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8-1. 乞食講堂,浮生若夢


  在我的生涯規劃裡,從沒有想過要到大學教書。其實我從不曾有過生涯規劃,在成長過程中,總是走一步算一步,過了這個村,沒有那個店,前程茫茫,楚天寥廓,彳亍於天地之間,何處是歸程。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交,退伍前夕,我曾寄了一分履歷表到臺中明道中學給汪廣平校長,表達我希望能到明道中學教書。彼時的想法很簡單,找一所鄉間中學教書,買一塊地,種些五穀雜糧或蔬果花卉,效法陳映真筆下的白色社會主義青年。

  年少時我喜讀陳映真的小說,《將軍族》、《第一件差事》、〈我的弟弟康雄〉、〈山路〉、〈鈴鐺花〉,曾深深烙印在我內心深處。白色社會主義青年的理想,對資本主義的控訴,是我年少時的理想。楊逵的東海花園,在某種程度上,亦成為我的理型(Ideal Type)。一點點對文學的執著,左派思想的悲情和理想主義。可我在大學時代並未選修教育學分,為將來擔任中學教師做準備。祇是心理一逕兒地空想著,卻未做好生涯規劃。或許我亦是有意讓自己在各種知識域裡漂泊,沒有太堅實的學識根基,故可以任意游牧,成為浪子。縱使現實人生無法做一個浪子,至少在知識世界可以流浪。

  明道中學終於沒有給我任何回音,我祇好繼續讀史學文之路,其間亦曾漂泊江湖怯問津,擔任過《聯合文學》雜誌主編、叢書主任、《聯合報》編輯,乞食於編七年,終究天涯有盡,人世沉浮。告別文字編輯生涯,重返書院,乞食講堂,做一名殊無鴻鵠之志的書生。

  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我常向逯耀東老師請益。彼時逯老師甫自香江歸來,任教於臺大歷史系,住在辛亥路、興隆路口,從木柵過去,路程甚近。在討論我的博士論文之餘,逯老師亦在生活上多所教益,記得逯老師常訓勉我的一些話,諸如「每個人吃幾碗飯是固定的,不要貪多嚼不爛」,正好說到我的痛處。我就是文學弄一點,音樂弄一點,歷史弄一點,每碗飯扒幾口,沒有一碗專心吃。又如「飯可以吃得飽,也可以吃得好」,意思是肚子餓的時候,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先填飽肚子再說,一碗陽春麵不加滷蛋,甚至白飯配菜根,亦可以當得一頓。飢寒的問題解決之後,自然可以考究些,這時就要懂得吃,要吃得好。但逯老師影響我最深的一句話是:「要飯也要在京城要飯。」意思是就算當乞丐亦要在天子腳下討飯吃,至於為什麼要在京城討飯,直到今天我仍無法真切掌握其義。而我卻遵守逯老師的訓示,決定在京城討一碗飯吃。

  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偶爾我會思考未來工作的單位。最先想的是留在政大歷史系任教,以臺灣歷史系所的生態,臺大歷史系不是用他們自己的畢業生,就是用洋博士,我連想都不敢想。臺師大歷史系向來是近親繁殖,我和臺師大完全沒有淵源,壓根兒沒想過要申請他們的教職。清華歷史所除了創所時聘請的教師之外,沒有洋博士殆難叩門。算一算祇有政大歷史系有點機會,於是姑且一試。當時政大歷史系教史學理論、中國史學史、史學方法(論)的老師有兩位,一位是杜維運老師,一位是顧立三老師。杜維運老師教「史學方法論」,顧立三老師教「中國史學史」。那一年顧立三老師七十四歲,退休多年,但仍在系上兼課,但第二年顧老師就七十五歲了,依據教育部的規定,連課都不能兼。因此,系裡考慮補一位史學史,史學理論、史學方法與方法論的教師,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剛好做這個範圍,於是抱著姑且一試的想法,將應徵資料送到政大歷史系。

  很幸運地,我通過了系、院、校教評會的三級三審,成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生中第一位返回母系任教者。在此之前,政大歷史系的廖風德老師,以副教授的身分考上博士班,先我一年畢業,繼續在歷史系任教。但因他本來就是系上老師,很難算在歷史系博士班的帳上。類似的情形還有毛知礪老師,她是我念碩士班時研究所的行政助理,後來不負責研究所行政事務,改聘為專任講師,和我同一年考上博士班,晚我兩年畢業。取得博士學位後,毛知礪老師繼續留在系上擔任副教授,二○○三年退休,那一年我升正教授。

  一九九三年九月初返校時,必須教九個學分,但因為大部分課程都是二學分,所以實際上是教十個學分,除了歷史系一年級的必修課「史學導論」兩學分之外,其他八個學分都是外系大一中國通史。記得第一年我教了三個本地生班,另外教一個僑生班。僑生班因為在中學時未曾上過中國史,程度甚差,上起課來備覺辛苦。

  歷史系一年級的「史學導論」課,本來由系主任張哲郎老師和林能士老師合開(各自上一學期課),我擔任這門課以後,上下學期由我一個人教。「史學導論」是歷史系一年級新生的入門課,很不好教,因為另外兩門必修課「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學生在高中時已有基礎,「史學導論」卻是從頭開始。這門課本來就沒有教科書,縱使有同名的教科書,亦不適用,如涂永清翻譯的《史學導論》,適合美國學生,不一定適合臺灣學生;鮑世奮所譯的《史學導論》亦是如此。我又不便向張哲郎老師和林能士老師要他們的授課綱要,祇好自己來。我打電話向我的高中同學王健文求救,他當時在成功大學歷史系擔任「史學導論」課。王健文寄來徐泓老師在臺大歷史系上「史學導論」課的授課大綱(臺大歷史系的「史學導論」課有兩班,一班是徐泓老師教,一班是梁庚堯老師),以及王健文自己的授課大綱,我就在暑假將這兩分講義稍事整理,增補一些我認為必須加入的內容,當作我的授課綱要。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三日,我將博士論文送交政大歷史研究所,等待口試通知。此時因截肢手術後,長年臥病在床的母親開始洗腎,於是我帶著博士論文口試本返回花蓮,和三姊一起照顧母親。母親截肢後這四年,一直由三姊照顧、看護,我才得以進入博士班就讀,在內心深處,我對三姊一直充滿感激之情。不僅如此,我大學時代負笈東海,亦是由當時任職聲寶電器公司花東營業處的三姊提供生活費。所以在讀博士班期間,我將父親遺留給我的一甲地,過戶給母親,再由母親過戶給三姊,聊表對三姊多年來照顧母親的感心之意,以及年少時對我的照顧。事實上在我就讀博士班期間,母親數度驚傳病危,我總是在深夜時分搭乘北迴鐵路夜車返回花蓮,疾疾奔向省(署)立花蓮醫院,在床邊呼喚姆媽。因著醫學發達,多少次奔喪未成,姆媽繼續忍受佢的病痛。一九九三年九月,開學前夕,姆媽再度病危住院,加上每星期三次洗腎,狀況糟得不能再糟。三姊又因卵巢巧克力囊腫必須到臺北陽明醫院開刀,我於是再度返回花蓮,到慈濟醫院陪伴年邁多病的姆媽。

