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6-2. 攻讀博士,花落花又開


  那時候,春天的風特別溫柔。出生一歲半的孩子呀呀學語,在地上歪歪扭扭地習步。我坐在忠孝東路一棟大樓的六樓辦公室改著稿子;妻子吳翎君在同樓的中間角落,整理著即將出刊的雜誌目錄。

  這是一九八九年春天,陽光和小雨是生命的歌。如果歲月可以停格,我會選擇停格在這樣的畫面。但歲月如流影掠過,做了過河卒子的我,祇有拼命向前。

  一九八七年我取得碩士學位時,政大歷史研究所設立博士班,成立宗旨是要研究蔣介石的歷史。理由現在聽起來有點可笑,但當時的真實情形就是這樣。我本來有意報考博士班,想一氣呵成念完學位,但因為我的碩士論文太遲寫完,趕不及在博士班報名截止前取得口試成績,祇得作罷!因為是第一屆博士班,報考者眾,一些畢業多年的學長姊,紛紛重披戰袍,最後錄取了廖風德、薛化元、劉維開、蘇啟明、何思瞇五位;薛化元因同時考取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未到政大就讀,因此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一屆僅四名學生報入學。

  碩士論文口試結束後,一九八七年七月,我返回《聯合文學》專職,因為在撰寫碩士論文期間,張寶琴發行人特准我自一九八七年一月起留職半薪,每周到《聯合文學》上班兩個下午,其餘時間在家撰寫碩士論文。但碩士論文才起了個頭,椅子都尚未坐熱,原本擔任叢書主任的梅新接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此時聯合文學叢書已箭在弦上,張寶琴發行人問我可否接叢書主任一職。張發行人的盛情雅意使我很難拒絕,於是我的職稱變得非常奇怪,「特約撰述兼叢書主任」,特約撰述是我在聯合文學編輯部的身分,叢書主任是我的行政職務。我將梅新留下來的書稿做了一些整理,接著和美術主任黃憲鐘討論叢書版型。當時文學書籍流行三十二開本,包括九歌、洪範、爾雅、純文學、大地、皇冠等文學書店,都採用三十二開本,擺在書架上像穿小鞋似的,我認為文學書應該和其他書籍同一尺寸,故而改為二十五開。沒想到這一改,幾年後竟成為通行的開數,一九九五年以後,我們看到臺灣書店裡的書幾乎都是二十五開本,聯合文學叢書實其始作俑者。

  為了出版王禎和的《人生歌王》,我的鄉前輩作家楊牧和洪範書店的老闆葉步榮,對聯合文學有點不諒解,主要是王禎和的作品大部分在洪範書店出版,而現在忽然有一本在聯合文學出版,以後很難整理出版全集。楊牧、葉步榮和王禎和是花蓮中學同學,幾十年的交情因一本書而略有齟齬,坦白說我也有點難過,何況家父初到花蓮豐田拓荒時,是葉步榮令尊葉阿禮世伯的佃農,步榮大哥從小看著我長大。不過王禎和這本書是梅新邀約的,我只是接手處理。

  我一邊替聯合文學出版社編輯叢書,一邊為王汎森兄校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但我的主要工作其實是撰寫碩士論文。在這段期間,妻子吳翎君女士也在撰寫她的碩士論文,題目是〈晚清朝野對美國的認識〉,指導教授為張忠棟老師。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閻沁恆老師指導。此時我還不會使用電腦,我印了一種綠格子十二開的兩百格稿紙,天地內外很寬,行與行間留和格子一樣寬,方便我改稿。初稿寫完之後進行第一次修訂;修訂後影印在A3紙上,再繼續修訂,幾乎每一頁稿紙都被我改得面目全非,因為我相信蕭伯納所說的,寫作就是要找出最正確的那個字。所以我的稿子在正式出版前,至少都改過七次以上。

  碩士論文通過口試後,一九八七年七月,《聯合文學》總編輯丘彥明要我恢復全職上班,我於是回到《聯合文學》擔任「叢書及活動主任」,直到我一九八九年六月底離職。

  在撰寫碩士論文期間,妻子翎君懷孕,於一九八七年八月廿七日產下一子,取名彭博,家中經濟益形拮据。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歷史月刊》籌備出版,經《聯合文學》美術主任黃憲鐘兄的引介,翎君出任《歷史月刊》編輯主任,三個月後,《歷史月刊》於一九八八年二月出版創刊號。《歷史月刊》是由原來的《聯合月刊》改制,《聯合月刊》是一九八一年陳曉林老師創刊的新聞雜誌,由聯合報系所支持,一九八七年已無以為繼,劉潔社長向董事長王惕吾建議創辦《歷史月刊》,找來政大新聞研究所博士關紹基擔任總編輯。關紹基筆名關關,一九七○年代曾以姑隱的筆名出版《人小鬼大集》,風行一時,創臺灣幽默文學之先聲。當時《歷史月刊》的主編還有王健文和李今芸,王健文就讀臺大博士班,在《歷史月刊》屬兼職性質。取得博士學位後,王健文任教於成大歷史系,曾於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擔任成大歷史系主任。李今芸後來赴歐洲留學,歸國後任教於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兩位圖片編輯,劉巧楣出國取得博士學位後,返回臺大歷史系任教,王正華出國取得博士學位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由於孩子甫呱呱墜地,各項開支甚大,加上保母費用,我因此乖乖地在《聯合文學》乞食於編。可能是因為工作太忙或其他不明因素,一九八八年五月,我錯過了博士班入學考試的報名日期。一般博士班報名約訂在五月中旬到六月上旬間,那一年政大的博士班入學考試報名日期和碩士班同時,在五月一、二日就報名,我因為大意疏忽,錯過報名日期,祇能徒呼負負。前一年我曾請同事愛亞(作家,當時任《聯合文學》雜誌副總編輯)為我算命,愛亞是紫薇斗數專家,我問愛亞我考博士班會不會錄取,愛亞仔細分析我的命盤,然後對我說:「吳鳴,你的命盤龍池鳳閣夾命宮,左輔右弼夾命宮,考博士班一定會上的,祇是其間會有一些波折。」我聽了覺得很安心,想說考上就好,管他有沒有波折。後來我遇到愛亞,告訴她我沒考上博士班,愛亞瞪大了眼睛,重複說著:「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吳鳴,告訴我到底怎麼回事?」我告訴愛亞我錯過報名日期,愛亞氣得一拳捶在我肩膀上,一邊打一邊罵:「怎麼會有你這種人!怎麼會有你這種人!」我聳聳肩,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成立第一年,我因碩士論文尚未口試不能報考(後來簡章修訂為放榜前有口試成績即可,報名時交碩士論文初稿,不要求先通過口試);第二年錯過報名日期;我想如果不是我求學命途多舛,就是上帝和我開了個大頑笑。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一定要考博士班。簡章一開始發售,大師兄廖風德就寄了一分給我,報名日期同樣訂在五月一、二日,我發誓這次一定不會再錯過報名日期。然而正當我忙著撰寫博士班入學考試研究計畫時,一通三姊彭素梅來自花蓮的電話,在我頭上重重地敲了一記。三姊說姆媽因左腳背潰爛,必須送到林口長庚醫院進行截肢手術(姆媽當時有糖尿病)。一九八九年三月三十日,三姊推著輪椅送姆媽抵達松山機場,我開車直奔林口長庚醫院。

