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12. 夏日最後的籃球場


  喧鬧的人群漸漸散了,留下籃球場寂寞的身軀,由堤岸望去,偌大球場祇賸下空蕩蕩的舞台,演戲的人已經散去,連舞台也要拆了,歲月是一張無情的網,網住歡笑與淚痕,然後留下一片空空的白。

  靠近堤岸邊的籃球場就要拆了,球友們口中傳說著即將失去球場的悵然,彷彿生活頓時少了些甚麼似的。對我們這群以球場聯繫感情的朋友而言,固定的時間聚會,固定的鬥牛組合,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現在這一部分即將失去,一絲莫名所以的惘然湧上心頭。我不知道球場為甚麼非拆不可,這所近年來向山上擴展空間的學校,其實並不缺少蓋大樓的空間,為甚麼一定要選擇籃球場做新大樓的預定地?心裡的疑問一波波襲來。坐在景美溪加高的堤岸上迴目四顧這所依山傍水的學校,曾經在這裡度過許多晨昏的我,歲月倏忽,一晃眼,十幾年過去了,在還來不及回首的時候,美好時光已隨風飄逝。

  我不知道這裡是不是學校最早的籃球場,坦白說,靠歷史混飯吃的我也沒興趣去費心考據,雖然我做研究時必須遵守嚴格的學術規範,一如清代學者戴震所說的「考據明而後義理明」,但研究工作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對生活上的事,我常常是無可無不可的,就算知道了這座籃球場是學校最初的籃球場或不是最初那座,好像也沒甚麼關係,至少在我心目中,最初和最後其實沒有甚麼分別,因為它代表了我成長過程中的汗水與喝采,雖然我到這所學校時早已脫離青青子衿的年歲,浪漫心事也已被額上的白髮掩沒。

  一九八二年春天,我第一次來到這所依山傍水的學校,坐上引擎聲宛如未裝消音器摩托車的C119老母機,一路顫抖著飛行了七十分鐘,從遠方海上的金門戰地回到這座美麗島嶼,臉上猶帶幾分戍守離島的悲愴,那種略帶陽剛的風霜,是從男孩到男人的一種洗禮儀式。莫名的心緒,我來到C大找尋童年的夢,那個有一雙水汪汪大眼睛的鄰家女孩。倆人同行,沿著圖書館後面的長堤(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有名的醉夢溪和情人道,不過我當時卻沒有甚麼感覺),走到景美溪畔的堤岸,我身邊的女孩眨巴著張惶的眼睛,不知道同我說些甚麼才好,習慣在離島粗著嗓門大聲喊口令的我似乎也沒甚麼柔情蜜意,祇是一逕兒踢著地上的石子,景美溪的沙洲上有牛背鷺憩息,一切的一切宛如歲月無波。

  然後我看到堤岸邊的籃球場,一式六座交錯排列,此起彼落的喧鬧聲,彷彿帶我回到年少時光。在我的大學時代,班上一群喜愛運動的同學常在黃昏時分衝到籃球場鬥牛,打得渾身是汗猶不肯罷手,總要到月娘悄悄升上木麻黃樹梢才遲遲艾艾地離開,然後坐在校門對面的冰果室喝五百CC木瓜牛奶。恍忽的身影,我似乎又回到了當年的場景,那個瘦峭易感的年少,如今成為戍守離島的預官少尉,興沖沖地到山城來找尋舊時的夢,卻是一張還未塗上色彩的空白畫布。這就是我對堤岸邊籃球場的初見印象了。

