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58. 文學現象


  顧亭林說:「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在傳統中國,我們一向對文人有著或多或少的鄙視,雖然在隋唐以後的官僚體系,由於科舉考試的緣故,使得讀書人有機會能夠進入官僚體系工作,形成所謂的文人政府。但中國的文人政府基本上是建構於儒學體系,直言之,即是儒學體系建構個人與社會之關係的「內聖、外王」理路,用《大學》的內容來做解釋則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就是所謂的「大學八目」,其中以「齊家」、「治國」為內聖、外王的分界,「齊家」以下為「內聖」理路,「治國」以上為「外王」理路。因此,基本上中國的讀書人一直是以經世濟民為首要之務,縱使在宋代以後,講求心性的理學當道,經世仍然是讀書人長存胸臆的思想。也因此使得傳統讀書人一向視詩詞文章為小道。

  曹丕「典論論文」說「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韓愈也說「文以明道」,程頤則是要「文以載道」,這樣的體系下來,傳統中國的集部書,在編選之時,便將奏議之類的文章或替皇帝擬的詔書擺在卷首,詩詞遊記與酬酢往來之文則放到卷中、卷末,這也代表了傳統中國讀書人的思想取向,也可以藉此說明傳統中國人所謂「文學」是有特殊意義的。

  五四以降,追求個人思想的解放,文學觀亦因此丕變,浪漫主義與個人主義甚囂塵上,於是形成了另一種文學觀。這種文學觀以抒發個人之情感為主,蔚為風氣,乃為顯學。今日之新文學或現代文學殆以此為濫觴,不論詩、小說、散文、戲劇,帶皆以豎立個人風格為首要,更有甚者,則以浪漫、唯美、感性為訴求,傳統中國「文以載道」的思想,被當成是要拋棄的舊包袱,線裝書當然就扔到茅坑裡了。雖然高山流水,各出機杼,各型類之文學本無所謂高下,為真性情能感動人,舊文學與新文學亦有其勝貌。

  如謂五四是新文學之濫觴,近幾年台灣文學的發展則是另一轉型。由於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以後,新舊文學的傳承有了某種程度之斷層,許多學者、作家因政治或其他緣故,未克來台,使得新舊文學兩方面都陷入了青黃不接之困境。此種現象正好說明了台灣光復初期,何以現代詩與現代文學能夠蓬勃發展的原因。簡單的說,現代詩與現代文學的移植較不需要歷史傳統,因此二文類皆屬西學,一切可以重頭來過。筆者個人殊無貶抑此二文類之意,畢竟傳統也是有了創新以後才發展下來的。有創新而後有傳統,本是一體之兩面。

  然而,陸沉後的文學發展,不免有根柢太淺之病,此無足深責,一個新傳統的形成本來要經過時間的考驗,歷史的洗禮。不幸的是,近幾年來文學人口之結構,使得原本根柢不足的文學,更轉為消遣讀物。這幾年的暢銷書排行榜,將文學導向一個極特殊的趣味。我們看到排行榜上的文學類書籍,大體可以推論出讀者的年齡層與閱讀方向,女作家、宗教、緣與命之類的書,大行其道,說明了文學書籍的閱讀人口,以高中女生和大學女生占大多數。而她們的所好往往影響書市之排行。雖然有人為文大聲疾呼,要用書櫥取代酒櫃,學習日本人的閱讀習慣,甚而希望我們的作家能像日本那樣,成為年度個人所得排行榜前幾名,這恐怕仍不免於是痴心妄想,如果我們的書市排行榜仍不將文學作品與通俗讀物分開,如果我們的文學人口仍然大多數是中學女生和大學女生,那麼,我們的文化出版事業與文學前途仍然是沒有遠景的。

  截自目前為止,台灣的文學一直在特殊環境中成長,文學人口也是極特殊的族群,因而形成書市的畸形發展。我們一方面失去舊文學的傳統,且又和五四新文學接不上頭,這種孤臣孽子式的文學現象,正需要更多的人來努力耕耘,亦需要更多的讀者人口;如果我們的文學現象仍不改變,我們的作家與讀者依舊在追逐自己的影子,那麼,縱使跑得再快,亦不過是在原地打圈圈罷了。文藝少女和文藝少年雖然是新生的力量(誰沒有文學的少年期?但不能永遠拒絕長大),更重要的是如何轉型,如何邁向更廣廓的天地,而不是在原地跑步。台語謂小孩長大成人為「轉骨」,過去台灣四十年來的文學現象,正是俗諺所云「轉骨轉冇過」,因此,我們雖然擁有兩千個以上的作家,並且年年有新的文藝少年加入文學人口的行列,可是,我們仍然是那「轉骨轉冇過」的孩子,有文學的熱鬧,而不見文學之成熟。

  希望有一天,我們的文學人口不僅是文藝少年,購書者不再只是中學與大學女生,這樣我們的文學可能還有一線希望,而作家們也可以專心創作一些偉大作品。更重要的是能夠培養出職業作家,而不再是兼差的「手工業」。一個國民所得超過八千美元,外匯存底超過七百億美元的國家,而居然無法養得起職業作家,也是差可堪憐的了。

  希望我們的文學走進生活,走進家庭,走進社會,走進每一個人的心靈,這樣,我們文學的未來纔有一線生機。更重要的是,希望這一天不會來得太遲。

                           原載《新生副刊》 1988/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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