  為了方便照顧,姆媽在長庚醫院進行手術前檢查時,我找到東海社工系的學妹滿書芳(當時任職國泰醫院),為我找到床位和醫師,於是我將姆媽轉到國泰醫院。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姆媽動截肢手術,主治醫師為沈博文,他是一位醫術高超,醫德高尚的骨科醫師,每天準時來巡房,甚至有一回沈醫師南下,晚上十點多猶奔馳中山高速公路,仍趕回臺北查房,直到如今,我對沈醫師仍懷著深深的感念之情。姆媽動手術那天也是我遞辭呈的日子,當時主要是想我可能白天要照顧姆媽,因而辭掉工作,準備另外找晚上的工作,最可能的是到報社擔任新聞編輯。此時我的處境祇能用兵荒馬亂來形容。姆媽動截肢手術,孩子一歲半,我辭去《聯合文學》聯書主任,博士班入學考試的研究計畫還沒寫好,同時九歌出版公司的《中華文學大系》編選工作正如火如荼,張曉風、陳幸蕙和我負責散文部分的主編。時移事惘,我幾乎已經想不起當時是怎麼度過的。祇記得姆媽術後傷口復原良好,我倚著病人進食用的餐檯寫研究計畫,妻子翎君將我寫的研究計畫初稿拿去聯合報排字房打印,再送到醫院讓我修改,反復三、四次後終於暫時定稿。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我開車從國泰醫院趕到政大報名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所幸資料齊全,順利完成報名手序。回到醫院,我一邊陪伴母親,一邊讀書,準備博士班入學考試。一般情形是三姊照顧白天,我負責晚上,就著病床邊白色的日光燈看書,白天則回聯合文學辦公室處理叢書編輯事務,以及準備六月三十日的交接。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姆媽傷口愈合情況甚佳,三姊決定帶姆媽回花蓮靜養。我將銀行存款幾乎悉數拿去給付國泰醫院的醫藥費,張發行人另外給了我五萬元離職獎金,感謝我這四年在《聯合文學》工作的辛勞。

  經過這一程折騰,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我參加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以榜首的成績錄取,接獲通知時,我的心裡真是百感交集。

  為了養家,我在考完博士班入學考試後,應徵《聯合報》新聞編輯;但因我不曾編過報紙,不知如何下新聞標題,也不會畫版樣,考試的結果當然是落榜了。所幸《聯合報》新聞部編輯中心主任在過濾應徵者資料時,看到我的學資歷,認為我雖然沒有做過新聞編輯,但文字底子不錯,施加訓練後應可勝任,問我願不願意到編輯中心當見習生,我在電話裡同意到編輯中心見習,並感謝賴清松主任的雅意。

  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我成為《聯合報》新聞編輯中心的見習生,三個月後正式應聘為助理編輯。接著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開學,於是我白天在政大當研究生,晚上在《聯合報》當新聞編輯,一根蠟燭兩頭燒,燒了三年,直到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離職,回家專心寫博士論文。

  有些朋友在我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母系任教以後,常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我沒出國念書?故事說起來真的很長,一九八一年大學畢業時我原本打算服役後出國求學,入伍三月,父親大去,出國夢第一次破滅;一九八七年三月我正忙著寫碩士論文時,姆媽第一次輕微中風,我向張寶琴發行人借了十萬元給付省立花蓮醫院的醫療費;一九八九年三月我準備考博士班時,姆媽動截肢手術。經過三次折騰,我已完全放棄出國念書的想法,出國夢亦隨風飄逝。

  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必須修習廿八學分,大部分都是中國近、現代史範疇,祇有三門課非此領域,即杜維運老師「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林天蔚老師「中國典籍研究」和孫鐵剛老師「秦漢史研究」。

  博士班有兩門必修課,一門是蔣永敬老師「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另一門是蘇雲峯老師「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

  博士班一年級的必修課是「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我因為在碩士班時,修過蔣永敬老師的「中國現代史研究」,「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和「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內容相近,唯深淺有別。我入學考試時,歷史研究所所長是文學院長王壽南老師兼任,九月入學後胡春惠老師接任所長,但在所裡開「中國現代史研究」,我碩士班已修過同名課程,所裡規定不能重覆選修,因此沒有機會修到所長胡春惠老師的課。

  雖然「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和「中國現代史研究」內容接近,但蔣永敬老師上課採專題式講授,頗能引人入勝。這段時間蔣老師支持新黨,上課觀點和五年前修他的「中國現代史」有很大差異。一九八三年時,蔣老師上的「中國現代史」其實就是中國國民黨黨史。到一九八九年上「中華民國開國史專題」時,蔣老師變得很敢說話,上課內容亦風趣幽默許多,對國民黨的一些秘辛,較無忌憚,敢於大膽批評,有時亦批評執政當局。我們有時在課堂上提出尖銳問題,蔣老師亦侃侃而談,殊少忌諱。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蔣老師開放多了,雖然我對蔣老師的新黨立場不以為然,特別是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我在政治取向上漸向本土意識傾斜,常在淒風苦雨中聆聽黨外和民進黨的政見會,在某種程度上支持政治反對運動。一九九○年三月野百合學運如火如茶,我亦曾在深夜時分帶著麵包到中正紀念堂,與學生們坐在一起。一九九一年的獨臺案,就讀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廖偉成,被憲警衝進校園帶走,因為廖偉成研讀史明《臺灣四百年史》及其游擊戰手冊,做了相關筆記。接著是廢除刑法一百條街頭運動,我和學生們坐在火車站,警方的水龍在街頭噴得我們滿地打滾。博士班低我一屆的呂紹理在政大言論廣場貼大字報,聲援廖偉成,胡春惠老師特別找呂紹理約談,告誡呂紹理不要碰觸政治,將來或許有機會返回母系教書。碩士班的學弟潘光哲參加「五二○農民大遊行」,有人密告閻沁恆老師,要閻老師注意指導學生的言行。我參加遊行時總是躲在人群裡不起眼的角落,不上臺,不演講,祇是默默支持著學運、反刑法一百條和政治反對運動,當一個不起眼的小芭樂。

  杜維運老師的「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與我的研究最貼近,一九八四年我讀碩士班二年級時,到臺大歷史研究所旁聽杜老師的「中國史學史研究」,那一年杜老師從香港大學返回臺大擔任客座教授,我因新婚妻子吳翎君在臺大讀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因而隨班旁聽。一九八九年博士班一年級倒是正式選課,成為杜老師的學生。學術界稱杜維運老師為老杜公,因為另有一位小杜公杜正勝老師。老杜公詩酒風流,自詡性近小杜(杜牧),杜牧有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但老杜公實詩酒而不風流,我們因而常陪杜維運老師喝酒。小杜公杜正勝老師反倒像老杜(杜甫),治學嚴謹,為人嚴肅,一絲不苟。杜維運老師常提及三赴劍橋訪問研究時,適杜正勝老師公費留英,兩人常相約小酌,老杜公說那是小杜公喝酒最多的時期。老杜公不僅愛飲,酒量亦宏,就平常與老杜公喝酒的經驗,大約有兩三瓶紹興的量。我因為喜歡烈酒,對酒精純度四十度以下的酒興趣不高,但總還能陪老杜公喝幾杯。老杜公形容我喝酒是「窮凶極惡」,因為我喝酒從不囉嗦,舉杯即乾,大不了喝醉,碰杯時則是豪情萬丈。