  某日午後,姆媽洗腎的時間,我用輪椅將姆媽推到血液透析室。我們在護理站等了四十分鐘,沒有一個護理人員過來探問。最後終於有一位護士走過來,問我為什麼不把姆媽扶到病床上。我問她哪個病床。護士說空的床就可以。我把姆媽推到角落的一張空床,將姆媽抱上床躺好。又過了三十分鐘,仍然沒有護理人員為姆媽接上血液透析機。我實在忍不住了,走到護理站詢問,哪位護士可以幫姆媽接上洗腎機?護理長問我還沒接上嗎?我一肚子火,對護理長說:「我知道我媽的導管不好打,平常負責的護士今天不在,但你們總不能這樣任我媽乾等吧!我已經等了快一個小時了。」護理長說:「我馬上幫你安排。」我說:「好吧!請您快一點。還有,可不可以借用你們的電話,我要打給精神科主任王浩威醫師。」

  護理長把電話交給我,我撥了老友王浩威的研究室號碼。王浩威接了電話。我對王浩威說:「浩威,我在血液透析室,你可不可以下來一趟?」王浩威在電話彼端說他馬上過來。不一會兒,王浩威來了,我用閩南話對王浩威說:「浩威,你病院是安怎?我姆仔欲洗腰仔,阮直這等快一點鐘冇人插,阿到底是安怎?」王浩威問護理長到底怎麼回事,護理長說是因為平常負責替姆媽接導管的護士今天休假,姆媽的導管太難打,沒人敢打,所以才會耽誤這麼久。我當然知道姆媽的導管不好打,而且原先左手做的導管已經塞住,不能打了,祇好在右手臂再做一支導管,如果再塞住就麻煩了。我委實很難接受這種說法,護理人員豈可因為導管難接,就任病人乾等?最後仍然必須有人負責接,不是嗎?王浩威請護理長多幫忙,然後帶我到他的研究室,為我煮一杯咖啡。

  在醫院待了一個多禮拜,學校已經開學了,我請二姊來醫院幫忙,因為開學第一星期已經缺課,第二個禮拜無論如何得走進教室上課了。我心裡當然覺得對姆媽有深深的愧疚,另一方面,我也覺得對不起學生。初登板的我就這樣疙疙疤疤地站上講臺,開始乞食講堂生涯。一個星期後三姊手術完成返回花蓮,發現在二姊照顧姆媽期間,因為姆媽失控,牙齒咬到舌頭,慈濟醫院竟然將她老人家整口牙齒拔光,說是避免再度咬到舌頭。三姊和我在電話裡聲淚俱下,亦惟徒呼負負。

  初登講堂的心情極為緊張,常常準備了五、六個小時,不到八十分鐘就講完,祇好提早下課,於是幾乎每天都在緊張的備課狀態中。

  因為「史學導論」是歷史系大一新生的必修課,系上因而安排我和周惠民老師擔任大一班導師。我要求學生用電腦打字交學期報告,學生們頗不情願,因為別的老師並未如此要求。一九九三年電腦雖尚未普遍,但學校計算機中心已有電腦教室供學生使用,我認為大學生一定要學會使用電腦打學期報告,否則將來出社會將很難找事。我是一九九○年秋天修蘇雲峯老師「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時學會電腦的,在統計和排版上很下了一番功夫,打字速度比手寫還快,因此覺得學習電腦並不是太困難的事。學生們叫歸叫,最後還是都用電腦交了學期報告。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上旬,康樂給我打了一通電話,說《新史學》計畫一九九四年起自行用電腦排版,問我可不可以想想辦法?在此之前我一直使用天蠍星排版系統,這個排版系統無法做隨頁註(腳註),對學術論著而言實在不太方便。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微軟公司(Micro Soft)將英文版Word 2.0改寫為中文1.2版,做隨頁註較此前方便許多。但當時我的博士論文正如火如荼,臨時改變編輯軟體,對書寫論文是兵家大忌,因此我繼續用天蠍星排版系統完成我的博士論文。在此之前,我的電腦一直使用DOS 6.0作業系統,並未轉向Windows。而為了替《新史學》寫格式檔,我重新學習Windows作業系統,並且依操作手冊試著熟悉Word。前後約花了兩個月時間,熟悉Windows 3.1和Word中文1.2版,寫成適合《新史學》版型的格式檔。然而就在我設計完成格式檔的同時,一九九四年一月,微軟推出Word 5.0中文版,我又花了一個多禮拜時間用Word 5.0中文版重新寫格式檔。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姊從花蓮打電話來,通知姆媽病危的消息。我匆匆趕回花蓮,姆媽已經靜靜躺在老家客廳的草蓆上。十二年間父母相繼大去,我內心有著無以名之的傷慟。一九八一年十月我大學畢業那年,入伍三月,父子天人永隔;一九九三年我取得博士學位,乞食講堂,母親又撒手人寰。對命運的捉弄,我殆已無力反抗。有些人的人生「輕舟已過萬重山」,我卻總是「兩岸猿聲啼不住」。開學第一節課開天窗,最後一節課再開天窗,初乞食講堂的我,一路倉惶。

  辦完母親的告別式,回到臺北租來的公寓居所,我的心裡一片茫然。我的內心多麼企盼人世安穩,然而卻總是風雨飄搖。

  短暫的寒假結束後,一九九四年春天,我仰首向天,祈求未來的人生順暢平安。二月下旬的一個周末,《新史學》第五卷執行主編王汎森屈駕政大,由我親自操作排版《新史學》第五卷第一期。康樂因為是始作俑者,亦前來助拳,加上在《新史學》五卷一期發表論文的陳弱水,四個人一起為《新史學》改版操刀。王汎森、陳弱水和康樂負責校稿,我負責排版,一連工作兩天,總算將《新史學》五卷一期完稿,直接在我的印表機列印雪銅紙稿樣,交印刷廠製版印刷,開啟《新史學》自行用個人電腦排版的新頁。而康樂和王汎森推薦我成為《新史學》常務社員,此為我參加《新史學》雜誌社之始。

  一九九四年秋天,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的王汎森再度請我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改版操刀,於是我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寫了三個試用格式檔,由王汎森副所長和集刊執行祕書王明珂提交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務會議,挑選了其中一種作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版型。我為此事專程赴史語所替集刊助理們上Word使用課程,這個格式檔其後成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標準版型,使用多年。

