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旅行6-1. 研究生涯,揚帆啟航


  在我的求學過程中,從來沒有想過要到政大念書。大學聯考時,政大的志願我一個都沒填,主要是不喜歡這所學校。在我的認知中,政大是一所黨校,出了很多黨政要員。對於崇尚思想自由的我來說,壓根兒不會想到要去政大。

  一個意外的選擇,從東海到政大,改變了我未來二十年的命運。動心起念,原來如此影響著一個人的遭逢,生活與學術研究。

  人生的過程猶似溪流,溪流的水曲曲彎彎,不知會流往哪個方向。一個對政大印象不佳的人,因為一次意外的選擇,改變了半生歲月,我不僅到政大讀歷史研究所,而且從碩士班讀到博士班,取得博士學位後又留在母校教書,一晃眼二十幾年過去了,從青年時代到壯年,我的大半學術生涯都在政大度過。

  一九八三年五月退伍前夕,我到東海投考歷史研究所,意外考上榜首;當時的女友吳翎君(我後來的妻子)替我報名政大歷史研究所,在我的原本規劃中,並沒有這一項,因為政大要考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各占一百分,這兩個科目我都沒有特別費心準備。不僅如此,當時政大的研究所入學考試還要考國父思想,這是我完全沒有準備的科目。翎君說反正考考看,於是就替我報名了。本來我的想法是到東海歷史研究所念書,跟隨陳錦忠老師做中國古代史,或者到臺大去念中國古代史。在我求學的時代,做古代史是許多學生所嚮往的,對於做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者,總覺得有點次等公民的感覺。那年臺大的研究所入學考試特別晚,我五月廿五日從軍中退伍,臺大六月才考試,於是我先回花蓮老家,再到臺北參加考試。

  在臺北考試時借住鄭梧桐家,他是我大學時代的同班同學,亦為摯友。梧桐騎摩托車載我到臺大考試,我的高中同學王健文也和我同時參加考試,他畢業於臺大歷史系,一九八一年畢業時考上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但保留學籍,先去當兵,退伍後我們哥兒倆一起參加臺大歷史研究所入學考試。在臺大文學院試場考試中場休息時,王健文向他的同學李明仁、簡惠美介紹我,說我是他高中同學,然後開玩笑地說:「吳鳴來考,一般史就剩五個名額了。」當時臺大歷史研究所錄取十一名碩士生,六名一般史組,兩名近代史組,兩名藝術史組,我考的是一般史組。參加考試前我已獲得東海和政大歷史研究所的錄取通知。結果放榜時,王健文、李明仁和簡惠美都考上了,我差三分落榜。

  回到花蓮老家,我思考著到底要到東海還是政大念書,因為是東海榜首,有獎學金;政大是公立學校,有助學金,而且免繳學費,兩者間甚難取捨。加上我原本準備做中國古代史研究,政大的重心是中國近、現代史,耽心到政大念書可能無法做古代史研究。我本來擬訂的碩士論文題目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俠與客〉,因為讀了錢穆〈釋俠〉、許倬雲《求古篇》和陶希聖《辯士與游俠》等論文和專書,對中國古代社會史極有興趣,想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所謂「客」係指被諸侯或公卿大夫所養的文客、武客,「俠」則是養客的公卿大夫,如四公子之屬。我在大學時代因為受到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結合的風潮所影響,很想朝社會史研究的方向發展,而非正式社會結構中的俠與客,是我極感興趣的研究題目。

  暑間無事,我在花蓮老家一邊點讀《左傳》,一邊擲筆為文,賺點稿費,好為秋天開學後的生活費做準備。我在軍中服役時,因為得了幾個文學獎,加上關餉沒什麼機會花(在金門和麗陽營區,都沒花錢的地方),存了約二十萬元,在退伍時交給姆媽。暑間的花費和秋天開學後的生活費,得靠寫稿維持。當時幾個副刊的主編都很幫忙,我投出去的稿子大部分都順利刊出,領了尚可維持生活的稿費。

  由於翎君的一再聳踴,加上政大毋須繳學費,我終於被說動,決定到政大讀歷史研究所。翎君最後用的理由是她在政大念書,再怎麼樣總有個伴,於是我就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報到了,當時翎君念政大歷史學系四年級,正忙著準備研究所考試。

  初到政大時,住在公車站旁的研究生宿舍(後來的女生莊敬外舍),這棟宿舍是四樓建築,有三排,分為ABC棟。A棟是女研究生宿舍,BC棟是男研究生宿舍。我初時住在B棟,靠近欣欣客運公車政大站,每日裡公車進進出出,噪音很大。我和三民主義研究所的室友余一平,向舍監申請更換宿舍,換到C棟。C棟宿舍外是網球場,有人打球時亦相當吵,但已經換過一次宿舍,祇好忍耐住下。

  開學上課的第一天,所長蔣永敬老師在課堂上說:「聽說我們班來了一位小說家。」我聽了羞赧地低下頭。為什麼蔣永敬老師會說班上來了一位小說家?原因是暑假期間,政大歷史研究所辦了一個迎新茶會,我壽豐國中的學妹陳純瑩參加了,在迎新茶會中介紹我,說我是一位作家,是她的國中學長,蔣永敬老師自行將作家解讀成小說家。其實我大部分作品是散文,但這也沒什麼重要,反正學長姊和老師們的印象,就是所裡來了一個作家。陳純瑩畢業於東吳歷史系,後來並沒有來政大歷史研究所就讀,而跑去讀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畢業後到警察專科學校教書;幾年後再回師大歷史研究所讀博士班,取得博士學位後到臺灣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教書。那幾年張元教授擔任東吳大學歷史系主任,對學生要求極為嚴格,因此那些年東吳歷史系畢業生考研究所的錄取率極高,有人戲稱他們是考試戰鬥部隊。

  蔣永敬老師上的「中國現代史研究」,是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必修課,內容為傳統的中國現代史,亦即以國民黨為主軸的現代史,再加上國共鬥爭史。蔣老師曾任職黨史會很長一段時間,是著名的黨史專家。一九八九年我進入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時,蔣老師的「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同樣是必修課,那時蔣老師傾向支持新黨,比較不堅持原來的黨史論述,上課時幽默風趣許多,但對李登輝總統則時有批評。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的興趣不高,但因為是必修課,仍然認真地上課、寫報告,我對中國現代史能夠有一些基礎認知,完全拜蔣永敬老師之賜。

  另外一門必修課「中國近代史研究」,原本是李定一老師上的,我在國中和高中時,曾讀過他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近代史》,但在我進研究所碩士班那年,李定一老師正好休假返回加拿大,所裡請來王爾敏老師上課。王爾敏老師那年剛好自香港中文大學休假,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掛單,因此來所裡上「中國近代史研究」和「中國近代學術思想」。「中國近代史研究」是必修課,「中國近代學術思想」是選修課,兩門課我都選了。一九八九年九月我讀博士班時,王爾敏老師正好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返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在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近代史料分析」和「近代重大問題研究」,我又再度選了王爾敏老師的課,所以王爾敏老師常說我是選他最多課的學生。王爾敏老師上課內容豐富,旁徵博引,很能勾勒中國近代史各種面向,雖然不屬善言詞或談笑風生的老師,但因授課內容豐富,修課者往往頗有所獲。