  臺灣史學界有所謂天下三劍,係指酒量最好的三位長輩,第一劍是陳捷先老師,閻沁恆老師排名第二,杜維運老師是老三。杜老師常調侃自己做趙翼研究,趙翼是天生的第三命;在乾嘉詩壇,排名第一的是袁枚,第二為蔣士銓,趙翼排第三;乾嘉考據三大家,排名第一的是錢大昕,第二為時王鳴盛,趙翼排第三;縱使參加殿試,明明取中第一,卻因陝西在清王朝未出過狀元,乾隆皇帝硬是把趙翼從狀元移到第三,成了探花郎。杜維運老師說他成為天下第三劍,或即與他研究的趙翼同命。而杜維運老師亦因《趙翼傳》獲得國家文藝獎。從碩士班、博士班,到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母系任教,二十幾年間,我有許多機會和天下三劍喝酒。就我的觀察,陳捷先老師排名第一當之無愧,這不僅是酒量問題,還有氣勢。喝酒時陳老師會鬧酒、勸酒,許多時候採取主動攻擊,而且喝酒以後講話很大聲,氣勢十足十。陳老師喝酒以後喜拍鄰座肩膀,而且拍得非常用力,坐在他左右的人,得承受得住才行。閻沁恆老師喝酒則是來者不拒,但不主動出擊,感覺在氣勢上不如陳捷先老師。如純以酒量而論,我認為閻老師應不在陳老師之下,只是喝酒風格不同。陳老師和閻老師能喝各式酒品,杜維運老師主攻紹興,相較之下顯然有上下之別。

  除了愛飲、善飲,杜維運老師另有兩項本事,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其一是杜老師文筆極其典雅,雄深雅健,溫文古樸,其《史學方法論》歷三十年而不衰,優美文筆可以說居首功。其《趙翼傳》能獲得國家文藝獎,實亦其來有自。以史學家身分獲國家文藝獎,印象裡杜維運老師似乎是唯一之一人。

  另外一項我佩服杜維運老師的是記性奇佳,上課時帶兩支粉筆走進教室,遇到要引述材料時,祇見杜老師在黑板上寫著史書上的文字,不論《左傳》、《史記》或《資治通鑑》,杜老師都直接默寫在黑板上。有一次杜維運老師引述〈太史公自序〉,寫了一黑板又一黑板,把我們看得目瞪口呆。另有一次杜老師引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也是寫了一黑板又一黑板,看得我楞在那裡,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因為杜老師的記性如此之佳,我們和老師打麻將時祇有輸的分,我們打的每一張牌,杜老師都熟記如流,怎麼打得過他?實在輸得不甘願時,我們就慫恿杜師母上桌。杜師母財大心粗,喜做大牌,我們這些學生就蠶食鯨吞,把輸給杜老師的在師母手上贏回來。所以,我們這小鬼在牌桌上喜歡杜師母多於杜維運老師。

  杜維運老師對學生很好,修杜老師的課祇要正常上課,正常繳交學期報告,成績通常都在九十分起跳,師生皆大歡喜。但我們在杜維運老師課堂上實在學習很多,諸如對學術的虔敬,論文書寫的要訣,用字的典雅溫厚。縱使在史學研究上距離杜維運老師很遠,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杜維運老師是我仰望的標竿,無時不敢或忘。

  念碩士班時,政大歷史研究所除了王壽南老師的「中國政治史研究」之外,幾乎沒有近代以前的課程,所以我在碩士班時到中文研究所選修尉天驄老師的「孟子研究」,和華仲麐老師的「先秦諸子研究」。而當我在課表上看到有古代史課程,便選了林天蔚老師的「中國典籍研究」。

  林天蔚老師的上課內容,主要是研讀劉定之《宋論》。一般讀《宋論》大部分是讀王夫之的《宋論》,很少有人特別去讀劉定之的《宋論》(原名《宋史論》,收入《四庫全書》)。上課方式是林天蔚老師每周指定同學閱讀《宋論》章節,在課堂上先進行報告,然後修課同學和老師一起進行討論。就我閱讀劉定之《宋論》的心得,此書實非高明,莫怪知者甚少,如果真要讀《宋論》,我認為仍應以王夫之《宋論》為正道。說實話我不是很理解為什麼林天蔚老師要選劉定之《宋論》讓我們讀。林天蔚老師是一位自學成功的學者,受史學前輩羅香林賞識、提攜,任教於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退休後應政大歷史研究所所長王壽南老師之聘,到政大歷史研究所任教。當時政大歷史系所分治,所長可以全權決定教師聘任,因而有幾年均聘請海外退休教授,使得政大歷史系所合一之後,中生代的教師(按:指一九四五─一九五五年前後出身的史學工作者),幾付諸闕如,形成極大的斷層,直到一九八九年增聘周惠老兄來系任教,才開啟政大歷史系所教師的新世代。系所聘請資深教師固可立即提升師資水準,但年輕學者亦可能因此失去進入學術工作之機會。二○○○年代前後,許多私立大學院校採用此一方式聘請尋找第二春的公立學校退休教授,固方便該校申請升級為技術學院或大學,但急就章的結果,不免使許多青年學者治學、教學之路更為坎坷,歧路亡羊,令人慨嘆。

  上了一學期的《中國典籍研究》,對我而言,收獲無多,甚至不如在東海大學歷史系一年級時,祁樂同老師「中國通史」課要我們點讀的趙翼《廿二史劄記》。

  一九八三年我上碩士班時,王爾敏老師自香港返臺休假,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學術思想」,沒想到一九八九年進博士班時,王爾敏老師適巧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又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近代史料分析」和「近代重大問題研究」,我博一上學期選修「中國近代史料分析」,下學期選修「近代重大問題研究」,前者帶領我們研讀史料,後者提要鉤玄,將近代中國重大問題羅列,分析問題關鍵所在及其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當時因王爾敏老師對通俗文化興趣濃厚,在課堂上討論了許多相關議題,後來王爾敏老師出版《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六);《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書中部分內容即曾在課堂上講授,並與選課同學進行討論。

  一九八九年再度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兼課時,王爾敏老師的眼睛已經極差,多年受白內障之苦,已經看不見小字,須藉助放大鏡。而其上課講義則用粗簽字筆寫在A四影印紙上。縱使如此,王爾敏老師仍治學不輟,其精神實令人感佩。上一代史學前輩中,受眼疾之苦者非僅王爾敏老師一人,以政大歷史系所而言,王壽南老師自青年時代即為眼疾所苦,其後因動白內障手術失敗,一眼失明,仍孜孜矻矻治學。胡春惠老師亦長年為眼疾所苦,讀書、寫作均甚吃力,但情形似較王壽南、王爾敏老師略好。江金太老師亦因白內障導致一眼失明。我常戲稱學術工作者有四大學派:眼睛、腸胃、精神和脊髓學派,眼睛學派最常見的是白內障;腸胃學派常見者為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或腸躁鬱;精神學派在臺灣較少見,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乃其著例,他的書序大部分寫於精神病房;脊髓學派分兩種,一種是僵直性脊椎炎,一種是坐骨神經痛。大部分學術工作者都會認養上述一至多個學派(當然也有人得天獨厚,不屬任一學派者);我屬脊髓學派之坐骨神經痛,曾經三度發作,不能站,不能走,不能坐,不能躺,簡直痛不欲生。有時想想,選擇以學術為志業,真的得有很大的勇氣。