  既然為《新史學》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撰寫格式檔,對我所任教的政大歷史系,當然不能厚彼薄此。一九九四年春天,我為《政大歷史學報》撰寫三種格式檔,經歷史學系系所務會議票選其中一種作為《政大歷史學報》之版型。其後政大歷史系出版「政大史學叢書」,格式檔亦由我負責撰寫。康樂的升等論文要出版時,我為《從西郊到南郊》寫了一個格式檔,這個格式檔後來改寫為康樂主編「新橋譯叢」的版型。

  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在老友李明仁的稻鄉出版社出版,其後恩師閻沁恆《湯恩比的史學》亦在稻鄉出版,兩種格式檔均成為稻鄉出版社出書的基本版型。

  那幾年《新史學》辦得極為成功,屢獲國科會和教育部優良學術期刊獎,加上各歷史系所要求學生撰寫論文時,指導教授常指定以《新史學》為參考範本,一時間臺灣地區各大學歷史系所通行的論文格式幾乎均效法《新史學》。我開玩笑說我好像金庸武俠小說裡的歐陽鋒,流毒無窮。有一回王汎森對我說:「吳鳴,你對史學界最大的貢獻就是統一了歷史學的論文格式。」當時聽到王汎森這麼說,心底頗不是滋味,而今想起來卻有一點點小小的自豪。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以後,一百多年來,史學論文格式各行其是,沒想到因為一個小小的意外,替《新史學》撰寫格式檔,以及二○○三年為《新史學》撰寫〈新史學約稿〉(論文格式),卻使臺灣地區的史學論文格式漸趨統一。也許我的史學論著均卑之無甚高論,但能使史學論文格式趨於統一,亦算是對臺灣史學界略有獻替的罷!至於康樂的名言:「吳鳴除了歷史,其他的都是專家。」如今想來,確實貼切地描繪了我性格上的耽溺,以及恆不務正業的人生歷程。我在性格上是一個天生玩家,極易耽溺。但短短人生數十年,猶如到這個世界上來旅行,貪玩路上的風景,又有什麼不好?

  一九九四年春天,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執行長邵玉銘老師找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臺大歷史系、臺師大歷史系和政大歷史系五個單位,籌備「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有:史語所管東貴所長、近史所陳三井所長、張玉法院士、臺大歷史系主任張秀蓉教授、臺師大歷史系主任王仲孚教授、政大歷史系主任張哲郎教授、政大歷史系王壽南教授,召集人是邵玉銘教授,秘書長為王壽南教授,我擔任執行秘書。執行秘書就是打雜的,什麼都做。

  合辦的五個單位中,中研院史語所和近史所不可能派出人力,於是由臺大、臺師大、政大歷史研究所負責各項事務。臺大歷史系負責出版組,主要是論文打字、排版工作;臺師大歷史系負責接待組,包括到機場接與會學者、住宿服務、旅遊接待;政大歷史系負責議事組,即開會現場佈置、錄音、紀錄、時間控制;此外,秘書組、財務組和事務組也由政大歷史系負責,主要是因為秘書長、執行秘書都在政大的緣故。

  籌備委員會在一九九三年十月組成,擬訂會議題目與邀稿名單,接下來就是秘書處的工作,大部分工作會議由我負責召開,討論各組工作進度。

  我因為在一九九四年替《新史學》撰寫格式檔,於是將這個格式檔稍事修改後,交給臺大歷史所的同學做打字、排版之用。臺師大因為在七月召開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人力支配較緊,故而負責會議期間的接待,這方面的前置作業較少,不會影響他們召開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學術會議;至於政大歷史系負責的工作項目較多,亦是自然之事。所幸一九九二年的三場學術研討會,把政大歷史所研究生磨練成一支戰鬥部隊,我並沒有太擔心。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三──十五日,「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在臺北市中央圖書館(當時尚未改名為國家圖書館)召開,開幕式由籌備委員會召集人邵玉銘教授致詞;接著由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致詞;然後開始正式的學術研討會。第二天主題演講為許倬雲院士〈體系網絡與中國分合〉;第三天主題演講為余英時院士〈中國歷史上分合的基本動力〉;整個會議總計發表論文廿二篇。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算是比較大型的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的學者有九位來自中國大陸,三位來自美國、香港、新加坡;兩位主題演講者來自美國。當時各文化、教育基金會因銀行利息較高,可以舉辦這類比較大型的學術研討會,這次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提供三百萬元經費主辦研討會,而且動用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臺大、政大、臺師大歷史系所,總計五個單位合辦,在我參加的學術研討會中,殆屬規模龐大,經費較充裕者。

  在會議進行期間,臺師大研究所同學,為了安排參觀和旅遊的事有些意見,甚至謠傳是因為我指揮不動政大研究生,才要他們擔任接待。事實上擔任接待是臺師大歷史系王仲孚主任主動要求的,因為臺師大召開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無法在「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籌備期間派出人力,才要求擔任接待。但在安排旅遊時,政大歷史系張哲郎主任認為沒有老師陪同似乎不妥,特別要我陪同。而且在南下旅遊時,臺中東海大學呂士朋院長和中興大學任育才院長要宴請大陸學者,我告知臺師大歷史系所同學,可能他們沒有安排接待同學的座位;此外,臺大逯耀東教授在大陸學者參觀聯合報系之後做東,在天然臺湘菜館請客,同樣可能沒有安排接待同學的座席,因此我告知師大負責接待的同學,我會到聯合報接大陸學者。臺師大同學認為這樣的安排不尊重他們,因此拒絕作陪;幸好由政大歷史所碩士班畢業,當時就讀臺師大歷史所博士班的王文育同學,願意陪同南下旅遊,以及參觀聯合報系。關於這些細瑣之事,是當初接任執行祕書所未曾料想到的。臺師大研究所有些同學和政大歷史系林能士老師相熟,跑去向林能士老師告狀,弄得我必須向我的業師解釋。輔大歷史系邵台新教授亦與聞其事,我告訴他就是因為呂士朋教授、任育才院長,和邵台新教授的恩師逯耀東教授請客,引起臺師大同學認為自己不受尊重,憤而拒絕作陪,怪罪於我,我才是真的冤哉枉也。

