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 在追與逃之間


  春天時收到你的賀年卡,朱紅色的卡片有幾分喜氣。在我平淡的生活裡,這種顏色是很少出現的。我的衣服向來不是黑、白就是灰,久而久之,對顏色甚至失去了敏感度,穿甚麼都是一樣的了。一條黑色牛仔褲配白襯衫,可以從春天穿到冬天;寫了十幾年的鋼筆,同一牌子同一色度的鉛筆。甚至音響的擴大機和揚聲器也都十年了,還沒有換的打算,唱片聽了又聽,貝多芬鋼琴奏鳴曲永遠是吉利爾斯(Emil Gilels),莫差爾特交響曲離不開貝姆(Karl Boehm),德布西鋼琴曲是季雪金(Walter Gieseking)。網球拍是九十五公分拍面拉六十五磅羊腸線,說念舊也好,說食古不化可能更為恰當。

  我的不變是為了追求我的變,從少年時代爬山開始,我就謹守三點不動一點動的原則,固定的生活模式,只為了留下變的空間;不動的生活,動個不停的思緒,我是如此矛盾的存在。

  朱紅的賀年片,洋溢著喜氣,舊年已逝,遲到的卡片有你遲到的心情:

   畢業之後的日子,時常想起你。聽阿墩說起你上課的情景,聽著聽著,常就淚溼了眼角。一直有種遺憾,沒有能在畢業時跟你握手致謝,畢竟沒有胖胖的可親的老師,我的大學生涯必是另一種顏色。

  讀著你卡片上的文字,易感細膩的心思躍然紙上。那是一種特殊的情分罷!許多年來,我仍一直記得那年秋天,我甫拿完學位回到母系任教,系裡安排我擔任你們的班導師,簇新新的學生,簇新新的老師,要分享彼此的新鮮人經驗。

  雖然我在這所學校前後待了八年,但當學生和做老師的心情仍有些不同,看著你們告別高中生活,來到這所依山傍水的校園,你們該是懷抱著理想的罷!就如同年輕的我,頂著副教授的頭銜,誠惶誠恐地站上講台,努力做一個好老師。你是我教的第一班學生,在內心深處,我把你們這一班當做我的黃埔一期,雖然在這之前,我已經教了六年的書,但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在兼課的學校,沒有學生會當你是他們真正的老師,何況所教的共同科目,祇是畢業必須修習的眾多學分之一。於是,在教了六年書之後,我的感覺猶似重新站上講台,打理心情,認真思考教學種種。

  擔任班導師的工作無非約談、吃飯等等,對大部分在大學任教的老師而言,把導師費拿來請同學吃一頓,大概就差不多了。用心些的則和學生每學期約談一次。剛返回母系任教的我,當然得有點認真地和學生進行約談,你則是我約談的第一個學生。

  人生有許多的第一次,我們都會記得那些事。記得那天你怯生生地走進井塘樓研究室,我抬頭看了你一眼,短短的頭髮剪得齊整整,猶似未脫稚氣的高中生。可能是我太過嚴肅了罷!那次約談好像都是我在說、你在聽,絮絮叨叨談著學史心情種種。你問我為甚麼離開傳播媒體回到學校?傳播媒體的工作不是人人稱羨的嗎?我為何要重回學術殿堂的象牙塔?好像沒有甚麼特別的理由罷!記得那天我講了一個不是理由的理由,就是回學校教書可以多些運動的時間。你一定覺得我在騙你,其實連我自己也說不出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許多年後,當我想起這個問題,仍然找不出說服自己的答案,也許真是為了回學校打球罷!在傳播媒體工作的那幾年,因為缺少運動,胖得實在不像話。

  如果真要探究我在工作和興趣上的轉變,其實可以說琣p鐘擺,幾乎時時在追與逃之間。細數這些年的游牧與漂泊,我深深覺得人生和愛情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念中學的時候,我們唯一的目標是考上一所自己尚稱滿意的大學或科系;等到上了大學,我們開始埋怨這所大學或系上的瑣瑣碎碎,後悔自己當初怎麼沒有填另一所大學的另一個系。但話說回來,如果當初填了另一個志願,情形是否會有所不同,恐怕亦在未定之天。找工作的時候也是一樣,不論甚麼工作,在面試當時,我們一定迫切地想獲得這分工作,但開始上班以後,抱怨也就跟著來了。於是重新找尋另外的工作機會,同性質或不同性質的,一個工作換過一個,我們總是這樣在辦公室與辦公室間遊走。我離開傳播媒體工作,似乎也可以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何況,你也知道,我一直是個不安的人,有一顆不安的靈魂,對我不熟悉的世界永遠懷著好奇之心,甚麼都想試一試,有時試得頭破血流,卻也甘之如飴。

  是不是我的游牧性格影響了你?使你在準備研究所入學考試的最後階段終於放棄?你在卡片上寫道:

   大四的我,夢想戛然終止,為著一些突如其來的意氣用事。倒也不後悔,多接近現實或許可以讓人認清自己的珍貴特質。雖然心裡有種追求理想的熱情,未來卻仍渺茫無涉。

  這樣的渺茫我亦曾經歷,在那游牧的歲月裡,工作、學業和生活種種,壓得人喘不過氣來,茫茫天涯,何處是歸程,堅韌如我亦不免摧折。你一定很難想像壯碩如我,亦有易感脆弱的心靈。也許是我太善於隱藏了罷!總是顯露陽光的一面,把日子過得清亮起來。每個禮拜為個自己買一束切花,在校園閒盪散步幾番,為自己塑造快樂的條件,努力追求生命裡一些些小小的歡喜。

  你選擇傳播媒體工作是否與我有關,恐怕已難探究。讀著你的文字,我竟有竦然心驚之感:

   因為工作的關係,最近採訪在一九九八年三月十日冤獄平反的羅讚榮先生及他的妻子戴秀英女士。羅先生在一九九五年時因強暴罪嫌入獄,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其間歷經多次上訴及三審後的更高一審,前後遭收押禁見共九百多個日子,終於得以無罪交保,檢察官仍決意再提起上訴。……媒體成功地扮演公器的角色,加上律師的義行,卻仍然耗費兩年多的時日,才解救了司法機器下的一條冤魂。可是這失去自由的九百多日子,和原本一家和樂的生活,去哪裡求得賠償呢?

  你的文字敲醒我久無波瀾的心情,身為媒體工作者,我相信你有更多的話要說,雖然你感受到的無奈可能更多。

  闊別經年,我發現你已走出校園歲月的平靜無波,面對社會的陰暗角落,有著深沉的關懷,這種關懷並非來自史學或媒體工作,而是發自你的內心。五年來,看著你由清湯掛麵的小女生,長成具有批判意識的媒體工作者,我是深深感動著的。我從來不認為繼續深造有甚麼好或不好,走入社會其實是另一種學習。在學校念書也好,在社會工作也好,如何長保關懷人群與社會的心,才是最重要的。可能緣於我上課的過度嚴格,使得你和你的同學們誤解我是一個讀書、研究至上的老師,其實不是那樣的,我常常覺得要先成為一個獨立而完整的人,才有可能從事各類工作。學術研究並不特別清高,走入社會、服務人群更值得尊重,兩者之間沒有好壞之別,只有先後之分。也許有一天你又回到學校,重拾書卷,那也沒有甚麼不好。我們並不是在證明今是昨非的類似概念,只是人生沒有標準答案,更不是簡單的是非題或單一選擇題,人生是一道申論題,要寫成甚麼樣子,端看你選擇了甚麼論題或找到哪些材料,聰慧如你,相信一定懂得我的意思。

  有一首流行歌,高唱下一個男人會更好,我常常想,這是不是真的?就像早年校園民歌敘述一個撿石頭的小孩,撿了一個又一個,最後發現原來最初的那個石頭最大最好。人生是不是也像這樣?我們在追求知識和成長的過程中,不斷地撿拾新的石頭,到底哪一顆才是最好的?一對情侶經過萬般辛苦,終於攜手同行,誰又保證將「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在愛情的道路上,有人不斷地追,追到了又逃;有人不斷地逃,逃走了又追;人生也是這樣,選擇了一條路並不表示前面沒有岔路,每個人在追求的過程中不斷地放棄某些東西,但也獲得了一些東西,生命價值種種,並無放諸四海皆準的天平,沒有人能自信地說這是最初也是最後的抉擇。

  人生毋須急急於做最後的判斷,每一條路都可能引導我們到不同的方向。佇足,回首,前行,每個階段的選擇都不一樣,重要的是必須出於自己的獨立判斷與自由意志,縱使顛躓迭宕,仍將義無反顧,勇邁前行。

  在動與不動之間,在追與逃之間,每個人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你的工作讓你有機會探索更多社會底層的角落,這是人生的一部大書,和學院知識具有同樣的意義。我相信經過這些洗禮之後,你會更容易進入歷史的情境,因為歷史工作者並非沾沾自喜於啃噬死人裹屍布的食屍鬼,而是對現代社會多所關懷的有血有肉的人,就這一點來說,深入社會民間絕對有助於視野的擴大,至於是否繼續學術之路,便不必斤斤在意了。

  在平靜無波的校園歲月裡,收到你寄來的卡片,讀著你的文字,令我有種破繭之感,明天也許該換件格子襯衫或背上雙肩背包,甚至換聽皮瑞絲(Maria A. Pires)演奏的蕭邦《夜曲》,而不再守著不帶一絲火氣的魯賓斯坦。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寫於景美溪畔
                     原載《聯合報副刊》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三日



◎本文收入:吳鳴,《浮生逆旅》,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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