  王爾敏老師再度到政大歷史研究所上課時,較為和藹可親,至少比起一九八三年我在碩士班修課時,和學生顯然更為親近。而因我初入博士班就讀時,住在南港,每次王爾敏老師到政大上課,都是我順路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去接老師,一路和老師聊天到學校,當時北二高尚未通車,必須走南深路,約三十到四十分鐘車程,在這段路上我等於比別的同學多上三、四十分鐘課,我常覺得較正式課堂收獲尤多。

  博士班二年級修蘇雲峯老師的「中國現化化專題研究」,這是博士班的必修課,蘇雲峯老師自己只上四節課(上下學期八節),其餘課程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或有關現代化研究的教授上課,諸如張玉法老師、張朋園老師、呂實強老師、黃炳煌老師、藤井志津枝老師、熊秉真老師,以及有些我已不太記得的老師,總計約二十人之譜,上課內容主要是各人的現代化研究。由於老師太多,上起課來有時難免浮光掠影。在政大設立歷史博士班以前,臺灣僅有臺大、臺灣師大、文化大學設有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故政大歷史研究所在草創初期,有這類多位老師合開的課程,希望學生可以接觸更多不同領域/研究範圍的老師。後來博士班開設必修的史料閱讀指導,亦是多人合開。我自己對這類課程持比較保留的態度,太多老師合開一門課,老師上完課就離開,學生上完課後想到有問題要向老師請教,卻已叩問無門。我比較主張多選不同老師、不同範圍的課,而非一門課多位老師講授。

  但蘇雲峯老師對我卻產生極大的影響,主要是有關電腦的學習和使用。蘇雲峯老師教我們時,年紀約六十歲上下。上課的第一天,問班上同學有沒有人會用電腦?同學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搖搖頭。蘇老師說:「我們這門課是『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你們總不會交手寫的報告給我吧!」我覺得蘇老師講得很有道理,修現代化專題,研究報告也應該現代化,至少用電腦打報告是現代化的第一步。一九九○年九月,個人電腦(PC)尚停留在二八六和三八六的轉型時期,開機程式是MS.DOS 三.三,文書編輯軟體停留在PE二和天蠍星排版系統。我心裡想著,蘇老師六十歲了還學電腦,三十歲的我為什麼不能?適巧大易輸入法發明人王贊傑到政大電子計算機中心,介紹、推廣他的輸入法,我去聽了他的講演,覺得大易輸入法是一種符合漢字書寫的輸入法,於是買了一本《大易輸入法》的書,回家做陸地操(因為還沒買電腦,祇能拿了書背部首按鍵)。適巧此時我晚上工作的《聯合報》編輯中心正積極推動電腦化,我被選為種籽隊,報社為我們安排了八個小時的電腦講習,從DOS、輸入法到文書編輯器,我就這樣展開電腦學習之旅。

  我第一部電腦買的是旭青三八六SX,算是假三八六電腦,但反正先用著再說。我花了三天時間練習大易輸入法,接著用電腦寫日記。解決中文輸入問題後,買來幾本諸如DOS、PCTOOLS、PE2、天蠍星排版、DBase、C語言之類的書,自己邊看邊學,不到半年居然上手了,而且盡棄手寫,完全用電腦打稿。一年後政大歷史系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幾乎均由我帶領博、碩士班研究生負責論文打字、排版,博得與會學者的一致好評。一九九三年我返回母系教書後,要求大一同學必須用電腦繳交學期報告,甚至有三年時間在系上開設電腦「資料處理」課,這些都緣於一九九○年秋天蘇雲峯老師要求我們用電腦撰寫學期報告。我在一九九九年到二○○二年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以量化方法分析一九四五──二○○○年間的臺灣史學,用五百多個統計圖分析臺灣史學期刊的研究動向,最初亦可溯及蘇雲峯老師要我們使用電腦的要求。後來我試著將史學量化做得和自然科學的統計頗為接近,希望讓非歷史學門的人看得懂歷史學論文,亦緣於蘇雲峯老師最初之一念,開啟我歷史學研究的另一個視窗。

  如就「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課程本身而言,坦白說我個人是不贊同所謂現代化觀點的,當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花了極大的人力、物力,推動中國現代化研究,雖然研究成果甚為可觀,但我個人對布雷克(E. Black)的現代化理論,是持相當多保留態度的。布雷克《現代化的動力》(The Dynamic of Modernization)幾乎成為現代化研究的基本論述,我對其論點頗有保留,因為事實上我們看到許多未經現代化即邁向後現代的例子(如印度),因此我認為現代化並非唯一選項。簡單地說,因為我對現代化略有所疑,有關這門課的理論和內容,乃未能窺其堂奧。但這不表示我否定「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這門課,我在這門課其實獲益良多,我祇是不贊同全用現代化理論來涵蓋、解釋中國(或世界)近代發展的歷史。

  孫鐵剛老師「秦漢史研究」,是我期盼已久的課,這是我負笈政大歷史研究所以來,從碩士班到博士班,最靠近我原本有意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的課,雖然我的碩士班論文〈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已將我的興趣轉到現代中國史學,而且我的博士論文〈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已經在進行中,但對中國古代史仍有深深的契情,既然沒有機會選修中國古代史,秦漢史亦可療飢止渴。孫鐵剛老師選擇秦漢史的重大問題講授,上課的形式一半講授一半討論,師生間互動極為良好。其中有部分的課程是分析《鹽鐵論》,我們在上課時選讀了大部分《鹽鐵論》的篇章,將《鹽鐵論》放到漢武帝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背景加以分析,使我獲益良多。我的期末報告為〈從《鹽鐵論》看漢代人用《詩經》的方式〉,探討《鹽鐵論》引用《詩經》的時機、《詩經》地位的演變及引用《詩經》的方式、漢代學者應用《詩經》的託古改制意涵;這當然是一篇不成熟的習作,因而從未正式發表,迄今仍存在電腦硬碟裡。明眼人當然一眼就看得出來,這篇報告的研究取逕,完全受到古史辨運動的影響。孫鐵剛老師是一位溫厚的長輩,學期末給了我九十二分的高分,讓我頗覺汗赧。

  李雲漢老師的「民國人物研究」,乃專為博士班所開設的課程。政大歷史研究所有些課程為博、碩士班合開,博士班和碩士班均可選課,諸如林天蔚老師「中國典籍研究」、孫鐵剛老師「秦漢史研究」;有些課祇有博士班才能選,諸如蔣永敬老師「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一般情形課程名稱為專題研究者屬博士班課程,課程名稱為研究者屬碩士班或博、碩士班合開之課程;但亦不完全如此,有些課程不完全依名稱為別,李雲漢老師的「民國人物研究」即是如此,課程名稱看似博、碩士班合開,但實際上規定祇有博士班學生可以選課。

  李雲漢老師當時擔任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後來接任主任委員),其成名作《從容共到清黨》,剖析聯俄容共的由來與結果,雖然具有鮮明的黨國色彩,但因李老師治學極嚴謹,甚少引發批評。李雲漢老師上課時亦不謹守黨國人物,並兼及學術思想人物。本來我有點擔心上課內容過度傾向政治人物,課程難免無聊,卻因李雲漢老師上課語言之敦厚,常使我忘記他是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我想起未選李雲漢老師的課以前,常聽學長姊談起李雲漢老師的黨國意識,但真正坐在李老師課堂裡,才發現上李老師的課如沐春風。李雲漢老師嚴謹的治學方式,和他溫厚的待人處世,使我在往後的學術生涯中,時時想起。