  為了加強研究生的英文閱讀能力,歷史研究所學生規定須修習高級英文,每周兩小時課程,但不算畢業學分。本來高級英文是江金太老師上的,他用《西洋近代思想史》為課本,把我上一屆的學生整得叫苦不迭。一九八三年九月我入學時,江金太老師正好休假,由張哲郎老師教高級英文。張哲郎老師用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為教科書,讓我們熟悉美國的中國史觀點(或者說哈佛大學費正清學派的中國史觀點)。上課方式是張老師每周指定進度,同學自行閱讀,上課時討論,有誤讀或解釋錯誤的地方,張哲郎老師再加以說明。對我而言,這門課有兩個收獲,一是熟悉英文的中國史書寫用字;二是了解哈佛學派的中國史觀點;這兩個收獲對我後來的研究有很大幫助。

  張哲郎老師熱愛運動,一九八三年教我們時正迷網球,常常可以在網球場看到他的身影。張老師在潮州中學念書時是排球校隊,曾入選亞青杯國手。有趣的是,張哲郎老師在潮州中學的體育老師,是杜維運老師師母孫雅明女士的令尊,師母則是張哲郎老師的潮州中學學妹,其後念政戰學校體育系。張哲郎老師在臺大歷史系念書時,修過杜維運老師的課,誼為師生。杜師母嫁給杜維運老師後,由學妹變成師母。有一段時間,張哲郎老師在中國電視公司「大運動場」擔任美國職籃NBA球評,我在進入政大歷史研究所前,認識的張哲郎老師其實是NBA專家。此外,張哲郎老師大學時代曾任臺大排球校隊隊長,亦為合唱團團員,因此對歷史系學生的體育活動和文化盃合唱比賽極為關心。在我讀博士班和返系任教初期,張哲郎老師擔任歷史系主任,同學們在運動和文化盃合唱、舞蹈比賽的成績極為優秀。

  歷史研究所裡有一門必修的「史學理論與研究實習」,上學期上史學理論,由閻沁恆老師講授,下學期的研究實習由林能士老師負責。閻沁恆老師當時擔任政大訓導長(即一九九○年代以後的學務長),行政工作頗為忙碌,上課時要我們讀Braudel, On History;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A.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大部分偏向歷史理論、歷史思想和歷史哲學的東西。

   我很早以前我就知道閻老師,念高中時喜歡雜七雜八地看書,文學、歷史,甚至看不懂的哲學著作也胡亂翻看,其中就讀到了閻沁恆老師與沈剛伯教授合寫的《世界通史》。中學的歷史教科書實在寫得太簡單了,除了年代、地名、事件,甚麼歷史觀念也無。對歷史知識感到飢渴的我,祇好自己課外閱讀,這是第一次在書上看到閻老師的名字。

  閻沁恆老師上課極溫文儒雅,木訥、少言,有時覺得他好像課快要講不下去了,一個轉折又再接上,總能履險如夷,順利講完要上的內容。閻老師常戲稱自己是三板先生,即天花板、地板和黑板,上課時不太看學生,而是眼睛盯著三板。但我上閻老師的課時,並未如其所自嘲的三板先生。因為研究生僅有十人,坐在擺成口字型的長條討論桌上課,師生距離極近,老師祇能直接面對同學,沒有太多滕挪空間,根本當不成三板先生。也許閻老師上大學部的課時,才會有其自嘲的三板先生情形。閻老師講課以筆記本上的大綱為據,語調平平,殊少生動。初上閻老師的課,一直不能適應他的平板音調,似乎若無其事的樣子。有一回,班上同學與師長聚餐,席間,幾乎每一位教授都向閻老師舉杯,同學們也仿效而行。酒過三巡,閻老師開始侃侃而談,興致來了,國語夾雜著英語,說得好不熱鬧,第一次我覺得閻老師原來是可親的。

  我因為政大歷史研究所沒有古代史課程,無法繼續我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之夢,祇好改為現代中國學者的古代史研究,選定古史辨運動為碩士論文題目。因為當時杜維運老師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逯耀東老師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臺灣做史學理論、史學方法和史學史的老師,僅剩閻沁恆老師。於是在請指導教授時,我貿然地去找閻老師,閻老師問我酒量好不好?我說還可以,大約三分之二瓶白金龍高粱(58度)。閻老師笑笑說可以了。也不知他是說酒量可以了,還是可以指導我了,但閻老師終於在我論文題目申請單上的指導教授欄簽名,從此維持了二十幾年的師生情誼,從碩士班到博士班,閻沁恆老師都是我的指導教授,平日生活上亦親如父子,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閻老師生日,我總會與閻老師、師母把酒聚餐;中秋節和舊曆年,亦上門拜訪老師。

  自從請閻老師擔任指導教授後,私下請益的機會多了,我才知道他甚至在家裏也是一個木訥的人,待人處世極謙和,有古之君子的溫文儒雅。並且因為早歲留學英國,有著英國的紳士風度,雖不善言辭,卻有著敦厚的親和力。與學生相處極少擺嚴肅姿態,情誼總在亦師亦友間。當研究生時我常舞文弄墨,閻老師卻不以為忤,且勉之以「歷史著作也須有優美文字,如羅馬史家李維與英國史家湯恩比然」。

  而閻老師正是國內少數的湯恩比專家,寫過許多有關湯恩比史學的論文,早就可以結集出一專著了,而每當我向老師提及此事,閻老師總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回答。而令我不解的是,像閻老師這樣著作嚴謹的學者,怎麼會允許他的學生舞文弄墨?每思及此便不覺赧然。

  大部分識得閻老師的人(包括教授、學生和友人),對閻老師的酒量都是欽服的。最初我以為閻老師嗜飲,及至相從問學,方知老師是有量而無喜的。平日居家幾乎滴酒不沾,有時師母下廚做了佳肴好菜,提醒老師小飲幾杯,閻老師卻是興趣缺缺,只頻頻動箸。閻師母林瑞柄女士待我如子,二十幾年如一日,使我在求學和乞食講堂的這些年中,時覺溫煦。閻老師人緣極佳,喝酒幾乎來者不拒。相處久了,有時遇到這類場合,老師就會交代我提醒他不可過量,而我也每每替老師把守著適切關口,老師則欣然採納。我總不能說老師不喜歡喝酒啊!何況「天下第二劍」之名亦非浪得(歷史學界的酒中三劍,陳捷先教授排名第一,杜維運教授第三),總也要保住江山吧!但就我過從所及,閻老師真是不喜歡喝酒的,只是量大而已。

