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0. 雁歸來


  占台灣人口比例第二高的客家族群,長期以來是被忽略的,總是偷偷躲在不易為人發覺的角落,宛如離群的孤雁。

  相對於泉洲、漳州的福佬人而言,客家人所居住的地區,往往是比較貧脊的山邊海陬,諸如新竹的竹東、湖口,苗栗的山線地區,台中的東勢、卓蘭,高雄的美濃、六龜,屏東的內埔、林邊,花蓮的鳳林、玉里;在物質生活條件較差的情況下,客家人發揮了傳統的硬頸精神,胼手胝足地在這美麗島嶼的邊緣地帶打拚。

  事實上,居住在上述客家聚落的客家人,基本上並沒有太多的自卑情結,親不親故鄉人,物質條件雖差,觸目所見皆是自家人,以自己母親的語言溝通,日子雖然清苦,卻活得理直氣壯。相對而言,居住在福佬庄的客家人,往往有著無以名之的自卑情節。

  我就是這樣一個錯置時空的客家人。

  終戰以後,我的父親從新竹湖口山區移民到花蓮拓荒,彼時的花蓮猶多榛莽未闢之地,父親帶著母親和襁褓中的二姊,翻山越嶺來到後山,在日治時期的移民村豐田落了腳。因當時日本移民甫遣送回國,留下空蕩蕩的豐田村,父親從此在這裡落地生根,開墾無主荒地。但由於父親樸拙老實的個性,他並沒有搶住日本移民的居所,也不在他們聚集的地方開墾,而是在靠山的豐山村這邊。

  十二年後我在這裡出生、長大。

  豐山村是一個閩、客雜居的聚落,街路的主要住民是福佬人,客家人則散居田間山邊,自稱庄下人(相對於街路人的福佬人而言)。我成長的歷程除了堂兄弟姊妹之外,所接觸的幾乎都是福佬小孩,尤其是上學以後,不流利的福佬話常常使我有點自卑。我記得福佬小孩最愛罵我們的話是「客人啃骨頭」。我總是怯生生地上學、下學。

  學校裡教的是「國語」,不管福佬囝仔還是客家子弟,到了學校一律說國語,彼時推行國語不遺餘力,對講「方言」的懲罰雷厲風行,不是罰錢就是在制服上縫黑鈕扣以儆效尤。我說客家語不是,說福佬話也不是,祇能講客家人那種咬唇音很重的國語,幼小心靈承受著莫以名之的壓力。

  漸漸長大之後,我發現我養成了一種奇怪的習慣:在家和父母說客家話,和兄弟姊妹說國語,和玩伴們說福佬話,三種語言交錯使用,倒也得心應手。不過身為客家人的自卑仍沒有消除,在福佬人占住民較大多數的村子,我的母語漸漸變成福佬話,客家話祇有對父母才講,而我卻很少對父母親說話(客家人和父母往往是比較疏離的),我的客家話比起在湖口和竹北老家的堂表兄弟姊妹差多了。

  負笈異地,遇到的福佬人更多了,我的福佬話愈來愈好,客家話漸漸被埋藏在內心深處,思考的習慣則是用國語──因為教材和作文都以此為準;然後我發現我僭稱自己是福佬人亦能取信於人,我不講客家話和福佬話的時候,冒充內地人也很少人懷疑(我個頭大,南人北相);在這種情形下,不知是習慣還是有意,我愈來愈不願意別人知道我是客家人。

  服役,讀研究所,工作,一路走來,我幾乎沒有甚麼機會講客家話,我的國語和福佬話亦幾可亂真,加上自卑的情結作祟,我甚至希望別人認為我是內地人,或者,至少是福佬人也好。

  直到有一天,我發現我的孩子完全聽不懂也不會說客家話(原因當然是因為我沒有教,加上保母以國語和他溝通的緣故);我的孩子不僅不會客家話,連福佬話也不會,我才覺得事態嚴重,因為我的客家語很可能自我的孩子而斷,而他身上流著客家人的血。

  於是我重新思索這些年來的自卑情結,忽然我覺得這真是非常沒有必要的事,而我竟然因此而自苦了三十年!當我收拾起自卑之心,我開始有機會就講客家話,而且有意的昭告諸親好友說自己是客家人,在出書的作者簡介上也特別標明自己原籍客家。我當然無意強調族群的分疆畫界,而僅僅是為這些年的自卑情結畫上句號。從此,我不再害怕別人知道我是客家人,我開始接觸客家文化,以及蒐集客家山歌,我又重新回到母語的懷抱。

  身為一個客家子弟,我成長的歷程,和大部分台灣客家子弟是相類似的;我們曾經躲在田間山邊的角落慢慢長大,我們曾在國語和福佬話的強勢環境下瑟縮著微駝的姿態;身為弱勢族群的我們,在走過自卑的年代之後,輕輕仰起客家人的硬頸精神,雖然對我而言,它來得是這麼的遲。

  當我體悟到身為客家人無須自卑的時候,我知道離群的雁已歸來;我重新思索族群的意義與價值。在台灣,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泉州、漳州的福佬人,四縣、饒平、海、陸豐的客家人,以及南北口音各異的內地人,共同在這片土地上一起努力打拚,當彼此互相尊重,當各族群攜手同行,許多不必要的衝突與矛盾就自然消弭了。一口台灣國語無須自卑,講咬唇音很重的客家國語也沒甚麼大不了;海口腔,宜蘭腔,各腔有各調;內地腔,客家腔,腔腔是台灣。

  歷經成長的自卑,而今我又回到最初母親的語言。一個平凡的客家子弟走過南腔北調,終是鴻雁歸來,鄉音無改。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九日寫於指南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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