平靜無波的星期天早晨。我坐在野戰餐桌前,攤開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1883- 1924)《蛻變》(Metamorphosis),有一搭沒一搭地讀著。走道上傳來釘了蹄鐵的皮鞋聲,有人敲門:「彭見習官在嗎?」是輔導長張宗福的聲音。我打開門請輔導長進來坐。

  「彭見習官,我問你哦!你有沒有當過中士學生?」

  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首腦,想都沒想,直接回答:「沒有。」我是預官,開始服役就知道自己要當步兵排長,怎麼會去當什麼中士學生。

  「嗄!對哦!你是預官。」輔導長說完起身就走,連一杯茶都沒來得及喝。

  輔導長離開後,我繼續有一搭沒一搭地讀著《蛻變》,忽然我腦子閃過一個念頭,在鳳山步兵學校受訓時,我的身分好像是中士學生。於是趿了拖鞋,踢踢踏踏地走到另一座碉堡去找輔導長。

  敲門以後,輔導長要我進去。

  「報告輔導長,我在鳳山步校受訓時好像是中士學生。」

  「噢!這有意思。」輔導長指著桌上的《忠誠報》(陸總部發行的報紙):「你看這個人是不是你?」

  《忠誠報》上刊載陸軍文藝金獅獎的得獎名單,散文金、銀獅獎從缺,散文銅獅獎得主:陸軍步兵學校第十六隊中士學生吳鳴,學號一一七,得獎作品〈武陵行稿〉等五篇。那是我赴鳳山步校報到時,交給隊輔導長參加國軍文藝金像獎的作品,不知怎地輾轉流落到陸軍文藝金獅獎主辦單位。當時我猜測可能因為在國軍文藝金像獎落選,主辦單位將作品退回陸總部,陸總部辦理金獅獎的人員將我的稿子放進參賽作品中,因而得獎。

  輔導長確定得獎人是我後,趕忙用軍務電話系統向陸總部求證,並且找來文書為我請公假,好讓我返臺領獎。而因受獎人需穿軍便服,輔導長於是連絡他在金門服役的政戰學校同學,為我張羅軍便服。

  在金門戌守四個月後,我因意外獲得陸軍文藝金獅獎散文銅獅獎而得以返臺,對我而言真是天外飛來的喜訊,本來我以為要到八月休預官假才能回臺灣。

  一九八二年四月五日我來到龍潭陸軍總部領獎。在頒獎會埸,一位上尉軍官走過來問我:「你的筆名是不是吳鳴?」我答:「報告長官,是。」

  這位上尉拍拍我的肩膀:「不要這麼拘束,我是蘇進強,履彊,〈人間副刊〉的季季要我問候你。」

  我對蘇進強說:「季季前些時候給我寫過信。」

  沒想到陸軍文藝金獅獎這麼小的比賽,季季也會看到,當時她可是《中國時報.人間版》的大編輯,著名的小說家。季季虎尾女中畢業時,為了寫小說,放棄上大學,曾被稱為耀眼的新綠。

  蘇進強是那屆陸軍文藝金獅獎小說金獅獎得主,在第一士校當連長。過了幾年,他的小說〈楊桃樹〉入選國中國文教科書,許多國中生寫作文時,文章裡都有一個住在鄉下的外婆,外婆家都種了一棵楊桃樹。

  蘇進強的經歷很特別,他是雲林褒忠鄉人,初中未畢業即投考第一士官學校,士校畢業後下部隊擔任士官,因服役期間表現傑出,保送陸軍官校正期班;畢業後下部隊服役,再調任第一士校連長;因寫作而頗受軍方器重。後來在擔任營長時,考上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受訓期間表現傑出,留校多念一年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我一直認為他是陸軍總司令的候選人,沒想到卻在中校官階時退伍,任職文化總會,結識當時擔任文化總會會長的李登輝總統,臺聯成立後任職秘書長,繼而接任臺聯主席,是臺灣我這一輩文字工作者中,第一位擔任政黨主席的作家。