  我在一九九六年學會打網球後,偶爾亦與閻老師在球場一起揮拍。閻老師指導過一些學生,數量不是太多,師兄弟中比較常和閻老師相聚的有大師兄廖風德和小師弟潘光哲。廖風德後來從政,擔任過國民黨文工會秘書、宋楚瑜競選臺灣省長發言人、二○○○年總統大選連蕭競選總部發言人,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宜蘭縣區域立委、競選過宜蘭縣長(以些微票數之差落選),國民黨組發會主任委員;並且是小說家,以筆名廖蕾夫出版《隔壁親家》小說集;其小說〈竹子開花〉改編為電視連續劇,集數一再延長,可謂兼具作家、學者、政治的多面向人物。潘光哲除史學專業外,能寫評論文章,大學時代是野百合學運領導人,碩士論文〈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由閻沁恆老師指導,在臺大歷史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閻老師當然還指導過一些其他的學生,但廖風德、潘光哲和我三人,是比較常和閻老師相聚的。

  在跟隨老師問學的這些日子中,我的性情也慢慢隨著平和沉穩,從意氣風發的年少到沉潛思考的讀史心路,閻老師的儒雅是我嚮慕而難企及的,而從第一次讀老師的書到過從問學,竟也長長的二十年過去了,磨劍江湖二十載,竟是不及閻老師滄海之一粟,寧不感慨千萬?

  林能士老師上「研究實習」,主要內容是教我們如何寫學術論文,如何找材料,如何擬訂論文架構,如何做注腳等等。林老師上課風趣幽默,談笑風生,是極受政大歷史研究所學生愛戴的老師。當時林老師在歷史系未開設課程,「研究實習」是他在歷史研究所唯一的課,有些歷史系學生為了上林老師的課,特地去旁聽林老師在外系開的共同課「中國現代史」,可見林老師受學生喜愛的程度。林老師上課時慢條斯理,分析條理清晰,將中國現代史紛亂錯雜的史實,講得清楚明白,使學生受益良多。我想這和林老師曾教過小學、中學、專科、大學有關,從師範學校、臺灣師範大學到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博士,林能士老師的養成訓練是極為完整的,不像我們這些取得博士學位後,直接在大學教書者,因未受過良好的教學訓練,往往把準備好的授課內容講得七零八落。

  林能士老師和蔣永敬老師,可能是政大歷史研究所指導學生數量最多的老師,我沒有詳細比對,但大致不會差太多,可見林老師受歡迎的程度。

  政大歷史研究所設立初期,為了加強師資,特地從海外聘請資深教授返國,李定一老師就是這樣到政大歷史研究所任教的,戴玄之老師則是另外一個例子。

  戴玄之老師的經歷有點特別,抗戰時期戴老師就讀於西安的西北聯合大學,師從蕭一山、陸懋德、藍文徵,治學偏向南方學派。因為當時北方學派的北京、清華、南開大學組成西南聯大,一些南方的學者反而到西北聯大,於是北學南傳,南學北傳。來臺灣之後,先在臺灣師大史地系任助教,繼而升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在臺灣師大任教期間,曾因義和團和白蓮教問題,和當時任教臺大的李定一老師打筆仗,沒想到後來兩人會在政大歷史研究所成為同事,當年的筆仗自是一笑泯恩仇。戴玄之老師在政大歷史研究所開「中國社會史研究」,第一次在課堂上見到了戴老師,灰白的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講話的時候很少手勢,腔調平穩而自然,帶一點北方口音。「中國社會史研究」並非自中國古代講起,而是集中於秘密社會,即戴老師所專長的義和團、白蓮教、紅槍會、哥老會、清幫、洪幫等秘密社會研究,屬韋伯(Max Weber)所謂非正式社會結構(informal structure)的一部分。因為上課內容是戴老師自己的研究成果,故內容極為深入。

  「南方人機而巧,故多政治人物;北方人愚而直,故多宗教迷信。」戴老師一上課就引了陶成章的話做開場白,然後談義和團的形成和白蓮教源流,把中國的秘密社會和宗教做了一個概略的介紹。我坐在靠右的位置,聽著戴老師講授從未接觸過的秘密社會和宗教史,腦子一團胡纏亂結,有一點茫然。

  上課告一段落,戴老師問我們有沒有甚麼問題。好發謬論的我當然不放過機會,提出天師道流行於南方濱海地域,以及白蓮教在川楚發展的例子,反駁「南方人機而巧,故多政治人物」的說法。戴老師聽了,點點頭,認為我講得有道理,於是修正了陶成章的舊論。下課之後,同學們說我真是大膽,隨隨便便就提出這樣的卑之無甚高論,更訝異戴老師竟當場接受而不以為意。而今想來,不禁想罵自己「何方小子,如此大膽!」當我有機會讀到戴老師的《義和團研究》、《紅槍會》和〈白蓮教的源流〉之後,才知道原來戴老師是台灣史學界這方面的權威,也是研究中國秘密社會的開山祖師。

  由於戴老師的啟發引導,有些同學即因修習戴玄之老師的課而做秘密社會史研究,如高我一屆的陳德漢學長,其碩士論文即為〈山東義和團之研究〉,同班同學吳蕙芳的碩士論文為〈民初直魯豫盜匪之研究(1912-1928)〉(此碩士論文後來正式出版:吳惠芳,《民初直魯豫盜匪之研究:1912-1928》,臺北:學生書局,1990);黃靜華的碩士論文〈嘉慶年間川楚白蓮教亂中的堅壁清野及其主體:堡寨與團勇之研究〉,都是受戴玄之老師影響而選題,且均為戴老師指導。記得學期報告我寫的是〈李叔同出家研究〉,戴老師看了之後,認為我可以試著在近代佛教史方面下工夫,但終於我還是半途而廢,轉到另一個方向去了。生命裡的一些事就是這樣,東摸摸,西摸摸,到頭來一事無成。

  政大歷史研究所設有導師制,戴玄之老師即擔任我碩一時的班導師,記得那年耶誕節到戴老師家聚餐,戴師母的廚藝真是好極了。戴師母菜燒得好,每次到老師家吃飯都大快朵頤,然後才談論治學之事,好像專門去吃一頓似的。心細如絲的戴師母除了菜做得好之外,還喜歡收集小玩意兒,家裡所藏鼻煙壺不下數百隻,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給。那次到戴老師家,師母特別從罐子裡掏出了兩顆紅豆送給我和翎君,說是戴老師在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時學生送的。師母說南大學生談戀愛的時候彼此送著紅豆,以為定情,現在送兩顆給我和翎君做紀念。當時翎君在歷史系讀大四,也修戴老師的課,老師特別一塊兒邀到家裡聚餐。第二年翎君大學畢業,進入台大歷史研究所就讀,秋日時節我們攜手走向地毯的那一端,在台北地方法院為我們證婚的就是戴老師和師母。結婚證書上細朱文的篆印,彷彿老人家攜手一生的鶼鰈情深。

