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54. 從「五二○」農民運動看農業政策問題


  自從政治解嚴以後,合法的集會遊行已經可以接受,但無論「集會遊行法」規定得如何詳密,集會遊行本身既然涉及不滿與抗議,其越出既有軌道的可能性自然升高。我們不能天真的要求所有及集會遊行都像小學生參加朝會或排路隊回家一樣守規矩。但這並不意味著集會遊行逾越法律時可以被縱容,流血衝突的事件仍是要依法嚴辦。但當「五二○」事件之後,焦點轉而指向事件本身,警政機關與司法機構均表示要依法究辦暴民之時,我們似乎忽略了農民起願的原始動機。

  「五二○」農民運動與過去的政治衝突事件大不相同。基本上它是一個農民請願運動,就像前些時候抗議美國火雞肉與水果進口的「三一六」與「三二一」事件,其訴求主題本來是非常明確的。可惜「五二○」事件羼入了政治黨派的衝突,而使得整個事件複雜化起來。

  令人不解的是,幾個衝突現場——立法院門前、景福門前、警政署前、行政院前、城中分局前、忠孝西路上,除了行政院之外,可以說都和農政扯不上關係,而主導此次遊行活動者的政治企圖,由此看來,亦昭然若揭。但無論如何,在這場台灣抗議運動有史以來最慘烈的事件中。暴力、衝突、流血,升高到如此之沸點,誠信是朝野雙方都不願見到的。《論語》上說:「如得其情,則哀矜而毋喜。」為政者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看到這樣的流血衝突場面,恐怕不免心有戚戚。執行公權力的警方,遊行集會的農民,都是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除了依法究辦之外,我們更要深思此抗議運動所產生的背景因素。

  「五二○」農民運動訴求的主題有七,與其大較者言,如農產品進口政策、農民保險、稻米收購價格、農會組織問題等。上述問題都是農政上的沈痾,根治維艱,但也不能因為積習已深而不思加以整治,這是整個農業政策的問題。事實上在「三一六」與「三三一」農民運動時,社會輿論大抵是站在同情農民的這一邊的;而「五二○」的遊行請願在開始的時候,也是博得社會的同情與支持的,雖然事件的結果造成同聲譴責。但當我們回頭審視此次農民運動之訴求,如果這些問題不能解決,縱使依法究辦了「五二○」事件的「暴民」,仍然是於事無補的。雖然公權力的執行有其必要性,法律的尊嚴更必須維護,但到頭來真正要從根本救起的還是農業政策。

  首先就農產品進口而言,「三一六」、「三二一」、「五二○」均以此為主要訴求。但據五月廿五日台視晚間新聞報導,火雞肉將於今年六月開放全雞進口(五月廿六日各報均刊載此則新聞),試想,同農民遊行集會所訴求的第一主題,但現在仍遭漠視,農民運動將伊于胡底?發展工業固為現代化之大勢所趨,亦為國家之既定政策,但也不能拿農業當祭品。是想台灣光復後之初以農業養工業的政策,使得我們的經濟在穩定中成長,因而創造了所謂的「經濟奇蹟」。今天應該是以工業養農業的時代,而非為求工業之發展犧牲農業。中國自古以來即以農立國,這些純潔、善良的農民,正是最需要政府保護的一群。雖然我們不必再談「重農抑商」的老調,今天工商業的發展,工商人士的抬頭,我們更要考慮如何照顧農民。令人不解的是,我們的傳播媒體仍然用台灣光復以後政府非常照顧農民的說詞,用四十年前的農家生活、農家收入和今天做比較,如果不是太過隔閡就是根本上的邏輯謬誤。試想,日本的四十年前和今天的天壤之別,韓國的急起直追,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個有作為的政府,四十年的歲月總也前後大不相同了。要比較的是四十年前農人與從事其他行業者之間的比較,以及今日各行業所得或生活的比較,甚至是和其他國家的現況比較,這樣才有意義。我們要檢討的是今天的問題,而不是四十年前和四十年後的比較。這種老掉牙的說詞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其次,農民保險也是一個必須馬上實施的項目,終年雨露風霜的農民,是最無生命保障的一群。然而,我們的公保、勞保、軍保實行幾十年了。農民保險猶在「試辦」階段,豈不難以自圓其說?雖然在「五二○」事件之後,農委會副主委葛錦昭宣佈將於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全面實施農民保險,並且將初保年齡放寬到七十歲以後(勞保是六十歲),能訂出這樣一個農民保險實施的時間表,總算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了。筆者出身農家,多年來頗為農民保險之未能實施所苦,欣聞全面農保之將實施,不禁歡喜讚嘆。事實上,在農民保險未實施以前,農家只要有一成員疾病纏身即易拖垮全家,賣田賣地,一家愁雲慘霧,甚而影響及下一代。筆者弱冠離家,誠為不肖之農家子弟,多年以來對農業問題時為縈懷,而農民保險實其最要之務。