  狀況非僅此一端,臺大歷史所同學負責會議論文打字排版,亦引發齣齬。一般論文打字加排版每千字約一二○元;純打字八○元,排版四○元;臺大歷史所同學將排版費每千字算成一二○元,這是有點問題的;與會學者如果交電腦檔案,祇能算排版費,不能將打字費用也計算在內。在核報工作費時,我要負責財務的政大史系楊小華助教如實核銷,結果引發臺大歷史所研究生的不快,指責我把錢拿去接待大陸學者旅遊,卻苛扣他們的工作費。其間透過我的學弟潘光哲(當時就讀臺大歷史所博士班)向我探詢,我向潘光哲說明情形,並表示當研究生時如此處事,將來難免吃虧。後來我自己掏腰包請臺大歷史所研究生吃飯,才擺平此風波。事過境遷之後,部分同學可能覺得自己似乎並非理直氣壯,請潘光哲找我,希望我保守秘密,不要讓他們的老師知道。我對潘光哲說,我沒那麼多話。多年之後,我仍未將始作俑者的名字告訴他們師長。

  我常常想,一個人在年輕時真的不要太斤斤計較,尤其當研究生時最好能任勞任怨,千萬不要惹不必要的麻煩,包括對系所務的不滿,插手系所行政事務等等。人生的路很長,也許不經心的一句話,無意間的執抝,都可能會影響自己未來的求職或學術發展。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是第一次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臺大、政大、臺師大歷史系所合作召開的學術會議,也是最後一次。也許我這個執行祕書做得不好,使得第一次即成絕響,但歷史學界各學術單位間的合作不易,亦由此可見一斑。

  一九九四年九月開學時,因為顧立三老師超過七十五歲了,不能夠再在歷史系兼課,於是由我承乏「中國史學史」課程。在一九九六年政大歷史系課程修訂之前,歷史系學生在「中國史學史」和「西洋史學史」之間,必須選修其中一門,因此我第一年開課時約有二十幾名學生。一九九六年課程修訂後,「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和「史學方法論」三選一,課堂上常常祇剩個位數學生。有時上課不免上得極為沮喪,反躬自省,我發現自己是非常不會講課的老師,因為口才不佳,我都是在站上講堂之前,寫好逐字稿;走進教室把講稿念一遍,就算上完課了。相較於寫兩張綱要就可以上臺講一百分鐘的老師們,我的口才實在是極不便給的。尤其我的課和杜維運老師「史學方法論」放在同一課群,杜老師上課祇帶兩枝粉筆,講起課來深入淺出,自然吸引大部分同學。有時杜老師的課上百人選修,我的課堂僅有個位數學生,私下不免感到挫折。但一個人課講得好不好,實在很難強求,我亦惟徒呼負負。

  一九九七年九月,因為原本教「資料處理」課的呂紹理老師要去教「臺灣史」,系主任林能士老師情商我幫忙教「資料處理」,由新來的劉祥光老師教「史學理論」。

  「資料處理」課的內容,主要是Windows使用,微軟Office的使用,包括Word、Excel、Power Point和Access。這些軟體都是我平常使用的,但要教學仍得重新準備。

  有些學生在中學時已使用Word打稿,但對各種格式設定是陌生的,大部分都是土法煉鋼。遇到標題要放大字體時,直接highlight(註記),然後將字體放大。因此常常前一個標題和後一個標題字體不同,大小不同,而且也不能製作目錄;要製作目錄時,不是重新打字,就是用拷貝的方式,一篇文章寫下來,零零落落,殊不齊整。我教學生要學會寫格式檔,將各種會用到的格式先寫好,到寫文章時,用滑鼠點要用的格式即可。大部分學生都躲懶,能完整寫好格式檔者無多,但至少勉強能用來寫學期報告。

  Excel部分,我希望學生要會寫簡單的計算公式,畫統計圖,至少寫報告會用到的基本功能要會,這部分學生比較進入情況,問題不多。Power Point的訓練,當然不是用現成格式檔製作投影片,而是要求學生由空白投影片開始製作,從背景顏色到標題結構,全部自己動手。有些同學做得不錯,有些同學應付了事,我亦祇能教多少是多少。Access資料庫是教得比較差的,學生們能進入狀況者無多,祇有少數同學可以設計、製作簡單的資料庫。

  打字練習是學生最令我頭大的部分,因為大部分學生在開始時都圖方便,用注音輸入法,在要求他們學習筆畫式輸入法時,極為困難。因為習慣注音輸入法打字以後,要求他們去背記倉頡、大易或嘸蝦米輸入法的字根,學生是不太理會的。第一次打字考試時,我隨便找一篇文章讓他們打,大部分同學都沒問題;第二次考試時,我影印了《尚書.臯陶謨》讓學生打,百分之八十的同學不及格。於是我再度呼籲,要求學生練習一種筆畫輸入法,學生仍然不鳥我;第三次考試時,我請助理在電腦難字表裡找所有他不會念的字,複製到Word裡,列印給同學考試,這次祇有五個人及格。我於是再三跟同學們說,寫歷史文章有很多字不會念,注音輸入法一定是行不通的。但我言者諄諄,學生聽者渺渺,一個簡單的筆畫輸入法,竟然無法要求學生學習。

  一九九九年我最後一年教「資料處理」課,上學期有四十五個學生選課,因為打字的要求學生無法達到,不肯學習筆畫型輸入法,到下學期學生集體退選,祇剩十五個學生。系所務會議檢討「資料處理」這門課的必要性,系上有資深教授說:「現在學生都玩電腦遊戲了,哪還需要上電腦課?」我因為是教這門課的老師,不便替自己的課辯護,何況我對教「資料處理」課亦興致缺缺,祇是因為系上排了這門課給我,所以就去教了。雖然我很想說會玩電腦遊戲和懂電腦、能運用電腦寫學期報告,壓根兒是兩回事,但我也懶得說了。系所務會議最後決議不再開「資料處理」課,於是我又回頭去教「史學理論」。

  在我停止教「資料處理」課的那一年,電算中心廖惠君小姐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說電算中心為全校師生開設的「Word使用初階」課,授課老師到高雄去開會,趕不回來上課,問我可不可以代課。我因為在教「資料處理」課時,電算中心很幫我的忙,因此就答應了。沒想到臨時膺命的課,因為學員的意見反應極為良好,滿意度高達97%。第二學期電算中心在開設電腦課程時,情商我幫忙上六小時的「Word使用進階課程」。「Word使用進階課程」在電算中心一直受到好評,尤其許多研究生奔相走告,成為他們寫畢業論文前最想上的課。「Word使用進階課程」一直教到二○○五年廖惠君小姐出國進修,接任的承辦人員不認識我,才未再開班。此外,我也曾應中文系之請,為中文系老師上過三次Word使用的課程,以及膺電算中心之請,為全校教職員開過Word使用課程。一個歷史系教員在電算中心開電腦課,也不知是喜是憂,有時亦覺得自己實在有點不務正業。

