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弄堂,弄個什麼名堂




9. 題外話


  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要提筆寫作,更未曾想過有一天要靠手上的這支筆生活。但冥冥中自有安排,我不祇寫作,還因寫作的緣故,進入一家文學雜誌社工作,付出了十年的心力在史學研究上,最後依恃的卻是文學之筆,寧不可怪?

  但世間事往往如此。

  這故事該從小學五年級那個暑假說起。那時候,台灣鳳梨公司正大力推展洋菇,在豐田村買了幾十甲地,就用來種洋菇。父親去堆稻草,每日工資一百元;我去拖稻草和切稻草,種洋菇用的。一個黃昏,不經心地切掉了右手食指,我淡淡的說了句:「阿叔,以後我做不得讀書人了。」淚水便不聽話地落了下來。

  十年後,在東海大學唸歷史系四年級,面臨畢業的茫然。我剛剛放棄了研究所入學考試,開始對三年來執著於史學的孤意與深情感到懷疑,究竟歷史能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教訓?歷史的意義在那裡?鎮日堥I思冥想,宗教、人文、社會科學、真實與美善的終極,常常使我感到迷惘。於是開始提筆把平日的筆記、難以釐清的思維,以及生活的感懷等等寫了下來。如江水初發源,浩浩蕩蕩,一路流瀉下來。

  而當思維的困境找到出口以後,人沉靜,心靈也清澈起來,我又重回歷史之夢。退伍後進入歷史研究所就讀,此時,寫作更成為情感的寄託。但基本上我性情還是近於史學的多些。雖然自一九八○年冬季提筆以來,六年之間也零零碎碎寫了幾十萬字的散文、小說與報導,而其中的解釋就是:把理性交給歷史,將感情交給文學。

  雖然近年來文學有走上唯美、浪漫之趨勢,但我依然守住自己最初的觀點,把思想放在第一位。於是,對人文、宗教、歷史、人類之過往與未來等等,一直是我寫作的主體,甚至可以說是我創作的母奶。自握筆以來,戴東原「考據明而後義理明」的說法,不敢一日或忘。我常常覺得執筆屬文時的首要之務就是思想,也就是戴東原所說的義理。亦唯從義理出,自義理入,文學方有其不朽的意義。至若文辭翰藻,猶其餘事。

  文學對我來說,最好的譬喻大概就是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波西戰史」(Persion War)中的題外話罷!雖然不是敘事的主題,卻又不可或缺,因為這是真實的紀錄。

  我最希望做到的事就是:用文學之筆傳達歷史理念,以史家之筆固守文學天地。而能悠游於文史之間,將感情和理性放在適切的天平上。雖然這可能是我一輩子都做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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