  頒獎典禮結束之後,蘇進強帶我到他家共進午餐,此後魚雁往還,相交二十載,成為我在文學界的摯友。

  返回金門後,我繼續在野戰餐桌前書寫系列「戍守札記」,除了偶爾揹揹值星帶,生活過得平靜無波。

  冬去春來,一九八二年四月,瘂弦先生和一些軍中文藝前輩作家,包括小說家司馬中原、詩人辛鬱等人,來金門主持軍中文藝創作座談會。這是每年軍中例行的文藝座談,主要是為十月的國軍文藝金像獎作宣導。當我在座談會上見到瘂弦時,覺得像見到親人般的親切。彼時我是文壇的小芭樂,得過幾個不起眼的文學獎,發表過幾篇沒人注意的小散文,瘂公親切地邀我投稿《聯合報副刊》,使我欣喜若狂。我不是很有把握瘂公當時究竟是講場面話,或真的誠心向我邀稿,但那樣說已經令我感動莫名。後來我真的投了一篇小散文到《聯合報副刊》,瘂公確然真的安排刊出。在一九八○年代,《聯合報副刊》和《中國時報.人間版》大打擂臺的年代,高信疆(上秦)先生和瘂弦(王慶麟)先生兩人,簡直可以呼風喚雨。能在金門與瘂公相遇,在我心底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一九八五年我到《聯合文學》乞食於編,瘂公時任《聯合文學》社長兼總編輯,我向他提及在金門初遇的往事,瘂公居然還記得那個在太武山下服役的步兵少尉。而在與瘂公共事的四年期間,受瘂公照顧之處甚多,內心長懷感激之情。

  因為獲得陸軍文藝散文銅獅獎,金防部和政戰部有時會找我去寫些東西,諸如司令官的動員月會講稿,政戰主任的軍事經典著作閱讀心得報告等。每當有這類差使,金防部或政戰部就會下電話紀錄到隊上,我便可依此獲得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的公假。所謂公假係指毋須隨部隊操課,吃完早餐,拎了背包,就到山外的迎賓館寫稿。迎賓館有一個小圖書館,可以找些寫作的資料。一九八二年四月,金門春季大演習之後,司令官許歷農將軍要做總講評,口述錄音了兩卷錄音帶,要我依據錄音帶加上參考資料寫成文字稿。每日裡埋首伏案疾書,我花了兩個禮拜寫成約三萬字的講評稿。總講評時,隊長派我前往參加。坐在偌大的戰略室,我裝作很認真地做筆記,我旁邊的金東師長,在講評會後把我的筆記要去影印,因為他覺得我的筆記做得很好。如果他知道許歷農司令官那篇講評稿是我寫的,心裡不知道會怎麼想。

  一九八二年六月受完傘訓回到金門,我寫了一篇〈湖邊的沈思〉應徵第五屆時報文學獎;而因那年的第十八屆國軍文藝金像獎未設散文獎,祇有報導文學獎,於是我加緊趕工,在三個星期內寫了一篇有關特遣隊受訓的報導文學〈鷹的成長〉參賽。當時我並不了解作業程序,須由隊上送金防部政戰部,由金防部政戰部送陸總部,再由陸總部送國軍文藝金像獎主辦單位。而直接拿到郵局掛號寄出,在截稿的前一日蓋上郵戳。

  一九八二年八月休完預官假返回金門,八月下旬的一個星期日,隊上弟兄和兩棲偵搜營在山外街上群毆,我正好揹著值星帶,武揚指揮官極為震怒,隊長準備記我兩個大過。同一天金防部政戰部打電話通知我〈鷹的成長〉獲得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銀像獎。這個消息救了我一命,不但免記兩個大過,還記了一個大功。書寫居然幫我度過軍旅之困厄,實非始料所及。過了一個星期,高信疆先生寫信通知我〈湖邊的沈思〉獲得第五屆時報散文首獎,我坐在碉堡當作書桌的野戰餐桌前,感動莫名。

  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隊上特准公假讓我返臺領時報文學獎,在美洲中國時報副刊室初遇劉克襄和周浩正(寧)。劉克襄任職《臺灣日報副刊》時,我曾投過幾篇稿子,相互魚雁往返,在文字上已是好友;周浩正則是初識,雖然劉克襄任職《中國時報美洲版副刊》後,我亦曾陸續投稿,不算陌生,但文稿處理主要是劉克襄負責,所以和周爺算是初識。向陽也來《中國時報美洲版副刊》室找劉克襄,他是那一屆新詩獎優等獎得主,我亦從此與向陽相交二十幾年,少年子弟江湖老。