  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都做現代中國史學,當時返回母系任教的專長即為中國史學史、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論,所以乞食講堂初登板教的就是「史學導論」(後來這門課改為「史學理論」)。我初返母系任教時,政大歷史系的史學方法論由杜維運老師擔任,顧立三老師教中國史學史。第二年顧立三老師七十六歲了,不能再兼課(當時顧立三老師已退休,是以兼任教授的名義授課),國立大學規定六十五歲退休,可以延退到七十歲,七十歲以後祇能兼任,到七十五歲以後連兼任也不可以。因此,在顧立三老師七十六歲那年,系主任張哲郎老師安排我上「中國史學史」課。

  我在博士班時,修習過杜維運老師的「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當時杜維運老師正在寫《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按理來說應該由杜維運老師來教這門課,但不知張哲郎主任當時怎麼想的,要我承乏「中國史學史」課。也許張哲郎主任認為杜維運老師已經在研究所開設「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又在大學部開「史學方法論」。而且杜維運老師的《史學方法論》自一九七八年初版以來,膾炙人口,歷史系學生幾乎人手一冊,所以讓杜維運老師繼續開「史學方法論」。多年以後我始得輾轉得知,當時杜維運老師因為正在寫《中國史學史》第二冊,心裡比較想上「中國史學史」。但我並不知此事,糊里糊塗地就去上「中國史學史」,而今想起來時覺有愧。

  在一九九七年政大歷史系課程修訂以前,歷史系學生必須在「中國史學史」和「西洋史學史」兩門課中擇一選修,所以大約有二十幾位學生選課。我在一九九四年夏天,幾乎用了半個暑假編寫「中國史學史」講義,到開學前約編好上學期課程的三分之二。我是一個不太會上課的老師,上課以前必須寫好逐字稿,否則站上講臺會很緊張。第一年因為在歷史系祇開「史學導論」,可以專心備課,教了一年,大體沒有出太大差錯;其他課程是大一歷史的共同必修課,上四個班,加上在讀博士班三、四年級時,已經兼任過這門課,以及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一年間,曾在國立體育學院教授過「中國通史」課程,大體已駕輕就熟。因此教書第二年開設「中國史學史」,雖然是一門新課,但因另有兩門課:大一外系「中國通史」和歷史系「史學導論」,已經教過,備課不需要太多時間,可以多花些力氣在新課「中國史學史」上。我每個禮拜準備當周進度,並且編寫暑間未完成的後面三分之一講義,總算戰戰兢兢安然度過上學期。

  趁寒假編寫下學期「中國史學史」講義,約完成三分之二,剩下的祇好邊教邊編寫講義,勉強度過講授「中國史學史」課程的第一年。第二年以後陸續編寫,到一九九六年時,「中國史學史」講義始大致就緒,每次上課前一天晚上稍事整理即可上臺。

  由於是返回母系任教,系上同事大部分是我的師長,在系所務會議沒有什麼發言權,我亦樂得輕鬆自在。初登講堂的前四年我都擔任大一班導師,舉凡新生杯各項球類競賽,我幾乎都到場加油;每年十二月的文化杯合唱比賽,五月的文化杯舞蹈比賽,我不但在比賽時到現場,平時亦常去看他們練習,算是很關心學生的老師。或許也因為這樣,我和我的黃埔一期到四期學生感情特別好,他們畢業後有些繼續進修,有些讀博士班,一直維持深厚的師生情誼。

  教書有時看手氣,我教的黃埔一期那班學生極為優秀,畢業時有十九個學生考上研究所,在我心裡是竊竊私喜的。但考最好的是黃埔三期(一九九五年入學),那一班有二十五個學生考上碩士班,是我乞食講堂以來考最好的一班。雖然我並不認為考上研究所就是好的,但作為一項教學指標,倒也令人略感欣慰。一九九七年後,我不再擔任大一班導師,改擔任大二班導師,和學生就沒那麼親了,學生們投考研究所的情形,亦稍較不了解。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九九九年入學那一班,那是我教「資料處理」課的最後一班。這班學生大四時,二○○三年冬天某日,凌晨三點多,我從研究室回家,在一家豆漿店吃宵夜,遇到四、五個大四學生,他們跟我說:「老師,我們很想選你的課,可是學分夠了,所以就沒有選。」不知怎地,我忽然怒從心上起,學生選不選我的課沒什麼關係,但當場這樣消遣我,未免太沒禮貌。我告訴他們:「你們不必消遣我,你們這一班除了推甄入學之外,如果應屆當年有三個人考上臺、師、政大歷史研究所,我頭砍下來給你們當足球踢。」當場學生們嚇傻了,我也懶得再多說話。事實上,每一屆學生程度如何,當老師的均心中有數,學生以為占便宜,其實可能吃大虧。那一屆當年投考歷史研究所全軍覆沒,身為老師的我心中固感慽然,但學生那樣對老師嗆聲,自食苦果亦預料中事。

  一九九九年政大歷史系課程修訂後,學生不必再修史學核心課程,除了大一修兩個學分的「史學理論」(原本四學分後改為兩學分),中國史學史、史學方法、西洋史學史均改為群修。二○○三年以後,政大歷史系學生考上臺、師、政大歷史研究所者寥寥可數。主要是各歷史系研究所的四題中國史考題中,往往有一題是中國史學史;世界史考題亦可能有一題是西洋史學史(或史學理論、史學方法論,中國史考題亦有可能出理論或方法論的題目);政大歷史系畢業生常常放棄一題,別的考生考四題,政大歷史系學生考三題,能考多好,恐亦有限。但因我本身教這類課程,不便由我提課程修訂,否則難免有圖利自己之嫌,我亦祇有任其如此。

  我初返母系任教時,因為政大歷史系有很長一段時間未新聘年輕教員,僅在一九八七年聘周惠民老師,一九九二年聘朱靜華老師,一九九三年我返系任教,系上年輕老師僅我們三位,其餘老師均較年長。因此,從一九九四年到二○○三年,系上資深老師陸續退休,到二○○四年時,我已晉升三公之列。

  一九九七年林能士老師擔任系主任時,情商我承乏「資料處理」課程,並擔任大二班導師。因為大二學生已經有自己的生活樣式,我並沒有參與太多他們的活動。擔任了三年大二班導師後,二○○○年,周惠民主任要我擔任研究部碩士班一、三年級班導師,二○○六年唐啟華主任要我擔任研究部博士班導師。擔任研究部導師期間,我要求碩士班、博士班學生每學期交一分研究計畫或研究報告給我,讓我知道他們的學習情形。說來沉重,我發現臺灣幾十年來的歷史系訓練,幾乎把學生訓練成祇會寫社會科學報告,不會寫歷史,甚至連一般文章都寫不通。尤其有很長一段時間,歷史學界的長輩們習慣寫城垛式論文,即一段敘述之後夾一段引文。長引文又稱獨立引文,必須低三格,遠望之宛若高高低低的城垛。一般閱聽人在讀到長段獨立引文時,往往直接跳過。我不能理解的是,既然自己閱讀時遇到引文就跳過,為什麼還要用這麼多引文來讓閱聽人跳過?在英文世界的學術論文書寫,引文不能超過百分之五,謂之「上帝的罪惡」,今天臺灣的歷史學論文常常看到三分之一以上的引文。我不了解為什麼很少老師在這方面要求學生?我對學期報告的要求非常簡單,廿五頁以下,每頁引文不能超過一段,每段引文不能超過七行。簡單地說就是要自己寫論文,不是堆積史料。