  後來翎君和我也把老師當成親切的長輩,治學和生活種種都向老師報告。老師繼續做著白蓮教史的研究,我則轉到史學史的範疇,每有心得便向老師報告,像一個剛學步的孩子,搖擺著腳步向前行去。

  一九八六年秋天,戴老師乘休假之便到香港珠海書院客座,行前與學生聚餐,說好一年後就回來。豈料因戴老師豐富的學養,以及曾任師大歷史系主任和南洋大學歷史系主任的資歷,一到珠海就被賦予重任,擔任文史研究所所長。原本講好待一年的,珠海不肯放人,祇好又待一年,並且接任文學院長,辭去台灣的教職。

  一九八八年農曆春節,我和翎君帶著剛出生的兒子彭博去看戴老師,那時戴老師任職於香港珠海書院,返臺過年。戴老師問我有沒有興趣到香港教書,他替我安排在香港大學教書,並且在香港大學念博士班。我當然很感謝戴玄之老師的好意,但因孩子剛出生,並且姆媽年邁多病,而未能前往香江,但心底對戴玄之老師一直有著深深的感念。

  一九八九年我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一九九○年二月,珠海書院繁重的行政工作拖垮了戴老師,原本養身有道的戴老師病倒了,匆匆返國就醫,發現竟是肺癌。戴老師來不及看到我取得博士學位即與世長辭,後來我的博士論文完成和正式出版,即獻給戴玄之老師。

  碩士班一年級下學期王爾敏老師返回香港,「中國近代史研究」由張玉法老師接任。我在大二時已讀過張玉法老師寫的《中國現代史》,能夠有機會親耳聽到張玉法老師的課堂講授,心裡真是興奮逾恒。張玉法老師上課前準備極為充分,在筆記本上寫好逐字稿,走進研討室,幾乎祇是打開筆記本把講稿念一次。一九八四年春天碩一下那個學期,我同時修習林能士老師的「研究實習」課,和張玉法老師的「中國近代史」,兩位老師的講課風格實大異其趣。林能士老師上課慢條斯理,風趣幽默;張玉法老師上課念逐字稿,聲調平板,殊無抑揚頓挫;但如果問我誰的授課內容比較精采,我還真說不上來。林能士老師的課引人入勝,張玉法老師的課內容豐富,可謂難分軒輊。我自己乞食講堂後,講課方式近於張玉法老師而遠於林能士老師,我亦是寫好逐字稿才走進教室的,我不知道這是否受到張玉法老師的影響?

  碩士班二年級時,再度選修張玉法老師的「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這門課是張玉法老師專長所在,上課內容深刻條理,讓我獲益良多。張玉法老師同樣是寫好逐字稿,帶來教室從頭到尾念一遍,大約每念十五到二十分鐘會稍事停頓,問我們有沒有問題,如果有同學提問就進行討論,如果沒有,張老師就繼續念他的講稿。我在這門課的學期報告寫了〈顧頡剛與古史辨運動〉,這篇報告成為我碩士論論文〈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之雛形。在我取得碩士學位後,張玉法老師因擔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有意找我到近史所工作(當時我任職於《聯合文學》,負責叢書出版事宜),但近史所的前輩們認為我是作家,可能不適合研究工作,此事因而作罷!張玉法老師探詢近史所同事提議找我去近史所工作的事,當時並未告知我,而是在我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政大任教以後,在一次杯斛交錯的聚餐場合提起,使我有惘然若失之感。雖然書寫是我生命裡的重要事物,但我仍對學術研究有著莫以名之的糾結,二十幾年來出入於學術研究和文字書寫之間,我很難明確辨別何者對我更重要些,因為兩者都是我脈管裡奔流的血液。

  一九八四年二月,碩士班一年級下學期時,因為王爾敏老師返回香港,原本選修的「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僅得一學期,下學期須另行選課,適巧邵玉銘老師到歷史研究所開「近代中美關係研究」,於是選了邵老師的課,當時邵老師是政大外交系的專任教授。邵老師的英文極佳,在我曾受業門下的師長中,邵玉銘老師的英文可能首屈一指。我們上課的閱讀資料幾乎都是英文,邵老師均可隨意指出一段即席譯為中文。後來邵老師接任新聞局長,常在電視上看到邵老師主持中外記者會,中英文交錯,對答流利,如知邵老師的英文比我想像中高明許多。在我任職《聯合文學》叢書主任期間(一九八七年──一九八九年),曾為邵玉銘老師出版《文學.政治.知識分子》,乃匯集邵老師的演講稿和一些短論編成,書中有許多深刻的分析和見解。一九九四年初,邵玉銘老師缷任新聞局長後,擔任聯合報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邀集臺大、政大、師大、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五個單位,合辦「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包括史語所管東貴所長、近史所張玉法所長、政大文學院王壽南院長、政大歷史系張哲郎主任、臺大歷史系張秀蓉主任、臺灣師大歷史系王仲孚主任,要我擔任執行秘書,那是我負責打雜的學術會議中,規模最龐大者,五個單位聯手舉辦學術研討會是極為不易的事,從此亦成為絕響。

  一九八八年中國大陸有一部影片《河殤》,蘇曉康編劇,金觀濤、劉青峰夫婦學術指導,在臺灣風行一時。這部影片之所以在臺灣造成轟動,當然有其時代背景,一則因《河殤》本來是大陸中央電視臺製作的宣導影片,後來卻遭禁播;當時的臺灣,一聽說大陸禁播《河殤》,電視臺趕忙播出。《河殤在無線電視臺播出之後,一些半調子知識分子大力吹捧,部分文化人士亦在報刊雜誌大聲叫好,有人甚至為文贊揚「比大學生修一年的中國通史更為有用」。逯耀東老師覺得未免吹捧太過,撰文批判,新聞局邵玉銘局長於是找逯耀東老師規劃一部《歲月中國》電視影集,總共八集,找來文學界、歷史學界、科技史專家撰稿,導演雷驤、張照堂掌鏡。執筆者包括:逯耀東老師寫〈城〉,從侯榕生回到北京,看到北京城牆都拆了寫起,把中國歷史上的城做了一個總整理;作家張曉風寫〈情〉,標題好像是〈地上的月亮〉;黃清連兄寫〈酒〉,師大數學系洪萬生兄寫〈物〉,即中國的科技文明;我寫中國歷史上的江河。影片拍完後曾在電視上播出,但獲得的回響似乎無多。