  高信疆先生在通知我得獎的信中,希望我在頒獎典禮前能去看他,於是劉克襄帶我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室去見高公。高公親切地問我目前的情形,和未來的計畫,並叮嚀我好好寫作,將來為我出書,像劉克襄一樣。當時劉克襄的《旅次札記》,甫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高公的話讓我很感動,雖然後來我退伍時,高公已離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的位置,我也不曾在中國時報系出版過任何一本書。

  在副刊室我首次見到王汎森,他是我大一時因著東海工業工程系林名甫學長的介紹而通信,當時念臺大歷史系二年級。一九八二年初逢時,王汎森就讀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正在寫碩士論文〈章太炎的思想〉,這本論文後來由時報出版公司正式出版(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我與王汎森兄相交近三十年,在他出版《古史辯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時,曾為此書仔細校對一過。二○○四年王汎森兄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是歷史學友朋輩中第一位當選院士者。

  第五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人可謂濟濟多士,我是散文首獎得主;優等獎包括陳煌、林清玄、苦苓等人;新詩獎首獎得主為張錯,優等獎包括向陽、侯吉諒、陳克華等人;小說首獎是廖輝英〈油麻菜仔〉,那是她所寫的第一篇小說,後來拍成電影。報導文學推薦獎得主是柏楊,那時他了寫許多有關金三角的報導文字。我因為大學時代在臺中念書,而且不曾參加過任何文藝營或寫作班,文壇前輩大部分不曾見過我。雖然我在前一年曾獲第四屆時報文學獎散文佳作,但因人在鳳山步校受訓,無法請假領獎,因此文學界的朋友大部分是第一次看到我。擔任散文決審委員召集人的詩人余光中,看到我時,緊握著我的手頻說:「沒想到你長得這麼高壯。」當時我身高一七八公分,體重約七十五公斤,在寫作者中算是壯漢。嬌小的齊邦媛老師看到我,仰著頭對我說:「他們說今年散文首獎得主是個小孩子,沒想到你這麼高大。」害我臉紅得不知說什麼才好。那年我廿三歲,當然不能說是小孩子,但在齊邦媛老師眼裡,年齡上我當然是小孩子,但身裁早已高頭大馬。

  在金門待了快一年,能夠在領獎典禮看到許多文學界的前輩,心裡真是興奮莫名。王汎森問我將來有什麼打算,我說考歷史研究所罷!次日《中國時報.人間版》一篇署名王浩的頒獎花絮報導中,即提及我要考研究所的事。而我在兩年前大三暑假時,才決定不考研究所,準備出國念書。不意因父親車禍大去,出國之夢破滅,於是回到原始初衷,投考歷史研究所。

  一九九八年,李瑞騰主編《九歌二十》,書中提到第五屆時報文學獎時,寫成吳鳴、林清玄獲時報散文獎。在一次臺大主辦的大專學生文藝營,與何寄澎教授對談時,何寄澎教授引述這分資料,說成我和林清玄兩人同獲散文首獎。一九八○──一九九○年代林清玄在九歌出版的菩提系列散文極為暢銷,是九歌出版公司的搖錢樹,《九歌二十》這樣寫,我可以理解,但就史料而言,難免誤導讀者或臺灣文學研究者。我不是很計較這些事情,何況我從來不是重要寫作者,我主要的專長是歷史學,亦毋須費心討論此事,但覺得這樣的作法甚是無謂。蔡文甫先生與我為忘年交,我亦曾為他的自傳撰寫書評;李瑞騰兄和我亦為好友,對李瑞騰兄如此寫法,多年來殊難索解。