  陳寅恪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史學前輩,我甚至認為陳寅恪先生是民國史學第一人。但寅恪先生的論文其實極其難讀,「寅恪案」體實非史學論文書寫的最佳範例。我看到史學界有許多長輩和同儕效寅恪體寫作論文,讀來處處頓挫,真是辛苦萬端。

  部分學生受歐風美雨的影响,習慣寫被動式語句,亦令人頭大。加上受日文或日本翻譯小說之影响,修飾語多到可以堆成一座小山,整篇論文讀下來,慘不忍睹。但我也沒有太多時間來修改學生的報告,我一般祇改五頁,剩下的要學生自行修訂。祇有我指導的學位論文,我才會從頭到尾,幾乎每一個句子都改過,因為這樣,所以我不太指導論文。教書十四年,祇指導兩篇碩士論文。當然也因為我的要求比較嚴格,大部分學生都自行打退堂鼓。我對有些老師指導論文時,自己連看都沒看就送口試,亦迭有微詞。有時在口試時直接指出不該出現的錯別字,不通順的句子。我常常想,如果沒有時間看論文、改論文,為什麼要收那麼多學生?指導那麼多論文?但這是每個大學教師的自由心證,我亦毋須越俎代庖。

  擔任三年碩士班導師後,系務會議決議找比較關心學生的老師帶大一,於是自二○○三年起我又回頭擔任大一班導師,陪他們打球,參加各項球賽和文化盃合唱比賽。自一九九三年返回母校任教以來,十四年間我參加了十二屆史學盃球賽,僅在二○○五年擔任系主任時,因比賽時間巧逢我幫教育部到臺東做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的深耕輔導,未克到新莊輔仁大學為學生加油。以及二○○六年十二月在嘉義中正大學的第三十屆史學盃,我因有事未克前往,幾乎每年的史學盃比賽,我都到現場為學生加油。有幾年政大歷史系的女排是校內系際盃的常勝軍,亦是史學盃女排的常勝軍;二○○五年和二○○六年男籃和男壘表現甚佳,比賽成績頗為亮眼。我初返校任教時,歷史系的文化盃合唱比賽、舞蹈比賽,均名列前茅。其後舞蹈比賽取消,合唱比賽成績亦乏善可陳。我曾對學生說:「一個人習慣失敗之後,就很難成功了。」二○○○以後,歷史系在文化盃合唱比賽的表現,就像一個習慣失敗的人,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勝利的滋味。我常在大一必修課「史學導論」鼓勵學生要多參加系上的各項活動,但近幾年在文化盃合場比賽的表現,是令人失望的。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應林富士兄之請,和他一起撰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意外引發一九九七年的教科書論戰。論戰的主角雖然是杜正勝老師,但我亦受池魚之殃,被列為「認識臺灣那批人」,甚至被歸類為杜氏集團的一分子。事實上在撰寫《認識臺灣:社會篇》之前,我與杜正勝老師僅有數面之緣。我既非杜正勝老師的學生,亦非《新史學》的核心分子,我祇是在一九九四年三月為《新史學》設計論文格式檔而成為《新史學》常務委員。但自教科書風波後,我已被史學界列為杜氏集團的一員,我常開玩笑說,我是杜氏集團的門神,打開門在門裡,關了門在門外。但學術界既如此認定,我亦無心抗辯,祇能默認自己是《新史學》的一分子,杜氏集團的門神。我在一九九三年初返校時,以博士論文《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申請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獲得通過;一九九四年以《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獲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一九九五年以《舉頭三尺有神明》獲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一九九五年撰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間,申請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全軍覆沒。我當然不敢說那幾年我的學術表現有多好,事實上,那幾年我的研究論文在二○○二年結集為《臺灣史學與中國纏結》論文集,和《晚清的經世史學》專書,《晚清的經世史學》並且是我升教授的主論文。但一九九六到一九九九年之間,我的頭硬是被按到水裡,一點空氣都呼吸不到。有些長輩或同儕好心安慰我,說道風波過去就好了,有些長輩則用教訓的口氣說:「早就跟你說過,在升到正教授前不要惹事生非,你就不聽。」是這樣子嗎?如果連讀書人都要躲著當駝鳥,我們又如何期待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我從不敢自居為知識分子,坦白說,長期以來我並未懷抱改革社會的理想,壓根兒沒有當知識分子的資格,祇不過是接了一通電話,寫了半本國中教科書,歷史學界的同行就可以用這種方式肆意打擊,我對歷史學界的生態多少是有點失望的吧!

  一九九七年剛好是七七事變六十周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開了「七七事變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我也應邀與會,雖然我並未發表論文。在第一場論文發表結束,進行自由討論時,前兩位提問者尚針對論文發問,從第三位提問人開始,矛頭即指向認識臺灣教科書,提問人一再用「親日反華」來稱呼教科書執筆者,主持人賴澤涵教授特別說明《認識臺灣:社會篇》執筆人之一的彭明輝教授就在現場,向與會學者表示待會兒會給我一點時間來答覆相關問題。提問時間即將結束時,我收拾背包尿遁,從此沒有重回會議現場。因著幾次學術會議場合,《認識臺灣》教科書都會被提出來討論,我在一九九七年到二○○六年間,極少參加歷史學門的學術研討會。雖然我終於在二○○三年二月升等正教授,但那幾年的氛圍讓我潛心回到自己的世界,教書、研究、聽音樂、打網球,占據了我大部分時間。在這期間,我於二○○○年出版《浮生逆旅》散文集,二○○一年出版《中文報業王國的興起:王惕吾與聯合報系》,二○○二年二月出版《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二○○二年七月出版《晚清的經世史學》;並且以《晚清的經世史學》為主論文,升等為正教授。二○○三年應老友陳銘磻之邀,撰寫旅行文學《來去鯉魚尾》和《豐田和風情》,分別在二○○三年五月和七月出版;加上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歷史花蓮》、《舉頭三尺有神明:中和地區的寺廟與聚落發展》;返回母校教書的十年間,總計出版了九本書,數量雖然不多,但亦差強人意。二○○七年五月出版《政大校史1987-1996》,計畫二○○八年春天出版《政大校史1997-2006》。學術專書《臺灣史學的脈動》亦期可於二○○八年夏天出版,編輯中的音樂文集《音樂風景》可望於二○○八年秋天出版,自傳散文《歷史帶我去旅行》亦即將完稿付梓。在二○○八年底以前,我的個人著作(學術與文學創作)應可達到廿四本,距離我期許自己的三十本書,完成度約80%,在產能上算是交代得過去的。