  碩士班二年級時,李定一老師年休結束,返回政大歷史研究所授課,我選了李老師的「中國近代史料分析」。這門課不用上課,李定一老師祇在第一節課時,交代我們學期報告的內容要寫些什麼,主要是我們自行找近代史料進行分析,學期末繳交一分學期報告即可。李定一老師有時講課口含菸斗,聲音從齒縫間穿出,加上有點口音,必須很專注才能懂他在說些什麼。依據我的經驗,李老師抽的菸草約略是Captain Black, Sailer, Borkum Reaf等牌子,帶一點甜香。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臺灣反菸運動尚未鋪天蓋地,研究所老師上課抽菸,並不是太稀罕的事。林能士老師上課也抽菸,上完兩節課,菸灰缸裡塞滿了菸頭。逯耀東老師上課也抽菸,甚至到了二○○○年代以後,逯老師上研究所的課仍菸不離手,他說得很有道理,學生不喜歡菸味可以不選他的課,反正又不是必修課。到我乞食講堂時,癮君子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學校在校門口貼上「本校建築物全面禁菸」的告示牌,讓我們這些吸菸族無所逃於天地間。我乞食講堂後,在課堂上當然是不抽菸的(學生也不會讓我抽),但在研究室是抽菸的。二○○三年,季陶樓後棟三樓的語言學研究所助教寫黑函(我用「黑函」這兩個字,是因為寫信者未署名)給學務長,告狀說歷史系有教授抽菸,菸味會飄到他們辦公室,請學務長主持公道。學務長把信交給文學院長,文學院長交給歷史系主任,歷史系主任把信交給我,我對系主任說,季陶樓後棟二樓有四位教授抽菸,為什麼交給我?何況未署名的信,為什麼要理會?我的研究室和語言學研究所辦公室差一層樓,中間還間隔了一間研究室,一間廁所,居然菸味會轉兩個彎?臺灣禁菸未免禁得太沒有人性!不抽菸的人有人權,吸菸者難道沒有人權?吸菸者同樣繳稅,同樣盡國民義務,為何要被當成二等公民?我同意在公共場所或密閉空間禁菸是合理的,但實在毋庸無限上綱。不經心裡偶然想起我的長輩們,他們在上課時抽菸的神情;想起前輩作家陳之藩收錄在《劍河倒影》散文集裡的〈噴菸考〉,我常常覺得自己彷彿生錯時代。

  學期末繳交李老師的「中國近代史料分析」報告時,我分析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這篇報告後來成為我碩士論文的一部分。李定一老師常請同學吃飯,因為我下一屆的「中國近代史」是李老師教的,加上選「中國近代史料分析」的同學,兩班加起來約莫有十幾個學生,李老師親手掌廚,辦出一桌子好菜。李老師的廚藝在史學界極富盛名,每次請學生他都親自下廚,讓我們這些學生大快朵頤。有時不一定是期末才請學生吃飯,祇要他興致來了就請我們上門。不僅如此,李老師還喜歡喝兩杯,酒過一巡之後,李老師開始罵人,上自蔣經國,下到史學界同儕晚輩,無一不罵。有一回張玉法老師得意地說,李定一老師罵過這麼多人,從來沒罵過他。後來吃飯喝酒時,李定一老師不知真心還是假意,硬是罵了張玉法老師幾句,弄得張玉法老師啼笑皆非。其實李定一老師酒量不佳,據我觀察,約莫是一個300CC玻璃杯高粱的量,超過一杯李老師就開始罵人,喝得愈多,罵得愈兇,因此知情者都儘量讓李老師控制在一玻璃杯高梁酒以下,省得聽他老人家開口罵人。

  碩士班二年級時,選修王壽南老師的「中國政治史研究」,一學年的課。王老師上課選幾個專題講授,從古代講到明清,屬於專題史的綜合整理,內容上下貫穿,有會通之意。王壽南老師擅長整理分析,綱舉目張,讓我對中國政治史有深一層的了解。一九八九年我上博士班時,王壽南老甫卸任歷史研究所所長職務,擔任文學院長(王老師本來兼任文學院長和歷史研究所所長二職),在開學時請博士班第一、二、三屆的同學聚餐,其後我們這些博士班前三屆的同學會不定期與王壽南老師餐敍,號稱黃埔前三期。二○○三年王壽南老師與相戀三十年的吳涵碧(《中華日報》出版《吳姐姐講歷史故事》作者)走向紅毯,成為歷史學界與文化界的一段佳話。

  我在碩士班一年級時,修過王爾敏老師的「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碩士班二年級時,李國祁老師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同名課程,本來依歷史研究所的規定,我不能再選此課,但因李國祁老師在師長中以嚴格聞名,從臺灣師大歷史系到政大來開課,同學們心生畏懼而不敢選課,所長蔣永敬老師在選課時,要求我一定要選李國祁老師的「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否則不肯在我選課單上簽名,於是我祇好重複選修兩次「中國近代學術思想」,而且因為是所長要求我選課,所以學分照算。

  李國祁老師上課要求嚴格,可謂「猛虎在山,威名於外」,史學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指導學生論文尤一絲不苟,據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李國祁老師指導論文的學生所述,在前往找李老師討論博、碩士論文的路上,恨不得被車撞死。其真實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但約略可以了解李國祁老師在學生心中的嚴格程度。實際上,李國祁老師上課時語氣平和舒緩,極具大家風範,授課的內容精闢深入,極少逾越課程綱要,是一位非常嚴謹的老師。我的期末報告寫譚嗣同的思想與實踐,李國祁老師給了我九十分,我不知道在李老師給的分數中,算不算高,但我已暗叫僥倖,因為在上李國祁老師的課以前,我是多麼畏懼、害怕李老師,雖然後來每次遇到李國祁老師仍是肅然起敬,但感覺好像沒那麼害怕了。二○○二年我撰寫教授論文《晚清的經世史學》時,重讀並引述李國祁老師〈道咸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才發現我的研究取逕,和李國祁老師二十年前對經世思想的定義、解釋如此相近。我在〈引論〉注10說明:「學者們有關『經世』的討論,本書命意與李國祁教授的意見最為接近;李國祁教授在〈道咸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一文中說:『道光時期的經世致用之學由於繼承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觀念及乾嘉考據學風,在態度上極重邊事與地理學,特別是邊疆及西洋諸國地誌,如龔自珍精通西北地理,主張西域建省,徐松著《新疆識略》及《西域水道記》、〈新疆賦〉,梁廷枬著《《海國四說》,魏源著《聖武記》及《海國圖志》等。對於道問學,他們雖亦主張通經致用甚至尊經,但因反對考據之學,故如龔自珍魏源等均屬今文學派,注重《公羊傳》的微言大義以求改革時弊,充滿改革的積極精神。』李國祁,〈道咸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下(臺北,1986.12): 17-65;所引在20」。不知道是當年受業李國祁老師門下時即已受到影響,還是我又走了二十年方走到李國祁老師當年的觀點與解釋。

  本來我準備要做中國古代史研究,但因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完全沒有中國古代史的課,祇好做現代學者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分析古史辨運動對現代中國史學所造成的影響,但我內心深處仍心心念念中國古代史,因此到中文研究所選修了兩門課,一門是華仲麐老師的「先秦諸子」,一門是尉天驄老師的「孟子學說」。

