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61. 學術的外衣


  自從社會科學方法論流行以來,問卷、統計、調查、分析諸法,乃成為學術論文的攻堅利器。而受過學院訓練者出來做事,從商從政也好,從事文化工作也好,都喜用問卷、統計、調查諸法,以為說服之有力數據。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有二:一是電視台的收視率調查,每一檔連續劇總是在收視率的起伏上決定上下檔命運;另一則是選情分析,某候選人的票源如何,分布地區、階層如何,報紙在做,候選人在做,選務機構也在做,以為致勝的秘訣。

  除了上述兩項攸關大眾的事務之外,新聞界每年要票選十大新聞,副刊要選文化界十大新聞,有的雜誌票選十大國內、十大國外新聞,唱片、歌曲、暢銷書,莫不以數據為最有力的法寶。此風從學院吹出,於傳播媒體尤烈,而今又吹回了學術界——有時則貌似學術,實為個人主觀之偏見。相信對問卷調查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數據祇是用來加強說服力而已,其本身是不會說話的。

  易言之,對數據的解釋,最後還是操縱在人的手上。胡適在「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一文中曾提出使用證據時,要先問下列五個問題:

(一)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

(二)什麼時候尋出的?

(三)什麼人尋出的?

(四)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

(五)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偽(無心的或 有意的)可能嗎? (「胡適文選•考據」,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六八年,初版,頁一六一)

  雖然胡適在治學方法上不免於有「科學主義」之嫌,但在「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這篇文章所提的五個問題,對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者,依然是必須遵守的根本原則,或者可以說是學術研究的「遊戲規則」。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漸為顯學的此時,這些「遊戲規則」仍然有效。所以,胡適六十年前提出「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所謂「科學方法」,雖然不見得真是「科學」,卻是有用的「方法」,不管從事歷史考據也好,讀者反應、民意調查也好,都必須堅守此一原則。

  日前拜讀《聯副》元月七、八日刊載鄭明娳教授大文「從大學生對散文的認識談一九八七散文現象」,極佩服鄭教授對散文研究的用心,蒐集整年各報刊、雜誌所發表的散文,加以分析、整理,並將一九八七年所初版的散文集票選出受喜歡程度之排行榜,可謂極其費心。而鄭教授近年對現代散文的研究成績,亦是有目共睹,如前出版《現代散文類型論》,即為第一本將現代散文進行分類,並做有系統研究的專書,可見其用心之深,用力之勤,相信對寫散文的人來說,是一大福音。直言之,鄭明娳教授是第一位肯用心對散文做整體性研究的學術工作者。但拜讀過「從大學生對散文的認識談一九八七散文現象」之後,筆者有幾個疑點,寫出以就教於鄭教授。

  相信對問卷調查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問卷調查的選樣有兩種,其一是隨機取樣,其二為選擇性取樣。隨機取樣係指在所有的取樣中任意找出需要的人數來,其間不經過人為預設的因素。以鄭文為例,「大學生」的隨機取樣為全國各大學,不分系別,隨意取樣四百人;選擇性取樣係先經篩選,找出特定類別之選樣,以鄭文為例,其選擇性取樣可以是全國各大學平均分配,每枚隨意選出五至十人以為取樣,也可以是全國各大學文學社團選出四百人來,但鄭文以四百名台大、師大二至四年級對文學有興趣的學生為取樣,則大有問題,甚至可以說是方法上的謬誤,如非作者對問卷調查認識不足,可能就是過於疏忽大意。

  其二,鄭文有關創作狀況的「少數名家之量產化」,以林清玄為例證,設定答案讓受調查者作答,其答案如「林氏正在充分發揮自己,他的散文質量皆很可觀」,「他重複主題及題材,已顯得疲累」,「他在大量創作中,雖未能有大突破,但仍保持一貫水準」,「儘量創作,把握機會」,「嚴格品質管制,寧願寫得少,但不能停筆」等,均帶有設計問卷調查者先驗的成見,也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設定答案,讓受調查者選。貌似客觀,實為主觀,在使用問卷調查時這類問題與答案是應該避免的。

  其三,鄭文有關讀者反應的「提供二十一位名單中,要學生分別選出兩位:最具藝術價值、思想深度、發展潛力、符合個人品味的名單」,此項出現兩個問題,其一是台灣的散文寫作者最少超過兩百位,而以其中的二十一位為「提供名單」,可以說是先預設了答案,讓受調查者排名順序而已,這是不太符合學術「遊戲規則」的。其二是鄭文並未舉出所提供的是那二十一位作者,是否也有所畏於其提供之名單可能被指為有「偏見」之嫌?雖然鄭教授很技巧的避開了這個問題。此外,在「提供十八位報紙副刊專欄作家的參考名單」項,也有同樣的「技術犯規」,此處不擬贅述。

  其四,鄭文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散文集中挑出十本,請學生選出最喜歡的三本。作者自己說「由於只提供十本書,已牽涉到我個人主觀的評價」,確有自知之明。根據《文訊》月刊的「文學出版」專欄所登錄,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散文集在兩百本以上,以十本為選樣,實在未免太有「個人主觀的評價」(借用鄭教授語),而以如此主觀評價之內容披上調查統計的「學術外衣」,是否有失客觀?

  雖然社會科學方法,統計、調查之數據,是學術研究的攻堅利器,但也要看設計問卷的內容是否周延,及其客觀性如何?並不是所有的問卷調查都能達到公正客觀之標準。以不周延的問卷、不符合學術規則的選樣,所做出來的調查統計,其可信度是值得商榷的。鄭教授的「從大學生對散文的認識談一九八七散文現象」,不是惟一的此類例證,可說是渺滄海之一粟而已。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者,對問卷調查有所愛者,對社會科學方法有迷思者,在運用這些方法時,可能必須更謹慎一些,而不是披著學術的外衣,逞其個人的見解。類此的問卷調查,照胡適的說法,恐怕是沒有做證據的資格的。

                            《聯合報副刊》 1988/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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