  修完規定課程之後,博士生最難過的有兩關,一關當然是撰寫博士論文和口試,另一關則是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一般稱為學科考)。我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博士班二年級下學期申請資格考試,當時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是在所有修過課程中選考三科,考試科目由研究生自行選定,因此每個人考的科目都不相同。我之前的第一屆和第二屆博士班學長姊,在一九九○年四月我念博士班一年級時,七個人同時申請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全部順利通過。一九九一年四月我申請資格考試時,班上沒有其他人和我一起申請,所以是一個人參加考試。我選考的科目為「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其中前兩門課其實就是中國現代史,選考這兩科說起來有點取巧。我從上學期結束(一九九一年一月)後,即開始專心準備考試,因為下學期我祇剩一門兩學分的「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因此可以集中心力準備。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每科考三小時,考累了還可以上個廁所,甚至在上廁所時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偷偷抽支菸再進來考試,否則三小時寫下來會寫死人的。監考人員看我們這些考資格考的博士生,多少亦有幾分同情,不會像對待大學部期中、期末考那般嚴格,反正三個小時寫四個題目,每個題目答八頁(一本答案紙),寫得手都快抽筋了,也不可能作弊或拿書出來抄,所以監考人員總是通融一些。

  考完資格考試,算是暫時可以喘一口氣了。但我還來不及喘氣,教務處公布我的考試成績:「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九十二分;「中華民國建國史研究七十七分」;「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六十九分;為了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少一分,我必須重考這個科目。此時我的心情可以說萬般沮喪,而妻子翎君正忙著準備她的士班入學考試。在翎君考上博士班後,我接著從一九九一年七月起,重新準備十一月的資格考試。

  本來我計畫兩年修完博士課程,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第三年撰寫論文。而因為資格考試有一科不及格(研究所的及格分數是七十分),必須多花半年時間,這樣一來我勢必不可能三年畢業,至少要三年半到四年,惟亦莫可如何。

  對我而言,在內心深處我其實很難接受自己是政大歷史研究所設立博士班以來,第一位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被當的學生。而在不到兩年前我才以榜首的成績考進博士班,兩年後卻成為第一位資格考試被當的學生,我內心感到極度的傷痛,惟亦無怨,仍埋首苦讀,準備再度參加資格考試。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我再度走進考場,同樣的煎熬再度經歷,這次「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獲得八十七分,順利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可以開始寫博士論文了。

  但我並未立即著手撰寫博士論文,一方面是準備了一年的資格考試,在精神、體力上有點疲憊,另一方面我晚上在報社的新聞編輯工作,長期下來亦使我身心俱疲,想先休息一下。

  一九九二年二月,政大歷史系主辦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中國歷史教學研討會,系主任張哲郎老師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兼代歷史研究所所長(原所長胡春惠老師休假,赴香港珠海書院接任歷史研究所所長),找我和妻子吳翎君(此時念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負責籌備研討會事宜;其中聯絡接洽主要是翎君負責,我協助處理論文打字、排版和議程。當時剛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的我,帶領博士班一、二年級和碩士班的學弟妹們,一起處理論文打印,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呂紹理、李道緝、唐志宏、陳宗仁等人。我記不得何以當時博士班第一、二屆的學長姊沒有參與,可能是他們都已修完課程、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而且前兩屆博士班學長姊除了李盈慧學姊之外,白天都有正職工作,修完課後較少到學校來。同班的李貴豐擔任文學院王壽南院長秘書,毛知礪老師是系上講師,徐安琨不是很熟悉電腦,張中復考上那年因為同時應民族研究所行政講師之聘,先行休學一年,第二年方始註冊入學,變成低我一屆,和第四屆同學一起修課,平日民族研究所工作亦忙。因此祇剩我帶領學弟妹們,一起籌備大學院校外系歷史教學研討會。約略就在此時,林能士老師開始喊我彭老大,後來學弟妹們跟著喊,變成我的綽號。

  一九九二年二月研討會召開前一個禮拜,我開車偕妻子吳翎君先行到日月潭教師會館勘察場地,並到九族文化村安排與會學者參訪事宜。二月十五──十七日研討會正式召開,兩輛大型遊覽車載了九十幾位與會學者前往臺中日月潭開會,部分工作同學已於前一日先行進駐,安排會議事宜。

  我們帶了兩部桌上型電腦到會議現場,因為有兩位老師的論文尚未交稿,工作小組準備在現場打字,負責的是低我一屆的呂紹理和低我兩屆的李道緝。當時大家一股熱情,唯一的想法是把會議辦好。參與工作的博士班同學包括同屆的張中復,低我一屆的呂紹理、林桶法,低我兩屆的李道緝、楊維真、吳翎君;碩士班的陳鴻圖、呂玲玲,歷史系助教楊小華、張曉寧;李道緝、呂紹理負責論文打字、排版;林桶法、張中復負責議程和會議紀錄,吳翎君負責總協調,我擔任司儀和參觀時的嚮導。會議主持人包括王壽南、宋晞、王曾才、蔣永敬、管東貴、張玉法、陳三井老師,發表論文的包括李國祁、韓復智、張元、張哲郎、林能士、王仲孚、黃俊傑、周樑楷、陳錦忠老師;評論人包括鄭樑生、呂士朋、王吉林、任育才老師。這次的教學研討會因為關係大專院校非歷史系學生的歷史課程,影響大專院校歷史系教師的切身問題,因而討論極為熱烈,會後並出版論文集:王壽南、張哲郎主編,《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中國歷史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歷史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一九九二);這本論文集是我用天蠍星排版系統編輯的,封面請我在《聯合文學》的美術編輯同事周玉卿設計,照片請《聯合報》美術編輯王廷俊(原任職《聯合文學》美術編輯,後請調《聯合報》)協助美工完稿,這是我第一次用個人電腦編書,雖然天蠍星排版系統的排版功能仍有不少缺失,但能用來排一本書,已經相當不容易,王壽南和張哲郎老師看到論文集出版,極為高興,這是為大一中國通史課程編輯《中國通史論文選》之後,政大歷史系第一次出版論文集。

  一九九二年五月,由胡春惠所長籌備的「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政大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召開,會議的執行秘書為呂紹理,工作小組分工如下:議事組/林桶法,接待組/吳翎君;出版組/李道緝;我仍然擔任司儀;這次會議的部分經費由薛君度教授提供,他是黃興的女婿,其夫人即黃興與徐宗漢的女兒黃德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的博士,任教於美國馬里蘭大學,其成名作《黃興與中國革命》提出辛亥革命雙元領導之說(即孫逸仙與黃興)。

  「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因邀請海外與大陸學者與會,程序上較為複雜;特別是當時大陸學者來臺手續極為煩複,呂紹理聯絡教育部、陸委會、境管局,幾乎跑斷腿,會議總算順利召開。這次會議是大陸歷史學者首度來臺開會,從此開啟兩岸史學交流的新頁。