  一九八三年秋天,我成為C大的研究生,黃昏時分總愛到籃球場追逐年少之夢,一身背心、短褲,彷彿煞有其事的模樣。

  在球類運動中,籃球其實是我比較不擅長的項目,雖然打的頻率比其他球類多得多。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怎麼老是選擇自己不擅長的項目?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向自己的弱點挑戰,另一方面也是主、客觀因素的交互影響,譬如桌球、網球場地不易尋,野球湊不齊九個人,倒是籃球三對三鬥牛隨時可以上場,反正到了球場,管他識與不識,都可以隨意組隊打球,鬥贏了繼續打下去,鬥輸了休息一陣子再上,反正籃框總在那兒。就台灣一般人的運動而言,籃球可能是最膾炙人口的了,學校球場,社區球場,到處都是籃球架,也處處有歡樂的笑聲。尤其C大堤岸邊的籃球場,十幾年來有一群球友每周固定到這裡來,從學生時代到如今娶妻生子,大夥兒依舊每個周末(或周日)到球場舒活筋骨,雖然一個個不復當年的瘦峭模樣,身裁變形,速度遲緩,籃框還是同一個。每當激戰之際,一個個光了上身,彼此較勁誰的肚子戰備油多,祇見帶球上籃時,一身微顫顫的肥肉與籃球相映成趣,令人不禁莞爾。

  記得有一回打研究生杯籃球賽,對手是三民主義研究所(一九九○年代以後改成中山學術研究所)。彼時研究生的獎助學金一個月兩千元(同學們笑稱是領救濟金),當然做不起球衣,對壘的兩隊祇好猜拳,輸的一方打赤膊,大熱天的中午,我光著上身打控球後衛,女友則湊在人堆裡加油,女友的一位的學姊不認識我,問我的女友哪一位是我,我的女友告訴伊,就是那位肚子有一圈油的大胖子。據說講完之後,我的女友許久都覺得丟臉極了,怎麼自己的男友這麼不稱頭?不過我並非那場球賽的男主角,男主角是對手球隊的當家中鋒,在球賽中場休息時,祇見一個漂亮的女生衝進球場,拿了毛巾為伊的男友擦汗,然後當眾擁抱起來,看得我們這些球員乾瞪眼。在還算保守的一九八○年代初期,尤其在保守的C大,這可真是驚人之舉。一九九○年代以後,我的孩子和這對情侶的女兒一起上幼稚園。

  點點滴滴的回憶浮上心頭,然而,球場終於還是要拆了,在傳說了兩年多之後,球友們的最後希望幻滅了。一九九五年暑假,堤岸邊的籃球場圍上了綠色鐵板圍籬,拆除工程隨時可能進行,球友們到球場的頻率更勤了,由球場向堤岸望去,一抹夕陽緩緩沈落,緬懷、追昔,彷彿也沒有甚麼用了,伴我度過許多美好黃昏的球場,終於走到它生命的最後一站。

  我常常認為人生有三件事是重要的抉擇:運動、藝術和工作;而這三件事又各有兩種選擇方式,一種是自己會的,一種是能夠欣賞的。以運動而言,一個人可能選擇籃球運動,而成為職棒球迷;我自己平常打的是籃球、網球,但卻是職棒、網球和足球的標準球迷;在藝術方面,我會的是篆刻和國樂的木管樂器,欣賞的是雕塑、油畫和西方古典音樂;我的本行是歷史研究,業餘興趣是編輯和寫作。有趣的是,我從事的運動、藝術、工作範疇和我欣賞的項目,都略有點距離,但這又有甚麼關係呢?本身從事的運動(藝術、工作),往往祇算得上三、四流(甚或不入流),但能夠欣賞世界級的球賽、藝術或創作,誰曰不可?一個人不是樣樣都要拿第一,做做第三人,從事不入流的各行各業,也是一種人生樂趣。如果以職業水準來看,我在運動、藝術和工作三個範疇,可以說都不入流,但我也沒有想成為希臘文明所追求的桂冠詩人兼馬拉松選手。人各一命,有多大肚子就吃幾兩飯,也沒有人會多事來管你。