  因為編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以及一九九八年參與規劃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政大教育系和師資培育中心請我幫忙上《社會學習領域教材教法》,這門課是開給教育學程學生的。大部分申請修習教育學程的學生,功課都不錯,這門課我上起來尚稱得心應手,有些畢業生已經找到教職,和我一樣以乞食講堂維生。

  但教育學程開放之後,有許多獲得教師資格的畢業生找不到教職,媒體稱之曰「流浪教師」。我對這個名詞有不同的意見,取得教師資格和教師是兩回事,如果是教師,表示已經找到工作,又何須流浪?既然在流浪,當然不是教師。就像許多取得博士學位者,未找到理想的工作,我們總不會說他是流浪博士。我常向修《社會學習領域教材教法》說,在取得教師工作之前,我不希望他們人云亦云地說自己是流浪教師,因為不是教師,所以沒有資格說是流浪教師。我也希望他們將來正式教書以後,不要祇會要求學生念書,自己卻幾年看不到一本書。

  二○○○年以後,我在研究部開「當代史學專題討論」課,屬政大歷史系第二高階的課。政大歷史系的課程分為五階,第一階為必修課,第二階為群修課,第三階為大學部的專題課與研究部的研究課,第四階為研究部的專題討論課,第五階為研究部的專題研究課,從課程名稱來看,即一目瞭然。「當代史學專題討論」修課的學生很少,一方面是對這個範圍有興趣的學生本來就不多,加上我的要求比較嚴格。幾年下來,修過這門課的學生寥寥可數。有些友人認為我不懂得循循善誘,或許正切中要害。但我的想法很簡單,從事學術研究絕對無法取巧,多下一分工夫即多一分實力,對自己亦多一分信心。而趨易避難乃人性之常,似亦無須斤斤於是。

  我在二○○○年再度獲得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以後,決定準備升等正教授事宜。在一九九六到一九九九年之間,我連想都不敢想。縱使在送出升等正教授的資料後,仍有好友擔心我的升等問題。我是二○○二年八月底送審升等教授,到二○○三年三月十九日校教評會方始通過我的升等案,許多好友甚至為我捏了好幾把冷汗,包括我自己。一般歷史系教員升等正教授是六篇論文或一本專書,我送了三本專書加十八篇論文,幾乎是一般人的三倍;因為送審資料必須填著作字數,我記得我填的是九十二萬五千多字,不知道是不是歷史學門的記錄。

  二○○五年五月十一日政大歷史系召開歷史系所會議,我當選歷史系主任,於二○○五年八月上任。

  由於系務極為繁忙,上任不久之後,我發現自己的生活習慣很難調適。二十年來我長期維持晚上工作、寫稿的習慣,一般約凌晨一點到五點上床,長久以來並沒有睡眠問題。接行政工作之後,中午常常要開會,一個禮拜平均三到五次,這樣一來,我必須在早上到辦公室處理公事,下午又有課,於是試著早點上床。不料這個生活作息的改變,造成了我的失眠問題,並且引發心血管疾病,血壓驟然升高,醫師為我開了安眠藥,我卻一直不敢吃。二○○五年十一月,系上的退休教授孫鐵剛老師發現胃癌,切除半個胃;十二月,來自日本關西大學的石田浩教授(當時應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之請,在臺灣史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因猛爆型肝癌,造成肝昏迷,客死臺灣。二○○六年春天,舊曆年甫過,聞悉逯耀東老師因動肺部手術,引發心臟舊疾過世。一連串的惡耗,使感到身心俱創。加上二○○五年巧逢酉年,二十幾年前一位深諳八字子平之術的朋友,看過我的命盤之後,說我逢酉不佳;我一向不信術數,但巧合的是一九六九年我右手食指切斷,那年是己酉年;一九八一年父親大去,那年是辛酉年;一九九三年母親告別人世,那年是癸酉年;二○○五年是乙酉年,我心裡一直覺得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這一年小兒彭博考上東海大學生命醫療系生物科技組,我當選系主任,按理說一切都很順利,但我心裡就是覺得不安。加上行政事務極為瑣碎,教育部的頂尖大學和追求卓越計畫又如火如荼,身為陽春教授固可以置之不理,但擔任行政主管則不得不隨之起舞。那段時間失眠嚴重,心血管問題又揮之不去,於是我下決心辭去系主任工作。我在辭呈上附了醫師證明,包括開列的安眠藥,以及其他處方箋。初時校長不肯簽字,其後勉予同意。

  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由中央研究院率先實施評鑑制度,不幾年已波及臺灣地區各公私立大學,政大在大學排名算是比較前面的,因此評鑑辦法很快就訂定,而且馬上實施。原本大學教師在升上教授之後,長年以來並沒有評鑑制度,二○○三年制定的教師評鑑辦法中,教授同樣要接受五年一次的評鑑,直到六十歲。我在升上正教授時,剛好新的評鑑辦法拍板定案,我等於一天都沒有快樂過。

  二○○○年以後臺灣各大學訂定的教師評鑑辦法,極強調研究的重要性,而且仿照自然科學,以論文為主要評鑑點數,即所謂SSCI論文,這對人文學門是很荒唐的事,但所有人文教授雖然都知道這種評鑑方式不合理,卻無力對抗,而且人人成為共犯結構的一分子,當然也包括我在內。

  人文學門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當然是書,怎麼會是SSCI論文呢?在現行評鑑辦法中,一本專書的點數,約略等於兩篇期刊論文;就像研究生用兩篇學期報告當作碩博士論文,對人文學門而言,真是很奇怪的事。但在理工當道的臺灣學術界,事情就是這麼發展的。從訂定教師評鑑辦法開始,我的內心一直強烈地對抗著,頗有「孤臣無力可回天」之感。當初選擇到國立大學教書,很重要的一項因素就是沒有考績,不必看人臉色,爭取一點點僅存的獨立人格。教師評鑑開始以後,大學教師同樣被剝開衣服檢查,心裡實在不是滋味。

  自一九九三年返校任教以後,我出版了四本學術專書,雖然不是很多,但相較而言,知識產能勉強算是及格的;現行教師評鑑辦法則完全不看你過去的成績,祇看你近五年的研究成果,甚至以近五年的學術成績給予不同薪水,這種短視近利的做法,是令人沮喪的。學校和教育部祇管統計數字,不管實質的研究成果,許多大學教師心裡壓力很大,甚至造成一股退休潮。

  研究本來就是大學教師應該做的工作之一,但用點數來檢驗研究成果,就有點殺雞取卵了。師道尊嚴,學術自由何在?