  華仲麐老師已過古稀之年,講話口音很重,我和歷史所的同班同學楊明哲一起去修這門課,兩個人都聽得霧煞煞。華老師當時是考試委員,在政大中文研究所僅係兼課。雖然華老師口音很重,但我們仍努力試圖聽懂他上課的內容。可能因為華老師年紀大了,這門課並不是在研究大樓(井塘樓)的討論室上課,而是到華老師家上課(印象裡是在秀明路上的田園大廈)。華老師以章太炎《諸子學略說》為本,並且在課堂上反復提及章太炎是他的老師,當年上課時如此這般那般。我因為做《古史辨》研究,對古文學派章太炎的論點,有許多地方不是很同意,但章太炎既然是太老師,至少得尊敬幾分,故從不在課堂上反駁師說。

  我在大學時代曾讀過尉天驄老師編的《鄉土文學論戰集》,有機會在政大修尉老師的課,我心裡非常高興。尉天驄老師是政大中文系尉素秋教授的侄兒,叫尉素秋教授姑姑;尉素秋教授的丈夫任卓宣是國父思想專家,當年和馬璧、周世輔號稱國父思想三大家。馬璧後來投共(戒嚴時代用語),到北京去了。周世輔的兩個兒子,周玉山任職國關中心;周陽山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教臺大三民主義研究所、新聞研究所,後轉到文化大學任教,曾任新黨立法委員。任卓宣筆名葉青,為一九三○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健將。中國社會史論戰是馬克思史學用以解釋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論戰,參與者都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紅色甲冑登場,葉青原本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後來怎麼成為國父思想專家任卓宣,倒是頗耐人尋味。

  尉天驄老師的「孟子學說」,上課內容中規中矩,說不上精采。我想尉天驄老師高明的應該是在文學評論,而非儒家思想。我讀過許多尉天驄老師的文學評論,有關孟子學說的著作反到不曾寓目。此後二十年,尉天驄老師每次遇到我都要問:「還喝酒不?」大概是因為聽說我常和指導教授閻沁恆老師喝酒的緣故。尉天驄老師和作家陳映真是至交好友,從《文學季刊》一路下來,是鄉土文學臺灣左派的指標性人物。陳映真是我非常佩服的前輩作家,在大學到服役期間,我一直嚮往陳映真筆下的白色社會主義青年,甚至一度考慮到明道中學教書,買一塊地,一邊教書一邊種田種菜,自食其力。可惜我的白色社會主義青年之夢,因為苦苓的緣故而破滅。

  我在一九八三五月退伍前夕,我寄履歷表到明道中學給汪廣平校長,表達有意到明道中學教書,但遲遲未獲回音,於是請當時任教於明道中學並主編明道文藝的苦苓(王裕仁)為我探聽究竟情形如何。苦苓查的結果,是汪廣平校長的秘書,將我的求職信放在抽屜裡,未交給汪廣平校長。這位秘書為什麼這麼做?原來她是苦苓的前任女友,我在東海大學讀書時,苦苓曾帶她到東海找過我,知道我是苦苓的朋友,而他和苦苓已經分手(苦苓當時正忙著和他後來的妻子蘇玉珍談戀愛),這位秘書不希望苦苓的朋友到明道中學教書。使我無緣到明道中學教書,白色社會主義青年的夢亦因此破碎。既然求職不成,我祇好投考研究所,因而改變了我後來的命運,我亦從此告別白色社會主義青年之夢。

  一九九七年我和林富士兄執筆撰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引發統獨爭議,《人間雜誌》陳映真所代表的臺灣左派和《夏潮》雜誌出身的王津平、臺大哲學系事件的受害者王曉波教授、臺灣師大歷史系王仲孚教授,是反對陣營的要角,在幾次的座談會和公聽會場合,均遇到陳映真,我仍禮貌而善意地和這位我素所景仰的作家打招呼,雖然彼此思想殆已南轅北轍,但我對陳映真仍充滿溫情與敬意。

  尉天驄老師自政大中文系退休後,仍常到學校散步,常在校園裡相逢,互問冷暖,二十幾年的師生情誼,山高水長。

  就讀政大歷史研究所期間,同班同學和上下屆同學相與論學,其樂也融融。

  臺灣的大學歷史系向來陰盛陽衰,歷史研究所則各屆不同,我這一班是女多於男,臺灣同學六女三男;韓國學生兩人,一女一男;另有一位喬治城大學的交換學生朴蘭詩(Nacy Park)。

  林澤震是入學考試榜首,政大歷史系畢業,和我一樣服完兵役後才讀研究所,大學畢業早我一屆,是班上的老大哥。林澤震是一位非常中規中矩的人,按規定修課,考試,很早就選定論文題目,三年順利畢業,返回嘉義協同中學教書,日子過得安定平穩。楊明哲畢業於輔仁大學,彰化人,與我同為外邦客(非政大歷史系畢業),我們一起選同樣的課,一起打桌球,一起四處聽黨外政見發表會。楊明哲的碩士論文為〈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長江大水災之研究〉,畢業後入伍服役。退伍後考上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博士班期間,於實踐家專擔任講師;實踐家專申請改制大學時,拿學校的講師祭旗,解聘未有博士學位的講師,聘請教授或具博士學位之助理教授、副教授,以利申請改制為大學,楊明哲因而失業。幸運的是他隨即找到長庚醫學院教職,順利取得博士學位後,接任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副主任一職,是我在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同學中,繼續歷史學研究並在大學任教的佼佼者。

  蔡淑瑄、黃靜華、吳蕙芳、萬麗鵑四位女生是政大歷史系大學同班同學。蔡淑瑄念書平平穩穩,寫報告動作有點慢郎中。我曾和她一起旁聽東語系于乃明老師開的初級日文,可惜我的日文並未繼續進修,程度實在太差。蔡淑瑄以〈中國近代工業發展中的資金問題(1682-1911)〉取得碩士學位後,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其後改為約聘人員,在近史所檔案館工作。蔡淑瑄思路頗為清晰,未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我一直覺得很可惜。黃靜華跟隨戴玄之老師做碩士論文,題目為〈嘉慶年間川楚白蓮教亂中的堅壁清野及其主體:堡寨與團勇之研究〉,畢業後任教於亞東工專;一九九五年返回政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惜為山九仞,功虧一籄。在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時得到六十九分,必須重考。次年黃靜華陪孩子到加拿大讀書,放棄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學位。我自己在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時亦曾被當,其後鼓起很大勇氣才再度走進考場,通過博士班候選人資格,撰寫博士論文。本來讀博士學位就很折磨人,層層考試,處處關卡,沒有堅強毅力,確實很難終底於成。