  回金門待了三個星期,我又再度返臺領國軍文藝金像獎,在會場遇到同樣是得獎人的蘇進強、周培瑛、蘇偉貞、趙衛民和汪啟疆,其後與諸人均維持長久的友誼。汪啟疆當時官拜海軍上校,穿著白色海軍禮服,看起來神氣極了。汪啟疆交代我上臺領獎時要走八字步,因為政戰特遣隊自一九七○年成立以來,從來沒有人得過國軍文藝金像獎。我當然知道他是跟我開玩笑,上臺時仍規規矩矩地從郝柏村總長手中接過獎盃。領完獎於十一月初返回金門,此時部隊已經準備和麗陽的鐵血第三隊換防了。雙方先遣交接人員已進駐對方營區,除步槍和個人裝備外,其他武器配備一律交接。因副隊長和第二分隊長已先遣返臺,我成為隊長之外的最資深軍官,值星帶一連揹了一個月,像縫在衣服上的一般。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廿四日平安夜的晚上,我揹著值星帶,腰上掛著九○手槍,帶領飛鷹第二特遣隊回到高雄碼頭。次日清晨,搭乘火車抵達豐原,隊上先遣人員派出卡車,把我們運送到麗陽營區。在隊集合場,我將值星帶交接給第二分隊長,結束下部隊以來最長的一次值星,前後一個月零三天。

  部隊移防臺灣後,我的預官役期祇剩五個月,除了隊長、副隊長、作戰官和通訊組長之外,是隊上最資深的軍官,在隊上頗有幾分大老的架勢。除了每天早上和部隊例行跑步到谷關,再返回麗陽營區,平常並沒有太多要處理的公務,但這段期間隊上彌漫著一股低氣壓。

  因為老隊長朱台全於一九八二年八月考上三軍大學戰爭學院,九月報到,因此找了他同期體育系的同學魏漢傑接任隊長。在魏隊長正式接任之前,一九八二年八月魏隊長曾來隊上作客,先行了解隊上情形。朱隊長向魏隊長介紹我是地下隊長,隊上大小事找我就搞定了。也許這般話讓魏隊長心生芥蒂,正式接任隊長後老愛挑我的毛病,而我將部隊從金門帶回臺灣,如此艱鉅的任務由一位預官揹值星帶,魏隊長並未心存感念,仍時常找我麻煩。我因為要準備研究所考試,在部隊就寢後須開燈看書,這種情形在金門時朱隊長從來不管。回到臺灣後,魏隊長雖不明說,卻每天晚上十點鐘在我寢室外走來走去,讓我心生不安而熄燈,他的腳步聲才遠離。而我每天晚上和魏隊長重複玩著同樣的遊戲,聽到腳步聲我就關燈,腳步聲遠離我再把燈打開讀書。這樣的遊戲一直玩到一九八三年三月底,那一天是隊上的慶生會。

  在慶生會會上,隊上弟兄酒酣耳熟之際,喊拳的喊拳,唱歌的唱歌,因為第二天是禮拜天放假,大夥兒玩得開心極了。忽然魏隊長將一個尚未結訓的新兵叫過去,揮手甩了這位新兵一個巴掌。輔導長張宗福衝上前去阻止魏隊長。輔導長說:「報告隊長,你要打人打我好了。」魏隊長一怒之下,跑出營區,到山下雜貨店旁的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回臺南家裡。輔導長帶著我和通信組長蔡世明下山找魏隊長,看到魏隊長在打電話,輔導長要通信組長和我將魏隊長抓起來。剛從體幹班受訓歸建的通信組長一個箭步上前,將隊長右手反扣,我衝上前去拗住隊長左手,兩人順勢將隊長撂倒。我們用帶來的登山繩綑住隊長雙手,我和通信組長合力,一人擡手一人擡腳,將隊長擡回隊上。

  隊長被擡回隊長室後,掙扎著要起來,我們拿另一條登山繩,將隊長綑在床上。隊長嚷著要咬舌自殺,輔導長將浸了醋的毛巾塞進隊長嘴裡,阻止他咬舌,並且用醋讓他醒酒。輔導長打電話到臺南請隊長的父親和夫人來將隊長接回去。約莫清晨五點,隊長的父親和夫人坐計程車趕來,將爛醉如泥的隊長接走,才結束這場鬧劇。