  薛君度教授在「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中,檢討此次會議,認為所發表的論文缺乏新義,引起與會學者的不滿。在薛君度教授致詞後,張朋園教授對薛君度教授的《黃興與中國革命》提出不同意見,其他學者亦對薛君度的閉幕演講,提出問難。我因為擔任司儀,坐在很靠近主席和發表人的位置,看著與會學者和薛君度教授的唇槍舌劍,第一次知道原來學術會議可以如此直接砍殺。以薛君度教授的黃興女婿身分,討論辛亥革命的雙元領導即有其高爭議性,又在閉幕致詞中否定與會學者發表的論文,身為半個主人的薛君度教授,在我看來是有點跳tone的,一般當主人的總該笑臉迎人,豈有將客人全部批評一頓之理,莫怪乎與會學者群起而攻,這是我見過論辨最多的學術會議閉幕式。

  「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才剛結束,一九九二年六月廿三日至廿五日的「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隨即登場,開會地點在政大行政大樓第一、二會議室,總計發表論文三十四篇,內容涵蓋大部分歷史系課程,包括中國史、西洋史、史學理論與方法;各大學系主任並報告該系的課程結構、師資;中、西通史,中、西斷代史,國別史,量化史學,史學名著;各論文發表人就其授課科目、內容、教學方式做說明,與會者盡情發言討論。這次研討會對一九九四年以後教育部開放大學自主課程,有極大的影響,各歷史系所亦就討論會論文內容,截長補短,修訂各自的課程規劃,這是近二十年來歷史系所教師首次提供授課內容,供與會學者討論、參考,以為個人教學之參考,可以說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教學研討會。

  由於「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發表的論文數量甚多,部分議程分別在兩個場地舉行;論文集亦分為兩冊出版:張哲郎主編,《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上).史學理論與方法.西洋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一九九三);《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國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一九九三);這兩本論文集是我帶領碩士班二年級研究生陳宗仁和唐志宏編輯的,論文集正式出版時,上冊執行編輯掛陳宗仁,下冊執行編輯掛唐志宏,他們兩位是我讀博士班期間帶的學弟。陳宗仁的碩士論文〈漢人移墾及其市街形成:以十八世紀新莊街為例所作的個案研究〉,後來正式出版:陳宗仁,《從草地到街市》(臺北:稻禾出版社,一九九六);其後陳宗仁在臺大取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亦正式出版: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一四○○-一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二○○五);陳宗仁取得博士學位後,申請大學教職,從臺灣頭到臺灣尾都遭拒絕,難免感到沮喪,我心裡亦有著深深的愧疚。我一直認為陳宗仁是非常優秀的史學新秀,極具研究潛力,卻不獲各大學歷史系所青睞。陳宗仁祇好暫時到國家圖書館任副研究員,沉潛兩年,修改其博士論文,並將其中部分篇章改寫為單篇論文,於歷史學術期刊發表。二○○五年陳宗仁的博士論文正式出版,同時受聘臺大歷史系任教,我得知這個消息,真是為陳宗仁感到高興,總算有遲來的正義。唐志宏碩士論文為〈五四時期的文化論戰:以「反文化調和論」為中心的探討〉,碩士畢業後入伍服役,退伍時本來已說好應新竹明新工專之聘,卻臨時未收到聘書,於是到PC Home雜誌網路組撰寫網頁,成為網站專家。一九九八年到彰化建國技術學院教書,二○○○年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進修。

  我在讀博士班時,帶領過三位學弟:潘光哲、陳宗仁和唐志宏,他們都才華洋溢,深具研究潛力。陳宗仁在博士論文出版同時,返回臺大歷史系任教;唐志宏任教於建國技術學院;潘光哲是三位學弟中讀書最勤,藏書量最豐富者,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後,考取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二○○○年以論文〈近代中國「民主想像」的興起(一八三七-一八九五)〉取得博士學位,四處申請工作,手上拿著指導教授李永熾老師的介紹信,以及史語所所長杜正勝老師(念博士班時潘光哲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當助理,協助王汎森兄編輯傅斯年檔案),國科會人文處長王汎森的介紹信,從北臺灣到南臺灣,沒有一個歷史系所接受他。我殊難理解怎麼這麼優秀的人材會四處碰壁?後來輾轉得知有部分系所對其指導教授李永熾老師的政治立場有意見;部分系所則針對杜正勝老師,甚至有傳言說某些系所擺明不用杜正勝老師寫介紹信推薦的人。我對臺灣的歷史學界原本抱著溫情與希望,但看到部分歷史系所在用人時的偏見,心裡亦惟黯然而已。能在歷史系教書的同道,均曾受過良好學術訓練,怎麼會摻雜這許多政治立場,甚或是個人的恩怨情仇?所幸潘光哲最後通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聘任投票,進入近史所工作。或許正如德國俗諺所云:「最後笑的,笑得最甜。」對陳宗仁和潘光哲這兩位老弟而言,總算獲得遲來的正義。

  由於「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規模較前兩次會議大,參與的工作人員因此更多,政大歷史研究所研究生幾乎傾巢而出,包刮博士班吳翎君、呂紹理、彭明輝、劉文宣、楊維真、林桶法、李道緝,幾乎白天沒有正職的博一、博二同學悉數豋場,加上博三的我;碩二陳宗仁、張世瑛、唐志宏、吳怡萍、范雅清、柯惠玲、高靜芳、陳鴻圖,碩一王嘉慧、鍾淑敏,助教楊小華與張曉寧。這次會議的執行秘書是吳翎君;議事組呂紹理、接待組林桶法、出版組李道緝;我仍擔任司儀工作,分兩個場次時,另一個議場由呂紹理任司儀。在會議進行過程中,與會學者對政大歷史研究所研究生組成的工作團隊都讚譽有加。

  事實上,一個學期舉辦三場大型學術研討會,對我們這些參與工作的研究生來說,確實負荷相當沉重,但似乎大夥兒都使勁賣力地工作,絲毫沒有怨言。有趣的是,參與工作的博士班同學,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均找到略可安身立命的工作;呂紹理和我留在政大歷史系任教,林桶法和劉文賓任教於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楊維真在中正大學歷史系,李道緝任教東華大學歷史系,吳翎君在花蓮教育大學(原花蓮師院)鄉土文化學系;碩士班後來取得博士學位者,工作情況亦尚佳,陳宗仁任教臺大歷史學系,柯惠玲在中原大學通識中心,陳鴻圖任教於東華大學歷史系。或許在當研究生時肯為系所服務,任勞任怨,不錙銖必較,對將來的治學和找工作都有所助益吧!

  事實上,我念博士學位時的同班同學和上下屆同學,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工作基本上都算安穩。高我一屆的三位學長姊,張力學長原本即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六年以博士論文〈國際聯盟與中國的現代化〉取得博士學位,膺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王靖獻(作家楊牧)之請,借調東華大學創辦歷史系,並擔任首任系主任;王正華原任職國史館,博士論文為〈南京時期國民政府的中央政制(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九六年取得博士學位後繼續留在原單位工作;李盈慧博士論文為〈現代中國的華僑政策(一九一二-一九四九)〉,一九九四年畢業後先到逢甲大學共同科任教,後轉往新成立的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曾任暨南大學歷史系主任。