  吳蕙芳是同班同學中最幸運的,在大學期間即已通過高普考,並且修習教育輔系(即後來的教育學程),早早做好就業準備。一九八六年六月吳蕙芳以〈民初直魯豫盜匪之研究〉取得碩士學位,指導教授為戴玄之老師。同年八月前往復興中學任教。松山高中成立之後,吳蕙芳幸運地轉到松山高中任教(吳蕙芳就住在臺北市松山區)。一九九五年吳蕙芳返回政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二○○○年以〈明清時期民間日用類書及其反映之生活內涵:以《萬寶全書》為例〉取得博士學位,轉任臺中護專助理教授,二○○三年轉任海洋大學助理教授。在任教臺中護專期間,政大歷史系增聘教師,吳蕙芳曾申請應徵,並進入最後決選的三名,但試教後投票未通過聘任。而那次政大歷史系新聘教師亦未用人,吳蕙芳為此迭有微詞,每次遇到我都抱怨喋喋,令我無以應答,直到她轉任海洋大學任教,方始釋懷。但說實在的,政大歷史系用人完全依據投票結果,吳蕙芳申請應徵時,我一直是支持她的,但投票是全體教師的自由意志,我其實完全使不上力。

  萬麗鵑在同學中最幸運也最悲情。一九八七年萬麗鵑以〈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主義思潮(1895-1913)〉取得碩士學位,隨即受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她是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生中,第一位以碩士身分應聘中研院近史所的(雖然在她之前還有楊翠華學姊和張力學長,但楊翠華學姊是在美國取得水牛城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後,才應聘到中研院近史所的;張力學長則是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後應聘,都不能算在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帳上)。萬麗鵑應聘到中研院近史所時,不知羨煞多少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生,我當然也是其中一位,當時我正可憐巴巴地在《聯合文學》乞食於編。一九九三年九月,萬麗鵑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二○○○年以〈一九五○年代中國的第三勢力運動〉取得博士學位;二○○二年八月身體檢查時發現罹患乳癌;二○○三年二月過世。在臺北第二殯儀館的告別式,我看著靈堂上擺著萬麗鵑年輕時的照片,久久不能自已。我常常想,如果萬麗鵑知道自己剩下十年的生命,她會用來讀一個不知有用還是無用的博士學位嗎?如果是我,我又會怎麼做?命運無常,天道寧論,每次想到萬麗鵑,我的心裡就一陣傷痛。

  吳琿畢業於臺灣師大歷史系,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念書前,在國中任教。碩士論文為〈清季中美教案之研究(1860-1900)〉,邵玉銘老師指導。畢業後任教於臺灣師大附中,其後隨夫赴美陪讀,多年未連絡。

  兩位韓國同學金勝一和安明子,安明子於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後,到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返回韓國,在大學兼課。韓國是一個非常男性中心的社會,女性極難在大學取得教職,安明子就這樣一路兼課十幾年,未能取得正式教職。金勝一在政大歷史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後,赴日本九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返回韓國多年,亦未覓得教職,以兼課、翻譯、寫書討生活。韓國學術界非常看重大學階段,首爾(漢城)大學畢業生較易獲得教職,金勝一因為大學時代念佛教東國大學,縱使在政大歷史研究所取得碩士,在日本九州大學取得博士,回到韓國,他們看的仍然是大學時代讀東國大學。這真是學術界的奇特現象,但各國有各國的學術傳統,實在很難說出個什麼道理。

  美國喬治城大學的交換學生朴蘭詩,父親是韓國人,母親是美國人,在政大歷史研究所念一年後,返回喬治城大學繼續未完成的學業,取得碩士學位後,轉往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政大歷史研究所上下屆同學會一起修課,彼此亦均熟稔。

  高我一屆的學長姊中,有許多人留在學術界工作。劉祥光大學時代原本讀政大統計系,大三時降轉歷史系,畢業後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英文極佳,能翻譯英文小說。碩士論文題目為〈西潮下的儒學:熊十力與新儒學(1922-1949)〉,張玉法老師指導。服役退伍後有一段時間任職於《商業周刊》出版部;其後赴美留學,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博士,主攻宋史,一九九六年返回政大歷史系任教。因研究室與我緊鄰,時相過從,幾乎每日相見,我們戲稱自己是季陶樓的土地公,鎮日守著季陶樓。

  何思瞇大學畢業時考上臺大、臺灣師大、政大歷史研究所,後來選擇留在政大就讀。碩士論文〈清季江蘇省學會運動之研究(1895-1911)〉,指導教授為李定一老師;一九八七年政大歷史研究所成立博士班,何思瞇考進第一屆,一九九三年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抗戰時期的專賣事業(1941-1945)〉,指導教授為陳慈玉老師。在取得碩士學位後,何思瞇考上高考史料編纂人員,任職於國史館,取得博士學位後轉任國立編譯館任職。可能因長期任職於公家機關,何思瞇的論著產出無多,我個人覺得殊為可惜,但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似亦無庸越庖代俎。

  陳德漢大學念輔仁大學圖書管理學系,到政大歷史研究所讀碩士班。我到政大讀書後,有一天陳德漢對我提起一九七七年我考大學時,他和我同時考進東海大學歷史系,他的名字就在我前面一個,我到東海讀書,陳德漢選擇重考,進輔仁大學圖書管理學系,沒想到六年後在政大歷史研究所相遇,亦算是有緣。陳德漢的碩士論文為〈山東義和團之研究〉,指導教授為戴玄之老師;服役退伍後,陳德漢任職於國家圖書館,吃他大學時代所讀圖書館管理的老本行。

  林偉盛和我同一年進大學,他在政大歷史系,我在東海歷史系,進政大歷史研究所晚我一屆。林偉盛桌球打得不錯,讀研究所時,常和高我兩屆的林桶法學長,低我一屆的劉文賓,一起較量桌球。林偉盛的碩士論文為〈清代臺灣分類械鬥之研究〉,林能士和張炎憲教授指導,在一九八○年代後期,臺灣史研究尚未紅火,林偉盛屬較早以臺灣史為專業之研究生,其碩士論文後來正式出版,書名為《羅漢腳》;一九八九年到臺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一九九八年以〈荷據時期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貿易(1622-1662)〉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暨南大學歷史系。

  劉文賓碩士班和林偉盛同班,大學時代讀統計系(和劉祥光同班,大三時劉祥光轉歷史系,劉文賓則念到畢業),桌球打得不錯,是左撇子。在一九八四年我們一起念碩士班時,電視正好播出金庸《笑傲江湖》改編的連續劇,劉文賓因而博得「左冷禪」的外號。當時研究生宿舍地下室有乒乓球桌,歷史研究所男女同學常在那兒打球,劉文賓因為教我同班同學萬麗鵑打桌球而互生情愫,後來倆人走進結婚禮堂。劉文賓的碩士論文為〈國民政府的法幣政治及其實施(1935-1948)〉,指導教授為劉翠溶院士;一九九一年劉文賓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一九九七年以〈近代中國企業管理思想與制度的演變(1860-1949)〉取得博士學位,指導教授仍為劉翠溶院士;取得博士學位後,劉文賓任教於輔仁大學歷史系。