  在升等正教授之前,我本來對學術尚懷抱幾許熱情,不意教師評鑑制度卻使我覺得有些心灰意冷。我的研究向來以專書為主,我習慣幾年寫一本專書,不喜歡一年半載發表短篇的期刊論文。因此,在現行制度下,內心是非常掙扎的。在對抗和順服之間,我常左右躑躅。研究當然繼續在做,並且也即將整理成專書出版,但內心深處總是覺得不熨貼。

  在我童年的志願中,從未想過有一天會乞食大學講堂;我記得在小學作文課每年例行要寫的〈我的志願〉中,我從未寫過到大學教書的志願。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想當飛行員和文學家,飛行員當然早就不敢想了,文學家也祇做了一半。文學界的朋友常常問,當年那個文字典雅,內容大器的青年散文家吳鳴哪兒去了?其實我一直持續書寫,祇是因為平面媒體的性質改變,我這類動輒五、六千字,甚至上萬字的長篇散文,主編們根本興趣缺缺。我祇好設立一個名為「吳鳴弄堂」的網站,將寫好的作品暫時貼在那裡,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和音樂、音響相關的文字,準備結集為《音樂風景》,預計二○○八年秋天出版。我也在網路上寫時下流行的部落格,名為「吳鳴部落格」,新寫的稿子貼在這裡,過些時候再轉貼到「吳鳴弄堂」。

  雖然我大部分的時間用來做研究和教學,但我對鎮日埋首書幄實在興趣不高。上一代的學者比較堅守崗位,我的性格有點遊牧,弄弄這個,弄弄那個,打網球、聽音樂、搞電腦,各種花樣不一而足。

  我常常想,我們的社會有太嚴重的目標取向。我們從小被要求考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學,熱門的科系,然後出國留學,回來賺大錢,或者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我的想法不太一樣,我所有學習的勾當,都是為了完成我這個人而努力,閱讀、聆樂、運動、書寫,都是完成我這個人的一些過程,我才是最後的成果,而不是那些博士、作家、教授等等頭銜。祇有我才是完整的,那些社會上給我的頭銜,其實是局部的。在晚清的經今文學運動中,有所謂「荃蹄說」、「梯航說」、「薪蒸說」,對我而言,所有的學習都是「荃蹄」、「薪蒸」、「梯航」,在取得我要的火和蹄之後,「薪」和「荃」都是可以抛棄的,而在渡過彼岸後,梯航亦是可以捨棄的,所有的學習,所有的過程,最後都是為了完成我這個人。

  雖然我這個人可能是失敗的,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文學界的朋友覺得我跑去做歷史學研究有點可惜;歷史學界的朋友們認為,如果我不舞文弄墨,不玩音樂,我的歷史學研究可能會做得更好。但我從來不這樣想,花自飄零水自流,我自是我,我不會是別人,朱熹說:「為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又西倒。」很可以為我的游牧於文學、歷史、音樂、運動之間做很好的注腳。

  我上課要求學生向來嚴格,不過在二○○七年以後,我做了很大的修正。譬如歷史系大一的必修課「史學理論」,我原本的課程設計有兩次考試,三個作業。三個作業依序為「書目查詢」、「研究計畫」和「學期報告」;因為課太重了,大部分同學在修完「史學理論」以後,大學四年從此不再修我的課。有些同學到別的學校念歷史研究所,猶自帶著我大一「史學理論」課的講義,參考其中的「論文格式」寫他們的研究所報告。二○○七年上「史學理論」第一節課時,我讓同學投票表決要不要做作業,同學們選擇祇做「書目查詢」,不做「研究計畫」和「學期報告」,於是我順從同學們投票結果,課程照上,作業不交,至於同學們將來要寫研究計畫和報告時,自然會有別的課程來要求他們,我實在不必把這些訓練都攬在自己身上。有些高年級的同學和研究生耽心將來這批學生怎麼辦,我笑了笑說:「明天的太陽依舊升起。」

  一九九二年政大歷史系實施系所合一,我一九九二年返回母系任教時,已經是系所合一了。有時我會承乏碩士班推甄入學或博士班入學的口試委員,看到各校來參加考試的大學畢業生或碩士,交上來的論文有時慘不忍睹。雙節棍式的標題(主題加副題)甚囂塵上,論文格式亦一榻胡塗,不免說幾句批評的話。這些學生回母校向老師們告狀,說到政大歷史系口試挨罵云云。有些不明事理的老師,見面時責問我何以如此,有些老師甚至撰文批判我給學生看。讓我覺得學生不懂事就算了,連老師也不懂事,學生怎麼教得好?我因為擔任過七年編輯工作,而且教史學理論、方法論的課,對格式的要求比較嚴格。有些同學傳言我祇會要求格式,其他老師則要求創意、觀點、結構和問題意識,我聽了祇有苦笑。那些要求創意和問題意識的老師,究竟寫了幾本書呢?我的著作也許卑之無甚高論,但包括學術著作和文學創作,我好歹也寫了二十本書。我總不能靠論文格式來寫書吧!學生們對我的印象,實令我啼笑皆非。其實大學教師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大部分人很少會買新版的論文格式來參考,教導學生或批改學期報告時,用的常常是十幾二十幾年前的論文格式。學生們亦常以期刊論文、專書或學位論文為撰寫學期報告的參考,而非以論文寫作手冊(或論文格式)為依據,寫出來的報告怎麼會符合新的學術論文格式呢?但當我這樣說的時候,我相信有許多我同輩的學者是很不高興的。包括我在內,大部分大學教師都有知識的傲慢,這些其實很難改,我祇能隨時提醒自己儘量去除這類知識的傲慢

  語言和文字本來就是容易賈禍的東西,而上帝和我開的最大頑笑就是讓我靠乞食講堂維生。乞食講堂焉能不說話?許多朋友常看我寫東西,其實我是很不喜歡寫東西的,卻寫了大半輩子。一個不喜歡教書的人,靠教書吃飯;一個不喜歡寫作的人,長年書寫;想來上帝是幽默的。

  從一九九三年返回母系政大歷史系教書以來,乞食講堂,已逾十四年。如果沒有提早蒙主寵召,我大概會繼續教到退休。既是上帝對我開的頑笑,我也就歡喜做、甘願受。我常說「不知明天先到還是死神先到」,既然乞食講堂一天,就上一天課,該敲的鐘仍然會繼續敲下去。

                   二○○七年十一月廿二日寫於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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