  曾幾何時,有幾位當日的球友已經返回母校任教,我也是其中之一。有時在球場遇到自己的學生,分組鬥牛時依舊打得如火如荼。有一回,系裡舉辦班際杯男籃賽,我也換上球衣,代表我擔任導師的這一班和學生們一塊兒打球。球賽開始以後,對方球員專門派人防守我,讓我控球左支右絀,投籃無法出手,猛古丁還吃個火鍋,正當我茫然不知所措時,一個我曾教過的學生拍拍我的肩臂:「老師,看你還神氣到幾時?」說完扮了個鬼臉,弄得我一臉苦笑。大概平常我上課太嚴(或太喜歡吹牛),學生們早想找機會整整我,好容易逮到球場上的合法機會,豈有不大加修理之理?一個年輕的、常和學生打成一片的老師,上了球場當然也就沒有甚麼特殊禮遇了。然而,我還是喜歡和學生們賽球,那種滿身汗水的男人與男人之間的接觸,使我稍稍感覺到這個以女生占大多數的系還有一點陽剛之氣,那是釐清了課業和師生關係的另類接觸,我喜歡這種生命最原始的肉體撞擊。

  有一回帶學生參加全國歷史杯男籃、女排比賽,這是一項已經舉行了二十年的歷史系聯誼球賽,我的學生們表現甚佳,在球場外為孩子們加油的我大聲吼叫著,激動的表情比孩子們還投入。有一位學生走到我身邊,輕聲細語地說:「老師,別這麼激動,同學們會嚇壞的。」我聽了頓覺赧然。一個在學校教書的老師,好像不該把球賽勝負看得這麼重,雖然我在球場上總是全心投入,在球場邊加油亦然,但年歲綦增,一個在講台上侃侃而談的老師,好像該表現得溫文儒雅一點,給學生一些好樣兒,免得他們將來同我一般衝動。就像一九九五年台灣職棒上半球季的開幕戰,宿敵兄弟象和統一獅在台北球場狹路相逢,我坐在右外野靠近中外野的看台上大聲吼叫,猛回頭,驚見我的七個學生就坐在後排不遠處,和我一樣舉起右臂喊“Hit”,師生相視惟一笑,接下來我祇好手握望遠鏡靜靜欣賞繼續進行的球賽。

  球場上的歡笑與淚痕,希望與榮光,一個在球場上度過青春歲月的前中年期男人,到了球場總不免想起逝去歲月的點點滴滴,那場錯失冠軍獎杯的遺憾,那場演成球員群毆的激烈比賽,球場上的場景一幕幕自記憶深處緩緩升起,彷彿人生未完成的球賽,永遠等在那裡。猶憶初見球場的一九八二年,懷抱著青春夢想的年歲,匆匆十二年過去了,堤岸邊的球場終於走到生命盡頭,歡樂的聲音漸遠,寂寥自四周湧來,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工人用十字鎬撬起十二座籃球架,聞聲趕來的球友們,默默目送籃球架裝上卡車,載到山上的新籃球場。我不知道這些籃球架的未來命運如何,因為山上球場早已架設完成,除非另闢新球場,否則這些籃球架祇能靜靜斜躺在山坡上,任它風吹雨淋日曬。十幾年來伴我度我過許多美好黃昏的籃球場,終於結束它最後的夏日,除了感傷,再多的話語亦無濟於事了。

  喧鬧的人群漸漸散了,堤岸邊的籃球場不再是歡笑的舞台,坐在堤岸上迴目四顧,對岸的燈火一盞盞亮了起來。也是黃昏,我再一次憑弔夏日最後的籃球場,多雨的指南山下,風風雨雨未曾腐蝕的籃球架,現在靜靜躺在不遠處的山坡上。堤岸邊的籃球場舊址,過些時候將矗立著嶄新的大樓。夏日最後的籃球場,我們祇能在夢裡重逢,執手相看,無語凝噎,就讓這一切隨風消逝,青春一去不再回。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日寫於指南山下
                    原載《中國時報•人間》 一九九五年九月六日



◎本文收入:吳鳴,《浮生逆旅》,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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