  高我兩屆的林桶法學長和我關係比較複雜,他是我碩士班的學長,卻是我博士班的學弟,我喊他法哥,他喊我彭老大,不知情者聽不出誰高班誰低班,其實亦無所謂,高幾班低幾班祇是方便分別屆次,做研究時是不理會那些的。林桶法喜歡打籃球和桌球,和我運動的喜好接近,常在球場廝殺。林桶法的碩士論文〈徐世昌與南北議和之研究〉,指導教授為老前輩沈雲龍教授;此論文正式出版為專書《民國八年之南北議和》(台北:南天書局,一九九○);一九九○年林桶法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低我一屆,我是一九八九年入學),一九九四年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戰後國民政府平津區的接收與復員〉,蔣永敬老師指導,此論文收入張玉法老師主編的中國現代史叢書:林桶法,《從接收到淪陷:戰後平津地區接收工作之檢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七)。取得博士學位同年,林桶法應聘輔仁大學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任教,其後轉到輔仁大學歷史系任教。林桶法的兒子林必達,和我的孩子彭博在政大實小時同班,兩人交好,時相往還,兩家人誼屬兩代交情。

  林建發先我一年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服役後返校念書時低我一屆,和林偉盛、劉文賓同班,但他是何思瞇、劉祥光的大學同班同學,在政大歷史系所同學中,極為優秀;碩士論文為〈近代中國東北社會中的鬍匪(1860-1930)〉,趙中孚老師指導;其後考入台灣師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博士論文為〈苦力:季節性移民與中國東北社會變遷(1860-1940)〉,指導教授為李國祁老師。取得博士學位後,任醒吾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建發是同儕中的少數東北史專家。

  一九八三年我碩士班一年級時,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研究生黃克武到政大聽王爾敏老師的課(不知道是選課或旁聽)。黃克武碩士畢業後任職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赴英國牛津大學進修(Oxford University, Oriental Institute, 1989, Master of Studies);其後赴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History Department, 1994, Master of Arts);二○○一年獲博士學位,是研究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的專家。

  前後期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同學,各有專長研究領域,但我並非撰寫政大歷史研究所史,許多前後期同學亦就暫時打住。

  政大歷史研究所申請成立之初,研究方向定為中國現代史,師長中蔣永敬和李雲漢老師來自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2000年後改名為黨史館),並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互動密切。我修課的王爾敏老師、張玉法老師、李國祁老師(任職台灣師大歷史系,但出身於中研院近史所),以及先後到政大兼課的李實強、黃福慶、呂芳上、陳慈玉老師,成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師資的主力。政大歷史研究所草創初期,實施系所分治,歷史系老師極少在歷史研究所開課,歷史研究所老師卻因授課時數不足之故,必須在歷史系開課,造成系所老師在心理上不是很平衡。而且當時有部分歷史系老師僅在共同科開課,在歷史系所反而沒課。歷史系所為誰在系開課,誰在所開課,師長間偶有芥蒂。我們這些晚輩學生祇是聽聞,並未能真實了解其中關竅所在。而研究所師資陣容雖然有許多來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但對歷史研究所同學畢業後的工作出路,並沒有太大幫助。近史所聘任的研究人員,大部分來自台灣師大或台大歷史系所,極少政大歷大系所畢業生進入近史所工作,縱使有部分學長姊或同學進入近史所任職,主要亦是他們受過其他學校的洗禮。二十年來,直接從政大歷史系所畢業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祇有一位萬麗鵑。我無意在此批判或指責,每個單位有自己的用人原則,或許政大歷史系所的畢業生,適巧不符近史所的需求,亦是可能的。

  既然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專長領域為中國近現代史,在無法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情況下,祇能到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工作,或通過高考進入國史館,其他則到各級學校教書。

  一九九二年政大實施系所合一制度,政大歷史學系為系所共同的名稱,其下分為大學部、研究部碩士班、博士班,解決了長期以來系所分治的問題,每位教師均在系所開課,不分舊來新到,一視同仁,對系所教學有極大的改善。研究部仍聘請許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兼課,以補強政大歷史研究所不足之師資,兩個單位亦維持長久以來的良好合作關係。至於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生的出路,二○○○年代以後,找工作本即不易,何況號為台灣學術界翰林院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等,台灣史學界的重鎮,申請進入這些單位工作,本即戛戛乎難矣哉,亦就不必多所計較。能聘請中央研究院歷史相關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到政大歷史系所兼課,讓學生受到良好的學術訓練,是政大歷史系所學生的福氣,且可補強政大歷史系師資之不足,何樂而不為?

  一九八五年六月,在通過學科考試之後,我到《聯合文學》任職,留下未完成的碩士論文,一九八七年五、六月我將碩士論文〈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分兩次送請閻沁恆老師指導修訂,並送到所辦公室申請口試。

  我的論文指出,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古史辨運動無疑具有相當程度的爭議性。擁護者認為是擂醒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鼓角,反對者認為是破壞傳統文化的罪魁禍首,而緊咬住「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以今日吾人的後見之明來看,古史辨運動無疑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結,在五四與後五四時期所造成的狂風巨浪,影響深遠,迄今未衰。現代中國史學的上古史研究,基本上就是從古史辨運動鳴槍出發的;從事中國上古史研究者,不論贊成或反對古史辨運動,均不能不注意此一運動所造成史學觀念的轉變,特別是對儒學經典的重新定位,有助於研究工作者以現代眼光來看待原本不容置疑的「六經」,重新審定史料的可信度,這是中國上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轉折。

  一九二三年四月廿七日,顧頡剛寫了一封信給錢玄同,信中引述許慎的《說文解字》,說大禹「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 ,就是這段話點燃了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其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即緊咬“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不論顧頡剛的觀點如何改變,反對者完全不予理會。收到這封信的錢玄同,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亦表示他並不贊成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點 ;而顧頡剛亦將「大禹是蜥蜴類」的假設拋棄 ,但顯然未被反對者所接受。我的論文主要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色,分析清代樸學考據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民俗戲曲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並指出古史辨運動的四條重要線索:(一) 今古文之爭的新命題 ,(二)胡適與杜威實驗主義,(三)科學主義的影響,(四)民俗戲曲與典籍史料化。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通過口試,取得碩士學位,口試委員是閻沁恆、林能士與逯耀東老師。那一年逯老師適巧自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返回臺大歷史系客座,我從此與逯耀東老師建立了二十年的師生情誼,直到二○○六年一月逯老師告別人世。

  一九八七年中國歷史學會將我的碩士論文評為該年度最佳碩士論文,並推薦到臺灣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但因為當時我有點痴心妄想,希望在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允晨文化事業公司或聯經出版公司出版這本書,所以並沒有很積極修訂我的論文,但又未認真去找這三家出版社,最後仍交由臺灣商務印書館,直到1990年方始出版: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一),此書成為我的學術處女作。

  揚帆,啟航,政大歷史研究所是我學術研究生涯的初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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