  我的同班同學比較特別,因為有兩位原本即政大任職。毛知礪老師是我念碩士班時政大歷史研究所助理,後改聘為專任講師,一九九四年以〈張嘉璈與中國銀行早期的經營與發展(一九一二-一九三五)〉獲得博士學位,升任副教授;二○○三年八月提早退休。張中復原任政大民族研究所行政講師,有一段時間調任鄭丁旺校長秘書,一九九七年以〈清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取得博士學位,改聘為民族學系副教授,二○○三年二月至二○○六年一月擔任民族學系系主任。我以〈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以《史地學報》、《禹貢半月刊》為中心的探討〉取得博士學位後,留在母系任教,我們這一班就有三個人在政治大學教書,在學術界是非常少有的情況,尤其政大歷史系所一向不太聘用自己的畢業生。李貴豐一九九三年以論文〈從傳統到現代:中國圖像版印技術之演變(一六○○-一九○○)〉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原臺北商專)。徐安琨的博士論文為〈清代大運河鹽梟研究〉,一九九七年畢業後任教於屏東農業技術學院。因此,我這一班的五位同學,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均任教於國立大學院校,在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歷屆同學中,亦屬極為特殊的情形。

  低我一屆的林桶法,一九九四年以〈戰後國民政府平津區的接收與復員〉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輔仁大學歷史系;呂紹理一九九五年以〈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政治大學歷史系。

  長久以來,政大歷史系所聘用教師相當開放,很少聘用自己的畢業生,有一段時間政大歷史系系友會甚至對此極不諒解。學術界流行一句話:「近親繁殖,易生白痴。」政大歷史系所基本上可以說沒有什麼保護主義,除了原本任教於政大歷史系,再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廖風德和毛知礪老師之外,我是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一位返回母系任教的畢業生;第二年呂紹理返系任教,然後要一直過了八年,才又聘用博士班第一屆的劉維開學長。因此,政大歷史系所師資一直是開放的,故而能吸收到優秀人材。自一九九五年到二○○五年,政大歷史系所教師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長期維持歷史學門排名第一。

  從一九九二年二月到六月,我和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博碩士班同學,協助政大歷史系所舉辦三場大型學術研討會,我的學生生活也將告尾聲。事實上,我自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第二次參加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通過後,七個多月連續參與政大歷史學系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工作,身心亦頗覺疲累,我覺得該回去專心寫博士論文了。

  一九九二年六月初,我向《聯合報》編輯中心遞出辭呈,八月一日生效。為了沉潛心神,在離職後我返回花蓮探望年邁多病的姆媽,自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動截肢手術以後,姆媽癱瘓在床上已經三年多了,主要都是三姊彭素梅在照顧,我祇有在年節返鄉時做做三姐的替手,或姆媽臨時病危時,趕到醫院照顧幾天。在準備專心寫論文之前,我覺得該回去探望姆媽和照顧她的三姊。

  在花蓮待了三天,姆媽雖已有老年癡呆症,不太能言語,但身體狀況尚可。於是我返回臺北,在電腦前敲打我的博士論文。

  我的博士論文〈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是我博士班入學時的研究計畫,而這分研究計畫出自我碩士論文《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的一條註腳。

  我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第三章注九十六,寫了下面這段文字:「而東南大學諸教授所提倡的歷史地理研究,也是民初史學界的另一重要論題 。關於歷史地理之研究,所涉既廣,淵遠流長,當另闢專文討論,此處不擬詳述。」所以後來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

  由於我很早就準備寫這個題目,大部分材料已蒐集就緒,剩下的祇是如何把論文寫出來。我擬訂的寫作計畫是每天寫兩千字,不論內容寫得好或不好,就算是垃圾也要寫滿兩千字。我打字的速度極快,和手寫差不多。每天吃過中飯以後我就開始準備寫稿,但總是東摸摸西摸摸,遲遲沒有起動,每天幾乎都要拖到傍晚四、五點才起動;寫到七、八點才吃晚餐。吃過晚餐又不肯乖乖打稿,又要東混西混,混到十一點才急急慌慌地敲打電腦。因而常常打到凌晨,甚至天亮,才上床就寢。我的工作紀律極佳,擬訂每天寫兩千字就一定寫兩千字以上;但我的工作習慣極差,每天啟動寫作的時間總是拖拖拉拉;因此,寫論文這段期間,我幾乎每天都是天亮才就枕。其實主要是心裡不安,寫稿進度不夠不敢睡,覺得如果還沒上床睡覺那一天就沒過完,這種想法其實有點自欺欺人,但長期以來反正也習慣了。直到今日我的書寫習慣仍然沒有太大改變,祇要準備出書,總有半年時間是天亮才就寢。

  從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到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三日,我每天重複著同樣的生活,每日裡敲打著電腦,不安的心情使我急急慌慌,加上有七年時間擔任編輯工作,有時是同時撰寫碩士論文,有時是讀博士班,坐骨神經痛長期困擾著我。有時痛得受不了,就平躺在卧室兼書房墊著榻榻米的木床上,想好一段再走到書桌前快速敲打電腦。打完一段,再躺回床上思考,如此反復再三,日夜煎熬。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三日,我的博士論文終於完稿殺青,在這段時間,妻子翎君、學弟潘光哲、在政大歷史系任教的周惠民兄,均各為我改稿、校閱一過。我將論文送到影印店影印十二本口試本(七位口試委員,加上我做口試筆記用的一本,兩本送政大歷史系申請教職,留兩本底稿),將七本口試本送交政大歷史研究所辦公室,安排口試委員和口試時間。

  我的論文指出,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歷史地理學向來是一條較隱而不顯的線索,主要是因為定義的模糊和方法論的付諸闕如,使得歷史地理學在界定上有所困難;它不像古史辨運動那樣有明確的主題,從涉及今古文之爭的學術思想層面,到杜威實驗主義的方法論層面,所掀起的狂濤巨浪,自然吸引了較多史學工作者的眼光;它也不像中國社會史論戰那樣以強烈的意識形態為主導,在新思想與舊歷史中進行激烈的對話,使研究者感到興趣盎然;歷史地理學一方面有其源遠流長的傳統,另一方面又面臨西方地理學輸入中國以後,地理學與歷史學之間結合或分途發展的問題,歷史地理學定義的妾身未明,可能是它較不受史學工作者青睞的重要因素。

  傳統中國史學中的沿革地理,常被視為歷史地理的同義詞,而地理學在中國傳統的學術分類中,向來附麗於史學之下,所以當西方地理學輸入中國,使得地理學逐漸脫離史學而獨立後,歷史地理學的定位便開始顯得模糊了。歷史地理學究竟是史學的附庸,或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是見仁見智的問題;西方的學術分類,一般將歷史地理學視為地理學的一個分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大陸學者,基本上亦持此類觀點。

  大陸學者基本上將歷史地理學視為一九四九年以後才成立的現代學科,稍遠則追溯到一九三四年禹貢學會的成立,這類說法幾乎已成大陸歷史地理學界的共識;但類似的討論不免於是截刀斷流,忽略了中國地理學形成的過程。事實上,一九一二──一九二○年之間,是西方地理學傳入中國的關鍵階段,也是歷史地理學興起的重要時期,相關討論亦時時以史地之學並稱,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創刊的《史地學報》即為此一時期的代表性刊物。

  《史地學報》自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創刊,迄一九二六年十月停刊,共發行二○期,其中第一卷四期,第二卷八期,第三卷七期,第四卷一期。第一卷為季刊,自第二卷第一期起改為月刊(但實際上每年出版八期)。自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卷第八期止,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主編,第三卷第一期起由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主編(此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易名為東南大學)。

  「史地學報派」討論歷史地理學的內容,基本上是一手歷史、一手地理的研究方式,在這方面,柳詒徵和竺可禎可以說是「南高」學術精神的導師;柳詒徵的治學傾向經世而疏於考據,竺可禎的本行是氣象學與地理學,兩人對當代史亦多所關注,在治學取向上對史地學報派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且因竺可禎專長為氣象學與地理學,使得南高成為中國地理學的一個重鎮,與北方的地質調查所各有所長。因而史地學報派對歷史地理學的觀點,基本上比較傾向於史地分論,亦即把歷史的還給歷史、地理的歸於地理。