  我因為〈楓樹下的碉堡〉等五篇散文,再度獲得陸軍文藝金獅獎散文銀獅獎(金獅獎從缺),請了三天公假到龍潭領獎。回到隊上時,魏漢傑隊長找我去隊長室,對慶生會那天鬧事向我致歉,另一方面則指責我不該和通信組長將他綑在床上。我唯唯稱是,心裡卻想著剩下來的一個月零廿二天役期將如何度過。

  一九八三年四月七日,一通來自十軍團的電話紀錄,解決了我的難題。十軍團政戰部要我支援任務,自四月八日至五月廿二日,任務的內容是在這段時間須交出參加第十九屆國軍文藝金像獎的作品。一起被調到軍團支援的是四位預官:畢業於成大電機系的洪成榮,寫詩;畢業於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的陳思祥,寫小說;畢業於工專的莊忠倉,寫詩;我們四個預官被軍團安排住在中山堂三樓,除了星期四和軍官團一塊兒上莒光日電視教學,其餘時間完全自主,祇要不離開營區,一切行動自由,唯一的要求是任務結束時必須繳出參賽作品。

  我因為第十八屆國軍文藝金像獎未設置散文獎,寫了〈鷹的成長〉參加報導文學獎,到軍團支援任務時,第十九屆國軍文藝金像獎徵文辦法尚未公布,不知是否設置散文獎。我找來歷屆國軍文藝金像獎徵選辦法和得獎名單。我發現每屆均設有短篇小說獎,但我並不擅長小說,而且我認識寫小說的好手蘇進強和蘇偉貞,他們兩位足以把我打趴在地上爬不起來。短詩為組詩,要寫好幾首,有點麻煩,而且我也不擅長。而我發現長詩是每年均有的項目,於是左思右想,於是決定寫一首敘事長詩,內容為戍守金門的一年記事,從十一月十九小雪寫起,一路寫到十二月廿二冬至離開金門移防麗陽,題目為〈碉堡,一九八二〉。我大約花了一個禮拜時間寫完這首近四百行的長詩,剩下的時間用來讀書,準備投考歷史研究所。

  在內心深處我極感謝十軍團政戰部,在發生綑綁隊長事件之後,我想我在隊上的日子一定不好過,調到軍團反而可以遠離暴風圈,至少每天晚上不必和魏隊長的腳步聲玩躲貓貓。借調到軍團,人雖然被軟禁在中山堂三樓,政戰部且明令不繳作品不准退伍,但精神上比待在隊上愉快得多。

  在寫完長詩〈碉堡,一九八二〉,我專心地準備研究所入學考試,反正作品已經完成,至少可以交差了事,亦可順利退伍。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四、十五日,我請假參加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入學考試;五月二十、二十一日參加政大歷史研究所考試;結束後返回十軍團興中山莊待了一晚,五月廿二日歸建返回麗陽營區;五月廿三日整理一年六個月在特遣隊的私人雜物、書籍、文稿,寄回花蓮老家,晚上弟兄們聚集庫房送我退伍。因為在我退伍前後,軍中下令規定不能送退伍,魏隊長真的嚴格執行這項命令,連軍官退伍亦不餞別。弟兄們看不過去,大夥兒湊分子,在晚點名之後聚集庫房為我送行,隊上軍官除隊長之外,亦均來與我喝餞別酒。

  一九八三年五月廿五日清晨六點,早點名時魏隊長要我向弟兄們作告別講話。我對弟兄們說:「特遣隊員是一顆顆種籽,縱使暫時埋在土裡,總有一天會從土裡冒出來,生根,發芽,茁長,壯大,長成一棵大樹。」

  說完,轉身,向隊長敬禮,小跑步回到部隊行列。一位綽號青鳥的原住民弟兄幫我背行李下山,我連最後一頓早餐都沒吃。

  從營區下山走到中部橫貫公路旁,第一班從谷關發的公路局班車正緩緩駛來。我趨前謝謝幫忙我背行李的青鳥,拍拍他的肩膀,要他好好服役,然後轉身上車。班車啟動後,我回身望了望住紥五個月的營區,告別我一年十個月的預官役期,也告別我的書寫初旅。  

                         二○○六年八月廿日寫於指南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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