  中國人向來說法是「民以食為天」,關於稻米收購價格與稻田轉作問題,也是農業政策的重要環節。目前稻米收購的價格仍然偏低,以一甲地而言,其稻獲量約在六千到一萬兩千台斤之間,一百斤稻穀的受收購保證價格為一千一百一十八元,則一季稻獲的收入約為六萬七千元到十三萬四千元之間,以台灣平均二獲計算(嘉南與屏東市原可三獲),每月收入約為一萬一千一百元到二萬三千元之間,扣除農藥、肥料等費用,一戶五口之家恐怕日子過得就很清苦了。於是農村子弟流向城市,誰也不願留在鄉間從事農耕。而傳播媒體常報導的農家有電視、冰箱之表象,其真實面多半是赴城市工作之農村青年將所得寄回所添購的,而有關稻田轉作的問題更是麻煩,先是在農會所發申請單填上將轉作之物,等收成時再據以請領轉作補助款項。事實上,大部分的農民目不識丁(尤其留在農村的均為年老農民),申請表因率為農會輔導員所代填,於是農人順口說「種玉米」輔導員隨即寫上。等到真正轉作時,發現甜椒的市場似乎較好(這也是人云亦云的猜測,真實情況未必是這樣的),於是改種甜椒。到收成時,要申請轉作補助了,農會輔導員稻田裡一看,種的不是玉米而是甜椒,補助的錢就化為烏有了。如果又碰上甜椒收成不好或價格不好,一家子就要喝西北風了。筆者於今年清明返鄉掃墓時,即親見家中因未依申請之作物轉作,而未能依法獲得補助之通知,詢問家人亦莫名其妙。加上時效已過,追訴無門,平白遭受損失。據父執輩云,類此案例,所在多有,則政府鼓勵稻田轉作之美意盡失。事實上有些美善的農業政策,因執行之失,導致政府與民間之誤解,其實只要稍做調整,是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的。

  最後一項是農會組織,也是最根本的問題。現行的農會組織體系為總幹事制,總幹事的遴選辦法係採間接選舉,亦即由農會會員選舉農民代表,再由農會代表選舉幹事。其中選舉農會代表示普選,亦即直接選舉,但選舉幹事就不免有「搓圓仔湯」之情事,而至總幹事選舉時,自也不免有金錢之介入,這是目前農會總幹事選舉弊病所在。設若農會幹事為十一人,其當選之基本票數為六票,於是一票百萬之說乃甚囂塵上。等到總幹事上台了,當然要在農產運銷過程中抽取回扣,以拿回競選時所投下的資本。筆者來自農村,目睹農會總幹事選舉之污穢,痛心疾首,然則力不能逮,徒呼負負。目前的解決之道惟改遴選辦法為普選,以及改善農產運銷制度,或可稍正其風氣,乃能選出真正為農民謀福利的農會總幹事。

  農業問題積弊已久,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所能解決的,必須由根本救起,否則事過境遷,四十年的農業政策不變,又焉能應付當前的農業問題?

  「五二○」農民運動結束了,留下的根本問題正待一項項解決,惟有從根本做起,才是面對「五二○」的最佳對策,農委會和檢察官員的職責是不一樣的,行政官僚體系應於此時各自發揮功效,庶其吾土吾民之幸。

                                   1988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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