  史地學報派基本上係將歷史與地理學分而論之,在討論歷史地理學時,亦較傾向從地理學的角度加以探討;此外,史地學報派對史學的興趣似乎較偏向方法和理論,而少及於考據與述作。

  源於北方學統的「禹貢學派」,其治學方法本於樸學考據,在歷史地理學研究方面,係從沿革地理入手,且歸本於史學而非地理學,加上禹貢學會創始人顧頡剛的研究領域為古代史,主要成員如譚其驤、馮家昇、史念海、侯仁之、白壽彝、楊向奎等人,研究範圍亦以古代史為主,且多本於考據之學;侯仁之和白壽彝是禹貢學派少數一手古代一手當代者,其餘諸人大抵均謹守樸學考據的法度。

  《禹貢》自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第一卷第一期,迄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第七卷第十期,總計出版七卷七四期;創刊初期由顧頡剛和譚其驤兩人主編,一九三四年八月顧頡剛丁母憂返鄉,故自二卷一期起由譚其驤負責,十二月十六日顧頡剛返北平,《禹貢》編務仍由顧頡剛負責。在此期間,顧、譚兩人在北平時即共同負責編務,顧頡剛返杭時則由譚其驤負責;一九三五年七月譚其驤赴廣東任教學海書院,《禹貢》自五卷一期起由顧頡剛與馮家昇合編,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第七卷第十期為止,皆由顧、馮編輯。

  禹貢學派由考據到經世的理路,明顯受時代變局的影響,此與清季經世史學的興起有其相類似的背景。事實上,清季經世史學的興起,其治學本源乃上承乾嘉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惟西力叩關的驅力亦不容忽視;因此,清季經世史學乃是樸學之餘風與西力叩關這兩條線索結合而成者。惟西力叩關雖使得近代史學的經世理路抬頭,但潛伏於經世底層的考據之學其實並未中絕,所以當西方的語言考證學(philology)輸入中國以後,潛伏的考據之學乃借屍還魂,形成新考據學派。

  新考據學派的內涵歸本於樸學考據,惟其外表披上科學方法的外衣;北方學統乃此一學派的發源地,中堅人物則是胡適、傅斯年與顧頡剛。分析新考據學派的方法論,雖有科學史學之名,其本質則未脫清學之樸學考據。而當國家面臨危急存亡之秋,新考據學派則再度由考據轉向經世。

  史地學報派對當代史的多所關注,源自章學誠為當代存史的命意,其經世理路則本於浙東史學;禹貢學會的沿革地理,雖為樸學考據之流風餘韻,其由考據到經世則明顯受到時代變局的影響;惟需說明的是:傳統中國史學並非史地學報派和禹貢學派的惟一養分,外國史地之學的輸入,也是一條不容忽視的線索;史地學報派對英美史地之學的引介,為現代中國史學開啟了另一扇窗;禹貢學會的邊疆史地研究,在東北方面主要是受到日本學者的刺激,西北部分則多取擷於俄、英、法、德等國學者的考察報告與研究成果,這樣的取向正好與當時的學術風尚若合符節。

  歷史地理學本身是一門相當複雜的學科,一方面是歷史,另一方面是地理,地理部分又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不但歷史與地理間的結合不易,學理與現實的問題,也有待解決。以歷史地理學與經世觀點對時事多所縈懷,是史地學報派治學的根本;在時局變動較劇烈時,史地學報派對當代史的關注隨之增強,反之,在時局較平緩時,史地學報派則較用心於一般史地之研究,這種學術研究與現實關懷間的張力,是歷史地理學興起過程中極為特殊的一個現象。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六年十月,是《史地學報》提倡歷史地理學並引領風騷的時期;在此時期,史地學報派主導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涵泳舊學、介紹新知,爬梳傳統中國史學,也引介外國史地之學,對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影響。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禹貢半月刊》成為研究歷史地理學的主導中心,再一次掀起研究歷史地理學的高峰。

  我在論文中提出「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說明中國近、現代史學發展的兩個重要面向,而其基調則為民族主義。其基調之強弱與時代變局恰成正比:時局動盪愈劇烈,民族主義的強度愈大,經世的主題也愈受到重視;而在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中,外患與時局的動盪,使得經世的主題不斷重現,考據之學則隨之減弱;史地學報派固以經世為依皈,本於清代樸學考據的禹貢學派,在時代變局中亦調整其治學取向,轉而對邊疆史地與民族主義史學多所縈懷,為樸學考據找到新的出路。

  在準備口試這段期間,因為姆媽已經開始洗腎(血液透析),我必須返回花蓮幫忙三姊照顧姆媽,於是帶著我的論文口試本返回花蓮,在慈濟醫院病房陪伴姆媽。在醫院陪伴姆媽這段時間我想了很多,記得準備博士班入學考試時,姆媽動截肢手術;如今一千多個日子過去了,姆媽又需洗腎,每周三次,我不知道未來還將遭逢何種磨難。但無論如何,我的博士學位就快九轉丹成了。

  因為一九九三年政大歷史系有兩名教師缺,我必須趕在新聘教師投票前通過論文口試。我在三月廿三日送繳博士論文口試本的次日,亦將申請政大歷史系教職的資料送到系上。四月十五日歷史系召開系所務會議,進行新聘教師初選投票,我因為口試安排在四月十九日,系務會議討論特別通融我可以參加初選投票(但要求決選前需通過博士論文口試),在廿三位申請者中,投出六位進入決選的名單,我在六位決選名單中。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九日早上九點,在政大百年樓三○九討論室舉行我的博士論文口試,口試委員有七位:杜維運、逯耀東、王壽南、王家儉、胡春惠、張存武老師,以及我的指導教授閻沁恆老師。口試委員會公推張存武老師擔任主席,在我做完十分鐘的報告後,開始進行提問與答辯。

  在提問與答辯過程中,祇聞砲聲隆隆,一陣槍林彈雨,我幾乎沒有什麼答辯,差不多都是口試委員在發問,我祇能「勤作筆記猛點頭,面帶微笑頻稱是。」三個小時下來,我已經汗流浹背,精神瀕臨崩潰。我想那是我人生歷程中所經歷過最漫長的三小時。但再長的時間終會過去,主席張存武老師示意我先出去,讓口試委員進行討論。

  李素瓊助教來通知我時,我正靠在百年樓三樓的欄杆旁抽菸。慌忙中捻熄了菸,回到口試的討論室,張存武老師代表口試委員恭喜我,宣布我的博士論文已經通過口試。我向口試委員鞠躬,感謝他們的建議與批評。

  口試結束後,閻沁恆老師在羅斯福路的天然臺湘菜館宴請口試委員,我一個個舉杯向口試委員敬酒,感謝老師們的辛勞。

  四月廿九日政大歷史系舉行新聘教師決選投票,我幸運地通過投票,另一位通過的是自美國大學退休,申請返臺任教的賀允宜老師。五月廿九日政大校教評會舉行新聘教師投票,賀允宜老師和我都順利通過。

  經過漫長的歲月,花落花又開,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我獲得政大歷史系副教授聘書,開啟我乞食講堂的生命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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